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开山鼻祖，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文学大家——司马迁与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李陵（西汉历史人物）

时间：2022-05-06 22:59 来源：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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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开山鼻祖，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文学大家——司马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管理研究所2022-05-06 22:18广东省中管科学研究院他是中国历史特别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鼻祖，他的作品...

中国史学开山鼻祖，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文学大家——司马迁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管理研究所2022-05-06 22:18广东省中管科学研究院

他是中国历史特别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鼻祖，他的作品被奉为二十四史之首，是历代著史典范。他敢于直言也遭受了酷刑，承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磨难。他忍辱负重终于继承父亲遗志，完成这部举足轻重的史学兼文学著作，也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龙门，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这个司马家族祖上在周朝就担任史官，后来由于战乱又分散各地，他家这支在秦国，但慢慢也担任管理别的事务的官员了。司马迁的曾祖父担任过长安一个区的市长，祖父做过五大夫，父亲司马谈居于龙门，后来奉事汉武帝，任太史令。其实《史记》的完成最早要归功于司马谈，当时司马谈做太史令时就需要精通天文历法，通晓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各家学说，这也为《史记》的编撰打下了基础，可以说《史记》其实是司马父子共同完成的。

司马迁有这样学术氛围很浓的家庭，他本身又聪明好学。司马迁自序说他从小就耕牧河山之阳，十岁就可以诵读大量古文。二十岁离开家乡开始游历四方，他去过江淮地区、去到浙江会稽山寻访大禹陵，又向南到湖南九嶷山，游览沅江、湘江，北上到达山东寻孔子遗风，亲身实践古代礼仪。后来又到彭城一带看楚汉争霸的遗迹，又巡游河南各地后返乡。司马迁真正躬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后来他又因为父亲的缘故，回京被任命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南略西南夷。在平定战事之后又出使过这些地区，并参与过这些地区的建设。可以说，这些经历都为著书积累了大量素材。

他人生中一个大的转折悄然而来。公元前110年春天，汉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却因病滞留在途中，不能继续前行，因此心中更加愤懑，导致病情加重。司马迁完成出使西南方的任务赶往泰山封禅大典途中，正好遇到了自己的父亲。父亲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叮嘱司马迁一定要把编撰史书的计划完成，司马迁流着泪答应。不久司马谈去世。

父亲的去世对司马迁影响很大，也更坚定了完成父亲遗愿的意志。他在长安任职时广泛结交天下贤能之士，包括大儒董仲舒和孔安国，又参与修订历法。

公元前99年，这一年影响了司马迁的一生。李广的孙子李陵在参与迎击匈奴的战斗中，以五千人奋战几万匈奴兵，最终寡不敌众被俘投降。汉武帝大怒，群臣也都顺势声讨李陵罪过，只有司马迁站过来为李陵求情。

他说李陵孝顺父母，待人有信，一向也怀有报国之心。他只领五千步兵，却吸引了匈奴全部兵力，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其功也可抵过，并且司马迁觉得李陵并非真心投敌，他的家人都在这里，他还是想找机会回来报效朝廷的。

然而不久又有人称李陵为匈奴练兵准备攻打汉朝，武帝一怒之下便杀了李陵全家，司马迁也以诬罔之罪被判死刑。当时汉朝的死刑是可以有两种方法免死的，一是大量赎金，一是受腐刑。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一生都未能完成的理想，也为了他的这部未完成的史书选择接受腐刑。

腐刑对一个男人的身体和心理的迫害程度是极大的，司马迁也把这种愤懑转化为著书的热诚。他在后来的书信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刑后修兵法，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圣贤发泄愤懑而作。司马迁正是在巨大的坚韧与屈辱中完成了他的使命。

《史记》是中国二十四史之首，叙述了从三皇五帝时代到汉武时期的近三千年的历史。它文字简洁，语句凝练，叙事人物生动，可读性很强，不仅在史学被奉为历代著史范本，在文学史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关于司马迁的妻儿记载不多，他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时官至宰相，相传《史记》就是司马迁外孙杨恽贡献出来的。

