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鬼才”：官府数十年解决不了的匪患，他用2000兵勇轻松消灭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2-06-02 09:44科技管理研究所

在明代历史上，有一个人，他只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军事将领，却能让几十年来政府无法消灭的土匪交到他手里。他只用了2000名官兵，只用了两年就彻底消灭了。他就是王阳明，一个玩心理学和兵法的人。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正德十一年八月，王阳明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推荐下，先后访问了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这四个地方位于四省交界处，这里不乏土匪。王阳明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剿匪。他到了上任的地方，立即开始镇压土匪。虽然土匪猖獗，但王阳明对“心学”的理解使他的工作井然有序。在剿匪过程中，心学主要体现在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分析上。

首先，为了阻止土匪的扩张，他采用了户籍制度叫“十家牌法”，具体说来就是十组由一组监督。如果家里人少了，就必须报警。如果一家有人是土匪，那就十家连坐，这很像商鞅的改革。

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要面对土匪了。过去，他们用的是广西狼兵，由广西土司组建地方武装力量。但有一个问题：不服从。剿匪胜利后，如果一段时间没有土匪镇压，狼兵就会去杀平民。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上报军功，只有有军功才能得到奖励，这就导致里面出现了土匪。于是王阳明决定用特种兵代替狼兵。

王阳明从四省军队中选拔人才。不要瘦、胖、矮或笨，需要它有良好的体格和聪明的大脑。通过选拔的，以高额奖励加入阳明剿匪大队。最终，200余名特种兵入选。被选中后，我们准备好战斗了吗？还没有。

王阳明还制定了军队管理条例。从小到大，全军共有25人，设了小甲、总甲、哨长等各种职位，把部队的气氛保持得井井有条。这样做的效果是从上到下传递命令，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

军队集结后，开战吧。目前，有四大土匪。谢志珊离王阳明最近，詹师富离王阳明最远，卢珂最弱，池仲容最强。如果一起对付他们，将很困难。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打破，王阳明却就选了这个最远的，所谓兵者诡道也。你以为我不打你，但我偏偏就要打你。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给你最致命的一击。

詹师富的土匪窝很有特色。他们住在土楼。这座圆形建筑是一座活生生的民间堡垒。王阳明因材施教，专门为詹师富开发了一套课程。他告诉军队包围土楼，切断支援。然后找一个方向作为主攻方向，不管用什么手段来突破。果然，就这样，土楼很容易被拆了。就这样，詹师富的土匪部队大部分被歼灭，少数逃往山林。最后，王阳明亲自征服并俘虏了詹师富。他平息了土匪，但王阳明知道剿匪只是治标不治本，但要治本，人必须有良知。他说，控制山里的小偷容易，但控制心中的小偷难。

他首先安排了对难民的治理，让县里能治，百姓能安居乐业，让他们不做土匪。那就开导民智，给当地人民讲课，告诉他们，只要你们在我的管辖范围内生活得好，我就让你们安居乐业。以后，如果有人欺负你，就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一句话，你们一起成为守法的好公民。

占师傅被抓后，还有3个土匪。王阳明决定不打仗，要招降，于是写了一封非常诚恳的投案信。这本书很有意思，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你们都是我的同胞。既然你变成这样，你们都是被迫的。跟我来，让我们一起过好日子。有用吗？它非常有用。

很多土匪都是生活过不下去，被逼无奈当了土匪的，这样一招降，剩下的三个土匪都投降了，就这样，王阳明用两年时间把为患数十年的盗贼，一网打尽，附近的人都惊呼他是神。

事实上，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剿匪不是本分，不是功德，而是为民着想。世上没有什么难事，只是怕有心人。王阳明是个有心人，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用来分析具体的问题，在具体的事情上锻炼他的做事方式。

阳明心学不仅是一门精神艺术，更是一门实用功夫

许多成功人士都通过王阳明的“心学”不断激励自己，最终超越客观的困难条件，实现自我超越，逐渐强大起来。

王阳明的心学确实值得大家关注，它不仅给你带来思想上的新见解，而且直接影响你的生活。强烈建议大家看看他的经典著作《传习录》和《知行合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后人对所认知的心学大多数都是从《传习录》中延展出来的。难怪有读者说：即使读过《传习录》五遍以上，每次仍能感受到自己心灵和思想的深邃。你可以随意挑出片段来欣赏心智思想的伟大。

《知行合一》可以说是王阳明的一部传记，让你了解他的一生，充满了辉煌和起伏。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读起来很有趣，也可以学到很多智慧，很容易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

