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为何把朱高煦放在缸里活活烹死呢？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2-05-25科技管理研究所

皇权之下，权力之争，无有亲情。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太宗（成祖）朱棣病逝于北征途中的榆木川。事出非常，大军出征在外，稍有不慎，始皇帝沙丘之变将重演。

随军文臣杨荣、金幼孜，一方面于混乱中挺身而出，安排御营内外，秘不发丧。成祖大帐日常饮食照常进献，平常如初，皇帝驾崩之事，外人无从知晓。另一方面，杨荣亲自率人疾驰返回京师，密报皇太子朱高炽，以成祖遗诏形式，诏令朱高炽继位。

成祖次子汉王朱高煦，于“靖难之役”中为成祖出力甚多，立下汗马功劳。成祖靖难成功后，本来属意其为皇储。但是长子朱高炽于靖难中也立下守城（北平）功劳，并掌管后勤粮秣，支持燕军获胜，同样有大功。经过各方面权衡，成祖最终于永乐二年（1404年），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封朱高煦汉王，封地云南，以图兄弟安宁。但是朱高煦自恃有功，忿忿不平，拒不就藩，还发怨言：“我何罪，贬斥万里之外！”，成祖无法，只得将朱高煦留在京师。而成祖第三子朱高燧，也因年幼乖巧，钟爱于成祖，封赵王，长居京师。

此后二十年，皇太子一直处于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地步，上不见爱于皇父，下不相容于诸弟，数次几乎失去皇储之位。幸好长子朱瞻基自幼深得成祖喜爱，并于永乐十一年（1415年）被立为皇太孙，明确了皇统世序，间接稳固了皇太子朱高炽的地位。另外诸文臣以儒家嫡庶礼法为依仗，坚决支持朱高炽，所以永乐一朝，朱高炽得以勉力保持皇太子之位。

成祖最后也承认了长子储位正统性，先后将汉王、赵王遣往安乐（山东）、彰德（河南）就藩，平息夺嫡之争。成祖病逝于榆木川，消息封锁严密，以汉王、赵王在京中耳目之多，也没有能够及时作出反应。等到确认消息，皇太子已经在京师继位。

赵王朱高燧也罢了，汉王朱高煦简直暴跳如雷，但是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能暂时忍耐，暗地里加紧叛乱准备，试图将来一举推翻长兄，效仿父亲，夺取帝位。（具体经过，见拙作---回答：朱高煦战功显赫，朱高炽肥胖迟钝，为何朱棣还把帝位传给朱高炽）。皇太子朱高炽继位，即明仁宗，此后立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延续成祖皇统安排。

仁宗为太子二十年，小心谨慎，不敢造次，终于熬到成祖去世，得登大宝，成为大明之主。之后，天性仁厚的仁宗对于试图夺嫡的两个弟弟，厚加亲爱，加禄米并赏赐，意图以兄弟之情，缓解弟弟们的愤恨。但是汉、赵二王表面接受，私下根本不予领情，还是以夺取至尊之位为目标。

仁宗继位时已经四十七岁，步入老年。虽然在政治治国上，确实颇有仁君风范，一改成祖时频繁用兵、御下极严的风格，宽厚仁爱，穆穆俨然长者之风。但是私生活上，脱离了严父压制，为天下之主，松懈之下，不免有些过度。本来仁宗身体就不是很好，即位后一面勤于国事，一面又“操劳”频繁些，于是病情加重，最终竟导致病危。

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病中的仁宗遣皇太子前往中都凤阳祭拜祖陵、皇陵（明太祖朱元璋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之陵），并诏令皇太子祭拜后，往南京居住，以安定江南。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就在皇太子还在江南时，继位不过十个月的仁宗朱高炽，于京师突然去世，遗诏皇太子朱瞻基立即返京，即皇帝位。二十年的太子，十个月的皇帝，至尊之位还没有坐热，就黯然去世，仁宗朱高炽实在是可惜。而汉王朱高煦于京师的耳目，这一次将皇帝驾崩消息探查极快，几乎是第一时间，位于安乐的汉王就得知皇帝大哥去世，太子侄子还在南京！于是立即派出暗骑，自乐安往运河出发，截击皇太子，使其不能回京继位。但是皇太子有如神助，早有准备，远在南京，竟然对京师父皇病情了如指掌。仁宗驾崩后，立即得到消息，马上疾趋返京，二十天内，就自南京抵达良乡。而汉王的截击骑兵，居然还落在太子之后。

朱瞻基抵达良乡后，接受仁宗遗诏，马上入京，主持举哀发丧仪式，即皇帝位，即明宣宗。汉王朱高煦，再次功亏一篑，丧失主动。

宣宗即位后，对于野心勃勃的两叔，还是以感化之意来对待他们。再次加汉、赵两王禄米、并封诸堂弟王爵，以示亲亲之情。而朱高煦起初为了掩饰谋逆行动，还主动向宣宗上奏，以“利国安民四策”言于宣宗。宣宗得奏疏后十分高兴，对群臣说：“汉王此次上奏，所提建议确实有益，可见其诚心。叔父有心改过，朕即当鼓励。”诏令朝廷按所奏事实施，并亲自回信汉王，以示感谢。但朱高煦将宣宗的好心当做软弱，见宣宗态度和蔼，抚慰自己，以为其可欺，更加轻视宣宗，加紧谋叛。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正式谋反，以“诛杀奸臣夏元吉等”的借口，联合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属下卫所、并汉藩护卫，于乐安设立前后左右中五军，打出“定难”旗号，公开对抗朝廷。此后朱高煦还阴谋联络勋臣英国公张辅，但是被张辅告发。宣宗得到汉王作乱消息，开始仍不愿用兵，派內官前往乐安，宣慰汉王。朱高煦面对宣宗使者，大大咧咧南面而坐，声言：“永乐年，父皇信谗言，削我护卫，远徙我到乐安。仁宗即位，尽以以金帛饵我，我岂能郁郁居此！汝归报皇帝，缚奸臣夏原吉等来，再议我所欲。”之后上书宣宗，其中多有不敬指斥之语，谋反昭然若揭。

宣宗得报，叹息：“汉王果反矣。”于是准备派阳武侯薛禄统兵征伐。大学士杨荣等文臣以建文旧事为例，力主皇帝亲征。英国公张辅奏对奏：“愿假臣兵二万，擒献汉逆于阙下。”宣宗说：“卿诚足擒贼，然朕初即位，小人或怀二心，不亲行，不足安反侧。”于是决定御驾亲征。起初，朱高煦得知阳武侯领兵来攻，很是得意，胸有成竹的说：“大事可成矣！”后来得知宣宗将御驾亲征，顿时气焰全无，惶惶不可终日。

宣宗于领兵出征时，仍抱着挽回事态的念头，给朱高煦致信：““张敖失国，始于贯高；淮南被诛，成于伍被。今六师压境，王即出倡谋者，朕与王除过，恩礼如初。不然，一战成擒，或以王为奇货，缚以来献，悔无及矣。”警告朱高煦，交出首谋者，可既往不咎。朱高煦得信后，战和难择，首鼠两端，不能决定，导致部署不及，无法对抗朝廷大军。十二日后，宣宗率大军抵达乐安，四面包围，发出劝降信。朱高煦犹自顽抗，令党羽登城头发炮攻击。而明军以神机营火器反击，声震如雷，击毁城中房屋无数，乐安全城大惧。

明军诸将请立即攻城，宣宗不许，还是致书朱高煦，劝起打消抵抗之心，出城投降。而乐安城中，果然如宣宗所说一样，有人承受不住明军压力，想捉朱高煦父子献于宣宗，以赎从乱之罪。

