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在秦国相邦吕不韦的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杂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道家学说”为主干，以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秦统一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高诱说《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

作品名称：《吕氏春秋》

外文名：Master Lü'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作品别名：《吕览》

作者：吕不韦及其门客

创作年代：约完成于公元前239年（战国）

作品摡括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其书“基本上以儒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6]。”是秦汉杂家的代表作之一[2]。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嬴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

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筛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就这样写道：“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首都咸阳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7]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权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吕氏春秋》以道为主融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体现了儒家的优点与特色。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称之为《吕氏春秋》。 “刻舟求剑”的故事就出自《吕氏春秋·察今》。

内容简介

《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

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国君，进入政治高层。他志向宏大，主编《吕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后人一般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在管理思想史上，这部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从学术角度观察，它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从管理角度观察，它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吕氏春秋》通过对先秦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从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到经验主义的具体论证；从养生和贵己的“内圣”，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从个人和国家、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调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吕氏春秋》总括先秦诸子，开启秦汉先声，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对人类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国家治理思维上，对自然法理论完整化体系化。自然法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谓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现了自然的和谐和完美。人定法则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会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具体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可能经由人定法来证明，而必须依赖于自然法来证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没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为“善法”，不合于自然法为“恶法”，恶法非法。在中国，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义，但是，老子仅仅强调了“道法自然”，再没有细说。《吕氏春秋》则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通过十二纪，把人的行为与自然秩序一体化，在自然秩序中验证社会管理的正当性。[8]

思想特点

《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道家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

八览以人为中心，基本上属于察览人情之作，围绕人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个人修养展开。六论以人的行为以及事理为主题，包含了人的行为尺度、处事准则、情境条件以及地利等方面。可见，《吕氏春秋》不是随意编写，它有着严密的计划和预设，按照天、地、人三个层次的互相呼应确定主题，展开论述，体现道法自然之意。正如《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它试图归纳出治乱存亡的历史经验，形成寿夭吉凶原因的深层认识，解释并验证天地人之间的一切现象，使是与非、可与不可的道理呈现于人。

吕不韦强调遵循自然之道，从自然之道中寻找治理之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按照《序意》所载：“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可见，吕不韦是以黄帝教导颛顼为榜样，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就是规矩，只要按照天地的准则治理国家，就能国泰民安。因此，从《吕氏春秋》开始，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要以大道为准，治国的价值取向要由法天地自然确定。例如，《吕氏春秋》强调天下之公，做事要无所私偏，就是以自然现象作为推理证据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贵公》）“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去私》）

《吕氏春秋》

在《吕氏春秋》中，老子说的天道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人臣亦无道知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当赏》）这样，天道与人事就完全吻合，违反天道的人事必将受到惩罚。更重要的是，自然现象存在着种种冲突，和风细雨和暴风骤雨都是自然天道，那么，人事学说的观点差别，诸子各派的互相矛盾，也可以从自然之道得到正当性证明。后人总以为《吕氏春秋》的各种学说互相冲突是一种缺憾，殊不知按照吕不韦对天地规则的理解，正是这种冲突和矛盾才符合天道。

《吕氏春秋》杂采诸家，但又不死守一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后人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评价，褒之贬之，都因于此。褒之者认为它融各家为一家，“大出诸子之右”（高诱语）；贬之者认为它不过是杂货铺，“不足以成一家言”（梁启超语）。说《吕氏春秋》之长者，恨不能把它看作百家争鸣的大总结。如许维遹在对该书做集释时说：“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吕氏春秋集释自序》）谈《吕氏春秋》之短者，恨不得把它放进历史垃圾桶，不过是因为其尚具有史料价值才保存下来。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称：“一哲学必有其中心观念（即哲学家之见）。凡无中心观念之著述，即所谓杂家之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不可为哲学史之原始的史料；但以其记述别家之言，有报告之价值，可以作为辅助史料。”不管是褒是贬，都与《吕氏春秋》汲取百家思想有关。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的基调是儒家。从整体思想来看，这种判断是恰当的。《吕氏春秋》的自然主义倾向，也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吕氏春秋》的养生不再是庄子学派的那种消极回归自然，而是黄老道家积极实现人文建设目的的。“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所谓养生，就是“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本生》）。由养生到治国，事出一理。“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本生》）自然之道并非束缚人的行为，而是给人的行为提供分辨轻重缓急主次本末的尺度。水天性是清澈的，但人不断用土抇水，它就无法清澈；人生来是长寿的，但人为了物欲而劳心费神，当然折寿。物本来是养生的，而不是用生命来养物。当今之人，不知天道，被物所惑，往往轻重颠倒。一旦轻重颠倒，为君则行为悖离正道，为臣则迷乱失常，为子则狂妄忤逆。三者只要出现一个，国家就会衰亡。所以，养生并不是像庄子那样化入自然而消极无为，更不是背离天道去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长生，而是保全天道以防夭折。“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所以，出入车辇实是“招蹷之机”，肥肉厚酒实是“烂肠之食”，靡靡之音实是“伐性之斧”。有人不肯富贵，不是求名，而是重视养生。

