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是哪三大家？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2-07-04科技管理研究所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哪三家？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由儒、佛、道三家文化为主流组成。传统文化不仅思想深邃圆融，内容广博；更重要的是，儒家、佛家、道家三家文化，高扬道德，为国人提供了立身处世的行为规范，以及最终的精神归宿。儒家以仁义教化为核心，为历代儒客所尊崇；道学以顺应自然为核心；佛学以慈悲、大爱、解脱为核心，强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扩展资料：中华传统文化的范围广泛，文字、语言、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都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传统文化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融入我们生活的，我们享受它而不自知的东西。具体地讲，中华传统文化以节日、古文、古诗、词语、乐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等为载体。

比如正月初一春节、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等节日和各种民俗活动以及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国的各地区的传统文化等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是儒道释三大家，它们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思想也极其博大精深，怎样抓住它的一些核心语录，以一斑而窥全豹呢？这里我想就三大家的一些经典语录作简单阐释，以期达到这一效果。

一、儒家

1.“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这是儒家从其根本思想出发而提炼出来的一条处世原则。这一原则，最根本的是前一部分，就是“兼济天下”，所以它们是“入世”的，要积极投身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至于后者“独善其身”，那是说，在未“达”时，要以儒家的规范养好自身的品格，以期为将来“达”服务。在儒家看来，只要做好了自身，“达”是迟早的事，无须悲观。所以当王勃在滕王阁上吟出“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追青云之志”时，历史上无数的儒士们感动得暗自垂泪啊。

2.“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句话是北宋大儒张载著名的“横塘四句”，是宋儒对儒学的的极大贡献。在古代中国，本来儒道释三家是针锋相对的，但各自对社会宇宙的阐释又是那样合理而精准，于是相互融合，到了南宋时期，三家基本合一了，不少廊庙里把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的雕像并排在一起供奉，甚至还加上了孟子。只是到了明朝，因朱元璋厌恶孟子说的“民为贵，君为轻”思想，才把他撤下神坛。从儒家这一格言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儒家已吸收了一下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开始考虑为百姓“立心”“立命”的事了，而不仅仅是为社会为君王“立功立业”。

那么儒家的标准人格是怎样的人呢？是“君子”。

3.子曰：“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足以使人。”大致解释下：

孔子说： “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恭敬就不会受到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诚信就会得到他人任用，勤敏就会提高效率，慈惠就能更容易使唤他人。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就是对别人要有一颗“爱心”，孔子把“仁”转化为人的行为准则就是五个字：恭、宽、信、敏、惠。认为只要做到这五个字，就可以行“仁”了，就是君子。后来，儒家学者进一步发挥，提出了“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把做人的行为规范定得更为详尽。

二、道家

4.“人法地，地发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家所讲的“道”明显和儒家不同，它是人和社会都必须遵循的一种客观规律，不按规律办事就会受到惩罚。他们形象地称之为“上善若水”。它们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做好一件事，必须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并且进一步要求，为了做好一件事，我们还必须拒绝一切诱惑，时刻不忘根本目的，我们说是“初心”，也未尝不可，这就是它们提出的“为腹不为目”的含义，“腹”，就是人的肚皮，“目”就是眼睛。只要能吃饱饭，其他花哨诱惑都是浮云。

5.“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为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下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道家从辩证的思想出发，总结了人类社会的一些客观规律，只要遵循了这些规律，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道家”和“儒家”根本目的，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让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和谐”“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道家”思想更适合民众心理些。

三、佛家

6.“三无漏学，宁静致远。”

佛家有“三学”，每一个修行之人是必须要学习的，就是“戒、定、慧”。佛陀教导信徒说，修戒即完善道德品行；修定即致力于内心平静；修慧即培育智慧。

戒定慧三学是次第的关系。先要完善自己的品德；有了品德，就应尝试让自己的心平静；内心平静了，应进一步提升智慧。

当然，佛家的“戒”内涵就深广了，我等凡人，难以理解透彻。一般人理解为“清规戒律”，可能有些偏颇，实际上，最初的“戒”也应该和儒道两家所说的社会道德、人格品行、行为准则意义类似吧，只不过各自说法不一，出发点不同而已。目的也是为了人类的和谐，只不过佛家更强调“修心”。

佛儒道三者的真正区别是什么？

区别在于文化主旨、做人标准、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哲学倾向、物质食粮对精神食粮的比喻：

一、文化主旨

儒家文化—进取文化。

道家文化—规律文化。

佛家文化—奉献文化。

二、做人标准

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

道家文化—领悟道、修养德、求自然、守本分、淡名利。

佛家文化—诸恶莫做、众善奉行、遵守十戒、心灵安定、运用智慧。

三、人生观

儒家文化—积极进取、建功立业。

道家文化—顺其自然、自我完善。

佛家文化—慈爱众生、无私奉献。

四、世界观

儒家文化—世界是展现才华的舞台。

道家文化—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境界。

佛家文化—相由心生，世界就在自己心中；一念之差，便可创造地狱、极乐。

五、价值观

儒家文化—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道家文化—以完善的自我带动和谐的社会。

佛家文化—在为他人献爱心、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

六、哲学倾向

儒家文化—入世哲学。

道家文化—出世哲学。

佛家文化—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

七、物质食粮对精神食粮的比喻

儒家文化—主食（如米饭、馒头等），不吃就会饿。

道家文化—副食 （如各种炒菜、汤羹等），不吃没滋味 。

佛家文化—水果 （如：苹果、香蕉等），不吃不甜蜜 。

扩展资料

儒家与道家关系

若是说儒家的中枢是仁的话，那么道家的中枢便是自然。依道家来看，儒的倡导虽好，却只能靠严以律已刻意做到，一有不慎，则内以伤身，外以乱人。

宋朝时，儒生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便可看出。而道以自然为本，以人天生之欲而推之，更加贴近于人的生活。

再配以虚无为体，柔弱为刚，执一以为，齐物为心，则可以做到二厢自然，智愚相宜，强弱相合，以致物我两忘，这是一种木音希声般的仁，故对于儒的“温检恭良让”的人德。

道家更注重如何做到自然，故有“虚无、齐物、守一、柔弱、纯粹素朴”五德。完成五德之后，自然而然做到儒提倡的“仁”和“义”。

人之所好，不过有、得、是、居上、乐。而道家不载于此，以自然而为，仅得大有，大得，大是，大乐。“人皆知持物之乐而不知不持物之乐。”正是说明了道家追求自然的目的。而自然的极致，则似婴儿，无识无是，不受物性。可谓之自然之至。能做到这个境界，道家叫做至人。

儒、佛、道、各自以不一样的人生社会学来考虑日常生活中的人另外将会具备的各个方面的必须或不一样的人到繁杂坎坷的人生路面上不一样环节将会具备的不一样必须，这古代历史曾对我国心理过程管控和人生使用价值的追求完美产生过关键的危害和功效。

中华传统观念文化艺术博大精深，在数千年的演化发展趋势中，最后产生了以儒家主导、佛道辅助的基础布局。而儒佛道往往可以变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杆，是國家和社会发展对他们的要求，而他们又恰好可以满足这类要求。

儒家：作为中华传统观念文化艺术的主流产品，儒家关心出世现生的历史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得更为突显。“乾坤之性人为因素贵”是儒家的一贯精神。整体上看，宗法伦理道德是儒家基础理论的主杆，而“人”则是其所有基础理论的立足点与关键。儒家谈人，基础仅限于出世；儒家谈人的保持，注重的是行为主体社会道德上的主动健全和圣贤忠恕之道，怎样从行为主体本身来注重为善去恶的重要性。

道家：当大家在各种各样人际关系中没法保持自身的情况下，道家有独特的充分发挥。孔子道家基础理论的关键是天性当然的“道”。道性当然潜山，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的基础理论架构尽管是“当然”，但其核心点却并沒有离去过“人”。孔子道家对人的影响力也给予了充足的高度重视和毫无疑问，仅仅道家对人的本性的观点及在人的保持难题上，走的是与儒家不一样的路面。

佛教：佛教的立足点是“人生皆苦”，它根据“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教义理论来论述从人生深谷中摆脱出去的重要性和概率，另外又根据“咎由自取”、“自种自收”的三世循环“业报说”而将大家引到“诸恶莫作，众善秉持”的人生社会道德实践活动，在其中包括着某类人根据努力创造人生永恒不变幸福快乐的憧憬。佛教对“人生”内涵的扩张和对道德品质咎由自取的注重，保证了佛教为善去恶社会道德批评的威慑性以及人生理想化的恒定风采，出示了佛教与中华传统具有的儒、道人生社会学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的突破口。

儒佛道各自在经国、修身养性和治心层面充分发挥不一样的功效。古代人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自然，这类区别仅仅相对性的，大量的是三者在历史时间的演化中通常产生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性。

现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与当代使用价值尚需进一步发掘、更新改造和自主创新；以儒佛道为三大主杆的中国文化传统本身也必须不断创新发展趋势。在历史上，只能消化吸收了不一样的文化艺术，才可以使中国文化传统活力四射。今日，人们仍必须效仿消化吸收人们出色文明行为成效，进而让华夏文明同世界各地老百姓造就的多种多样的文明行为一道，为人们出示恰当的精神引导和强劲的精神驱动力。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之儒佛道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演变发展中，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基本格局。而儒佛道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国家和社会对它们的需求，而它们又正好能够满足这种需求。

儒家之长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家关注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表现得最为突出。“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儒家的一贯精神。总体上看，宗法伦理是儒家理论的主干，而“人”则是其全部理论的出发点与核心。儒家谈人，基本限于现世;儒家谈人的实现，强调的是主体道德上的自觉完善和圣人教化，如何从主体自身来强调为善去恶的必要性。

道家之长

　　当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无法实现自我的时候，道家有独到的发挥。老子道家理论的核心是本性自然的“道”。道性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的理论框架虽然是“自然”，但其着眼点却并没有离开过“人”。老子道家对人的地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肯定，只是道家对人性的看法及在人的实现问题上，走的是与儒家不同的道路。

佛教之长

　　佛教的出发点是“人生皆苦”，它通过“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教义学说来论证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又通过“自作自受”、“自种自收”的三世轮回“业报说”而将人们引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实践，其中包含着某种人通过努力实现人生永恒幸福的向往。佛教对“人生”内涵的扩大和对道德行为自作自受的强调，确保了佛教为善去恶道德说教的威慑性及其人生理想的恒久魅力，提供了佛教与中国传统固有的儒、道人生哲学相融互补的契机。

　　儒佛道分别在经国、修身和治心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古人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当然，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更多的是三者在历史的演变中往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

　　目前，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与现代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改造和创新;以儒佛道为三大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历史上，只有吸收了不同的文化，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活力。今天，我们仍需要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从而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1、儒家的核心思想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主要思想包括：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儒家以孔孟为代表，以“人性善”为出发点，主张“德治”和“仁政”，崇尚中庸之道，讲究“天人合一“，“仁者爱人”，“讲信修睦，修已及人”。

2、道家的核心思想

道家思想的核心：以“道”为核心观念，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应天道。道家的“道”的含义：一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二，道法自然无为，三道无形而实存。四道具有普遍性，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3、佛家的核心思想

佛教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戒、定、慧。由戒生定、由定发慧。鸟巢禅师把这三个字通俗易懂地表达成十六个字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中华传统文化伴随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虽然在近代历史中，传统文化几经考验，一再接受历史的批判与反思，但终究显示出其不朽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滋润与营养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魂灵与底蕴。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得以继承、发展和光大，而且还在世界上产生着巨大的广泛的影响，许多发达的西方国家，比如美、英、法、日等国家，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应用领域相当广泛。

　　儒佛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其内涵之深刻与丰富远胜于西方文化。儒家是人学，重入世；道家是神学，重入世亦重出世；佛家是超人神之学，重出世。出世者，超出世间之谓也。儒家学理较易为人们所理解与接受，道家尤其是佛家的学理是绝对的本体论，直指形而上道体，因而难于为人所理解与接受。儒佛道三家都注重实践，不在语言文字上打转。儒家重“静坐”；道家重“炼丹”；佛家重“坐禅”，通过默坐澄心，精神的涵养与洗练，以期身心平衡、人天合一乃至生命的超越。准确的说，三家之学皆为人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相同的。儒家用“减”字，减去人的缺点错误；道家用“损”字，损去人的欲望和烦恼；佛家用“了”字，了去人的痛苦和痴心妄想。儒家忘我；道家舍我；佛家无我。有我忘我，入世忘世，居名逃名，见利让利，则在名不累，应物不伤，“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儒家取之谓“中庸”；道家用之谓“守中”；佛家名之谓“中道”，居中而应环，无所不周也。儒家重学理，佛道重功夫。儒家立圣人境界；道家立神人境界；佛家立超人境界。儒家治生；道家长生；佛家无生。儒家顺生死而尽生死；道家转生死而了生死；佛家明生死而无生死。由此，儒家安命立天；道家超命乐天；佛家知命顺天。以无为应有为，以无心合天心，以无用藏大用。

　　儒学讲人生怎样做君子、做孝子、做圣贤、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有价值的人；佛教讲人生如何做修行人、做罗汉、做菩萨，做一个有觉悟有慈悲普渡众生的人；道家讲人生如何做真人、至人、大人、神人、做一个由道而生由德而长顺其自然的人。

　　下面，我想从训诂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字的结构和意义上来解释一下儒佛道的深刻含义，以及它给予我们的智慧启示。

　　先看“儒”字。“儒”字左边一个“人”字旁，右边一个“需”字。儒者，人之所“需”也。而“需”字的上面是一个“雨”字，说明人需要阳光雨露；下面是一个“而”字，是不间断和连续的意思，说明人的需求是不断变化发展和提高的。它启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以人为本，首先考虑人的需要，尽量满足人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成就事业，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否则就没有意义。那么，一个人也是这样，你在世界上要想得到自己的所需，实现自己的目标追求，没有别的捷径可走，那就要努力奋斗，拼搏进取。有一种“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有一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劲头，就能达成我们的目的，实现我们的需求。换言之，一个国家要繁荣富强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发展民生；一个领导要有所建树就要尽力考虑人的需求，满足人的需求，提升人的需求；一个人要有所做有为就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懈地追求！　

　　再看“佛”字。“佛”字，左边一个“人”字旁，右边一个“弗”字。“佛”者，人无也，或者说佛不是人而是仙也。“弗”字是无和没有的意思，它又象征修身成佛决非易事。修佛的道路是一条漫长曲折的路（象“弗”，是弯着腰、躬着背向前走的），没有向佛的虔诚之心，没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是绝对成不了佛的。想成佛就要忘我，就要四大皆空，没有烦恼和痛苦。没有了人，此“物”当与虚幻联系在一起。当人们苦闷至极，郁郁不解时多想有个盛放希望，释放酸楚的“场所”。如此的场所哪里去找？人只要存在世间，哪能没有戚惨悲欢，哪能没有酸甜苦辣，于是“无解”的人们想到了无人或者人无的“佛”。它启示我们：为人处世不要把自我看得太重，不要把喜怒哀乐看得太重，要人心向善，普渡人生，多为人民谋福祉；凡事要看长远、顾大局，不为已悲，不为利动，不为色诱，用“戒定慧”治理“贪嗔痴”；要想成就大业必须吃大苦、耐大劳，持之以恒，牺牲奉献，决不半途而废，浅尝辄止。

　　最后看“道”字。“道”字是一个“首”字加“走”字旁。道者，脚做为大地托首而成。首是“道”之核心所在。意思是说，要做一个有头脑的人，即懂得规律有先见之明的人；靠有思想的头脑去思考世界，思考人生，去走好人生之路；要当先进，始终走在前头，成为世人的领路人。“道可道，非常道。”老子所述的“道”到底是指什么，指的是规律、道理，也包括宇宙玄机。它启示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提高素质，把握规律、尊重规律，以品德和才干立身做人，以素质能力成就事业；凡事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也就是聪慧的头脑和智慧，不能束之高阁，要深入实践、深入群众，靠我们的双手双脚去付诸行动，创造社会效益；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思想，没有了头脑，就会迷失方向，“脚步”就会无序，甚至要走上歧途。如果没有本事，能力素质差一些，就干不成大事，但还不至于坏事。