朱高煦才智远不及成祖当年，内外交困之下，心神大乱，于是偷偷派出使者出城，表示愿意投降。乐安叛军闻讯，再无斗志，纷纷投降，宣宗兵不血刃，消灭汉王朱高煦叛乱。

朱高煦投降后，随军诸臣都建议宣宗处死他，以儆效尤。宣宗念及叔侄至亲，没有同意，只是将其与后妃子女被押赴京师，废除王爵，称“汉庶人”，软禁于皇宫西安门，并专门筑一宫室，名“逍遥城”安置朱高煦及其家人。对于其同党则没有客气，诛杀四百六十余人，发配一千五百余人，往塞外流放七百二十七人。

在平定朱高煦反叛后，宣宗准备回师时，有大臣上奏：“汉逆谋反，而赵王阴与共谋逆久矣。大兵出征，破汉逆，军威正隆，乞移兵彰德，擒赵王。如若不问，则赵王反侧不安，恐日后复劳圣虑也。”

宣宗对于一鼓作气再擒拿赵王，迟疑没有决定。而大学士杨士奇、蹇义、夏元吉都说不可，上奏说：“文皇帝（成祖）仅三子，先帝（仁宗）只此二弟。今高煦自绝于天，咎由自取。而赵王未有反据，倘贸然加罪，恐有伤先帝友爱兄弟本意。”

于是宣宗下诏说：“先帝友爱二叔，于甚。汉王自绝于天，朕不敢赦之，而朕仅余一叔耳。今赵王未著反形，朕不忍欲加之罪，有负先帝仁爱之心，著勿议。”放过了赵王朱高燧。

而朱高燧得知自己几乎就要重蹈汉王覆辙，魂不附体，再也不复之前跋扈夺嫡之心。为表示顺服，朱高燧主动向宣宗上疏，缴还赵藩三护卫于朝廷，以示忠顺。宣宗为体现宽宏，仅收回护卫，返还赵藩仪卫司。朱高燧及时服软，得保首领，此后于宣德六年（1431年）薨于彰德藩地，朝廷赐谥号“简”，称赵简王。其子孙世袭赵王，一直传至明末，算是为成祖保留一脉。

而汉庶人朱高煦，于京师逍遥城内软禁，无聊度日。宣宗念及亲情，日常所奉可称丰裕，所以朱高煦及其家室子女尚算平安，但与之前贵为藩王相比，境遇有如天地之别，所以朱高煦一直愤恨难平。

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无事，便想前去探望软禁三年之久的汉庶人，查看其是否有改过之意，如有悔过，考虑释其回凤阳居住。

宣宗到达逍遥城后，朱高煦明知皇帝前来，但由于厌恨之情，不予理睬，自顾半躺闭目假寐。对于宣宗亲自询问也不予回应。

宣宗懊恼，还是忍住火气，于城内四处探视一番，嘱咐看守不得怠慢，于是准备返回。但是朱高煦怨恨之下，极不理智，趁宣宗返程时，经过自己身边，突然伸脚，将宣宗绊倒在地！宣宗终于勃然大怒，当即令人将宫外防火蓄水的铜缸搬来，将朱高煦压在缸下，准备压他一日，以做惩戒。

朱高熙半生戎马，力气非常，居然将重三百斤的铜缸顶起，作势欲率向宣宗。盛怒下的宣宗再也无法遏制愤怒，命人压住铜缸，堆炭于缸上，点火焚烧。朱高煦惨叫连连，被活活烧死于缸中，尸骨皆化。

此后，余怒未消的宣宗下令，赐汉庶人后妃皆从死，诸子处死，诸女不问。当年“靖难”中威风凛凛、功勋卓著的汉王朱高煦，就在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断犯蠢、作死中，身死家灭，可恨、可悲、可怜。

附：朱瞻基

明朝第五位皇帝

明宣宗朱瞻基（1399年3月16日[2]—1435年1月31日），号长春真人，明成祖朱棣之孙，明仁宗朱高炽长子，明朝第五位皇帝（1425年5月29日—1435年1月31日在位）、书画家，年号“宣德”。

朱瞻基生于北平燕王府。幼年聪颖，深得祖父朱棣喜爱。永乐九年（1411年），册立为皇太孙，多次跟随明成祖朱棣征讨蒙古。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在政治上，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提升内阁地位，任用“三杨”、蹇义、夏原吉等。清革前弊，整顿统治机构，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以振朝风；教导宦官读书参政。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对外关系上，进行第七次郑和下西洋；停止用兵交趾，节省了大批人力财力，也利于交阯与中国各族人民的交往。于宣德三年（1428年）出塞，并修建永宁、隆庆诸城。明宣宗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社会经济空前的发展，与其父明仁宗统治时期合称“仁宣之治”。

明宣宗在书画方面极有造诣，翰墨图书，极为精致。“点墨写生，遂与宣和（宋徽宗）争胜”，书法能于圆熟之外见遒劲。工于绘事，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草虫均佳，曾钤“广运之宝“、”武英殿宝”及“雍熙世人”等印章。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去世，终年三十六岁，庙号宣宗，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葬于景陵。著《明宣宗御制乐府》一卷，至今已佚，存词二首。传位长子朱祁镇。

概述图为南薰殿《明宣宗坐像轴》，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本名：朱瞻基

号：长春真人

所处时代：明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北平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东城区）

明朝：1368年-1644年

朱瞻基：朱高炽之子

人物生平

早年立储

朱瞻基出生于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初九日，朱高炽与其嫡妻张氏所生的长子。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父亲洪武帝朱元璋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并对他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觉得十分吉祥。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马上意识到难道梦中的情景正映证在孙子的身上。他马上跑去看孙子，只见小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一团英气，朱棣看后非常高兴，忙乎：“此乃大明朝之福也”。这件事对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变有着很大的作用。

朱高炽在永乐二年被指定为皇太子，永乐七年朱瞻基跟从明成祖巡幸北京，明成祖令朱瞻基观看农家耕种所用农具及田家衣食，并作《务本训》赠给他。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北征蒙古，命朱瞻基留守北京。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朱瞻基被册立为皇太孙，开始加冠。从此刻起，无论是巡幸北京还是征讨蒙古，朱瞻基都跟随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瞻基跟随明成祖朱棣二征漠北。李谦鼓勇皇太孙朱瞻基追击九龙口，遭到瓦剌骑兵围攻，事危。幸赖明成祖派来的骑兵及时来援才得以解脱险境。明成祖曾经命学士胡广等人到漠北军中为太孙朱瞻基讲论经史。足可见明成祖对其重视程度。他父亲朱高炽为健康不佳所苦，而朱瞻基则长得健壮，生气勃勃。他除了与其祖父关系密切外，还深深地敬慕他父亲，常常保护他父亲使其免遭两个叔叔朱高煦和朱高燧的打击。这一切引起了其他几个叔父的警觉。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于榆木川。八月，明成祖遗诏到达北京，皇太孙朱瞻基亲自到开平迎丧。朱高炽登基不久，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立朱瞻基为皇太子。在以后几个月，朱瞻基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因为南京屡次发生地震，而且父亲明仁宗也想还都南京，所以朱瞻基到南京去帮助完成迁都的准备工作，并拜谒明孝陵。朱高炽在五月二十八日患病时，朱瞻基被召回北京，但当他抵达时，明仁宗已死去。六月，朱瞻基自南京回北京到达良乡，接受明仁宗遗诏，入宫发丧。

