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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wáng bì]曹魏经学家、哲学家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省微山县)人。三国时期曹魏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明察聪慧,爱好老子,通辩能言。”曾...
王弼[wáng bì]
曹魏经学家、哲学家
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省微山县)人。三国时期曹魏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
明察聪慧,爱好老子,通辩能言。”曾任尚书郎,文名盖世,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老子注》 《老子指略》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周易略例》 四部。 其中《老子指略》 《周易略例》是王弼对《老子》《周易》所做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联合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清正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与钟会、何晏等人为友。
正始十年(249年),去世,年仅二十三岁,遗下一妻一女。
本名:王弼
字:辅嗣
所处时代:三国时期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山东省济宁市(古兖州府)邹县西南
人物生平
王弼,出身官僚世家,其曾外祖父是东汉末号称“八俊”之一、身为荆州牧的刘表。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博物记》和《博物志·人名考》《王弼别传》等记载,东汉末年大乱中,弼祖父王凯与其族弟王粲避乱荆州,依附刘表,刘表重粲之才。欲以女妻之,而又嫌其形貌丑陋,非女婿才,将女嫁给王凯。凯有风貌。凯生子业,业生弼。弼为刘表之曾外孙。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王粲从曹操征讨孙权,病死途中。王粲二子,坐罪处死。王粲绝嗣后,以王业为继嗣。王粲成了王弼的继祖。王粲是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其才学出众,少年成名。十四岁至长安受到著名文学家、大学者蔡邕礼遇,即将家藏书籍文章万卷送给了王粲。装载数车的书籍,后来全为王业所有。这对王弼的成长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王弼的家庭祖风对王弼的成长也有重大影响。其六世祖王龚,名高天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五世祖王畅为汉末“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亦列“三公”;其父王业,官至谒者仆射,再加上继祖王粲的文学地位,都对王弼成长产生了极大的有利影响。在年幼时已非常聪明,十余岁时,好老子,而且口才出众,与钟会齐名。未弱冠时,已为当时的官员、文人所识。与吏部郎裴徽见面时,裴徽一见而感到奇异,并问:“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王弼回答:“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后来亦为傅嘏所知。当时,何晏为吏部尚书,亦对王弼的才能甚是惊奇。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时人所推举,每次与王弼谈话,常被王弼所折服。
何晏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是精妙,钟会等人亦同意。而王弼与之不同,认为圣人的神明多于人,而五情与人相同。“神明茂,所以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在为《周易》作注后,颍川人荀融问难王弼《系辞上》中“大衍”的要义。王弼答其意,写信讽刺荀融:“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子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狎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逾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
正始年间,黄门侍郎未有人担任,何晏已起用贾充、裴秀、朱整,又商议任用王弼。当时丁谧与何晏争衡,向曹爽推荐高邑王黎。于是曹爽起用王黎,而以王弼补任台郎。在上任后,与曹爽见面,曹爽屏退左右,而王弼只与其论道,于是被曹爽轻视。当时,曹爽专政,任用亲信。王弼通达,并不经营名声。王黎病死后,曹爽以王沈代王黎,王弼于是不得在其门下,何晏为之叹恨。因为年资甚浅,而且不擅长公务,于是更不受注意。
正始十年(249年),曹爽被杀,王弼受案件牵连丢职。
同年秋天,遭疠疾亡,年仅二十三岁。
主要成就
注解周易:王弼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述数量,而在其质量,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
《周易》: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王弼以老庄思想为主,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王晓毅先生给的评价是: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
在易学方面,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王弼注《易》,尽扫象数之学,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易经》。他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
王弼《易》注的贡献,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汉人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马”来代表《乾卦》“健”的意义,用“牛”来代表《坤卦》“顺”的意义,等等。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王弼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以无为本”。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
王弼就是用本体论来释《易》的。如《彖辞》曰:“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他认为,“乾”之义是“健”,有形之“天”无非是“健”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统之”于“至健”。“健”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
总之,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清代“四库馆”学者评论道:“《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
哲学思想
“无”概念的存在在王弼的析学体系中是以属性概念的形式存在的,即“无”是对“道”、“一”属性的说辞;第二,王弼在对“名”与“称”、“谓”的区分中,确立起其对“道”、“一”进行把握的方法论原则。至此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可以从王弼所建立的本体论思想中进一步反思这样几个在学术界值得商榷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王弼本体论析学第一层次的概念是“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的“理”,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宗”、“元”。即王弼认为“道”、“一”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秩序、条理,“道”是“理”;其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据、根源,则是“宗”、“元”。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一个包含了理本论与气本论形态的本体论思想。而在王弼所谈到的“道”不可命名,只可称谓的在认识过程中建立本体论思想恰恰是心本论思想的内涵。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对中国占代传统析学本体论思想的合理的逻辑展开,体现的是中国古代析学本体观念心为一理的实在性、理为一理的实在性以及气为一理的实在性的这样一个“二位一体”性。所以,“道”、“一”所指的并不是最大的抽象、亦不是万物的共相,而应该在“二位一体”的结构中来理解“道”、“一”的真实性。对于此思想研究的忽视所导致的便是只见王弼思想之缺点,而不见其思想之优点;只见王弼思想的消极性,而不见王弼思想的积极性。
从王弼论证问题的方式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其两点重要特征:第一,“唯理是从”的求真精神。从王弼对“名”、“称”概念区分的论证中可以看出王弼讨论问题的方式是具有概念分析法意义的方法。他所运用的方法不同于感性经验的归纳法,而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方法,是在概念性的矛盾中寻求事物自身之理的研究方法,即“辩名析理”;第一,无“卫道士”风气的创新精神。在以“辩名析理”为方法,以“唯理是从”为追求的前提之下,王弼在对先贤所留下的文化资源的选择过程中,并没有标榜自己的学派属性,而是自觉的将其与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想结合,来阐述自己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观点。因此,对王弼思想乃至“魏晋玄学”时期的学派属性之“新道家”的定义并不是合理的。③从现实意义上讲,王弼本体论思想的宗旨便是为“崇本息末”、“存母守了”的“无为”政治服务的。在《老子指略》中,王弼讲到:“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3】P198)可见,王弼认为邪淫的避免要在于从根本上消除,反过来讲,即是要在“道”的制约之下对仁义礼智进行合理的使用。所以,王弼所讲的“无为”政治的根本立场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相反,那些当时所谓的积极的、有为的政治立场因其并不是在“道”的制约下建立的,是一种对仁义礼智的形式化使用,才是真正消极的。综上,无论是从学理意义上、研究方法意义上以及现实的意义上讲,王弼的本体论思想的根本指向都是“道”的真实存在性。那么,对于王弼本体论思想“贵无论”的概括,我们认为其并不是一种合理的表述。
方法论
在方法论方面,王弼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有所继承,善于运用对立的概念和辨名析理的方法阐述问题。请看他对有与无、动与静、一与多等对立统一概念的运用及其关系的阐释。