　　儒佛道，名称而已。它们即使被冠以了ABC也无不可，但人类拥有的“儒佛道”的三类“处世方式”，只要人类存在，它们就会永远存在下去。即：为解决所需要而争的“儒”，为惑之不解而托为“佛”，为心灵自由而追的“道”。作为人类行为、思想的主要“类型”将永远存在下去，不断地丰富发展，与经济社会紧密结合，成为精神财富。人要活命，生存是人类第一所需。自然，“儒”会成为社会的文化主体。人只要竭尽全力而不偷懒，吃饱饭是不成问题。“不事劳作”吃不饱的人，“经营有方”吃过饱的人便有了“空闲”来思索人生，琢磨世界。吃不饱的人和吃过饱的人便会觅“佛”寻“道”。因为他们的“需”大多解决了，或者他们的需得以解决的太少。换言之，居众生高低两端的人多会想往与“佛”“道”为伍，但真正能融入其中的却实属凤毛麟角。居于众生“中间”的人因“需”的缘故而多会不得已而与“儒”站在一起，即使想与“儒”脱离也不可能做到。在数量上或比例上来说，从属、靠近“佛道”两家的众生想超过“儒”家的可能性变得渺茫！让我们从儒佛道中吸取精华，陶冶性情，聪慧头脑，从而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自我完善的人。

三教之论述：

道家天人合一，体悟天心，顺天者行，逆天者劳。

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争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道家的中心思想。道家的“道”生万物，又隐藏在物中，意味着事物规律最终都指向最初的那个“道”，除此之外，道家的“德”也不是很多人误以为的品德，而是你认识、思考世界时，对世界的看法、修行的道路以及你为人处世的方式习惯。

两仪生八卦。阴阳为核心

佛家因果循环，今日因，明日果，种善因得善果，肉身是一个臭皮囊，寻求灵魂的超脱。

佛教教义有四谛、缘起、五蕴以及无常、无我等。公历纪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陆续出现一批阐发大乘思想的经典，在理论上发挥了空、中道、实相、六度的学说，对教义有所发展。其中主要的有无住涅槃、缘起性空和唯识说。

佛家最求因果论，遵循佛教思想的人相信完事有因果，有应必有果，而行为处事上最求万物皆空，对所有的一切都视为空，即涅槃，通俗说法就是不畏惧死亡，相信有转世来生。

善恶有报，因果循环。

儒家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以仁为核心，主张是以人为核心、为政以德、克己复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民贵君轻。

孔子儒家思想：在政治上提倡“为政以德”，把“德”、“礼”作为首要的统治手段，要求以德治民，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刑杀；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教学上实施“因材施教”；学习方法上主张“学思结合”。作为教育界的祖师爷，孔子的思想在诸国争霸和社会变革的时代并未受到太多重视。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也就是做国家管理者最高的道德就是爱每个人，现在称为博爱。由仁则生义，也就是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则。由义生礼，也就是国家制度、官吏行为规范。这是自黄帝以来华夏民族的核心思想。但当时春秋时期，国家制度崩溃，诸侯国各自为政不服政府，并放弃仁，追求武力和利益。

孟子儒家思想：孟子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但也强调小农阶级利益。主张实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的思想，同时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这种温和的政治主张，可惜不能适应当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需要。

荀子儒家思想：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礼”。荀子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重外王的实现。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法并施”的观点，自然观方面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观点，是当时生产力进步的反映，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附一：

儒教[rú jiào]或称儒学，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派。

儒教，源自中国。以夏商周的五教和祭礼为本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设教。

儒教以“儒家思想”为最高信仰，为儒客推崇。后人为了与崇尚黄老列庄等道家思想的道教区分，从南北朝开始叫做“儒教”，至清代儒家宗教化的“孔教”也属于儒教分支，儒教有着显著的中国文化特点，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思想。

正统始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汉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正式把儒教定为国教，五经成为国家法典以及中华法系的法理基础，以春秋决狱。汉代末年，儒教广泛传播，“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儒教自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其后各主要朝代或历史时期，都是官方指导思想。清代儒家宗教化形成的孔教也属于儒教分支。

据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考释，甲骨文的儒，象人沐浴濡身之形。上古原始宗教举行祭礼之前，司礼者必斋戒沐浴，以示诚敬。不仅证明了胡适所说儒最早是殷商教士，是宗教神职人员的论点，也为儒教是宗教找到了证据。

儒学是儒教推出的教学方法，曾经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使用儒学教书育人、管理社会。“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相同也不同。三者都是儒教文化产物；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存在。儒教是一种信仰，是儒家人的共同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

中文名：儒教

或称：孔教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朱熹、陈献章

标志：木铎

教义：仁

历史沿革

“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且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术士。《说文》：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通天地人曰儒。

尧舜禹的臣子皋陶兴"五教"、定"五礼"、创"五刑"、立"九德"、亲"九族"。《尚书·皋陶谟》曰:“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因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教即是儒教。“儒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核心与主干。

儒教发源自尧舜禹的五教。尧舜即注重“敬敷五教”。“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五教即五礼，全是家庭之礼。其中"五教" ，就是处理人际道德关系的五种基本规范，即孟子所解释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论语．八佾》：「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比喻木铎为宣扬教化的人

中国儒学史可以分为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宋明儒学、清代儒学等不同阶段。

周朝时期

周代初年，曾经协助周武王推翻了商朝统治的周公姬旦，在周朝建立以后，周公摄政，五年营建洛邑，六年制作礼乐。周公及三代礼乐，乃后起儒学之先导。洛邑成周，乃中国儒学之祖庭。曾经“制礼作乐”，建立了当时先进的政教一体的礼仪制度。但是数百年以后，这套制度逐渐遭到了破坏。春秋时代的孔丘，忧虑当时的混乱状况，一生恓恓惶惶，希望国家恢复秩序和安定。他是当时最为博学的学者，因而得到许多人的尊敬，被尊称为“孔子”或“夫子”，人们若称呼他的名字就感到是一种亵渎。但是孔子的主张得不到当时国君们的响应。于是，他整理了被认为是古代圣帝明王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希望这些文献能够成为后世人们行为的依据。经由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献，成为儒经或者儒经的基础。由于周公姬旦和孔子在礼仪制度和宗教观念上的重大贡献，直到唐代，人们还常常是“周孔”并称，认为他们是两个最大的圣人，并把儒教的主张说成是“周孔之道”。

孔子以后不久，战国时代早期的思想家墨翟曾称儒教为“道教”，因为儒者们奉行着自认为正确的“道”。

秦汉时期

汉朝孝武皇帝时定为中国官方统治思想，尊六经立学宫，重视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的礼仪制度的建设，被称为经学或汉学，成为中国的正统。

汉代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自汉高祖以来，历任帝皇比较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但从汉武帝开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这传统的国家宗教教义进行了新的解说。在董仲舒新解说的基础上，后来的儒教不断努力，逐渐使传统儒教彻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因而，独尊儒术，是传统的国家宗教彻底儒化的开端，也是儒教的真正开端。

经过70年的黄老之学治理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得流油的大国了。生产资料的大幅度积累必定促使国策发生变化，既然有了钱，再加上手里的皇权，汉武帝开始思索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成为 “万事之统”、“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绝对权力独裁者。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

董仲舒的上书——“天人三策”为皇帝解决了疑惑，同时也标准着儒家文化的脱胎换骨。

天人三策的核心内容就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人之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行体化天数而成。”

董仲舒为儒家文化灌输了宗教的框架结构与宗教教义。儒教信奉的神就是“天”，“天”在凡世间的代言就是“天子”，也就是皇帝；而皇帝又是儒教的教皇，他手握神权，主管天下的教徒与教会；朝廷是整个中国的总教会，每个家庭则是小教会，每个家庭的家长就是教会的主教或者牧师，每个中国百姓便是儒教的教徒......

经由董仲舒重新解释和发挥的儒教教义，十分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礼仪制度建设。完备而复杂的礼仪制度有助于人们养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习惯，这正是儒教重视礼仪的重要目的之一。

汉代末年，儒者蔡邕就正式使用作为名词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8]汉代末年，一部中国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中，也称孔子的教为“道”教。

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代，“儒教”概念逐渐流行，以家族式的形式存在并影响了汉传佛教与道教的形成。

直到晋代，皇帝在征召儒者到朝廷服务的诏书中，仍然称儒教为“道”教。古代中国人把儒教又叫做“圣教”。“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9]是以孔子为先师，圣人神道设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国家宗教。儒教以十三经为经典，以古代官僚机构为组织，以天坛、宗庙、孔庙、泰山为祭祀场所，以郊祀、祀祖、祭社稷、雩祀、释奠礼、五祀为祭祀仪式。

隋唐时期

隋唐以后成为指称由古代圣帝明王开创和不断改进的、由孔子加以综合创新的、在汉代被国家立为国教的宗教。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

隋唐时代，礼仪制度的建设达到了高潮。唐代中期制订的《开元礼》，成为后代礼仪制度的模范，其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这样的制度建设本应使国家趋于安定，然而不久即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国家从此陷入混乱，唐代政权从此也一蹶不振。唐朝后期的儒者反思儒教的效能，一面主张应该坚决排斥佛教和道教，另一面认为应诉诸人们内心，培养人们遵守礼仪制度的虔诚，因而对于心性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儒者们最重要的理论方向。《孟子》、《大学》、《中庸》等过去被忽略的儒教典籍受到特别重视。

宋元以后

到了宋代，经过程颢、程颐兄弟和他们的后继者主要是朱熹的努力，《孟子》等著作受到特别的重视，和《论语》一起，被称为“四书”，成为儒者们必修的最重要的著作。

南朱熹创建理学，尊四书、重视培养内心虔诚的“孔孟之道”。朱熹的儒教思想体系从天地万物说起，从格物致知入手，落实于人伦日用，道德修养，归结为求仁，成贤成圣。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是其施政方针。他用毕生精力注释的《四书集注》，成为宋代以后官方培养人才的标准教科书。理学以及心学又被称为宋学。

没落

明代，陈献章开明代心学先河，从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儒教实现了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明中晚期，湛若水与王阳明是当时心学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的学说被称“王湛”之学。

儒教经过汉魏谶纬神学、宋明道德神学之后，随着清王朝没落体系开始崩塌。自清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为求存图强，发动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运动，同时也对儒教产生强烈怀疑，发起了批判。

1912年民国成立之前，对是否再将儒教定为国家思想产生了分歧。革命人士主张不再尊儒，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参照基督教的模式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孔教确定为“国教”，并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后袁世凯称帝失败，请定国教运动也沉寂下来。但是康、陈等人继续在民间传播孔教，并且创造了一些宗教化礼仪。康有为所找到的中国落后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儒教未能像基督教那样，教堂林立，人人都很方便地与上帝沟通。于是在要求变法的同时，也要求变革儒教的祭祀制度。“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是，允许人人祭天，允许人人祭孔。康有为主张把宗庙、孔庙以外的儒教庙宇，甚至把佛寺道观，都改建成孔庙，以便通过这样的手段，使孔子的思想真正传播到所有中国人的心里，从而使中国富强。

中华民国成立，废止读经，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到国民政府后时期，又重新尊孔，把孔子祭祀列为国家祭祀。民国初年以来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倡导儒教和国家官僚组织分离，按基督教模式允许人人祭天，允许人人祭孔，因为“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挨凌夷，法守集坏，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极。”

儒家与儒教有本质区别，儒教不能代表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派，它只是以神道设教。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未曾中断，儒教思想与儒家学说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也未曾中断。

毛泽东时代还曾有“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到改革开放时期，儒教重新逐渐得到重视，又重新评价儒家思想，把孔子祭祀上升到一个大的范畴，几乎有国家祭祀的意思。

儒教对很多中国人的思想依然有很重大的影响。儒教也是古代韩国和越南的官方正统思想，现在儒教对韩国、越南以及日本一些人的思想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信仰祭祀

昊天上帝创世化育万民，自先秦起儒教百神，组成像人间官僚系统那样的等级体系。每个神的品级、爵位，一般说来，是由儒者规定的，并载入国家祀典。平素，它们依照规定，享受一方祭祀，如同诸侯的有封地和食邑；大祭时，则依品级配享、从祀于天坛之上。不入祀典的，被称为“淫祀”。“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山河湖海，原则上都是儒教的神祇。各种自然现象，风雨雷电等，也是儒教的神祇。那些对人有益或者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也可以成为儒教的神祇。各种著名的人物，也都可以作为儒教的神祇。但是他们成为神祇，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纳入祀典。否则被认为是“淫祀”，即超出规定的祭祀。这样的祭祀遭到儒教的反对，认为它不会带来幸福：“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圣教尊敬的神仙是仁义圣道的体现。

所谓非其所祭，就是说祭祀那些不该由自己祭祀的神祇。依照儒教的祭祀制度，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所有的神祇。而诸侯不能祭天，只能祭祀处于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普通百姓，能够祭祀的公神就更少，除了灶神，几乎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因此这些神祇在道教里供平民崇拜，道教里的高级神祇除了三清，大多数来自儒教，品级也与儒教类似，天神比地神尊贵，也比人神尊贵。

天神  儒教  道教

天帝（天尊） 昊天上帝 三清

五方帝（东） 青帝灵威仰 青灵始老苍帝君

五方帝（南） 赤帝赤熛怒 丹灵真老赤帝君

不同的是儒教昊天上帝只有皇帝与大臣可以祭奠并只可以由皇帝主持祭祀。

最高神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在儒教经典中，和天相等的另一称号是上帝，或称帝，天帝。皇天上帝的名称来自《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论语·尧曰》：“敢诏告于皇皇后帝”。《尚书·尧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中国古代的上帝，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祖宗神。其中最优秀者，是黄帝和炎帝。而所谓“炎黄子孙”，首先是说，天子们的家族，乃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后来就成为中国一般人祖宗的代称。也就是说，秦汉及其以前，中国古人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他们的祖宗。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至上神名字被依据《周礼》正式确定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的意义，则依据儒者毛氏对于《诗经·黍离》中“悠悠苍天”的解释，认为昊天的意思是“浩大元气”，而上帝的意思是说，天就像君主一样统治着世界。按《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宋史·礼志》）。

到了宋代，儒者程颐对于昊天上帝作出了进一步解释，认为那一团元气的自然之天，乃是上帝的身体；存在于元气之中并且和元气不可分离、主宰着元气的天理，就是上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或者上帝，就是理。这样的上帝观经过儒者朱熹的认可，成为元明清时代上帝观念的正统解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者们认为，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代表。“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神者，微妙玄通，不可测量，故能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知周万物，乐天知命，安土敦仁，范围天地，曲成万物，通乎昼夜，此皆神之功用也。作《易》者因自然之神以垂教，欲使圣人用此神道以被天下，虽是神之所为，亦是圣人所为。”“神道微妙，寂然不测。人若能豫知事之几微，则能与其神道合会也······言凡物之体，从柔以至刚，凡事之理，从微以至彰，知几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于神道，故为万夫所瞻望也。万夫举大略而言。若知几合神，则为天下之主，何直只云万夫而已，此知几其神乎者也。”“圣人之神道设教，观乎天而得之，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天之所以为天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圣人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圣人之所以为神也。”“阴阳所育，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祇之意。”

君王是昊天上帝之嫡长子，其权力出于神授，是秉承天意治理天下，故称天子。君王（皇帝）本身就是政教合一的最高权威，垄断了世俗与精神世界的权力。儒教教义的最终解释权始终是通过科举考试掌握在皇帝-官僚手中的。

