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阅·文史丨伯益与嬴秦文化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2-04-16 09:01科技管理研究所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在灿若星辰的济南名士中，目光所及的远端，我们依稀看见舜耕历山的图景。这位品行高尚、有着高超劳动技术的东夷首领，被举荐为尧帝的接班人，成为“五帝”之一的华夏道德创始人、华夏文明的奠基人。

俗语云，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古今一理。舜帝之所以能够成就千秋伟业，自然也离不开左膀右臂的鼎力相助，伯益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舜帝曾赞叹说，是他协助大禹治水成功，让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并且赐给他代表权力和无上荣光的“皁游”(古代旗帜挂的黑色飘带)，将本族姚姓的美女许配伯益为妻。伯益“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为华夏畜牧业开启了新篇，亦成为当今研究和弘扬嬴秦文化的核心和主角。

1.“井圣”美名及贡献

伯益生活的龙山文化末期，是华夏进入文明快车道的前夜。时势造就英雄，伯益凭借超乎常人的智慧，做出了诸多惠及人类的创举。其中，让人们铭记最为深刻、须臾都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伯益作井”。

《世本》云：“伯益作井。”《周易》陆德明释文引《世本》作“化益作井”。宋衷注“化益，伯益也。尧臣。”《淮南子·本经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高诱注：“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

在发明凿井取水之前，人类往往逐水草而居。每遇大旱，须长途跋涉去寻水而求生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其中苦患可想而知。伯益作为舜帝时的虞官，因长期辅佐大禹治水，熟谙水之来龙去脉，练就了一双能观察地下水脉的慧眼。为解决人们的饮水问题，他教人择水脉处而凿井，从而源源不断的洁净水盈满四季，不仅解决了人畜用水，还能灌溉农作物，因而被后世称作“井圣”。根据考古发现，早于伯益之时已有“井”出现，但最初的井可能只有储水作用，而无“生水”功能或“生水”功能较弱，雨季则盈，旱季则竭，不能保证人们四季的稳定用水。伯益对“井”的重新“创作”，为人们安居乐业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

水井的发明，也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史记·五帝本纪》云，当舜之时，“一年所居成聚，两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就是说，舜居住的地方，一年内会有很多人来此聚居，形成聚落;两年内会成为城邑，三年内会成为部落的都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因为舜帝有贤德、有能力，备受人们敬仰，还有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舜帝的肱股之臣伯益创新了凿井之术，使人们不再为饮水问题四处奔波。水井的出现，打通了古代城市形成的最关键一环。“井”出现后，人们往往把它与“市”联系在一起，由此出现“市井”一词。《汉书·货殖传》：“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颜师古注：“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故总而言之地也。”张守节《史记正义》载：“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也。”《风俗通》云：“俗说市井，谓至市者，当于井上洗濯，(使)其物香洁，及自严饰，乃至市也。”古代，人们为了取水方便，往往聚井而聚，靠近水井的聚居之地自然成为交易之所，“城市”出现萌芽状态。至于后来，“城”与“市”相提并论，出现“城市”，绝对离不开水井的支撑。

若论伯益的贡献，远远不止“作井”这一项。籍之史册，还有如下种种：

——历艰辛，佐禹平治水土。尧舜时代，“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洪水泛滥，民众苦不堪言。尧帝命鲧治水，未能成功;舜帝让鲧的儿子大禹治水，使洪水得以降服，这离不开伯益的鼎力相助。《史记·夏本纪》称：“禹乃遂与(伯)益、后稷奉帝(舜)命……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吕氏春秋·求人》：禹治水“至劳也，得陶(皋陶)、化益(伯益)……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金盂”。《荀子·成相》：“禹得(伯)益、皋陶……为辅。”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期间，出谋划策，身体力行，东奔西走，风餐露宿。大禹在成功治水后，感叹曰：“非予能成，亦大费(即伯益)为辅。”

——作虞官，治理山林川泽。《史记·五帝本纪》：“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伯)益可。于是以(伯)益为朕虞。”伯益担任主管山林川泽的虞官，从而“山泽辟”，山林川泽得到开发利用，造福人类。开辟山林，可使人们获得燃料和建筑材料，从而可食熟食、居住挡风遮雨的房子;山林中的鸟兽，可供食用乃至驯化，服务于生产生活;山林的野果，可丰富人们的饮食结构，移栽驯化后可每年都供民众食用;川泽的梳理，保障了农作物的灌溉，而川泽中的鱼类，也成为当时人类的重要食源，降低了食不果腹的风险……这对后世的农、林、牧、渔以及水利建设都打下了基础。

