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古籍整理工作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2022-08-05 00:33科技管理研究所发表于北京

【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

        古籍，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1年以前、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国家标准局《古籍著录规则》，1987年）。有字的商周甲骨、青铜器、石刻等都不具备“古典装订形式”，也没有流通功能，因而不能算作古籍。最早的古籍形式应该是简帛，此后有纸写本、刻本、活字本、石印本等多种形态。所谓古籍整理，“是对原有的古籍作种种加工，而这些加工的目的是使古籍更便于今人以及后人阅读利用”（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中国古代的古籍整理工作，主要有校勘、辑佚、辨伪、注释、评点、序跋、目录等方式，而以校勘、注释为核心。若以文献载体、制作方式而论，则可以划分为简帛时代、纸写本时代、印本（含刻本、活字本、石印本）时代。

简帛时代

        据史料记载，周宣王（？—前782年）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曾经“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国语·鲁语下》）经过正考父的校勘，《诗经·商颂》12篇的篇次得以纠正。春秋后期文化下移，九流百家兴起，诸家藏书丰富，各有著述，古籍整理工作亦逐渐兴起。简帛时代规模较大且影响深远的古籍整理工作，当推孔子校订“六经”和刘向父子对国家典籍的整理。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春秋末期鲁国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曾经对官府所收藏的重要文献《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校勘整理，或删定篇目，或调整次序，或勘定文字，甚至直接笔削修改，进行哲学化的阐释，并用以教育弟子。《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后代儒家学者十分强调孔子“笔则笔，削则削”的工作，因而说孔子“作《春秋》”“作《易传》”，甚至说孔子“作‘六经’”。其实，孔子的工作是有文本基础的，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的古籍整理，并不是空无依傍的创作。“六经”除了《乐经》已经失传，其余“五经”皆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也是中华文化的经典著作。

        西汉成帝、哀帝时，刘向（前77—前6年）、刘歆父子对国家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汇集、整理、校订工作。孔子以个人之力整理文献，主要集中于六部重要典籍；而刘向父子则是奉帝王之命，组织学术团队对先秦至汉成帝时的所有图书文献进行穷尽式搜集和整理，这代表着国家意志，也开启了官府有组织、有计划整理国家图书的先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596种13269卷图书文献，大都经刘向父子之手。其过程如下：1.陈农奉皇帝之命，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征集图书；2.由刘向负责，将征集来的古今图书大致划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凡六类；3.将六类图书交由不同的专家负责整理，“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4.每一部书都广泛搜集各种版本，包括中书（皇宫藏书）、太史书、太常书、大臣私人藏书等，进行篇目和文字校勘，去其重复，正其错讹；5.将校勘、整理好的图书写在竹简上，请专家审核、削改，形成定稿后再“上素”（抄写在绢帛上）；6.刘向等为每一部整理好的图书撰写书录，介绍版本搜集、校勘整理经过，作者生平、图书内容、价值影响等，并将绢帛书和书录一并进献给皇帝；7.将各书的书录抽出来合并一处，是为《别录》20卷；8.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承父志，终于完成校书工作，并且对《别录》进行删减，形成《七略》7卷。《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官修书目，奠定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根基。这次文献整理，规模空前，参与人数众多，耗时约二十年，方法科学恰当，对后代的古籍整理和文献分类有重要的垂范作用。

        对古籍的注解与阐释，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孔子之后，“《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降至汉代，言说益夥，并且形成了传、记、说、故、训、解、解诂、章句等多种训诂方式。仅《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易》学著述，就已经多达13家，294篇。汉代经学昌盛，家法、师法谨严。其中古文经重视文字训诂，而今文经强调义理发挥，互相攻讦。东汉大儒郑玄（127—200年）打破今古文经学壁垒，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其《毛诗传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被完整地保存于“十三经注疏”中，成为汉代文献注释的标志性成果。

纸写本时代

        西汉人发明了纸张，较为粗糙，经过东汉蔡伦的改良而逐渐得以流行，出现了一段简帛与纸张混用的时期。东晋桓玄下令废除竹简，古代典籍才正式进入纸本时代。纸张成本低廉，书写容易，携带方便，大大促进了图书文献的生成、传播、整理和普及。纸写本时代的古籍整理，以文献注释的成就最高。

        两汉时期的古籍注释，已经从儒家经典扩展到子书、史书和诗文，如高诱《淮南子注》、王逸《楚辞章句》、应劭《汉书集解音义》等。六朝至唐初，出现了所谓的“四大名注”，即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唐李善《文选注》。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初孔颖达（574—648年）领衔编撰的“五经正义”。

        据《新唐书·孔颖达传》，唐太宗时“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其中《周易正义》16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合称“五经正义”，颁布天下。“五经正义”充分吸收南北经学家的见解，结束了注释纷争的局面，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唐代还出现了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和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疏》。以上“九经”注疏，为唐代文人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权威教材，影响深远。诸经正义（或称义疏、疏）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们既要为经书作注，也要对汉魏六朝人的注释进行疏解，因而内容翔实，说解透彻，但由于奉行“疏不破注”原则，故往往曲折为说，牵强附会，“功在详析与整理而创造不多”（汪耀楠《注释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页）。与孔颖达几乎同时的陆德明（约550—630年），曾经为《周易》《尚书》《毛诗》“三礼”“三传”《论语》《孝经》《老子》《庄子》《尔雅》等各自撰写《音义》，合为《经典释文》30卷。该书在对14部重要典籍的原文和注释进行音注时，采择汉魏六朝音切凡230余家，兼载诸儒之训诂，详列各本之异文，具有重要的古音学、训诂学、校勘学价值。后人将该书内容拆散，插入“十三经”相应的经文和古注之下，为读者提供方便。

        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30卷，收录先秦至梁代诗文名篇700余首，颇具鉴裁。隋唐之际形成“文选学”，对《文选》的研习、注释、模仿蔚然成风，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李善《文选注》60卷、五臣《文选注》30卷。前者征引富赡，内容广博；后者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唐中期至北宋，五臣注流行；两宋之际，李善注又受到青睐。在刻本时代，除了单独的李善注、五臣注之外，还出现了五臣-李善注、李善-五臣注之类的拼合本，风靡宋元明清四代。

印本（含刻本、活字本、石印本）时代

        印刷术出现于唐代初年，当时只用于印刷佛经、日历等世俗读物。《梦溪笔谈·技艺》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冯瀛王即冯道，五代时人，曾倡议国子监校定“九经”，组工雕印，此为官家刻书之始。版印书籍不仅能够将典籍化身千百，促进其广泛传播，而且把文人从极为繁重的抄写工作中解放出来，投身到对古籍的收藏、校勘、注释、研究等工作中。中国古代的印本书籍，以雕版印刷为主，亦有少量活字本（木活字、泥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清末出现了石印本、珂罗版印本等，但流行时间不长。

        两宋时期，出现了许多致力于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学者，成果丰硕。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南宋朱熹的经典注释和岳珂的古籍整理与刊刻。

        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年）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并，撰写《四书章句集注》26卷。该书摒弃唐代孔颖达等“五经正义”注疏烦琐的弊端，代之以清通简要、义理深刻的风格，成为南宋理学的代表性著作。明清以后的科举考试命题，大抵出自“四书”“五经”，而“四书”题皆以朱熹此书为准绳，影响巨大而深远。

        岳飞之孙岳珂（1183—1243年）是南宋著名官员、藏书家。他设立相台家塾，对“九经”“三传”等儒家典籍进行系统性整理和刊刻。与陆德明不同，岳珂使用版刻书籍（而不是写本）进行校勘。他以家塾所藏各种旧刻，“并兴国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九经三传沿革例》）。态度极为认真，搜罗版本空前齐备，并且延聘专家进行校理，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等，皆罗列条目，详审而精确，后世推为善本。中国古代的校勘学、版本学、刊刻学，自此确立。

        元明两代的古籍整理相对萧条，成果不多，但也出现了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凌稚隆《史记评林》、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毛晋《六十种曲》等重要成果。降至清代，文字狱严酷，古籍整理却进入了鼎盛时期。经部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陈奂《诗毛氏传疏》、焦循《孟子正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郝懿行《尔雅义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史部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王先谦《汉书补注》，子部如郭庆藩《庄子集释》、孙诒让《墨子间诂》、俞樾《诸子平议》，集部如王夫之《楚辞通释》、王琦《李太白集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彭定求《全唐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丛书如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荦荦大观。

        印本流行的时代，写钞本形态也没有完全退出，有时还会发挥巨大作用。清代乾隆年间由纪昀（1724—1805年）主持，耗时十余年编成的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因卷帙太大，未曾刊刻，只是抄写了七套，分藏于“北四阁”和“南三阁”，如今尚存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文澜阁本，凡四套。《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是中国传统古籍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清点、整理和总结。陆续参与其事的官员、学者竟有三百余人，他们从一万多种图书中选择大约3500种，进行细致的校勘、整理，并撰写提要。纪昀汇总各书提要并加以润色、修改，而成《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包括四库著录书提要3400余篇，四库存目书提要6700余篇，并且各部、各类之前都有部类概说，体大思精，纲举目张，是中国古代官修目录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历史上的古籍整理，既有体现国家意志的官方行为，如西汉刘向父子校勘、整理国家图书，唐代孔颖达等撰写“五经正义”，清代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等；也有反映个人兴趣的私人校理、注释与阐发，如孔子整理“六经”并用于教育子弟，宋代岳珂校勘、刻梓“九经三传”，清代学者对古代经典著作的辑佚、辨伪、注释、评点、考证等。古籍整理的方式多样，涉及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出版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为现当代的古籍整理、古代文化的研究和传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附：

八百多年前，这场巅峰对话重塑了中国人的心智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2022-08-05 14:43广东省中管科学研究院发表于北京

        “鹅湖之会”最大意义是将“朱陆异同”第一次全面、细致而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所有人都真切地认识到，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理论大厦，它们之间横亘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武夷山脉北麓的江西铅山县境内，有一个叫鹅湖的地方。它的得名是不是因为这里很久以前就一直有一个湖，而湖上有很多鹅？不得而知。早年，鹅湖也算是一处名胜。唐朝代宗大历间（766-779），有位大义禅师在这里建了一座峰顶禅寺。大义是创立了“洪州宗”的禅宗大师马祖道一的弟子，想来他的佛学造诣一定也十分深厚。在他主持下，禅寺很快便声名鹊起，这里成了江南禅宗的有名道场，连当朝天子都“闻其道”。