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关于他的记载就消失了。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也众说纷纭，有说是汉武帝赐死，也有说是自杀，也有寿终正寝的说法。但不管怎样，这部史学巨著留了下了，人们也记住了这位史学家。

后人为了纪念司马迁，在他家乡韩城建了一座司马迁祠，山环水抱，登高远眺，气象万千。司马迁祠也经历代整修，香火鼎盛。

《史记》文字生动，叙事形象，刻画人物跃然纸上，文学史学价值极高，可读性很强，雅俗共赏，很适合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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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司马迁[sī mǎ qiān] 西汉史学家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二十八岁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调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本名：司马迁

别名：史迁、太史公

字：子长

所处时代：西汉

出生地：龙门（夏阳即今陕西韩城，另说今山西河津）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西汉景、武年间（生年有争议，参见“人物争议”部分），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学游天下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山。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回朝为官

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驰义侯何遗受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请入朝称臣。汉军又诛邛君，杀笮侯，冉駹震恐，请求臣服并设置官吏。随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时正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莋、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复命。

父授遗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却因病留滞在周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南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遗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撰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私淑古今贤

因为在长安任职，又逢“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或为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因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问故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讨论改历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自建立以来已经102年了。汉室建立之初，诸事草创，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尽管如此，《颛顼历》对朔、晦的计算亦与实际情况相异。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因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儿宽恰好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儿宽去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同年，武帝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遭受腐刑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不久后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还，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武帝便杀了李陵全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史记得传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曾官至宰相，与司马迁之女生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就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主要成就

文史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55]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思想

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天文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名言

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

貌言华也，圣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盖锺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

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家族世系

历史时期家族关系姓名简介

颛顼：先祖（不可考）天官

战国八世祖司马错秦国武将[59]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六世祖司马靳秦国武将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秦朝高祖：司马昌秦始皇时期铁官

汉朝

曾祖：司马毋怿汉高祖时期市长

祖父：司马喜五大夫爵位

父亲：司马谈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司马迁汉武帝时期太史令、中书令，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长子：司马临后改姓“冯“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次子：司马观后改姓“同”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女儿：（不可考）嫁丞相杨敞

女婿：杨敞汉昭帝时搜栗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丞相，安平侯

外孙：杨忠汉宣帝时安平侯

外孙：杨恽汉宣帝时左曹、中郎将、光禄勋

历史评价

汉代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汉明帝在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下诏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讽刺，贬损当代，非谊士也。”

魏晋

魏明帝曾对王肃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张辅对司马迁和班固作了如下比较：“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朝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则藻辞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晋代著作《西京杂记》中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一百三十篇，先达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据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叙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事不避，亦一代之伟才。”

唐宋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现代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毛泽东曾在与师哲的谈话中叹息司马迁的遭遇，并说“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来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着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生年争议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众说纷纭，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张守节、王国维等主张的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其二是司马贞、桑原骘藏、郭沫若等主张的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谤书”争议

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对本朝（汉朝）多有负面描述，即所谓“述汉非”的问题，因此许多人认为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宫刑，故在《史记》中诽谤汉朝来泄愤，故有“谤书”的争议。如东汉末王允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此外王肃、李贤、刘知几、李几、王夫之等均有类似批评。有学者认为《史记》“贬天子”并没有背离《春秋》之义，而是明显存在着思想上的内在继承与演进，并非私人泄愤所作的“谤书”。司马迁通过“直书”的变式——“曲笔”的方式，以秦为鉴，暗针时弊，从而承《春秋》“讥天王”之义而至于“贬天子”之法，以规正汉武帝之失，进而达到 “反王道之本”为后世立训的目的。

后世纪念

陕西省韩城市以南，在俯视黄河的梁山北端有一座祭祀司马迁的建筑。建于此处的司马迁祠始于西晋永嘉四年（310），郡太守建石室、立碑、植柏树。西晋怀帝司马炽祭祀过同姓的司马迁。北宋宣和七年（1125）曾修缮墓垣，建寝宫、献殿、山门。其后，元明清时期又不断修缮改筑，成为今天的祠堂。此司马迁祠的寝宫背后，有司马迁的墓。实际上这不是埋葬墓，只是后人建造、西晋时修缮的。现存圆形坟丘，高2.15米，周边13.19米，墙面铺装以八卦、花纹砖饰。坟丘之上是一株五叉分枝的大古柏。