即位平乱

主词条：明平汉王高煦之乱

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二十七日，朱瞻基正式登基。他放弃了他父亲把朝廷迁回南京的计划，仍留北京为帝都，这多半是因为他成长在此地，因而与朱棣一样深切地关心北方的边境。当时朱瞻基正在南京，他的皇叔朱高煦准备在半路截杀太子，然后自立为帝。朱瞻基安全抵达京城。回到北京之后，他一方面妥善处理了明仁宗的后事，一方面加紧北京城的戒备，防止有人伺机作乱，然后从容登基，改次年为宣德元年。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谋反。其派一名官员抵达北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当夜逮捕官员上报朝廷。此后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以济南为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起初，朱瞻基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朱瞻基决定亲征，立即召张辅下谕亲征。朱瞻基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之后敕遣指挥黄谦，同总兵、平江伯陈瑄防守淮安，防止汉王朱高煦南逃。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朱瞻基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朱瞻基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

朱瞻基令平叛大军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宣宗命放箭书到城中，对谕党逆者宣以祸福，城中於是很多人欲逮捕朱高煦献上。朱高煦非常狼狈，於是密遣人上奏宣宗，乞求宽解，并明日早晨出城归降，得到宣宗许可。当夜，朱高煦取出积累的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全部毁掉。城中通夕火光照明。朱高煦将要出城时，王斌等人坚持阻止，说宁可一战而死，束手就擒是耻辱。朱高煦则称城小无法获胜。之后出城，大臣纷纷上疏请求用重典。宣宗却阻止，将群臣弹劾奏摺展示给朱高煦。朱高煦顿首言：“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宣宗命朱高煦写书，召诸子同归京师。罪止牵连至倡谋数人，其馀城中被胁迫者一律释放。并逮捕王斌等下锦衣狱。之后，令薛禄等人巡抚乐安，改乐安州为武定州。

大军班师时，部队驻扎在跸献县之单桥，户部尚书陈山迎驾，并进言应当乘胜移师向彰德，袭击赵王朱高燧。宣宗召见杨荣并跟他说了陈山的建议，杨荣称赞其是大计。之后召蹇义、夏原吉，两人不敢持异议。杨荣请求先发送敕令给赵王，指责其与朱高煦同谋的罪过，而大军即刻赶到自然可擒拿了，宣宗听从。

宣德治世

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之后，政局趋于稳定。明宣宗在成祖、仁宗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政治机构，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明宣宗保留了明仁宗时期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明宣宗即位后则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一广开言路、纳谏的风尚。他对大臣说：“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明宣宗即位后，不仅继续轻刑措，而且注意教化。他说：“百姓轻犯法，由于教化未行。”因而命令各级官吏宜申张教化，普及法律知识，以减少犯罪的行为。

明宣宗试图清除军事的腐败现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统治。在历次征战中，贪污的军官只动员穷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征用物资时，向黎民百姓过分勒索。为了清除这些弊病和恢复军事组织的纪律，明宣宗从宣德元年（1426年）到三年（1428年）派出一批批的监察官员去视察和改进各省的军事状况。这些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清查兵员花名册，以确定各军事单位实际的士兵人数和所需的军饷和口粮，从而清除贪污的主要根源。这类使命称之为清军，从此成了御史们的正常任务。明宣宗担心秋高马肥时胡人侵犯边疆，于是整顿兵马，驻扎喜峰口以待敌军。守将奏报兀良哈率领万名铁骑骚扰边疆，明宣宗精选铁骑兵三千飞奔前往。敌军望见远处来军，以为是戍守边疆之兵，即以全军来迎战。朱瞻基命令将铁骑分为两路夹攻敌军，并且亲自射杀敌军先锋，杀死三人。两翼飞矢如云，敌人不敢前进。继而，朱瞻基又命连续发射神机铳，敌军人马死伤大半，剩下的全部溃逃。明宣宗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敌人看到黄龙旗，才知道是皇帝亲征，于是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明宣宗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

宣德五年（1431年1月），明宣宗以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明宣宗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七年（1432年），明宣宗还减免了因遭受水灾的嘉兴、湖州等地。宣德八年（1433年），也减免了不少灾区地区的赋税。

宣宗朝文有“三杨”、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英年去世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重不能视朝，命群臣在文华殿拜谒皇太子朱祁镇。同月崩于乾清宫，时年不到36周岁。遗诏国家重务都由皇太后张氏处置。上尊谥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景陵。

政治

控制藩王

明宣宗登基之后，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明成祖时期削藩不彻底的遗留问题。明宣宗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汉王朱高煦经过精心的准备后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准备就绪的明宣宗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汉王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城，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这次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群臣都劝明宣宗将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网开一面，没有杀他，而是将他废为庶人，软禁在西安门内逍遥城。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朱瞻基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高燧惧，奏请交还常山中护卫。此后，楚庄王孟烷、蜀靖王友堉、肃康王瞻焰相继交还一至二护卫。诸王护卫军被削，此后不再增设。藩王失去军力，难以再谋反乱。宣宗进而颁布禁令，对诸王权力多方限制。

如：藩王不得如前干预地方行政，王府官员不得兼任地方官职。藩王不得与朝内勋戚贵族联姻，嫁娶要选自民间，以防干预朝政。藩王不得自行来京朝觐奏事。藩王及其宗亲族人如私自来京或越关奏事，要受到严厉惩治，直至废为庶人。诸藩王之间不得会见。藩王在封地驻守，不得随意出城。清明祭祖须奏报朝廷允准。子女婚嫁也须奏经朝廷。

分封宗室是太祖定制，势难变改。诸王经多方控制，失去军政权力，或寄情诗文，优游自处，或广置田产，货殖经商。诸王子孙繁衍，多成豪富。明王朝每年还要给与宗禄和赏赐，也是朝廷财政的极大负担。

完善内阁

明宣宗保留了原来的政府结构，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明成祖在位时，内阁是一个谘询机构，明宣宗即位后开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一品，具有大学士等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的官衔，黄淮和金幼孜分别保留户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他们由像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官员协助工作，夏原吉虽不是内阁成员，却能参与决策。但除了这些人外，在明宣宗时期内阁很少进入新的官员。

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内阁定期上朝觐见，讨论紧急国家大事。遵循明仁宗的先例，明宣宗要他们直接呈递密封的奏议以及时确定适当的行动施政方针。此外，明宣宗采用了条旨或票拟这种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明宣宗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明宣宗并不再召内阁大臣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明宣宗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

阁臣任用

在明宣宗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

杨荣像朱瞻基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朱瞻基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

朱瞻基在位期间任用的官员

内阁成员 ：杨荣、杨士奇、杨溥、金幼孜、权谨、张瑛、陈山

名臣 ：郭璡、王骥、顾佐、胡濙、黄福、张本

武将 ＇吴成、滕定、费瓛、李英、吴管者、李贤

宦官制度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指定翰林学士教导宦官们读书。后设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掌印太监。虽然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使办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主要的原因是明宣宗需要信得过的奴仆去处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团都不能提供这样的忠诚和机密性。每当明宣宗并不简单地采纳大学士们提出的决定，宦官的关键性作用就突出起来；这时司礼监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采取适当的行动。此外，各部一般不能与明宣宗一起讨论和复审宦官的建议，那些转递文件的宦官就能在明宣宗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下其手。此措施导致明朝的宦官取得空前的机会去滥用皇帝的特权。