著作分篇

《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内容驳杂，有儒、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正如该书《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因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没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15篇，共60篇。六十一篇。十二纪者，记十二月令也。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

《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有63篇，八十三篇，八览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识}、{审分}、{审应}、{离俗}、{恃君}。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六论者，{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杂论各家学说。《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儒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所以儒家学者不再重视。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和王晓明的《吕氏春秋通诠》可以作为参考。

各家论述

关于儒家

《吕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仁义学说，赞同儒家的孝悌之道。至于法家主张的严刑厚赏，吕氏认为属于“衰世之政”。在这里，吕氏用儒家学说作为批评法家的依据。既然遵从儒家的德治理论，就要承认仁者爱人的血缘来源。在吕氏眼里，父慈子孝是出于本性，“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节葬》）纵观《吕氏春秋》可以发现，其《孝行览》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有一部分同《礼记》重合。它强调：“凡为国家，治天下，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国事万机，纲要在孝。“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孝行》）仁义礼智，均以孝为基石。但是，在其他篇章中，吕氏对儒家学说能否治国也有疑问。“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有度》）在吕不韦眼里，儒家学说好是好，可惜孔门弟子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就更谈不上推广了。不能推广的原因是孔门的仁义之术来自外生变量，只有通达性命之情，把仁义变为内生变量，德治才可实施。而通达性命之情，则要遵循儒家的清静无为。由此，吕氏提出了一个对管理者来说十分重要的辩证逻辑：“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似顺》），所以，实现儒家的德治，靠的是来自道家的自然；而道家的无为，恰恰要儒家的有为而成。这一辩证逻辑，正是吕氏参透诸子思想，发扬体行黄老思想的产物。

关于墨家

相对道、儒二家，《吕氏春秋》对墨家思想吸收较少。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乐等主张，它基本摒弃或予以驳斥。但对尚贤、兼爱之说，还是有所吸收的。《爱类》篇说：“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精通》篇强调：圣人“以爱利民为心”。《圜道》篇赞赏尧、舜“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也与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尚贤主张相一致。《吕氏春秋》中有一篇《节葬》，吸收并改造了墨子“薄葬短丧”的思想，主张：人死虽不为鬼，亦无知觉，但出于活着的亲人在感情上的需要，送死仍要有一定的仪节，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扬之墓也”，故此厚葬是无益的。那么社会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风呢?《节葬篇》说：“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这一见解比起墨子的节葬观，更显得理智和深刻。另外，《吕氏春秋》提出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名实观，注重类比推理的正确运用，批驳诡辩的名辩思想，显然也是吸收、继承了《墨经》中的优秀思想。

关于道家

《吕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虚静无为之说，并把它运用于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以儒家学术贯穿全书。它说：“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事，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吕氏春秋》认同先秦儒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它说：“大圣无事而干官尽能。”“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事。”《吕氏春秋》认为这种表面的“无为”，才能达到“事省而国治”的目的。相反，“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其结果必然是君臣职能倒置，造成混乱和危殆。应该说，《吕氏春秋》中的这些见解，来自于老庄而又发展了老庄。

关于法家

《吕氏春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变法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事易时移，变法宜矣。”这些观点显然与商、韩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吕氏春秋》对于法家“惨礉少恩”的一面，对于《韩非子》中的种种阴谋权术，是拒斥不取的。

关于农家

该书《士容论》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显然是农家之言。《上农》篇重视农业生产，其理由是：“古先圣之所以导其民也，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这就是说，倡导重农，不仅为了生产，还有“贵其志”的目的。它接着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境安，主位尊。”当然，《吕氏春秋》重农并不排商，它主张先农后商，与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唯农抑商政策，是有区别的。

关于兵家

对于用兵作战，吕氏继承发展了老子”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这一份文化遗产，尤其是它总结出的“义务必胜”的思想，是比一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观点。明确反对墨家的偃兵观。他强调，人类的争斗是自古以来存在的，所以军事不可少。“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家无笞杖，竖子就会为非作歹；国无刑罚，百姓就会侵凌掠夺；天下无兵，诸侯就会攻战不已。所以，用兵如用药，“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荡兵》）如果仅仅强调非攻而不是赏有义而伐不义，就会助长无道。需要注意的是，吕氏在反对偃兵的同时，他所说的义兵，也从侧面批评了不讲道义只讲强国的霸道思想。