孔子死后第二年(西元前四七八)，鲁哀公下令在曲阜阙里孔子的旧宅立庙，即曲阜孔庙。孔子生前所住的三间房屋改成寿堂，将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车、琴、书册等保存起来，并且按岁时祭祀。这是诸侯祭孔的开始。汉初，刘邦路过孔子家乡，曾经祭祀过孔子，然而那仅仅是个人行为，是一个后人对于先圣或者先贤的崇拜。西汉中期，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发怒。当时的国家政权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东汉，国家才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1949年，中共政府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以后，基本取消祭孔活动，被有些人认为是去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批林批孔的运动，祭孔视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很多孔庙的文物古迹都被破坏。因此，很多祭孔的仪式、舞蹈很少有人知道。直到1984年，曲阜孔庙才恢复了民间祭孔。以后中国其他地区陆续开始祭孔的活动。

孔子是国家公神，儒者们的宗教地位普遍较高。唐代为孔子设立“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22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宋代，从祀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他们是颜回、曾参、子思和孟轲。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个优秀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再次是“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

儒教百神，组成像人间官僚系统那样的等级体系。每个神的品级、爵位，一般说来是由儒者规定的，并载入国家祀典。平素，它们依照规定，享受一方祭祀，如同诸侯有封地和食邑；大祭时，则依品级配享而从祀于天坛之上。不入祀典的，被称为“淫祀”。

“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山河湖海，原则上都是儒教的神祇。各种自然现象，风雨雷电等，也是儒教的神祇。那些对人有益或者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也可以成为儒教的神祇。各种著名的人物，也都可以作为儒教的神祇。但是他们成为神祇，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纳入祀典。否则被认为是“淫祀”，即超出规定的祭祀。这样的祭祀遭到儒教的反对，认为它不会带来幸福：“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祭祀

所谓“非其所祭”，就是说祭祀那些不该由自己祭祀的神祇。依照儒教的祭祀制度，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所有的神祇。而诸侯不能祭天，只能祭祀处于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普通百姓，能够祭祀的公神就更少，除了灶神，几乎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孔子是国家的公神，但是按照规定，只能由儒者进行祭祀。官员可以祭祀孔子，因为独尊儒术的国家，官员一般也都是儒者。“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天子视学，也须祭先师。天子出征归来，要向先师行献俘礼，报告成功。”

在历史上，儒教国家对于民间不断兴起的神祇祭祀，一般有三种态度。

其一是将它们“招安”，收归国有。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城隍、关帝、梓潼神（文昌）和妈祖。

其二是禁止。历代都有作为国家官吏的儒者，其中如曹操、狄仁杰等，禁止他们认为危害社会安定、危害人民健康的神祇祭祀，拆毁庙宇，破坏神像。

其三是不收不禁，在国家遭遇大难大灾时，甚至也会委派国家官吏去向这些神祇祈祷。

历史地位

儒教自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在中国古代，儒教（孔教）始终居于社会或国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个别皇帝或国家官吏崇拜佛教、道教，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不代表国家。中国古代国家，从汉代开始，一直是把儒教（孔）教作为国家宗教。

儒教的意思，就是儒者们所从事的教育、教化。这个教育、教化，不仅是指学校贵族教育，而且是对广大民众进行教化。这个教，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借助神祇进行教育教化，即“神道设教”。依照儒者们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用神道教育民众，民众容易接受和服从。后世有人把这句话解释为儒者们自己不信神祇，而仅仅用神祇来教育民众，乃是对儒教的误解。现存所有的儒教文献，都找不到儒者们不信神祇的记载。儒者们有时抨击或否认某些低级的神祇，那是为了维护更高的、更加重要的神祇信仰，就像基督教、都常常抨击该教之外的神祇一样。

神道设教的意思，也就是宗教。“宗教”这个概念，被学界，包括宗教学界认为是个“外来语”，实际上，这是中国古代原有的词汇。其意义就是用神祇的意志教育民众，也就是神道设教。据许慎《说文解字》：“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宀”表示的是一个屋子。而“示”的意思是“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代表天。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神至切。”因此，宗的意思，就是盖个屋子祭祀神祇。而宗教，就是用神祇的意思教育民众，合于天理，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迄今为止，但凡至少脱离了原始状态的宗教，无一不是部分人借助神祇的意思来教育民众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宗教这个概念，比起英文的“religion”，可说是更加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这类社会现象的本质。

圣经

与圣教相伴的一个名称是“圣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圣经”一词常常使用，在隋唐宋明的儒者们的言论中，这指的是儒教的经典。“自孔子在时，方脩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圣经贤传所云忠孝节义之事不少”。欧阳修诗曰：“圣经日陈前，弟子罗两厢。大论叱佛老，高声诵虞唐。”又说“当汉承秦焚书，圣经未备”。“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更有“于圣经为悖理，于臣节为悖义”。“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或言“亦以为绎圣经尊王制无所苟而巳矣”“若孔孟以后之儒有功于圣经者无不祀矣。”皮锡瑞《经学历史》亦曰：“不知圣经本为后世立法，虽不专为汉，而继周者汉，去秦闰位不计，则以圣经为汉制作，固无不可。”

六经

儒教圣经是十三经。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经。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诗书礼乐又称古之为四教，周朝贵族的教科书。《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周易

《诗经》教以言语文学，《尚书》教以政事，《礼记》教以宗法纲纪、君子修养，《易经》《春秋》教以道义智慧是非。“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荀子说“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即《诗经》教言圣人之志，《尚书》教行圣人之事，《仪礼》规定圣人之行，《乐经》乃和圣人言，《春秋》乃圣人微言大义。“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

十三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五经基础上加《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唐六典》曰：“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 《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十三经注

《十三经注疏》是解释十三经的重要教参。注，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宋人将十三经宋及宋以前之注疏合刊，“注疏”之称始流行。

儒藏

把儒家典籍收集在一起，编成一大文库，即为“儒藏”，是儒家著作的总汇，与道家之道藏、道家术数之术藏、佛教的藏经相应。儒藏是聚集古代儒家著作的大百科全书，载有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学、历史、艺术、医学、化学、天文、地理、数学、技术各方面的丰富的内容。

北京大学《儒藏》工程预计耗资1.52亿元，是中国一项重大的学术文化项目，将包括收入近五百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约1.5亿字）和收入约5000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约10亿字)以及著录万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总目》，子项目包括十卷本《中国儒学史》和《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丛书》百种。这一工程将使中国拥有一部最齐备和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

组织

儒教没有在政权组织以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政权组织同时也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即《周礼》的官职结构。在这个组织中任职的官员，同时也是一种教职，执行宗教的职能。

高居于整个政权组织之上的，是君主。君主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最高的教职。他是天子，是“圣上”，在最隆重的祭天大典上，担任主祭。家族的宗伯则是家族的祭司。

皇帝以下各级官员，依自己不同的品级，担任不同的祭祀任务。在朝廷任职的官员，还常常作为皇帝的使者，到京城之外去执行祭祀任务。

各级地方主官代替了原来的诸侯，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祈雨。古代的个人文集中，凡担任过地方主官的儒者，几乎都有与祈睛、祈雨、祭祀一方神灵有关的诗文。比如叶适，被认为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叶适集》卷二十六，就有《祈睛文》、《祈雪文》、《祠山祷雨文》数篇。

祭祀的次数也有规定。比如祭上帝，一年有四次：春天祈年；夏初祈雨；秋季大享明堂；冬至郊祭，最为隆重。祭祖、祭孔，一般是春秋两次。规定之外，每逢大事，还有随时祭祀，将自己要作的事向上帝或祖宗报告，称“告”礼。封禅，是在获得巨大成功时实行的最隆重的告礼。

在这些较为隆重的礼仪之外，还有平素进行的简易礼节。比如学宫祭孔，在春秋两次大祭之外，每月朔望，还有两次较小的祭祀。再次，则学生每日上学，也都要向孔圣行礼。中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礼多人不怪”，其实神也不怪。“早晚一炷香”，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祭品，也有种种规定，从最隆重的太牢三牲，到瓜果疏菜，都可充作祭品。祭祖礼仪中，有一项是“荐新”：“其四时新物初登，皆先荐寝庙而后食。二月献羔开冰，四月以尝麦，七月登谷，八月尝麻，九月尝稻，十二月尝鱼。”（《通典》卷四十九）汉惠帝时，叔孙通说，古人有春天尝果一说，于是将樱桃进献宗庙。从此以后，瓜果蔬菜也成为祭品。

神职

《周礼》中掌建邦之天地、神祇、人鬼之礼，吉凶宾军嘉礼以及玉帛钟鼓等文物的太常寺官职，都是儒教的神职。太常的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分别执掌音乐、祝祷、供奉、天文历法、卜筮、医疗。

标志

水：西方学者用「水」的汉字代表儒教象征。认为孔子论水，君子如水，是中国哲学五大元素

囍：西方学者也用「囍」的汉字代表儒教象征。认为这个字代表人与人之间和平的相处之道

木铎：《论语·八佾》：“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比喻木铎为宣扬教化的人

黼黻：古代礼服边上规律的的花纹，后形容人的文章写的好、有文采。表示孔子重视「礼」和文教

孔子像：最普遍出现，古代学堂都有孔子画像，近代教育场所也有孔子铜像

三辰旗：代表华夏的最高象征「天」，天地君亲师，同时也是儒教的最高信仰

仪式

周礼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对服制、道具、仪式、过程都有详细严格的规定。“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冠礼是华夏礼仪制度之首，又称成人礼，是对汉人进行礼教的开始。周朝士大夫年及二十行冠礼，王公年及十五而冠。《礼记·冠义》曰：“已冠而志之，成人之道也”。

吉礼包括郊祀、大雩、朝日、夕月、方丘、祀社稷山川、享宗庙、祭孔、祓禊，祭祀的神祇如下：

天 昊天上帝 五帝 日、月 五星、十二辰、二十八宿 风师、雨师、司命 圜丘

地 皇地祇 神州 社、稷 五岳、四渎、四镇、海 山林、名川 方丘

凶礼包括丧礼、葬礼、致奠。

冠礼

宾礼包括接见、宴请外宾。

军礼包括乡射、大傩、讲武、告齐太公庙。

嘉礼“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

历法节庆

历法是儒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礼记·月令》。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

岁时 月令 夏历日 节气交替 仪式 民俗

元旦 元月初一 迎春气

寒食 冬至百五日 -

清明 冬至百六日 -

上巳

仲春 三月三 达春气

端午 仲夏 五月五 毕春气

中秋 仲秋 八月十五 达秋气

重阳 季秋 九月九 毕秋气

除夕 腊月三十 送寒气

大傩

儒教服饰

儒教服饰是指《周礼》中的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相加不仅象征天之大数十二，也分别代表乾坤天地、三辰五行之天道。

天子六服 天 乾 三辰（日月星） 裘冕 衮冕 鷩冕 毳冕 絺冕 玄冕

王后六服 地 坤 五行（水木火土金） 褘衣 揄翟 阙翟 鞠衣 展衣 褖衣

冕服体现了“绝地天通”的华夏信仰，更是汉人千年来祭神祀祖的吉服。祭天在礼经里有严格的服制规定。《周礼·春官宗伯》：“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唐朝《郊祀议》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万世不易之法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仪，愿罢一切伪饰。”“郊以祀天，祀天而必法则其所垂之象，使凡吾身之所被服、吾身之所乘驾、吾礼之所施设文饰，莫非天之象焉。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祭天服饰象征着上天垂象、天象，所以天子祭天要穿十二纹章衮冕。三公之冕九，祀、火、毳、藻、绣、爵弁等冕六，韦弁、皮弁、玄冠，合上九。三孤自祀冕而下八，无火冕。公卿七，又无毳冕。上大夫六，又无藻冕。中大夫五，又无皮弁。下大夫四，又无爵弁。士服三，祀弁、爵弁、玄冕。庶士玄冠。

教义

儒教的主旨是“圣人神道设教”，其基本信仰是“仁”，即人人友爱。“礼”是实现“仁”的基本途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先儒有言，礼之始也则自天子出，礼之终也则与民由之。与民由之然后礼达而分定，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则必有以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为主者，以神道设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观之，则圣人制为祭祀之礼者非但以致吾之诚、报神之德而已也，而实因之以设民之教，使咸安其分，尽其职以报乎上焉。”

除了礼教仪式以外，还有合于天理的修身致诚之道。

汉魏谶纬神学

谶纬神学是流行于中国两汉时期的一种儒家学说。“谶”，即一种神秘的预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又分为符谶、图谶等；“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依据，流行一时，在东汉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魏晋日渐衰落，刘宋后谶纬之书亦受到历朝查禁，所存仅少量残篇，有明《古微书》、清《七纬》等辑本存世。谶纬之书除其中包含的迷信成分外，还含有某些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宋明道德神学

理学，又名为道学。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敬天思想

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37]“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不畏敬天，其殃来至暗。”[38]敬天除了要行天道，还要祭祀上天。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是儒教的教义之一。《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天人感应思想源于《尚书·洪范》，孔子作《春秋》言灾异述天道，到西汉时董仲舒据《公羊传》集天道灾异说之大成。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因为上帝是仁德的神，帝谓五德之帝，上帝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谓大微五帝，应于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谓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义，火神礼，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

天命观

儒教信奉“天命成败，圣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尚书·仲虺之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

现代人的儒教，敬天，更要人和，对天尊重，也应该对人性关怀。儒教的礼和人性观，是人性的根本，所以心莫若和。中国文明有和谐性，天命地利人和是辩证合一的。

合于天理

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宋明理学尊四书为孔门至精之文，是儒教“合于天理”的一种修行方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为道、为德、为事，“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理学以《大学》为间架为纲领，以《论语》为根本，以《中庸》为“天人一理”“道统之传”，从大学到中庸即是“先致知而后诚意”。

教化

“盖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秽。所谓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谓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谓也。”“天下之达道也，必从事於修道之教，然后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惧慎独，所以修道也”。

理学宣扬《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庸》的“三达德”以及《孟子》的“诚”，推崇《论语》的敬天，奉祖，孝亲，忠信，仁义，崇礼，性善，弘毅，见贤，思齐。

概括而言就是“三纲八目”：德行

《孝经》：“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易传》：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孟子：“持志养气”，“养浩然之气”。

《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周敦颐：“三希修炼”：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生死观

《尚书·泰誓中》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儒教坚信一个人若成就了绝对的善，那个人就永远存在于天地之间，不会再有死亡。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可以说主要以实现三不朽之一或多来达到“成圣”的水平。

总而言之，儒教在生死观上更加追求的是生的价值而不是死的价值

政事

儒教强调“先王之道”，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尊王攘夷。以“正名”、“民无信不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总纲。儒家主张内圣外王，把人道推行到政治上去，故言“人道政为大”，“人道敏政”，人道的法则是努力治理政事。要求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敬天忠君是儒教的根本原则，再配合着大一统的天下模式，任用贤能的用人主张，德治与教化的治民方案，和长治久安的根本目的，天下即可“大同”。

大同之现代发展

国际儒学联合会，国际儒学联合会（英文名：International Confucian Association，简称：ICA）是由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与儒学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共同发起，于1994年10月5日在中国北京正式宣告成立；1995年7月在中国民政部注册登记，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性学术团体。联合会永久会址设在中国北京。

新儒家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科学发展观时期建设和谐社会方法，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大众儒学

大众儒学是当代一种新的儒学研究派别，是新时期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儒学思想在当下社会的意义影响作出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

儒学中“仁”和“礼”的关系应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和谐：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在破坏和谐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儒学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