——知鸟语，佐舜调驯鸟兽。伯益作为整治山林川泽的虞官，长期与鸟兽打交道成为必然，因而总结出了听闻鸟兽声音而知鸟兽行为、诉求的成功经验。《汉书·地理志》曰：“伯益知禽兽。”《后汉书·蔡邕传》曰：伯益“综声于鸟语”。《路史》称：伯益“能驯鸟兽，知其语言”。知其语言，明其行为，可轻而易举地捕获鸟兽，供人们宰杀食用之余，进行圈养，从其叫声中知其诉求并予以满足。长此以往，使这些鸟兽对人产生依赖，兽性逐渐消失，顺从地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因而《史记·秦本纪》称：伯益“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伯翳(益)为舜主畜，畜多息。”伯益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发展起了原始的畜牧业。及至以后，伯益调驯鸟兽的经验得以传承，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功，被封于甘肃秦地，使得他在西周王朝中得以稳固立足，为后来秦王朝的统一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施文伐，以德降服三苗。尧舜时期，三苗是势力很大的部落联盟，异常活跃，不服从舜帝集团的教令，且常常对其进行挑衅威胁，舜帝派大禹前往征伐。《墨子·非攻》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禹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扼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随巢子》记述了大禹征服三苗的经过：大禹受命征伐三苗，有人面鸟身的大神来辅佐他，让他按照官职地位分配饮食，这样人民没有挨饿的;按照经济规律来发展生产，会让国家越来越富有;人们按照天命来生活，遵循自然规律，这样人民没有夭折的。实施这样的政策，四方的国家都归顺它，最终“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尚书·大禹谟》说，大禹征战三苗，经过三十天武斗，没能征服苗民。这时，伯益拜见禹，说：“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由此，对三苗大施文教，七十天后，苗民自己前来俯首称臣。伯益的这一做法对后世军事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成为典型战例。

——因卑湿，发展推广稻作。《史记·秦本纪》云：“(伯)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是说伯益分给众人稻种，种在低洼潮湿的地方。伯益佐大禹治水后，水患得到治理，但随之问题也来了：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快速增长，粮食供给成了问题。在刀耕火种的年代，人们不懂施肥之道，新垦土地几年后地力殆失，不长作物，只能另寻他地重新开垦。即便如此，仍不能满足人们需要。而洪水退去后留下大面积的河岸开阔地、浅水沼泽地，不适合黍稷等传统耐旱作物的种植，相反成为种植水稻的绝佳场所，不仅水源丰富，且淤泥及腐殖层肥力十足。此时，伯益给民众发放稻种，传授种植技术，使得稻作农业迅速得到推广。2005年，胶州市赵家庄遗址发现了40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370粒炭化稻米，为伯益在黄河流域推广稻作提供了佐证。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序言中说，伯益时期的稻作的水平，当已大大超越了原始农业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伯益艺稻，以就卑湿，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开发，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此外，我们从一些史料中还可窥见伯益的其他功绩。比如《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说明伯益善于制造火种、掌管火种;《吕氏春秋·勿躬》载:“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伯)益作占岁。”说明伯益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通过观察岁星(即木星)的运行，以推算制历用于生活和占卜;刘向《上山海经表》：“伯益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著《山海经》。”说明伯益是《山海经》的原始作者;《尚书·大禹谟》中伯益对大禹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说明伯益是“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警世格言的原创作者，等等。

2.“嬴”之封赏及繁衍

伯益的诸多功绩，使当时朝野均得到了切身的实惠，不仅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而且巩固了以舜、禹为首的部落集团的地位。伯益因此由一位平民英雄成长为部落首领，以致大禹“以天下授益……益让帝禹之子启”，伯益差点成了大禹的接班人。

《史记·秦本纪》开篇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伯益)，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这段话简单勾勒出了伯益的母系先祖渊源，点明了伯益被赐姓嬴氏的原因，并明确伯益是大秦帝国历代君王的先祖。同时又说，“昔伯翳(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有土”，即舜帝赐给了伯益封地或食邑。

嬴姓为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姞、姚)之一，得姓始祖为少昊。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云，“嬴，少昊氏之姓也。”上古时代“以生赐姓”，姓作为表明个人所出之家族的符号，根据以出生地、生活地地名赐予权高位重、功高德劭部落首领姓氏的规律。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认为：“居于姚墟者赐以姚，居于嬴滨者赐以嬴。姬之得赐，居于姬水故也;姜之得赐，居于姜水故也。”因而，少昊因曾居于嬴水之滨而获赐嬴姓。

那么，舜帝为何以少昊之嬴姓赐伯益?这是因为少昊乃伯益的男性先祖。司马贞《索隐》说：“秦、赵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按：《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秦、赵祖少昊氏”，少昊氏自然也是伯益的祖先。“姓”本起于女系，“氏”起于男系，伯益所在的龙山文化末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此时渐以男子为主体，故舜帝赐给他男系祖先之姓。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院长柳明瑞先生《伯益“始食于嬴，为嬴氏”考》一文认为，舜帝将少昊出生及得嬴姓之故地赐给伯益，“固然是对他驯兽有功的奖赏，但最重要的是让他认祖归宗，由母系姓氏转入父系姓氏，继承和发扬少昊的光辉业绩，担当起嬴族部落的领导重任。”

