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十六国北朝皇帝权威正统性。北魏（386年～534年）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政权，也是北朝第一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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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十六国北朝皇帝权威正统性2022-07-27 10:22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中管科学研究院魏晋南北朝荒唐有美好，原因在于汇通了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心理渊源的三个宗...

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十六国北朝皇帝权威正统性

2022-07-27 10:22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中管科学研究院

　　魏晋南北朝荒唐有美好，原因在于汇通了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心理渊源的三个宗教：儒、释、道，整体映照着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儒家刚健奋发、忧患意识、慷慨悲凉的英雄主义;道家通达超脱、解构反抗的自然遵循以及佛家空无之义和向死而生。

　　夹在秦汉第一帝国和唐宋第二帝国中间存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各国在汉末王朝正统性愈发模糊的背景下，以大片试验田的方式，在重塑正统性的实践方面做出的集中探索，它包括新的战略愿景、组织体系设计，重新梳理的企业文化，重新设计的上至皇帝，下至行政官员的胜任力模型和选拔制度等等。

　　介于秦汉、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具有“政治分裂与地域性增强、周边民族内迁、社会流动与大规模人口迁徙”等鲜明的时代特色(中村圭尔语)。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历来高峰林立，近年来又在中外学人的共同推动下日趋精细化。那么，在似已题无剩义的焦虑和困境中，2021年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是否又有新的突破?下面对一年来的主要论著进行学术回顾，略分为国家与政治、社会与文化、边疆与域外(即“上”“下”和“外”三个层面)进行评述总结。

　　一、聚焦于“上”：国家与政治

　　关于十六国北朝皇帝权威、正统性、王朝象征的研究持续升温，学者关注的焦点仍集中在直接或间接体现皇帝权力的祭祀与礼仪、巡幸与宴会、行政与财政体制、宫殿与禁军等方面，也有学者从北朝走向胡汉融合的历史趋势的角度考察中古国家面貌。质言之，这一部分属于传统所谓政治史、制度史、礼制史等，即居于“上”者的研究。

　关于北朝国家及其与隋唐国家关系等重大问题，再次进入研究者视野。钟焓《“唐朝系拓跋国家论”命题辨析——以中古民族史上“阴山贵种”问题的检讨为切入点》(《史学月刊》第7期)商榷了唐朝是“拓跋国家”的观点，认为唐朝皇室族源的核心是一度鲜卑化的汉人而非鲜卑人。该文注意到中古不同族群的政治地位和心态差异，以及北朝隋唐国家核心集团的华夏化趋向细节问题，对于中外史家观点旁征博引，研究视野较为开阔。苏航《从价值同构看北朝的文化变迁和民族凝聚》(《历史研究》第4期)论述北朝以“汉化”为主导的“多元一体化”最重要的历史结果不是“民族同化”,而是“民族凝聚”,亦即各民族通过在高阶价值上的同构化，从而形成“多元一体”的历史共同体。中原“大传统”与权威文化的结合，无疑是其得以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途径。该文是近年比较少见的由理论推动而非由史料推动的中古史研究。其与钟焓一样都反对杉山正明和森安孝夫“拓跋国家”学说，强调厘清文化变迁主次，不能忽略关陇集团以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族裔和文化背景，以及统治阶层的权威价值结构已经与中原“大传统”合流的事实。

　　关于皇帝巡狩、祭祀、个人生命史，仍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刘莹《文成帝和平二年南巡史事再考——以〈南巡颂(并序)〉为中心》(《历史研究》第3期)揭举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保存的高允《南巡颂(并序)》文本，考证此次南巡活动的历史细节，并从衡水之宴的记载推测北魏前期交聘宴会的仪式场景，将文成帝南巡活动视为北魏游牧传统和华夏政治传统元素的融合。李磊《历史论述与地域统合：刘曜的国号选择与十六国新法统之创建》(《中国史研究》第4期)从具体处境考察定国号为赵对政权建构的意义，推测“赵”与司马颙王号、司马颖统治区存在关联，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团结关中流人，且可接续北单于、汉皇帝之法统，还断言刘曜亡命朝鲜有“传奇性”,但未予论证。侯旭东《天下秩序、八王之乱与刘渊起兵：一个“边缘人”的成长史》(《史学月刊》第8期)从刘渊个人具体政治际遇来理解其对于晋朝天下秩序的观感，以及在八王之乱中之所以能够与五部匈奴取得联系的原因，既分析被动的因素，也揭示刘渊个人的主动因素，与阶级矛盾分析中的必然性结论不同，具体论证有史料辨析和史学理论底色，使一些常见史料和已知事实展现出新的历史面相和人生启发。

　　汉唐的政治体制演变是中古史研究优势领域，学者继续奋力探索贯通性问题和关键性问题。楼劲《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百官志〉体例与汉唐行政体制变迁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通过观察汉、唐正史《百官志》官制记载体例，总结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的变化，将其根本原因归于汉代官制记载依据以官员管理为中心而不及机构状态的官簿、秩律等文档、法令，唐代官制记载却主要源自规范各机构官吏设置的职员令，揭示汉唐间这一变化的背后是魏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后期官制和对应法令形态的变迁。杨际平《论北朝隋唐的土地法规与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为旧题新论，探究《地令》或《田令》是土地制度还是法规，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的传统问题。该文综览新旧史料，交织中外学人观点，揭示北朝《地令》体现了土地国有理想与土地私有现实的矛盾，而北魏、北齐实施的是鲜卑拓跋族聚居区授田制、汉族聚居区限田制的双轨制。《地令》或《田令》只是上层建筑中的法规，不决定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未改变古代私有土地的绝对优势地位。王万盈《财政体制转型与北魏国家治理》(《史学集刊》第5期)从财政体制与税收嬗变视角探讨北魏国家治理问题，通过分析平城、洛阳时代财政体制，认为随财政体制的转型和完善，国家财政收入虽一直上升，但财政体制的南朝化等导致官员数量激增、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军费开支猛增，加上土地制度弊端导致财富聚集于少数人，致使财政问题丛生、危害国家发展。

　　魏晋南北朝都城布局和宫殿、禁军相关问题关乎政治中心，同样得到学者持续关注。陈苏镇《魏晋洛阳宫的形制与格局》(《考古学报》第3期)广罗文献史料，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勾勒复原魏晋洛阳宫的空间形制和历时变化。作者由对东汉洛阳宫研究积淀延伸至此论题，在宫殿功能研究上注意场所、历史人物、历史活动动态联系，较少拘泥于物质遗存本身；他的《魏晋洛阳宫禁军制度的变迁》(《中国史研究》第3期)还在此基础上探讨洛阳宫禁军制度，搜辑、细绎文献史料碎片，增加对相关制度的知识。赵永磊《晋宋时期的洛阳城与魏晋太极殿所在基址辨析》(《考古》第10期)则关注晋宋占领洛阳特殊时期的太极殿，综合多种文献细密辨析魏晋洛阳城宫殿、宫门、殿门等，洛阳城考古发掘资料的运用则旨在探究宫城格局，与文献配合相得益彰。牛润珍《东魏北齐邺京部行里坊与网格化管理》(《历史教学》第6期)在作者以往邺城形制研究基础上再向前推进，通过古籍、墓志资料，梳理邺京六行、五十五里、九坊等史实，揭示部、行、里、坊四级按地块区划分级设官管理的体制。

　　国家礼仪、皇帝祭祀、宫廷乐舞也多在政治中心举行，关于这些问题同样有新的研究。赵永磊《神圣与世俗：北魏平城明堂礼仪发覆》(《学术月刊》第1期)分析东晋南朝、十六国明堂与汉魏明堂的关系，探究正朔相争背景下平城明堂形制与《月令》明堂的关系，揭示孝文帝塑造华夏正统的政治心态。刘凯《清整与转化：北魏杂祀简考》(《东岳论丛》第4期)将北魏杂祀界定为不被中央政府掌控的淫祀和地方祠祀，认为北魏杂祀与王朝正统祭祀随形势变化常发生逆转，北魏强势的杂祀政策背后是皇权及其政治意图。杨英《曹魏、西晋郊礼重构及其对郑玄、王肃说之择从》(《史学集刊》第5期)选取曹魏、西晋郊礼，重新审视中古礼制史的两次变革背后的理论依据。牛敬飞《两汉魏晋庙数刍议——从西晋“太祖虚位”谈起》(《孔子研究》第1期)总览汉唐皇帝庙数变化，指出在注意不同经学流派影响庙制的同时，不应忽视历代皇帝突出皇权的政治诉求。