主要影响

1.中国香港地区

香港孔教学院是大陆孔教运动失败以后康有为弟子陈焕章博士、进士，于1930年在香港创办的。他自任院长，以弘扬孔道及兴学育才为宗旨，设立孔教中学(后易名为大成学校)，并以宗教形式弘扬儒学，将孔教的圣火保存下来。第二任院长朱汝珍，将孔教学院注册为慈善组织。第三任院长卢湘父也是康有为的弟子，很有办学经验，办学认真，重品德教育，诲人不倦，以身作则，躬行实践，还创办了孔教学院下属的中学及小学。第四任院长黄允畋，1978年同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和道教五个宗教团体组成“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1992年，汤恩佳当选为孔教学院院长，在宣誓就职典礼上提出要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重新点燃孔圣之火。从此，以孔教儒学为主轴的宗教文化复兴运动蓬勃展开。孔教学院是集文化、宗教、教育、慈善为一体的多功能爱国爱港团体。

2.中国澳门地区

1909年成立，初附属于北京孔教总会 ，后才独立。 宗旨以“尊崇孔教，发扬圣德，兴学育才，增进文化”为本。华人向来重视道德教化，为弘扬儒家的道德精神与文化，澳门孔教在1913年已成立小学堂，以推动民间教育，1960年，更编印《孔教中学经选》，选录了共74条自《 论语 》、《 孟子 》及其它儒家经典中就孔儒仁义礼智信的名言，供学生背诵学习。每逢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圣诞 ，澳门孔教会带领社会各界华人和学校举行纪念与祭典仪式。其举行的仪式采用古制，包括：盥洗礼，迎神礼，奠帛初献礼，晋祝礼，亚献礼，三献礼，受胙礼，送神礼，望燎礼等，仪式由澳门孔教会主持。

3.中国台湾地区

“中国儒教会”前身为“台湾省圣教神明会”鸾堂系统，的确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民间宗教团体。晚清以来鸾堂信仰（鸾堂是台湾民间信仰颇为兴盛的宗教流派，又称鸾门、圣堂、圣门、儒门，或称儒宗神教、儒宗圣教、儒宗鸾教等。鸾堂标榜以儒为宗、以神为教，主祀恩主公）传播至台，在发展过程中部份鸾堂以儒为宗、定名儒宗神教，并成立中国儒教会。

4.印尼

印尼孔教总会在印尼各地设有200个左右的分会——孔教会（MAKIN）。孔教会组织教徒定期以礼堂为主从事宗教祈祷、唱圣歌和学习经书等活动，还开展的活动有华夏传统节日、圣诞日的祭孔仪式，家庭互助、小孩教育、新人结婚公证和举办婚礼，老人故去的丧礼举办，慈善、赈灾等活动。孔教会出版各种儒家经典以及《孔子圣迹故事》、《孔教圣歌》、《礼仪手册》、《中国文化》等书籍，并制作圣歌碟片、龙和麒麟图案等各种用具和纪念品。由于曾经几十年禁止华文，因此出版的书籍几乎全是印尼文。孔教徒希望子女能学会华文，读原版的经书和资料。印尼的孔教徒把曲阜看作“圣地”，希望一辈子至少要去一次。

5.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现任会长是郭文龙先生。南洋孔教会的发展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20世纪初，在国内孔教运动的影响下，南洋各地纷纷响应，槟城、诒保、马六甲等相继成立了孔教会。1914年，林文庆博士等发起在新加坡成立了得实力孔教会，会址设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员数百人，大多是商会会员。南洋孔教会积极组织讲座、课程等活动弘扬孔子思想，对新加坡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以及促进这个多元文化宗教的国家和谐方面有积极的贡献。

6.马来西亚

马六甲孔教会据说在战前已经成立，当时称为联邦圣教会，成立日与初期领导的资料已难于找寻，可追溯的会所是在马六甲板底街桥头的云林阁。 2001年6月20日成立社团注册委员会，起草章程，2002年7月9日获得批准，定名“马六甲孔教会”（Pertubuhan Confucius Melaka）。在2001年搬入甘光拉班华丽园。 2004年8月1日马六甲孔教会举行了自己会所的动土兴建仪式。新址于Jalan Portugis，75300， Melaka，2005年9月26日举行开幕典礼。会所中2.5公尺重500Kg孔像是由中国山东省政府所赠送。

7.韩国

把儒教当做学问来研究，当做思想来发展。1985年立志发展儒教的韩国学者发起儒教学会，把儒教当作学问来研究，当作思想来继承和发展，实现儒教的系统化、现代化、大众化做出贡献是这个学会的宗旨。其办公室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内，设有总会和理事会。进行组织儒教思想学术会议、学术发表会、儒教思想讲演会、学术讲座，办理发放儒教思想学术研究费、补助费及奖学金，听取汇报，发行研究杂志及其他工作。每年主持召开儒教思想学术会议，以培养有利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提高儒教思想讲座水平和道义精神为目的而召开的儒教思想全国巡回讲演会，为儒教的大众化及确保儒教思想的地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1986年开始，每年发行学会杂志《儒教思想研究》。

争论

对于儒教是否是一种宗教历来有争议。反对者的意见如果归结为一条，就是说儒教不具有一般宗教的特征。比如：儒者一般不信鬼神，儒教无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儒教无彼岸世界等等。实际上儒教是有的，儒者信奉上帝（天）。依儒经，上帝“作之君、作之师”，教给君师的任务，不是让他们带领人们到上帝的世界里去，而是要他们“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即辅佐上帝，把天下治理好。这只是教义的不同，并不是教与非教的分水岭。1902年以前，儒者们一致认为，儒教是和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一样性质的宗教，区别仅仅在于儒教是“圣教”，而其他的不是。

争论一

第一次关于儒教是教非教的争论，是发生在基督教内部的“礼仪之争”。所谓“礼仪之争”，是早期在华基督教内部，争论儒者们祭孔、祭祖是不是宗教活动。假如是宗教活动，则从事此类活动的人就不能加入基督教；假如不是，则可以成为基督教徒。利玛窦来华，为了打开传教的局面，自辟蹊径，允许那些保持祭孔、祭祖传统的儒者加入基督教，从而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他在给罗马公教会的报告中，声称这些活动仅仅具有纪念意义，并不具有宗教意义。而在他撰写的中国札记中，则把儒教作为中国宗教状况的首要内容，并且明确指出：儒者们“的确相信有一位神在维护着和管理着世上的一切事物”，“这些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高的神祇”，儒者们“也承认别的鬼神，但这些鬼神的统治权要有限得多，受到的尊敬也差得多”。从这些札记中，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利玛窦说儒教不是宗教，仅仅是他的传教策略而已。

争论二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20世纪初叶。康有为主张改革儒教，他的学生梁启超追随他的主张，在湖南自强学堂讲学，力主儒教就是宗教。但是变法失败以后，梁于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儒教不是宗教。梁的意见立刻遭到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强烈指责，但是未能改变梁的主张。从此以后，儒教不是宗教的观点就逐渐流行开来。另一个流行观点是道家非道教说。

10年后，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在此以前，蔡元培曾经不止一次发表文章，包括他在德国写的学位论文，都曾明确主张儒教是教。在担任教育总长后，他首先取消了学校中保存的尊孔读经制度，不久又明确宣布儒教不是宗教，并且主张用美育取代宗教。

数年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并在该杂志上多次著文，明确指出儒教之教只是教化之教，而不是宗教之教。

这次争论，儒教不是宗教的主张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从此以后，儒教不是宗教，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定论，成为一切有关传统文化著作的立论基础。

争论三

第三次争论从1978年年底开始，任继愈先生在南京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儒教是宗教的演讲。后来又就此题目不止一次地发表演讲和文章，论证儒教是宗教。然而在近1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人赞成，而只有任继愈先生一人在坚持着他儒教是教说。

1986年，何光沪首先著文，支持儒教是教说，后来又有赖永海、谢谦、李申，相继以不同形式，公开赞成儒教是教说。到1999年，10余年间，有案可查的、明确支持“儒教是教”说的学者，加上任继愈先生，共5人。

1999年、2000年，李申两卷本的《中国儒教史》相继出版。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是“划时代的著作”。反对者认为该书是“国家级的豆腐渣工程”，是不通训诂、没有读懂古书的结果。激烈的争论持续了近一年，零星的争论至今仍然在进行。

围绕《中国儒教史》争论的结果，是更多的人接受了儒教是教说。其标志性的事件：一是国际儒学联合会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合作，召开了“儒学、儒教和宗教”的学术讨论会；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参加了成立中心大会，表示国家最高的宗教研究机构和宗教管理机构，都正式承认了儒教作为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三是这个“宗教蓝皮书”，正式把儒教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宗教加以研究和介绍。

附二：

佛教[fó jiào]或称佛学，是世界三大宗教一。

佛教是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及世界各地，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中文名：佛教

诞生地：古印度

主要分布区域：东亚、东南亚

创始人：释迦牟尼

起源

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间。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涅槃。

演变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涅槃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惯例。由于佛陀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灭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枝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上座部（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和大众部在教义上有较大差别。两大部的主要差别是：①对法（事物、存在）的认识。大众部认为“过去未来，非实有体”、“现有体用，可名实有”，即认为一切现实都依因缘生灭，过去的已经灭了，没有实体，未来的没有生起，也没有实体，仅仅现在一刹那中才有法体和作用；说一切有部主张法体是永恒存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世也都是实有的，即所谓“法体恒有”、“三世实有”，被称为我空法有论。②对佛陀的认识。大众部认为生灭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非实身，佛陀的实身是积累长期的修行而成，他有着无际的寿命和威力，所说一切言语为随机说法，并以一音说一切法；说一切有部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化身，认为佛说言语并非都是经教，也并不是一音说一切法。③对声闻和菩萨的认识。大众部强调菩萨广度众生的慈悲愿力，轻声闻而贵菩萨；说一切有部虽承认声闻、缘觉、菩萨能修行根性和所修行道路有差别，但认为佛与声闻、缘觉所得解脱没有差异。

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根据《大般若经》《维摩经》《妙法莲华经》等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进行修持和传教，形成了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系统，而将早期佛教贬称为小乘。

佛陀涅槃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此派创始人龙树，阐发“空”、“中道”和“二谛”的思想，其弟子提婆继续弘扬龙树的学说，使大乘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以后还有清辨和佛护、月称等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中观的思想，形成自续派和应成派。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

佛陀涅槃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无著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其弟世亲，原是说一切有部学者，后从无著改宗大乘，称“千部论师”。无著、世亲弘扬“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唯识论，此后传承主要有难陀、安慧、陈那、护法4家，护法之后还有戒贤、亲光等。

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传播

佛教原来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从此遍传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同时又派传教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大致可分为两条路线：南向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传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佛教向斯里兰卡传播，约在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派他的儿子摩哂陀去斯里兰卡传授上座部佛教。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出现了两个佛教派别：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3世纪上半叶大乘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在无畏山寺派中又分出了南寺派。5世纪初，觉音用巴利语对南传三藏进行了整理和注释，确立了上座部教义的完整体系。大寺派被认为是南传佛教的正统派。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的佛教都承受斯里兰卡大寺派的法统。12世纪以后，由于外族和殖民主义者的侵入，斯里兰卡佛教曾两度受到破坏，后再由缅甸和泰国重新传入。

上座部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约在4—5世纪。11世纪中叶，蒲甘王朝的阿奴律陀王，建立缅甸最早的统一封建王朝，曾奉大寺派佛教为国教。以后历代王朝都保护佛教，建立了大量雄伟华丽的佛塔，如18世纪所建仰光大金塔等。

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泰国约在12世纪左右。13世纪，泰国素可泰王朝宣布奉佛教为国教。18世纪曼谷王朝诸王都笃信佛教。19世纪中叶以后，拉玛四世对佛教进行改革，形成新旧两派，绵延至今。1919—1927年刊行了全部三藏注释及藏外典籍。泰国目前是东南亚佛教兴盛的国家，被称为“僧侣之国”。

5—6世纪时，佛教传入扶南（早期柬埔寨），当时大小乘兼传。6世纪扶南改称为真腊，宗教信仰为大小乘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存在，这明显地反映在宗教仪式和9—12世纪吴哥城的许多宫殿建筑上。14世纪中叶后，柬埔寨沦为泰国的属国，上座部佛教随之传入。以后，老挝又从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

从5世纪起，佛教开始传入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巴厘等地。据中国高僧义净的记述，7世纪中叶印度尼西亚诸岛小乘佛教盛行，以后诸王朝都信仰大乘佛教与印度教；至15世纪伊斯兰教开始盛行。

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汉代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至南北朝时传播于全国，出现了很多学派。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宗派。宋代以后，佛教各派趋向融合，同时儒、佛、道的矛盾也渐趋消失。7—8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中国西藏，至10世纪中叶后形成藏语系佛教，后又辗转传到四川、青海、甘肃、蒙古和俄国布利雅特蒙古族居住的地区。

大约在2世纪末，佛教从中国传入越南。在4—5世纪时获得广泛传播。10—14世纪，越南佛教进入兴盛时期。泰国和缅甸佛教对越南佛教也产生影响。

4世纪后半叶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高句丽。7世纪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后，由中国传入的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都很盛行，以后禅宗尤为兴盛。14世纪末刊行了《高丽藏》。14世纪李氏王朝虽然一度采取排佛崇儒的政策，但朝鲜佛教仍然有所发展，17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衰落，至近代又有所复兴。

6世纪，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此后一直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7世纪初，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要求全体臣民“皈依三宝”。从中国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留学僧，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日本。12世纪以后，日本佛教形成很多民族化的宗派。

在印度阿育王时传至叙利亚、埃及等国的佛教，以后又传到非洲一些地区，但影响不大。

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佛教先后传入欧洲和北美。1906年英国成立“英国佛教协会”，欧洲佛教徒开始有自己的组织。以后英、法、德、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都有佛教僧团和研究机构。佛教传入美国后，又北传加拿大，南传巴西、秘鲁、阿根廷等国。

目前佛教已传播到世界各大洲。但主要仍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这个地区的佛教信徒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信徒。

派系

佛教传播到每一个地区以后，由于受到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形式和内容都有相应的变化，形成许多宗派。

中国：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大系统。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学派和宗派。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此外还有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几个小派。其中格鲁派的规模最大。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有润（又分摆罢、摆孙二个支派）、摆庄、多列（又分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坐四个支派）、左抵四派。

日本：有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临济、曹洞、黄檗）、日莲宗、律宗等；现代尚有属于日莲系的新兴宗派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

韩国：有曹溪宗、天台宗、涅槃宗、太古宗和圆佛教等。

斯里兰卡：早期有大寺派、无畏山寺派和祇多林寺派；现代有暹罗派、阿摩罗普罗派、罗曼那派等三大派。

越南：有灭喜禅派、无言通禅派、草堂禅派、竹林禅派、了观禅派和禅净合一的莲宗派等。

缅甸：早期有僧伽罗僧伽派、末罗姆摩僧伽派、偏袒派、全缠派，现有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

泰国、柬埔寨、老挝：主要佛教宗派有法相应部和大部派。

基本教义

原始佛教的主要教义有四谛、缘起、五蕴以及无常、无我等。公历纪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陆续出现一批阐发大乘思想的经典，在理论上发挥了空、中道、实相、六度的学说，对教义有所发展。其中主要的有无住涅槃、缘起性空和唯识说。

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上有许多创新。主要的有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以及顿悟、十玄、六相和三观等。

经典

佛教典籍共分为经、律、论三藏。“藏”的原意是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箧，有容纳、收藏的含义，佛教用以概括全部佛教典籍。经是释迦本人所说的教义；律是佛陀为教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及其解释；论是为阐明经、律而作的各种理论的解释和研究。尚有一部分佛教僧侣、学者对三藏所作的注疏、撰述，称为“藏外典籍”。三藏在南北朝时称“一切经”，隋代以后称“大藏经”。