至于嬴地之所在，检索各类史册，历史上以“嬴”为地名、水名者，惟今莱芜区羊里街道的城子县村的嬴城遗址及其紧邻的嬴汶河。孟世凯《甲骨学辞典》：“‘乙丑：王命垦田于京，于嬴垦田’;‘己巳卜，在嬴贞：今日步于攸，无灾，在十月又二’……嬴在嬴汶水流域，以水名为族姓。在今山东莱芜市羊里镇。”《左传·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杨伯峻注曰：“嬴，故城在今山东省莱芜县西北，据《一统志》俗名城子县。”《左传·哀公十一年》云：“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左传·哀公十五年》载：“公孙宿以其兵甲入于嬴。”杜注：“嬴，齐邑。”《孟子·公孙丑下》亦云：“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之齐，止于嬴。”焦循《孟子正义》：“嬴，齐南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宋代罗泌《路史·后纪七》记载：伯益“始食于嬴，为嬴氏”，注曰：嬴，“即太山嬴县也”。

伯益受赐嬴姓，其封地也在嬴地。宋代罗泌《路史》：“伯益始食于嬴，为嬴氏……嬴，盈也，庶物盈美而以为封，即泰山嬴县。”“嬴，盈也。翳(益)能繁物而封，汉县隶泰山，后魏复置于莱芜，唐入博城。所谓嬴博，今兖之莱芜，本齐邑。”嬴城遗址及周边地区出土的诸多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至岳石文化时期的石器、陶器，也与少昊、伯益所生活的时代吻合。遗址东嬴汶河，面积172.02公顷。现残存夯筑城墙，在遗址未进行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已发现大量石器、骨角器、青铜器、范具等。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孙敬明先生《考古所见莱芜嬴秦早期文明》一文中指出，“嬴城遗址发现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陶器等文物标本。我们依据此处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积淀情况，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测在此地应该有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堡。这是从新石器时代迈向文明社会的分水岭，正因为有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堡，此地才有夏商周三代文明，才能形成区域文化的文明核心之所在。”“正是位于泰沂山脉之阳、嬴汶河畔数量众多的人类文化遗址，由其大致勾勒出当地区域文明诞生早期的图景。嬴城遗址应该就是当时的所谓的‘都’。”嬴城遗址有“城”，甚或成为“都”，又有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佐证，这里是伯益受封之“嬴”地无疑。

据《史记·秦本纪》，大禹的儿子夏启承袭王位后，伯益离开朝廷，“避居箕山(今河南禹州、汝州一带)之阳”，没有回到自己的封地。然而，其故地仍有其族人据守。此时，中原地区进入了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以山东地区为中心的东夷族群则进入岳石文化时期。岳石文化遗址在鲁中地区较为鲜见，而在莱芜及靠近莱芜的周边地区已发现嬴城、大石家、张里街、杓山、乔店、雁翎关等多处岳石文化遗存，且都在古嬴地范围内。这也是嬴地为伯益封地的一个佐证。

3.“祖里”确立及意义

2011年9月，由中国先秦史学会、莱芜市委宣传部举办的“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位先秦史学家经过两天的大会研讨、实地考察，确认莱芜地区为“伯益封地，嬴秦祖里”。恰逢其时，会议召开前夕，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清华简·系年》解读完毕，其中有关于秦人起源的记载：秦人的祖先是来自山东地区的嬴姓商奄之民。进一步说，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秦始皇嬴政，其祖先是曾经受封于嬴地的伯益。

关于秦人起源问题，历来有“东来”和“西来”两说，众多著名历史学家纷纷参与讨论，其中主张“西来说”的有王国维、蒙文通、翦伯赞、周谷城等，主张“东来说”的有傅斯年、卫聚贤、徐旭生、徐中舒、黄文弼、顾颉刚、钱穆、郭沫若、范文澜、马非百、李学勤等。20多年来，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协同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利用出土文物、史料记载以及文化人类学相互佐证的“三重证据法”，以不可辩驳的证据给这个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历史课题给出了一锤定音的答案，从而理清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条重要根脉，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铺上了一块厚重基石。值得铭记的是，由宋镇豪主编的《嬴秦始源》《嬴秦文化与远古文明》，宫长为、刘宗元主编的《嬴秦文化研究与成果转化》三部专著，荟萃了国内当今顶层和知名专家学者的论断精华，是嬴秦文化研究最为宝贵的成果结晶。