　　二、探索于“下”：社会与文化

　　在中古中国内部，居于上者为皇帝权力圈层和国家行政体系，而居于下者则为广大社会阶层，他们的文化即生活方式是中古史研究另一大宗。举凡社会经济、社会阶层、思想信仰与知识文化、艺术皆可归入此列。不过，国家政治的影响有时显得无所不在，未必都能将“上”与“下”完全区隔，如此划分当然只是叙述方便而非历史事实使然。

　　社会阶层、社会经济方面，学者注意多方利用新史料，揭示长时段问题或具体史实问题。例如范兆飞《中古早期谱系、谱牒与墓志关系辨证》(《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相对完整的中古谱牒应包括墓志的首叙、志，尾或志阴等特殊位置的近世祖先婚娶职状，以及墓志铭序和志铭等正文部分的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陈鹏《北朝碑石所见“民望”“平望”考》(《文史》第3辑)对于将北朝碑石题名中的“民望”“平望”视为朝廷评定的士族郡姓、部族酋长的说法提出商榷意见，视其为北朝地方中正评定包括地方士族著姓、非士族的豪强和部族酋豪在内的乡里大姓的结果。

　　社会经济方面，张荣强《〈西凉建初籍〉与魏晋时期的职役户籍》(《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认为《西凉建初籍》的性质并非民籍，而应是敦煌行政机构编造的郡县兵户户籍。胡鸿《且停酪酒度荒年：释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畜牝马》(《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针对北魏禁河南畜牝马之事，论述禁断畜养牝马是为节约粮食应对灾荒，而河南畜养大量牝马旨在向洛阳北族上层社会供应酪酒；引入汉、唐、元时代相关记载，推算牝马数量和谷物消耗量，揭示酪酒的高昂成本，进一步提出北魏从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型是多层次和不均衡的。王东洋《大运河与大一统：北魏洛阳时代的水运建设及其意义》(《暨南史学》第22辑)论及北魏孝文帝胸怀大运河理想，努力构建以洛阳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认为孝文帝的大运河理想是实现大一统理念的战略支撑，并对隋唐大运河有深远影响。

　　关于社会文化，诸如史学、文学、知识信仰、地域文化方面都有基于文本而展开的令人目不暇接的新研究。

　　史学方面。廖基添《对〈魏书〉所记北魏开国史真实性的质疑》(《史学月刊》第12期)认为研究者常常采信的《魏书》北魏国史系统明显失实，原因在于拓跋珪建立帝业后精心掩盖早年经历和创业中的屈辱；他的《高欢“建义”史事考辨——对〈北齐书·神武纪〉的订正》(《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认为《北齐书·神武纪》已非简单的美化，而是对若干史事的发生时间与先后顺序有严重的篡改，把高欢统领六镇余部的时间推到讨平步蕃之后，又把高欢入信都的时间提前，还刻意隐匿了部分历史背景和细节。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从魏晋南北朝史籍与史学内部入手，分析各史体例、取材、编纂方式，探究官修史运作，集中对“二史八书”文本及其生成进行梳理。

　　文学方面。吴怀东《论曹植〈辨道论〉的思想立场与现实指向》(《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认为曹植《辨道论》作于与曹丕争夺太子失败之后，具有记载曹植政治活动、反方术思想内涵，揭示曹操招致方士的政治目的。陶禹《汉晋都邑赋“方志性”的生成与演进》(《文学评论》第1期)揭示汉晋都邑赋文体内容上备载一方山川建筑、风物英杰，写法上突显空间次序和分类铺排，具备与志书相似的“方志性”。范子烨《佳节里的商山之思——陶渊明〈蜡日〉诗发微》(《文学遗产》第4期)针对陶渊明“《蜡日》诗无蜡”的疑问，提出该诗主题实非仅写节日活动，并结合晋宋易代历史变迁，揭示陶诗深隐的政治表达背后作为政治遗民的隐士精神。邱亮《谢灵运摩崖诗刻辨伪与考佚》(《文学遗产》第5期)考证浙江丽水谢灵运摩崖两处诗刻，认为青田诗刻确为谢氏诗作，却系唐开元大历间伪刻，不过业已成为历代诗人心中真品；缙云诗刻最早见于李白诗注，但其地久佚，通过明人等文献考出在今小赤壁上。该文考证精巧，诗文与石刻材料互动，真伪互相参差，予人以历史纵深多变起伏之感。李猛《〈法宝联璧序〉与南朝文学集团的产生》(《文学遗产》第2期)从梁代萧绎所撰《法宝联璧序》入手重新挖掘文本信息，论述萧纲各时期僚佐编书之举亦流行于南朝宗王之中，南朝公督府僚佐已成为大部分士族迁转必经之途。

　　知识与信仰方面。中古信仰背后的政治意涵得到多面相揭橥。孙英刚《佛教与谶纬之间：〈马宝颂〉所见梁武帝时代的信仰与王权》(《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提出结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外来佛教转轮王理念的政治表达方式，并未局限于《马宝颂》产生的这次宫廷聚会，而是弥漫于整个萧梁时代，揭示当时信仰、思想、文学与政治世界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魏斌《传说与历史：并肆地区的北魏皇帝遗迹》(《文史》第2辑)分别考察孝文山、宁武天池、五台山三地关于北魏皇帝避暑、巡幸传说和相关祭祀、信仰遗迹，针对其文献无载、难以确证的困境，将视角转换至分析背后的区域历史脉络和历史情境。作者广泛调动起北朝至宋辽各时代文献和碑刻史料，揭示这些地方往往与牧场有关，基于北朝主体视角，借助民俗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剖析这些晚近时期史料中蕴含的北朝胡汉、农牧交错融合的历史变迁线索。胡鸿《寇谦之的密码——一个宗教叙事的解读》(《文史哲》第6期)针对《魏书·释老志》所载寇谦之入魏廷前经历的两次“大神降临”事迹时间安排问题进行剖析，将其中的时间巧合解读为精通历法的寇谦之的人为设定，揭示寇谦之主动寻求与北魏政治的联系，特别是其从道教立场参预北魏合法性建构的隐秘过程。吴晓丰《星象中的官制史：执法、上相与汉唐间的宰相制度变迁》(《文史》第3辑)提出超越以往关注某一星象特定事件的研究，展开跨时段探究星占知识更新过程的新视角。董刚《释汉赵刘曜光初四年玉石谶——兼论刘、石之争》(《学术月刊》第8期)通过稽考刘均的灾异型解谶(汉赵败亡于石赵)的知识基础，还原出当时主流的祥瑞型解读(汉赵兴盛),揭示谶纬因素对于早期中古社会的深刻影响。严耀中《北朝碑铭里的俗人维那》(《文史》第3辑)通过广泛揭举石刻资料，提出北朝碑铭题记大量出现的俗人担任“维那”问题，将视野推至北魏王朝与佛教的动态关系中来。由是观之，中古皇权与知识、信仰的交错联动的更多具体内容今后还将得到进一步深入讨论。

　　地域文化方面。考古学角度，张科《武汉市武昌区南朝刘觊墓再研究》(《考古》第12期)认为刘觊墓所出买地券表明郢州地方大族对于建康丧葬文化的认同，推论至迟在刘宋早期江陵大族已出现向建康士族看齐的情况。对于南朝最具典型意义的建康墓葬，张科《南京地区南朝墓葬的阶层划分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1期)认为南朝墓葬相较东晋阶层序列更为细化和固化，其背后是皇权政治的抬头。权家玉《地域性与南朝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围绕南朝政权的建康化和南朝军镇的独立化问题，从政治、经济等领域考察作为政治中心的建康与军事区域的都督区在实力上的此消彼长，突显南朝在空间结构上的“内”“外”对立。

　　三、透视于“外”：边疆和域外

　　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虽然处于分裂时期，但是南北文化交融、民族融合、中外交流都进一步增强。关于中古边疆人群和政体的研究、中外交流的研究，近年来持续“开疆拓土”,2021年同样不乏新的亮点。

　　关于边疆的人群、政权的研究既有对汉文史籍的重新发现，也有基于新出文书、考古发掘的全新探索。例如，关于稽胡、柔然、高车等游牧人群的研究，在汉文史料的整理研究之外，也不乏利用新出非汉文史料的考释。王石雨等《高车首领称号考述》(《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归纳文献中高车部落首领的称谓，探讨其源起、含义等问题。刘莹《北朝稽胡的“统一”》(《唐研究》第26卷)描绘北朝河汾流域山居诸胡由多样化的族群名号逐渐统合为稽胡的演变过程。于子轩《柔然文小考》(《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考察了国外两种最新释读的出自鄂尔浑地区的突厥第一汗国时代碑铭，即布古特碑婆罗米字母部分和回斯·陶勒盖Ⅰ碑的书写语言是柔然文，揭示柔然文的发现对于中古北族史的重要意义。非汉人墓志的层出不穷，也为“边疆”人群和政治体研究提供助力。李宗俊《隋郁久闾可婆头墓志与柔然王族相关问题》(《石河子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慕容祖先莫护跋、木延与柔然始祖木骨闾的姓氏都是“慕容”的不同汉译。