影视形象

《司马迁》，仇永力饰演司马迁

《大汉天子》，李晟毓饰演司马迁

《大汉天子2》，李晟毓饰演司马迁

《汉武大帝》，王往饰演司马迁

附二：

史记[shǐ jì] 二十四史之一

《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品中撰写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该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作品名称：史记

外文名：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作品别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

作者：司马迁

创作年代：西汉

内容简介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史记

一、本纪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二、表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三、书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方面内容。

四、世家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五、列传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记述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叙述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国历史。据了解，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确凿无疑。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作品目录

卷数内容

【本纪】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

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九①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

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第十一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第十二

【表】

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第一

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

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史记卷十九惠景闲侯者年表第七

史记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史记卷二十一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书】

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第一②

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③

史记卷二十五律书第三

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四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世家】

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

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记卷三十五管蔡世家第五

史记卷三十六陈杞世家第六

史记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第七

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史记卷四十二郑世家第十二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第十四

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第十五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

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记卷五十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记卷五十一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记卷五十二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第三十

【列传】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九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

史记卷七十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史记卷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四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史记卷一百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史记卷一百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史记卷一百十三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史记卷一百十四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史记卷一百十五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史记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史记卷一百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史记卷一百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史记卷一百十九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第六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第六十七④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注：

①不列名义上的天子汉惠帝本纪，以吕太后有实际统率，理由与项羽同

②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荀子的《礼论》及《议兵》来代替正文

③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礼记》《乐记》代替正文

④未阐述诸侯国之俗，仅记司马季主之事

成书过程

名称来由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创作背景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该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取材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创作过程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传承增补

传承

《史记》经过司马迁外孙杨恽的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司马迁画像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余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冯商所续《史记》七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曾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增补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也窜入了其他文字，失去原貌。今本《史记》中有些篇章或者有些段落不是司马迁所撰写，明显有补窜痕迹，如《司马相如列传》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之语，《公孙弘传》中有汉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语，《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等等。而对于《史记》缺篇的补写，裴骃在《太史公自序》末注文中引三国时张晏的话，说《史记》亡十篇，“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续，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认为褚少孙补了亡佚十篇中的四篇。张守节《龟策列传·正义》则认为褚少孙补十篇，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也认为褚少孙补十篇。但是，据《汉书·艺文志》《论衡·须颂篇》《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古今正史篇》等，西汉后期补续《史记》的多达17家。张大可认为真正补续的只有褚少孙一人，其余均为续写西汉史，大都单独别行，与褚少孙续补附骥《史记》而行不同。赵生群则根据有关资料，认为真正补续《史记》的除褚少孙之外，还有冯商，《汉书·艺文志》对冯商所续《太史公》保留七篇，当是补亡之作；删除四篇，应是续《史记》之文。

《史记》中哪些属于窜入文字，古今以来的学者也有许多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崔适，他在《史记探源》中认为，《史记》属于今文学，由于刘歆的窜乱，乃杂有古文说。刘歆伪造《左传》，凡《史记》中出于《左传》的内容，皆为刘歆所窜入。而且，崔适列举八条理由证明《史记》断限止于“麟止”（汉武帝元狩元年），所以，“麟止”（元狩元年）后的记载皆为窜入。他认为，《史记》中有29篇为后人所补和妄人所续，它们是：《文帝纪》《武帝纪》《年表》第五至第十（6篇）八书（8篇）《三王世家》《张苍传》《南越传》《东越传》《朝鲜传》《西南夷传》《循吏传》《汲郑传》《酷吏传》《大宛传》《佞幸传》《日者传》《龟策传》。崔适还认为《年表》五至九为褚少孙所补，其余妄人所续。崔适的一些观点颇有偏激之处，朱东润《史记考索》附《史记百三十篇伪窜考》一文，对“十篇亡佚”和崔适提出的29篇补续及其他说法涉及到的篇目共48篇进行辨析，有肯定前人者，也有反驳前人者。