嬴秦起源鲁中，崛起陇右。因参与周初“三监之乱”，生活于汶水流域的秦之先人，被周王朝西迁于西汉水流域。从富庶的海岱到贫瘠的西垂，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还有西戎的侵扰和周王室的胁迫。但他们如一粒顽强的种子，在西垂扎根、发芽、开花、结果。900年励精图治，一朝厚积薄发，到嬴政掌位，横扫六合，开疆拓土，让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华夏文明舞台上闪亮登场。同时郡县制，筑长城，建灵渠，修驰道，实行度同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直至2000多年后的今天，当时的宏大工程仍惠及今人，当时的系列制度仍被今人沿用。毛主席都赞叹说：“百代都行秦政法。”纵观嬴秦的崛起历程，我们不难看到，从来自嬴滨的流放之民发展成为创造千秋伟业的大秦帝国，贯穿始终的是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坚韧勇毅、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纵横捭阖、志在统一的嬴秦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对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尤为重大。

“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期间，宋镇豪(右)、王学理(中)等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嬴城遗址考察，确认莱芜为“伯益封地”。

在2017年举行的“中国(莱芜)第二届嬴秦文化与远古文明工作会议”上，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起源于莱芜区的嬴秦“是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开创者，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重要推动者，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是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源头和摇篮”。建设“中华嬴秦文化园”，将嬴秦文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嬴秦文化的各种文化内涵展示、推广、普及于世人成为水到渠成的必然选择。泰山学院、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制定了《中华嬴秦文化园旅游总体规划说明书》，并于2019年11月召开全国研讨会进行了专题研讨，山东九羊集团计划投资100多亿元进行项目建设。目前，项目各项工作正按部就班进行。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文旅济南的重要区域、康养济南的重要载体、全域济南的重要支撑。

附一：秦文化

中国地缘历史文化

秦文化，是中国地缘历史文化，其根源乃嬴秦文化，又称秦氏文化。而秦氏文化是历代秦氏先祖和秦人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所有秦氏宗族及其相关组织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秦氏宗族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秦国文化主要来自周文化。

中文名：秦文化

别名：秦氏文化

来源：周文化

基础：“明法度，定律令“的法治思想

简介

秦文化是嬴秦自身的宗族文化，它的载体包括秦人及其相关族系组织。秦文化是赢姓秦氏先祖在秦氏文化的基础上开创的人类文明成果，是我国法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典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发源于秦国故地，在西周时期，它由宗族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升华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在秦国统一中国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它又上升为占居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文化。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秦文化的要素又转变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秦文化

“明法度，定律令“的法治思想是秦文化的基础，“维护国家大一统和推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秦文化的核心内容。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多个朝代、近千年历史的锤炼。

文化特点

纵观秦文化的发展，早期由于秦偏在西垂，周文化对秦的影响在西周初年即已开始，尤其在秦文公时代打败戎人及后来占有西周故地之后，秦对周文化有了更多的吸收和继承。在秦文化的发展中，真正与周文化发生重大偏离的是在战国中晚期，即秦孝公以后到始皇帝的这一时期，法家思想在秦得到贯彻和施行，秦国政、俗为之一大变。尤其是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形成了和周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法家文化体系，人们所说的秦“刻薄寡恩”、“尚首功”、“虎狼之国”、“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要略》）的这些特征，正是产生于这一阶段。至此，秦的文化（制度）已走向了一条与周文化不同的道路，到战国晚期，秦文化已发展成一种极端的文化，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严厉特征。

在秦人的价值观上，功利主义的特征十分明显，与儒家提倡的重礼义道德大不相同。《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荀子议兵》也有类似的话：“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即狭隘)，其使民也酷烈。”颜师古注《汉书》和杨倞(jing4)《荀子》，都解“狭隘”为地势狭小险固，但郝懿行《荀子补注》、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第五》认为“狭隘”在这里指秦国人民生计穷蹙。而商鞅之法又规定“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在这种政治下，秦人社会养成了十分明显的功利色彩，其生活节奏和社会风气里显现出“急促”的特征，与齐、鲁等地“舒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社会形成了“贪狼强力”的风俗，无疑，商鞅变法对秦俗的这种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秦人著述的《秦诗十篇》，王照圆《诗说》论云：“秦晋诗音节皆入商声，殊少大和元气之妙。而秦尤雄厉，或以为水土使然。然溯其始，秦固周岐丰之地也。二南之作，为王化始基，周若彼其和平，秦若此其猛厉。何欤？且帝王不易民而治，彼强悍战斗之俗，独非忠厚仁让之道欤？此无他，古今之异宜，则政教之殊致也。”又曰：“秦晋之风多剽急，而少舒缓之体。与齐音正相反。”李斯说秦的音乐也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具有简单粗犷的特色，与郑、卫之音的靡丽也大不相同。

尚黑

秦国崇尚黑色。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杂役奴仆全都穿着以黑色为主色系的衣服。朝堂之上的大臣们清一色都是黑色衣服。就连朝堂的装修风格也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金碧辉煌，而是以黑色为主色调。