宣德年间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发展的结果。就明宣宗而言，似乎能够控制宦官势力的扩张。他不但屡次下令减少宦官的采购和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导活动，而且他处决和严惩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于提供了正规教育和使用他们处理公文，明宣宗无意地为他们滥用权力开辟了道路。当后来的某个皇帝宁愿怠忽职守或不问政事时，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变得最为严重。

监察改革

明宣宗继位时都察院贪污成风，后来明宣宗制定了几项改革措施，并为都察院定下了新的任务和职能。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任命顾佐为都御史。接下来，明宣宗罢免了北京和南京都察院的43名不胜任官员，接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查。明宣宗对都察院的办事程序和组织都加以规定，都察院的职责也被扩大。新增的两个主要职能：重建兵员名册和视察边境各省。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间，专门规定了一些御史监察的任务，并在以后加以制度化。它们包括视察军屯、建设项目和京营的情况，以及监督南直隶的征税和通过大运河至北京的漕运。

监察工作渗透到明朝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以及外廷和内廷的所有领域；它的活动遍及民事、军事、财政和司法几个方面。它在监督行政工作的运转和向皇帝进行政策进谏方面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间，御史们使240名以上的官员降职，并使其他一些官员任职、复职或得到提升。他们还呈上247份弹劾奏折，至少揭发659名官员和其他17人，同时还呈上251份其他内容的奏议，向皇帝提出忠告和劝谏。

经过宣德三年（1428年）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明朝御史的情况大为改观，在批评时更加直言无忌。他们还提出直率的忠告，不过在触及皇帝私人行为时，他们也会迟疑不决，因为担心会带来相应的处罚。虽然明宣宗对他们表示尊敬，但他对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的御史也是严厉的。这些人被降职、关押或流放；对他们不处死刑。

督抚制度

在地方行政中，明宣宗在位时期最重要的制度发展是地方治理开始向正式的体制过渡。各省任命巡抚，其意义为“巡视安抚”。巡抚的职责是协调三司按察司、布政司、都指挥使司的职责。“巡抚”这一名称已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使用过，成祖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也派26名朝廷官员进行安抚军民的工作。明宣宗遵循这些先例，在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派两名官员到南直隶和浙江去担任“巡抚”。宣德五年（1430年），任期不限定的高级官员被委派去“巡抚”河南、陕西和四川的民政、司法和军事工作时，进一步推进了巡抚制度的定形化过程；宣德十年（1435年），这类委派的任务包括了从甘肃至辽东的北方边境的主要边防地区。在承担长期管辖这样大的地区的任务时，这些专使实际上已把后来称之为巡抚的职务制度化了。

但巡抚从未被承认为实质性的任命，而是把职权委诸同时在中央政府任正式官职的官员的一种专门的委任。这类官员通常是六部的侍郎，特别是兵部侍郎。后来他们被加授高级监察官员的空衔。此外，巡抚还被指定为兼提督军务或参理军务。当军事在行政管理中日趋重要时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普遍了，并且标志着随着军事组织本身的退化文官逐渐地控制了军事。巡抚制逐渐演变成后来称之为总督的管理方式，总督意即被委任去处理涉及一个以上辖区的文职协调人。巡抚在明英宗时得以制度化，这时这些专使之一担任了巡抚和总督，具有明确的军事责任。巡抚制和总督制都在明英宗时趋于成熟；它们成了明代行政等级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

休养生息

朱瞻基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京畿地区发生了蝗灾，朱瞻基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蝗虫。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户部，告诫他们往年负责捕蝗的官员害民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蝗灾小，因此要严禁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还做有一首《捕蝗诗》颁给臣子。宣德七年，还减免了因遭受水灾的嘉兴、湖州等地。宣德八年也减免了不少灾区地区的赋税。

朱瞻基统治的10年间，多次下旨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罢湖广采木。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罢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朱瞻基不但没有同意，还认为他是想用这种扰民的事情为自己谋求利益，将他逮捕入狱。他还多次蠲免税额、积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残疾和户内无丁力者的匠籍。

军事

整饬武备

明宣宗在登基后，多次与臣下分析探讨前代帝王为政的得失，以此为镜鉴，反复告诫朝臣及沿边守将：“天下虽安，不可忘武”，“毋谓已安，虽安不可忘危”，“今国家无事，边塞无警，可以安逸。然居安虑危，乃保邦之道”。他把整治武备与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自昔圣帝明王御天下，所以治乱御侮，安内攘外，为久安之计者，必在严饬武备，修明军政。”只有常保戒虞之心，武备不弛，才不会招致祸患，国家与社会的安宁才能得到长久保障。在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颁布的《御制帝训》中，明宣宗对修武与安邦的关系作了系统阐述，表达了自己的国防观念与思想。他明确指出：善于统治天下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因为祸乱常常起于不测，不戒不虞，就无法应对危机从而维护好政权。故而自古“圣人致严于武备，为之城郭，为之关防，严甲兵以守其国，规画精密，训练有方，强御以遏，兆民以宁”，由此才能达到“天下久安”，这是“长治之道”。如果沉迷于太平盛世，不修武备，一旦祸乱猝兴，必将政权不保。

明宣宗主张必须做到以下三个要点：一是储将，即所谓“简拔勇智，优加禄秩”，也就是要选拔智勇兼备的优秀将领，给予丰厚的待遇；二是养士，即所谓“休息保爱，以时训练”，也就是要爱护抚恤将士，定期按时进行训练；三是广储蓄，即所谓“重农节用”，也就是要重视农业生产，节约开支，多多积蓄财货物资。三者具备，便足以“安内而攘外”。明宣宗一方面强调加强武备对保邦安国的至关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反对无缘无故兴兵，滥用武力。他曾对汉武帝因好大喜功以致“海内虚耗”和唐太宗“恃其英武而勤远略”造成丧师甚众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在明宣宗看来，“兵以御侮”，“穷兵黩武，亦非帝王盛德事”。

治军方略

为防御蒙古各部的侵掠，实现保境安民的目的，明宣宗十分注重加强军队建设，提出了“训练有方，统驭有法”的总体治军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勤习武艺、爱恤士卒、严明军纪、公正赏罚等。这些内容基本上是对明太祖、成祖治军思想的沿袭承继，但也有根据形势变化需要而补充增加之处。为督促勋臣子孙勤习武事，提高军事素养，明宣宗首先从精神上勉励他们以“武事既精、忠孝兼备”的古代名将赵充国、郭子仪、岳飞等人为榜样，谋求建功立业，流芳百世。其次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明确规定：各卫应袭军职之武官子弟平日要赴教场操练，弓马技艺务使精熟；当袭职之时，必须遵照先朝定制“严加比试”，比试不合格者不得袭职。已经袭职者亦须比试武艺，初试不中“且定限令回习熟”，如果再试不中，则予以治罪。除了着力纠治勋臣子弟疏于武技的问题，明宣宗也很注意抓紧对军队的训练。他认为当今“国家无事，正须训兵练将”，只有平时精练武艺，战时才不致进退失措，因此多次下令选调各地卫所军队赴京校阅操练，以保持和提高战斗力。

