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

明朝史学家

陈济，明朝史学家，今属江苏常州人，陈洽兄。以布衣召为《永乐大典》的都总裁。书成，授右春坊右赞善，为皇太子所重，五皇孙皆从受经。

本名：陈济

字：伯载

所处时代：明朝

出生地：武进

出生日期：1364年

人物简介

陈济自幼博学强记，读书过目能诵。口诵手钞，经史百家无不贯通，时称“两脚书橱”。洪武十八年（1385）拜同乡大儒谢应芳为师，其父曾命他去钱塘（今杭州）、会稽（今绍兴）经商办货，他竟将所带大宗货款半数作买书用。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诏修《文献大成》（后改称《永乐大典》），朝廷以布衣召他担任编纂总裁，他却推荐姚广孝及胡严为总裁，自任副手。藩秘库书达数百万卷，浩无端倪。陈济与姚广孝等确定了编写体例，组织了文人学士2000余人参与编写。编写过程中，执笔者凡遇到疑难问题就请教陈济，他应口为之条辩缕析。永乐六年（1408）书成，总辑成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陈济被授于左春坊右赞善，此为太子僚属，掌侍从翊赞，相当于谏议大夫。陈济居辅导之职十五年，五个皇子皇孙俱从其学四书五经。陈济任职谨慎无过，帝甚礼重之，凡稽古纂集之事，皆交其处置。他在职15年，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中风卒于寓舍，享年六十一岁。

陈济学问渊博，平时却十分谦虚，终身危坐手不释卷，他常说：“知识和布帛、粮食一样贵重，有益于社会”。虽居高官多年，生活却很朴素，住简陋的苇墙草屋，说聊蔽风雨则可。

平生著述有《书传补》、《元史举要》、《通鉴纲目集览正误》《思斋集》等，可惜稿藏于家今多不传。

人物轶事

陈济的记忆力特别好。有一次，其长子陈道问他说：“外人都说您老人家善于记诵，现在我从书房随便拿本书，您来背一下行不行？”陈济说：“行”。陈道于是随手一摸，拿到一本朱熹所作极为深奥的书。陈济见了，平静地说：“这部书比较难记，你先提一下第一句。”陈道翻开书来读了第一句，陈济便高声朗诵全篇，直至篇末，一字不错。后来又屡试不爽，大家都佩服不已，连明成祖也对他的博闻强记、满腹珠玑大加赞叹，称他为“两脚书橱”。

明史文载

陈济，字伯载，武进人。读书过目成诵。尝以父命如钱塘，家人赍货以从。比还，以其赀之半市书，口诵手钞。十余年，尽通经史百家之言。成祖诏修《永乐大典》，用大臣荐，以布衣召为都总裁，修撰曾棨等为之副。词臣纂修者，及太学儒生数千人，繙秘库书数百万卷，浩无端倪。济与少师姚广孝等数人，发凡起例，区分钩考，秩然有法。执笔者有所疑，辄就济质问，应口辨析无滞。书成，授右赞善。谨慎无过，皇太子甚礼重之。凡稽古纂集之事，悉以属济。随事敷奏，多所裨益。五皇孙皆从受经。居职十五年而卒。年六十二。济少有酒过，母戒之，终其身未尝至醉。弟洽为兵部尚书，事济如父。济深惧盛满，弥自谦抑。所居蓬户苇壁，裁蔽风雨，终日危坐，手不释卷。为文根据经史，不事葩藻。尝云：“文贵如布帛菽粟，有益于世尔。”其后有陈继、杨翥者，亦以布衣通经。用杨士奇荐，继由博士入翰林。而翥竟用景帝潜邸恩，与俞山、俞纲等皆至大官。自天顺后，始渐拘资格。编修马升、检讨傅宗不由科目，李贤皆出之为参议。布衣无得预馆阁者，而弘治间潘辰独以才望得之，一时诧异数焉。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初名《文献大成》，后明成祖亲自撰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共计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决心修一部巨著彰显国威，造福万代。宗旨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最初令解缙主持编纂（规模147人），一年后修成《文献大成》，但朱棣亲阅后甚为不满，钦点姚广孝担任监修 ，同时编纂队伍扩大到了2196人（累计达3000多人），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定稿，朱棣亲自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才抄写完毕。