大藏经按语系划分，一般认为有三大系统：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梵文经典只有少量残存于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近年来，中国新疆和克什米尔又发现了一些，主要是大乘经典。

僧伽制度

出家僧尼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定及传统习惯。相传释迦牟尼成道后，到鹿野苑为憍陈如等五人三转四谛法轮，同时始建僧团。但此时还未制戒。根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一所述，释迦“证觉”后第13年有苏阵那犯过，始与诸比丘结戒，创制波罗夷（意译为弃，即弃于佛法之外）不共住戒法。以后比丘越来越多，犯过失的也随之增多，于是陆续制定相应的禁戒，逐渐形成系统而完备的律制。佛教分成上座、大众两个部派以后，南传佛教奉行上座部律，至今不衰。由于对律制的理解和奉行渐有差异，因而各国佛教又分成若干派别，僧伽除了有共同遵奉的戒律外，还有适应本国情况的僧团制度。有的国家还设有管理全国僧伽事务的僧王、僧议会和僧内阁或大长老会等。三国魏嘉平年间，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戒本传入中国，北传佛教僧众当时奉为准绳。后律典翻译渐多，从东晋到宋、齐、梁时代，中国僧众主要奉行说一切有部《十诵律》。后因提倡法藏部《四分律》的人增多，唐道宣便依据《四分律》建立律宗。此后汉族地区僧众一直奉行此律。

中国藏、蒙等地区佛教都奉行说一切有部律，有些寺庙还订立清规。如格鲁派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都有自家的清规，它们设有“堪布”（相当于汉地丛林的“住持”）、“翁则”（负责领众念诵修持，相当于汉地丛林的“维那”）、“格贵”（蒙族佛教叫“格斯贵”，俗称“铁棒喇嘛”，监察僧众勤惰，相当于汉地丛林的“僧值”）、“涅巴”（管家，职掌库房财务等）、“强佐”（管理扎仓行政事务和财产）等职分司各事。

中国傣族等地区巴利语系佛教的最高领袖称“松迪阿伽摩尼”，寺院住持称“都龙”，奉行的律部和僧制，与南传缅甸上座部佛教大同小异。

日本佛教的律制主要是中国唐代鉴真传去的，也是《四分律》。后来有些寺院又传中国寺院的清规。日本佛教管辖一宗一派的领袖一般称“管长”，但有些宗派如天台宗称“座主”，西本愿寺派称“门主”，大谷派称“法主”等。天台、真言、禅、净等各宗各派也都各有自家的规制。

佛事仪式

原是释迦时代所行的宗教活动，传到中国后演变为满足信众需求的经忏、佛事活动。主要有各种忏法、水陆法会、盂兰盆会、焰口等。藏族地区的佛事仪式，其诵经说法、传召大会等显宗法事与汉族地区佛教基本相同。另外还有密宗的传法灌顶和修法等仪式。傣族地区佛事仪式则或多或少带有当地居民固有的鬼神崇拜和精灵崇拜等的痕迹。

主要节日

主要节日有佛诞节（亦称浴佛节）、成道节（亦称佛成道日、腊八节）、涅槃节、观音节（中国汉族地区于农历二、六、九三个月的十九日为纪念观音菩萨的节日）、世界佛陀节（亦称卫塞节，即南传佛教将释迦的诞生、成道、涅槃并在一起纪念的节日）、驱鬼节和跳神节（藏族地区佛教节日）、泼水节（傣族佛教节日）、佛牙节（斯里兰卡的佛教节日）等。其中有些节日已成为民俗。

附三：

道教[dào jiào]或称道学，是中国本土宗教，与道家即互相联系又有所不同。

在我国五大宗教中，道教是唯一发源于中国、由中国人创立的宗教，所以又被称为本土宗教。道教对我国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是统治阶级的三大精神支柱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宗教制度民主改革，中国道教获得了新生，逐渐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新时期宗教政策的指导下，中国道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文名：道教

主要派别：全真派、正一派

主要道术：外丹、内丹、符箓

主要人物：张道陵、魏伯阳、葛洪、寇谦之

道教的产生、发展

道家和道教

近代中国学者多数认为：道家与道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习惯上有时也称道教为道家、黄老。严格来说，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道家”一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指先秦诸子百家中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学派，或者指战国秦汉之际盛行的黄老之学。他们在思想理论上都以“道”为最高范畴，主张尊道贵德，效法自然，以清净无为法则治国修身和处理鬼神信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被称作道家。至于“道教”，则是一种宗教实体。顾名思义，“道教”的意思即“道”的教化或说教，或者说就是信奉“道”，通过精神形体的修炼而“成仙得道”的宗教。作为一种宗教实体，道教不仅有其独特的经典教义、神仙信仰和仪式活动，而且还有其宗教传承、教团组织、科戒制度、宗教活动场所。这样的宗教社团，与早期道家学派显然有所不同，但是道家是“道教”的上游，道家、道教的要本信仰都是“道”，我们绝不能将之妄加分割。

道教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道教形成和确立的时期。东汉后期黄老道形成实体，太平道、天师道等民间原始教团相继成立。后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改造发展，道教的经典教义、修持方术、科戒仪范渐趋完备，新兴道派滋生繁衍，并得到统治者的承认，演变为成熟的正统宗教。

隋唐至北宋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尊崇，道教极为兴盛，社会影响极大，道教的哲学、养生术、符咒法、科仪规章也更为完善。晚唐北宋以后，道教内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出现及以修持内丹术为主的金丹道派开始兴起。到了南宋金元时期，道教发生变革。在华北出现了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等新道派，南方出现了金丹派南宗、天心、神霄、清微、净明等新道派，早期的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在教义和道法上也有革新。宣传三教合一，注重内丹修炼，是这一时期道教的主要特点。

明清两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道教发展陷入停滞僵化。近代中国道教承明清余绪，除个别时期，一直处于低谷。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时期的中国道教

新中国成立后，对旧社会道教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和陋习进行了改革，道教的面目为之一新。中国道教协会的成立实现了全国道教徒的大联合，广大爱国道教徒开始为发展道教事业共同努力。道教在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政治运动中受到波及。

1.道教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解放前的道教中充满着浓厚的封建气息，对广大道教徒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改革宫观封建经济，废除道教中的封建残余，与反动会道门划清界限，成为道教在新中国面临的重大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道教徒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自发成立学习小组，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时事政治的学习，发表《反帝爱国宣言》，开展捐献运动支援抗美援朝。各道教宫观订立《爱国公约》，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自动取消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清规；遵照国家关于农村土地方面的指示和土地改革、城市房产改革精神，对其封建经济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走上以劳动和生产为主的自养之路；成立宫观民主管理委员会。道教界还自动划清与各种反动会道门及其他秘密宗教的界限，通过宗教制度民主改革，整个道教界的面貌焕然一新，道教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中国道教协会成立

1956年夏，沈阳太清宫方丈岳崇岱、四川青城山常道观监院易心莹、道教居士陈撄宁等23位道教界著名人士发起，并广泛联络全国道教徒，倡议成立中国道教协会，同时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全国道教徒的热烈响应，也得到了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心。1957年4月8日，全国各名山宫观、道派及道教学者92名代表汇集北京，举行了中国道教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宣布中国道教协会成立，选举了由全真派和正一派道教领袖组成的中国道协第一届理事会，岳崇岱当选为会长,会址设在北京白云观。大会制定了《中国道教协会章程》，确定了中国道教协会的性质是爱国道教团体，其宗旨是：“联系和团结全国道教徒，继承和发扬道教的优良传统；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爱护祖国，积极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国道教协会的成立，实现了全国道教徒的大联合、大团结。

道教的现状（1978至今）

1978年，党中央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在宗教问题上，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政策，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措施。道教界的拨乱反正工作有条不紊、逐步完成。在党和政府新时期宗教政策的指导下，中国道教的教务活动得到发展、人才培养成效显著、道教研究呈现繁荣景象，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开展对外友好交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1.道教界的拨乱反正

1980年5月，中国道教协会在重新恢复工作不久即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确定了今后道教工作的重点、修改了中国道教协会章程、选举了中国道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这次代表会议是道教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使得道教得以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中国道教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后，道教界的冤假错案逐步得到平反，一部分被占用宫观陆续发还道教界自己管理。岳崇岱、王信安、向元理、李净尘、李理山等中、上层道教界爱国人士得到平反，中国道教协会领导人陈撄宁、易心莹、孟明慧和蒋宗翰等人的名誉得到回复。其他道教界爱国人士的冤假错案也全部得到平反。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平反后担任了地方道协和宫观的负责工作，有的还被推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2.当代道教教育体系初步构建，人才培养力度得到

改革开放后至90年代初，中国道教协会先后举办5期“道教知识专修班”和1期“道教知识进修班”，共培养道教人才206名，其中大多数已成为今天道教界的骨干力量。1990年5月，中国道教学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所现代院校，标志着道教人才培养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目前全国道教界已设立10所道教院校，开设经义讲习、宫观管理、道医养生等多个专业，涵盖硕士研究生、本科、专科等三个层次。目前道教院校的统编教材、学位授予和教师职称评定等工作都在稳步推进，道教院校的规范化不断加强。在全国道教界的共同努力下，宫观负责基础教育、省市县级道教协会开展短期培训、道教院校进行专业教育的道教教育体系已初步建立，道教界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得到有效改善。

3.教务活动有序开展

一是注重依法依规办教，维护道教合法权益。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全国各地积极推动恢复道教活动，落实房产财产，开放和修缮道教活动场所。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北京白云观等21座全国重点宫观开放，随后全国各地道教宫观陆续恢复开放。目前，依法登记的道教场所共有8200多处，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的教职人员近3万人，还有许多场所和人员正在陆续登记中。道教界注重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道教工作的能力，依法申请保护会旗、会徽等知识产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诸如以“城隍”为商标牟利而伤害道教界感情的事情，依法办教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二是举办全真派传戒、正一派授箓等大型教务活动，规范教制传承。道教界于1989年在北京白云观、1995年在四川青城山常道观、2002年在辽宁千山五龙宫、2016年在湖北武汉长春观分别举行了道教全真派传戒活动，共有一千多名戒子领受三坛大戒。1991年和1995年，在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分别举行了海外正一派授箓活动和内地正一派授箓活动。迄今为止，共举行26次海外授箓和9次内地授箓活动，6000多名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弟子、2600多名内地道士领受法箓。中断数百年的江苏茅山上清宗坛授箓活动也在积极筹备中。传戒和授箓活动的恢复举办，起到了继承传统、规范传承、坚定信仰、整饬道风、树立形象的积极作用。

三是抓好道风建设，加强道教宫观管理。道风是道教信仰的外在体现，关系到道教整体形象。道教界十分重视道风建设，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等中央部门政策文件，先后下发了多个整饬道风、加强宫观管理、去商业化的文件，倡议各地宫观开展文明敬香、合理放生，创建和谐道观、生态道观、文化道观；制定下发《道教宫观规约》、《关于道教协会和宫观负责人带头加强道风建设的若干意见》，鼓励各地道教协会和宫观制定适合本地情况的实施办法和清规榜，从严从实开展道风建设。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组织的三次全国和谐寺观教堂评选工作中，道教界共有153个集体和83名道长受到表彰。

四是恢复道教传统，举办玄门讲经活动。2008年起，道教界先后在山东崂山、河南嵩山、湖北武当山、陕西华山、山东泰山、重庆市和辽宁凤凰山举办八届玄门讲经活动，共有150多名道长登坛讲经说法。道教界还组织优秀讲经道长组成宣讲团到全国各基层道观巡讲，指导地方道教界开展讲经活动，进一步推动道教界恢复学经、解经、讲经传统。开展玄门讲经活动，对道教继承传统、培养人才、适应时代、服务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4.积极开展道教学术研究，大力弘扬道教文化

开展道教学术研究是道教界这些年来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1980年5月，中国道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做出了“应进一步开展道教研究工作，把道教研究作为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的决议。1987年，原来内部发行、不定期的《道协会刊》改版为公开发行的《中国道教》季刊，1999年又改为双月刊。1989年，道教文化研究所成立，进一步加强了与国内外道教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新时期信息传播的特点和趋势，中国道教协会先后创建了中国道教协会网站、微博、微信平台，丰富了道教文化的传播途径。

多年来，道教界在开展道教研究和弘扬道教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道教协会组织编纂的《中华道藏》，是继明《道藏》之后，首次对道教经书进行系统规范的整理重修，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化史和道教史上的大事。目前正在组织编纂的《中华续道藏》，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国家“十三五”规划文化重大工程。《道医集成》、《道经精要》等大型丛书，也即将出版。此外，中国道教协会还组织编纂了《老子集成》、《道教大辞典》、《道教文化之旅》系列丛书等，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影响。

道教界举办了许多有影响力的道教文化活动。2001年开始，在我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连续举办了十六届道教音乐汇演，境内外多个道教乐团参加，起到了传承文化、展示精品、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2002年起，先后在上海、福建、湖南、江西召开四次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同时，还举办了道祖老子诞辰纪念活动、王重阳祖师诞辰900周年纪念活动，并与地方道教界合作举办了成都道教文化节、鹰潭道教文化节、广东道教文化节、湖南道教文化节、武当山大兴600年盛典等。2016年，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了首届道教文化艺术周活动，探索全方位展示道教文化魅力的新方式。

5.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宫观在做好自养的同时，发挥自身优势，在维护宫观文物古迹、保护和改善宫观周围生态环境、赈灾济贫、行医施药、支援地方办学、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好评。1993年，道教界首次召开爱国爱教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会上提出，“把道教界为社会做贡献作为一项中心任务，在全国道教界掀起学习先进、鼓励先进、表彰先进的新风尚”。

道教界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在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发生后，都及时组织祈福法会和捐款捐物活动，以道教特有方式为救灾工作作出贡献。2003年，联合海内外道教界，在甘肃民勤县建立“中国道教生态林基地”，治理荒沙，保护环境。2012年开始中国道教协会和其他全国性宗教团体共同发起“宗教慈善周”活动，同时正式启动“点亮心灯·慈善助医光明行活动”项目，迄今共救助8个省份的1万多名眼疾幼儿。

在公益慈善影响日益提高的同时，道教界主动吸收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经验，探索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公益慈善途径和方式。2015年12月，中国道教协会发布《关于道教界开展公益慈善和社会服务活动的指导意见》，推动道教公益慈善事业向正规化、专业化方向迈进。2016年中国道教协会正式成立了上善慈善基金。

为积极响应党和政府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道教界先后举办四次中国道教生态保护论坛，中国道教协会制定下发了《中国道教界保护环境的八年规划（2010—2017）纲要意见》。在1995年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首脑会议、2009年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举办的温莎盛典上，我国道教界代表都发表宣言，介绍道教生态环保理念和具体规划，得到与会世界各大宗教的高度认同。经过我国道教界的共同努力，道教“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6.积极建立和拓展交流渠道，深化对外交流交往

一是举办国际道教论坛。中国道教协会与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联手，先后于2007年在西安和香港、2011年在湖南南岳衡山、2014年在江西鹰潭龙虎山、2017年在湖北十堰武当山举办了四届国际道教论坛。四届论坛主题鲜明，内容充实，富有特色，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提升了道教的国际影响力。第一届论坛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到第四届论坛则增加到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是深化与港澳台地区道教界的交流交往。改革开放以来，内地道教界与港澳台地区道教界交往日益频繁和广泛，每年都组织多个团组交流互访，并在联谊机制、文化研究、公益慈善、人才培养、举办道教活动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如1993年中国道教协会联系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著名道教宫观，在北京白云观举行了罗天大醮盛典。以后，1998年在台北指南宫、2001年在山西绵山、2007年在香港、2012年在湖北武当山分别举办了罗天大醮，港澳台和内地许多宫观参加了活动。2005年7月，应台湾“中华道教总会”的邀请，内地道教界组成96人演出团，赴台湾举办“海峡两岸道教音乐会”，三场巡演，深受台湾同胞的好评。从2006年开始，中国道教协会与香港蓬瀛仙馆合作，每年组织内地青年道长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暑期进修班。2014年开始，在中国道教协会倡导下，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大陆与台湾、内地与港澳地区道教界新春联谊会机制。