爱恤士卒是明宣宗治军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大特点。明王朝到明宣宗统治的宣德年间，军户世袭和军屯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军官苛虐士卒、侵占屯田，军士生活困苦、被迫逃亡，开始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严重影响和削弱了明军的战斗力。面对这种状况，明宣宗不得不格外加以重视，由此提出了爱护存恤军士的思想主张。他认为：兵士除了训练有方，还要抚养得宜，“养之厚则得其心，练之精则得其用”。为将帅者要建树功业，仅凭自己的智勇还不够，必须依靠士卒，方能成功。军士乃将帅求取“富贵之本”。因为只有平常善待军士，深得其心，临敌之际才能得其拼死效力，成就功业。“若素不能恤，徒以威驭之，缓急未必得用。”他斥责了各处统兵将领不恤军士，“诛求刻剥，甚于豺虎”，“虐用其力，减克其粮”，以致军士不堪忍受、相率逃亡的种种劣行，告诫他们要以恩抚士卒为念，“矜其寒馁，同其甘苦”“仁如父兄，爱其子弟”。并屡次颁布诏谕，严禁将领压迫虐害军士，包括私役其劳作、占夺其屯田、贪吞其饷粮等等，违者一经奏劾查实，即予逮治。

巡视北边

明宣宗分别在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宣德五年（1430年）十月九日至二十五日、从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九日至十月三日进行了三次边境巡逻。其中宽河之战中，明宣宗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蒙古兀良哈部知道是皇帝亲征，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明宣宗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由于“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明宣宗巡逻希望罢边主和，瓦剌部的脱欢首领抓住机会，于宣德五年（1430年）密遣麦克零部落迎脱脱不花，宣德八年（1433年）被脱欢立为大汗。脱欢以脱脱不花汗的名义统一安乐王、贤义王及和宁王所部，并联姻忠顺王，逐渐侵蚀明朝边界。朵儿只伯、阿端只、猛哥卜花，乘间伺隙，为明边境患。

外交

海外交流

明成祖时期，建立旧港宣慰司、满剌加外府、苏门答腊官厂、察地港抽分所、古里官厂等贸易文化交流中心。”由于“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宣德朝文化交流的海帆不再远航，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海禁政策也带来了很多遗憾。使明朝成为一个被“”（四周都被包围）的文明。如果没有海禁政策及中国人航海事业的衰退，那么中国人和欧洲殖民者的初步接触很可能是在印度洋，而非东南亚。如果是这样，那么远东和西欧文化圈的初步交融可能是另一番面貌。如果中国人接触欧洲殖民者的前哨远在印度洋，那么中国人无疑更加从容。

郑和出洋

朱瞻基登基后不久，明朝周边的哈密回回、满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数十国前来朝贡明朝，几乎是每年都来。宣德五年（1431年1月），宣宗以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宦官洪保从古里前往麦加，王景弘在郑和本人带领舰队主力回国后于九年（1434年）带了一部分舰队驶往苏门答剌和爪洼。宣德八年（1433年）出现了海外使团前往北京的另一个高潮，其中15个使团来自南洋、波斯湾和东北非洲。

安南政策

安南芒族人黎利（至少是高度芒化的京族，但他的早期支持者几乎全是芒族人）反叛，屡次打败官军。黎利请示朝廷，请求重新立陈氏之后为安南国王。朱瞻基认为国中疲惫，远征无益，于是答应了他，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宣德三年罢征南兵。后来黎利篡夺陈暠之位而自立为王。派人入朝纳贡谢罪，请求皇帝册封群臣。有人请求皇帝讨伐黎利，朱瞻基不许，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自此以后朝贡不绝。

日本政策

明宣宗在位期间，明廷设法改善与日本关系。明宣宗恢复了与日本正式关系，由于日本将军足利义持的敌意，这种关系在朱棣时已经处于冰点。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1427年），朱瞻基单方面取消了关于纳贡使团在永乐二年（1404年）的协定，以改善关系。他增加了准许来华贸易的船只和人员。但足利义持继续阻碍任何协定的达成。不过，他的继承者足利义教（统治期1429年—1432年）则对恢复关系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明宣宗派宦官柴山携带一份给足利义教的诏书去琉球，建议恢复关系和增加批准的贸易量。诏书是通过琉球王的斡旋而转到日本的。足利义教对所提的内容感到欣慰，在九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国血统的僧人龙室道渊带领一个使团于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抵达北京，同时随带马匹、甲胄、刀剑和其他土产等贡品。七月，中国皇帝回派一个使团护送日本使团回国，明朝使团在日本受到热烈的接待。

这些互相往来的活动恢复了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其间关系虽然偶尔发生破裂，但是一直维持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原因是双方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将军及其继承者愿意合作，是因为日本人热衷于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进行贸易，并且获得了厚利。明廷希望在镇压倭寇方面取得将军的帮助。明廷认为，他们未能达到目的是因为对方对他们慷慨大方的反应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态度。但实际上将军对海盗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东南亚

朱瞻基在继续他父亲的收缩政策时，只和朱棣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亚和东南亚诸国保持例行的接触，按来朝次数多寡排列，它们包括：占城（8次）、爪洼（6次）、暹罗（6次）、苏门答剌（4次）；来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锡兰、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国。在维持这些关系的同时，皇帝还继续执行不准中国人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更早时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强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盗的骚扰，以及保持一切对外贸易的官方垄断。这些不现实的禁令失败了，因为在执行时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民族

漠北地区

明宣宗在位时期的北方边境还是比较平静的。这种暂时平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阿鲁台对东蒙古人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已被明成祖的五次征讨所破坏。结果，部落领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到朱棣去世时，阿鲁台已经江河日下，因为重新振兴的瓦剌人在脱懽（死于1439年或1440年）的领导下屡次侵入他的领地，迫使他东移。这样，蒙古联盟一分为二：阿鲁台领导东蒙古人，脱懽领导西面的瓦剌诸部落。双方战争不断。阿鲁台的领导权还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卫的蒙古人的挑战。在明仁宗明宣宗统治时期，阿鲁台每年派遣纳贡使团去北京，中国人则以珍贵的丝绸、缎子和其他的礼品回赠。明廷希望瓦剌万一进攻时能够从其处得到帮助，但阿鲁台十分虚弱，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盟友。由于阿鲁台的无能，兀良哈惕蒙古人受到鼓舞，不时威胁中国边境。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当这伙人袭击中国领土时，恰好明宣宗率领3千骑兵视察边境，亲自击退了蒙古军队。

后来明宣宗对边防作了一些变动，在战略要地开平卫之南，明朝军队在薛禄的率领下在一些城市构筑防御工事。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事完成后，薛禄建议把边境防务集中在此，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因为它把几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时又限制了明朝军队，使他们越来越采取守势。

同时在西面，瓦剌已经强大，并在宣德六年（1431年）击败阿鲁台。此事促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没有成功。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纳山之战中，脱懽领导下的瓦剌部击溃了阿鲁台并把他杀死。瓦剌无可争辩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这次胜利后，脱懽保持着与明廷的友好关系。当他野心勃勃的儿子也先（死于1455年）继任瓦剌的领导权后，立即试图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权，局势就完全改变了。

漠南地区

明初洪武控制了许多军事据点，其中主要的据点有亦集乃旧城、镇番卫、宁夏卫、东胜卫（者者口守御千户所）、开平卫（兴和所）、大宁卫、安东卫及吉林船厂。朱棣登基后将北平行都司山后除开平外、丰洲滩东胜卫所尽数废除，但永乐依然掌控及巡逻上述地区。到了宣德时期，朱瞻基内迁亦集乃旧城、开平卫、兴和所，吉林船厂，致使明朝边防出现漏洞。朱瞻基对于游荡在河套的脱欢人马及南逃的阿鲁台细心抚谕，对于受到阿鲁台打击而南迁放牧的兀良哈给予默许，对于被袭击东走的海西女真给予漠视，对于驱逐瓦剌的明军军士给予呵斥。明朝前期撤离阴山边疆后，蒙古草原内乱的失败者不再北上，而是选择了南下这一军事空虚地带，最先进入这一地区的是宣德后期在与瓦刺战争失败的鞑靼阿鲁台。对于阿鲁台的南下，明宣宗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默认鞑靼占据阴山南疆的政治事实，从而促使明朝、蒙古之间政治边界由此明确起来。在瓦刺、兀良哈压力之下，鞑靼残部沿大青山、乌拉山、狼山，不断西走至甘肃境外，从而彻底打通了阴山边疆，将之转变为蒙古各部来往通畅的"阴山走廊”。