《永乐大典》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永陵，但大典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后人以修书之名窃走，现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涉及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书名：永乐大典

别名：文献大成

作者：解缙、姚广孝、陈济等

永乐修订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初名《文献大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朱棣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永乐大典》完成后，明廷又在各地征召了大批缮书人进行描栏、清抄、绘图和圈点工作，由于人员数量过多，已经无法统计了。

《永乐大典》在永乐年间纂修完成后，只抄录了一部，叫做“永乐正本”；到嘉靖朝，怕大典有损，又重录了一部，称为“嘉靖副本”。因为两部大典都深藏在皇宫中，没有刊印，流传稀少，在朝代更迭、内忧外患中被偷盗、抢掠、焚烧，“正本”消失了，“副本”也只剩下400余册。

主持编修的道衍和尚姚广孝

《永乐大典》从编纂到毁灭的600年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和千古之谜。《永乐大典》纂成后，被放置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移都北京，挑选了一部分藏书带到新都，《永乐大典》在正统年间正式被放置在文楼中。永乐和万历年间，虽然都曾有人提议过刊刻，都因“工费浩繁”未能实现。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南京文渊阁大火，《永乐大典》所据原稿付之一炬。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四月，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正本差点毁于大火。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明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张居正等人负责重录《永乐大典》的工作。吏部和礼部主持了“糊名考试”，选拨出109位善书人。内府调拨了画匠、砑光匠、纸匠等。惜薪司、光禄寺和翰林院也分别负责木炭、酒饭和“月米”的供应。重录工作正式开始了。

隆庆初年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

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全祖望和李绂都是清代的大学者。雍正年间开三礼馆，全、李二人供职翰林院，得以接触《永乐大典》。他们在《永乐大典》中看到许多世上未见之书，惊呼为“宇宙之鸿宝”。两人一商量，觉得应该先把想见而不可得的书籍辑录出来。全祖望写了《抄永乐大典记》，认为最需要辑录的有五类书，就是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从此，两人每天看20卷，把想辑录的书名签出，再由另外四人抄写。就这样每天爬梳，整理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等十多种书籍。可是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两个人怎么能看过一遍呢。长期的辑佚工作让两人感到身心疲惫。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辑佚工作只好作罢。但全、李二人的辑佚成果却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为以后《四库全书》馆臣系统辑佚《永乐大典》奠定了基础。

康熙、雍正朝曾纂修过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对这种类书的体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类书虽然能够兼收并录，极方策大观，但“因类取裁”的方法使得人们无法看到书籍的全貌，溯其源流，征其来处。他要做前人未做之事，修纂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补类书的缺失。还把藏《四库全书》的阁名用渊、源、津、溯来命名，凸显他的这部书才真正能够“溯其源流”。这时，安徽学政朱筠和四库总裁于敏中都建议乾隆皇帝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开四库全书馆之初，他连颁两道圣旨，下令辑佚、汇订《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2年），清政府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参加辑佚的有当时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共39人。其中，周永年在宋、元人诗文集上用力最勤。邵晋涵辑《旧五代史》《九国志》，戴震辑《算经》，也各有所成。

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辑出经、史、子、集四部书共385种、4946卷。著名的有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记载南宋初年史实的重要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查考唐人世系的《元和姓纂》、目录学名著《直斋书录解题》和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等。至于宋元人的诗文集更达到了175种，许多失传的重要典籍都通过这次辑佚恢复了原貌。

乾隆皇帝所以在辑佚中坚持儒家正统观念，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弃”，凡佛道、戏曲、小说等概不辑录，对于牵涉违碍的言辞也毫不留情面，一概删去。有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邓御夫的《农历》200卷详细程度超过《齐民要术》，还有些军事方面的发明为怕洋人学去，也都丢掉，不加采录。甚至已经辑佚出的散片如《兼金合璧》、《晋史挥尘》等，或签出的典籍《元一统志》等重要的方志类书籍，都弃置不顾。