　　边疆考古、文物研究的积累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支撑。沙武田、陈国科《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考古与文物》第2期)探讨吐谷浑灭国之后选择武威南山为其王族“先茔”与该地一直为吐谷浑人的旧居地有关；吐谷浑王族墓选址山梁、夫妇异穴合葬习俗等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鲜卑文化特征，反映出本族的文化属性。窦知远《浅谈河西地区鲜卑吐谷浑部与党项拓跋部的族群融合》(《文教资料》第18期)结合2019年甘肃武威天祝县境内发现的武周时期吐谷浑王族慕容智墓、2013年陕西延安吴起县出土的《拓跋驮布墓志》,讨论了党项拓跋部与鲜卑吐谷浑的杂居和融合关系。葛承雍《门扉胡人：中古墓葬石门上的别样艺术》(《美术研究》第4期)探讨了中古时期墓葬石门上出现的各种胡人、蕃人、“神人”艺术形象，认为其反映了从汉魏至隋唐胡汉文化碰撞乃至逐步融合的进程。

　　基于问题、方法而产生的新研究。范恩实《高句丽史上的外来族群问题研究》(《史学集刊》第5期)通过总结族群理论提出外来族群人口如何融入高句丽的问题，对于高句丽内部族群结构及与东北民族关系研究有一定推进。利用跨学科方法进行的研究引人注目，如周亚威等《北魏平城时期星港城遗址的人种类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大同平城时期出土男性颅骨属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在人种成分上表现出更多中原汉族人的特点，反映出拓跋鲜卑南下的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多民族交融的一个缩影。

　　域外文化交流研究精彩纷呈。例如，如何理解在中国发现的中古时期的西方特色文物?显然，若要全面解读中国古代文明，除汉文史料和传统中国史的观察，还要以欧亚视野，一并关照非汉文史料、非汉族人群、外来文明，从欧亚看中国，在中国发现欧亚文化要素(冯立君《在中国发现欧亚》,《读书》第6期)。罗新《拓跋祭天方坛上的木杆》(《云冈研究》第2期)通过比较内亚人群的大祭礼仪，如突厥、契丹、蒙古、清祭天礼仪，论证内亚文化的连续性，特别是拓跋祭天方坛木杆并非汉字“主”所示祭祀对象，而是内亚传统祭祀用以悬挂牲体的木柱。这一个案研究强调重视内亚文化的多样性和中国历史的丰富性。

　　从出土文物、新见史料剖析中外文化交流的具体面相，是学者们的重要研究路径，其研究落脚点往往是外来文明对于中国的输入。何利群《邺城遗址出土北齐石塔及相关图像的探讨》(《考古》第5期)分析了2012年邺城遗址出土的北齐单层覆钵式石塔，揭示主尊坐佛为受笈多文化影响产生的北齐新样式，石塔与龟兹地区流行的塔型近似，是北齐与西域地区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实例。马伟《固原考古所见北魏至隋唐墓葬中的萨珊钱币葬俗——兼论萨珊钱币的分布变化及动因》(《形象史学》第2期)考察固原出土萨珊钱币及相关葬俗信息，认为该区域萨珊钱币并非直接来自波斯本土，而是受入华中亚粟特裔群体的影响并用于丧葬习俗，后期又受到汉地习俗影响有融合趋势，其传播路线则突显出北魏至隋唐时期经由原州的丝绸之路的畅通。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落脚点并非中国受外来文明影响，而是中外交流互动或是汉唐文化对外影响。例如，吕博《〈梁四公记〉与梁武帝时代的文化交流图景》(《历史研究》第1期)通过剖析唐代传奇《梁四公记》文本，揭举其中包含的南朝梁武帝时期欧亚大陆各地交通往来的众多信息和历史记忆。又如，罗帅《汉佉二体钱新论》(《考古学报》第4期)结合近年新出于阗造汉佉二体钱币，论述汉佉二体钱出土情况、年代与性质、发行前奏和余波等问题，并围绕汉、贵霜、罗马等多边关系考察欧亚东部陆海贸易视野中的于阗钱币使用背景，使这一钱币的系统知识向前推进一步。周裕兴、朴淳发《六朝与百济考古论稿》(光明日报出版社)是中韩两位专攻六朝与百济文化关系的考古学者历年研究集成，分为都城与墓葬、文物考证、文化交流三个专题，总体上使百济与南朝关系脉络更加清晰，突显出中国文化对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多方面深层影响。

　　四、总结与反思

　　学术贵在推陈出新。综览2021年魏晋南北朝史成果，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不论是“上”“下”,还是“外”,在传承前贤研究的传统之上都各有新意。那么，在创新研究上，有哪些值得反思和借鉴之处?或者说，这些精彩研究背后有怎样的路径启发?

　　其一，史料的驱动。陈寅恪1935年对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有过巧妙论说，强调必须熟悉旧材料，才能利用新材料，“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6页)。回顾2021年的研究，从数量上而言，中古史整体研究创新，最主要的驱动力仍来自新史料。当然，新史料既指新见史料(如新出文物、石刻碑志或新发现史料),也包括对传统史料的重新发现。前者各领域都有成绩，如学者对新见文本信息的发掘等，后者如对汉唐正史文献贯通的见解、对高句丽史料通盘的检讨等皆可为证。这些佳作还表明，只有新史料的运用与新问题的发现相结合才能相得益彰。近年以碑志为代表的新出史料不断涌现，如何思考利用新史料解决历史问题应是学界继续探索的课题。孙正军《近十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动向》(《史学月刊》第4期)总结了近十年碑志研究的三种主要动向，表明学界在不断自觉反思。

　　其二，问题的推动。毋庸置疑，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前沿研究，“问题”永远都是学者在茫茫学海勇敢探索的灯塔。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重要学术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推进，因为前贤的精耕细作常给人以题无剩义之感，发现问题的难度比其他开垦相对较少的断代或领域更大。令人欣喜的是，2021年的新论著中仍然有不少问题式研究。例如关于唐朝拓跋国家的论辩、关于北魏祭天的研究，学者们基于对旧史料文本的细绎深掘，实则也是以问题思考推动的研究。学者们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充分对读，推进相关问题似也可视为问题意识调动史料的研究类型。问题式探究的更多积聚，或将引导学者们沉潜思考，着眼于重要课题，集中全力攻关，而不是追逐新史料做短平快的研究，这有利于学术生态的良性发展。

　　其三，领域的开拓。这一路径在诸如边疆民族、域外交流论题的拓展上尤为显著，有些是在先行研究积累之上的飞跃，有些则受到新资料频出的刺激，有些是学者个人长期坚持“冷僻”研究的结晶，特别是在中国边疆学、亚洲文明互鉴等具体论题上有不少新研究。边疆与域外领域归入“外”,实则也有暗示其受到冷遇、被视为边缘之意，这与中国史研究中长期广泛存在的中原中心观念有一定关系，但是与秦汉以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巨型政治体和文明综合体事实不相适应，中国历史的研究内容应该囊括并重视中原与边疆、域外的互动。魏晋南北朝是民族活动活跃期，近年来边疆民族史和中外交流史研究队伍得到扩大，加之边疆考古、中外学术交流等客观因素的推动，边地族群和域外文明的探讨成为显著的学术增长点。不过，从中国边疆全局来看，2021年的相关研究尚未展现出全方位出击的力量，例如海疆、海岛问题，南方民族问题，非中原中心的文化交流问题等，都有待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

　　其四，理论的创新。中国史研究相对而言或多或少地有理论色彩淡薄的特点，不过近年来的学科交叉已经大大改变了这一固有印象，历史学理论方法及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常常被引入具体研究，带来新的气象。202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理论方面的探索成绩颇令人振奋，虽然总数不多，但值得继续关注。例如，有些关于北朝史的探究是站在大量中外社科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具体思索，有“见山不是山”的意境；有些研究从民俗学角度介入，对北朝乃至唐宋有长时段探究；有些研究变换视角，对于政治人物进行生命史探究；有些研究对中国出土西方特色文物有总体思考、具体考证。这些研究带有一定理论创新性，同时又都与传统研究论题联系紧密，焕发出全新的研究活力。

　　创新研究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保持水准的根本之道。要实现持续创新，一方面要坚守前人提出的“新研究”之严格标准，在多种创新路径中不断寻求突破；另一方面要花大力气培育未来的学术接班人和人才梯队，确保优秀的研究者源源不断加入，保证高质量的新作品层出不穷。

北魏[běi wèi]