“四书”如何取代“五经”？从中读懂思想的大突破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2-06-02 07:57科技管理研究所

“四书五经”几乎无人不晓，谈及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无法绕过“四书五经”，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

“四书”一词发源于宋代，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四书五经”并不是有些人理解的孩童启蒙书，事实上不同于现在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在古代只有少数有一定经济实力背景的家庭才会送孩子去读书。

如果有幸满足了出去读书的门槛，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书也没能读出名堂，古代科举制度的录取率远比现在的高考残酷。一个读书人若想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抱负，首先得通过院试、乡试，省试与殿试的层层选拔。

古有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讲的就是在科举制度下，选拔极其残酷，直到五十多岁才成为进士也不稀奇。

近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四书五经”作为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又一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国学培训班“一位难求”，高校们也纷纷建立起国学研究院。

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经后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在蓬勃地焕发生机。它始终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情感归宿，涵养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那么你想过，“四书五经”是怎么产生的吗？为什么偏偏是这“四书”呢？为什么“四书”排在“五经”前面？“四书”对“五经”的取代只是考试重点的改变吗？

复旦大学吴震教授从时代变革的大背景出发，探索宋明理学的思想意蕴与理论辐射力的最新力作《朱子学与阳明学：宋明理学纲要》能够解答你的这一困惑，这本书脱胎于复旦大学广受欢迎的哲学新课，结合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写作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01.新经典的形成

“四书”是被他们建构起来的

所谓“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然而，无论是唐初的《五经正义》还是唐中期以后形成的“十二经”，不仅《孟子》未列入“经”的序列，而且《大学》和《中庸》也未从《礼记》中独立出来。

在唐中期由于韩愈和李翱的提倡，《大学》和《中庸》才开始受到一些关注。

《大学》和《中庸》原本是《礼记》这部经典中的篇目，从未独立出来。从中抽出而成为新经典，必须重新做一番改定的工作。

朱子对《大学》的重建体现为《大学章句》。他对《大学》一书进行了理学化的解释，认为其中第五章“格物章”的《传》在流传过程中遗失，故作《格物补传》一百二十八字。朱子改定的这部《大学》，史称“《大学》新本”。

朱子还认定，在为学次第上，《大学》具有“初学入德之门”的首出地位，意即读书须从《大学》入手。至此，《大学》的地位陡然上升而位居“四书”之首。

至于《中庸》，其哲学化的进程始于宋代范仲淹、二程、司马光等人。《中庸》这部书在历史上之所以颇受重视，与其丰富深邃的思想有关。

《中庸》开首三句话，素称难解而且重要：“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在看似简短的三句话当中，蕴含有关“天”“命”“性”“道”“教”等儒学的重要概念。应如何理解和把握这套概念，成为后代儒者不断进行诠释的动力。

《孟子》的受重视始于韩愈，然而在9世纪晚于韩愈的“十二经”中仍未见《孟子》踪影。入宋以后，经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特别是王安石的大力推崇，至宋徽宗宜和年间(1119—1125)，《孟子》首次被刻成石经，列入“十三经”，至南宋淳熙年间，又被朱子列入“四书”。

“四书学”的建构，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为标志。从《学庸章句》和《论孟集注》的书名来看，朱子沿用了经学传统的章句或注疏的手法，但事实上与传统经学的注疏手法迥然不同，集中表现为以下四点：

第一，朱子注重文字训诂，但他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力，尽量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竭力避免烦琐的印证工作。

第二，朱子的四书诠释非常突出思想性、义理性，有时为了解释一个概念，不惜打破注疏的格套（例如“疏不破注”之类），使用大量文字进行比较详细的解说。

第三，朱子的“四书学”自成一套严密的义理系统，建构了一套理学的思想体系。

第四，“四书学”的形成在儒学经典史上影响深远，构成了一套儒家新经典，伴随后世科举制等文教政策的落实和推广，逐渐取代了“五经”的地位，赢得了“四书五经”这一新经典系统的殊荣。

在1200年至1900年的七百年间，“四书五经”成为中国知识人的必读书籍，对于中国近世社会的知识、思想与文化的延续与建设奠定了方向，对东亚世界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02.“四书”取代“五经”