四库馆对《永乐大典》进行系统辑佚后，嘉庆间纂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都曾用过《大典》中的史料。不过贡献最大的是徐松的辑佚工作，他辑佚的《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元河南志》等都是超过100卷的大书。以后文廷式辑录过《元代记事》《宋状元及第图》等，缪荃孙辑录过《明泸州志》、《明永乐顺天府志》，董康辑录过《宪台通记》。

近代外流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15]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民国收集

近现代因为《永乐大典》的散失，能够利用的只有区区400册，但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中国国家图书馆诞生之初就担负起国家图书馆职责，保存并收集《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经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

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64册送归教育部，其中60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对《永乐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副馆长袁同礼和考订组组长赵万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

特别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赵万里在1928年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后，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辑录工作，辑录了《陈了翁年谱》，还以多年功力，从各种载籍中搜求逸佚，编纂成《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其中采用《永乐大典》佚文颇多。赵万里和陈恩惠等人，在日据时期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辑录工作，他们发现《四库全书》中的若干种《永乐大典》辑本与现存《永乐大典》原本文字有出入，根据当时陈恩惠建议，把《永乐大典》辑佚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中。

陈恩惠具体负责核对《四库全书》。由赵万里将佚文确定后，雇请两位抄写人员进行抄写，辑佚工作进行了6年，辑出史部、子部、集部，特别是方志、文集等总数达213种。其中的《元一统志》《析津志辑校》《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后来都经过再辑得以出版。这时期的辑佚还有郭沫若的《大德南海志》、钱南扬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栾贵明的《四库辑本别集拾遗》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为防不测，国民政府下令古物南迁。

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永乐大典》等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局势进一步恶化，存放上海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3，000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

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放在上海的另外25册《永乐大典》后来运回了北平（今北京）。

建国之后

影印出版

《永乐大典》残本约400册散落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单位。从二十世纪初，就不断被藏书家所摹写、复制。像傅增湘、嘉业堂这些收藏过《永乐大典》的藏书家和藏书楼都曾经仿真复制过《永乐大典》。也有的图书馆将复制的《永乐大典》用来交换中国保存的《永乐大典》胶卷，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

1959年，北京图书馆将历年收集到的《永乐大典》原本和胶卷提供予中华书局，与中华书局自己收集到的《永乐大典》复制品一起进行影印出版。经过多次补充出版，正式出版的《永乐大典》已达797卷，占现存总数的99%。台湾和日本也出版了影印的《永乐大典》。

2002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式推出了原大仿真影印的《永乐大典》，并计划在几年内将世界现存的《永乐大典》全部影印完成。

名家赠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当时与中国友好的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和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向国家捐献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后赵元方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广东文管会，以及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纷纷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册《永乐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对文物收藏极为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

外国归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就和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交涉归还《永乐大典》的事宜，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支援。1951年，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些《永乐大典》过去是被当作战利品从大连的满铁图书馆运到苏联去的。如今苏联政府无偿归还这些珍贵文物，对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和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也为国家间的平等交往树立了典范。中国和苏联的各大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报道。

继这次赠还《永乐大典》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藏书机构也纷纷赠还藏书；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这样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国士兵曾从北京翰林院抢走3册《永乐大典》，后收藏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

1955年12月11日，前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向中国返还了这3册《永乐大典》。

鲁民捐赠

《永乐大典》在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挂历上印的珍贵古籍图片时，发现过去自己家中有一册与《永乐大典》很相似的书，因为不知道是书名，家中就用它来夹鞋样和剪纸，而且剪掉了书中天头地脚没有字的部分。由于有从祖上因袭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下来了。孙洪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掖县文化馆，并要求北京图书馆派人来鉴定。经过专家鉴定，这册书无疑就是《永乐大典》的“门”字韵。孙家将这部幸运的《永乐大典》捐赠给国家。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有224册（其中62册现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

包装

完整的《永乐大典》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用明代营造尺来量，高一尺五寸六分，宽九寸三分。开本宏大，具有皇家的威仪和气魄。