中国历史朝代

北魏（386年～534年）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政权，也是北朝第一个王朝。

386年拓跋珪趁前秦四分五裂之际在牛川自称代王，重建代国，定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同年四月，改称魏王。398年六月，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398年七月，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称帝。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改革。

永熙三年（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东魏武定八年（550年），高洋接受孝静帝禅让，建立北齐。西魏恭帝三年（557年）禅位于宇文觉，北周建立，元魏（拓跋魏）宣告结束。从386年拓跋珪重建代国至534年分裂为止，共历20帝（列入正史本纪者12位），享国148年。

北魏时期，佛教兴起，佛教得到空前发展，迁都洛阳和移风易俗促进了北魏的中央集权制度与民族融合。

因“魏”字具有美好伟大之意并且是“神州上国”之名而定为国号，为别于此前的曹魏政权，某些史书因此别称为“后魏”。又以其皇室姓拓跋，后改姓元，故又别称拓跋魏、元魏。

中文名：魏

外文名：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别名：代、代国、北魏、后魏、元魏、拓跋魏、魏朝、魏国

时间范围：386年至 534年

首都：盛乐（386-398）、平城（398-493）、洛阳（493-534）

国号

北魏国号本是“魏”，“魏”字前加方位“北”字，称呼“北魏”，乃指北部“中国”之故，同时也区别于三国的曹魏政权。北魏还有后魏和拓跋魏、元魏的称呼。因北魏皇族出身的拓跋部有辫发的习俗，所以被南朝蔑称为索头虏，简称索虏，或称魏虏。

据历史学家田余庆考证，拓跋珪最初改称代王，不久改号魏王，可能跟他与慕容永争夺属于魏地的河东地区有关，意在表示代地、魏地都应当由他统辖。398年正式定国号为“魏”，取其美好伟大之意，并含有向江左东晋夸示自己是“神州正统”的意图，尽管如此，在孝文帝之前仍有相当多的人私下使用“代”为国号。

建国前身

鲜卑族拓跋部原来居住于今黑龙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附近，过着游牧生活。东汉以前，北匈奴被打败西迁后，拓跋部在部落首领拓跋诘汾的率领下，也逐步向西迁移，进入原来北匈奴驻地，即漠北地区。

到拓跋力微时期，拓跋部又南下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一带，后又迁居到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与曹魏、西晋发生往来，但这时拓跋部仍处于氏族部落联盟阶段。

315年，拓跋力微之孙拓跋猗卢因帮助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与匈奴族刘聪、羯族石勒相对抗有功，被西晋封为代公，进而封为代王。338年，拓跋什翼犍建立代国，都于盛乐，迈入奴隶主占有制的阶级社会，逐渐强大起来。

376年，前秦天王苻坚攻代，拓跋什翼犍战败，不久被其子拓跋寔君所杀，前秦又来攻代，代国灭亡。

立国之初

在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以前为苻坚征服的各族纷纷独立，建立自己的王国。386年，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guī）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北东洋河南）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正式恢复了代国。即位不久，因牛川偏远，便迁都盛乐。同年四月，改国号为魏，自称魏王。

鲜卑族所居的地区，原是匈奴故地。匈奴族大部分西迁和南移，但不是所有的匈奴人都西迁和南移了，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鲜卑族来了以后，就与这一部分没有迁移的匈奴人融合起来，建立起部落联盟关系，把匈奴部落编入鲜卑部落联盟内，并以婚姻为纽带加强两族的关系。在氏族部落时代，通过征服是仍然可以建立部落联盟关系的。自然在这个联盟中，征服族和被征服族的地位不一定是完全平等的。

苻坚进攻什翼犍时，铁弗部首长刘卫辰曾与苻坚合作，向什翼犍进攻。什翼犍失败后，刘卫辰和另一铁弗族首长刘库仁两部强大起来。苻坚使他们以黄河为界，分别占有拓跋氏的故地，刘卫辰部居西，刘库仁部居东。刘卫辰、刘库仁都出自南匈奴。因汉与匈奴和亲，以宗女嫁匈奴单于，故匈奴人多冒姓刘。这两部匈奴又都与拓跋鲜卑联姻。刘库仁母是拓跋郁律（平文帝）之女。什翼犍以宗女嫁给刘库仁，把女儿嫁给刘卫辰。

拓跋珪要复兴拓跋氏，首先就要与匈奴的刘显（刘库仁之子）、刘卫辰两个部落争夺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刘显在拓跋珪即位前就谋害拓跋珪，拓跋珪即位后不久，刘显派兵护送什翼犍的少子拓跋窟咄和拓跋珪争国。拓跋氏原有立少子的习俗，窟咄之来，对拓跋珪构成很大威胁。诸部落都有动摇，引起骚动，拓跋珪的左右也阴谋活捉拓跋珪以响应拓跋窟咄。拓跋珪畏惧，北逾阴山，依于贺兰部，派人向慕容垂求救。慕容垂派慕容麟领兵救拓跋珪，大败窟咄，窟咄投奔刘卫辰，被其杀死，部众归拓跋珪所有；翌年（387年）拓跋珪在马邑弥泽大破刘显，刘显部落最后被慕容垂消灭。拓跋珪也和刘卫辰展开了斗争，最后卫辰失败被杀，其子赫连勃勃率残部南逃依附后秦姚兴。于是黄河以南诸部皆平，拓跋珪虏获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

拓跋珪恢复了鲜卑拓跋氏的部落联盟领导地位后，开始向南北发展。这时期，在拓跋氏北面的是文化上更为落后的高车族和柔然族，在南面的是鲜卑慕容垂所建立的后燕。登国四年（389年），拓跋珪击败了高车族。高车是游牧部落，是善战的骑兵。对高车族的征服，增强了拓跋氏的战斗能力。

统一北方

参见：北魏统一北方之战

征服后燕

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是在五胡十六国之时诸侯纷争条件下进行的。它虽然面临诸多对手，情况复杂多变，但能审势度势，确定先后打击的目标，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北魏登国十年（后燕建兴十年，395），后燕攻北魏，拓跋珪面对后燕军的进攻，针对其恃强轻敌，采取示弱远避、待疲而击的方针，同时注重瓦解对方军心，奋勇追击，在参合陂（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决战中歼灭四五万燕军。从此改变了两国力量对比，北魏势力进入中原。

登国十一年（396），拓跋珪乘胜进击，亲率40余万大军南下进攻后燕，拓跋珪率大军出马邑，克晋阳，取并州，东下井陉关，收降后燕将领李先，封其为征东左长使。继而长驱直入，直抵滹沱，在常山城（今石家庄市郊区东古城一带）下安营布垒，准备一举克城。当时，后燕常山太守苟延率众守城。拓跋珪劝降不成，便令将士大举攻城。苟延仓惶应战，但因他不甚懂兵法，指挥无方，加之双方力量悬殊，燕军死伤惨重，北魏军队破城而入，擒俘苟延。继之，魏军连占数十县。只有中山、邺（今河南省安阳市北至河北省临漳县）、信都（今河北省冀州市）三城仍为燕军控制。十一月，魏王珪集结大批兵力攻打燕都中山。同时，命东平公拓跋议率兵五万攻邺城，命冠军将军王建、左将军李栗攻信都，准备一举灭燕。

后燕高阳王慕容隆守中山南门，率众力战，打退魏军的轮番进攻。魏军伤亡惨重。拓跋珪看中山城坚固森严，于是引兵向南，以优势兵力很快攻下信都。继之，兵临邺城，几次强攻不克，魏军营垒反遭慕容青的夜袭，拓跋珪只好暂时率军退驻杨城。此时，魏国并州监军丑提闻其叔父没根降燕，便督率所部人马杀回魏国都城作乱。拓跋珪闻知，准备撤兵北还，平息内乱。但又恐燕军穷追，腹背受敌。

于是，派国相涉延与后燕议和，并愿以其弟为人质留于燕。燕主慕容宝闻魏国内部有难而不许。同时，发步兵12万、骑兵3.7万屯于滹沱河北岸的柏肆坞（今藁城县），邀拓跋珪在此决战。拓跋珪求和不成，愤而应战。数日内统兵北上，在滹沱河南岸安营扎寨。慕容宝趁魏军立足未稳，遣精兵万余人夜袭魏营，企图先发制人。燕军过河之后，潜至魏营，利用北风纵火烧营，并发起猛攻。魏军营垒纷纷起火，兵将大乱。此时，拓跋珪正在睡觉，忽听军营大乱，慌忙弃营赤脚逃走。燕将乞特真率百余人飞马赶到拓跋珪大帐内，只见拓跋珪丢弃的衣靴，不见其人。拓跋珪逃出军营之后，立刻击鼓收众。