        元和二年（807），唐宪宗召见大义禅师，让他与一群大法师一起讨论佛法。其间，大义对皇帝的困惑与不解一一点化。宪宗于是下旨向大义赐号“慈济”，同时“敕建鹅湖峰顶禅院。”（王祚昌：《鹅湖峰顶志》。）但在之后400年里，风景秀丽的鹅湖只是在释教人士中有些名气而已，一般人很少知道这个崇山峻岭环抱的内陆小地方。直到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盛夏，一群学术界大人物心血来潮地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交通闭塞的此地，展开了一场前无古人的哲学辩论会，让这里顿时蓬荜生辉。随着“鹅湖之会”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鹅湖这个名字也从此被载入了不朽。

        01.那一年，最先抵达鹅湖的是理学大师朱熹和他的好友吕祖谦，不过他们事先并没有筹划好了要到这里来开一个学术会议，而只是途经而已。

        在这之前，他们二位刚合作编了一本重要的书，也就是后世儒生的必读教材之一——《近思录》。这年正月，吕祖谦从自己的老家婺州（今浙江金华）东阳到访朱熹所在的福建建阳寒泉精舍，两人聚会、读书、畅叙了一个半月，相互启发感悟之余，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位北宋著名道学家的文章著作中，精选“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近思录》朱熹序。）622条，按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近思录》吕祖谦序。）的原则，辑成《近思录》十四卷。其意旨在为后学者更好地把握“北宋四子”思想精要提供一个入门阶梯读物，以免“初学者不知所入”（《近思录》朱熹序。），以正“厌卑近而骛高远”（《近思录》吕祖谦序。）之失。前后只用了一个半月时间就得以成书，说明这部书编得很顺利，朱吕二位的交流与合作看来也十分愉快，没有什么大的分歧。书编完以后，意犹未尽的朱熹送吕祖谦回程。这本是古代士大夫交游的礼仪，但朱熹一送就把吕祖谦送到了铅山，可见吕祖谦在朱熹心目的中的重要位置。如果你查一下地图就会发现，从建阳到铅山，实际上就是自南而北翻越了整座武夷山！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驾车走高速公路，最快也得辛苦走上两三个小时。850年前的朱吕二先生在这条山路上走了一个多月，等他们来到铅山时已是当年的五月。

        02.朱子的大名无人不知，在后来人眼里，他在儒学历史上的地位大概仅次于孔子与孟子两位先秦圣贤，今人中听说过吕祖谦的就少了很多。但在当时，这位“吕东莱先生”的名头可不见得逊于朱熹。

        吕祖谦本人是一位杰出的理学家，与朱熹和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但他的出身极为显赫，其八世祖吕蒙正、七世祖吕夷简和六世叔祖吕公著都曾在北宋时当过宰相；他的六世祖吕公弼也官至枢密使，也就是宋代最高军事长官。他们是寇准、包拯、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些伟人们的上级、同僚、挚友或政敌。自其而下，吕祖谦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重臣，且都政声卓著，可谓世代官宦之家。有宋一代，除了赵官家，大概找不出第二个比“东莱吕氏”更显耀的门第了。不止官场得意，吕氏一门在学术上也有渊源深厚的家传。在黄宗羲和全祖望编著的《宋元学案》一书中，吕氏七代人里至少有17位学者赫然有专门学案在列，当然也包括吕祖谦这位南宋理学名家。

        《宋史》本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推断，吕祖谦在世时很可能是当时天下公认的学界领袖人物，地位甚至要更高于年长他六七岁的朱熹。

        吕祖谦在这段隽美崎岖的山路上突发奇想，向朱熹提议，由自己出面邀请在学术界影响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另一位道学名家陆九渊前来聚会辩论。正如我们这些后学者所熟知的，朱熹与陆九渊在北宋诸子开辟的道学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两支截然不同的传统，亦即后来所谓理学与心学之分。他们在当时就已形成了鲜明的两个派别，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尖锐争论，有时甚至难免意气用事。

        吕祖谦的初衷显然是想要调和朱陆之间的分歧，以使南宋道学的理论体系重归统一，学术团体内部更趋和谐。他应该是受到了与朱熹一同编辑《近思录》的愉快合作经历的启发，希望朱陆之间也能达成共识。

        朱熹觉得吕祖谦的建议很好，于是吕祖谦立即派人向陆九渊送去邀请信函。他们二人自己则在铅山当地的鹅湖寺住下来，静候陆九渊的到来。只是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鹅湖寺，是否就是400年前唐宪宗敕令兴建的那所“峰顶禅院”？陆九渊欣然接受邀请，并立即动身启程，他内心里大概早就在期待着这样的机会了。

        陆九渊的老家在江西抚州金溪县，150多年前，抚州临川县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位无比伟岸、同时也引来无穷纷争的大人物，他就是王安石。抚州离铅山不很远，与建阳到那里的路程差不多。一个月后，也就是淳熙二年（1175）六月，陆九渊与自己的五兄、同为知名学者的陆九龄联袂出现在了鹅湖。

        03.朱熹、吕祖谦加上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四位世人仰慕的学术大师相聚在一起辩论的消息传开后，一向偏僻的鹅湖瞬间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人们从各地涌来这里，当时的知名学者就来了几十个人，自然还有朱、吕、陆三派的门生弟子们。大家都不想错过一次顶级的智慧碰撞，而这样的巅峰对话几百年都没有机会出现一次。

        陆氏兄弟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们到达鹅湖寺与朱、吕二人见面寒暄之后，各自呈献上一首七律诗。这自然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交游聚会时必不可少的风雅传统，故而这类酬和诗通常都以赞美风物、咏诵时节及相互褒扬为主，往往写得花团锦簇。

        陆九龄的那首诗便是如此，也因此不为人所记得。然而，年少气盛的陆九渊却锋芒毕露，甫一见面便毫不留情地挖苦朱熹：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陆九渊：《鹅湖和教授兄韵》）本来，这次辩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为学之方”或“教人之法”，即应当如何正确地学习精进。而这个问题又涉及理学与心学两个不同哲学体系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

        朱熹历来重视“格物致知”，就是通过书本知识的学习和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深入调查研究，“穷究万物之理”，积累正确可靠的知识，加以归纳和分析，逐步逼近终极真理。而陆九渊一向强调“发明本心”，在他看来，一个人若非一开始就树立纯粹和善的发心，那么读再多书，了解再多现实问题，也绝无可能找到通往真理之路，没准还比不掌握知识更坏，因为为恶的能力更大了。

        陆九渊的门人朱亨道后来对此有一段比较准确的记录：“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所以，朱熹总是劝人多读书、多观察，多思考，进而去发现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那个“理”，用现代科学的话说就是客观规律。而陆九渊并不认为存在一个先于和外在于人心的客观之“理”，他的标签性名言是“心即理”。陆九渊总是反对盲目读书和历练，主张“先立乎其大”，通过持续不断的内省来祛除因外在“污染”而生的“此心之蔽”，唤醒和发掘沉睡于每一个人身上的内在“德性”。朱陆之间的根本分野，亦可概括为“道问学”为先，还是“尊德性”为先。陆九渊的这首见面诗正是嘲讽朱熹的为学之道是“支离事业”，琐碎而无用。

        据清人郑之侨所作《鹅湖倡酬诗考》一文说，象山先生抛出这首诗后，“元晦闻之色变，大不怿而罢。”想来，陆九渊之前一定不止一次地以“支离”之类的话讥讽朱熹的为学之道，所以朱熹一见到那首诗便十分不快。辩论尚未开始，气氛已不融洽，似乎也预示着这场万众期待的“鹅湖之会”不会有圆满的结局。接下来的正式会议由吕祖谦主持，朱熹和陆九渊二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激烈论辩了整整三天。至于结果，我们这些后来人当然也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双方谁都没有能够说服谁，也没有能够达成丝毫折中与妥协，最终不欢而散。

        04.按我个人的解读，“鹅湖之会”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名气那么大，其最大意义实际上是将后人所总结的“朱陆异同”第一次全面、细致而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所有人都真切地认识到，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理论大厦，它们之间横亘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身处其中的吕祖谦不太可能认识到，为什么朱陆之间无法达成自己与朱熹之间的那种愉快共识。这是因为，吕祖谦也好，张栻也好，不论他们二人的学问多么渊博，思想多么深邃，见识多么睿智，品格多么高尚……他们都没有建构起逻辑上严密自洽、内部各部分有机整合的理论体系，按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一套能够自我论证的意识形态。但朱子和象山各自都形成了这样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好的体系能够把各种知识整合进来，但体系与体系之间却是无法相互整合的。体系越是完备，这种整合就越不可能。进一步看，这也正是朱熹所代表的理学与陆九渊所代表的心学之所以穿越几百年依然能够在每一个时代焕发出新鲜而强大生命力的源泉所在，而吕祖谦和张栻以及那个时代的所有大儒们，一旦抽离了他们的具体时代，就渐渐地不再被后人铭记了。

        所谓“朱陆异同”，其实是古今中外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时的一个永恒问题。对照西方思想史，古希腊哲学中的柏拉图体系与亚里士多德体系之争、基督教神学中的圣奥古斯丁体系与托马斯·阿奎那体系之争，本质亦不过在于此。

        朱熹之学后来被历代朝廷尊为官方意识形态，亦即所谓“程朱理学”；而陆九渊之学经明代王守仁（阳明先生）的进一步完善和阐发，形成所谓“陆王心学”，成为对官方理学的有力挑战和有益补充。不过这是一个宏大的哲学史课题，已远远超出本文的主题范畴。照围观者的一些记载来看，在“鹅湖之会”上，陆氏兄弟似乎是稍占上风的。但这恐怕并非因为陆九渊的道理和逻辑更让人折服，而是因为在没完没了地辩论读书学习究竟是不是成为“君子”的必经之阶时，聪明绝顶的陆子静最后突然抛出一个堪称“绝杀”的命题：“尧舜之前何书可读？”令那个时代知识最广博、思想最缜密的朱子竟一时语塞。放到今天开放和发展的知识系统中审视，这充其量是一种诡辩，只是很巧妙而已。但在默认尧、舜、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为无法超越的“道统”之源的道学思想框架内，这的确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陆九渊的哲学比朱熹的哲学更富有宗教性。