是对汉唐思想的大突破

儒家经典构成儒学思想的基本系统，并对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从历史上看，在先秦“子学”时代，儒家经典的“六经”系统就已初步定型。然而，将经典知识转化为一种专门的学术形态即形成所谓的“经学”，则是进入汉代以后，以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倡议被纳为国策为标志。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五经博士”设立作为制度保障，被认为是“经学”正式确立的标志。

自此，汉代经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具有制度化儒学的主要特质，可以赋予社会制度及秩序以思想经典的依据和保障。它包含丰富的儒家思想，对于形塑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形态具有重要作用，总体特征表现为“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取向。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汉代经学研究注重运用文字训诂的方法，并注重名物典章制度的注解，力求曲尽其详，讲求家法传承。唐代经学则进一步对汉代经学的注解进行疏释，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逐渐统一各家经学注疏形成“十二经”。这一方面意味着经学形成了统一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套稳固的意识形态。

在宋儒眼里，虽然至唐宋之际，经学注疏已经构建了一套庞大的系统，却存在着刊落儒学“性命之源”的问题。他们过度关注文字训诂，可是忽略了儒学的思想精神和哲学义理。

在宋代新儒家看来，这可是念兹在兹、耿耿于怀的大问题。也就是说，新儒家想要实现“思想突破”，必须摆脱汉唐经学注疏的旧格套，重新挖掘出儒家经典中湮没不彰的性命之学。

因此我们可以说，宋代新儒家是从反拨汉唐经学的注疏传统上找到了思想突破口；但另一方面，义理之学的建构又不能脱离于儒家经典，经学仍然是义理之学存续的文本基础。

因此关键就在于：如何在摆脱汉唐经学“旧之注说”的同时，重建经学传统和经典系统？这才是摆在宋代新儒家面前的思想课题。

如何把握经学与理学间的关系？此处可以以程颐的观点为代表解释：就读书过程看，义理与经典同样重要，读经以明义理与先明义理而后读经这两种方法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含摄或转化的。就原则而言，则应以“义理”为终极目标，切不可拘泥于文字训诂。

程颐的义理《易》正是以理学解经的典范之作，也可称作经学理学化的典型。朱子承程颐之法作《四书章句集注》，从其体例看，兼顾训诂而突出义理——特别二程道学一系列的道学思想，并融入朱子自己的哲学观点。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朱子的四书学系统体现了化理学于经学中、力求义理与经典相统一的特征。《四书章句集注》足以被视为经学理学化的成功典范。

此外还要讲一下王阳明的经典观，也可被称之为心学经典观。与朱子遍注群经相比，王阳明没有留下任何一部有关经学的注疏著作，他唯一一部可称作经学注疏的著作是《大学古本旁释》。这与阳明本人不喜注经的思想特质有关，更与阳明对经典知识的看法及其对朱子经学思想持批判态度有关。

王阳明认为，自孔子之后直至宋代理学的兴起，逐渐导致“虚文胜而实行衰”的知识状态，更为严重的是，人人凭借自己的经典知识，意见纷纷，并以“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产生了“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等可怕后果，而所有这一切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很显然，阳明的这番话是暗指程朱理学以来的经典著述活动应当承担上述后果的责任。

当然，阳明心里也清楚，传授经典的诸多经学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德性之知并不排斥闻见之知，致良知同样需要一般道德知识。然而阳明对经典知识有一基本态度不可动摇：他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后世儒者的“著述”对于解读经典是否必要，而在于这些著述活动已然忘却了孔子“删述《六经》”的根本旨趣——“敦本尚实，反朴还淳”，“务去其文，以求其实”。归根结底，阳明认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不在于徒增书本知识，而在于使圣人之道复明于天下。

03.礼教的压迫

当礼与理走向日常生活

在孔子开创的古典儒学的思想系统中，作为内在德性的“仁”与作为外在规范的“礼”同样受到重视，仁与礼互以对方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而有别于“禽兽”，就是因为人所构成的社会是一种礼仪社会，从而使人成为一种道德性的社会存在。

这种礼仪精神是普遍的，对任何人都具有普适性，但礼仪制度却是具体的。因此，儒学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把礼学思想落实为礼仪制度，让具体的礼仪制度体现出礼学精神。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理论与现实、思想与制度之间加以调适，避免二者发生脱节。

以天理观的重建为标志的理学思想，至朱子学有了重要的理论推进，其表现之一就在于解决这个问题：围绕国家（王朝）和家族（宗族）这两个中心，如何将理学思想落实在现实的礼仪制度层面，以重现儒家伦理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礼仪理学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观念上的变化，“礼”被规定为“理”之“节文”，是理的一种仪式表现。这样一来，礼获得了理在抽象思想层面的保证，理又借助礼获得了具体性。这一思想成为朱子礼学思想的根基。