三是积极推动道教文化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以来，道教界先后与五大洲40多个国家的道教组织和学术组织建立了联系。2012年开始，中国道教协会举办“道行天下”活动，先后在意大利、德国、美国、韩国、泰国、比利时、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开展道教讲座、道教文化展览和道教音乐武术演出等活动，向当地著名图书馆、大学等赠送《中华道藏》（线装本）和《老子集成》等道教典籍，增进国外民众对道教的认知。中国道教协会倡议发起世界道教联合会，得到各国（地区）道教组织的积极响应。这将是第一个在我国注册的国际宗教组织。四是加强文明互鉴。道教界积极派团参加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会议、宗教与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世界与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亚洲宗教和平会议、世界宗教领袖联盟大会等国际宗教会议，在环境保护、宗教对话、世界和平等问题上，发表道教界的主张。通过交流对话，中国道教倡导的“自然和谐、人类和平、宗教和睦”主张得到了世界各大宗教的广泛认同，为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积极力量。

道教的主要教义教规

道教继承和发展了先秦道家思想，将“道”作为最高信仰，从中演化出最高经典，最上道术及最高的神灵，构建了庞大的经典道术神仙体系。道教认为道可以修得，修炼的目的是得道成仙，最终目标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道教尊老子为道祖，奉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为主要经典。

1．尊道贵德，“道”是道教信仰的核心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把《道德经》奉为经典，尊道贵德。认为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源，宇宙、阴阳和万象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德即“得”，道体现在人和万物中即是德。人和万物都是由道生由德育，所以应尊道贵德。

2.仙道贵生，长生成仙是道教修行的目标

道教认为道可以修得，得道就可成仙。道教把生命看得极为重要，修道就是要长生不死，主张通过修炼来延长生命的长度，提高生命存在的质量，以达到生命的永恒。道教主张以清净无为、不争寡欲的态度对待世俗生活，以“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精神进行修炼，通过各种道术修炼，与道合一，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

道教的主要派别

元代后期，道教各宗派逐渐合流，最终形成了全真和正一两大派并立的格局，延续至今。

1.全真派

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创立于山东宁海。“全真”意为保全本来真性。全真派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强调“识心见性”。元代成吉思汗曾令丘长春掌管天下道教，使全真道达到鼎盛。

全真道修炼主旨是以清静无为、去情去欲、修心炼性、养气炼丹、忍耻含辱为内修“真功”，以传道济世度人为外修“真行”。

全真道士必须受戒方能名登仙籍。清代顺治时全真派律师王常月编著《初真戒律》，并以百日为期传初真戒、中极戒、天仙大戒，合称三坛大戒。受戒者须出家住庙一定年限，信仰虔诚，受戒后发给戒碟。对违反规定者按清规进行惩处。

全真派道士为出家道士，独身，茹素，住在道观里。蓄长发，拢发于头顶挽成髻，可戴冠。

2.正一派

“正一”意为“正以治邪，一以统万”。正一派由龙虎宗、茅山宗、阁皂宗等符箓派大联合而成。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敕授第38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兼主领三山符”，这标志正一道正式形成，主要奉持《正一经》。

正一派重视符箓斋醮、祈福禳灾、祛邪驱鬼、超度亡灵等活动。授箓是正一派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正一派道士修真成仙的重要条件，只有受箓才能“名登天曹”，有道位神职，斋醮中的章词才能奉达天庭，得到神灵护佑，因此受箓后才有资格主持斋醮仪典。受箓者称箓生，要具备一定条件。受箓后，发给箓碟。

道教的神灵系统

道教的神仙谱系复杂庞大，主要有三清、四御、星神与四方之神等。

1.三清

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太上老君），是道教崇奉的最高神。元始天尊的地位最高，一般供奉在三清殿的中央；灵宝天尊居于第二位，供奉在元始天尊左边；太上老君供奉在元始天尊右边。

2.四御

辅佐三清的四位天帝：玉皇大帝，位列四御之首，总管天道；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协助玉皇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四时气候；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协助玉皇执掌天地人和世间刀兵，统御诸星；后土皇地祇，掌管阴阳生育、大地山河，与玉皇大帝分别称为天公地母。玉皇大帝是民间最受崇拜的天神。

3.星神与四方之神

道教把诸星视为星君，认为北斗七星掌管人间生死祸福。斗姆元君是北斗七星之母，又称斗姥，最受尊崇。道教称，斗姆元君是周御王之妃紫光夫人，生有九子，初生二子为天皇大帝、紫微大帝，后七子即北斗七星君。

四方之神即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北宋时改称玄武为真武，最受崇拜。

道教的主要仪轨

1.斋戒

道教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祷。为表示郑重虔诚，祭祷者须清洁身心，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此谓斋戒。斋有供养斋、节食斋、心斋，以心斋为重。道教戒律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分，有“三戒”“五戒”“八戒”等。

2.坛醮

道教做道场，总是将斋戒与坛醮联在一起，故常斋醮连称。醮即设坛祭祷，主要内容为上供祭神、谢罪忏悔、上章祈祷，伴以念经、礼拜、奏乐。坛醮可分两类：一类为清醮，如祈雨消灾、却病延年、传戒受戒、护国安民、庆祝圣诞等；一类为幽醮，如摄召亡魂、破狱破湖、炼度施食等。大醮有普天大醮、周天大醮、罗天大醮等。

3.礼仪功课

道士对常人行拱手礼或作揖礼，对神仙行叩拜礼。

诵经是祭祷的重要内容，念诵经文或神仙圣号，歌赞诸神真仙的功德。

日常功课一为诵经，二为修行打坐。每天早课诵《清净经》《心印经》等，晚课诵《救苦经》《元始天尊说天得道经》等。

道教的主要道术

1.外丹

用丹砂、铅、汞、云母等矿物石药为原料，在炉鼎中烧炼，最后得到可以长生不死的金丹。药物原料也可以是动植物药材。

2.内丹

内丹术的兴起晚于外丹术，所以借用外丹的术语。以身体为鼎炉，以精气神为药物，以意念为火候，在体内炼成神丹，凝结于丹田，从而使人长生成仙。修炼过程主要有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分道等几个阶段。

3.符箓

符又称神符，是一种特殊的宗教符号，似字非字、似画非画、传达神意，遣召鬼神、驱除邪魔、治病护身。只有道教法师才能制作神符，故秘而不宣，只在师徒间私相传承。箓是天神的名册，又指奉道人的名册。人如能登仙箓，则神仙可期。

道教的名山宫观

道教名山称为洞天福地，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之说。

1983年国务院确定了21座道教重点宫观：北京白云观，辽宁太清宫、千山无量观，江苏茅山道院，浙江抱朴道院，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山东崂山太清宫、泰山碧霞祠，河南嵩山中岳庙，湖北紫霄宫、太和宫、长春观，广东冲虚古观，四川青羊宫、常道观（包括天师洞）和祖师殿，陕西玉泉院、镇岳宫、东道院、八仙宫、楼观台。

道教的主要人物

道教历史上的知名人物有：张道陵、魏伯阳、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孙思邈、王重阳、丘处机、张三丰等。

近当代道教界的代表人士主要有：岳崇岱、陈撄宁、黎遇航、傅元天、陈莲笙、闵智亭、任法融、李光富等。

道教的主要节日

道教以与其信仰关系重大的日子和所奉神灵、祖师之诞辰日为节日。主要节日有：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天师张道陵诞辰；二月十五日，太上老君诞辰；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辰；四月十四日，吕纯阳祖师诞辰；五月十三日，关圣帝君诞辰；夏至日，灵宝天尊诞辰；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下元节；冬至日，元始天尊圣诞。

道教的主要禁忌

1.道教认为醮坛是神灵降至之所，神圣庄严，不允许轻慢、不允许污秽的物和人进入。亲临醮坛的道士，要遵守勿饮酒，勿食五辛等诸多禁忌。

2.“戊不朝真”的禁忌。逢阴历天干为“戊”之日，不能焚香、朝神、诵经，也不能鸣钟鼓、做斋醮。宫观在“戊”日前天傍晚，主殿外都会悬挂“戊”牌，以告示道众。

3.“道不言寿”的禁忌。道教悦生恶死，追求长生成仙，所以道教徒不相互问生辰年龄。4.在饮食上，道教认为牛有功，犬有义，雁有序，乌鱼有孝心，所以不得食用。全真道士则是完全不食荤腥。

附四：

道家[dào jiā]亦称道学，是诸子百家之一。

“道”随顺万物，尊重世间万物的种种差异，并辅助各种差异的充分展开。所以“道”没有统一的形态，趋近“道”也没有统一的方式。

中文名：道家

时期：春秋战国

代表人物：老子、列子、庄子

类别：哲学派别

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自化、应物变化

定义

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其实，无论是从李姓起源的时间与由来、先秦称人名书之例以及《老子传》中所载李耳与孔子后裔代数的差距来看，还是从先秦主要典籍中都无有关李耳的记载,更无老子、李耳互见的文献来看，都可以肯定，老子并不是李耳。 西晋末年道教徒王浮与当时贵族出身的僧人帛远展开辩论，但屡辩屡输。无奈之下，伪造出《老子化胡经》，宣称老子西行转生为释迦佛。学界习知明确的“道家”一词，资料是初见于汉初，如《史记·陈丞相世家》：“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汉人所谓的“道家”，虽然都从学术宗旨着眼，但至少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包括黄老、《老莱子》在内的道家，黄老是道家中最有影响者，这应该是当时人的通见；一类是外延更大的兼综各家之长的道家，这很可能只是司马氏父子等少数人的意见。道家的含义在后来有所流变。比如，从《汉书·艺文志》来看，讲阴谋的《太公》也属于道家；而到了东汉，则讲神仙方术者被称为道家。“道家”一词是后世追溯出来的，先秦无此名称，后世所谓的道家诸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属于道家。

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形成是以总结、发展、著典籍为主要路径，每一次思想的跳跃都经历了极其长时间的众人积累，这也再一次的凸显了道家的生命力。《老子》作者生活年代在学界尚有争议，或以为与孔子同时，或认为晚于孔子。老子主要批评了孔子所执之“礼”及“仁义”观念，对杨朱则主要批评了其“予智自雄”及对“明王之治”的追求。老子之后，杨朱本人曾针对墨子的“兼爱”、“尚贤”、“右(明)鬼”、“非命”等核心价值观念进行了“非议”。杨朱后学子华子则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六欲不得其宜”的观点和行为做出了双向的扬弃，詹何则将杨朱“为我”、“贵己”之说中“损一毫利天下不为也”的思想作了近乎极致的发挥。庄子本人和庄子后学都有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以魏牟为代表的庄子后学认为庄子之学大如东海，而名家公孙龙等人则似埳井之蛙。以《天下篇》为代表的庄子后学批评诸子百家之学“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皆为“不该不徧”之学。“稷下黄老道家”的学术批评以慎到、田骈和《管子》学派为代表，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批评性总结。 

道因应无方，惟变所适。史公司马谈在《论六家旨要》所论。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虚无为本，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因时为业”、“时变是守”。故太史公突出强调‘变’。这得益于道家所具有的职业优势和深厚的知识背景。道家出自史官，在古代，史官的职责主要为观察星象、制定历法、管理王室典籍和收藏档案。道家是秦汉后建构出来的学派,先秦时期没有“道家”一派，后世建构出来的“道家”遂不能不有较强的异质性。道家分为“黄老”与“老庄”两支，前者重外王，后者重内圣，但内圣与外王亦有连续性。黄帝、老子、庄子是道家传统中最重要的三个符号，追溯道家三子的起源，可追溯到神话的源头。黄帝源于天子神话，老子源于大母神神话，庄子源于飞仙神话，神话的源头不同，三子的思想定向也就不同。三子继承远古的神话，也继承了远古时期积极礼仪的斋戒实践。在从巫教(萨满教)到道家的传承中，后者也对前者作了批判的转化，三子在战国时期分别形成各自的体，并在秦汉后被聚合成一家，即所谓的道家。 庄子所出的升天神话代表最原始的萨满教类型，老子所出的大母神神话代表早期农耕文明，黄帝神话则不能不预设文明发展到国家甚至帝国的建构。但三子出现在历史舞台的年代和地区，似乎与其思想所出的神话类型之年代与地区不合，如庄子年代在老子之后，其神话型态却相当古老；黄帝被设定为文明之祖，年代远在老、庄之前，思想的定型则在老子之后。至今仍找不到较有说服力的知识社会学的材料，足以建构出他们何以被归为道家的社会学依据，比如老子与母权社会的关系，或庄子与狩猎文化的关系。所以他们何以能够合为道家？这个困扰人的问题依然存在。

思想来源

《史记》中《论六家要旨》：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以柔弱因循为道的作用，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因为对道和无为的理解不同，所以内部又划分为不同派别，不同的学派之间思想重心也不同，或偏于治国，或偏于治身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每篇每个学派各不相同各，都其独特的风格与特点。

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论体系，与《易传》所提出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类。老子认为是三生万物；孔子认为是阴阳、四象（老阴老阳、少阴少阳）生万物。

历史发展

以《道德经》的问世为标志，道家思想已经完全成型。关于老子的身分、生平与《老子》一书的作者到底是谁的问题,虽然长期存在争议,但通常的说法都是以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倾向性看法为依据,即认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战国时期，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其中以黄老派最盛，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

秦国统一中国之前，吕不韦组织人员编撰《吕氏春秋》，此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显然，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后不久焚书坑儒，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汉朝建立后，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在反思秦统治思想的基础上，开始选择道家作为治国思想，并造就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阚泽记载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汉武帝执政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崇尚儒术”，道家的发展暂时受到压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谈玄之风兴起，道家思想重新复活，不过这一次的重点不是黄老，而是对老庄的重新阐释，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魏晋玄学。此后老庄成为道家正统，一直延续至今。魏晋南北朝后，道家思想成为士大夫失意之后的精神寄托。唐宋时期道家又发展至鼎盛，故学者言唐之佛教思想、宋之佛儒思想均处“伟大时期”，但其间道家实力也不容小觑。晚清，随着西方的冲击，儒家统治秩序受到强烈冲击，再加上道家与西方自由民主等观念多有相合之处，故道家思想再次复兴。1991年，董光壁先生首先精炼提出了当代新道家的概念，并得到陈鼓应等人热烈响应，此后有唯道论、道商、天道自由主义、自化论等新的理论出现，其中像道商这样的理论还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应用和推广。

主要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内容来说，是由儒家、道家和佛家三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组成的。在当代，儒家思想作为构成中华文化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主体，其理论内涵正在经历着变迁和更新；佛家思想也在不断地被赋予一种现代诠释，继续填补着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的信仰的空间。现代新儒学和现代佛学认真严肃地探索着这些问题。在道家最早的、也是经典的著作《老子》《庄子》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十分清晰的儒家思想观念背景，这的确可以表明道家是在儒家之后兴起的一种思潮或哲学思想体系。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源头和它的理论构成上看，道家思想开启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新的理论方向，与儒家思想共同建构了一个比较周延的哲学境界和人生境界。老子之后，道家内部形成派别林立、错综复杂的学术思想局面。《汉志》著录道家37家，仅此可见其繁盛。但《汉志》实以人系书，以书分家，并不能反映道家思想的根本分际，也无法据之确定各派的文化功能。今人大多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如何从根本上精神上理解各家的理论意旨，确定其思想类型及价值，仍有待于深入研究和讨论。若着眼于此，可把先秦道家划分为黄老学、老庄学、杨朱学三系，这三系分属于知识型、精神自由型、感性自由型的学问，稷下道家、庄子、杨朱分别为这三种思想类型的代表。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在老子看来，万物的生成是由道和某种物质相互配合形成的，道支配着万物的生长和发展。老子主张通过以道治国、推行无为政治来实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当他发现治国理想无法实现时，便选择了退隐，主张守柔不争以保身、修身。