据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总论》“史记附益条”，涉及《史记》补窜的篇目有34篇，分别是：

本纪2篇：《秦始皇本纪》《今上本纪》。

表6篇：《三代世表》《汉兴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书8篇：《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

世家7篇：《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齐悼惠王世家》《曹相国世家》《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

列传13篇：《贾生列传》《郦商列传》《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田叔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酷吏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

这些篇目中，有些是褚少孙所补，有些则是后人补窜。今人张大可经过详细考释，认为窜补篇目除以上34篇外，还有《孔子世家》《韩信卢绾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出自四篇司马迁之手的窜补篇目，并将所有补窜篇目内容分为四类：褚少孙等续史篇目内容、好事者补亡篇目内容、读史者增窜篇目内容、司马迁附记太初以后事篇目内容。共有16篇涉及太初以后记事，凡22人，是司马迁对历史变迁“综其终始”的简略附记，总计1541字，这些人和事集中在两件大事上，一为巫蛊案，一为李陵案。赵生群则认为，《史记》记事迄于太初，太初以后所记载的事件，是后人补窜。

作品鉴赏

叙事艺术

史记独特的叙事艺术，非常注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探究，综合前代的各种史书，成一家之言，纵向以十二本纪和十表为代表，叙写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横向以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为代表，统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和行业，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另外，《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独特的效果。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从历史上说，具体记录了楚汉相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从文学上说，本文是中国散文中最早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艺术杰作，文中描绘的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画卷，塑造的项羽经典的悲剧英雄形象，对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即：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

人物刻画

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但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

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画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

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

三、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

《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在《李将军列传》中，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就是为了衬托李广。

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

四、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

五、互见法的运用。

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

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

六、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风姿。

《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在刻画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读者面前。《高祖本纪》中有一段话，陈述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刘邦表面谦逊，实际上很自负。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四公子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恰如其分给以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史记》中的人物都是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风貌，各有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

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

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在宝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史记》描写了许多人衣锦还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有选择，各有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相谢。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笔下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风格特征

深邃意蕴的叙事和生动鲜活的人物的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史记》形成一种雄深雅健的独特风格。《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并富有传奇色彩。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思想感情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当时的倾危之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动乱和楚汉相争，大显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产儿，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行动具有超前性。尽管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付出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的是一个悲剧群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中央朝廷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儿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自身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雎、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复强调“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岂非命也哉！”对于像萧何、陈平那样的幸运儿，司马迁认为他们的人生偶然性中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使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命运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难解的谜。而从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和人生的不确定、不公平和难以理解。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吴起为了当上鲁国将军而杀妻，未为卿相而母死不归，名缰利锁把他变成一个刻暴少恩之人，最终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绩与人性的严重异化形成直接冲突。张耳、陈余早年为刎颈之交，后来却反目为仇，也是利欲把他们拆开。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帝国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巨蛇等传说显示其灵异。除了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窦姬本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田单列传》的传主田单是一位智谋之士，这篇传记写了一系列的奇谋奇计，尤其是用火牛阵大破齐军一节，更是精彩绝妙。传记赞语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迹，可谓奇上加奇。《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学术研究

研究概况

《史记》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与论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

主要注家

宋元之后，《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著作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南朝（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史记正义》（唐张守节）。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宋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如清朝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

《史记探源》(清朝·崔适)

近人陈直之作，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

《史记》工具书，以《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其他考订

书名作者时间刻本

史记探源八卷崔适清宣统二年（1910年）刻本1

校刊史记集解索引正义札记五卷张文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金陵书局刻本2

史记正义佚文纂录李蔚芬民国刻本3

史记订补八卷李笠民国十三年（1924年）刻本4

史记琐言（诸史琐言卷一至三）沈家本清沈寄簃先生丛书本5

学古堂日记·史记雷浚等编清光绪刻本6

史记校二卷王筠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史记识误三卷周尚木民国十七年（1928年）石印本7