夜幕之下，乞特真闻鼓声以为中计慌忙鸣金收兵。燕兵闻锣鼓齐鸣，不知其故，以为遭到魏军伏击，顿时惊惶大乱，自相践踏，互相砍射。拓跋珪立即将全军集合起来，下令步兵在营外点燃火炬，骑兵向燕军猛冲猛杀。燕军四面受敌，又遭到魏军骑兵的轮番攻击，死伤惨重，乱作一团，燕将高长被俘。慕容宝只得收拾残兵，渡河北逃。魏军士气高涨，在拓跋珪的统领下穷追不舍。当时，正是风雪交加的夜晚，燕军士兵涉水渡河，加之多带伤残，冻死者尸体相枕。丢弃袍仗、兵器无数。慕容宝为保住性命，弃下大军，率步骑两万逃回中山。魏军连夜追击，兵临中山城下。后燕尚书郎慕容皓谋杀慕容宝未遂。斩关出城降魏。慕容宝见中山难保，便率一万骑兵杀出重围，逃奔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繁华一时的后燕国都中山，终于在皇始二年（397）十月甲申日被魏军占领。

攻打南朝

参见：北魏攻宋河南之战

天兴元年（398），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正式称帝。拓跋珪击败后燕进入中原后，鼓励农业生产，其奴隶主贵族也逐渐汉化转化为封建地主。拓跋珪招纳汉族大地主参加统治集团，加快了鲜卑拓跋部的汉化进程。

此后数年，北魏注重于巩固内部及既得地域，也时而与北部的柔然和关中的后秦交战。如北魏天兴五年（后秦弘始四年，402年），北魏大军以围城打援、分而歼之的战法，于柴壁（今山西襄汾西南）大败后秦军，歼灭3万余人。

永兴元年（409），拓跋珪被杀，其子拓跋嗣继位，史称明元帝。泰常七年（宋永初三年，422），魏明元帝乘宋武帝刘裕病卒之机，凭借强大军力，沿黄河流域全面开战，重点进攻，夺取黄河以南虎牢（今荥阳市）、洛阳、滑台（今滑县东）等军事重镇。由于南朝宋军善于守城，顽强抵抗，也使魏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

泰常八年（423），拓跋嗣卒，太子拓跋焘继位，史称魏太武帝。此时，北方除大夏、北凉、西秦、北燕和柔然外，皆为北魏所占。拓跋焘雄才大略，通晓兵法，在历次战争中，常亲自率军出征，临阵勇猛，多获胜利。

大败夏国

参见：北魏攻夏统万城之战

魏始光三年（夏承光二年，426）至四年，拓跋焘趁夏王赫连勃勃薨逝，诸子相残杀之机，二次率军进攻夏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以佯弱诱夏军出战，引而疲之，然后隐军出夏军阵后，顺风冲击，大败夏军，克统万城，俘夏王、公、卿、将、校及后妃、宫人等以万数，获马30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

夏被北魏攻陷，夏王赫连昌被俘，其弟赫连定逃往平凉（甘肃华亭）继位。在431年趁北魏兵团回撤之机攻下西秦继续西扩，在青海湖被鲜卑吐谷浑汗截击，赫连定被生擒献于北魏。

大破柔然

参见：北魏攻柔然之战

北魏始光元年（424）八月，柔然可汗大檀（即牟汗纥升盖可汗）闻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去世，率6万骑攻入北魏云中（今和林格尔西北），杀掠吏民，攻陷北魏故都盛乐，包围了云中城。拓跋焘当太子时，十二岁远赴河套保卫长城抗击柔然的入侵，把边塞军务整顿的有声有色。对柔然的战术也颇为熟悉，于是他力排众议，亲自率2万骑兵急赴云中救援。柔然依仗人多，将赶来救援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及所部，竟包围达五十余重。起初，北魏将士十分恐惧。但是少年皇帝拓跋焘却“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因此使得北魏的将士们“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先是柔然的两位大将大那、社仑所发动的进攻被北魏军击退。之后，柔然大将于陟斤被北魏军射杀，拓跋焘趁势率军大纵深地向前穿插，北魏奋力突击柔然军，柔然军顿时被搅得一片混乱，大败而逃。次年十月，北魏大举征讨柔然，分兵五道并进，越大漠击之，柔然惊骇北逃。

魏帝为彻底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两面夹击的威胁，并雪云中被围之耻，在大败赫连夏，克其都城统万（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后，决心集中力量打击柔然。神麚二年四月，与众大臣商议击柔然，公卿大臣及保太后担心宋军进攻，均竭力劝阻。太常卿崔浩认为：宋闻陛下克统万，内心深怀恐惧，必不敢动；柔然自恃遥远，谓我力不能制，防备松懈已久，故夏则散众放牧，秋则聚众南掠，今乘其放牧无备出击，可一举灭之。

魏帝对其见解极为赞赏，遂决定留太尉长孙嵩、卫尉楼伏连镇守京都；命司徒长孙翰领兵由西道向大娥山，自率军由东道向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罕山），越过大漠，合击柔然可汗庭（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

神麚二年（429）五月，拓跋焘抓住柔然夏则散众放牧之机，魏帝领军至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舍弃辎重，率轻骑兼马（每一骑兼有副马）奔袭，直逼栗水（今翁金河）。柔然无备，临战震怖，民畜惊骇奔散；大檀忙焚穹庐，绝迹西遁。大檀弟匹黎先在东部闻魏军至，率兵欲救其兄，途中遭长孙翰骑兵截击而败，其渠帅数百人被杀。大破柔然，威服高车，为稳定北方创造有利条件。从此，柔然势力大减，主动攻魏较少。

攻克北燕

延和元年（432）五月，拓跋焘感觉部队已经休整完毕，便在平城南郊调集兵马，屯积粮草准备进攻北燕。同年六月，拓跋焘率军亲征讨伐北燕。七月魏军行至濡水（今河北东北部滦河）后，后方供给出现危机。拓跋焘当即派遣安东将军奚斤征发幽州和密云的民众及丁零族（高车）一万多人充当魏军的民夫，给魏军运送攻城的器具，这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魏军主力继续东进，拓跋焘和奚斤在北燕都城龙城外会师。两路魏军在途中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抵抗，沿途的北燕守军和官员接连向北魏投降，魏军没费多少功夫就合围了龙城。拓跋焘在和龙外又征发了3万多民众为其挖围堑，企图困死龙城内的守军。

是年八月，北燕皇帝冯弘不甘心就此投降，便派了3万人出城向魏军挑战，战败。北魏昌黎公拓跋丘和河间公拓跋齐率部合围北燕军，燕军死伤近万人。遭此一败，北燕的官员和将领们都老实了不少，只有尚书高绍仍然率部抵抗，不久后也被杀死。冯弘见形势不利，便邀请高句丽军保护他，率龙城百姓东渡辽水，投奔高句丽。不久，冯弘因为自大被高句丽长寿王杀死，北燕灭亡。

降服北凉

参见：北魏灭北凉之战

太延五年（北凉永和七年，439），北魏帝遣使至北凉，得悉北凉主沮渠牧犍喜于传播柔然可汗妄言：去岁魏帝伐我大败，不能复振。知其称藩怀有二心，经朝议，决定依从谋主崔浩之言，出其不意，乘虚攻凉。六月，魏帝率兵从平城出发，使侍中、宜都王穆寿辅助太子拓跋晃监国，又令大将军、长乐王嵇敬，辅国太将军、建宁王拓跋崇领兵2万屯漠南，以防柔然。同时命公卿草书遣责北凉主沮渠牧犍，列数其12项罪状，劝其亲率群臣远迎魏军，才是上策。随后自云中渡过黄河，于七月至上郡属国城，留下辎重，部署诸军：以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尚书令刘吉与常山王拓跋素为前锋，两道并进；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继；以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

源贺为故南凉主秃发傉檀之子，南凉原据姑臧，后为北凉所占。源贺对魏帝言道：姑臧城旁有四部鲜卑，皆臣祖父旧民，愿劝其归附。魏主称善。八月，拓跋健获得河西（即河西走廊与、泊水流域一带）畜产20余万。北凉主未肯出迎，一面遣使求救于柔然，一面派其弟征南大将军董来领兵万余出战于姑臧城南，北凉兵望风奔溃。魏帝遣使晓谕北凉主出降，沮渠牧犍得报柔然将攻魏边塞，猜测魏帝可能还师，遂闭城固守。其堂弟沮渠祖城出降，魏帝俱知城内情况，于是分兵围攻。由于源贺引兵招慰城附近诸部下3万余落，故魏帝得专攻姑臧。九月，北凉主沮渠牧犍之侄沮渠万年率部降于魏。姑臧城溃，沮渠牧犍率文武5000人出降。北凉历39年而亡。继之，魏军又攻克张掖、乐都、酒泉等地，皆留将镇守。