        关于这一点，朱熹看得很明白，他后来指象山之学不过就是披着一件儒学外衣的禅学而已。

        据陆九龄说，他怕场面尴尬，曾私下里劝弟弟不要拿这个难题去向年长他九岁的朱元晦发难。但陆子静最终还是没能忍住，毕竟那年他才36岁。或许正是因为陆九渊在“鹅湖之会”的首尾两次“冒犯”，作为这场盛会的发起者和主持人，吕祖谦这样评论朱陆二人的表现：“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应该说，吕祖谦不愧为一代大家，他说得不但中肯，而且更是敏锐地预见了未来。由于围观者众，各种不同记载接踵出现，其中必然又夹杂着许多添油加醋和道听途说，这场“鹅湖之会”渐渐传播开去，变成了天下读书人的一项重要谈资，鹅湖这个地方也就出了名。

        13年后，另一位当时的大学者陈亮不知出于何故，邀请著名词人、抗金义士辛弃疾和朱熹一起再赴鹅湖相会。不过，关于这“第二次鹅湖之会”的记载很少，可见它没有引起什么关注，陈亮和辛弃疾的共同偶像朱熹好像也没有去，二人在那里填了几首词互赠而已。

        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有理学门人在鹅湖寺边上建了一座“四贤祠”，并在此聚徒讲学。到理宗淳祐十年（1250），也就是“鹅湖之会”过去75年之后，当地有个官员奏请朝廷在此兴建一座书院。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并赐名 “文宗书院”，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书院”的来历。（《书院寻踪（下）》第441-447页。韦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当朝天子宋理宗是一个对理学无比钦佩的人，以至他驾崩后得此庙号。

         05.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场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鹅湖之会”在当时的另一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它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以后，这类“会讲”便成为南宋书院进行日常教学和学术探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之一。就在“鹅湖之会”过去5年后，淳熙八年（1181）的新年，陆九渊又一次收到了一封郑重的邀请函，这次向他发出邀请的不是别人，正是朱熹本人。淳熙五年（1178），朱熹受诏知南康军，他到任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建已经荒废百年的著名的白鹿洞书院。

       在朱熹的执着努力和亲力亲为下，淳熙七年（1180）三月，白鹿洞书院重新开门讲学，作为地方长官的朱熹亲自主持，他马上想到了请自己那位最著名的论敌陆九渊前来开讲。

        由于当地有灾情，朱熹先要忙于赈灾，这次会讲延迟了几个月。第二年初春二月，陆九渊应约而来。这一次，在新建成的白鹿洞书院，两位大师的合作要比5年前的“鹅湖之会”愉快很多。陆九渊在朱熹复兴的白鹿洞书院升堂会讲，他讲课的主题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堂课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朱熹评价说，陆九渊的讲课“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竦然动心。”（朱熹：《跋陆子静白鹿洞书堂讲义》，见《陆象山集》、《朱子大全》。）朱熹还在写给他人的信件里描述，在场听讲的人无不被陆九渊讲课时的浩然正气感染，“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见李绂：《象山年谱》。）。

        朱熹自己也被深深震撼，他生怕时间一久，大家会忘记了陆九渊的教诲，便请他把讲稿精要整理出来，还亲自为它题跋，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不久便被刻石以便久存。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正式的教师课堂讲义，现代大中小学里使用的“讲义”这个专门概念，也许正源于它。从存世的《白鹿洞书堂讲义》来看，陆九渊这堂课的要旨是抨击当时弥漫于天下士子中的那种读书只为科举、科举只为当官、而当官又只为利禄的恶劣风气。

        他希望学者以“义”为先，即读书是为了追求真知，当官是为了为老百姓谋福利，进而从根本上端正政风、学风与社会风气。不过，用文言记录下来的只是这堂课的观点精要，仅聊聊数百字，我们如今已很难从中体会到当时在场听众为什么竟至于被感动得流下热泪了。想来，陆九渊在讲课中举了很多时人有深切体会的真实事例，口语表达也特别真挚、有力、动人。

       06.作为一个大学者，陆九渊几乎从不注书写作，他的全集都是他去世后门生们从对他平时讲课和谈话的笔记中收集整理而成，这在世界思想史上亦属极罕见。演讲与辩论是他的强项，也是他的学术传播的最大特色。史载，陆九渊经常站在田头河边，用最平易浅显的大白话对着大字不识的农夫村妇们宣讲他的那些哲理。陆九渊所讲的东西都是从生活中随处捡拾来的，任何的身边小事都可以成为他“弘道”的素材。

        他总能让自己的听众们听得津津有味、啧啧称道，朱熹自己也曾极为钦佩地说过：“子静会说话。”当陆九渊有机会“面圣”时，他还曾热心地为陆九渊出谋划策，希望后者能够以善言的天赋说服当时的皇帝宋孝宗，推动政事改革。

        朱熹与陆九渊正相反，他是史上著书立说最多的一位思想家，还是少数在生前就很有意识地花力气修改、编纂自己文集的思想家，他尤其善于编写供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教材。他们二人都地一丝不苟地践行了自己的哲学信念。

        时光又流淌了840年，那块镌刻着陆象山记、朱子跋的《白鹿洞书堂讲义》的石碑今天依然矗立于庐山白鹿洞书院的北碑廊。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两位伟大思想家和而不同的真诚交往，以及他们始终不懈的上下求索。

刘向 [liú xiàng]

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

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刘更生，字子政，沛郡丰邑（今江苏省徐州市）人。汉朝宗室大臣、文学家，楚元王刘交（汉高祖刘邦异母弟）之玄孙，阳城侯刘德之子，经学家刘歆之父，中国目录学鼻祖。

以门荫入仕，起家辇郎。汉宣帝时，授谏大夫、给事中。汉元帝即位，授宗正卿。反对宦官弘恭、石显，坐罪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出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世称刘中垒。建平元年，去世，时年七十二岁。

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五经通义》。编订《楚辞》，联合儿子刘歆共同编订《山海经》。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为主要特色，作品收录于《刘子政集》。

本名：刘向

别名：刘更生 刘中垒

字：子政

所处时代：汉朝西汉

民族族群：汉族

人物生平

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任辇郎。

神爵二年（前60年），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

神爵四年（前58年），任谏大夫。

甘露三年（前51年），任郎中、给事黄门郎。

甘露三年（前51年），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初元元年（前48年），元帝初即位，以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给事中、大宗正，后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免为庶人。

建始元年（前32年），汉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

阳朔二年（前23年），任中垒校尉，致终，典校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

刘向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榖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山海经》系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主要成就

校书存经

从《汉书·艺文志》的序言来看，诸子百家书籍的命运多舛，书籍的来源驳杂：

《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藩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日：“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在“真伪纷争”、“藩灭文章”、“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求遗书于天下”的背景下，书籍的流传、创作和整理都会受到影响，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需要仔细辨别。王葆弦先生指出，汉成帝时篇籍大增，各种书的藏本颇多。

刘向自恃为《谷梁传》学名家及朝野公认的宿学通儒，又属刘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以及与元成两帝接近的便利条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统，与经学的其他派系分庭抗礼。他所拟订的篇次、篇数都是与旧本不同的，就连书名也要重新拟就”。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

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而诸子百家被称为中华文化正统渊源，刘向当时整理了已濒临亡佚的散乱诸子残篇，虽然这些诸子典籍十不存一，但是刘向整理先秦诸子古籍贡献功不可没。

提倡经学

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

在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例如，刘向说： 《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 ① 荀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 ， 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 ②。至于道家，刘向则认为 （道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 ③。除此之外，还在《说苑》《新序》中直接采用并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早年的《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

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神学观点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其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

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

但是，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观点。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当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亲属成员

五世祖：刘煓，刘太公，汉高祖与楚元王之父，汉朝宗室先祖。

高祖父：刘交，楚元王，汉高帝刘邦异母弟；

曾祖父：刘富，红懿侯；

祖父：刘辟疆，光禄大夫、长乐卫尉；

父亲：刘德，大宗正、阳城侯；

儿子：刘歆，经学家。

个人作品

《新序》书影

《新序》是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采集舜、禹以至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卷，曾由北宋曾巩校订，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说苑》，又名《新苑》，共二十卷，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

《列女传》书影

《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也有观点认为该书是一部妇女史。作者是西汉的儒家学者刘向，不过也有人认为该书不是刘向所做，因此，现代流行的有的版本作者一处会标注佚名。也有人为认为，现代流传的版本是后人在刘向所做版本之上又增加若干篇得来的。

《别录》是中国第一部有书名，有解题的综合性的分类目录书，凡二十卷。汉成帝时，刘向受命参与校理宫廷藏书，校完书后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后汇编成《别录》。著录图书六百零三家，计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分为六大部类、三十八种，每类之前有类序，每部之后有部序，叙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经过，著者生平思想，书名含义，著书原委，书的性质，评论思想，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和书的价值。部序之前、类目之后皆有统计，全书最后还有总计。其子刘歆据此序录删繁就简，编成《七略》。《别录》唐代已佚，今据《汉书·艺文志》可考见其梗概。

战国策《战国策》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编集的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散文集。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经过西汉时期刘向整理编辑，始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全书共三十三篇，分国别编辑。依次是：西周一篇，东周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四篇，赵四篇，魏四篇，韩三篇，燕三篇，宋、卫合一篇，中山一篇。所记史实从东周贞定王十七年（前452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共245年。

《列女传》作者刘向。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事迹的传记性史书，也有观点认为该书是一部妇女史，全书共七卷。作者是西汉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不过也有人认为该书不是刘向所著，因此，目前流行的有的版本作者一处会标注佚名。也有人为认为，现在流传的版本是后人在刘向所做版本之上又增加若干篇得来的。