史记考证七卷杭世骏民国时期《道古堂外集》刻本8

史记正讹王元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刻本9

史记校注佚名民国影印本10

史记拾遗林茂春清稿本11

史记注补正方苞清广雅书局刊本12

史表功比说张锡瑜清广雅书局刊本13

景佑本史记校勘记龙良栋台湾影印本14

史记毛本正误丁晏清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影响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榜样，仿效这种体裁修史相继而起。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里，附在《春秋》之后。自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后世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西晋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将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

文学影响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史记》中华书局版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作品评价

西汉·刘向、扬雄：然自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西晋·华峤：迁文直而事核。

西晋·张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唐代·韩愈：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唐代·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十国·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

明代·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明末清初·杰出的点评家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鲁迅：《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毛泽东：“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

近代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现代作家、文学史家郑振铎：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现在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版本信息

《史记》版本大致分出4系。

第一系：宋刻十行本。

第二系：约有4种，分别为南宋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间建阳刊本；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南宋绍兴年间淮南东路转运使司刻九行本。

第三系：为集解索隐二家注本，现存2种，一种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张杅刻本，一种则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耿秉重刻张杅本。

第四系：现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蔡梦弼刻二家注本，此后又分为2支。

第一支：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建阳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铠刻本、明柯维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间崇文书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

第二支较为复杂，这一支的起头是蒙元中统二年（1261年）刻本，由中统本出的有明游明刻本、明建阳慎独斋刻本、明建宁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间刻本。而从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国子监刻本和北京国子监刻本。而清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刻本则从北监本出。

此外还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阁十七史本，此本为单集解本，据说源自宋刻，但具体底本不详，据此本重刻的则有清同治年间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书局刻）。

作者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附三：

李陵（西汉历史人物）

李陵（？—前74年），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北）人，字少卿。李广之孙。武帝时，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拜骑都尉，教射酒泉、张掖将士，防备匈奴侵扰。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时，自请率步卒五千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至浚稽山，为单于所率八万余骑包围。虽率军力战，终因粮尽矢绝，救援不继而投降。单于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尊贵用事。后武帝听信谣传，以为李陵教匈奴为兵，遂族灭其家。汉昭帝立，霍光遣使招之归汉，不还。居匈奴二十余年。病卒。

本名：李陵

别名：李骑都、李都尉

字：少卿

所处时代：西汉

民族族群：汉族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李陵年轻时担任侍中、建章监。善于骑马射箭，对人有仁爱之心，谦让下士，名声很好。汉武帝认为他具有李广的风范，命他率领八百骑兵。

李陵曾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越过居延侦察地形，未遇到匈奴顺利返还。后升为骑都尉，带领5000名丹阳楚人勇士驻扎酒泉、张掖等地，教习箭术以防备匈奴。

几年后，汉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命李陵带其五千兵马随后。行至边塞，武帝又诏令李陵，要他留下手下将士，只率五百轻骑出敦煌，至盐水，迎接李广利回师，然后仍驻屯在张掖。

孤军深入

天汉二年（前99年），李广利统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攻击在天山一带活动的右贤王，武帝召见李陵，想要他为大军运送粮草。

李陵来到武台殿，向武帝叩头请求说：“臣所率领的屯边将士，都是荆楚勇士、奇材、剑客，力可缚虎，射必中的，望能自成一军独当一面，到兰干山南边以分单于兵力，请不要让我们只做贰师将军的运输队。”武帝说“：你是耻于做下属吧！我发军这么多，没有马匹拨给你。”李陵答道：“不须给马匹，臣愿以少击多，只用五千步兵直捣单于王庭。”汉武帝为他的勇气所感便同意了，并诏令强驽都尉路博德领兵在中途迎候李陵的部队。

路博德以前任过伏波将军，也羞于做李陵的后备，便上奏：“现在刚进秋季正值匈奴马肥之时，不可与之开战，臣希望留李陵等到春天，与他各率酒泉、张掖五千骑兵分别攻打东西浚稽山，必将获胜。”武帝见奏大怒，怀疑是李陵后悔不想出兵而指使路博德上书，于是传诏路博德：“我想给李陵马匹，他却说什么‘要以少击众’，现在匈奴侵入西河，速带你部赶往西河，守住钩营之道。”又传诏李陵：“应在九月发兵，应从险要的庶虏鄣出塞，到东浚稽山南面龙勒水一带，徘徊以观敌情，如无所见，则沿着浞野侯赵破奴走过的路线抵受降城休整，将情况用快马回朝报告。你与路博德说了些什么？一并上书说清楚。”