哈密地区

哈密卫作为明朝的情报中心，地位非常重要。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土鞑官军，摆摆罗哈剌等七十家居哈密者，皆思归，令怕哈木来奏：‘愿赴京师效力’。上遣内官李信、林春齎勑谕，哈密忠顺王卜荅失里、忠义王弟脱欢帖木儿，‘俾悉遣来’。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忠义王为侄儿忠顺王卜答失里奏求与弩温答失里结姻的婚娶礼币，同一天瓦剌顺宁王脱欢亦奏求弓刀等物，命悉与之。当时明宣宗无意出兵，故而也听之任之。

麓川地区

宣德三年闰四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侵夺南甸、腾冲等处地方。沐晟上奏请发云南、贵州、四川官军五万人及各处土兵讨之。又奏老挝宣慰司刀线歹及宁远州土官刀吉罕恊助交阯，罪不可容。明宣宗认为：麓川之事，前已命你与西南等高层计议怎么抚谕。虽麓川作过必当威服，但念数年来征交阯，讨四川番寇，军民劳弊未甦，所以这次还是让你立即同云南三司廵按、监察御史再遣人招抚，如能顺服不必用兵，果执迷不悛，止调云南官军土军及木邦宣慰司等处夷兵勦之。老挝、宁远，亦不必深究。致使明朝在西南的威信大失，麓川亦大肆扩张，故有英宗征麓川之役。

张志淳在《南园漫录》指出，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个正确决策。“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远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不然，则历今七十余年，为中外所坏，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张志淳进一步分析了致误之由，完全是杨士奇、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隐蔽溢美”行状结果，“李（贤）遂据以为真，而以其事迁就之而笔于书，而不复考也”。李贤、杨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于史、于事、于是非皆颠倒谬误，至终身莫之省”，“顾失实至于如此，然则后世将安所凭哉？良可叹也！”

社会

救济措施

朱瞻基对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旱涝和蝗虫灾害的报告的反应是迅速的。在正常的制度范围内，他对受灾区采用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诸如免税一至二年，减收田赋二至四成，分发免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难民重返家园。为了保证取得理想的结果，皇帝鼓励地方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常常派钦差大臣去各受灾区监督工作的进行。历史学家一般都盛赞宣德帝全心全意地关心人民的福利。

艺术成就

由三杨监修的这个时期的官方记载把朱瞻基描绘成一个擅长文艺和献身于仁政的儒家君主。他不但试图实践儒家的原则，而且通过编写为帝的指南《帝训》（1428年）和类似的教诲官员的手册《官箴》（1432年）而把儒家的原则留给后世。

朱瞻基雅尚翰墨。尤工于画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草虫等。书画作品当作图书赠重臣，上书年月及受赐者姓名，钤“广运之宝”、“武英殿宝”及“雍熙世人”等印章。

图书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他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10人，取五经、《说苑》之类，各类副本，分别贮藏于广寒、清署二殿及琼花岛，以资观览。又建造“通集库”、“皇史晟”以藏古籍、档案。内阁藏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占十三成，抄本占十七成。史称“当是之时，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

历史评价

马文升：言天下之安危系武备之修否，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凡私役一军，私借一马者，皆有重罚，虽有兴造竟不劳军，三十馀年海内晏然。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于武备尤为注意，故出塞千里，胡虏远遯。宣德以来武备渐弛，迨至正统，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败迩。

胡世宁：“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绝古今，徼外四夷无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遗孽阿鲁台为和宁王，马哈木为顺宁王；西封脱脱为忠顺王；东北置奴儿干等都司卫所二百余处。皆以抚绥戎落，藩屏中国。至于南讨黎季犛，复古中国之地，建立交趾布政司，尤为伟绩。宣宗以来，黎贼复据交趾，杀官劫印，不可胜纪。阿鲁台亦为马哈木所并，其东北各卫所亦皆兼并不常，存亡莫考。先朝（宣宗）皆置之不问，盖不劳中国以事外夷。”

何乔远《名山藏》：高皇帝承胡元纵弛之弊，宏振威武以儆天下，成祖以英达之资缵绪大服，海内竦然，振厉者五十余年。昭皇帝（明仁宗）至德深仁不久于位，章帝（明宣宗）继之，乃涵濡以醇懿陶埴，以德义闻四方。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方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农，赈荒惩贪。文事则经史在御，武备则车驾待边。又且却驺虞之祥，禁白乌之瑞。《豳图织妇》，训诰同风。《招隐猗兰》，四诗媲美。凡此皆善政也。而弃交趾于荒外，废胡后于长门，系陈祚于犴狴。毋亦稽中之德，大醇小疵，克终之规，百里九十耶？此则宣宗之失也。虽然，创业固难，守成匪易。仁、宣之治，非高、成不开；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尝考仁宗一祀不永，而继以宣之济美，则久道化成。宣宗十载未多，而溯于仁之监国，则重熙累洽。故原其初造，则仁危于宣，席其已安，则宣光于仁。刘绪缵于元嘉，宋治盛于庆历。王道无旦夕之效，礼乐必百年而兴。呜呼！此其时哉。

谈迁《国榷》：国初严御，每重囚岁械入京辄千百，簿尉巡檄之任，辄烦圣虑，盖详极矣。宣宗幼侍文皇帝出入塞垣，深谙民事。及即位，遽有乐安之驾，非素才武，畴克灭此而朝食也者？然兵不轻试，惓惓以生灵为念。水旱朝奏，赈贷午曁。亲阅囚牍，多所释遣。好文学之士，一才一技，皆被甄录。盖睿质天纵，文翰并美，而不矜其能，尝有自下之色。国家之治，宽严有制，烦简有则，帝实始之。而于废胡后，弃南交，孰为帝谅者？呜呼！废后非盛德事也，其弃南交，比于汉之朱崖矣。

张廷玉等《明史》：“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谊。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44]②“仁宣之治，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孟森：历代阉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当即位初，诏求直言，有湖广参政黄泽上书言十事，其言远嬖佞，即反复以宦官典兵干政为戒，帝嘉叹而不能用，旋即设内书堂，可知嘉叹之为好名浮慕。

赵中男：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瞻基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完善的社会制度，几乎无力阻止这一惨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边疆、武备、阉祸）的总爆发，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剧，也是瞻基个人的悲剧。

《朝鲜文宗实录》：上（朝鲜文宗）谓代言等曰："尹凤率尔告予曰：“洪熙皇帝及今（宣德）皇帝，皆好戏事。洪熙尝闻安南叛，终夜不寐，甚无胆气之主也。’”知申事郑钦之对曰：“尹凤谓予曰：“洪熙耽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早暮。今皇帝（宣德）燕于宫中，长作杂戏。永乐皇帝，虽有失节之事，然勤于听政，有威可畏。”凤常慕太宗皇帝，意以今皇帝为不足矣。”上曰：“人主兴居无节，岂美事乎？”