每册《大典》约有50叶（页）左右，主要都是二卷一册，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书叶采用雪白、厚实的树皮纸，翻开书发出淡淡书香，十分讲究和美观。

古籍的书衣就是现代书籍的封面，因为像人穿的衣服一样包裹在书的外面，就有了“书衣”这个形象的称呼。《永乐大典》的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有一层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这种很像现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叫做“包背装”，是元朝和明朝前期书籍装帧普遍采用的方式。包背装书籍应该是立着插在书架上，不像后来的线装书是躺在架子上的。可以想象，一万多册开本宏阔的《永乐大典》摆在架上，如同一个小型图书馆，可谓煌煌巨制。

书衣正面的左上方黏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签，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字下方还有双行小字，说明这册书的卷数。书衣正面的右上方还黏有一个框，里面用墨笔题写这一册所属的韵目，又低一字注明这一册是该韵目的第几册。如果手里有一部当时通用的《洪武正韵》的话，按图索骥，就能十分方便地从一万多册《大典》中检索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行格

整部大典都是用朱、墨笔写成的。朱笔主要用来绘制边栏界行，书写引用书籍的著者和书名；墨笔用来书写题名、卷数、韵目、书籍正文并绘制图画；圈点则是用内空外圆的芦、竹、骨或玉制笔管蘸上朱砂印泥戳上的。整体看起来端庄美观，朱墨灿然。

《永乐大典》每一叶朱色的边栏界行都是用手绘制、而不是印刷出来的。大典的边栏四周都绘成双边，“朱丝栏”把每半叶隔成八行，版心间上、下各有一条粗粗的“象鼻”，中间还有一个“鱼尾”，“鱼尾”上方记载书名和卷数，下方记载叶数。

《永乐大典》的3亿7千万字，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大典中所绘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这3亿多字在编纂时应该至少抄过一遍，两千多人连编带抄用了5年时间；定稿后清抄，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平均每天要抄50万字之多。清抄的书手中有许多是各地有名的书法家。由于现存的《永乐大典》是嘉靖年间重录的，永乐年间原本的书法不得而知。嘉靖年间负责重录工作的徐阶见到永乐本后，曾经赞叹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书手了。从嘉靖重录本看，《大典》的书法较为瘦长，类似欧书，看起来流畅挺拨，相比较，清代的馆阁体则显得更圆润一些。当然，《大典》的书法也有匠气较浓的，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过于挑剔。

从《永乐大典》的残本上，还可以看到其中的插图，这些图画全部采用白描手法，描绘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态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精品。

《永乐大典》完整的时候，插图的式样和种类一定非常多，如果单独编一本《永乐大典》插图集的话，那简直就是古代文明的一次大展示。清代大学者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曾经说到他编纂《四库全书》时，有一次翻到《永乐大典》上宋代兵器“神臂弓”的图画，很是惊讶。按照《永乐大典》上的记载，“神臂弓”可以立在地上，扣动扳机，箭飞出去可以穿透300步以外的铁甲，宋朝的军队用“神臂弓”来对付金兵很有效果。宋军对这一利器的使用有严格的军法要求，绝对不能遗失或被金兵得去。“神臂弓”在元世祖的时候失传了。结果“神臂弓”最终随着《永乐大典》而消亡了。

编排

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它的辞条是用英文26个字母的顺序来编排的，那么在中国古代，如何把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组织成一个整体，让人很快能检索到要找的内容呢。《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幅《永乐大典》图版中，卷端第一行下方“四霁”就是韵目的顺序和名称，第二行的“寄”字就是属于霁韵的一个韵字。别看只有三个字，作用可是很大的呢。

当代专家学者要编纂一部百科全书，往往要先确定条目，再根据大量的资料逐条撰写。像《大英百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都是这样。《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也要根据文献中的语词来确定条目，不过他们并不撰写什么文字，而是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一段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还要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这种做法，有点类似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