王弼为了论证“以君御民”的政治主张,便用一多关系论证“以寡治众”、“执一统众”的必然性。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四十二章注)把“一”与“无”并称,“一”就是“无”,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自然便成了万物的统帅了。又说:“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老子》三十九章注)就是说“一”是数之始,物之极(本根),所以为万物之主。一和多是主从关系。
王弼论证宇宙间的一多关系,目的是为了引出社会人事的“以寡治众”、“以君御民”的道理。他说:“宗,万物之主也;君,万事之主也。”(《老子》七十章注)“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百姓有心,殊国异风,而王侯得一者主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老子》四十二章注)王弼认为,“以一为主”是宇宙间的“必由之理”、普遍规律,民必然要统一于君。
他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可以一名举也。”(《周易略例·明彖》)王弼就这样论证了“以君御民”、“执一统众”的天经地义,君权至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王弼为了论证“无为而治”的思想抓住“静”与“动”这对对立的概念大加发挥。认为“以无为本”在动、静关系上就是以“静”为本,以动为末。他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十六章注)“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老子》四十五章注)
周易略例
王弼把静说成是本,是绝对的;把动说成是末,是相对的,但是他却因此引申出了“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王弼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是自然无为的,治理社会也应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他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老子》二十九章注)社会也是一样,长短不齐、尊卑等级是“自然之质”,不必人为的去改造它,“而造为之,故必败也。”(同上)他说:“自然之质,各有定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周易·损卦》注)
认识论
玄学家虽然注释《老子》,却认为“老不及圣”。何劭《王弼传》载:弼曰:“圣人体无, 无又不可以训, 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 故恒言无, 所不足。” (《世说新语·文学》引作:“圣人体无, 无又不可以训, 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 恒训其所不足。”) 从“有”“无”关系看, 王弼以为老不及圣, 这是因为孔子“体无”, 故不言“无”, 因为“无”不可以言说, 只可体会。而老子言“无”, 落入言诠, 反倒成了“有”。“无”只可通过“有”来说明, 不可对“无”本身有直接言说。这个“无”就是万物的本体。王弼《老子注》说:“万物万形, 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於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
王弼认为,事物的本体的道是可以认识的,圣人的治世之道也是可以认识的。宇宙的本体道是无形无名“不宫不商,不温不凉”;圣人治世是“体道”的结果,故不偏不执自然无为。“道”虽不可言象,不可名状,但它在万有之中,以无形无为而成济万物。在政治上,崇本(道)息末,就是对自然规律(道)的具体认识和运用。
王弼的认识论集中表现在他对《周易》中的“意”、“象”、“言”三个概念关系的论述上。所谓“言”是指卦象的卦辞和爻辞的解释;“象”是指卦象;“意”是卦象表达的思想,即义理。
王弼指出,“言”、“象”、“意”三者之间是递进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通过“言”可以认识“象”;通过“象”可以认识“意”。但明白了意,就不要再执着于象;明白了卦象,就不要执着于言辞。
王弼认为,如果你执着于“言”,就得不到“象”。那“言”也不是产生于“象”并能说明“象”的“言”。如果执着于“象”,就得不到“意”。那“象”也不是产生于“意”并能说明“意”的“象”。因此,王弼认为,只有不执着于“言”,才能得“象”,只有不执着于“象”,才能得“意”。
总之,王弼的认识逻辑是:“言”生于“象”,而说明“象”;“象”生于“意”,而说明“意”。要得“意”,必须借助“言”、“象”,但又不能执着于“言”、“象”。执着于“言”、“象”,便得不着“意”。只有不执着于“言”、“象”,才能得到“意”。既然卦意(圣人之意)可以认识,那么世界的本体“道”也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圣人的意”是“道”在社会方面的体现,也就是自然无为的治世之道。
藏书之家
祖父王粲,得到蔡邕赠书6000余卷,后积至万余卷,使他有条件阅遍所有藏书。刘表以女妻之。王粲家多藏书,王粲去世后,其藏书悉归于王业。故王弼少时即得博览群书。近代学者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分析:“王弼年甫弱冠,即为经学大师……盖缘伯喈藏书万卷,尽入仲宣,又转而归王弼,博览宏通,渊源授受,有自来矣”。
轶事典故
性格和理,喜好游宴,亦识音律,擅长投壶。但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因为常以所长笑人,被当时的士君子所厌。
与钟会友好。钟会论议以校练为主,不过亦佩服王弼的高致。
初时与王黎、荀融相善。后来因为王黎被起用为黄门侍郎,于是怨恨王黎。而与荀融亦变得不和。
《诸子百家卷:老子(修订版)》主要内容:老子是我国春秋末年的哲学家,先秦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 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 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
人物评价
何晏:“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王弼传》)
王济:“见弼易注,所悟者多”。(《王弼传》)
孙盛:“易之为书,穷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傅会之辨而欲笼统玄旨者乎?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颐无闻,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王弼传》)
何劭:“王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著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然弼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其论道傅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王弼传》)
陈寿:“王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三国志魏书钟会传》)
唐朝孔颖达:“惟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周易正义序》)
后世影响
由于玄学家大多站在司马氏集团的对立面,势必遭到打击,王弼《易》注开始没有列入学官,只能流传于民间,为后来玄学者所好。据南齐陆澄《与王俭书》所载:“元嘉建学之始,(郑)玄、(王)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玄)置王(弼),意在贵玄(学),事成败儒(《南齐书·陆澄传》)。”这说明南北朝时期,王弼的玄学,已经取代了郑玄的经学了。
王弼的贵无论对后世宋明理学影响很大,他的玄学对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得意忘象”的思考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也有一定影响。
亲属成员
六世祖:王龚,太尉,位列三公;
五世祖:王畅,司空、汉末八俊之一。
曾祖:王谦。
本祖:王凯。
祖母:刘氏,荆州牧刘表之女。
继祖:王粲,建安七子之一。
父亲:王业,谒者仆射。
周易
中国先秦时期传统典籍
《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
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易学开始分为三支。
《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六宗,一为占卜宗,二为禨祥宗,三为造化宗,四为老庄宗,五为儒理宗,六为史事宗。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易经》为群经之首,设教之书。
作品名称:周易
外文名:The Book of Changes
作品别名:易经
作者:姬昌
创作年代:西周
历史
成书背景
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们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支配着世间一切。当人们屡遭天灾人祸,就萌发出借助神意预知突如其来的横祸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欲望,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成书时间
成于西周
顾颉刚关于《周易》卦爻辞制作年代的考证结论,认为周初作。李学勤也认为顾颉刚此文“推定经文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为学者所遵信,可以说基本确定了《周易》卦爻辞年代的范围,是极有贡献的”。
成于战国
大多学者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易传的成书问题,自欧阳修《易童子问》与苏轼之后,数百年来已经罕有人再信是孔子所做了,钱穆、顾颉刚、冯友兰、郭沫若、李镜池等等海内外的学者名家均断定司马迁《史记》的说法不足信。其称易传为孔子所做,若非司马迁之误,就必是汉儒刘歆所伪窜。根据《易传》的内容来看,应是在孟子、荀子的性命天道之学出现以后的作品,有明显的黄老道家与阴阳家色彩。
成于西汉
顾颉刚根据箕子和康侯两条卦爻辞,指出《周易》卦爻辞为文王所作的传统说法不可信。顾颉刚继《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之后作《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是对其所说《周易》卦爻辞所无的观象制器故事的专门考论,意在证明《系辞传》观象制器章讲到古史帝系人物的话是西汉后期人的说法。
关于《系辞传》与《世本》的关系,胡适指出,“《世本》所据传说,必有一部分是很古的,但《世本》是很晚的书,《系辞》不会在其后”,“《世本》不采《系辞》,也许是因为《系辞》所说制作器物太略了,不够过瘾。《系辞》那一章所说,只重在制器尚象,并不重在假造古帝王之名。若其时已有苍颉沮诵作书契之传说,又何必不引用而仅泛称‘后世圣人’呢?”