而秦尚黑是有原因的。在东汉历史学家编纂的《汉书·律历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早年秦文公外出打猎时，曾经捕获过一条黑色的龙。而这正是五行之中水德的象征。因此，秦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水德，崇尚水。而在五行中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开始一直到一统天下的秦帝国，就都崇尚黑色。

秦国的后勤供给与其他诸侯国不同，是由国家供给的。秦国的军旗是统一的，也是由国家供给的。秦国的军旗为黑色。为什么用黑色作为军旗的颜色？第一是文化的原因，水德之君对应的就是黑色。第二，黑色的军旗便于隐蔽，耐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把黑色定为秦朝的国色。

车轨

秦始皇的“铁路”是用木材铺设的。做轨道的木材质地坚硬，经过防腐处理，至今尚保存完好。不过枕木已腐朽不堪，显然没经防腐处理，材质也不如轨道坚硬。专家认为这是有意识地选择的。比较软的枕木可以和夯筑得非常坚硬的路基密切结合，从而使轨道平稳。

两根枕木距离和人的步子很不合适，在枕木上走路既慢又不习惯。但经过测量，秦始皇的“铁路”，枕木之间的距离竟然正好和马的步子合拍。马匹一旦拉车到了轨道上，就不能不飞快奔跑，几乎无法停下来。专家分析，应该还有专门的车站，在车站枕木之间由木材填充平整，因此马儿到了车站，就可以逐渐减慢速度并停下来。由于使用轨道，摩擦力大大减小，所以马也可以一次拉很多货物。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效率极高的方法。公认的速度日行六百里，这比号称“八百里加急”的“马上飞递”(按规定以每天300里的速度传递)还高一倍多。

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西汉初年，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这里所说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

秦兵马俑

21世纪在秦始皇陵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仿生水禽坑、马厩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动物坑、寝殿、便殿、食官遗址、内外城垣遗址、丽邑遗址、打石场遗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在秦始皇陵食官遗址上发现的一个青铜编钟上刻有“乐府”两个字，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代设立乐府的时间提到了秦代，因为在此之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颜师古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秦始皇陵乐府编钟的发现证明颜师古的注解是错误的。该乐府钟制作精致，与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动有关。后来在汉长安城中出土的秦封泥中也发现了秦的“乐府”和“乐府丞印”。食官遗址上发现了不少的“丽山食官左”、“骊山食官右”等陶文，说明秦始皇陵最初就称为“丽山”，以表示其高大无比，显示皇权的尊严。秦始皇陵只是后人的称谓。

在秦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很多的陶文。内容为“宫水”、“宫”、“宫得”、“宫系”、“咸阳衣”、“咸阳午”、“栎阳重”、“工路”等，到21世纪已发现不同的刻名有80余个，这实质上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这些工匠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来自于宫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宫”字，来自咸阳作坊的，则在名字前有“咸阳”或“咸”字，还有来自栎阳、安邑、临晋等地的，有的干脆只写名字。这些陶俑身上的名字既为我们研究秦俑的制造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也验证了《考工记》记载的当时实行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载，秦兵马俑坑的铜兵器上也有制作者的刻铭，说明早在秦代就实行责任制了。

云梦秦简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云梦秦简的发现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秦简使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例如《南郡守腾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政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有关《世家》《列传》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变迁等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迹象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尚等等问题。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等也有所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秦封泥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过去秦的封泥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发布，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里耶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的研究

里耶古城所在地位于酉水中游，当时是楚、巴和秦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频繁的地方，也是战争激烈的地方，但历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非常少，一些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简牍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对于解决诸如楚国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为什么争夺此地、秦国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楚国有无郡县制等重大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官吏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我们对秦代政治制度的认识。

里耶古城秦简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是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其次这批简牍是秦时县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其次，该简中还有不少的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政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在21世纪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出过有洞庭郡。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更清楚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变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此地，对此地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书书》。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乘法口诀。

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

秦金文、陶文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鎛、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多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不少文物流失，在21世纪的今天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

毛家坪遗址

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距甘谷县城25公里的磐安镇毛家坪村渭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10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分沟东和沟西两部分，沟西区北部及西部为居址区，大部分被村庄叠压，沟西、沟东区主要为墓葬区，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早在1947年就被人发现，经过1982年、1983年的两次发掘，在遗址沟西的墓葬区共发掘土坑墓22座，在居址区发掘200平方米，发掘灰坑37个，房基4处，土坑墓11座，鬲棺葬12组。

2012年7月，由5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再次发掘。历时3个年头，共勘探出墓葬千余座；累计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清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小墓葬199座、灰坑752个；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骨器等各类小件文物1000余件，发掘大量绳纹灰陶片，出土鼎、簋（guǐ）、方壶、甗（yǎn）、孟、敦（duì）、盘、匜（yí）等青铜容器51件，出土短剑、戈、矛等青铜兵器11件；发掘车马坑5座；发掘大型墓葬两座，其中一座为级别较高的贵族墓葬。