地方志记述

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祖籍沛郡丰邑(今属江苏)，楚元王刘交五世孙，西汉阳城侯刘德之子。好儒学，能诗赋，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

刘向初以父荫任辇郎，后擢任谏大夫。宣帝时选为儒俊材，曾应诏献赋颂数十篇，官至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时，擢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因屡次上书言事，弹劾宦官弘恭、石显及外戚许、史，曾两度下狱，被免为庶人，闲居十余年。成帝即位后被启用，拜中郎，使领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官至中垒校尉。刘向多次上书，建议削弱外戚权力，甚为成帝嘉许，但终不能用。其为人平易朴实，不重威仪，廉洁乐道，潜心学术，昼诵《书》《传》，夜观星象，常常通宵达旦。刘向喜言五行灾异之说，并据以论证现实政治。

其学问渊博，曾奉诏整理五经秘书、诸子诗赋近20年，对古籍的整理保存作出了巨大贡献。撰成《别录》，为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又集合上古以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衍行事，以类相从，撰成《洪范五行传》11篇，为中国最早的灾异史。文学上以辞赋和散文见长，《汉书·艺文志》载有其赋33篇，今多散佚，唯存《九叹》系拟屈原《九章》之作，在追念屈原之辞中寄托身世之感。其散文今存部分奏疏和点校古籍的叙录，著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其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从容不迫，对唐宋古文家有一定影响。又采集前代史料轶事，撰成《说苑》《新序》《列女传》，其中有一些很有意义和文学特点的故事，是魏晋小说的先声。明人集有《刘子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吕祖谦

南宋理学家、文学

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人，祖籍淮南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县）。郡望东莱郡，人称“小东莱先生”。南宋理学家、文学家，许国公吕夷简六世孙、仓部员外郎吕大器之子。

吕祖谦出身于“东莱吕氏”，门荫入仕，起家将仕郎。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及第，调补南外宗学教授，累迁直秘阁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参与重修《宋徽宗实录》，编纂刊行《皇朝文鉴》。淳熙八年（1181年），逝世，享年四十五岁。宋宁宗时，追谥为“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追封开封伯。景定二年（1261年），配享孔庙。

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本名：吕祖谦

别名：吕成公、东莱先生、小东莱先生

字：伯恭

所处时代：南宋

民族族群：宋人（汉族）

人物生平

家世显赫

宋高宗绍兴七年三月十七日（1137年4月9日）。吕祖谦出生于出身婺州（今浙江金华）的官宦世家。吕祖谦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建炎年间，其曾祖父吕好问携全家避难南迁，诏提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洞宵宫，卒于桂州（遗骨后移葬于婺州武义县城东明招山），赠尚书右丞。其祖父吕弸中始定居婺州。

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胡宪为人恬淡，处世温润，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科试绝伦

绍兴十八年（1148年）四月，吕祖谦祖父吕弸中致仕，吕祖谦得恩补为将仕郎。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吕祖谦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吕潜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他的妻子韩氏去世。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少二年磨勘期（内外文武官员考课，由吏部与各道观察使复验，任期满后，根据考绩结果升降），直接又政事堂差遣”。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任职期间，吕祖谦在政务之余，为不少大臣和相知友好代写了许多奏表，阐述了他本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主张。

初入仕途

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吕祖谦母曾氏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居明招山，以教授学子为业，四方之士争相趋往其门下。[11]次年八月，吕祖谦以太学博士补严州学教授。

乾道五年（1169年），吕祖谦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

乾道六年（1170年），吕祖谦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在进见孝宗奏对时，吕祖谦劝勉孝宗留意圣人的学说。并上奏道：“恢复中原的大事在此时应当确定规模和方略。陛下若广揽豪杰，臣等愿意精加考察，使其确指经营谋划之实，孰为先后，让妄言空谈不敢在陛下面前呈现，然后再与几位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这样大义可以伸张，收复大业就可以实现。”

次年（1171年）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

乾道八年（1172年）春，吕祖谦担任秘书省正字，点检试卷，参与了主持礼部考试工作。期间结识了陆九渊。二月四日，礼部考试尚未完全结束，吕祖谦突然接到其父病危的家报，等到后抵家时，吕大器已撒手西去。为服父丧，吕祖谦再次离职，结庐于武义明招山侧。

讲学布道

乾道九年（1173年），吕祖谦还处于服丧期间。问学诸生又重新集结于门下，规模不小，前后达三百人之多。对于问学诸生，吕祖谦罄陈所学。同年，刘清之、陆九龄也来登其门，与之研讨文章义理，相处甚欢。陆九渊对吕祖谦丧中讲学颇有异词，以为这将损害“纯孝之心”。劝其散遣学生。在此同时，汪应辰也来信希望他不要在哀苦过度之际，再为讲学耗费精力，免得弄垮身体。吕祖谦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但又感到“四方士子已经聚成规模，难以突然遣散”，因此将讲学活动坚持到了年底。

淳熙元年（1174年）吕祖谦遣散所有间学诸生，独居明招山旁守墓，潜心于学。是年五月，父丧服除。六月复官，主管台州（今浙江临海）崇道观。期间陆九渊从杭州专程来到金华造访吕祖谦，吕祖谦对他的哲学观点赞善不已。八月至九月中旬，吕祖谦相约潘景愈从金华出发前往会稽游玩。顺畅心情之余，顺便到探视健在的外祖母。二人沿途或坐船、或步行，途中遍游名山古寺，参观了王羲之故宅和兰亭。到达会稽后，又偕同伯舅叔及几个表弟泛舟鉴湖。吕祖谦还特地拜访了名儒苏仁仲，并从他那里得知不少古书善本，对此吕祖谦大喜过望。回到金华后，吕祖谦又起游兴，打算去一趟大台雁荡山。正待成行，朱熹来信称其准备至金华与他同游雁荡。鉴于此，吕祖谦取消独游计划，在家等待朱熹。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因故爽约，不能前来金华。于是吕祖谦从金华出发，前往福建，访问朱熹。到达崇安后，被朱熹留住在“寒泉精舍”十多天。期间，两人共同研读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并一致感到四人的理学著作广大宏博，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掌握其精髓。为此，二人共同摘编了周、张、二程等著作中的若干条目，汇编成册，题名为《近思录》，权充初学者的入门教材。

鹅湖之会

主词条：鹅湖之会

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底，朱熹与吕祖谦抵至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企图使二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充当发起人和组织者，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

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吕祖谦在会上没有明确表态。对于朱、陆双方的观点，“甚有虚心相听之意”。但是吕祖谦内心还是倾向朱熹的“教人”之法，认为二陆的主张过于疏阔。吕祖谦评价朱熹和陆九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人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会后，吕祖谦利用自己对二陆的影响，积极协助朱熹做二陆的转化工作。吕祖谦认为“讲贯通绎”是治学教人的根本法则，不可以轻易予以否定。他指出陆九渊的错误在于因人废理。谓：“大抵陆子静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在吕祖谦的耐心开导下，陆九龄放弃了鹅湖会上所坚持的观点。至于陆九渊始终没有为吕祖谦劝说所动。不过，也没有因此产生龃龉。

起复修书

淳熙三年（1176年），守丧期满，因礼部侍郎李焘的推荐，吕祖谦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到职后，吕祖谦奉命重新修定《徽宗实录》。他发现旧稿中错误甚多，需要大力整顿，然而期限紧迫，故而不得不全力以赴。次年间，吕祖谦一直忙于修定此书，而很少有空做其他事情。“史事期限迫促，殊无少暇。”

淳熙四年（1177年），《徽宗实录》修定完毕，呈送宋孝宗。趁此机会，吕祖谦面呈奏表，希望他认真总结北宋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励精图治。不要再发生上下内外相侵夺的现象。恳请孝宗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视前代未竟的事业为己任，激励朝中士气而振作声威，以避免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不久，吕祖谦升迁为著作郎兼编修官。同年，吕祖谦又娶芮氏为妻。

淳熙五年（1178年），吕祖谦奉诏编修《皇朝文海》。此书乃根据宋朝诸家文集，旁采传记他书而成。共有一百五十四册。原版本的《皇朝文海》错误较多，但吕祖谦编修此书，极为认真，他采摭精详，故得到孝宗嘉许。特赐名为《皇朝文鉴》，又命翰林学士周必大为之序，赐赏吕祖谦银绢三百匹两。

英年早逝

淳熙六年（1179年）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去世。

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九日（1181年9月9日），吕祖谦病故，享年四十五岁。

嘉定九年（1216年）正月，宋宁宗赐吕祖谦谥号为“成”。

嘉熙二年（1238年），宋理宗改谥吕祖谦为“忠亮”。后追封开封伯。

景定二年（1261年），配享孔庙。

主要影响

理学

理、心兼容

吕祖谦的世界观颇为杂博。他既认为理或天理是世界的本原，又规定心总摄万物，而使自己的哲学具有两个最高范畴。他非常推崇程颐的理学观点，对其学术代表作——《伊川易传》赞赏备至，这是他以“理”为第一本原的依据。其受程颢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颇深，这又是他以“心”总摄万物的理论渊源。只是他由于英年早逝，尚未来得及象陆九渊那样对“心学”观点进行系统的发挥，也没有来得及将“心学”与“理学”完全熔铸浑然一体，从而在其哲学最高范畴上，呈现“理”、“心”并重的状况，而在认识论上则既主“明心”，又重“格物穷理”。吕祖谦在将“理”膨胀为哲学最高范畴的同时，又通过万物“旨吾心之发见”论将“心”上升为万物的另一开始，从而使其本体论呈现二元论趋势，故而只能将其视为是介于程颖之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一种学说。

吕祖谦的“理”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根源，还是事事物物的普遍法则。吕祖谦认为天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有它的表现形式，是内在本质对立面的一种外在现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规定性。他认为人们应当顺应自然和历史的潮流，明确等级之分，安守自己的本分。吕祖谦还认为要想使人们把天理流行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内化为自身的规范，必须经由“心”对天理原则的体认，也就是对一系列“礼”的体认。这“礼”就是孝、忠、友、义等伦理观念，其不外乎是“心”之所悟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吕祖谦把这些有封建等级色彩并需要人用“心”体认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也初现了理与心融合的端倪。