周易作者
《汉书·艺文志》在描述《周易》的成书过程时,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即伏羲,文王和孔子。
否定孔子作《易经》的大学问家很多,如欧阳修、龚自珍。当代学者钱玄同精心考据后认为“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断言:“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清儒家学者几乎一边倒认为“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康有为则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
根据现代学界研究,一般认为,《周易》(64卦及卦爻辞)为周初周人所作,重卦出自文王之手,卦爻辞为周公所作。
名称由来
《周易》又称《易经》,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之原名就为《周易》,是对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义的揭示和相应吉凶的判断,而传部含《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称之为“十翼”,是孔门弟子对《周易》经文的注解和对筮占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论述。
马王堆帛书
“周易”一词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一种认为《周易》是周代占筮之书;一种认为《周易》是讲变化的书,英文中TheBookofChanges的译文就是取此义。
春秋时,就有《周易》提法,在《春秋左传》这部史书当中,多次提到“周易”,但从当时人们运用的《周易》看,只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画(符号)卦爻辞。
战国时,以解释《周易》为宗旨的《易传》成书。《周易》和《易传》并称为《易》,如《庄子》所谓“易以道阴阳”、《荀子》所谓“善为易者不占”之“易”包含了《易传》。
西汉以降,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孔子儒家的著作称为“经”。《周易》和《易传》被称为《易经》,或直接称为《易》。自此以后,《周易》、《易经》、《易》混合使用,有称《周易》,有称《易经》,有称《易》,其实含义一致,均指六十四卦及《易传》,一直沿用至今,仍然没有严格区分。有的学者为了区分《周易》经传之不同,称六十四卦及卦爻辞为《周易古经》,称注释《周易古经》的十篇著作(易传)为《周易大传》。
“周”之涵义
具体地说,“周”字,有二义:
①:指周普、普遍,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东汉郑玄《易论》,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
②:指代号,即周朝,古代常称周朝的书为周书,如《周礼》、《周语》等。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也有人认为《易经》流行于周朝故称《周易》,亦有人依据《史记》的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认同《易经》因周文王得名。
“易”之涵义
①易由蜥蜴而得名,为一象形字,此说出自许慎《说文解字》;而蜥蜴能够变色,俗称“变色龙”,所以“易”的变易义,为蜥蜴的引申义。
②理解西周之“易”,理当以西周礼乐制度的变革为条件。
③日月为易,象征阴阳。从文字学看,“易”字的构成是“日”、“月”。“易”上为“日”。
“易”字演变
④日出为易。“干”的本义。
⑤易是占卜之名。
⑥变易、变化的意思,指天下万物是常变的,故此《周易》是教导人面对变易的书。
⑦交易,亦即阴消阳长、阳长阴消的相互变化。如一般太极图所示。有说“易”的甲骨文为象征将一器皿水(或酒)倒入另一器皿之中,以示变换、交易。
⑧易’即是“道”,恒常的真理,即使事物随着时空变幻,恒常的道不变。《系辞传》:“生生之谓易”。
⑨指古代卜筮之书的代名词。《周礼》“太卜”的记载中,有《连山》、《归藏》、《周易》三部筮书称为“三易”,故易是筮书专有名词。
东汉郑玄的著作《易论》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句话总括了易的三种意思:“简易”、“变易”和“恒常不变”。即是说宇宙的事物存在状能的是:
1.顺乎自然的,表现出易和简两种性质;
2.时时在变易之中;
3.又保持一种恒常。
日月的运行表现出一种非人为的自然,这是简易;其位置、形状却又时时变化,这是变易;然而总是东方出、西方落这是“不易”。
周易内容
内容解说:《易经》由本文的“经”和解说的“传”构成。“经”由六十四个用象征符号(即卦画)的卦组成,每卦的内容包括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组成。
卦爻
一:爻,卦画的基本单位为“爻”,爻分奇画与偶画,奇画由一条长的横线而成“—”,俗称“阳爻”;偶画是以两条断开的横线而成“--”,俗称“阴爻”。每一卦从最底层数起,总共有六爻,六爻以不同的奇画偶画配搭,形成八八六十四种不同的组合。按易天地人三才观,初、二爻代表地,奇画为刚偶画为柔,三、四爻代表人,奇画为义偶画为仁,五、上爻代表天,奇画为阳偶画为阴。所以用“阳爻”“阴爻”称谓奇画与偶画,是泛阴阳论的表现。
二:卦画(卦的符号),即由六条“—”“--”奇偶画爻组成。
三:卦名,顾名思义即前面卦画之名,如“坤”“复”“既济”等。
四:卦辞,在卦名后,对六爻的综合总结,如“元亨利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等。
五:爻题,即爻位名称,表示某一爻在六爻中的具体位置及奇偶画性质,六爻卦位自下而上数起,分别为初(即一)、二、三、四、五、上(即六)。“—”为九,“--”为六。如“初六”“九三”“六五”“上九”等。
六:爻辞,指单条爻的说明、描述文辞,一卦有六爻,故共有六条爻辞,如“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同一卦六条爻辞间相对独立、相对静止但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表示不同时间、阶段事物的发展状态,以构成完整的发展、发生过程即全卦六爻整体内容总结—卦辞。
七:上卦与下卦和内卦与外卦,因六十四卦最初由三爻八经卦重之演变而成:“八卦成列,像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所以六爻卦亦可以分解为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四、五、上为(上卦)或“外卦”,初、二、三为“下卦”或“内卦”。如“复”卦,上“地”下“震”,内“震”外“地”,“谦”卦为“坤”上“艮”下,内“艮”外“坤”。
周易古经
一:古经分篇
《周易》古经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共六十四卦,每一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
二:卦的构成
1.卦符构成
《周易》每一卦有六爻,即六个符号组成,六个符号由两部分组成,即上卦和下卦,上卦和下卦分别取八卦中的某一卦。何为八卦?八卦指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乾三连,坤六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八卦符号两两相重,构成了《周易》六十四卦卦画,8×8=64。为了区分八卦之卦和六十四卦之卦,古人称八卦为“经卦”。称六十四卦为“别卦”。因此,任意两个经卦相重叠可以得一别卦。六十四卦是由八经卦相重而成。故从卦画看,一别卦由两经卦组成:居下部分称内卦(又称下体),另一部称外卦(又称上体)。
由于八卦相重成六十四卦,故往往用八卦卦象称呼六十四别卦。八卦最基本的象是八种自然物: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艮为山、兑为泽、坎为水、离为火。
为了记住六十四卦卦象,以两个经卦卦象称呼一别卦。如天地否即看成由天地组成的卦画称为否卦。天山遁可看成由天山组成的卦画可称为遁卦。
2.《周易》每一卦的组成
《周易》中每一卦除了卦画(符号)外,还有卦名、卦爻辞,按照先后次序,《周易》每一卦有四部分组成。
①卦画(卦的符号),即六条符号组成,如坤。
②卦名,所在卦画后面的叫卦名,如乾,乾就是卦名,卦名是对卦画最简要的说明,它是这个卦的主题。
③卦辞,在卦名后面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叫卦辞,卦辞是对一卦六爻总的说明。
④爻辞,一卦共六爻,即由六个符号组成,每爻都有一个意思,表达这个意思的文辞叫做爻辞。一卦有六爻,故共有六条爻辞。在卦辞下,六条爻辞有“九”、“六”作为爻题,阳爻称九,阴爻称六。一卦六爻自下而上,若为阳爻依次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若为阴爻依次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
3.卦爻辞的结构
《周易》卦爻辞,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取象,说明事理;另一部分是断语。