轶事典故→君臣融洽

朱瞻基是就明代整个皇帝的素质而言他算是一位比较贤德的皇帝了。宣德间，君臣关系相当的融洽，在此略举一例：朱瞻基夜访大学士杨士奇的家。

宣德六年七月的一天，“漏下十二刻，从四骑至士奇宅。士奇仓皇出迎，顿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庙社稷之身自轻？’上曰：‘朕欲与卿一言，故来耳。’”

皇帝有话想与大臣说，完全可以将其诏进宫中，而他却跑到人家家里去了，并且在深更半夜。如果二者没有较为亲密的关系，这一点是不可能做到的。明人焦竑在论及此事时更富有情味：宣德中，驾幸杨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警起，朝服而迎。但见仪从塞屋，香气氤氲，不知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上方倚阑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赐已充庭矣。

一句“士奇，朕在此”，彰显出君臣的和谐之处。

君臣同游

朱瞻基经常带着朝臣一起游览皇家禁苑，例如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的一天，朱瞻基召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18位大臣同游万岁山。他有意模仿唐太宗与18学士君臣同乐的佳话，欲再谱君臣同乐的华章。还特地允许诸臣乘马，并可带侍从二人。进入万岁山园区后，在北门乘马以行，到乾宁门时下马，步行过桥，由宦官引导登上万岁山巅，放眼四望，北京景色尽收眼底。然后朱瞻基令蹇义等人登上御舟，泛舟太液池，在船上摆上御赐的茶及珍馐十余品，由宦官荡桨划船。众文臣兴起，相互唱和。不一会儿，抵达新建的圆殿，该殿地势奇胜，金碧辉煌，恍若身在蓬莱宫阙。这时，宣德皇帝乘马到来，慰劳甚周。大臣们皆叩头称“万岁”。皇帝大喜，在殿内徘徊观览了很长时间。皇帝特召杨士奇和杨荣说道：“尽管天下无事，也不可流于安逸。今天于政务之暇，命卿等至此以开豁心目，这也算是古人所说的‘游豫之乐，不在拘束’吧。”杨士奇和杨荣叩头称谢而退。朱瞻基传谕群臣，令他们凭槛观看宦官驾舟网鱼的表演。然后赐给御酿玉醅酒一坛。饮毕，复命大臣乘马游览小山。刚走一里多，皇上乘马跟至，群臣急忙要下马迎接，特旨勿下。并令宦官陪大臣们到小山饮馔，一定要他们尽醉而归。皇上这才与大臣们告别，乘轿回宫。未行半里，忽遇池中水鸟群飞，皇上亲射一箭，正中一鸟，坠于马前。这时诸大臣刚入小山门，忽然遥见宦官持鸟至，传皇帝命，赐给蹇义等作为烧烤。最后大家皆醉饱而归。

同年七月的一天，朱瞻基登上万岁山，坐广寒殿中，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览都畿山川形势。朱瞻基深有感触地说：“这山这殿，都是元顺帝每日宴游的地方，岂不可感！”侍臣叩头说道：“商纣王的昏庸事迹，是周文王的一面镜子。”宣宗深表赞同地说：“正是这样！”表明宣宗时刻以逸游为戒，游必有度。

黄佐在《翰林记》卷六“侍游禁苑”中，记载了明代皇帝与大臣偕乐同游的事迹。宣宗为了拉拢大臣，而“当时儒臣，每得侍上游观禁苑，而亭台楼阁，靡不登眺，相与笑谈，一如家人父子。凡以通上下之情，而成天地之交也”。

促织天子

朱瞻基品行上的瑕疵通常在野史里和一些文学作品中有记录。比如，他喜好促织，有“太平天子，促织皇帝”之名。促织者，蟋蟀也，民间叫蛐蛐。称“太平天子”尚好，呼“促织皇帝”好像就不太中听了吧。而且他“好促织”的有点过了头，明人吕毖《明朝小史》里载：“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中有一句：“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说宫中尚此戏，其实就是在说皇帝的个人嗜好。君王可以有点爱好，但因为个人爱好，致劳民伤才，并且搞的小民家破人亡，显然就不是有德之君的所为了。

喜爱戏游

朱瞻基既是一个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皇帝，又是一个喜欢射猎、斗促织和喜爱戏游的皇帝。他经常徘徊、徜徉和流连在禁苑中，乐而忘返。从《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中宣宗写的诗来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抛洒在禁苑的山水林草之间，或登临万岁山，或漫步东西苑，或穿行芭蕉园，或荡舟太液池。故宫博物院收藏着朱瞻基的亲笔绘画和反映他射猎、戏游活动的绘画，如《武侯高卧图》、《三阳开泰图》、《瓜鼠图》、《射猎图》（后人定名为《明宣宗射猎图》）、《行乐图》（后人定名为《明宣宗行乐图》）等。

主要作品

文集：朱瞻基有《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四十四卷。前后无序跋，首为帝训二卷，次为序、记、论、说、赋、颂、箴、铭、杂著十卷，再次为古今体诗三十一卷，最后为散套小令一卷。又别出诗集六卷、乐府一卷，似诗集乐府尚有单行刊本，是集中则合诗文、乐府为一集。为明内阁藏嘉靖中精写本。

诗词：朱瞻基有大约两千首诗传世[56]，代表作有：《捕蝗诗》《猗兰操》《官箴》《闵旱诗》

绘画：朱瞻基喜欢绘画，“山水人物、花竹草虫，随意所至，皆极精妙”。其传世画作有《松荫莲蒲图》卷、《苦瓜鼠图》卷、《武侯高卧图》卷、《寿星图》卷（以上故宫博物院藏）、《壶中富贵图》轴、《戏猿图》轴、《嘉禾图》轴、《三阳开泰图》轴、《子母鸡图》轴、《金盆鹁鸽图》轴、《御笔三羊图》轴、《花鸟图》卷、《书画合璧图》册、《山水图》轴（以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及《万年松图》卷（辽宁博物馆藏）等。

人际关系（家世）

高祖父：（追尊）仁祖淳皇帝朱世珍

高祖母：（追尊）淳皇后陈氏

曾祖父：太祖高皇帝朱元璋

曾祖母：孝慈高皇后马氏

祖父：成祖文皇帝朱棣

祖母：仁孝文皇后徐氏

父：仁宗昭皇帝朱高炽

母：诚孝昭皇后张氏

后妃

恭让章皇后胡善祥，原配妻，宣德三年（1428年）以无子被废，正统八年（1443年）去世。天顺七年（1463年），上谥号“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

孝恭章皇后孙氏，初为贵妃，宣德三年（1428年）立皇后，天顺六年（1462年）九月崩。全谥为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合葬于景陵。

孝翼太后吴氏，明代宗之母也。明代宗朱祁钰即位后升格为皇太后。明英宗复辟，降称宣庙贤妃。南明时追谥孝翼太后。

何贵妃，殉宣宗为贵妃，谥端静。

赵贤妃，殉宣宗为贤妃，谥纯静。

吴惠妃，殉宣宗为惠妃，谥贞顺。

焦淑妃，殉宣宗为淑妃，谥庄静。

曹敬妃，殉宣宗为敬妃，谥庄顺。

徐顺妃，殉宣宗为顺妃，谥贞惠。

袁丽妃，殉宣宗为丽妃，谥恭定。

诸恭妃，殉宣宗为恭妃，谥贞静。

李充妃，殉宣宗为充妃，谥恭顺。

何成妃，殉宣宗为成妃，谥肃僖。

郭爱，追封国嫔。

儿子：长子明英宗朱祁镇，母孝恭章皇后孙氏。／次子明代宗朱祁钰，母吴贤妃。

女儿：长女顺德公主，母胡皇后。

次女永清公主，母胡皇后。

三女常德公主，母孝恭章皇后孙氏。

一女说女真妃子所生。

人物争议→重用宦官

明朝与东汉、唐被视为“宦官之祸最烈”的三个朝代。黄宗羲甚至认为明代最为严重，他说：“奄宦之祸，未有若明之烈也。”清初统治者更是认为：“明亡，不亡于流寇，亡于宦官”。其实朱元璋统治期间，对宦官控制很严。洪武初，在宫中树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严禁宦官干政。明成祖后宦官才渐受重用，“当成祖时，宦官稍稍用事，宣宗浸以亲幸。”到宣宗时，采取措施提高宦官地位，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气焰日益嚣张。