辩证思维

吕祖谦的哲学体系属于唯心主义，但它的辩证因素值得重视。吕祖谦继承了自先秦以来的“有对”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地存在着的。世界上没有矛盾的对立面的事物是没有的，这是天下所有事物所呈现的总趋向，亦是“天下之理”的生动体现。发展变化是辩证法的总特征之一。吕祖谦注意到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他坚持认为“不息”（即运动）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吕祖谦还指出：整个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事物与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当一事物在其将要发生剧变之时，总是要通过其他事物的变化而显示其"朕兆"的，这就要求人们要知“微”，及时掌握事物变化的征兆。吕祖谦的这些理论，标志着其辩证思维已超越了前人，而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上。

认识论

吕祖谦的认识论和其本体论一样，是极为“杂博”的。朱熹的认识论以格物致知为主要内容，陆九渊以明心为首要，吕祖谦则是兼而有之。在认识论上，吕祖谦强调“反求诸己”、“反视内省”。其逻辑是“圣人之心万物皆备，不见其外”，而吾胸中自有圣人境界“”，因而人们要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把握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则不必求诸于外，求诸内心即可。他首先突出了“心”在认识论的作用，主张“守初心”，而与陆九渊的“明心”说相契合。同时吕祖谦又认为穷理须格物，其中有一个涵养过程。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是一致的。而在和永嘉，永康学派人士的接触过程中，又受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亦提出了唯物主义认识论之见解。

易学

吕祖谦易学继承了程颐的义理易学思想，认为“伊川《易》都不偏”。赞伊川之易学，表明在以理解《易》方面，吕氏易学与程氏易学具有相通性。但吕祖谦通过象数而阐发义理的思想，则与程氏易学忽视象数的思想有别。吕祖谦在治《易》的过程中提出的经传相分、“天下惟有一理”、两仪既生亦有太极、天道有复、“刚柔相应”、天地恒久之道运行不已、至理无妄、顺天理之自然等思想和解《易》方法在宋代易学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吕祖谦的易学学说通过“理”对《周易》的诠释，建构了一幅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的世界图式“至善”的“天理”是宇宙的本源、本体，乾坤之理，乾施坤受，相互对待、相互依赖、相互激荡，促使世界万物生成长育并生成世界。吕祖谦认为，“天理”是活泼的永恒的存在体，万物生成之前，它先于万物而存在万物既生之后，它含藏并统摄于万物之中，此为“理一分殊”。“至善”的“天理”是纯全中正、完满自足的，由不得丝毫的人心、人欲的夹杂其间，因此人们不必挖空心思、费尽心机去追求“天理”，而只需要将自己的本心、本性自然发见便可以体认“天理”，并以此作为宇宙世界的法则的和人伦日用的准则。

吕祖谦以“心学”的视角去审视《周易》，这不仅体现在他在《易说》中以“心学”的理路诊释了某些卦爻辞，更体现在他建构并论证了形上的“本心”自然发见而为宇宙的生成图景和模式。除此之外，吕祖谦还以“心学”的视角探讨并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他对卜筮的看法：卜筮不是“人心”在作祟，而是“本心”的自然流露，即卜为心卜，筮为心策。由上述得知，吕祖谦认为是即“心”即“神”即“天”即“理”的，故而，“心”、“神”、“天”、“理”在吕祖谦那里是合一的。这是吕祖谦不苛求对方“学之所短”，而认真汲取别人“学之所长”之学术雅量的体现，是他潜心与各学派皆有深入交往的结果，也是吕祖谦意图融会朱陆的理学、心学之争的滥觞，体现其“博杂”的学术特点。

实学

吕祖谦的经世思想涉及到各个具体领域和方面。吕祖谦的“博杂”不仅有突破正宗理学的倾向，甚至还有超出“吕氏家学”的地方，由于他主张学以致用，这种“博杂”正好表现了其可贵之处。吕祖谦极具独立精神的政治观、经济观、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伦理观，使他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拉开了距离，也使自己的学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吕祖谦出生于官宦世家，其思想学说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当南宋统治岌岌可危之时，他意识到理学与心学的性命义理学说还不足够，必须用功利之学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吕氏家学中也不乏有注重修养方法的致用思想，吸取了功利之学的一些进步观点。吕祖谦认为，朱陆之学及功利之学虽有分歧，但都有利于封建统治，各学派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一致的。因此，吕祖谦大胆地尝试对三者的融合，对各家学说兼容并蓄。他游刃有余于各家之间，吸取了各家学说中的精华成分，从而构筑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也为当时南宋政权提取了综合各家之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以应对政治及经济危机。

政治制度

刑德并举吕祖谦指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法与德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偏废。吕祖谦并不讳言法对政权所起的维系作用。崇德轻法是儒家的传统观点。不少理学家一提到法，便把它和申不害、韩非等人联系起来。吕祖谦认为“法”是“人情物理所在”。一部好的法令，其中包含了“仁义之气”。在他看来，要对百姓启蒙，就必须先用刑罚。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道尊”的目的。吕祖谦指出，要重振封建纲纪，就应向“蠢国害民”的权臣和“伺机窃变”的豪民两种人开刀。这样，既铲除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痈疽”，又扑灭了外部的农民革命势力，天下之大治岂有不至之理。遗憾的是“衰世之君”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只会抱残守缺，一味姑息养好。为了提醒南宋统治者大力整顿法治，吕祖谦力倡有罪必刑，决不宽贷。

“君尊臣卑、君明臣贤”吕祖谦出生于十世官宦之家，世代承受赵宋王朝的浩荡皇恩，这种特殊的家世背景，决定了吕祖谦竭力维护赵宋王朝政权统治的政治观。在君臣关系上，吕祖谦从程顿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出发，主张君尊臣卑，“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妇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强调君降志尚贤，臣尽道辅君，“君降志而应乎刚明之臣，臣尽道以辅乎柔顺之君。”在为臣之道上，强调“清、慎、勤”三字蔵言，提倡委婉之进谏之道，他认为：“进谏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乐我之言。戒之以祸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乐也。”

经济制度

取民有制吕祖谦针对南宋社会“至贫之民，纳至重之赋”的状况，提出了“取民有制”与“广取不如俭用”的理论，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力求得到广泛实施。在封建社会中，吕祖谦认为“圣人”与“万民”二者互相依存，他指出统治阶级只有珍惜劳动群众的辛勤劳动，才能换取他们的“甘心奉养”。“圣人”与“君王”们应该体恤农民，由此，吕祖谦提出了“取民有制”的思想。吕祖谦提出了“与民安息”的对策，也就是努力创造一个与民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前提是革除一些民众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民众有生路，就会停止反抗。从这一认识出发，吕祖谦力倡“广取不如俭用”的思想。他认为与榨取民众血汗，倒不如适当地减少些开支，实行“俭用”之方针。他指出，朝廷务必要“薄征”、“散利”，方能安然无恙。如凶荒之年，要使民众安定下来，就得开放国库，贩荒济贫。为了保证贩荒有充裕的粮源、帛源，平时就得注意“力农”，发展农业生产，将多余的粟、帛储藏起来。“薄征”即减免农民无力缴纳的赋税，如其不然，将会断送民众生路，激成他变。

分民均田吕祖谦提出所谓“得时措之宜”、“达于事变”的均田设想。他设想由大、小司徒“总大法、操体统”，掌管“均土”的总原则。下设专门的“均土之职”，这些人可以随时随地“出入叶陌，周旋井里”，考察土地的“厚薄肥痔”山泽的“高下曲折”。然后视不同情况而“分民授土”，然后责令农夫“各守其地”、“各任其事”。农民有了安身立命之地，耕耘不息，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源源不断而不致于匾乏。

国防军事

谋定主战吕祖谦首先坚决不同意主和，反对议和。既反对他反对畏敌不进，亦反对冒险出击。提出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积极稳妥的抗金主张。具体就是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时应大胆进攻，主动出击而在准备尚不充分，时机尚不成熟之时则要耐心等待、静观其变。一方面，他不满意南宋统治者苟安一隅，希望宋孝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要积极进行抗击金兵、收复失地的事宜。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南宋当时处于国困民乏之中，尚不具备全面北伐中原的条件，因而不能急于求成，只能徐图行事。吕祖谦对于当时南宋基本国情的估计和所主张的抗金方略符合实际。

寓兵于农宋朝实行崇文轻武的方针，带来了“武绩未振”严重后果。吕祖谦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事”与“武备”犹如人之左右双臂，缺一不可。吕祖谦认为轻视武艺，视其为“粗”的看法是错误的。对于男子来说从事“习射”，是本份之内的事。吕祖谦的这种议论在理学家中是不多见的。这就说明了吕祖谦的见识高于一般理学家，且有匡正时弊的积极意义。吕祖谦提出了“兵农为一”“寓兵于农”的思想。南宋朝廷曾有意增加军队编制，但也使本来兵冗之患加剧。在吕祖谦的设想里，以相邻的五家组成“一比”，以五人而成“一伍”，闲时进行军事训练，一旦发生战争，农民成为有战斗力的士兵，由朝廷命官率其冲锋陷阵，节省平时养兵之费用，减少财政开支。战争结束，这些士兵即还农耕作。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同时又避免了那些怀有不臣之心的将领拥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之患。

吕祖谦的经世思想重在吸收，具有浓厚的折衷调和色彩。它的吸收并非只是简单综合，而是将各种学说贯通起来，融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吕祖谦继承了吕氏家学“不名一师，不主一说，兼取众长”的治学风格并充分发扬。由于和永嘉学派有相当深的关系，故而吕学本身也具有明显的经世思想倾向。吕祖谦引永嘉、永康代表人物登堂入室，且主张实事求是，必然要批判一切虚妄迷信，批判各种错误思想主张和不合理的制度。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复兴和思想解放运动，都起着振聋发聩、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史学

史学观

吕祖谦的史学观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充分体现了他务实之学风以及经世致用的为学特点，对后人影响颇大。