南北对峙

16岁的拓跋焘即位，即位之初就以少胜多，顶住了北方柔然的入侵。后来拓跋焘主动反击柔然，先后13次出兵柔然，征服了漠北一带，使柔然臣服。拓跋焘于427年，用3万骑兵攻破了坚不可摧的胡夏统万城。431年灭胡夏，平山胡，西逐吐谷浑，又于436年灭北燕，439年灭北凉，使北方的分裂割据局面复归统一。

至此，北魏统一了北方，继前秦苻坚后再度使北方归为一统。从而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

拓跋焘凭借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基业，加之自己的雄才大略、军事才干，经过近20年的统一战争，最终统一了北方，加强北魏的封建化进程，使北魏政权更为巩固。在与刘宋交战时，北魏御敌于国门之外，并远征至长江北岸，使得刘宋“北伐败辱，数州沦破”，对刘宋的江北六州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加重了刘宋治下人民的苦难。此外，北魏大臣、军事谋略家崔浩，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谋主，他参与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军事决策，多谋善断，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汉化改革

参见：北魏孝文帝改革

拓跋焘死后，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相继登基，逐步实施了改革，使社会经济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孝文帝即位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在冯太后的辅佐下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诸如实行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迁都、汉化政策等，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也为隋唐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

490年（太和十四年），冯太后死，魏孝文帝开始亲政。他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魏初，鲜、汉官号杂用。迁都后，改定官制，一依魏晋南朝制度。

北魏统治者迫切要求同汉族地主进一步合作，为此，他们需要进一步消除民族界限，实行汉化政策。但在鲜卑贵族集中的旧都平城，推行汉化政策阻力很大。

493年（太和十七年），孝文帝以南伐名义，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到洛阳后，他声言继续南下，群臣跪在马前劝阻。他利用群臣不愿南伐的心理，宣布定都洛阳。

孝文帝改制遭到了一部分保守的拓跋贵族的反对。他们不仅在改制前进行抵制，在改制中和改制后也不断反抗。496年，太子拓跋恂企图逃回平城发动叛乱，被孝文帝处死。同年冬，旧贵族在平城发动兵变。孝文帝派军平服了叛乱，保证了改制的顺利进行。

走向衰落

魏孝文帝变法之后，北方的民族矛盾有所缓和。但是北魏政治的日益腐败，吏治逐步败坏。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其住宅、园囿像皇宫一样豪华，僮仆多达六千，妓女五百，一餐费数万钱。他与河间王元琛斗富，奢侈豪华程度超过西晋的石崇、王恺斗富。被称为饿虎将军的元晖作吏部尚书时，卖官鬻职都有定价，人们称吏部为卖官的市曹，称这些官吏为白昼的劫贼。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也聚敛无已，征收租调时，重新使用长尺、大斗、重秤。

繁重的兵役和徭役使大批农民家破人亡。破产农民纷纷投靠豪强，重新沦为依附农民，或逃避赋役，入寺为僧尼。北魏控制的编户日益减少，影响了政府的收入。

由于矛盾的激化，在5世纪末至6世纪初，北方已不断爆发叛乱。北魏除加重税收外，多次检括逃户，搜捕逃亡的农民。延昌四年（515）冀州僧人法庆领导的大乘教叛乱，公开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北魏政府动员了十万军队才镇压下去。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遍布北方各地，名号繁多，但主要有四支：北方边镇起义、河北起义、山东起义和关陇起义。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前后延续了八年之久，席卷了今河北、山东、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的广大地区。起义军在战斗中杀死了北魏许多王公贵族和州郡牧守，诛戮地主，摧毁坞堡，有力地打击了北魏的统治。起义军包括了汉、鲜卑、匈奴、氐、羌、敕勒等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在共同战斗中增进了彼此的联系和了解，对民族融合也有积极影响。

六镇之乱

六镇，也称北镇，是北魏前期为了攻击和防御柔然政权，沿平城北由西向东依次设置的六个军事据点：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北魏前期，柔然是其最主要敌人。北魏将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六镇，每镇设置镇都大将，镇将由鲜卑贵族之中杰出的军事人才担任，而戍防的士卒多是拓跋联盟各部落的牧民和中原豪强地主的高门子弟。随着北魏一统北方，柔然政权在北魏的打击下也日益衰落，对北魏已经无法造成致命威胁，六镇的军事政治地位开始变轻。

孝文帝改革后，实施了门阀化，六镇的统治者们无论立了多大的战功，总是被排斥在门阀以外，不能踏入北魏政府的高层政治舞台。六镇的鲜卑人还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鲜卑族语言、习俗，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最大阻碍。他们与洛阳方保持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抗衡。

523年，塞北的柔然政权出现饥荒，柔然政权大汗阿那瓌率兵三十万南侵，在六镇进行了一场烧杀抢掠，将六镇人的家财粮食一掠而空。

北魏孝明帝年幼，年轻的胡太后听政当家，对六镇问题，只是简单地发放了一些赈恤粮款，赈恤粮款本就是杯水车薪。523年四月，怀荒镇军民强抢官府粮仓，并杀掉了怀荒镇镇将于景。怀荒镇的事情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524年四月，沃野镇辖区的高阙戍兵匈奴人破六韩拔陵带着手下的兄弟们起事，挥刀杀掉了戍主，宣布起义。六镇军民纷纷起义，破六韩拔陵改元“真元”，署官封爵，成为六镇义军的领军人物。破六韩拔陵的义军占领了沃野镇，而别帅卫可孤领导的义军则占领了怀朔镇。北魏政府先后三度易帅，分别以淮王元彧、尚书令李崇、元渊为北征大都督，率军北进，镇压起义军，但与义军的交锋却一再失利。524年八月，六镇东西两部敕勒酋长皆归附于义军，义军完全控制了六镇地区。

北魏请柔然人当雇佣军，镇压六镇人民起义。六镇一直是柔然人眼中的障碍，525年四月，柔然大汗率军十万，入六镇，从武川西向沃野，配合元渊的魏军向六镇义军攻击。在两面夹击下，义军很快处于劣势，卫可孤战死。元渊又分化了西敕勒酋长，削弱义军势力。八月，柔然军与魏军会合，在五原大败义军主力，破六韩拔陵下落不明，义军被迫降魏。六镇20万被俘兵民安置在河北三州之后，正逢河北遭遇水旱之灾，无处就食，出现逃亡现象，二十万六镇军民再度起义，关陇、河北等地各族人民也陆续起义，但最终起义失败。

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北魏政权摇摇欲坠。边镇豪强集团利用当时的混乱局面，各自发展势力。肆州秀容（山西朔县北）的契胡酋长尔朱荣聚集了北镇豪强和流民，势力发展最快。

河阴之变

参见：河阴之变

528年，在北魏都城洛阳却发生了灵太后为长期控制政局，毒死自己亲生儿子孝明帝元诩。之后，灵太后另立3岁的元钊做了皇帝。驻扎在晋阳的柱国大将军尔朱荣素有政治野心，他以为孝明帝报仇为借口，率大军南下，准备进军洛阳。

尔朱荣系契胡部落酋长，其部善骑射，长期抵御柔然部的南下，是北部边防的重要军事力量，也是当时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为保阴谋得逞，尔朱荣秘密派遣尔朱天光等人悄悄进入洛阳城，与彭城王元勰之子、当时声望很高的长乐王元子攸商议里应外合攻打洛阳，并许诺事成后立元子攸为帝。

之后，尔朱荣便从晋阳率大军向洛阳进发。大军行进到河阳（今焦作孟州）时，尔朱荣遣亲信进洛阳，悄悄将元子攸接到河阳立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孝庄帝。随后，尔朱荣率大军从孟津渡过黄河直逼洛阳。

灵太后得知消息，急忙调集大军与尔朱荣决战，结果被尔朱荣打败，京城洛阳也被攻占。灵太后见大势已去，下令后宫嫔妃和她一道出家到永宁寺为尼。尔朱荣胁迫灵太后、幼帝元钊和他一起退出洛阳，当大军行进到河阴（黄河南岸）时，尔朱荣下令将灵太后和元钊投入黄河之中。后尔朱荣假装邀请元子攸带领朝中百官到河阴之陶渚（今孟津东）祭天。当2000多名朝中官员陪同元子攸到达陶渚时，尔朱荣下令早已守候在此的士兵将文武百官2000余人全部杀害，北魏诸王中的元雍、元钦、元略、元巶等人也在这次杀戮中遇害，制造了河阴之变。经过这次事变，尔朱荣把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政权的汉族大家消灭殆尽。

河阴之变以后，尔朱荣称帝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他派人将元子攸送到了洛阳，自己却因杀人太多、民愤极大不敢留居洛阳城，一直远据晋阳，对洛阳遥控指挥。这时的洛阳城民心浮动、一片混乱，富家大户害怕动荡危及自身，纷纷弃宅而逃，京城昔日的繁华荡然无存。