但是从语言形式看，“礼即理也”的命题将礼与理直接同一，似乎泯灭了两者的差异，不免导致礼的天理抽象化，故清代有儒者指责宋儒将礼从实际生活中抽离出来，坠入抽象玄谈之窠臼。

然而若将该命题置于整个文本的脉络中，我们便可发现朱子旨在强调：礼与理乃相即不离的结构关系，而非理念上的同一关系。

礼是理的呈现，而理是礼的保障，换言之，理的具体性表现为礼，礼的法则性表现为理。就此而言，可以说朱子“礼即理也”的命题赋予传统礼学以理学的依据，通过理学观念为礼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绝非后人所指责的那样，“礼即理”便意味着以理代礼，遂使礼学产生空洞化的后果。

“礼即理也”容易导致的另一误读是：由于理属本体论的概念，具有永恒不变的特质，因而作为理之体现的“礼”也可能成为固定不变的东西。这一解读看似顺理成章，然而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其后果将使礼丧失“以时为大〞的时代性，导致唯古礼为是的复古主义。

从根本上说，这种复古主义态度与孔子的礼学精神相违背。尽管礼学有着代代相因的基本精神，但是作为制度的礼必须因应时代要求而改变。即便“圣王”复兴，也需要根据当代的“世俗之礼”来改变“古制”之礼，符合儒家礼学的基本要义。

朱子一生遍注群经，《四书集注》是其成就的巅峰，但他没想到他撰写的《家礼》在无意间成为后世认可的一部经典。《家礼》一书在明清时代成为一部儒家的“新经典”。若从东亚文化圈观之，该书在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或许可以超过后来被当作科考书的《四书集注》。

朱子《家礼》主要涉及四方面的内容：冠婚丧祭。其范本乃是《仪礼》《礼记》等古礼，其对象主要是士人和庶民，故其适用范围遍及一般家庭，成为后世中国社会家庭礼仪的典范。

《家礼》标志着儒家礼仪由思想落实为生活、由经典转化为常识。它推动了儒家礼仪文化向社会基层、普通人群深入拓展，而且影响深远，逐渐在东亚形成了一种“家礼学”传统。

概言之，宋代新儒学是对汉唐经学的一场“思想突破”，在此过程中，出现了重建儒家“新经典”的运动，经典诠释也出现了理学化的转向，其典型标志便是“四书学”的形成，而其典范之作是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

与此同时，在“礼即理也”观念的引领下，新儒家开始了一场将思想落实于生活的礼学重建运动，出现了以建构家族礼仪为核心内容的“家礼学”，不仅在哲学层面，更是在文化层面，推动了儒学的全面复兴。

王守仁

王阳明 （明代哲学家）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本名王云，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汉族。明朝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南京吏部尚书王华的儿子。

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起家刑部主事，历任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接连平定南赣、两广盗乱及朱宸濠之乱，获封新建伯，成为明代凭借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嘉靖七年十一月（1529年1月9日），逝世，时年五十七。明穆宗继位，追赠新建侯，谥号“文成”。万历十二年（1584年），从祀于孔庙。

明代心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守仁集大成。王守仁的阳明心学后传入了日本、朝鲜等国。其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传世。

本名：王守仁

别名：王云、王阳明、阳明先生、王文成公

字：伯安

号：阳明

所处时代：明朝

人物生平

生而不凡

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王守仁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一个显赫的家庭，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王守仁天生有特殊的气质。他的母亲怀孕十四个月才分娩，在他诞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祖父遂为他取名为“云”，并给他居住的地方起名为“瑞云楼”。

王守仁5岁仍不会说话，但已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有一高僧过其家，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他的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才举家离开余姚，移居绍兴。幼年的王守仁，有着良好的家世，也因此拥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学习环境。

年少有为

十二岁时，王守仁正式就读书塾。十三岁，母亲郑氏去世，幼年失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一次与书塾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不同凡俗，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的人。当时国家朝政腐败，义军四起。英宗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这件事情在王守仁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十五岁时就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未果。同年，他出游居庸关、山海关一月之久，纵观塞外，那时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

弘治元年（1488年），王守仁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回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

弘治二年（1489年），王守仁十八岁时，与夫人诸氏返回余姚，船过广信，王守仁拜谒娄谅。娄谅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步入仕途