所谓取象,就是叙述一件事,或描述某一自然现象,以此说明一个道理。所谓断语,就是下结论,多用吉、凶、悔、吝等辞。《周易》卦爻辞之所以要由两部分组成,原因就是为了占问。在占问时,遇到某一卦或某一卦中的某一爻,先看卦爻辞取象部分,表示占问者处境,然后看判断结果。
卦爻辞两部分是一种因果关系,有其前因必有其后果,但是这种因果性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也就是说从其前因中推不出其后果,而且有许多事是偶然发生的,不具有普遍性,而《周易》作者将这些不具有真实性,不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加以整理,作为《周易》的卦爻辞。以隐语形式普遍应用于占卜之中来预测未来。[5]
《周易》卦爻辞并不是每一条都是有两部分组成,情况比较复杂,有时没有取象部分,直接下断语。如《恒》九二“悔亡”。或者没有断语,如《大畜》九二“舆说輹”(车子与车轴脱节,指车子坏了)。也有的断语很长,如《坤》“利牝马之贞”(此占适合乘雌马)。
《周易》卦爻辞断语常用辞及含义:
吉(善,福祥)
利(顺利,适合)
吝(很难)
厉(危险)
悔(悔恨,穷困)
咎(灾患)
凶(祸殃,大的灾难)
周易卦序
一:卦序指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
《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有着内在的根据,按照古人说法,这种排列反映了世界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以乾坤为首,象征着世界万物开始于天地阴阳,乾为阳,为天;坤为阴,为地。乾坤之后为屯、蒙,屯、蒙,象征着事物刚刚开始,处于蒙昧时期。……上经终于坎、离,坎为月,离为日,有光明之义,象征万物万事活生生地呈现出来。
下经以咸恒为始,象征天地生成万物之后,出现人、家庭、社会,咸为交感之义。指男女交感,进行婚配。恒,恒久,指夫妇白头到老。社会形成以后,充满矛盾,一直到最后为既济、未济。既济,指成功,完成。未济表示事物发展无穷无尽,没有终止。《周易》作者力图使《周易》六十四卦排列符合世界进化过程。
但是这种排列并不是唯一的。1973年在湖南长沙市东郊的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写在帛上的《易经》叫帛书《易经》,帛书《易经》排列完全不同于今本《周易》,它是按照八卦相重的原则,把《周易》六十四卦分成八组,叫八宫,六十四卦分属于八宫。
二:六十四卦卦画排列的特点
唐人孔颖达曾用“二二相偶,非覆即变”来概括六十四卦卦画排列的特点。
所谓“二二相偶”,是指《周易》六十四卦两两为对,共三十二对,如乾坤为一对,屯蒙为一对,按顺序依次为对。所谓“非覆即变”,是指《周易》三十二对每一对的卦画不是颠倒,就是相反。覆,颠倒;变,相反,如(屯)倒置为(蒙),(需)倒置为(讼),这是覆。(乾)与(坤)相反,乾六爻全为阳爻,坤六爻全为阴爻,(颐)与(大过)相反,颐上下为阳爻中间四爻为阴爻,大过上下为阴爻,而中间四爻为阳爻,二者卦画完全相反,这就是变。
《周易》六十四卦三十二对,有二十八对为“覆”,有四对为“变”,即除了乾坤、颐大过、坎离、中孚小过变卦外,其它与对皆为覆卦。
爻及含义
一:爻含有三才之道。
八卦由三画组成,如乾坤三画象征着天地人,天地人即“三才”,其中下爻代表地,中爻代表人,上爻代表天。六十四卦由八卦相重而成,故六十四卦中也含有三才之道。一卦六爻,初二爻为地,三四爻为人,五上爻为天。
二:爻所处位置代表事物不同阶段
初爻:代表事物开始;二爻:代表事物崭露头角;三爻:代表事物大成;四爻:代表事物进入更高层次;五爻:代表事物成功;上爻:代表事物终极。乾卦比较典型。
三:爻所处位置代表人的身体不同的部分
初爻:代表脚趾(因脚趾在最下);二爻:代表小腿;三爻:代表腰(三爻居中,腰也居中)四爻:代表上身;五爻:代表脸;上爻:头。咸卦、艮卦比较典型。
四:爻所处的位置代表社会不同等级
按照汉人对《周易》的注释,情况如下:初爻在下,代表民;二爻居中,代表君子、卿大夫;三爻在二爻之上,代表诸侯;四爻近五,为近臣;五爻在上居中,为天子;上爻在最上,为宗庙(或太上皇)。
五:爻所处的位置代表不同性质事类
一般说来,二爻五爻居中,以示行中之道(即不偏不倚,不过无不及,古人称为大德),故多荣誉,多有功绩。也就是说,《周易》二五两爻辞多是吉利的。三爻居内卦之上,过中。故多凶险。四爻近五爻,五爻为天子,故近天子之人,多恐惧,即所谓伴君如伴虎。初爻代表事未成,上爻以示事已过。
六:爻位
爻所居的位置叫爻位。爻位有一定的规律:初为阳位,二为阴位,三为阳位,四为阴位,五为阳位,上为阴位,即奇为阳位,偶为阴位,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在《周易》中,阴阳位与阴阳爻并非一一对应,即阴爻并非居阴位,阳爻亦并非居阳位。而多为阴阳杂居,如阳居阴位,阴居阳位,故《周易》中有当位、不当位(或得位、失位)问题。一般说来,阳居阳位,阴居阴位为当位。阳居阴位,阴居阳位为失位。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全当位者为既济卦,全失位者为未济卦。
周易大传
《周易大传》,或称《易传》,因共十篇,又称“十翼”。传,有解说之义。在古代,凡解说、阐发经典著作意义的书和文字,皆可称为“传”。如《春秋左传》,是左丘明为《春秋》所作的注释。《诗经毛传》是毛亨为《诗经》所作的注释。翼,本指鸟虫之翅膀,此是指《周易》不可缺少的,与《周易》相辅相成的,注释解说《周易》的著作。
《易传》十篇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5]
一:《易传》的贡献
《易传》是现存最早、最系统的注释《周易》的著作。它的成书对《周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学习、研究《周易》的必读之书。
1.从抽象意义上对《周易》作了注释,即将《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概括说明和解释。如《易传》从宇宙宏观角度探讨《周易》起源,它认为《周易》是古代圣人仰观俯察,对大自然进行模拟、效法的结果,因而《周易》中八卦及六十四卦体现了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经过这样一解说,使《周易》理论变得博大精深。在注释《周易》卦爻辞时联系卦爻画注释,《周易》卦爻辞多是记录和叙述某一件事和某一现象。而《易传》把具体的卦爻辞上升到抽象的阴阳关系,从卦的含义及爻所处的位置进行解释,从理论水平看,远超《周易》古经。
2.《易传》从整体上对《周易》六十四卦加以排列和说解,揭示了卦与卦之间、卦象与卦辞之间、爻象与爻辞之间、卦与爻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周易》六十四卦由原来散乱不堪,变成了一个有机的,具有一定逻辑性的相互联系的统一体。
3.《易传》对《易》的体例(如卦象、爻象、爻位等)作了详细说明,还保留了中国古代原始的古筮方法——大衍法,在《易传》产生之前的春秋时代,虽然用《周易》占问非常盛行,但对《周易》体例、筮法都没有说明,而《易传》在这一方面作了说明。对研究《周易》体例、筮法的起源有很大意义,若无《易传》,今人将不知古代《周易》体例和占筮的方法。
二:《易大传》的内容
1.《彖传》(或称《彖》)
彖,即材,通“裁”,有裁断之义。裁断一卦之义的文辞,叫彖辞。彖辞也叫卦辞。对彖辞(卦辞)的解释称为“彖传”。《易传》以“彖”作篇名,实指“彖传”。《彖传》共64条,按照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经的分法,《彖传》分为上、下,即《彖传》上,《彖传》下。《彖传》专释《周易》卦辞,其方法如下:
①以八卦之象释卦辞。八卦最基本的象是八种自然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震代表雷,巽代表风,坎代表水,离代表火,艮代表山,兑代表泽。以八卦之象解释卦名卦辞。如《泰·彖》即《彖》释《泰》曰:
唐·李鼎祚辑易传
“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所谓天地交,是指泰上坤下乾,坤为地,乾为天,天本在上,而今在下,地本在下,而今在上,以示天阳之气下降,入地气之中,地阴之气上升而入天气之中,二气交感,故有“天地交”之义。由于阴阳二气交感,万物生生不已,故为通达,即是“万物通”。
所谓上下交,是指泰上坤下乾,乾为天阳本在上而今在下,坤为地阴本在下而今在上,故有上下交感之义,就社会而言,乾象征君,坤象征民众,在泰卦,君在下,众在上,以示君民上下交感,志向相通。
自然界的阴阳二气交感,万物通达生长;社会中君臣上下交感,志向一致,故天下泰平和谐,因而称此卦为《泰》卦。泰。就是泰平,通达。
②取义理释卦辞。八卦皆含有义理,如乾为刚,坤为柔,震为动,巽为入为风,坎为险,离为丽,艮为止,兑为说(悦)。《彖传》以八卦所含义理释卦辞,如《讼·彖》,即《彖》释《讼》曰:“上刚下险,险而健,讼。”
所谓上刚下险,是指《讼》上乾下坎,乾为刚在上,坎为险在下,故有“上刚下险”。所谓险而健,是指《讼》内卦坎为险,外卦乾为刚,刚即健,故称“险而健”。因此卦乾阳刚健在上,坎水阴险在下,上下争讼,故为讼卦。
③取爻位说释卦辞。所谓爻位说,是指爻所处的位置。它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内容:中位、乘、得位、失位、应位。《彖传》以爻位说释卦辞,如:
A.以中位说释之:《蒙·彖》:“‘初筮告’,以刚中也。”
所谓以刚中,是释“初筮告”,蒙卦有九二爻为阳爻,并居内卦中位,故称“刚中”。
B.以得位、应位释之:《小畜·彖》:“柔得位而上下应之。”
小畜一阴五阳,六四爻以阴居阴位,故称“柔得位”,五阳爻分居六四上下,故称“上下应”。
C.以乘释之:《彖传》所谓乘,是指阴爻居阳爻之上。乘,有乘凌之义。《彖传》以乘释卦辞,如《夬·彖》:“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夬一阴五阳,阴为柔,阳为刚,此卦有一阴柔乘凌五刚之象,故柔乘五刚。
④以卦变释卦辞:卦变,是指由于阴阳爻的变动,而使一卦变成另一卦,它反映了卦与卦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变化的关系。《彖传》运用这种卦与卦之间的关系注释卦辞。如《损·彖》曰:“损下益上,其道上行。”
所谓损下益上,是指《损》来自《泰》卦,即泰九三爻与上六爻交换位置而成,从上下卦看,是减损泰卦下体一阳爻而增益到其上体来。其道上行,是说减损下一阳而增加到上,阳通行在上。
而《益·彖》所说“损上益下”与《损·彖》相反,它是指《益》来自《否》,是减损《否》上一阳爻而增益到下,即《否》九四爻与初六爻互易而成。
2.象(又称《象传》)
卦象取法自然之象,自然之象是指自然界事物所呈现的容貌、形态,如日月星辰所呈现的象称为天象,山川草木所呈现的象叫地象。《周易》中的象是对自然界中的物象加以概括整理,并通过卦表现出来的。《易传》中作为篇名的“象”是指《象传》,从上下经来看,它分为《象》上、《象》下两篇,从释一卦来看,又可分为两部分:大象、小象。大象是释卦象,小象是释爻象。
宋·杨万里·诚斎先生易传
大象释卦的方法,是先用八卦之象解释卦,然后比拟人事,说明根据此卦象当如何去行动。如《比·象》:“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比上坎下坤,坎为水,坤为地,坎在坤上,故地上有水。水性下,水行地上,没有间隙,有亲比之义,故此卦为比。比:亲比。先王效法此卦象当建立许多诸侯国,并以仁爱的态度去对待诸侯。从卦画看,比卦九五居上中为王,上下全为阴爻,故称万国、诸侯。
《小象》释辞的方法:
①取爻位说
如释《屯》六二曰:“六二之难,乘刚也。”这是说,《屯》六二有“难”之文辞,是在于:《屯》六二之阴乘凌初九之阳刚。
又如释《否》九五爻辞:“‘大人’之吉,位正当也。”这就是说,《否》九五有“大人吉”之辞,在于此爻是以阳爻而居阳位,且居外卦之中位,即所谓“位正当”。
②《小象》有只从爻辞自身来解释爻辞,也就是说辞不明确,小象换一种说法表达这个意思。如《屯》六三曰:“即鹿无虞。”《象》释之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这是说,在没有虞人作向导的前提下去追鹿,这只有被动地跟从禽兽。禽是释鹿。
③从义理方面释爻辞
如《恒》六五云:“贞妇人吉,夫子凶。”《小象》解释说:“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这是说妇道人家守正则有吉。所谓守正就是妇人在婚姻方面从一夫而终,即一辈子只能嫁一夫,夫死不能再嫁,只有这样,才能有吉祥,而作为男子有绝对的权利只宜妇人从他,若他从妇人则有凶。《象》在这里很显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注释爻辞,这是《恒》辞中所没有的,《恒》六五爻辞是说,占问遇此爻,妇人则有吉,而男人则有凶。
3.《文言》
“文言”之辞,古者多解,有说以文饰乾坤的,有说依文言理,有说卦爻辞为文王所作,故曰文言,也有说乾坤德大,持以文饰而为文言。
宋·王景孟·童溪易传
本篇以“文言”为名,是指《文言传》。《文言》文字不多,专门释《乾》《坤》两卦卦爻辞。《文言》通过注释《乾坤》卦辞,阐发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君臣上下、安邦治国、修心养性之道,它的注释,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理论深度,远远超过了《乾》《坤》卦爻辞。
4.《系辞》
系,系属;辞,文辞。系辞,指系属在卦爻之下的文辞,即卦爻辞。《易传》以系辞为篇名,专指《系辞传》,其含义为系附在《周易》后面关于《周易》通论的文辞。
《系辞》分为上、下两篇,称《系辞》上,《系辞》下。《系辞》分章,古代不统一,一般说来,多采用两种分法。其一,分上篇为13章,分下篇为11章;其二,分上篇为12章,分下篇为12章。
《系辞》是对《周易》总的说明,内容博大精深,是今本《易传》7种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作品,是学易必读之篇,阐述了乾坤在《周易》中的地位以及内在的根据,追述了《周易》起源、形成、作者、成书年代,揭示了《周易》的作用为认识事物规律、预知未来、道德修养、安邦治国、观卦象制作器具;解释了十六卦十八辞,以补充《彖》《象》之不足,说明了《周易》体例,包括卦位、作用、爻位、爻德等;保留了古代原始的占筮方法——大衍筮法,并对其客观根据作了说明。
5.《说卦》
又称《说卦传》,是系统地解说八卦的专著。《说卦》一般被分为十一章,主要说明八卦产生、性质、功用、方位,以及八卦所代表的卦象。其中八卦的性质、基本卦象是分析《周易》卦象,进行筮占的基础。
6.《序卦》
对六十四卦排列及排列的客观根据进行总的说明,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说明乾坤居《周易》之首,又以因果联系、物极必反、相生相成观点,解释卦与卦之间的关系。以物不可以终穷解释《周易》未济为最后一卦。《序卦》的解释多牵强附会。
7.《杂卦》
杂揉六十四卦,分六十四卦为三十二对,简要地说明卦名之义。之所以称“杂”,是因为它打乱了《序卦》六十四卦的排列,错综六十四卦而进行解说卦义。
周易演变
先天八卦:先天八卦,源自《说卦第二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按乾坤、兑艮、离坎、震巽相错排列,所谓“乾坤纵而六子横”。
后天八卦:明·毛晋·京氏易传
后天八卦,亦称文王八卦,其出现远比先天八卦早。后天八卦源自《说卦第五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所谓“震兑横六卦纵”。
歌诀: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有多种,如“今传本”卦序、京房易传的八宫卦序、邵氏易卦序、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周易卦序等。
八卦歌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八卦代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八卦五行:乾、兑(金);震、巽(木);坤、艮(土);离(火);坎(水)。
八卦生克:乾、兑(金)生坎(水),坎(水)生震、巽(木),震、巽(木)生离(火),离(火)生坤、艮(土),坤、艮(土)生乾、兑(金)。
乾、兑(金)克震、巽(木),震、巽(木)克坤、艮(土),坤、艮(土)克坎(水),坎(水)克离(火),离(火)克乾、兑(金)。
八卦旺衰:乾、兑旺于秋,衰于冬;震、巽旺于春,衰于夏;
坤、艮旺于四季,衰于秋;离旺于夏,衰于四季;
坎旺于冬,衰于春。(四季是指每个季节的后一个月)
学术研究
性质:《周易》的性质学界长期以来存在分歧,原因在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周易》随着政治变迁、理论需求以及自身地位变化,性质也有所不同。
一:《周易》产生及早期,是一部筮书,为人们提供行动的准则。
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落后,先民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当遭受意外的天灾人祸后,就萌发出借助于神意预知横祸或自己行为会带来何种后果的需求,以达到趋利避害。基于此,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当时《周易》只是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预测的需要,这种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二:经过演化,成为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哲学典籍。
汉代,《周易》的性质有所变化,在保留原有占筮性质的同时得到了充分发展。易学家们克服了大衍法的种种局限,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新筮法。焦延寿作《易林》创立焦氏筮法,其弟子京房更胜一筹,对筮法进行了彻底变革,创立纳甲法,因而在汉代筮法趋向完备。