于是，李陵率领他的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行进三十天，到浚稽山扎营。将所经过的山川地形绘制成图，派手下骑兵陈步乐回朝禀报。陈步乐被召见，陈说李陵带兵有方得到将士死力效命，武帝非常高兴，任陈步乐为郎官。

血战匈奴

李陵在浚稽山遭遇到单于主力，被匈奴三万多骑兵包围。李陵军驻扎在两山之间，以大车作为营垒，李陵领兵冲出营垒摆开队伍，前排持戟和盾，后排用弓和弩，下令：“听到击鼓就进攻，听到鸣金就收兵。”匈奴见汉军人少，径直扑向汉军营垒。

李陵挥师搏击，千弩齐发，匈奴兵应弦而倒。匈奴军败退上山，汉军追击，杀匈奴兵数千。单于大惊，召集左贤王、右贤王部八万多骑兵一起围攻李陵。李陵向南且战且走，几天后被困在一个山谷中。连日苦战，很多士卒中箭受伤，三处受伤者便用车载，二处受伤者驾车，一创者坚持战斗。

李陵说：“我军士气不如前，又鼓不起来，是何原因？莫非是军中有女人么？”原来，军队出发时，有些被流放到边塞的关东盗贼的妻女随军作了士兵们的妻子，大多藏匿在车中。李陵把她们搜出来用剑杀掉了。第二天再战，果然斩匈奴首三千多。他们向东南方突围，沿着故龙城道撤退，走了四五天，被大片沼泽芦苇挡住。

匈奴军在上风头纵火，李陵也令将士放火烧出一块空地才得以自救。又退到一座山下，单于已在南面山头上，命他儿子率骑兵向李陵发起攻击。

李陵的步兵在树林间与匈奴骑兵拼杀，又杀匈奴兵数千，并发连驽射单于，单于下山退走。这天李陵捕得俘虏，俘虏供出：“单于说：‘这是汉朝的精兵，久攻不能拿下，却日夜向南退走把我们引到塞边，会不会有伏兵呢？’而许多当户和君长都说：‘以单于亲率数万骑兵攻打汉朝几千人，却不能把他们消灭，那以后将无法再调兵遣将，也使汉朝越发轻视匈奴。务必在山谷间再度猛攻，还有四五十里才到平地，即使不能破敌，返回也来得及。’”这时，李陵军处境更加险恶，匈奴骑兵多，战斗一整天不下几十回合，匈奴兵又死伤二千余人。匈奴军不能取胜，准备撤走。

恰逢李陵军中有一个叫管敢的军侯，因被校尉凌辱而逃出投降了匈奴。对单于说：“李陵军无后援，并且箭矢已尽，只有李陵将军麾下和成安侯韩延年手下各八百人排在阵式前列，分别以黄白二色作旗帜，派精兵射杀旗手即可破阵了。”单于得到管敢，大喜，命骑兵合力攻打汉军，边打边喊：“李陵、韩延年快降！”接着挡住去路猛烈攻打李陵。李陵处在山谷底，匈奴军在山坡上从四面射箭，矢如雨下。汉军坚持南行，未等冲到鞮汗山，一天之中五十万支箭已全部射光，便丢弃战车而去。

当时，还剩士兵三千多，赤手空拳的就斩断车轮辐条当武器，军吏们也只有短刀。又被一座大山所阻折入狭谷，单于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在险要处放下垒石，很多士卒被砸死，不能前进。