弘治五年，王守仁第一次参加浙江乡试，与胡世宁、孙燧同榜中举，其后，学业大有长进。但他越来越喜欢谈论军事，并且很会射箭。然而，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内阁首辅李东阳对其笑道：“你这次虽然不中状元，下一次科举必定会中状元，试一试为下一次科举作个状元赋。”王守仁拿起笔就完成了，朝堂上的元老们都很惊奇他的天赋才能。嫉妒他的人就开始议论说，这个年轻人如状元及第，必然是目中无人。王守仁二十五岁再次参考科举，再次落第。他的状元父亲开导他说，此次不中，下次努力就能中了，但他笑道：“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被贬悟道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他参加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出治葬前威宁伯王越，回朝上疏论西北边疆防备等八事，随后授刑部主事，在江北等地决断囚狱，随后因病请求归乡。弘治十七年（1504年），起用授兵部武选司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龙场驿栈驿丞。同时，他的父亲王华也被赶出北京，调任南京吏部尚书。

路途中，王守仁被刘瑾派人追杀，伪造跳水自尽躲过一劫。逃过追杀的王守仁暗中到南京面见父亲王华，王华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他踏上路途，来到贵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龙场在当时还是未开化的地区。王守仁没有气馁，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

正德四年（1509年）闰九月，王守仁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次年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设计除去，十二月升任南京刑部主事。正德六年（1511年）王守仁随即被召入京，历任吏部验封司主事、署员外郎、吏部文选司主事。正德七年（1512年），历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九年（1514年），升任南京鸿胪卿。

南赣定乱

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的才能十分赏识，在王琼的推荐下，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

当时，南中地带盗贼蜂拥四起。谢志山占领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领浰头，各自称王，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攻占、剽掠各处府县。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又起兵。前任巡抚文森托病去职。谢志山联合乐昌的盗贼夺取大庾，进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战死。守仁到任后，知道官府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于是责问年老而狡黠的仆役，仆役浑身哆嗦不敢隐瞒，如实坦白。守仁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侦探叛军的情报，守仁因此掌握了盗贼的动静。随后他传檄福建、广东会兵一处，首先讨伐大帽山的盗贼。王守仁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假装撤退，出敌不意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他向朝廷上疏称，权力太小，无法命令将士。王琼上奏，给了王守仁旗牌，可以便宜从事。七月，进兵大庾。十月，克左溪、横水，破巢八十四，斩杀、俘获六千多人。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后师还赣州，讨伐利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附近的人都惊呼守仁是神。

宁王之乱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据说，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震惊不已，只有王琼却十分自信地说：“王伯安在江西，肯定会擒获叛贼。”

当时，王守仁正准备前往福建平定那里的叛乱。行至江西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王守仁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立即赶往吉安，募集义兵，发出檄文，出兵征讨。一开始，王守仁来了个疑兵之计。他深知如果宁王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肯定保不住。作为留都的南京丢了，叛军在政治上就会占有一定的主动，平叛就会有困难。

王守仁平定盗贼后兵符已上交兵部，手中无兵。在江西境内的朝廷官吏都来帮助守仁，又在袁州（今江西宜春）聚集各府县士兵，征调军粮、制造兵械船只。

王守仁假装传檄各地至江西勤王，在南昌到处张贴假檄迷惑宸濠，声称朝廷派了边兵和京兵共八万人，会同自己在南赣的部队以及湖广、两广的部队，号称十六万，准备进攻宁王的老巢南昌。为争取时间集结军队，又写蜡书让朱宸濠的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劝宸濠发兵攻打南京，又故意泄露给宸濠。此时，李、刘二人果然劝宸濠进兵南京，宸濠大疑，按兵不动。

宁王犹疑不定，等了十多天，探知朝廷根本没有派那么多的兵来，才沿江东下，攻下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两城，逼近安庆。而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窥伺南京的时候，王守仁已经率领仓促组建的八万平叛军，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回援。当时有人建议王守仁往救安庆，他不肯，分析说：如果救安庆，与宁王主力相持江上，而南康和九江的敌人就会乘虚攻我后背，我们腹背受敌；而我们直捣南昌，南昌守备空虚，我们的军队锐气正足，必可一举而下；宁王必定回救，到时我们迎头痛击，肯定会取胜。后来的事实果如王守仁所料。

此时守仁大军已集结完毕。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留守南昌的兵力空虚，守仁率兵攻打南昌，宸濠回兵救南昌。最终双方在鄱阳湖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宁王叛乱历时35天后宣告结束。