另一方面,《周易》也有了新的功能,因为《周易》中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尤其经过《易传》解释和发挥,其哲理化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周易》遂成为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典籍。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易》得到了汉代统治者的青睐,由原来卜筮之书,而成为官方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哲学之书,被称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思想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了统治者治国的理论根据。自此以后,《周易》包含了二重性,一方面在历代统治者加封之下,其理论指导作用日益显露和光大;另一方面,民间术士不断更新,完善筮法体系,至今《周易》二重性还是十分明显。
编次:《周易》编次在古代十分混乱,各种版本编次存在很大差别。通行的编次是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正义》编次,或后人篡改的朱熹《周易本义》编次,其编次特点经传混合,把《易传》解释《周易》卦爻辞的有关部分放到对应的地方。《易传》中凡属于总论,或者无法分割的部分,放在《周易》古经之后。
古代对《周易》编次的意见不尽一致,但总的看来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经传合,另一派是经传异。
战国时,《易传》十篇成书,《周易》经传分离,到汉代,《周易》与《易传》合称《易经》,但《周易》经传是分开的,一段把《易经》分为十二篇:《周易》古经上下两篇,《易传》十篇。
西汉末,费直首次以《易经》解经,经过郑玄、王弼传费氏易,将《易传》分割,附到《周易》古经相应的地方,并在书中称有“彖曰”、“象曰”,这就是如今通行的编次。
唐孔颖达采用了王弼本作《周易正义》,使王弼易本定为一尊,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本编次不完善,还应该把其它传再分,如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又在王弼本基础上把《序卦》分割,逐条放到每—卦经文之前。也有按照王弼本的乾卦的分法,将《易传》有关部分附到每一卦之后。
宋代有许多易学家不同意这种方法,恢复了汉初《周易》十一篇,让《周易》经传不相混杂,如吕祖谦、朱熹等人都是采用了经传分离的编次。朱熹的《周易本义》后经人篡改,次序被打乱,《周易本义》多是被篡改次序的本子。
将《周易》经传合,有利于对照传文解释《周易》古经,可以节省时间,这是有利的。但不利的一点是容易使经传不分,特别是打乱了各自的体系,不利于对二者的体系及各自的特点进行研究。而把《周易》经传分开,保持了《周易》经传原貌,克服了以上的缺点,但是,不能直接对应经传读《易》,二者各有千秋。
历代研究
从易学发展史上看,先秦易学发展到老孔时代,形成了道家易、儒家易及术家易三支。其後秦始皇焚书,易以卜筮之书独存,然易学至此盛极而衰。三支易学的这一总趋势,到先秦以下乃由隐而显:透过淮南子,道家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儒门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占断灾异之学,术数易的趋势明朗化。
《周易》的解释学传统至汉代而一大变。汉代对《易》的解释最重要的学派有三:一是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象数之学,一是以费直为代表的义理学派,一是以严遵为首的黄老学派。
孟喜:孟喜、京房之易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周易》经传文,同时讲卦气说,并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利用《周易》讲灾变。费直易学解经多取道德教训之意,用《彖》、《象》、《文言》中所讲的道理发挥《周易》经传文。严遵著《道德经指归》,以《周易》之义解释《老子》。这三家最重要的是孟、京一派的易学。此派易学最重要的是卦气说和纳甲说,将《周易》的卦与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物候相配,和干支、五行相配,将《易》坐实为一个定型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装进不同的内容,框架的各个部分也可以由其规则推论而知,削弱了《周易》通过比喻、暗示、象征等进行范围广阔的意义诠释的有效性。汉易的象数传统对后世易学影响极大。
魏晋时代的王弼易学则转一方向,尽扫汉易象数学中滋蔓出来的各种学说,恢复义理学传统。他在解释《周易》经文中引入老庄哲学和东汉古文经学的传统,在解易体例上主取义说、一爻为主说、爻变说、适时说等。这在他介绍注易体例的《周易略例》中有详细说明。王弼非常重视《周易》的解释学传统,如他在《明象》中提出“得意忘象”说,主张通过卦象获取卦义,而获取卦义后就可忘掉卦象。这一说法的核心在通过解释学即象以见义,而一义能表现为不同的物象,故象不可拘泥执定。
程颐: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王弼《周易注》之后一部以义理方法解易的名著,在这部书中,解释学的方法得到了更为广阔的运用。程颐认为,《周易》是对宇宙万物的摹拟,但所要表达的,不是可用数量摹画的外在相状,而是一种道理。世界是一种道理和法则的宣示,《周易》也是一部道理和法则的宣示。六十四卦是这个总的道理在各卦所代表的特殊境遇中的体现,虽然代表六十四种境遇,但它经过解释,可以代表天下无尽的境遇。
在《周易程氏传》中,对于易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有很多解读,这些解读主要围绕如何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服务于“内圣外王”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在《周易程氏传》中,从道德形上学的“理”,到践履完成它的工夫“诚”,都有一定的诠释,这不仅充分体现了程颐高度推崇、弘扬儒家人伦道德、王道政治理念,而且还为人们从本体到工夫,从明道到行道,提出了一条非常可行的实现“内在超越”之路径。
朱熹在评论程颐《易传》时说:“《易传》明白,无难看。但伊川以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无意味;唯将来作事看,即字字句句有用处。”就是说,《周易程氏传》将《易》来做个载体讲他所见的道理,或者说是借《周易》卦爻发挥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故无一句讲到卜筮,通篇皆在讲事理。朱熹还说:“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他说求之六经而得,也是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了。”这也是说,程颐先熟读六经,尤其于周敦颐处特有颖悟,以此中义理为基础,然后借《周易》发挥所见。不是伊川解释《周易》,而是《周易》解释伊川。
王夫之:程颐的这种易学观,对王夫之影响很大。王夫之以《周易》为道德训诫之书,就是在程颐这一基调之上继续延伸。朱熹不同意程颐以《周易》为言理之书,作《周易本义》,欲恢复《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后来的易学家从中发挥出道理这一本来面目,强调《周易》的卜筮性质。王夫之吸取了朱熹的看法,不废卜筮而讲道德训诫,重点放在知得卜筮结果之后君子何以自省,何以接受道德教训而避凶趋吉。
现代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哲学史研究领域,《周易》一直被视为占筮书而难登大雅之堂。一方面承认其为传统社会官学典籍,另一方面又弃如蔽履。
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学者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中,介绍了《易经》中的“宇宙秩序”观念。80年代,《周易》开始为大陆学术界所注意,从中国哲学史研究队伍中分离出专门从事《周易》研究的学术群体,以《周易》流传本及出土《周易》竹书、帛书文本为主,相继出版和发表大量高质量专著、论文;另一方面从逻辑学研究队伍中分离出来的专门从事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术群体,从逻辑学的角度审视和分析《周易》,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些专著和论文,并在21世纪初,将《周易》的逻辑思想作为中国逻辑史的起点,编写入国家级重点教材,由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推荐为高校研究生教学用书。
主要思想