《永乐大典》记载内容通行的规则是用一行的大字墨书辞目，用双行小字朱笔记载作者和书名，墨笔记载书中的篇名和内容，就像这幅图版看到的样子。

韵字下面也有文章：《永乐大典》裁选的典籍或文章一般都列在辞目下面。但根据具体情况，有些也列在标目字的下面。比如图版中的标目字“昭”的下面，就把《左传》中关于鲁昭公一节的记载全部列在下面，而且一列就是好几卷。

古音古字汇于书中：《永乐大典》在检索字的下面首先要注明该字在《洪武正韵》中的音韵和最早的出处、训释，还要标明篆、隶、行、草、楷等各种书体和异体字，内容十分丰富。你看这个标目字“冀”字下面就列举了“冀”各式各样的写法，真像书法字典一样。

《永乐大典》前后编纂过两次，第一次编纂开始于明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由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人负责，召集了147人，于次年完成了编纂工作。名《文献大成》，当时的明成祖朱棣阅读后非常不满，命令重新编纂。

正本命运

明朝嘉靖年间重录《永乐大典》后，有关大典的记载就很少见了，特别是永乐正本的下落更是扑朔迷离。有人认为大典正本毁于战乱或火灾，早已荡然无存。怎有人却认定大典应该是被殉葬了，还有重现于世的希望，要不然怎么会突然间杳无音讯的呢。以历史记载详实而著称的中国，实在匪夷所思。正本究竟遭受了何等命运？如何亡佚的？当代还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毁于明末说

根据史书记载，永乐年间曾经考虑过将新编就的《永乐大典》付梓，但因工费浩繁而罢。嘉靖副本重录30年后，又有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曾上书建议刊刻大典，因为同样的原因未被采纳。更有太史令李维桢批评《大典》“冗滥可厌，殊不足观”，说明在明朝万历年间，《永乐大典》仍然存世。可到了明末，学者谈迁和顾炎武却认为大典在万历末年间就毁于大火了。熟悉明末宫闱旧事的宦官刘若愚写的《酌中志》也说：“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真是一点线索也没有。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就下了个结论，说“明祚既倾，南京原本和皇史宬副本并毁”，还说嘉靖录副时，实际上是抄了正、副二本，录副后，永乐原本归还南京去了，一并毁于明末战乱。这些说法看来并没有明确的历史依据。

永乐大典

毁于嘉庆乾清宫大火说

清朝康熙年间，学者徐乾学和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中发现了《永乐大典》副本，已有残缺。雍正间，这部副本被运到翰林院保存了起来。学者全祖望猜测永乐正本应该还在乾清宫中，希望能用正本来配补遗失的副本。清末的缪荃孙也执相同看法，并且明确说，正本是在嘉庆年间乾清宫大火中被焚毁了。可是乾隆间编纂《天禄琳琅书目》时并没有记载正本的存在。而且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还寻找过丢失的副本，负责辑佚《永乐大典》的馆臣们也没有见过正本。所以正本毁于乾清宫大火的说法应该是靠不住的。

殉葬说

20世纪60年代，位于北京十三陵的明神宗（万历皇帝）的陵墓定陵的大门被缓缓打开。定陵的挖掘是当时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报刊一时纷纷报道。但定陵的挖掘还有着一层不为人所知的背景，就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一些史学家论证《永乐大典》的正本被殉葬在定陵中，结果当然让人大失所望。

可是《永乐大典》殉葬说却被很多学者所采纳，他们从最喜爱《永乐大典》的明世宗的下葬时间和《永乐大典》录副的进度来比较，以及从《永乐大典》正本突然失踪的情况来判断，猜测《永乐大典》的正本极有可能是殉葬在明世宗的陵墓──永陵中去了。殉葬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尚可以找到完整无损的《永乐大典》正本，可是这部资料价值极高而又历经磨难的类书的命运又一次牵动了人们的神经，而被广泛地关注和报道。《永乐大典》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让每个中华儿女都为之绷紧了神经，这种心情就像一位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童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