与黄老学派的价值观相比，庄子更为理想，他向往的是“至德之世”，主张通过“任其性命之情”以实现这一理想。而庄子后学着重发挥无为政治的现实意涵，承认仁义礼法在国家治理中的现实作用，主张对仁义礼法等治国之具进行改造，在批评儒家所提倡的功利性的仁义观的同时，提出“至仁”“至礼”等观点。尽管庄子及其后学对如何实现理想社会做出了种种探讨，但他们更着力考虑的是：如何通过“齐物”“心斋”“坐忘”等修养方法，以此忘记尘世的苦难，自由逍遥于内在的精神家园。

当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无法实现自我的时候，道家有独到的发挥。老子道家理论的核心是本性自然的“道”。道性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的理论框架虽然是“自然”，但其着眼点却并没有离开过“人”。老子道家对人的地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肯定，只是道家对人性的看法及在人的实现问题上，走的是与儒家不同的道路。儒家重视人的社会性，道家重视人的自然性。在实现“人”的途径上，儒家讲入世有为而“成圣”，故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一套理论；道家讲避世无为而“归真”，想挣脱社会伦理的束缚，通过效法自然的无为来实现人生。

道家经典

《道德经》、《道家易》、《太一生水》、《文子》、《庄子》、 《列子》、 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经》、《道原经》)、《物则有形图》、《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鬻子》、《恒先》、《彭祖》、《三德》、《用曰》、《太公》、《辛甲》、《周训》、《凡物流形》、《尹文子》、《慎子》、《素书》、《守白论》、《鹖冠子》、《尸子》、《行气玉佩铭》、《关尹子》、《子华子》、《淮南子》、《老子指归》、《老子河上公章句》、《苻子》、《天随子》、《宗玄先生文集》、《化书》、《玄真子》 、《无能子》、《伯牙琴》、《逍遥咏二百首》、《须溪先生全集》、《道家佚书辑本十七种》、《庄元臣文集》、《傅山全书》、《老藏（《老子集成》）》、《各道家诸子典籍注疏》等等。

然而道家典籍浩如烟海，除上述所列主要典籍外，还有众多经典著作，留有华夏文化热爱复兴者去翻看学习。

注：各《道家典籍注疏》是解释道家经典的权威教参。

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

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道家思想主要表现在这些注疏中。

道家类别

道家思想作为一个复杂的学说，自上古至今，已历数千余年，中间自然会经过许多发展的阶段，出现许多不同的名称，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它的较早时期，按地域与时间则有郑道家、晋道家、秦道家、楚道家、齐道家、战国道家、先秦道家、原始道家等种种称谓。按方向则有北方道家与南方道家。从战国末至秦汉是一大阶段，当时人称“刑 ( 形 ) 名法术之学”或“黄老道德之术”。各阶段之道家虽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但又都带有自己的特点。道家思想，“皆仰取诸象于天，俯查诸度于地。”效仿天地而为，行为方式则是“处为无之事，行不言之教”。“与时迁变，应物变化”。后因侧重点不同，而分化为不同派别，形成了多种派别。仅据《汉书．艺文志》载班固所推崇的史官道家流，就有37家，共993篇。然多经秦火，汉火，衣冠南渡亡佚。道家现存学派：

老庄之学

老庄派为老学、庄学的合称。以自然为本，天性为尊，法天心而无心弗志而为，以清静而使人退欲消妄，以己之虚无澄他人之妄心而为。主张清虚自守，齐物而侍。以致“不为物累逍遥天下。”因其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精神家园。在汉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老子》“无为”思想为主旨的“黄老”思想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但时过境迁，儒学独尊后，道家成为在野之学。道家社会角色的变化使《庄子》的政治异端思想抬头，并和《老子》的自然观宇宙论结合，形成“老庄”思想。从此，以老庄为主流思想的道家以异端的姿态，从天道观、人生观和政治论诸方面向经学提出挑战，并给魏晋的思想界以深刻的影响。老庄学对社会政治异化及文化偏向的批判精神普遍存在于历代异端学者的思想言行之中，被他们引为同调，并成为他们批判不合理现实的精神武器。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王弼、郭象、嵇康、阮籍、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吴筠、傅山等。代表作：《老子》、《庄子》、《嵇康文集》、《阮籍文集》、《天随子》、《宗玄先生文集》、《傅山全书》、《各道家诸子典籍注疏》等等。

黄老之学

黄老派主张身国同治，以两相自然为本，事因之而循之，物因之而动之，法天地之使万物自然，甚至不得不然而为，以无为谓之使物我自然，以使物我共逍遥，善于行不言之教，使人自化。

主张“不贵治人贵治己”，因俗简礼，与时迁变，除衍存简，休养生息，成了历次大乱后政府的治世急救包，同时也与中国古代盛世关系密切。代表人物为老子、文子、列子、田骈、宋钘、尹文、鹖冠子、刘安、严遵等等。

代表作：《老子》、《文子》、《列子》、《庄子》、《慎子》、《鹖冠子》、《淮南子》等等。

杨朱之学

杨朱派则主张全生避害、为我贵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不与物往以不染物性，无为以两不相累，两不相扰。另外，信仰“道”也不是信仰任何高高在上者，而是“道法自然”，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代表人物杨朱、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等。春秋战国后，因不容于世，后湮灭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盘继承。代表作：著作多亡佚。大体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新道家

新道家，主要指的是当代新道家，它是董光壁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在他的文章中，新道家指的是那些受道家思想启发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后来，陈鼓应、胡孚琛、孔令宏、许抗生、张京华、宫哲兵等人把新道家的概念进行拓展，把它定义为一切从事道家道教研究的专家学者；凡是认同道，继承道家传统，在新条件下建立新体系并使之得到运用的人，都可称为新道家。还有民间人士认为，凡是愿意按自己的天性生活，也不反对别人按自己的天性生活的现代人，都是新道家。代表人物陈鼓应、胡孚琛、许抗生、孔令宏、张京华等人，代表作：《道家的人文精神》、《论道》、《当代新道家》、《道家文化研究》等等。

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认为，道教就是道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旁支，它继承并膨胀了道家学说的某些思想成分，但却失去了道家学说的哲学本色而演变为宗教神学。到隋唐以后，道家作为学术流派已经不复存在，即已经与道教混为一体，两者密不可分，一些排斥道家学说的学者，其所排的“道”或“老”，一般都是道教和道家兼指的。比如《老子想尔注》名义上是对《老子》的注解，实则“托遘”《老子》达到“以训初回”和“济众大航”的目的。它通过增删、篡改、曲解等手段系统地改造了《老子》，将“道”神格化，突出其“布道诫”的训示意义，引导人们追求长生成仙的道教理想。

学派关系

法家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道家与法家的关系主要是黄老派与法家的关系，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法家学派非常重视道的规律性，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道家思想有继承和改造。而他们重点阐述的所谓法术势，都是黄老道家首先提出来的。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所以许多人认为，黄老道家和法家一样都是“人君南面之术”。另外，黄老道家主张兼采百家，这也是新起的汉朝要用黄老思想拨乱反正恢复经济的重要原因。

儒家

道家和儒家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之间有互相学习的一面，也有互相对立的一面。汉武帝执政后，儒家成了胜利者，而道家被压制，直到魏晋时期，玄学兴起，道家重新复活，儒道之争也重新开始。在儒、道关系问题上，王弼则认为老子不是圣人而是贤人。王弼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魏晋之后的统治者大多都是“外儒内法”，或者是“外示儒家，内施黄老”。在许多朝代立国初期，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互为表里，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宋明儒者以抵制佛老为己任，石介《中国论》称“有庞眉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苏轼《议学校贡举状》认为“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 鬻书于市者, 非庄老之书不售也, 读其文, 浩然无当而不可穷, 观其貌, 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在苏轼看来, 任凭老庄之学流传, 空谈之风蔓延, 于国家危害极大。朱熹则说老子之心最毒，老子只以保全自身为念, 而不肯承担社会责任，为保证自身利益, 老子又创造了许多阴谋权术。王夫之将老子之道视为阴谋机诈之术，老子可谓“笑嘻嘻退一步占便宜底人”（朱熹语），老子之学流害于后世，申韩之苛酷，孙吴之机诈，皆是老子的一个方面。庄子之学出于老子而胜于老子，老子之心阴险难测，而庄子则无机诈，无物无我，逍遥适性。宋明时期，也有许多学者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对道家持宽容态度。到了清代，诸子学兴起，许多儒家学者精研道家，成为儒道会通人士，这为以后道家复兴打下了基础。

名墨两家

道家和名家、墨家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传说老子的弟子——文子曾问学于墨子。名墨两家的思想也对道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首先，庄子的学术思想就是在与名家代表人物——惠施（也许还包括公孙龙）的长期论战中形成的，而主张兼容并包的黄老道家更是积极吸取名墨两家有价值的思想，黄老道家著作《管子》、《恒先》、《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的名墨思想。道家学者宋钘、尹文因为大量采纳名墨思想，前者被人当成了墨家，后者则被人当成了名家。至于后来魏晋玄学的兴起，也与名家“辨名析理”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名墨两家中绝后，它们的一些观点和著作也有赖道家道教的保存，才能让我们一窥究竟。

兵家

李泽厚先生说：“《老子》确有多处直接讲兵。有些话好象就是《孙子兵法》的延伸”。其实，不仅是《老子》，道家的其他著作如《黄帝四经》、《文子》、《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兵家思想，甚至有些句子和兵家著作一模一样。另外，道家学者鹖冠子还曾为赵将庞煖之师，庞煖曾多次向他请教，并领兵打败燕国，《汉书·艺文志》也曾把许多道家著作列入兵家，又把许多兵家著作列入道家，这些都说明道家和兵家关系密切，并曾经相互影响。不过道家论兵，是其“经身理国”的副产品，与兵家单纯关注军事大有不同。

杂家

因为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的特点，所以在历史上经常被人当成杂家。反映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就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加以融会贯通而已。反映在文本上，就是不断出现精、精神、一、应、因、虚、静、时变、无形、无为等概念，和《晏子春秋》等纯粹的杂家有所不同。所以胡适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

佛教

东汉老子浮屠被认为是同一人在不同时空之"化形",因而将老子浮屠等同且一同祭祀。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是通过比附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吸纳了老庄学说的儒家学派）来宣扬教义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魏晋玄学后期，老庄哲学受到玄学家乃至佛教僧人的推崇，直接影响到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趋势。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法显之西行，道安之领袖群伦，罗什之大开译业，什之门下十哲四圣，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僧肇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理论家，自幼“历观经史，备尽坟籍”、“每以庄老为心要”，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熟悉。晋唐时期,《老子》诠释主要受到般若中观学的影响。宋代以后,《楞严经》深受僧人、文人、道士喜爱,并深刻地影响了宋明时期的《老子》诠释。佛教将老子、庄子阐释为略通佛祖之意又未达到佛祖境界的贤人，这对士人摆脱生命困境也是有帮助的。

自由主义

第一个发现道家和自由主义关系的是晚清学者严复，他反复强调：“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治国宜顺自然，听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后来，许多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也开始推崇道家思想，并把道家思想视为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罗斯巴德和包雅士曾称老子与道家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1966年9月在东京演讲时，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曾引用《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基督教

和一般的西方民众相比，基督教接触道家文化很早，《道德经》最早就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传教士介绍到西方去的。不过一开始，传教士们对道家文化基本上是排斥的，20世纪以后，随着认识的深入以及华人基督教徒的增加，这种情况才有了明显改变。今天的基督徒，一般对道家文化持有两种态度：

一是对道家思想全盘否定，这主要是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

二是以林语堂、袁步佳、尤利乌斯·格里尔等人为代表，认为基督教和道家思想可以并行不悖，无须把两者视作两极对立的生活方式来评价，所以他们致力于基督教和道家思想的沟通和融合。

道教

是以中国古来的咒术信仰（鬼道）为基础，在其上部吸收了儒家的神道和祭祀的仪礼与思想，吸收了老庄道家的“玄”和“真”的形而上学，并吸收了佛教的教理和仪礼等，在隋唐时代大体上完成了作为宗教教团的组织、仪礼和神学，以同“道之不灭”合为一体作为最高理想的中国民族的土生土长的、传统的宗教。道教是是综合自古以来的民间信仰、神仙说和老庄思想，模仿儒教的道德学说、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以及佛经、佛教教团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宗教。道教是适应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庶民阶层要求的宗教。

“道家”与“道教”二词，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关键原因是它们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

第一，虽然道教吸收和兼容了儒家、民间巫术等各种传统思想以及佛教思想，但道家思想还是道教最根本的基础，如果没有道家思想作为基础，道教充其量就是一种民间信仰，不可能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

第二，道教的信仰和崇拜对象，除了民间固有的神灵之外，许多是“道家”理念和人物的神化（如太上老君等）；

第三，如果道家在汉朝儒道之争后没有演变为道教，没有信仰的力量，道家可能像墨家、名家等学派一样，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中；

第四，道教以道家思想为旗帜，吸引仰慕老庄的慕道者，诱使大量崇尚道家的文人入道。许多道教人士对道家理论的传承和创新有过卓越的贡献，如成玄英的重玄学说等。重玄学派吸收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阐发老子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

道家和道教虽然存在多方面的联系，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第一，道家是先秦时期创立的思想流派，而道教是东汉末年逐渐形成（道教神学认为是源自元始天尊）。

第二，道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崇尚大道，主张“惟道是从、道法自然”，主要从事的是学术活动和其他政治文化活动，奉《道德经》、《庄子》、《黄帝四经》等为经典。而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将道家人物神化以提高其知名度，有其神仙崇拜与信仰，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与活动，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其主要典籍是《道藏》。

第三，道家重视不言之教，没有严格的组织和师承关系，但道教却非常讲究师承关系，有教徒与组织，其主要派别的传承是大致清楚的。

第四，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虽然提倡兼容百家，但都是以道家为主，融会贯通而成，而在道教那里，更多的却是“以丹为主解道”、“以儒为主解道”甚至“以佛为主解道”，传统民间信仰的意味很浓。

第五，道家分为老庄派、黄老派和杨朱派，除了老庄派有一些隐世思想外，黄老派和杨朱派都是积极用世的，但道教受到佛教影响，极力宣扬出世思想。因此，虽然道教在理论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因素，甚至奉老子为元始天尊徒孙，但是二者还是不能混为一谈。

世界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1.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道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道家黄老派的理论和实践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理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兼采百家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从道家治国的实践来看，不管是齐威王治下的齐国还是吕不韦执政时期的秦国，以及后来的文景之治，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即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另外道家老庄派和杨朱派对中国传统政治也有影响，他们代表着政治上的隐逸和出世倾向。同时，老庄派桃花源的理想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2.对传统法律制度的影响。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支柱之一，曾以黄老道家的形式在先秦和西汉初期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后世有人用道法家称呼黄老道家。儒家独尊后，中国法律制度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格局，但道家思想所倡导的法之原则与精神，还是间接隐性地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3.对传统军事思想的影响。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在致力于治身治国的同时，也对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战争给予了高度关注。所以《老子》、《黄帝四经》、《鹖冠子》、《文子》、《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中均包括大量的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反战论；第二，不得已而战；第三，以奇用兵；第四，柔弱胜刚强。另外黄老道家普遍还有出“义兵”（即正义军队）的思想，而这些观点和思想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有很大影响，以至于后世许多人将《老子》、《鹖冠子》当兵书看待。