哲学思想:古代中国学者的哲学思考,通过对易经的研究得到启发,哲学思辩能力也多数是在对易经的分析阐解和不同意见的争鸣中得到训练和提高。老子将易经的思想精华融入《道德经》中,创造了一个以辩证思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在经卦阴阳相抱三爻成卦的组合方式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万物起源图式,揭示了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种种势力的对立统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相抱这一思想在易经还是一目了然的符号图,到了老子便有了种种具体的事物形象的分析。其间流传后世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命题莫过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矛盾对立的双方,必有一方为主,另一方为次。物极则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在易经是通过爻辞,对爻象在卦体中的不同位置使用吉凶等结语加以反映的。而在老子这里,已经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等一切方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认为委曲总是由保全转化。屈枉总是向伸直转化,卑下总是向充盈转化,蔽旧总是向新奇转化,这种辫证思维方式,是老子观察世界的方法。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他运用这条物极则反原理,对世间万物进行着辩证概括,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又用这一条法则,提出了一系列处理问题的具体办法,老子这些从易经中得到启发而形成的辩证思想谱写了中国哲学史上颇有特色的一页华章。
孔子深得易经之道了,最显著者有二:一是关于正名这一政治主张,二是关于举一反三类推思想。在易经的推论规则中,有一条是关于阴阳爻与阴阳位是否一致的“当位律”。这一条思维规律要求在自然递进推演时,每一爻的阴、阳性质必须与所在位置的阴阳属性进行对照,一般而言,凡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即“当位”表示此爻所象符合(顺)事物发展规律,倘若阳爻居阴位,或阴爻居阳位,则不当位,即此爻不符合(逆)事物发展规律,孔子把这一条推演规律扩大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提出了“正名”学说。在他看来社会政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关系,也应当如同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那样当位才能使一个国家秩序井然局面稳定,否则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不仅不能越位,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能产生不当位思想,孔子这一思想又被后人推广。
被考定成于战国中期的“周易大传”,是当时学者在总结前人认知易经的成果基础上,对易经卦爻符号体系及卦爻辞所作的一整套注释和阐解,其中既有老子、孔子这些哲学大家的思辩成果,也有更多古代优秀哲学家的思辩结晶,正是他们使易经这部古典在哲学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源处。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所有学派或多或少都受到易经影响。之后的古代哲学发展每个重要时期,易经思想都充当着轴心角色。到了唐代,易经不仅受到学者重视,也得到了统治阶级如唐太宗的青睐,钦命孔子后裔孔颖达博采众长主编《周易正义》,推动了以易经研究为中心的哲学研究的开展,因此之后不少学者纷纷自注易经。
张载:宋代哲学家如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等人对易经都有很深的造诣,邵雍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译,构造了一个宇宙构造图式,创立了被称为“先天学”的理学象数学派;周敦颐根据“易传”和道家思想指出了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宇宙构成论《太极图说》;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深入探讨,认为易经的核心是讲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易只消阴阳二字括尽,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将哲学研究和易经研究更进一步,提出“实道而器虚”的命题,明确指出“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就是说,一般原理存于具体事物中,而不是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矛盾双方相反相成、相互转化,杂因纯起,即杂以成纯,变合常全,奉常以处变,则相反而固会其通杂和纯变和常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在推理时即要推出情之所必至,也要推出势之所必反,即要存其通,即掌握一般的相通之理,又要存其变即因时、因地等不同条件而灵活推论。只有把握了这种相通之理,才能行于此而不碍于彼这易经所特有的思维方法,用以指导行为,必无往而不胜。
易经之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深远影响,以及它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作用,是其他任何一部古典著作所不可及的,这可能就是其列为群经之首的根本原因。
法治思想
《周易》中有多处关于法律问题的论述,还有讼与噬嗑两卦专门讨论法律问题。
第一,君权神授思想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最集中体现,而这种体现,首先表现在立法权上。“君权神授”必然要求君主为立法的主体,人民没有立法权,也没有司法权,法律面前不平等,与之相应的是专制,“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正是这种意思的集中表达。《易传》的根本思想是专制,“法自君出”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所以《易传》中反而没有对此加以论述。
第二,“刑罚清”与“刑罚中”
豫卦的下体是坤,上体是震;坤的性质为顺,震的性质为动。上下结合形成顺与动的特点,而顺是动的前提条件。自然界的日月星辰、昼夜交替、四时更替,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先后出现的,这才保证了自然界的正常运转;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必然产物,法律的实施也要依此而行。这应该是自然法思想的最早表述,不过,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出发点是强调一切权利来自于自然,《周易》强调“法权君出”,与人们所讲的自然法完全不同,而是从司法的角度,要求各级官员应仿效自然界的运行特点来执法。
第三,明罚敕法与明慎用刑
噬嗑“大象”:“先王以明罚敕法。”这是从立法的角度讲的,因为要实现“明罚清”与“明罚中”,前提是“明罚敕法”。也就是成文法或法律的公开化问题,把定罪与量刑以成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公之于众,使天下民众清楚明白,知道其可为与不可为之事,尽可能不触犯法律;即使触犯法律,也因为有明文规定而定罪量刑适中,民心折服。以尽量避免执法者的主观随意性,显示法律的公正性。所以,“明罚敕法”的重点不在于罚,在敕不在法;在于育民教民,不在于制民刑民,与法家的思想根本不同。这是“为政以德”的延续,主张德教为先,先教后刑,德主刑辅。
第四,息讼思想。
《周易》中专门有一卦———“讼”讲诉讼问题的,但卦义却不鼓励人们争讼,更不教人们如何取得诉讼的胜利。作为一个忠实诚信的人,即使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委屈,也应保持内心平静,戒骄戒躁,能不诉讼就不诉讼;如果迫不得已非要诉诸法律时,也要保持冷静,不可采取过激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吉。“终凶”,卦中指上九,上九有终极其讼之象,也就是说,把官司彻底打到底的意思,这种行为无论胜诉还是败诉,皆凶;在《周易》看来,无讼为最理想境界,虽有争讼出现,但经过调解而平息争讼也不错,不听劝解把诉讼进行到底最不好。“利见大人”,需由有德有威望的大人物听讼———即由德才兼备的法官断案,才能息讼;“不利涉大川”,大川是大险大难,这是说,当某人陷入争讼的旋涡时,不可涉险其它危险之事,因为此时的人心浮气躁,运时不佳,涉险其它,很容易出其它问题;“君子以做事谋始”,与“终凶”对应,从另一个角度告戒人们,与其争讼不止,不如一开始就谨慎从事,理顺各种关系,从根本上杜绝诉讼。
经济思想
(一)两仪与经济
周易在经济上的重大启示,是阴阳两仪的动静观念。依据阴阳两仪的动静观念,人类经济活动总源头太极的第一个创化,是从消费者的主观价值中找出稳定合理的主观价值,其后分别有私有及公共消费财的后续创化。经济学认为,一切最终财货都直接或间接充当生活欲望的手段,凡能满足人类生活欲望的财货便是具有效用。个体的消费理论及资产选择理论,即建基于此。经由交换交易,再加上交易市场竞争性的提高,可衍生出合理稳定的客观价值之创化。客观价值不只可以适用于消费者与生产者等微观经济的测量分析,也能适用于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测量分析,宏观经济的客观价值,通常只是微观经济的直接叠加。