孝庄帝虽然在尔朱荣的扶持下做了皇帝，但他不甘心做傀儡，一心要铲除尔朱荣，重振北魏皇权。530年，孝庄帝下诏让尔朱荣进京，趁机将38岁的尔朱荣手刃在明光殿。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和侄子尔朱兆得知消息，合力调兵攻打洛阳。尔朱兆攻入城中，抓住孝庄帝，先将孝庄帝锁在北魏皇家寺院永宁寺的塔里，不久将他押到晋阳杀害，同时遭捕杀的还有临淮王元诲、城阳王元徽等残余王公。

之后，尔朱兆回到了晋阳，派尔朱世隆等留守洛阳。他们在洛阳城里无恶不作，激起人们的愤恨。晋州刺史高欢于531年乘机攻占洛阳，并于533年进兵晋阳，消灭了尔朱氏的势力，控制朝政。在此期间，北魏皇位如走马灯一般，先后出现了元晔、元恭、元朗三位废帝。

两魏分裂

高欢在532年立元修为帝，即孝武帝。但元修无法容忍高欢掌握实权，在534年投奔长安的宇文泰。

534年，高欢立元善见做了皇帝，即孝静帝，并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南），这就是历史上的东魏政权。迁都时，高欢将洛阳城内40万户居民迁到邺城，并大拆洛阳宫殿，将所拆的建筑材料运往邺城，致使这座300年的帝都逐渐化作一片废墟。第二年，孝武帝与宇文泰有隙，被宇文泰毒死，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宇文泰立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这就是历史上的西魏政权。

东魏、西魏均没维持多久，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接受东魏皇帝元善见的禅让，建立了北齐政权。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则接受西魏皇帝拓跋廓“禅让”，建立了北周政权，元魏（拓跋魏）正式灭亡。

领土范围

北魏疆域广阔，主要控制着中国北方地区，北至阴山南北沙漠、河套，东北至辽东半岛，东至海，西至凉州、流沙。南至江淮与南朝为界，南北国界虽然时有变化，但是大部分时间大致以淮河为界。

行政区划

北魏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其主要的州有：并州、肆州、建州、恒州、朔州、汾州、司州、豫州、荆州、洛州、东荆州、东豫州、南兖州、相州、冀州、幽州、平州、瀛州、安州、定州、营州、雍州、豳州、夏州、华州、泰州、东泰州、泾州、岐州、兖州、青州、齐州、徐州、南青州、济州、河州、凉州、敦煌镇、武川镇、御夷镇、怀荒镇、柔玄镇、抚冥镇。

政治

中央制度

北魏建国后，其社会跃入封建制，生产力逐步发展。但在统治方式上，北魏前期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特别是在统一北方以前，继续将战争中掳掠的人口没为奴婢，赏赐给诸王贵族和有战功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赋税方面，在推行宗主督护制的地区，平均每户每年的户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征收的调外之费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临时征调，动辄每户要交三十、五十石粟。当时官吏没有正式的俸禄，贪污、贿赂、高利贷公行。太武帝统治期间，大将公孙轨到上党（今山西长治北），去时单马执鞭，回来则从车百辆。

拓跋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在战争中，被驱迫当兵的各族人民在前冲锋，鲜卑骑兵在后驱逼。太平真君十二年，太武帝围攻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时，写信给刘宋守将臧质说，攻城的都不是我鲜卑人，你杀了他们，免得他们将来造反。北魏为了镇压其他民族的反抗，在氐、羌、卢水胡等族聚居的地区设置军镇，进行严厉统治。魏律规定犯谋反大逆者，亲族男女不论少长全部处死，甚至还在实行原始的车裂法。仅国史一案中，被灭族的北方汉族大姓就达千余人之多。

北魏前期落后的统治方式，引起各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杂居在今陕西、山西等地的汉、氐、羌、屠各等族人民在卢水胡人盖吴领导下于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爆发的起义（见盖吴起义）。诸少数族和汉族被压迫人民争相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东起潼关，西至陇西（今陕西、甘肃交界处）。一年后，起义虽被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而失败，但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地方管理

三长制是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它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管理农民，征发租调力役。

三长制建立后，代替了魏初的宗主督护制，北魏的基层统治机构更完备了。

制度改革

北魏孝文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力求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使鲜卑贵族进一步封建化，并与汉族地主紧密结合，更有效地共同统治各族人民，在冯太后的辅佐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延兴二年（472），政以久任，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

延兴五年（475）为改变过去州、郡、县争收租调的混乱局面，政府确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征收时禁止使用大斗、长尺、重秤。

太和八年（484）颁布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中，又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买，离职时移交下任。

太和九年（485）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受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还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予适当的照顾。

北方广大地区由于战乱，户口流徙，田园荒芜，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北魏政权为增加财政收入，稳定社会秩序，颁行均田制。先审定户籍，再按户口分配土地，实行新的租调制。奴婢和牛都可受田。均田制在当时地旷人稀的前提下施行，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施行，有益于生产发展和稳定的。北方大量的荒地被开垦，耕作技术也有了提高，农业的发展，使养蚕、牧畜、酿造等农村副业也发展起来，改变了北方荒凉残破的景象。

太和十年（486）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

太和十年，孝文帝对租调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租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太和十八年（493），孝文帝排除穆泰、元丕及太子恂等鲜卑旧贵族和保守势力的反对，把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

迁都后，督使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族高门通婚等。

太和年间，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后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

孝文帝改革使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加速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是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子贵母死

北魏的宫廷为了避免外戚干政，在道武帝拓跋珪时开始实施残酷的子贵母死制度，即后宫女性只要生下男孩并被立为太子就得被赐死，以避免母以子贵的情况发生。很多人误以为只要生下皇子就要被赐死，其实这是错误的观点。但幼子还是需要人照顾，因此就有所谓的保太后，即当保姆照顾太子新君继位后被封为太后。北魏有三种皇太后，一种是皇帝的生母，另一种是皇帝的保姆，还有一种是前任皇帝时运气好没生儿子而活下来的皇后。到了宣武帝元恪在位时，宣武帝并没有赐死太子元诩的母亲胡太后，实际上子贵母死制度已经终结。

军事

北魏兵民分开的，兵用于打仗，民从事耕桑。而兵主要由鲜卑及其他少数民族组成，农业主要由汉人从事。兵民之分也就是胡汉之分，也是胡汉分治的体现。

而士兵里面也分两种，一种是鲜卑兵，另外一种是非鲜卑兵。

鲜卑兵由代北部落的鲜卑人组成，主要担任北魏的禁旅和边防六镇的士兵。这种兵带贵族性质，地位颇高，但在魏文帝汉化之后有所改变。

非鲜卑兵中，以高车兵最为重要，禁军和六镇边兵都有高车人。此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和汉人军队。

经济

西晋末年，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被西晋封为代公，进而封为代王。东晋咸康四年（338），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设官分职，制定刑法，国家机构逐步完备。拓跋部已经地进入奴隶主占有制的阶级社会。拓跋部建立北魏后，逐步迈入封建社会。

中国北方自西晋永嘉之乱（310年）以后，经过十六国时期的战争破坏，许多百姓死于兵革，毙于饥馑，中原地区一派凋敝景象。在北魏王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力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北魏统一北方后，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共同努力，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生产有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孝文帝改革后，自耕农民显著增加，孝明帝正光以前，全国户数已达五百余万，比西晋太康年间增加一倍多。农业、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洛阳伽蓝记》称北魏后期百姓殷富，年登俗乐，衣食粗得保障。在手工业方面，北魏后期炼钢技术有新的成就，相州牵口（在今河南安阳）冶制成锐利的钢刀。商业也逐渐活跃起来。孝文帝时，元淑为河东太守，当地许多百姓弃农经商。太和以前，北方商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钱货无所周流。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恢复流通，太和十九年，又重新铸造“太和五铢”钱，规定此钱在京师及全国诸州镇都可通行。宣武帝时，洛阳的商业相当繁荣，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城市。

太和五铢

农业和手工业

孝文帝改制后，由于立长校户，政府控制的编户增加了。到孝明帝神龟年间，户口数目比西晋太康元年增加了一倍多，大约有五百多万户，三千多万口。

吏治的改善，负担的调整，农民可以从事生产，农业有所恢复和发展。此后，直到神龟末年，政治虽然逐渐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但官府的仓库还是装得相当充实的。

北魏的畜牧业原本就很发达。孝文帝时期，又在河南设牧扬，养战马十万匹。如契胡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有“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景而已”。