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就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上世纪8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渭河上游的甘谷县毛家坪遗址首次发掘到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同时发掘了东周时期的秦文化和西戎文化遗存。而这次发掘，或将秦文化的编年推进到西周时期，在学术史上有标杆意义。

由于此次发掘的墓葬均为西首向、屈肢葬，与关中地区的东周秦墓的传统葬式相同，墓内出土的鬲、盆、豆、罐等陶器亦与后者的同类器一脉相承，故有专家判断其为西周时期的秦墓，并把居址的文化遗存推定为西周时期的秦文化。

据介绍，经考古队勘探发掘，确定了遗址的面积不少于6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的遗址在甘谷县境内是绝无仅有的。与此同时，有专家认为毛家坪遗址极可能是秦武公所设冀县的县治（县城）之所在。在遗址现场，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毛家坪遗址发掘为2700年前设县的“华夏第一县”——冀县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物证。

历史意义

秦文化是秦氏宗族文化进化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秦国毗邻西戎，长期经受社会环境与战争洗礼，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性情坚强彪悍，做事敢作敢为，在艰苦的环境中善于嬗变和进取。那些人文因素，体现秦文化注重实效，讲求功利，勇于创造；为了实现目标，善于策划，精于组织，遵循法则，追求大和，并能够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精神特质造就了“跨海内制诸侯”的强大秦国，为秦朝建立、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秦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内涵：

其一，跨越历史的伟大实践。从秦非子受封于秦地，到秦襄公建立诸侯国，再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经历了37代君王、约678年的励精图治，几乎每个历史阶段都经受战争的严峻考验与社会的重大变革。秦文化就是在纷争频仍的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中，不断发展、提升，不断获得补充和完善，每个朝代都赋予它新的内容和定义。因此，秦文化是在前无古人、史无先例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艰难探索、反复实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通过世世代代秦国先祖把握发展机遇，主导社会改革，从横跨多个世纪的伟大实践中演变而成的，它曾走上历史的巅峰，成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文化。

其二，“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秦国对外来文化一向采取包容的态度，从秦穆公开始就注重引进人才，吸收外来文化。至秦昭王时，博采众长，学术已出现“纳六国之士”的风气。而李斯《谏逐客令》所谓“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觉鼍之鼓，秦不生一焉”，以及“异国之乐者，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等等，这都是秦国融合各国文化的充分体现。秦始皇执政时期，注重吸纳礼乐，“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还御准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编撰《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学说，展示了“泰山不让土壤”的广阔视野。虽然曾出现“燔诗书，明法令，禁儒术”和“梵书坑儒”现象，但这只是推行政制的权宜之策，并未影响秦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其三，“河海不择细流”的招贤纳才政策。从秦孝公建都咸阳之后的144年间，秦国一直是诸子百家的政治摇篮，“门户开放“乃秦国的优良传统。秦国大力从六国引进人才，大量吸收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观念，如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惠文王时的苏秦、张仪，秦昭王时期的范睢、蔡泽，秦始皇时的李斯、韩非、蔚缭、郑国等等，他们都是当时六国的名贤志士，“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他们均在秦国找到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的舞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国对待外来人才的宽容、开放政策，使咸阳成为当时人才云集的都城，秦国变成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强大的国度。

其四，“王者不却众庶”的社会改革。秦国从商鞅变法就开始建立“县制”，推行土地私有制，逐步废除分封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封建诸侯的地方势力，瓦解封建贵族和领主对土地的控制，准许民间自由买卖土地，让耕农合法占有田地。这一改革，推翻了自西周以来一直施行的“分土诸侯”制度，恢复了基层百姓的基本权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那些措施又继续延伸到皇族规制和“世卿世禄”制度，如始皇登基后，不循祖制，“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各级官员勋爵，均凭军功授予，以“功臣为诸侯”；直至始皇驾崩时，国朝不封皇后、不立太子，群臣百官均依制任命，各司其职。秦始皇以上“事不师古”的改革，充分体现他以“庶民社会”为本的治国思想，以及积极推动中国走向“君主法治”的政治理想，反映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和体恤“庶民”、亲善百姓的皇帝。

其五，亘古通今的政治变革。秦国在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它开疆扩土，收复西垂，经略巴蜀，开发南越，统一中国，并创制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它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创立皇帝制和三公九卿制；二是创立郡县制；三是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实施法治；四是推行土地私有制；五是实行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不仅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割据向封建统一转变，而且他在这一转变中对每一个历史关节点的准确把握和驾驭、创立了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

附二：伯益[bó yì]