宣宗即位伊始，便大力扶持宦官势力。首先是赋予宦官“读书权”。为加强对宦官的培训，正式设立了专门的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在宣宗的大力扶持下，宦官势力迅速崛起，并成为制衡内阁的重要力量。除了在制度上大力扶持宦官势力，宣宗还重用宦官参与政事。朱瞻基还派宦官出使邻国，他们飞扬跋扈，导致邻国国王指出“不明之君在上，宦官用事，则虽中朝之臣尚且畏缩，况在海外之国，岂可守正而不事之哉！”宣宗对太监的宠信已经殃及友邦了。宦官所到之处，则大肆搜刮，鱼肉百姓，导致民怨四起。甚至欺压百官，引起了一些官员的憎恨，以致出现官吏殴打宦官的现象。宣德七年（1432年），宣宗派太监刘宁到各郡清查宦官贪赃受贿，路过故城时，“县丞陈铭闻有内官至，不问从来，辄奋前ㄏ宁，手击之”。可见，宦官在宣宗朝深受重用，其气焰较前代更为猖狂，已成为天下的“公害”。所以清人说“宦寺之盛，自宣宗始”，绝非子虚乌有。

过度崇佛

明初，统治者虽然对佛教控制非常严格，但鉴于佛教的政治功能，又积极扶持、利用佛教为朱明王朝服务。加之太祖、成祖、仁宗各位皇帝对佛教极感兴趣，给予佛教以强有力的扶持。他们尊崇佛教，但多勤于政事，比较有节制。至宣宗时，渐开明代皇帝过度崇奉藏传佛教之门。宣宗执政时期，继承了永乐时期推崇佛教的政策，对藏僧“礼之益厚”，大量封授、供养佛教僧人。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论征曲先、安定功，加国师论征曲先、安定功，加国师宛卜格剌思巴监藏为净慈普应大国师，仑奔宛卜查失监藏为弘慈广智大国师，吒思巴领占为普觉净修大国师，失迦思端宛卜为慧［慈］真修大国师，达巴儿监参为妙慈通慧大国师，……剌麻着星为普善禅师，雁儿吉为普济禅师，江东巴为善悟禅师，楚儿加为玄悟禅师，锁南扎为善智禅师，朵只里监藏为清净禅师，”对藏僧大规模加封，共5位大国师、6位禅师。此后，“（二年）赐西吉簇番阿弘济大国师吒思巴监藏四品银印及诰命”。九年，对已封为“大慈法王”的释迦也失，又册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各种封号可谓五花八门，“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刚（纲）、曰剌麻”。同时，宣宗朝在京城供养大批藏僧，而且越来越多。至“宣宗末年，入居京师各寺者最盛”。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上台后，礼部议减留京各寺藏僧691人；正统元年（1436年），礼部议再减450人。即位不久便裁减了1100余人，而这尚非全部数额。

宣德时期，宣宗不断为崇信藏僧修建寺院。据何孝荣教授考证，朱瞻基及后妃在京城总共修建佛教寺院达九所，其中新建一所，重建六所，重修三所。并认为宣德年间开启了明代中期帝王、后妃在北京大量修建佛教寺院的风气。此外，在其他地方宣宗也支持一些寺院的兴建。宣德元年，敕令在岷州兴建大崇教寺，并特赐寺名。据清代《岷州志》云：“大崇教寺，在城东北四十里，宣德元年敕建，钦赐珠伞、宗桥、金巧等物，犹存。”宣德二年（1427年），又在青海乐都境内修建完成瞿昙寺，这是明代湟水流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目前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一组明代建筑群。宣宗因为信奉印僧食哩沙哩卜得啰，又以其舍利在五台山兴建了大圆照寺。

沉迷娱乐

作为一位“太平天子”，宣宗的宫廷生活“既丰富多彩，又奢靡腐化”“巡游娱乐，甚至放荡”。明代官修正史中对此事是讳莫如深，而在野史、朝鲜史料中所载则俯拾即得。据查继佐称，宣宗“斗鸡走马，园情鹢首，往往涉略。友爱促织，亦豢驯鸽，万姓颇为风俗，稍渐华靡”。他的贪玩，远在朝鲜的史官也颇为知悉，“帝好游戏，一旬不谒太后。且后宫争姤，宫人所出，潜相杀之”。上之所好，下必效焉。在宣宗的示范下，斗鸡走马成为一时风尚。

朱瞻基对斗蟋蟀情有独钟，痴迷不已。即位之后曾经密令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皇帝居然令地方官吏协助采办一千只蟋蟀，颇为荒唐可笑。又据吕毖《明朝小史》记，“宣宗酷爱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复伤其妻，亦自经焉”。斗蟋蟀在皇帝的影响下风靡海内，而普通百姓却因此鸡犬不宁，甚至家破人亡。

朱瞻基还喜欢射猎游玩，据《明宣宗实录》云：“朕此行岂为田猎？……朕为民故，特因田猎阅武，遂饬边备耳。”“田猎”是一种皇家围猎活动，具有狩猎和阅兵的双重性质。实际上是宣宗借巡边狩猎，以满足自己的游猎兴趣。由于宣宗经常外出游猎，怠于朝政，引起了皇后胡氏的不满，劝谏了几句，便被废掉：“（皇后）尝规上游猎，见忤坐废，贬号静慈仙师。”

宣宗沉迷于娱乐玩好，同时也引起了大臣们的忧虑，于是上疏进谏。朱瞻基却置若罔闻，甚至对劝谏者加以惩处。《明史》记载御史陈祚上疏：“时天下承平，帝颇事游猎玩好。祚驰疏劝勤圣学……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圣德，而经筵未甚兴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晰……而邪佞之以奇巧荡圣心者自见疏远，天下人民受福无穷矣。”朱瞻基见疏大怒，非杀他不可。下令将陈祚及其家人十余人逮捕入狱，其父竟死于狱中。严惩谏官，这与朱瞻基的英明形象格格不入。

后世纪念

朱瞻基葬于北京十三陵的景陵中。

在朱瞻基的父亲明仁宗修建陵墓的时候，朱瞻基遵循他父亲的遗嘱，厉行节俭，亲自规划，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竣工了。献陵的规模和耗资均比成祖的长陵少得多，为以后的几代帝王陵墓做出了榜样。

史料索引：《明史·本纪第九·宣宗》《明宣宗实录》

艺术形象

年份  影视剧 演员

1989 《龙庭争霸》 张英才

1999 《百烈刀》 孙苏杰

2003 《永乐英雄儿女》 陈龙

2009 《郑和下西洋》 谢震伟

2012 《江南传奇之十五贯》 卓凡

2013 《天生无才》 魏骏杰

2018 《山河月明》 张举举

2019 《大明风华》 朱亚文

2020 《尚食》 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