由一个国家经济活动价值流汇集起来所得到的产业关联价量模型合理的两仪解析,还可印证周镰溪《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的“太极动而生阳”。此外,根据厂商的活动、经济环境对厂商无言的弱约定、及厂商对员工有言的强约定,经由就业与投资市场致中和之力的解析,也能指出中和是中华文化的分析观念,不只可以包容均衡,亦可以包容“为道也屡迁”之各种动因。
(二)三才与经济
《周易·系辞上》:“六交之动,三极(即天地人三才)之道也。”世界受天地人三才之主宰,因而三才是有意志、有意识、有感情的。要主宰就必须有精神作为,因此三才亦有为精神性万事之本的涵义。
经济学假设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所以每一位消费者追求主观直接效用的极大,就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消费支出预算的客观限制,是精神性的地。同理,社会集体消费追求社会福利的极大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政府消费支出预算的客观限制是精神性的地。每一位生产者追求客观利润的极大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生产技术限制是精神性的地。
若将消费活动的正而问题再视作天位阳交,政经领导下社会集体消费的正面问题视作人位阳交,生产活动的正面问题视作地位阳爻,然后联立起来,已十足展现出乾卦的卦象。若再将消费活动的对偶问题视作天位阴爻,政经领导下社会集体消费的对偶问题视作人位阴爻,生产活动的对偶问题视作地位阴乏,然后联立起来,则十足展现出坤卦的卦象。八卦以乾坤象征天地,而定上下之位,这就是易经说卦的天地定位。
(三)五行与经济
《春秋繁露·五行对》论述,五行相生循环是一种生、长、养、收、藏的生产性循环。而由藏再到生,其实就是反者道之动。所以生产活动不与消费、投资活动合理连结,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活动因果循环。
后世影响
“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又为新道家列为“三玄”之冠,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哲学品格。
汉武帝“独尊儒术”,《易经》被尊为六经之首。汉代被称为经学时代,“经学”高于一切学术。中国历代图书分类是:经、史、子、集四大类,经列于首。《周易》为“六经”之首,自然也就是群书之首,即中国的第一部典籍,影响极大。历代学术思想发展之契机亦多建基于“易经”,两汉经学自不待言,魏晋“新道家”谈玄,亦将其列为“三玄”之一。若无《易经》之启发,“北宋五子”的学问几乎不能成立。
《周易》不仅对中国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各个学科发展都发生了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说:“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音员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正如国学大师、新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所言“:中国一切学术思想,其根源都在《大易》,此是智慧的大宝藏。”
历史评价
总评:《周易》是中国本源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巨著,历经七千多年的历史至今经久不衰,奠定了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开创了东方文化的特色,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和巨大影响。
《易经》的思想智慧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是《黄帝内经》,《神龙易学》,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黄帝内经》是元素论五行文化和阴阳文化结合的典范,解决了大易“医病”的问题;思孟学派的《五行》是德性论五行文化与阴阳文化融汇的渊薮,解决了大易“医人”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大易医国、医人、医病。
《周易》研究被称为“易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三易》在周朝不是随便可以见到的,孔子在得到周易之后爱不释手,《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子读易,纬编三绝,而为之传。”《易经》代代相传,释家林立,许多学者皓首穷经,考证训诂,留下了三千多部著作,蔚为大观。
《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汉族文化之根。易道讲究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汉民族之所以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与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
中国评价
孔子: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孙思邈:不知易,不可以为医。
虞世南:不读易不可为将相。
苏东坡: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
毛泽东: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
郭沫若:《易经》是一座神秘的殿堂。
冯友兰:《周易》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更是世界的,不仅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更是未来的。
南怀瑾:我始终怀疑《易经》的文化是上一个冰河时期留下来的,不是这一个冰河时期的产物,因为它的科学、哲学的道理太高明了。
张协和:近代学者由于易理之启示获得诺贝尔奖金者已有四:德国汉森堡,其论文为《测不准原理》;丹麦之玻尔教授,其论文为《相生相克原理》,并在庆祝酒会上以太级八卦纪念章赠人;中国杨振宁、李政道,其论文为《不对等定律》,并自称得之易经之启示。今后由此书而得奖者,当犹有其人,愿周易学者多为现代科技服务。
国际评价
爱因斯坦:西方科学家做出的成绩,有不少被中国古代科学家早就做出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是古代科学家自幼学习《周易》,掌握了一套古代西方科学家们不曾掌握的一把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金钥匙。
李约瑟认为易经的太极图显示了宇宙间力场的正极和负极的作用:“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
黑格尔:《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就人类心灵所创造的图形和形象来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是一种崇高的业。
荣格:谈到世界人类惟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惟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
英国学者汤因比:中国诞生于2000年前的阴阳易学对人类文明的起源,起到了乐曲般的推动作用。
19世纪下半叶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规定,不懂易经者,不得入阁。
松下幸之助:中国古代的哲学,是天下之最。我公司职员必须顶礼膜拜,认真总结、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兴旺发达。
美国哲学家卡普拉:可以把《易经》看成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权威们认为它在中国二千多年来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它文化中的《吠陀》和《圣经》可以相比。它在二千多年中,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
欧洲哲学权威C.G捷恩: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到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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