五帝末期历史人物

伯益（约公元前21世纪）：一作伯翳，又称大费，大业之子，嬴姓，一说“姬姓”。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云：“大费（伯益）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夏朝君主夏启继位后，其子大廉继承伯益之位，建立古黄国。大廉的后裔非子，在西周封地于秦，建立秦国。他是廉氏、黄氏等的始祖；伯益次子若木被封于徐国，为徐氏始祖。著名后裔有：大将军廉颇、秦始皇嬴政、赵武灵王、春申君黄歇、西汉丞相黄霸、东汉孝子黄香、大齐黄巢、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北宋大文豪黄庭坚、明清时期黄宗羲等。

本名：伯益

别名：益、伯翳、大费

所处时代：五帝末期

出生地：山东费县

逝世日期：夏启六年（约前1973年）

人物简介

伯益（前?-约前1973年），又名伯翳，也称大费，山东费县人。因协助禹治水有功，故受舜赐姓嬴，并将姚姓之女许配他为妻。帝舜禅位于禹后，伯益被任命为执政官，总理朝政。伯益后来继续成为夏王启的卿士，地位只在夏王启一人以下，直到夏启六年时，病死，享年一百多岁，时夏王朝给予其隆重的祭祀。伯益与夏王启皆是黄帝的后裔。

一般来说，益和伯益是一个人。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对益的记载[3]和《史记· 秦本纪》中的柏翳（伯益）记载[4]是吻合的。故伯益就是益，将二者强行区分是不对的。

根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之清华简《厚父》篇，伯益与皋陶在年代上存在重叠，处同一历史时期。这是很正常的，父子同朝为官，比比皆是。清华简《厚父》篇中有“启惟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咎繇下，为之卿士”。白话文译文为：“启即王位，上帝并不担心启之义德不足，命皋陶再降而成为启的大臣”。

另根据战国楚国上博简《容成氏》所记“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咎繇之贤也，而欲以为后。咎繇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此竹简内容则与《史记·夏本纪》中关于皋陶早猝的记载相吻合。相关学者认为这是不同文化区域间传说的分化变异导致的，并且古代文献中就有“皋陶作刑”与“伯益作井”的不同记载。

家庭成员

祖父：业父 （少昊帝的曾孙）

祖母：女修 （颛顼帝的孙女）

父亲：大业

母亲：女华

妻子：姚氏 （舜帝的女儿）

儿子：大廉（长子）、若木（次子）

后裔：

费昌（夏末、若木之后）

孟戏、中衍（商中期，大廉之后）

中潏（商末，中衍之后）

蜚廉（商纣王时，中潏之子）

恶来（秦国先祖）、季胜（赵国先祖），都是蜚廉的儿子

主要事迹

助禹治水

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平治水土，这点可见于《史记》之《夏本纪》《秦本纪》等。伯益不仅治水卓有成就，而且在治水过程中还立下了其他功劳。

其一，伯益在遭受洪水侵袭的地方，根据当地地势低洼的特点，教给民众种植稻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此，当禹在平定洪水后，帝舜赏赐伯益以皂游（一种黑色旗帜），还将自己家族的女子许配给伯益。此后，伯益就在舜的手下担任虞官（《尚书·尧典》），掌管山泽，繁育鸟兽。而伯益的后人，包括费昌、仲衍、造父、处父辈以长于训鸟兽成立于世。

其二，传说伯益发明了凿井技术。《经典释文》卷二井卦因《世本》云：“化益作井。”《吕氏春秋·勿躬篇》：“伯益作井。”这大概与其佐禹治水不无关系，毕竟在长期与水土打交道的过程中，是易于发现地下水的秘密的。当代考古发掘证明，我国水井的出现恰当与尧舜时期相差不远的龙山时代，可知传说有其根据。凿井技术的发明有重大的意义，在此技术发明之前人们不得不靠近河流定居，忍受河水泛滥的威胁。凿井技术发明后，我国古代北方广大平原地区逐渐为各氏族充斥，得以开发。

其三，伯益参加平治洪水，也促进了本氏族的发展。据考证，夏商时期的“赢姓十四氏”便是伯益之族，且江氏的源起，便是与治水密切相关的。

大禹继舜之后，伯益又辅佐大禹治理水土、开垦荒地、种植水稻、凿挖水井。伯益在政治上也很有建树。他曾告诫大禹，凡事要有前瞻性，要虑事周全。不要违背法则、制度，不要过度游乐享受，不要违背规律去追求百姓的称誉，不要违反民意而满足自己的欲望。治国不能懈怠，政事不能荒废，谦虚会受到益处，自满能导致失败，要选贤任能、除奸去邪。在处理民族矛盾方面，伯益亦表现出远见卓识。舜时，三苗族离心离德，舜便派大禹武力征服，三苗不服，伯益提议，要恩威并举，德武相济。大禹接受了伯益的建议，撤退军队，实行文教德治，三苗族受到感化，终于归顺。伯益还将跟随大禹治水时所经历的地理山川、草木鸟兽、奇风异俗、轶闻趣事记录下来，成为《山海经》的素材。