然而，平叛大功却没有得到武宗的认同。武宗身边的佞幸之臣，平时与宁王交往密切，心态极端复杂。一些佞幸之臣希望王守仁将朱宸濠释放，然后再让已经南巡的武宗亲自“擒获”朱宸濠，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王守仁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当时尚属正直的太监张永，然后称病，以避免卷入更多的政治事端中。所以，终武宗一朝，王守仁平叛之功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直到世宗即位以后，王守仁才加官晋爵。

清·沈俊绘《新建伯赠侯王文成公像》绍兴博物馆藏

守制讲学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世宗即位，由藩王入继大统的世宗，在对王守仁有过短暂的赏识之后，便对这位非常能干的臣子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在世宗即位之际，王守仁因父老请归，世宗说王守仁有擒贼平乱之大功，正要论功行赏，不许他辞官。同年七、八月，先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不许他推辞，稍后又准许他顺路回去探视父亲。不久，加封王守仁为新建伯，世袭。

嘉靖元年（1522年），父亲王华去世，王守仁回乡守制。嘉靖三年（1524年），他受邀在稷山书院讲学；嘉靖四年（1525年），又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其弟子亦开始讲学，传播“王学”。同年，原配夫人诸氏去世，王守仁续娶张氏，并于次年喜得一子。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在赴广西平叛前夜，他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总督两广

嘉靖六年（1527年），思恩、田州的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总督姚镆不能平定，于是下诏让守仁以原先的官职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黄绾借此机会上书争辩守仁的功绩，请赐给他铁券和岁禄，并叙录平定宁王叛乱功臣，世宗都答应。十二月，守仁军至思恩，卢苏、王受早就听闻了守仁平定盗贼和叛乱，十分害怕，投降了守仁。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守仁率湖广兵抵达南宁，而卢苏、王受刚归降，愿意立功自赎。王守仁于是派遣大臣商议，并命湖广佥事汪溱、广西副使翁素、佥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都指挥谢佩监湖广土兵，袭剿断藤峡叛军。此后仍然总督分永顺兵进剿牛肠等寨，保靖兵进剿六寺等寨，约好以四月初二各至抵达地点。

当时，叛军听闻明军檄湖广土兵抵达，均逃匿深险之中；又听闻卢苏、王受归降，王守仁进驻南宁，故以为王守仁以散遣诸兵布阵，于是防备弛缓。至此，湖广兵皆偃旗卧鼓驰马抵达，与明军一同突进，四面夹击。叛军大败，于是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官军攀木缘崖仰攻，并随后连连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随后王守仁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分永顺兵、保靖兵各自进剿，约定在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叛军退守永安力山，仍然被王守仁围困的大军打败，溃军为副将沈希仪斩杀。至此，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

病逝归途

平乱后，王守仁因肺病加重，向朝廷上疏乞求告老还乡，推荐勋阳巡抚林富代替自己，不等朝廷的批复就回去了。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丧过江西境内，军民都穿着麻衣哭送守仁。先前因平定宁王叛乱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隆庆时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主要成就

军政

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恩威并施，平定为患江西数十年的民变祸乱。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守仁在鄱阳湖中仿效赤壁之战，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

嘉靖七年（1528年），平定西南部的思恩、田州土瑶叛乱和断藤峡盗贼。

思想：明代心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守仁集大成，王守仁的阳明心学直接的源头是“陈湛心学”。阳明心学始创于“龙场悟道”，其“悟道”的理路，与陈献章的“静养端倪”堪相一致，这一看法已是学界的共识。阳明心学与陈湛心学的渊源关系，学界一直有明确的说法。朱维铮先生说，“陈献章，是王阳明学说的真正教父”；“广东，是王学的策源地”。

王守仁反对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戒律，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王阳明广收门徒，宣传他的思想主张，史称“阳明学派”（又称“姚江学派”）。他的著作有《王成文公全书》三十八卷行世，被学术界评价为中国封建中世纪社会后期出现的最早的启蒙哲学。

王守仁与孟子间的承继关系，不仅体现在理论体系上，甚至用词上都有相似之处；禅宗对阳明心学也有深远的影响。和会儒禅既在心性本体上，又在追求心性本体的工夫上。 心本体首创之功在于禅宗，而将心本体道德伦理化、提出儒家心本体论的则是象山，集大成者则在阳明。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阳明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阳明心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学说之一。阳明心学不是唯心之学，也不仅仅是心理之学，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既强调道法自然，又主张天人合一，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一系列哲学思想之集大成，通过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核心概念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站在今天新的历史方位上，传承发扬阳明心学，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物评价