4.对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中国的传统科学范式，始终在追求事物内在的道，而在道的追求中形成以道为核心，以天地人关系为主线，以自然为原则，以道、元气、阴阳、有无、自化等为基本概念的有机科学思想体系。道家不仅严格区分了普通知识与技术知识的区别，还通过道进乎技”、“顺应自然”、“以道驭术”、“悟性思维”等思想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技术发展。道家思想和这种有机科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一方面抑制了名家墨家思想中蕴含的以逻辑分析为核心的机械科学思想的发展，让古代中国的科学理论水平远不如古希腊，并让中国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却使中国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技术大国和技术强国，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存在于中华各文化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道"不仅是道家哲学的最高概念,也是其终极信仰对象。

5.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道家思想尤其是道家老庄派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至今仍然没有过时，许多近现代文学艺术大家，都曾受过道家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看作是“庄子的凯旋”。综合来看，道家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6.其他影响。道家对中医、传统养生学、中华武术、茶道等也有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黄老道家的典籍——《黄帝内经》，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至于中华武术，在形成的过程中也曾深受道家的影响，国际功夫大师李小龙，就曾在他的毕业论文中讨论过道家思想与中华武术的紧密关系。具体来说，道家思想对中华武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在认识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家哲学思想关于宇宙本源的“道论”、“气论”及“天人合一”的观点来解释武术的本质。在方法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家“物极必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师法自然”等思想，作为武术技击思想的指导原则，并追求一种“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李小龙语）的境界。

对东亚的影响

公元2世纪至10世纪，越南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所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对普通人来说，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他们的处世方法；对文人来说，年轻得志时学习孔孟，遇到乱世或未得到重视时就隐居起来研究老庄，是很自然的事情；此外，越南历代统治者也多按照老子“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来治国安邦。但到了近代，这种影响力却日益下降，不值得一提。与此相反，由于韩国古代统治者长期崇儒贬道，所以道家的影响乏善可陈，但到了20世纪，道家对韩国的影响力逐渐加强，不但研究道家思想的韩国学者层出不穷，而且道家思想开始对韩国社会产生实质上的影响。长期研究道家思想的学者金溶沃，2001年在韩国教育电视台连续做了56次的长篇演讲，以老庄思想阐释韩国当代社会问题，引起极大的轰动，被称为“金容沃之风”。韩国外交家官潘基文201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时，也曾引用老子的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表达自己的工作理念。

道家，诸子百家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老子[1]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形成了道家完整系统的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比起越南和韩国，道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要大得多，道家思想在日本长期传播和沉淀，已经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著名学者福永光司甚至认为：“国学（指日本本国文化，非儒学）和老庄哲学具有共通性。”有资料表明，早在6世纪中叶，老庄思想就和汉译的佛教经典一起传入日本。江户时代道家思想开始在日本普及，不但产生了一批有关老庄思想的注释及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有关老庄思想的通俗读物。如今的日本，对道家思想的热情不减，许多日本学者对道家思想有精深的研究，日本企业家充分借鉴道家上善若水的思想，创立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柔性管理学说，而号称日本当代“老子”的加岛祥造先生在2007年出版的《不求人》中，用亲切的语言，叙说自己对道家思想的亲身感受，首发两个月，各大书店纷纷脱销，竟然成为同类专著的佼佼者。

对西方的影响

西方人迷恋道家思想，也是各取所需，各有所爱。如冯·布兰切勒的《老子〈道德经〉：美德之道》一书说老子如同基督教的上帝，具有博爱与宽容的精神；德国人萨冯·施特劳的《老子》注释本则按照严密的德国唯心主义的逻辑体系重构五千言的结构图式；另有德国学者用格式塔心理学的模型来解读《老子》；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从《老子》的“当其无，有有之用”抽绎出建筑学上的空间与砖瓦匠同等重要的原则；美国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也指出西方近代物理学与《老子》的东方神秘主义有着相似性。著名科学史家、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热爱道家，李约瑟自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足见他对中国道家的学说十分倾心。而道家学说是中国古代对性问题涉及最多、最直接的学说。对于道家的房中术及有关问题，李约瑟长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哈佛知名讲师泰勒用《道德经》诠释“幸福学”。此外，还有《老子》中的“雌”、“母”的隐喻，也引起了西方女权运动者的兴趣，练气功或柔道的人、传统医学的从业者、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从《老子》寻找经营理念的商人以及要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宣称从《老子》那里找到了精神养料与灵感源泉。A．N．怀特海是环境哲学的先驱之一，也是对东方智慧豁然贯通的先驱者之一,其著作里面就含蕴有中国哲学里极其美妙的天道观念”。甚至连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用他那“对恶不抵抗”的学说来诠释《老子》的无为思想，把老子当成自己的同调；而前苏联的杨兴顺则认为《老子》的“无”不是“无物”而是“无有”，即穷人、无产者，他把《老子》说成是革命宣言。许多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对老子和天道思想十分推崇，认为道家思想是人类自由大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总统里根曾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来阐明自己的执政理念。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也对道家思想情有独钟，《道德经》不但是他处理国内事务时的重要参考，而且他还建议国际社会遵老子教诲应对199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而纪伯伦、奥克塔维奥·帕斯等文学巨匠则从《庄子》中汲取文学灵感和素养，同时《庄子》对梭罗等人的公民不服从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代英国汉学家和哲学家克拉克的《西方人的道——道家思想的西方化》一书将此归结为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三个变化：希望过更好的生活，但要从传统宗教教条式信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透过克服身心二元论达到一种身心完整的生活；需要从更广的范围看待当代各种思想潮流。其次，道家的道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所以能给人多方面的启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老子》的精神特质系反对文明的异化，它的自然无为、去伪存真、知足不争和贵柔守雌等理念，在文明高度发展因而其负面问题愈发显现的西方社会，自然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同。由于"道"具有"无"的特点,没有固定的形态,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信仰"道"就不是信仰一个固定的、统一的、外在的他者,而是把不确定和变化本身接纳于其中。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将有限的东西当成信仰对象往往带来灾难和冲突。

其他文献

1900年，敦煌遗书出土，其中包括道家最重要的两部著作——《老子》和《庄子》（残卷）以及《鶡冠子》。

郭店楚墓出土的《道德经》（竹简本）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六韬》，其中包含很浓的黄老道家的味道，或许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太公》的一部分。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本，《老子》乙本，《老子》甲本卷后古书《九主》《老子》乙本卷前古书《黄帝四经》等。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竹简《六韬》和《文子》残篇。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竹简《庄子》书中《则阳》、《外物》、《让王》等残篇。

1987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庄子》中的《盗跖》残篇。

1988年 湖南省慈利石板村楚墓出土《管子·霸形》。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楚墓出土《老子》甲、乙、丙以及道家文献《太一生水》、《语丛四》（《说之道》）。

1994年，一批战国楚竹书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随即被上海博物馆购

北大竹简本《老子》

回，后被人称为上博简，里面包括《恒先》、《彭祖》、《三德》、《凡物流形》、《用曰》等许多道家佚书，其中以《恒先》最著名，它用词古奥，哲理深刻，堪称《道德经》的姊妹篇。

2009年初，北京大学收藏一批从海外抢救回归的珍贵西汉竹书，总数达3300多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献是全本《老子》与《周训》，其《老子》残缺部分仅占全书篇幅的1%，几乎堪称“完璧”。而《周驯》的篇发现将“还原先秦道家原初面目”,"道"把权力下放给人类,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对"道"的这种信仰,有助于人群凝聚、成长为一个有序、自由且有神圣感的社会

《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文献

《伊尹》五十一篇。

定县出土的西汉竹书《太公》

班固注：“汤相。”

《太公》二百三七十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班固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颜师古注：“父读曰甫也。”

《辛甲》二十九篇。

班固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

班固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颜师古注：“鬻音弋六反。”

《鬻子》守山阁丛书本

《管子》八十六篇。

班固注：“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颜师古注：“筦读与管同。”

《老子邻氏经传》四篇。

班固注：“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

《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

班固注：“述老子学。”

《老子徐氏经说》六篇。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管子》

班固注：“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

刘向《说老子》四篇。

《文字》九篇。

班固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蜎子》十三篇。

班固注：“名渊，楚人，老子弟子。” 颜师古注：“蜎，姓也，音一元反。”

《关尹子》九篇。

班固注：“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定县出土的《文子》残简

《庄子》五十二篇。

班固注：“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

班固注：“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长卢子》九篇。

班固注：“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

班固注：“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

《田子》二十五篇。

《庄子》残简

班固注：“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 颜师古注：“骈音步田反。”

《老莱子》十六篇。

班固注：“楚人，与孔子同时。”

《黔娄子》四篇。

班固注：“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颜师古注：“黔音其炎反。下音胡稼反。”

《宫孙子》二篇。

颜师古注：“宫孙，姓也，不知名。”

《鹖冠子》一篇。

班固注：“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 颜师古注：“以鹖鸟羽为冠。”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鶡冠子》

《周训》十四篇。

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人间小书，其言俗薄。”

《黄帝四经》四篇。

《黄帝铭》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

班固注：“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

班固注：“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

班固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

《孙子》十六篇。

班固注：“六国时。”

《捷子》二篇。

班固注：“齐人，武帝时说。”

《曹羽》二篇。

班固注：“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

《郎中婴齐》十二篇。

班固注：“武帝时。” 颜师古注：“刘向云故待诏，不知其姓，数从游观，名能为文。”

上博简《恒先》（战国）

《臣君子》二篇。

班固注：“蜀人。”

《郑长者》一篇。

班固注：“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 颜师古注：“《别录》云郑人，不知姓名。”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

班固注：“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司马迁指的是黄老道家，而班固这里指的是以老庄等道家为中心而略有后世神仙家的色彩的思想和实践性指南）

那么佛教：神，仙，魔，鬼，妖，怪，圣，贤——究竟都是什么来头？

01.《红尘说禅》系列第287篇

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的文化根源是佛道儒三教，除了儒家注重入世，基本只讲世俗伦理秩序以外，其余佛道两家都有许多世外法的内容。

这一篇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三教的基本概念——比如儒家的圣贤，道家的神仙和妖魔鬼怪，在佛家看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三教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然后各位师兄再遇到这些名称就不会搞混淆了。

02.圣人

这个概念在三教中都有，指的是对本教贡献极大的人，基本是最高标准。

比如儒家的圣人自然就是孔夫子，也被称为至圣或者大圣，亚圣是孟子和荀子；道家的圣人当然是老子，再低一个级别是庄子和首代张天师张道陵。

而佛家的圣人当然是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也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化身，但是从教义上来讲佛家的圣人就比较多了，有着“三贤十圣”之说。

这十圣就是十地菩萨，还有小乘的阿罗汉和中乘的辟支佛，再加上佛陀，都属于圣人行列。

换句话说，佛家的圣人标准指的是能够超越生死，不入六道轮回，这也是我们所有学佛人的目标，也只有达到阿罗汉之后，才算真的和这个世间长揖作别，从此来去自由。

03.贤

所谓的贤就是比圣人低一个级别，已经入道但还没有圆满的人。

比如孔夫子门下有三千弟子，其中又有七十二贤人，这里面又有十位最出色的比如颜回，子贡，子路等人，就相当于是贤人；而道家就是庄子，列子，王重阳，丘处机等等。

而佛家我们上面说过了，“三贤十圣”，这三贤指的是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这三种，其实一共是三十个果位，只要没有登地就还不算真的悟道，甚至八地菩萨之前都还可能会退转。

04.神仙

从这往后就都是世外的存在，形而上的概念，和儒家基本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各位师兄一定要明白，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但绝不代表他不懂，更不是不承认，只是他老人家觉得当时国家礼崩乐坏，先把人世间这些东西理顺了再说。

佛陀正好相反，明明是净饭国太子之身却要出家，因为他更看重出世的终极目标，佛法也一直昌盛到了现在。

但是他的家乡古印度却早就分崩离析，连佛教都被印度教取代了，所以两位圣人的选择只能说各有侧重，很难说孰高孰低，孰对孰错，也只有同一级别的圣人才有资格评价。

神仙的概念主要来自于道家，也是道家的终极目标——羽化飞仙，而天庭中也有一个类似于人间的序列，比如我们熟悉的三清，四御，五方大帝等等，都是大罗金仙。

而在佛家看来，所谓的神仙其实就是天人道的天人，又分为了欲界六重天，色界十八重天，无色界四重天——越往高神通自然越大，一共是二十八天。

当然了，天人道也是六道之一，虽然是最高的一道，但仍旧没有跳出六道轮回，虽然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处天距离出三界只差那么最后一丢丢。

05.魔

修行之人都是谈“魔”色变，以为都是电视电影里面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三头六臂的样子。

其实并非如此，佛法中魔有两重含义，第一就是天魔，比如著名的欲界六重天的魔王波旬，曾经还屡次阻挠过释迦佛成佛，他的目的也不是说要把人吃掉，而是希望众生都成为他的信徒，变成魔子魔孙。

第二重含义就是“心魔”，许多师兄在睡觉中，打坐中往往都会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怪相，就以为有魔王来捣乱，其实并不是，这些都是自己的妄想和阿赖耶识中的一些种子相互起作用看到的虚幻，不过定力不够的话确实会让人恐惧和颠倒，甚至分不清现实和虚相，也就是走火入魔了。

06.鬼

这个我们民间传说都认为人死为鬼，尤其是那些有些怨念无法化解的，整天徘徊在人间作怪。

但其实从佛法来说，人其实并没有“死”一说，这一世结束了，色身崩溃，四大分离，神识或者说是灵魂就要开始新一段的旅程——修为最高的直接去各种净土（包括极乐世界），善人升天，恶人下三恶道，剩下的这些不好不坏的还要在人间暂时待一段时间，等待善恶的最终宣判结果。

而这个也叫“中阴身”，大家可以理解为鬼，但他们也不会害人，而是等着投胎。

还有一种鬼指的就是六道之一的“饿鬼道”的生物，他们腹大如斗，喉细如针，整日饥渴，就是因为犯了贪罪，所以要受这个惩罚。

最后还有一种鬼就是地狱道的生物，但未必都是恶鬼，也有善鬼比如说鬼王和阎罗，不过常常行恶的人阴气较重，容易招惹它们，这也是为什么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而你若是善人他们根本不敢碰你，甚至还会保护和护持你，希望得一份功德。

07.妖怪

其实妖怪这个概念主要来自于道家，指的是动物或者植物活得久了，也开始有了神通，甚至还能变幻人身，比如大家很熟悉的《西游记》《聊斋》《封神榜》里面提到的狐狸精，黑熊怪，梅山六圣，杏仙，十八公等等。

这个在佛法中也有类似的概念，只不过范围更广，比如还有山神，地神，水神，火神等等，他们也都有神通，善恶不定，但都属于外道范畴。

但是佛法中讲究“众生平等”，每种生物都有成佛的可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他最早也只是一只“妖猴”而已，但并不妨碍他先上天成仙，后西天成佛，纵横佛道妖三界，成为三界的永恒传说。

08.红尘说禅

以上就是圣，贤，神，仙，魔，鬼，妖，怪这八种我们常见的概念的介绍，看到这里想必各位师兄都应该明白了吧？

其实说到底，从佛法来说色身和外形都并不是真实的，因缘而聚，缘尽则散，只有阿赖耶识或者说灵魂是长生不灭的，所以一个个的生命也就是一种能量或者磁场而已，我们肉眼看到的不过都是虚相。

只不过相同磁场或者能量的生物彼此之间都有吸引力，也就是物以类聚，所以各位还是要听佛陀的指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样吸引来的自然都是光明能量，并最终成佛；而相反就全是妖魔鬼怪那些负能量和磁场的众生了，这其实怪不得他们，都是每个人自己招引过来的而已，毕竟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啊。

——学佛乃智者所为，红尘如梦幻泡影，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愿三恶道日减一生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应观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