著山海经

夏代小说《山海经》是一部被后世称为奇书的神话故事小说。现代学者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其中有4卷为后人增补作品。最初的撰写人很可能是就是夏代的伯益。西汉刘歆《山海经表》：“ 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 。东汉赵晔《越王无余外传》：“（禹）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

人物思想

伯益的主要政见言论可见于《尚书·大禹谟》。伯益提倡德治，提倡帝尧那样的仁德，认为治国要小心谨慎、忠于职守。强调未雨绸缪，这样遇到偶发事件时就不会毫无准备失了分寸。要有原则与法度，不能贪图享乐。不能以违背自然本性为代价，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也不要拂逆万民的心愿，来屈从强权者的一己之欲。这样一来，才能抚顺四夷。他对大禹说：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

人物评价

《墨子·尚贤》：“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家族世系

（1）盘古（姬古，配太元圣母）→有巢（姬巢，配缁衣氏）→燧人（姬燧，“三皇”之一，配华胥氏）→伏羲（姬羲，“三皇”之一，史称太昊，尊称羲皇，配女娲）

→少典（姬典，配女登，生炎帝；配附宝，生黄帝）→黄帝（姬元，字轩辕，五帝之一）→少昊（又名玄嚣）→蟜极→业祖→业父（配女修）→大业（配女华）→伯益（又名大费，配姚氏）→大廉（长子）

→怀文→文仲→隐→中衍→轩祖（戎胥轩的祖父）→轩父（戎胥轩的父亲）→戎胥轩→中潏→蜚廉（一作飞廉）→恶来→女防→旁皋

→太几（一作太己）→大骆→秦非子（嬴非，秦国首任君主）→秦侯（嬴侯）→秦公伯（嬴伯）→秦仲（嬴仲）→秦庄公（嬴其）→秦襄公（赢开）→秦文公（嬴康）→秦静公（嬴鼎，未即位）

→秦宪公（赢立）→秦德公（赢嘉）→秦穆公（嬴任好）→秦康公（嬴罃）→秦共公（嬴稻/嬴猳）→秦桓公（嬴荣）→秦景公（嬴石）→秦哀公（赢籍）→秦夷公（嬴扩，未即位）→秦惠公（赢宁）

→秦悼公（赢盘）→秦厉公（赢刺，又称秦厉共公）→秦怀公（赢封）→秦昭子（赢昭）→秦灵公（赢肃）→秦献公（嬴师隰/嬴连）→秦孝公（嬴渠梁）→秦惠文王（嬴驷）

→秦昭襄王/秦昭王（嬴则/嬴稷）→秦孝文王（嬴柱）→秦庄襄王（嬴子楚，嬴政称帝时，被追尊为太上皇帝）→秦始皇帝（简称：秦始皇，名嬴政，秦朝建立者，中国首位皇帝）

→嬴扶苏（嬴苏，史称公子扶苏）→秦三世（嬴子婴，史称秦王子婴）

秦国远祖伯益

（2）盘古（姬古，配太元圣母）→有巢（姬巢，配缁衣氏）→燧人（姬燧，“三皇”之一，配华胥氏）→伏羲（姬羲，“三皇”之一，史称太昊，尊称羲皇，配女娲）

→少典（姬典，配女登，生炎帝；配附宝，生黄帝）→黄帝（姬元，字轩辕，五帝之一）→少昊（又名玄嚣）→蟜极→业祖→业父（配女修）→大业（配女华）→伯益（又名大费）→大廉（长子）[6]

→怀文→文仲→隐→中衍→轩祖（戎胥轩的祖父）→轩父（戎胥轩的父亲）→戎胥轩→中潏→蜚廉（一作飞廉）→→季胜→孟增→衡父

→造父（赵氏）→渠父→安父→梁父→莒父→奄父→叔带（赵国始祖）→明祖（公明的祖父）→明父（公明的父亲）→公明→赵成子（赵衰）→赵宣子（赵盾）→赵庄子（赵朔）

→赵文子（赵武）→赵景子（赵成）→赵简子（赵鞅）→赵伯鲁→代成君（赵周）→赵献侯（赵涣）→赵烈侯（赵籍）→赵敬侯（赵章）→赵成侯（赵种）→赵肃侯（赵语）→赵武灵王（赵雍）

→赵惠文王（赵何）→赵孝成王（赵丹）→赵悼襄王（赵偃）→赵幽缪王（赵迁）

（3）盘古→有巢→燧人→伏羲→少典→黄帝→少昊→蟜极→ 业祖→业父→大业→伯益→若木（伯益次子）→奄延→琛→铄→费昌（费姓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