朱载坖：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

徐渭：王羲之‘以书掩其人’，王守仁则‘以人掩其书’ 。

朱彝尊：诗笔清婉，书法尤通神，足为临池之模范。

王世贞：①伯安之为诗，少年有意求工，而为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于法；晚年尽举而归之道，而尚为少年意象所牵，率不能深融而出于自然。其自负若两得。②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③理学之逃，阳明造基。④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飞瀑布岩，一泻千尺，无渊渟沉冥之致。

李贽：阳明先生在江西与孙、许同时，则为江西三忠臣。先生又与胡端敏、孙忠烈同举乡荐，曾闻夜半时有巨人文场东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见，则在浙江又为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时有一朝廷，若不见有朝廷为胡虏所留者。举朝晏然，三边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即至通州城下亦如无有，此则于少保之勋千载所不可诬也。若英宗北狩，杨善徒手片言单词，欢喜也先，遂令也先即时遣人随善护送上皇来归。以余观之，古唯厮养卒，今仅有杨善耳。吁！以善视养卒，则养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则先生与于与杨又为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呜呼！天生先生岂易也耶！在江西为三大忠，在浙江为三大人，在今古为三大功，而况理学又足继孔圣之统者哉？

张岱：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

沈德符：惟王文成以理学建安壤，遂开国封，固书生之希固书生之希构矣...乃知王文成真天植异禀，其用兵几同韩、白（韩信、白起），而见罗亦以良知余唾，妄希茅土，且兼十哲三良而有之，亦不知量矣。

黄宗羲：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黄景昉：王新建（守仁）能用度外人，收罗甚富，如致仕县丞、捕盗老人、报效生员、儒士、义官、义民、杀手、打手等，皆在笼络奔走中，即土目亦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从学问澄彻来。

魏禧：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

王士祯：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纪昀：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

张廷玉：①阳明之学既出，天下宗朱（熹）者，无复几人矣。②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

曾国藩：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

邓之成：阳明以事功显，故其学最为扎实有用。

严复：①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②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

梁启超：①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多有很大的勋业。②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

章太炎：①文成以内过非人所证，故付之于良知，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②文成之术，非贵其能从政也，贵乎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

孙中山：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蔡元培：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

三岛毅：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东乡平八郎：一生低首拜阳明。

高濑武次郎：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冈田武彦：修文的龙场是王阳明大彻大悟，并形成思想体系的圣地…阳明学最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它简易朴实，不仅便于学习掌握，而且易于实践执行。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不分种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实践阳明的良知之学。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

郭沫若：王阳明对于教育方面也有他独到的主张，而他的主张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他在中国的思想史乃至日本的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钱穆：①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朱子偏于外、陆子偏于内的片面性，解决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②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

张岱年：阳明宣扬‘知行合一’，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更提出“致良知”学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独立思考具有深刻的意义。

杜维明：①王阳明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他提出‘仁者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创造人与社会的和谐；他提出致良知，就是要创造人与自身的和谐。②近五百年来，儒家的源头活水，就在王阳明。

余秋雨：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廖若晨星…….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 ，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王阳明一直被人们诟病的哲学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够有资格给予批评的人其实并不太多。

个人作品

文学：《古文观止》中收录有王守仁的名篇《瘗旅文》。王守仁早年作诗刻意求工整，晚年融会哲理。

书法：王守仁在书法作品以行草为主。他的书法主要师承王羲之，兼参欧阳询和黄庭坚的骨法。他将心学融入书法，丰富了中国的书法理论。

著作：《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作品收录于《明史》、《古文观止》。

轶事典故

巧避灾祸

宁王之乱平定后，圣驾忽又出巡，奸宦的心意难测，王守仁感到非常忧虑。正好京师有两位宦官来到浙江，王守仁设宴于镇海楼款待他们。酒喝到一半，王守仁把旁人斥退，又移走楼梯，拿出两箱书简，都是两人交往宁王的证据，王守仁全数交给了他们。两个宦官感谢不已。王守仁始终未遭祸害，多得自这两个宦官维护之力。假使此时王守仁持书简来挟制他们，那么仇怨便更深，而祸害也将无穷。