黄昏后，李陵换上便衣独步出营，拦住左右说“：不要跟着我，让我一个人去干掉单于！”过了很久，李陵才回来，叹息说：“兵败如此，惟求一死！”军吏说：“将军威震匈奴，陛下不会让您死，以后可想别的办法回去，像浞野侯（赵破奴）虽被匈奴俘获，但后来逃回去，陛下仍以礼相待，何况对将军您呢！”李陵说“：你别说了，我不战死，不为壮士。”于是他要部下把旌旗都砍断，把珍宝埋藏在地下。又扼腕道：“再有几十支箭，我们足以逃跑了，可现在无武器再战，天一亮就只有束手待擒了。不如各作鸟兽散，还可能有逃回去报告陛下的人。”他令将士们每人拿上二升干粮，一大块冰，约定在边塞遮虏鄣会合。准备夜半时分击鼓突围，但鼓未响。

力竭被俘

李陵与韩延年一同上马，十多名壮士和他们一道冲出。匈奴数千骑兵紧追，韩延年战死，李陵长叹：“我无脸面去见陛下呀！”于是下马投降了。他的部下四散逃命，逃回塞内的仅四百余人。李陵兵败之处离边塞只有百余里，边塞把情况报告了朝廷，武帝想必李陵已战死，就把他母亲和妻子召来，要相面的人来看，却说他们脸无死丧之色。后来得知李陵已降匈奴，武帝大怒，责问陈步乐，陈步乐自杀了。

文武百官都骂李陵，武帝以李陵之事问太史令司马迁，司马迁则说：“李陵服侍母亲孝顺，对士卒讲信义，常奋不顾身以赴国家危难。他长期以来养成了国士之风。今天他一次战败，那些为保全身家性命的臣下便攻其一点而不计其余，实在令人痛心！况且李陵提兵不满五千，深入匈奴腹地，搏杀数万之师，敌人被打死打伤无数而自救不暇，又召集能射箭的百姓来一起围攻。他转战千里，矢尽道穷，战士们赤手空拳，顶着敌人的箭雨仍殊死搏斗奋勇杀敌，得到部下以死效命，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身陷重围而战败，但他杀死杀伤敌人的战绩也足以传扬天下。他之所以不死，是想立功赎罪以报效朝廷。”起初，武帝派李广利率领大军出征，只令李陵协助运输，后来李陵与单于主力战斗，李广利却少有战功。武帝认为司马迁诬罔，是想诋毁贰师将军为李陵说情，于是把他下狱施以腐刑。

很久以后，武帝悔悟到李陵是无救援所致，说：“李陵出塞之时，本来诏令强弩都尉接应，只因受了这奸诈老将奏书的影响又改变了诏令，才使得李陵全军覆没。”于是派使者慰问赏赐了李陵的残部。李陵在匈奴一年后，武帝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境内接李陵。

公孙敖无功而返，对武帝说：“听俘虏讲，李陵在帮单于练兵以对付汉军，所以我们接不到他。”武帝听到后，便将李陵家处以族刑，他母亲、兄弟和妻子都被诛杀。陇西一带士人都以李陵不能死节而累及家族为耻。

诈降成真

此后，有汉使到匈奴，李陵对使者说：“我为汉朝领步卒五千横扫匈奴，因无救援而败，有什么对不起汉朝而要杀我全家？”使者说：“陛下听说李少卿在为匈奴练兵。”李陵说；“那是李绪，不是我。”李绪本来是汉朝的塞外都尉，驻守奚侯城，匈奴来攻便投降了。

单于对他优礼有加，坐次在李陵之上。李陵恨他为匈奴练兵而使自己全家被诛，便派人刺杀了李绪。大阏氏要杀掉李陵，单于把他藏到北方去了，大阏氏死后才回来。

单于很看重李陵，把女儿嫁给他，立他为右校王，立卫律为丁灵王，他们都成了掌权的贵族。卫律的父亲本是长水胡人，但他却在汉朝出生长大。他同协律都尉李延年很好，李延年推荐他出使匈奴。出使回来，恰逢李延年家被抄斩。卫律害怕株连，就出逃投降了匈奴。他很受单于宠爱，经常侍于左右。而李陵则住外边，遇到大事才召入计议。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他们一向与李陵很好，就派李陵过去的好友陇西人任立政等三人去匈奴招李陵归汉。任立政等到匈奴后，单于置酒款待，李陵、卫律都在座。