“合群策、集事功”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坚持认为社会的兴衰、政治的好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完全决定于封建帝王的“心术”之正与不正。吕祖谦虽然有时亦认为人主心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重大影响，但它决不是什么决定因素。他从社会伦理制度产生的角度指出“人纪”，并非是圣王建立起来的，而是“籍众人之力而共建”的社会历史产物。吕祖谦认为比较理想的政治局面是不要相互侵权，而是各司其职。现在皇帝行大臣之职，外而至于地方上的监司。守令的职权都为他们的上级长官所侵夺，这样他们就失去了约束其部下应有的权威，容易形成下不服上的局面。吕祖谦坚决反对君主“自任一己聪明”的“师心自用”的独断论。他认为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要订立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总是要广泛地征求他人的意见，这也是他们能够使天下达到大治的根本手段。而后世君主一即位就不听取别人的任何意见，就“师心自用”，这就很难避免失误。吕祖谦激烈地抨击了后世封建君主的专断行为。在吕祖谦看来，尧舜之所以超越“后世之君”，关键就在于他们在处理问题时，注意集思广益。它不仅在客观上否定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且还涉及对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有益探索。吕祖谦敏锐地察觉到国家的兴亡，与“下情通塞”与否有着密切联系。为此，他主张“定国是以一民听”，“下孚群听”，强调“民听”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已经初步具有早期民主思想的雏形。

“有因有革"的历史发展观在历史究竟是前进与否的历史发展观方面，朱熹曾在与陈亮的辩论中露骨地宣扬历史退化论。他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天理流行的时代，实行的是王道政治，而三代之后，由于人欲横行，实行的是霸道政治，故而将天下搞得一团糟。吕祖谦则认为历史总是前进的，决不是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他反对历史不变论和历史复古论，强调历史的发展是“有因有革”。对于历史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东西，一概否定，推倒重来。也就是说对封建等级名分，政治伦理观念等只能是“因”而不是“革”。但尤其重要的是不能借谨守祖宗之法因循守旧，坐视其弊，而必须大胆革除已经过时的陈规陋习。在吕祖谦看来，祖宗之所以订立法令、规矩，目的是要求天下太平。而当这些旧章程妨碍太平，后人及时加以革除，就是最好的师承祖宗之意。吕祖谦此观点和王安石变祖宗之法的思想是相通的。

治史态度

吕祖谦读史、治史，史学观点往往针对时弊，有补于世，且在治史上有自己的态度和方法。其治史态度主要表现为：一、精密以求的严谨态度。二、直笔无隐的实录精神。三、求真考信的执着精神。四、推崇史官的崇史之心。

治史方法

治史要有一定的方法，吕祖谦的治史方法则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倡的观史顺序和观史方法上。吕祖谦认为，只有把史书文本进行多角度、多层面、极其深入的分析之后，才能说读懂了历史。他指出，读史当先看统体，再看机括。即综合一代、一国、一君治乱兴衰的整体来观察，并且去探究其中为何会发生如此变化的成因。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一本史书的着眼点都应放在哪里，吕祖谦对此有庖丁解牛般的清晰认识，他认为应该：首先要看本纪，接下来再逐一研究人君地位、时代兴衰、事业难易、规模大小、治道粹驳、措置得失、任用贤否、事意本末、情理血脉、情事同异、史法褒贬、议论当否，可谓周全。

除此之外，吕祖谦指出观史要有身在其中之感才可以。他在治史时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想象成史中人物，把自己的行动与实际的历史人物的行动做一番对比，这样便可以得出两个结果，孰优孰劣，一看便知。在遇到同样的或类似的情况时，解决问题的方案就可以参照历史。这样，历史也就能和现实紧密的结合起来，其鉴戒意义也就显露出来了。

思想（教育）

吕祖谦是热心教育的学者，在他延续数十年直至病逝而止的教学实践和思索中，始终贯穿着他的基本教育心理思想，即“性善论”和“学知论”。

吕祖谦主张要学，要经由讲学才能将那被蒙蔽的“知与理”实现出来。他指出学习是一个反复体会、体验的过程。为此，学习者就要：有充足的时间保证用于学习；广阅博览，积累学习素材；对所获学习材料进行深思涵养，以求融会贯通、释然心解，乃有所得。提倡实用，不仅是吕祖谦对学习意义的看法，也是他所主张的学习方法之一。即在使用中巩固、体会知识，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在学中用，在用中学，如此学用结合才能掌握真知。正如他所说：“涵泳义理日用间”（《答潘叔度》）。

吕祖谦还明确提出“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教学指导方针。他坚持以“德教为本”，指出首先要加强被教育对象的道德教育，使人们自觉自愿的放弃个人私利而效忠国家。这是因为他认为道德比智力、才能更为重要。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三德三行”的教育，还要联系国家的政治法令的得与失进行教育，以培养学生日后驾驭国政、通揽全局的本领。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在治理国家。筹措朝政的过程中懂得如伺整救补阙，对国家之本末源委知道得一清二楚。吕祖谦认为受到这些严格训练的一旦用就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吕祖谦认为只有不迷信权威，不给自己预设框框，学习才会有大长进。他甚至直接跟学生们讲犯错误的好处，“学者不畏有病，畏无病。如作文，作出后方见工拙如做官，做出后方见是非。有工拙、有是非，因是不及浑然无失之人。吕祖谦要求学生不止要会重复前人说的话，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还要求学生们要有自己的见解和语言，这是他主张“实理”的充分体现。

实践

吕祖谦兄弟在丽泽书院时，常邀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和永康学派的陈亮等来书院切磋、探讨学问。他注重对理想人格的塑造，通过讲学来启发学生的道德自觉，从而促进学生自觉地投身于道德实践，从而还手订规约，规定“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肄业必有常，日记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在丽泽讲学期间，书院已有确定的教材，且大多是他针对实际教学所亲自编定供生徒学习，如《左氏博议》、《春秋讲义》、《间范》、《伊川易传》、《程氏易传》、《易》、《诗》、《春秋》、《己丑课程》、《己丑所编》、《书》、《礼传》、《孟子》等。这些教材较多已用于此前的严州州学教学，体现出其教育体系己经相当成熟。

丽泽讲学，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从教学的深度上，都是吕祖谦教育实践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朱熹是在吕祖谦丽泽讲学后的19年里，才成为“南宋时代最著名的老师”的。材料表明，吕祖谦教学丽泽期间，所在的金华是当时受教育者心中的最理想的求学之地。吕祖谦在教育上所造成的旋风并不是一阵刮过。他去世后，弟子门人散布四方，其中许多人又在各地办书院继续传播吕祖谦的理论。这样使得吕祖谦教育的影响在规模上及时间的连续性上不断增大、加强，吕学后传和信徒遍及全国。继吕祖谦创建丽泽书院后，宋、明、清三朝又出现二十余所“丽泽书院”，分布在浙江、湖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甘肃等省，在创下同名书院数量的最高记录。

诗歌

据《全宋诗》所收，吕祖谦的诗歌保留下来的共一百一十五首。其中题名挽章的有四十二首，赠别酬和诗三十一首，应制诗三首，咏物诗两首，咏史诗两首，画赞一首，其他写景抒怀诗三十四首。从诗歌的思想内容来看，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追忆亡者、歌颂友情。二是感触自然、抒写情怀。前者多见于那些代人写作的挽章和赠别酬唱之作，在形式上常为格律谨严的五、七言律诗后者表现为风格清新的写景抒怀诗，诗歌体裁多用短小的绝句形式。在这些为数不少的挽章里，有代人而作的，有应约而作的，更有真情而发的。他善用真情着笔，追忆亡魂，字字痛切，感人肺腑。

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和同时期众多爱国文人一样，吕祖谦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他的送别诗里也往往夹杂着忧国爱民的情绪，从而具有了多重主题。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在写给丘宗卿的《送丘宗卿博士出守嘉禾以视民如伤为韵》中，吕祖谦不仅表现了借别之情，而且以“视民如伤”为韵，告诫友人要勤政爱民，体恤民情。全诗慷慨激昂，笔力酣畅，勉励友人，情真意切。黄东发评曰“此戒乘快无恻忐之心也”。

作为理学家，吕祖谦在生活中，同样注重对人生哲理和道德境界的体认，他的诗歌也不免时时沾染些理性主义的色彩。因此，他的诗歌中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摆脱了理学束缚，更富于文学色彩、清新可诵的写景抒情小诗。[51]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5年），吕祖谦随吕大器于福州任所，创作了一系列写景抒情的小诗，《清晓出郊》、《城楼》都完成于这时期。“落月窥瓮偏，殷勤唤人醒”（《清晓出郊》），吕祖谦笔下的“落月”仿佛也是懂人情的，“窥”“唤”两字赋得小诗生意盎然，描写初夏野外郊游，颇具生活气息。七绝《富阳舟中夜雨》则恰似一副意态潇洒的泼墨山水，一“烟波”、“溟鸥”、“蓬笼伙夜雨、“幽人”层层点染出八月的秋意”，境界开阔。

其祖父吕本中论诗重黄兼苏，江西诗派因以得名，晚年提倡句律流转圆美的活法，在创作实践中矫正了当时诗坛瘦硬艰涩的流弊。吕祖谦从小就跟随吕本中，在少年时期的耳濡目染之下，吕祖谦深受其诗艺的影响。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流转轻快的句子，自然凝练的语言，曲折深刻的构思，恰是“活法”融会之处。[50]如，“明床小放前溪入，澄绿光中独岸巾”（《题刘氏绿映亭二首》）、“润花雨过红群湿，倚竹风斜翠袖寒”（《次韵叶丞相陈尚书游南园》）、“野花照水开无主，谁信春归已两旬”（《西兴道中二首》）。这些诗句运笔炼字浑圆流畅、抒情写景自然天成、意象描摹生机灵动，读来清新可人，充分体现了其“圆美”的美学思想。

散文

南宋时期是古代散文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散文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了最常用的文体。作为颇有影响的古文家，吕祖谦的散文有奏议、书札、题跋、游记、墓志等等，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意义上都远远超过了他的骈文。

从内容上看，吕祖谦的散文大致可以归为言事论证之文和记人叙事之文两天类。从艺术风格上看，也相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辩驳凌厉，二是曲折详整。前者主要表现在奏议、书札等言事论证之文中，后者则是碑记、墓志等记人叙事之文的总体风格。