手工业也有所进步。绢布产量增加，绢价下降。魏初，每匹绢千钱，孝文帝以后降到二三百钱。榨油、酿酒、造纸、煮盐、冶铁等部门也有发展。

商业

北魏后期，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大的城市有洛阳、邺和长安。

洛阳既是北方政治中心，又是贸易中心。洛阳西阳门外有大市，周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

当时经商的，除了列肆商贩和大商人外，许多贵族、官僚也从事经商。北方贵族多喜欢“南货”，官府于南境立互市与南朝贸易。但禁止私人交易，许多官僚、贵族因“渡淮互市”被治罪。

孝文帝改制后，铸五铢钱，但不少地区仍是“钱略不入市”。

均田制

北魏初年在代北曾推行过“计口受田”制；485年（太和九年），北魏政府在以往的基础上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

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只种谷物）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为了轮种，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露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及身死还田。

男子每人给桑田二十亩，作为世业，终身不还。在二十亩桑田上必须按规定种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初受田时，原无桑田者，依制受田；原来桑田不足者依制补足，多余者将多余部分充做倍田；再多的也不充做露田来还授。随着人口的增减，多余部分可以卖出，不足部分可以买进，但买卖都不能超过应得分额。非桑之乡给麻田，男子十亩，妇人五亩，还受法和露田一样。

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耕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还受依奴、牛有无而定。

土广民稀之处，任力耕垦，不受限制。土狭民稠之处，增丁应受田而不愿迁移者，以桑田抵应受露田数；不足者不给倍田；又不足从家人田中减量分给。愿迁者，任到空荒之地，但不得逃避赋役。

官吏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八顷，县令、郡丞六顷。离职时移交下任，不得转卖。

赋税制度

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的税收由部落贡纳、牧民的畜牧税为以及一般农民的租调为主，其中农民的租调为最大收入。北魏规定租调税收为“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45]不过这是个一般办法，政府需要的时候可以增加征收物品的种类和数量。租调是按户收取的，户的大小没有限制，孝文帝改革之前，三五十家组成一户的情形很普遍。除了这种一般性税收外，政府经常因为战争而加开新税，官吏因为没有官俸，也常常以各种借口征税，给百姓带来很大的负担。

徭役方面，兵役方面由鲜卑人担任，因而兵役较轻。而力役的情况因为缺少史料，无法得知。只知道，为政府工作的工、杂役非常多。他们被编为隶户、军户、营户、府户、绫罗户、乐户等等。

孝文帝改革后，为了给官僚机构提供俸禄，以减少官吏欺压百姓。提高了税率，魏孝文帝定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充百官俸禄。又在太和九年（485年）实行均田制，办法大致有四项：

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和妇人均可授田，男丁授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授田视轮休需要加倍或再加倍。如果有牛一头则授田三十亩，最多四头牛，多出的不授田。老少病残或者缺乏男丁的家庭十一岁以上和有病者均授予半夫之田。奴婢一样按照男丁和妇人的标准授田。授田不准买卖，年老或身死还田，但七十以上授田者不必归还。

男丁授桑田20亩。桑田不必还给国家，可传给子孙，也可以可卖出多于20亩的部分，也可买桑田补足20亩。产麻地男子授麻田10亩，妇人50亩，年老及身死后还田。

多余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政府严格控制农民迁徙，只允许迁往空荒地区。

规定驻地长官在所在地给予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八顷，县令郡丞六顷，不许买卖。

政府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重新规定了税收制度，一夫一妻应缴纳的租调为：“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织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

文化

汉化运动

孝文帝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进行汉化运动。

北魏汉化运动内容

禁北语

鲜卑人原使用本族语言，北魏军中也用鲜卑语。朝廷上则鲜、汉语杂用。孝文帝在迁都后的第二年六月正式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在具体实行上，因为三十岁以上者不能一下改变，尚不强求；三十岁以下者，在朝廷上必须使用汉语。

禁胡服

鲜卑旧俗披发左衽；妇人冠帽著夹领小袖短袄。迁都之同年，下令禁胡服，服装一依汉制。

改姓氏

鲜卑人多是二、三字的复姓，如拓跋、独孤、步六孤等。姓氏与汉人不同，标志着民族的差异，影响“胡”、汉贵族合作。

因此，迁都的第三年，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的复姓改为单音汉姓，如拓跋氏改姓元氏，独孤氏改姓刘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丘穆陵氏改姓穆氏等。

文学

文学方面，北朝民歌充分体现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特征，风格刚健，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敕勒歌》《折杨柳歌》《木兰诗》就是当时民歌的代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既是一部地理名著，又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又是一部佛教著述，提供了北魏迁都洛阳40年间的佛教史料。《水经注》从文学角度看，也不愧为一本文字优美的游记。

雕塑

雕塑艺术，集中表现在当时的石窟寺中。它继承了秦汉以来中国的艺术传统，也受到国外，特别是古代印度艺术的影响。摩崖石窟分布很广，西起甘肃，东至辽宁，保存著名的有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石窟，以及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山西太原的天龙山万佛洞，河南巩县的石窟寺等。在这些石窟寺中有古代艺术工匠所塑造出来的数以万计的佛像，代表了当时中国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仍是驰名世界的艺术宝库。

宗教

北魏经历了游牧部落联盟而迅速转移到国家的历史，拓跋鲜卑人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文字。北魏时期的主要宗教是佛教、道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僧尼的人数曾发展到二百多万。北魏道教，主要是经过寇谦之改良的天师道。当时佛道两家的斗争十分激烈，太武帝拓跋焘曾经大举灭佛。琐罗亚斯德教教在中国称为祆教或拜火教，主神被称为“胡天”，主要在入华的粟特人当中传播。文成帝在平城开凿了云岗石窟。

北魏大部分时期，由于国家及私人赞助，佛教艺术十分兴盛。云岗佛教石窟约兴建于460年，由上千位工匠历时约三十五年后完工，洞窟内有雕塑及与绘画。之后，北魏孝文帝亦于龙门兴建石窟。云岗石窟的佛像属较静态的罽宾风格，龙门的造像形式则较流线飘逸，开始展现中国风格的影响。北魏的陪葬陶器亦受到佛教影响，强调“正面性”（frontality）及对称。与此同时，位于敦煌的莫高窟也在北魏时期发展较快，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迦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

外交

太武帝时期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势力又伸入西域，灭了五大国之一的鄯善，将其地改为鄯善镇，当时的诸域外国惧怕北魏强大，纷纷与之同盟结好，出现了五十余国朝贡的盛况，北魏的国势达到顶峰。

太安元年（455年），波斯萨珊王朝遣使来华。此后直到西魏，信使往来不断。

通过友好往来，大秦等国的石棉布、水银、琉璃、药材和汗血马等输入到中国。中国的丝绸、铜器等输出到大秦、波斯等国。6世纪末，中国的养蚕术通过波斯也传入大秦。

人口

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518年—520年）户口统计大约有500万户，以户均口数6口计约有3000万人，因学者考虑到北魏北边军镇的府户、农官管理下的民屯户、国有牧场的牧户、僧尼及寺院的附户以及为官府供役的杂户、伎作户、乐户、盐户、金户等等未纳入官方统计的人群，而认为北魏实际户数达600万户，实际人口达3500万人。

科学

农学

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对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产生有重大影响。贾思勰，益都（今属山东）人。他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等官职，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中年以后，他开始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对农业生产有了亲身体验，掌握了多种农业生产技术。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533年）到东魏武定二年（544年）期间，他写成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全书十卷，共九十二篇，集周秦至北魏农业生产知识之大成。全书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土壤整治，肥料施用，精耕细作，防旱保墒，选种育种，粮食和蔬菜栽培，果树的培植和嫁接，畜禽的饲养和医治，食品的加工和储藏，以及野生植物的利用等，反映了当时中国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其中许多技术直到现在还在应用。

地理

北魏还出现了一位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他以《水经》为纲，写成地理名著《水经注》。《水经注》全书三十多万字，全书四十卷。详细介绍了中国境内1250多条河流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水经注》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

《水经注》文笔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山水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著作。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省涿县）人，大约出生在468年或472年。据史书记载，郦道元为官素以严猛著称。他执法很严，不畏强权，因而不少权势人物都憎恨他。因为如此，他被陷害致死。

皇帝世系

追尊先祖

庙号谥号姓名生卒年月在位时间

传说时期、拓跋部的史前时期成皇帝拓跋毛？

节皇帝拓跋贷？

皇帝列表

庙号谥号姓名生卒年年号及使用时间陵墓

烈祖太祖（元宏改庙）宣武皇帝道武皇帝（拓跋嗣改谥）拓跋珪（什翼珪） 371年-409年登国386年-396年盛乐金陵

皇始396年-398年天兴398年-404年天赐404年-409年

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木末） 392年-423年永兴409年-413年云中金陵

神瑞414年-416年泰常416年-4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