副本命运

副本流传至清代，并没有受到重视。到雍正年间，《大典》才由皇史宬移藏到翰林院，一些学士和编修官才得有借阅机会。乾隆初年清代学者全祖望考中进士后，被分到庶常馆学习，曾有机会见到这部书，大加称赞，并抄出《宋元图经》等海内孤本若干种，并且写了一篇《抄永乐大典记》，详记其事。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此时《大典》已缺佚两千余卷，但仍从其中辑出佚书五百余种，其保存文献资料的巨大价值，可见一斑。

道光以后，清室日趋衰败，官吏乘机盗窃，《大典》逐渐流失损坏。但《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在此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两次侵入北京，侵略者大肆焚烧劫掠，许多宝贵的文物丧失殆尽，《永乐大典》也同样遭到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所余寥寥无几，言之令人痛心。剩下的约400册零本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即使是这样，《永乐大典》这部奇书在当代仍然以其巨大的资料和文物价值而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寻找失去的大典

“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这首七言绝句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诗中赞赏永乐皇帝编纂《永乐大典》的良苦用心，对《永乐大典》收集佛、道典籍进行了批评，感叹历尽沧桑的大典流传下来已经不完整了。短短四句话，昭示了乾隆皇帝对《永乐大典》的认识。乾隆朝对《永乐大典》的挖掘和利用也都由这四句话看出端倪。

经过明代的战乱，《永乐大典》副本已经有所散失了。在皇史宬发现大典的徐干学说过，大典“鼎革时亦有佚失”。可是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永乐大典》的缺失还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当时因要从大典中辑佚失传的典籍，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大典缺失了2422卷。乾隆皇帝深为叹息，下令在全国寻找丢失的《大典》，特别要在书贾坊林间“留心体访”。有人猜测，最早发现大典的徐干学、高士奇、王鸿绪等人经常利用此书，可能把一部分带回浙江老家去了。乾隆皇帝就给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下了密令，要他们去徐、高等人家中宣示，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回家，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概不追究。可是徐、高后人坚持说没有见过大典，最后只得无功而返。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有个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盗去。事发之后，乾隆皇帝闻讯十分恼火，严令缉捕、找回大典。最后盗人丧胆，趁夜悄悄将大典放到御河桥边，终被追回。而黄寿龄也被处罚俸3年。

清朝官员的盗窃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馆设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辑校《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共得经、史、子、集四部书385种，4946卷。取得的成绩固然很大，但也有很多古籍未能辑出。事后，馆臣们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捐”，草草收场。道光后，《永乐大典》被弃置在翰林院，无人过问。一些官员趁机大行偷盗之事。根据清末缪荃孙的记载，当时翰林院的官员早晨进翰林院办公时随身携带一件棉袍，打成包袱的样子背在肩上；下午离开翰林院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包一册《永乐大典》出来，看守人员毫无觉察。像文廷式这样的学者也通过这样的手法偷盗《永乐大典》，数量达到100多册。《永乐大典》流出宫后，有的被洋人高价收购，更加剧了它的流散。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永乐大典》，只剩5000多册。20年后再清点，竟然只存800册。一部大书，几乎被偷光了。

外国侵略者的毁坏

1900年6月，《永乐大典》副本最后的劫难到了──当时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与围攻英国使馆的义和团发生冲突。英国使馆毗邻翰林院，在冲突中成为战场。据《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冲突中有人将火把抛进翰林院中，翰林院顿时着起大火，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的藏书遭受空前浩劫。贮存《永乐大典》的敬一亭也被烧毁。“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籍，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永乐大典》的大部分在这次浩劫中被焚，剩下的有的被修了工事，有的被垫了马槽。译学馆的刘可毅一人就在洋人的马槽下拣到数十册《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副本被毁殆尽。

抄本拍卖

2020年7月7日，澎湃新闻获悉，明代珍贵古籍《永乐大典》其中的两册一共四卷嘉靖年间的手抄本在法国巴黎拍卖，以640万欧元的价格落槌，加上佣金，以812万多欧元成交，买家是一名华人女性。据拍卖公司介绍，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任至上校军衔，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新发现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卷二千二百六十八、二千二百六十九（2268，2269）“模”字韵“湖”字册；卷七千三百九十一、七千三百九十二（7391，7392）“阳”字韵“丧”字册。