从语言风格上看，吕祖谦的散文以实用为出发点，古雅而平正。吕祖谦语言风格与同时代的道学家迥然有异，其书信较短，一句是一句，三言两语即交代一件事情，语言极为精炼，但也不乏晦湿，往往是藏头掖尾、语未道尽，读起来给人以淳炼而稳实之感。[38]吕祖谦的一些讲学著作本身也是优美的散文集，如《东莱博议》虽以阐发义理为主，但说理透彻、结构严密，文势纵横、笔锋犀利，不营于一篇篇精彩短小的议论文。

吕祖谦散文以记叙一类为多，既包括写景记游的游记、亭台记也包括叙人抒情的墓志、祭文。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并邀请好友吕祖谦写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记》。文章着力追溯了白鹿洞书院的理学源流，褒扬了朱熹兴学之意，风格详实，章法工整，为其代表性佳作。又如《横山吴氏佚老庵记》，全文围绕“佚急”为中心，借用阶者、途者、塾者的对话道出“佚老”的三重境界，接着通过主客问答得出结论：一人一室之佚为私佚，只有一乡之佚才是仁者追求的理想境地。文章结构起伏，层层铺垫，极具宋人散文擅议论的特点。

吕祖谦的散文不仅长于议论，同样兼擅写景和抒情。他的一些山水游记生动活泼，几乎可以同其他唐宋古文家的记游精品相媲美。如《入越录》，摹景状物，记事抒情，清新俊逸，趣味盎然。吕祖谦将乡村的美景、日出的奇丽、回转的山岩、涌动的松涛描摹得有声有色，上接《水经注》，近承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传统。语言大抵以平实质朴为主，却不乏文采斐然之笔。如九月十四日观鉴湖落日，落日熔金，水色澄鲜，霞光澹荡，营造出一一个水天光影的世界，如梦如幻。吕祖谦描绘山川风物，城邑邱墟，细笔雕琢，美不胜收，文字幽眇芳洁，自成趣境。《入越录》将途中所见娓娓道来，情深味永，真切晓畅，行文洗练，新妙可爱，极具审美价值，摆脱了理学家散文议论说教的习气，颇值鉴赏品读。

历史评价

宋代

周必大：祖谦涵养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

吕祖俭：公之问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参贯融洽，无所偏滞。公之言行，求正于有言之君子，以诏来世。（《宋故朝请郎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宫吕公祖谦圹记》）

朱熹：①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②伯恭是宽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似轻儇底人。③伯恭有蓍龟（喻德高望重的人）之智而处之若愚，有河汉之辨而守之若讷，胸中有云梦之富而不以自侈，词章有黼黻之华而不易。④盖其德宇宽洪，识量闳廓，既海纳而川渟，岂澄清而挠浊。矧涵濡于先训，绍文献于故家，又隆师而亲友，极探讨之幽遐。所以禀之既厚而养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无求而不备。故其讲道于家，则时雨之化；进位于朝，则鸿羽之仪；造辟陈谟，则宣公独御之对；承诏奏篇，则右尹《祈招》之诗。（《东莱先生祭文》）⑤以一身而备四气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余足以范俗而垂纪。然而状貌不逾于中人，衣冠不诡于流俗。迎之而不见其来，随之而莫睹其躅。矧是册青，孰形心曲。惟尝见之者，于此而复见之焉，则不但遗编之可续而已也。（《吕伯恭书像赞》）

陈亮：①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二十一）②惟兄天资之高，地望之最，学力之深，心事之伟，无一不具，其来未已群贤调谢，然山峙兄又弃去，我存局以，一代人物，风流尽矣。（《又祭吕东莱文》）

陆九渊：窃惟执事（吕祖谦）聪明笃厚，人人自以为不及。乐教导人，乐成人之美，近世鲜见。苟有所怀义不容，黙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妇之所与知，而大贤君子不能无蔽者。（《与吕伯恭》）

刘清之：我从公游十有七年，取友天下，谁如公贤？众所同病，公独无是。古人所难于公，为易崇深，愽大精粹，明通具此，众羡亦莫如公！公之所学，欲至圣处。欲告于上，陛辞弗能欲语，何敢出二言以异之？（《吕太史伯恭祭文》）

陈傅良：公绍绝学之遗，统缅潜心于一贯，立六艺之要，津渉九流而弗畔。既超乗于先得，亦加鞭于后倦。可谓明古人之大体，而能通当世之变。泛观人物，粤自秦汉，功臣擅其气略，儒雅隆于辞翰，通人焉草草，法士焉断断。以余观公，与夫专善偏长之士，岂可同日而论也哉！若乃推本皇家讲求文献，尝以为艺祖造邦，上基周室，而仁皇继体之际，庶几羞道于管、晏，痛小雅之未复，先群疑而独辨。推公之志，欧富韩范，缉熙宁之坠绪，振元祐之余筭，又将防同错综，招擕集散，回万牛于绝手，六辔以徐按合，一代之玉石，出中原于涂炭，盖又渡江，诸老皆有遗恨者也。（《祭吕东莱文》）

尤袤：惟公渊源之学，浩养之气，纯全之行，刚毅之志，高视古人，不论今世。濂溪、河南，其道未坠。公生百年，独探其秘。障阳末流，折衷六艺。斯文是赖，绝学有继。人言相门，必复其始。公所抱负，表表愈伟。谓当亿龄，世济其美。（《祭吕东莱文》）

辛弃疾：惟公天质之美，道学之粹，操存之既。固而充养之，又至一私欲，未始萌于心极，万变不足以移其志。故不力而勇，甚和而毅泯，爱憎以无迹，更毁誉而一。致宜君上益信其贤，而同异者莫得窥其际也。任重道远，发轫早岁。遗外形体，辍寝忘味，事物之来若，未始经吾意迨。夫审是决疑，则精防正大，中在物之理，而尽处物之义。私淑诸人，固已设科，不拒闻者。心醉道行，志得抑将，使君才并用而众志咸遂也。乃若生长见闻，人物门地，高文大册，博览强记，虽皆过绝于人要之。盖其余事，厥今上承伊洛，远沂洙泗。谓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东莱先生祭文》）

元代

黄震：东莱先生以理学辨朱、张，鼎立为世师，其精辞奥义，岂后学所能窥其万分之一。然尝观之，晦翁与先生同心者，先生辩诘之不少恕；象山与晦翁异论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鹅湖之会，先生谓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易量；谓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其后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鹅湖之会集粗心浮气。然则先生忠厚之至，一时调娱其间，有功于斯道何如邪！（《东发日钞》）

脱脱：祖谦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其所讲画，将以开物成务，既卧病，而任重道远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宋史》）

明代

王守仁：道间与季通讲论，因悟向来涵养工夫全少，而讲说又多强探，必取寻流逐末之弊。推类以求，众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然非如近日诸贤所谓顿悟之机也。向来所闻诲谕诸说之未契者，今日细思东莱之言，吻合无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气质躁妄之偏，不曾涵养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遗言录》）

胡应麟：宋诸诗人掩于文者，宋文景、苏明允、曾子固、晁无咎；掩于词者，秦太虚、张子野、贺方回、康与之；掩于书者，石延年、蔡君漠；掩于画者，王番卿、方与可；掩于儒者，朱仲晦、吕伯恭。（《诗薮》杂编卷五）

清代

纪昀等：祖谦虽与朱子为友，而朱子尝病其学太杂。其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约。祖谦于《诗》、《书》、《春秋》皆多究古义，于十七史皆有详节。故词多根柢，不涉游谈。所撰文章关键，于体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诸体虽豪迈骏发，而不失作者典型，亦无语录为文之习。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四库全书总目》）

查慎行：东莱不以诗名，而应制乃尔称题，有专家所不及者。合前后三章观之，儒者气象可见。

王崇炳：①先生之学，以涵养性情为主，大概有志于程伯子（颢）之为人。然明道本源了彻，精言粗语，皆归第一义谛。先生尚隔一间，惜乎无年，需以岁月，岂不足以入室乎？（《吕东莱先生本传》）②且其学，近裹切己，责涵养实践，不贵争辩，于洙、细为近。其为人，闳靡平粹，志在经世，而耻苟合，其为文，波流云滴，珠辉玉洁，为一时著作之冠。其释经，研精覃思，婉转归己，拔义于训话之卜，读其书可知矣。（《重刻吕东莱先生遗集叙》）

全祖望：①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56]②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当代

白寿彝：①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他对南渡之后50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实在令人叹惋。②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下册）》第五十三章

冯友兰：①伯恭介朱、陆之间，颇多调停。然吕氏虽传洛学，而原明所师，如定安、泰山、盱江、荆公甚众，居仁亦曰：“学问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故吕氏家教，又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不知中原文献之传，乃伯恭之所以异于朱、陆两家者也。且南渡以后，学者剽正心诚意为浮谈，而视治国平天下为末务。虽攘斥二氏，其不切世用，亦与二氏何别矣。伯恭《周礼说》曰：“……”此岂独当时救弊之言，亦儒者明体达用之学，道所应尔。不然，孔门问政之言，其多与问仁等，岂骛外之谓乎？③少时性极褊，后因病中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省，遂终身无暴怒。其《与朱子书》亦规以“争较是非，不如敛藏持养”，即其学养可知也。（《中国哲学史》）

田浩：吕祖谦的史学和经学是后世金华学派的基础。学者几百年来把金华学派归在浙东史学和经世之学范围里，除婺州金华外，此派的大本营还包括浙南的温州和浙北的明州（今宁波）。把这三处的主要学派统称为“浙东学派”甚为恰当，因为这三个地区的学者在当时是都深受吕祖谦思想的影响，并且这些学者都有共同的归属感。（《朱熹的思维世界》）

刘玉民：吕祖谦以其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独具魅力的人格等在南宋学坛上纵横捭阖，与当时的各家各派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学术交流。在学术交流过程中，他不惟尊贵，不计富贫，不论长幼，皆以平等温润之态度对待之，从而赢得了各界的广泛尊重和积极响应，推动了南宋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并且在与南宋诸儒学术交流过程中，吕祖谦亦汲取百家之长、陶铸百家之说，使自身“吕学”体系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宏博，终成著作等身、德泽后世之一代学术宗师。（《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