降服王畿

王畿年少时豪放率性 ，日日在酒肆博场中，每天都涉足酒楼茶馆和赌场。王守仁很早就想结识他，可是始终没有适当的机会。于是，王守仁每天命弟子勤练各种赌技及唱歌喝酒，然后暗暗派一名弟子尾随王畿到酒楼，对王畿表示愿意与他赌一局。王畿笑着说：“腐儒也会赌博吗？ ”王守仁的弟子说：“我们老师门下每天都在赌。”王畿不由大感惊奇，就要求见王守仁。一见王守仁的面，立刻表示愿意成为王守仁的弟子，成为王门七派中“浙中派”创始人。

智服北军

宁王之乱发生后，宦官张忠、朱泰等人极力勤诱武帝亲征。这时王守仁擒获朱宸濠的捷报已传抵京城。张、朱等奸臣不免大失所望，一面在朝中故意散播流言中伤王守仁，一面纵容北军不守军纪并肆意谩骂，甚至故意离间，想引发北军谋叛。王守仁面对这种情况，不但不为他们的言行所恼怒，反而更加以礼相待，他先命巡捕官晓谕城中百姓搬迁到乡下暂住，只派老弱体衰的仆人看守屋舍，继而重重犒赏前来的北军。但朱泰等人事先已训令北军，不得接受王守仁的犒赏，于是王守仁便传示百姓：北军离乡甚远，内心苦楚，百姓应克尽地主之礼，厚待北军。于是百姓凡外出遇北军有丧，一律停车致意并奉奠仪，长声叹息后才离去。

经过一段日子，北军都被当地百姓的盛情所感动。时冬至节将至，王守仁命百姓在城中举行祭典，超渡亡魂。百姓因刚经历朱宸濠兵变的战乱，因此以酒哭吊亡魂祭拜死者的哀泣声不绝于耳。北军听了，无不勾起思乡的情怀，纷纷流着泪要求返乡。

亲属成员

曾祖父：王世杰（一说王杰）

祖父：王天叙（一说王伦）

父亲：王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岳父：诸养和

夫人：诸氏（原配，诸养和之女）、张氏（继室，生王正亿）

弟弟：王守俭、王守文、王守章

儿子：王正宪（侄子，嗣子）、王正亿（长子）

孙子：王承勋、王承学、王承恩

曾孙：王先进、王先达、王先通、王先鋐、王先铎

玄孙：王业洵（王先进嗣子）、王业弘（王先达子）

故居

王守仁故居，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余姚镇龙泉山北麓武胜门路。明成化八年（1472年），王守仁诞生于此。故居内各大建筑按中轴线由南往北依次为门厅、轿厅、砖雕门楼、大厅、瑞云楼、后罩屋。大厅两侧各有侧屋。故居总占地面积4800平方米。其中瑞云楼是王守仁当年出生的地方，已修复如初，并辟为王守仁史迹陈列馆。大厅为王氏家人议事及重要庆典活动场所。其它建筑如砖雕门楼，轿厅等历经岁月沧桑，仍保持了原有风貌。1997年3月被公布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陵墓

王守仁墓，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书法圣地兰亭镇以南2里许的仙暇山庄内。王守仁墓坐北朝南，背依山岗，顺依山势，逐级升高，视野开阔，风水特佳。墓冢直径10米，墓道全长70余米，百余级台阶，四层平台，全部用石材精心雕刻而成，气势雄伟，是浙江地区较典型的明代墓葬建筑。墓地近2000平方米的山麓地带，数十棵合抱古松环侍左右，营建了庄严肃穆的环境氛围。

王守仁墓

墓始建于明嘉靖八年（1529年），清康熙、乾隆年间曾多次修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高宗弘历南幸，作过一次修缮，御赐“名世真才”题额并建四柱冲天式石牌坊于墓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驻绍部队将领陶广树立墓碑。1988－1989年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投资20余万元，对王守仁墓进行了全面整修。

活动：2022年1月9日，浙江绍兴以线上线下方式举行“2022纪念阳明先生逝世493周年典礼”。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高兴宇《王阳明》，吕峥《明朝一哥王阳明》，鹤阑珊《王阳明：人生即修行》，罗智《王阳明最神奇的心学》，雾满拦江《神奇圣人王阳明》

影视形象

2005年电视剧《正德演义》：王宇饰王阳明

2005年电视剧《剑出江南》：刘子峰饰王阳明

2007年电视剧《夜来风雨》：张晨光饰演王阳明；

2010年电影《龙凤店》：王宇饰王阳明

2011年电视剧《王阳明》：陆剑民饰演王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