新发现的两册《永乐大典》在法国落槌的消息传来，引起国内古籍界的多方关注，其珍稀程度也可见一斑。“满屏遥盼。终于花落有主，可喜可贺”。一位多年从事古籍拍卖领域的业内人士说。

据最新统计，海内外已知存世的《永乐大典》总计418册、800余卷及部分零页，分散于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先后入藏《永乐大典》224册。目前欧洲共收藏59册《永乐大典》，其中英国51册，德国5册，爱尔兰3册。上一次发现《永乐大典》是在6年前的2014年8月，在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新发现的1册《永乐大典》，卷次为10270和10271。

历史影响

《永乐大典》由于卷帙浩繁，参加纂修人员众多，因此前后体例不一，前后错互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价值。《永乐大典》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有万书之书之称，为后世留下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约3亿7千万字。

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

《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这方面，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所作辑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共辑出书籍：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永乐大典》所载之书以宋元时期的著作为多，到明代编辑《文渊阁书目》时，这些著述已经是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还在流传。加上《永乐大典》收录的典籍除比较正规的儒家典籍、史传百家、历代文集等，还收录了大量的方舆志乘、小说戏曲、医学方技、道佛典籍等，所以历代学者都把《永乐大典》看作辑佚之渊薮，他们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汇总起来，使许多佚书得以重现人世。

历史价值

《永乐大典》有关宋元的史料极为丰富，清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并专门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开始时人员为30人，后又增加9人，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参加了这项工作。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种、4946卷。4620至14629收有《吏部条法》一书，这是一部有关宋代官吏铨叙、考绩制度的档案汇编，所记载至南宋理宗一朝，可补《宋会要》修至宁宗朝为止的这一段空缺。过去罗振玉仅据日人所藏《永乐大典》二卷中的《吏部条法》影印，已视为珍宝秘籍，现在还可据《永乐大典》再补辑七卷，这将更有利于我们对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而堪称一代宏典的《元经世大典》，虽《大典》中仅存片断，亦可为研究元代典章制度者用以取证。元代另一部巨籍《元一统志》，原书近八百卷，记载元代地理区划、沿革以及山川河渠、物产土贡、往古遗迹等甚详，也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永乐大典》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最为成熟的类书，其价值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几点。即便是现存的残卷，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医学、语言、地理等方面也堪称丰富的宝藏。

历史评价

清人法式善评：“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焉。”

大典年表

雍正年间：副本收藏在翰林院。

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缺失2422卷，有千余册不知所终。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四库全书纂修官黄寿龄私自将《永乐大典》六册，带回家中，途中失窃。乾隆帝指责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听纂修等携带外出。”下令严查，全城戒严。不久六册书在御河桥边被发现，失而复得。

嘉庆十三年（1808年）纂修《全唐文》，大臣奉旨入阁参考《永乐大典》。

道光年间纂修《大清一统志》，多参考《永乐大典》。

光绪元年（1875年）：不足五千册。

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和入翰林院查点，仅存八百余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6月23日，位于英国使馆北邻的翰林院遭纵火，《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所余无几。翰林院内仅存六十四册被陆润庠运回府中。（有说永乐大典为八国联军烧毁，但此时八国联军刚刚登陆大沽，尚未进入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三百三十册大典。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国务院批准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60册置于京师图书馆，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

1920年，叶恭绰赴欧洲考察实业，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意外发现并购回《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残本。

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达93册。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将11册《永乐大典》归还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原藏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的二十一册捐献出来。顾子刚捐赠三册，系北洋军阀徐世昌所有，周叔弢、赵元方、张季芗、郑广权、王富晋、陈李蔼如、赵玉林等先后各捐一册。

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原藏日本满铁图书馆的《永乐大典》52册。

1955年：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赠还中国3册。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

1959年：收集《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副本、微缩胶片等，共七百三十卷，约占全书总卷数的3%。

1965年，赵万里捐出所藏2册《永乐大典》。

198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从山东入藏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