占卜灵验

据《齐东野语》记载：绍兴末年间，在临安城三桥上，有一人名叫韩慥，专门收钱替人算卦。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春，曾逮（曾仲躬）、吕祖谦到韩慥住所拜访他，已经有一人先在。吕祖谦问其姓氏，答道是宗室子弟（姓赵）。接下来韩慥依次三人为谈论命数，他先说赵某可官至郡守，以后将因多子更加显贵。轮到曾逮，则说：“命数很好，家世殷实，颇具文学才干，将来也有官职，但唯独缺的一样就是终身不能及第。”最后到吕祖谦，韩慥问他：“你为什么要来临安？”吕祖谦回答：“是为了赴试。”韩慥接着问：“你去年未能发解（应贡举合格者，谓之选人，由所在州郡发遣解送至京参与礼部会试），今年怎么可以参加会试呢？”吕祖谦再答：“赴博学鸿词科。”于是韩慥告诉他：“你命中是要中词科的人，但是不在今年，之后三年间两试都会得第，而且将是第一等。”吕祖谦叩头谢过，韩慥最后说：“你将要名满天下，可惜没有福分。”不久之后他说的话都灵验了，曾逮官居侍郎，但始终未取功名；吕祖谦于三年后连中两科成为进士，并成为一代大儒，却最终英年早逝。

提拔后进

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春天，吕祖谦以国史馆编修充礼部考官，曾指认出陆九渊的卷子，令其中第。当时蔡幼学参加补试夺魁，也参加了这年会试，吕祖谦看到一份卷子很工整，说：“姑且让小蔡再读书积累声望三年。”便将它放在帐顶。不久，吕祖谦因病请辞，众考官见到帐顶上有一份草卷，认定是吕祖谦特别喜欢而想放在前列的卷子，于是定其首选。蔡幼学果然是这年的会试第一。

人际关系

辈分 关系 姓名 简介（仕任）

父族家世

九世祖 吕梦奇 后唐户部侍郎

八世祖 吕龟祥 殿中丞、知寿州

七世祖 吕蒙亨 光禄寺丞、追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

学系

综述：吕祖谦作为乾淳之际的学术领袖，门人弟子众多。吕祖谦门人及后学很好继承了吕学的学术精神与学术特点，注重实学，不空言义理，以广大为心，不执一偏，使得吕学由元至明，四百年间传承不绝。

东莱学系

师承 学侣 弟子

吕本中 吕大器（家学） 吕祖俭 吕祖谦 叶邽

徐侨、叶霖 黄溍、叶审言

王世杰 宋濂、高则诚

王祎

汪应辰（洛学） ——

楼昉、楼钥 郑清之、应繇

王应麟、李壁 胡三省、戴表元

王昌世、史蒙卿

赵葵、赵范 袁桷

林之奇（闽学） 时澜、时沄 时少章

辅广

董槐、刘敬常

韩翼甫余端臣 王文贯、韩性

陈普、熊禾 汪元春、王冕

黄奇孙、李齐

胡安国

胡宪（闽学） 朱熹  陈傅良 叶适、蔡幼学 邵持正、吴子良 舒岳祥、刘庄孙

舒璘  袁肃、汪行简

邓梦真、戴泳 舒浒、舒津

诸葛安节  李洧孙

刘安世 刘勉之 袁燮  袁甫、朱元龙

袁韶、史弥忠

史弥坚、史定之 陈宗礼、洪扬祖

袁裒、袁桷

注：吕祖谦其余著名弟子还有乔行简、王介（再传其子王野）、刘爚、陈孔硕、吴必大、葛洪等。

学术交流

综述

南宋中期，诸子学术争鸣把两宋学术推至峰顶，推动此期学术频繁交流的重要学者就是吕祖谦。他团结和吸引了一大批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派别的学人，相互之间切磋交流、碰撞融合，他以独得“中原文献之传”之学术优势，以广大之心、践履为实之学术精神，为南宋学术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

吕祖谦与湖湘学派之交流，既有对胡安国学说之继承，又有与张栻之学术交流，使湖湘学派之性理说日臻完善，对张栻学说体系构建起到推动作用；与朱熹之学术交流，对朱熹理学体系之完善皆有赞襄之功；陆九渊在他的引领下与朱熹等人结识，终使心学与朱学、吕学鼎立于世；他把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引进道学，对提高陈亮的学术威望至为重要；与薛季宣、郑伯熊、陈傅良、叶适之学术交流，永嘉学者既得奖掖又得培植之功，使永嘉学派之事功学得与朱陆分庭抗礼；与曾布、陆游、尤袤、王十朋、周必大、辛弃疾等文苑诸贤之交流，使文学深深烙刻“义理文学”之时代特色；与李焘、袁枢等史苑诸贤之交流，使南宋史学以“义理史学”彰显于世。

吕祖谦交流

学派 学术渊源 代表人物 交流简介

湖湘学派 父亲吕大器为胡安国三传弟子（其师曾几）；恩师汪应辰为胡弟子；恩师胡宪为胡门“前五子”之一。

张栻 吕祖谦于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月初识张栻，二人为莫逆之交。张栻死后，吕祖谦带病作《张五十丈祭文》。[77]在野为学时，互相发明，于《胡子知言》、《论语》、《孟子》、《易传》、《阃范》、《仁说》等皆有学术交流，并于商榷中互相指正。

闽学 吕大器因吕本中关系，与朱熹之父朱松有“契旧”之交。吕祖谦受学于闽东弟子刘勉之、林之奇而成婺学宗师。

朱熹 吕祖谦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随父吕大器在福州遇时任同安县主簿朱熹，称“三山之会”。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出任武学博士时途经婺州拜访吕祖谦，淳熙二年（1175年），访问朱熹于寒泉精舍，二人编订《近思录》。《东莱集》中与朱熹的书信达67封；《朱文公全集》中与吕祖谦的书信达106封，二人关于“道学无对”、《太极图说解》、《伊洛渊源录》、陆氏心学等多有学术往来。

赣学 吕祖谦师事汪应辰为最久，而汪应辰是江西信州玉山（今上饶市玉山）人。汪氏早年曾就学于张九成。其后论学亦多从“心学”说开去，吕祖谦多受影响。

刘清之 吕祖谦于乾道元年（1164年）侍母至池州，结识建德县主簿刘清之。乾道四年（1168年）九月，与吕祖谦一同至西安拜望汪应辰。二人合作修订与刊刻《程氏易传》、《横渠集》，吕祖谦曾多次向朝中理学领袖周必大推荐刘清之，吕死后，刘清之作祭文。

陆九龄 乾道九年（1173年）八月、十月，陆九龄两次至金华拜访吕祖谦，探讨《徽宗实录》。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十七日，再访吕祖谦。为悼念亡友，吕祖谦应陆九渊所请作《陆先生墓志铭》。

陆九渊 乾道八年（1172年）春，吕祖谦以国史馆编修充礼部考官，陆九渊高中进士房师即吕祖谦。淳熙元年（1174年）六，访问汪应辰归来的吕祖谦回金华。二人遂论学七八天。接触到心学后，吕祖谦极力调和朱陆矛盾，筹划鹅湖之会和南康之会。

永嘉学派 ——

薛季宣 吕祖谦于乾道七年（1171年）结识薛季宣，吕与之交流半月，大体对“事功之学”极为赏识，但提醒他重视义理。并将其推荐给朱熹。薛死后，由吕祖谦撰写《薛常州墓志铭》。

叶适 淳熙二年（1175年）秋，叶适由陈亮带领至武义县明招山与吕祖谦结识，《习学记言序目》。全书最后4卷全是论述吕祖谦的《皇朝文鉴》；其他部分如《周易一》到《五代史》约40卷都借鉴了吕氏学说。吕祖谦曾经指导叶适做学问秘诀，叶适为吕祖谦作祭文。

永康学派 ——

陈亮 吕祖谦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十月与陈亮同试漕台结识，作《祭吕东莱文》，再作《又祭吕东莱文》。吕祖谦与其就《孟子提要》《三先生论事录》《伊洛正源书》《三国纪年》多次交流。

史学家群体 ——

李焘 淳熙三年（1176年），李焘荐吕祖谦入国史院、实录院，二人结识，并主持完成了《徽宗实录》200卷的主体部分。吕祖谦还给李焘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提供书籍等帮助。

文学家 陆游和吕祖谦父吕大器同为曾几的门下弟子。胡安国传学曾几，两代人又接受武夷之学。

陆游 绍兴十二年（1142年）陆游就学曾几时初识祖谦。隆兴元年（1163年），吕祖谦高中进士。陆游得知消息非常高兴，有书信祝贺。陆游遭人非议时，吕祖谦曾上书周必大请求其说服赵汝愚极力援救。

—— 尤袤 绍兴十六年（1146年），尤袤结识吕祖谦。吕祖谦尤袤都做过国史馆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而且二人在史馆从游，即相互切磋学问。吕祖谦死后，尤袤作祭文。

主要作品

吕祖谦著有《东莱集》（《东莱吕太史文集》）四十卷传世，另有《古周易》1卷、《书说》35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续说》12卷、《东汉精华》14卷、《丽泽论说集录》10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古文关键》2卷、《近思录》、《易说》、《周易音义》、《周易系辞精义》、《东莱书说》二种、《东莱博议》、《大事记》、《吕氏唐鉴音注》等。《四库全书·两宋名贤小集》录其诗一卷，《全宋诗》亦录有其诗。

宋代《诗》说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此书则兼总众说，巨细不遗，挈领持纲，首尾该贯，足以息夫同异之争。淳熙九年，邱崈在转运判官任上，刊刻此书于江西漕台。

墓址

吕祖谦墓，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武阳镇明招寺南300米。其墓丘长约30米，下宽23米，上宽15米，有拜坛三级，墓碑尚存。1989年12月12日公布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会议

2005年11月18日，吕祖谦暨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开幕式、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吕祖谦全集》首发式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

史料索引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吕祖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