综上所述，历史上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并不是混杂不分，毫无原则的。《吕氏春秋》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是：贯通各家学说，用平等的眼光对待各家学术，但不取鬼神、迷信的思想，而是吸取各家比较进步的思想。如对于儒家，主要吸取其民本思想、修齐治平思想；对于墨家，主要吸收其薄葬的思想；对于法家，主要吸收其法治思想。《吕氏春秋》虽采取各家学说，但所采取的观点之间，并不牴牾。因此，《吕氏春秋》可谓“杂而不杂”，具有博综众家的融合倾向。古代的遗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春秋战国诸子如杨朱、宋钘、尹文、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作早已失传，但在《吕氏春秋》中却能找到有关他们的资料，而且因为它成书在战国末期，和这些思想家相隔的时间较近，所以史料价值较高。

思想要点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国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杂家著作，又称《吕览》。全书贯彻了吕不韦的思想文化观念及政治主张。战国末期政治上统一的趋势加强，各家思想也迅速走向融合，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吕氏春秋》，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今人眼光衡量，《吕氏春秋》一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综合各家学说之长，指导秦国统治阶级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并实现长治久安。它对各家学说实际上是有所吸收，有所扬弃，主要是吸收其中比较合理，进步和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的内容。因而它是“杂而不杂”，宗旨明确。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明确声明它是“集腋成裘”。不管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思想都要综合进来。体现了黄老的优点与包容性。《用众》篇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吕氏春秋》对先秦各家各派着重审视其优长，偏重于汲取其精粹，力图超出门户之见，它说：“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责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入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由于《吕氏春秋》有这种兼容并包的眼光，故能取精用宏，融汇百家，以道贯之。

《吕氏春秋》继承发扬齐万物思想认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孔子主张维护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强调专制问题，《吕氏春秋》却有了“执一”、“抟”这样的观念。“执一”和“抟”就是中央集权。这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又如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对墨子提倡的“节葬”观念是赞同的，所以，它对当时厚葬的风气进行了批评：“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备。（《节丧》）但是，墨子是主张“非攻”的，即反对战争的。《吕氏春秋》便对此进行了批驳：“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之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吕氏春秋》主张兴“义兵”，“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著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吕氏春秋》认为，一味地反对战争是没有意义，并且是不对的，正义的战争，即“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实际是为秦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辩护。

在物质的起源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发展。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这就是说，“太一”是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并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是什么呢？它说：“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气”。由这里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的影响。《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上至天上的日月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运动。“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鳞未尝息也。”（《观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把物质的运动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继承了黄老的进步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长见》）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用两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救剑若此，不亦惑乎！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这两则寓言都见于《察今》。前一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刻舟求剑”。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是讽刺那种泥古不知变的人，这也是生动地表现了《吕氏春秋》的历史观。

《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知度》），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吕氏春秋》还表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强调要音“适”和心“适”，才能获得美的感受。

艺术特征

《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 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 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畅，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 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 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 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 “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 主张，后面也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如 《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 亦惑乎？”该书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

主编

吕不韦（？—公元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 战国末年商人、政治家、思想家，秦国丞相，姜子牙的二十三世孙。

早年经商于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将秦国质子异人带回秦国，扶植其成为秦庄襄王后，被拜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带兵攻取周国、赵国、卫国土地，分别设立三川郡、太原郡、东郡，对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庄襄王去世后，迎立太子嬴政即位，拜为相邦，尊称“仲父”，权倾天下。受到嫪毐集团叛乱牵连，罢相归国，全家流放蜀郡，途中饮鸩自尽。

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包含八览、六论、十二纪，汇合了先秦诸子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史称“杂家”。

内容简介：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诸门客集体编纂的一部黄老著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纪、览、论。“纪”按春夏秋冬十二个月分为十二纪，如春分三纪，孟春、仲春、季春。每纪包括五篇文章，总共60篇。“览”按照内容分为八览，每览八篇，八八六十四篇（第一览有始览缺一篇，现有63篇）。“论”也是按内容分为六论，每论六篇，六六三十六篇。还有一篇序意，即全书的序言（今本已残缺），放在十二纪后边。总括起来《吕氏春秋》全书共160篇，结构完整，自成体系。它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它所保留的科学文化方面的历史资料，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珍贵遗产。

内容简介：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门下食客三千人所著。以儒家法天地为总纲，融合众家所长、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农业各方面的理论体系，肯定并尊崇揆天道、察地道、览人情的顺天应人思想，同时又更加主张去主动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积极有为地进行社会活动。全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三个部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约二十万字。十二纪主要论述天时，八览主要论述人事，六论则主要阐释地理。知识范围涉及易学、阴阳、五行、干支、养生、军事学、政治学、音律、星象、农业生产、气象、自然、历史、地理、工艺、机械等多个方面。如今，它已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光阴，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