他们虽见到了李陵，但不能私下讲话，便用目光向李陵示意，又几次把佩刀上的环弄掉，趁捡环时握住李陵的脚，暗示他可以回汉朝去。此后李陵、卫律备牛酒慰问汉使，一起博戏畅饮，他们都穿着匈奴的服装蓄着匈奴发式。

任立政大声说：“汉朝已宣布大赦，国内安乐，陛下年少，由霍光、上官桀辅政。”想用这些话使李陵动心，李陵沉默不语，又不经意地摸着头发说：“我已着胡服。”过了一会儿，卫律起身更衣，任立政说：“少卿，你受苦了，霍子孟、上官少叔向你问好。”李陵说“：霍公与上官大人可好！”立政说“：他们请少卿回故乡去，富贵不用担心。”李陵小声对任立政说：“少公，我回去容易，只怕再次蒙受耻辱，无可奈何！”话未说完，卫律回来了，好像听到了他们最后的话，说：“李少卿贤能之人，大可不必只在一国居住，从前范蠡遍游天下，由余从西戎到秦国，今天还谈什么故国之类。”说罢告辞了。

任立政接着对李陵说：“你也有这个意思么？”李陵说：“大丈夫不能反复无常，再次蒙羞。”李陵在匈奴二十多年，元平元年（前74年）病死。

历史评价

司马迁：“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成，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苏武：“每念足下，才为世英。器为时出。”

江淹：“至于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及！”

陈叔宝：“李陵矢竭，不免请降，于禁水涨，犹且生获，固知用兵上术，世罕其人。”

李世民：“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

骆宾王：“李都尉鸳鸯之辞，缠绵巧妙。”

王维：“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结发有奇策，少年成壮士。长驱塞上儿，深入单于垒。旌旗列相向，箫鼓悲何已。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将令骄虏灭，岂独名王侍。既失大军援，遂婴穹庐耻。少小蒙汉恩，何堪坐思此。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

刘湾：“汉武爱边功，李陵提步卒。转战单于庭，身随汉军没。李陵不爱死，心存归汉阙。誓欲还国恩，不为匈奴屈。身辱家已无，长居虎狼窟。胡天无春风，虏地多积雪。穷阴愁杀人，况与苏武别。发声天地哀，执手肺肠绝。白日为我愁，阴云为我结。生为汉宫臣，死为胡地骨。万里长相思，终身望南月。”

杜甫：“李陵苏武是吾师。”

欧阳修：“盖诗者，乐之苗裔与。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

苏轼：“苏、李之天成，二公尊之至矣。”、

何去非：“夫李广、李陵皆山西之英将也，材武善战，能得士死力。”

辛弃疾：“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陈普：“茂陵无奈太仓陈，槐里家传本助秦。万落千村荆杞满，陇西桃李亦成薪。”

徐钧：“名将生降负己知，丧师辱国死犹迟。河梁羞与子卿别，携手空余五字诗。”

王世贞：“自昔倚马占檄，横槊赋诗，曹孟德、李少卿、桓灵宝、杨处道之外，能复有几？自非本色故足贻姗。”

王夫之：“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蔡东藩：“苏武去使，已为多事，若李陵部下，只五千人，身饵虎口，横挑强胡，彼即不自量力，冒险轻进，武帝年已垂老，更事已多，安得遽遣出塞，不使他将接应，而听令孤军陷没耶？苏武不死，适见其忠；李陵不死，适成为叛。要之，皆武帝轻使之咎也。武有节行，乃使之困辱穷荒；陵亦将才，乃使之沈沦朔漠。两人之心术不同，读史者应并为汉廷惜矣。”

钱穆：“李陵之才气，及其全军之勇决，令千载下读史者想慕不已。”

张承志：“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个人作品

在文学上李陵具有特殊的地位。他本身就是文艺作品中悲情人物的典型，同时组诗《苏武李陵赠答诗》（简称苏李诗）作为汉诗中的经典，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其真实性也是历来饱受争议的。此外，相传还作有《答苏武书》，其真实性同样被质疑。唯一可以确定的作品是记录在《汉书》本传中的《别歌》。

中国史学开山鼻祖，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文学大家——司马迁与 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李陵（西汉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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