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背后的故事，看司马迁一生的罪与罚暨司马迁简介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2-04-23 11:22科技管理研究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句话出自司马迁《史记》第129章《货殖列传》。

司马迁作为汉武帝时期的一介史官，没有高官厚，也不曾经商，为何会对金钱有如此独特的认识？

司马迁的著作《史记》不但开创了纪传体的新形式，还被后人奉为正史之祖，为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他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是如何完成这部史家绝唱《史记》？

1、受父遗命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诞生于龙门。

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被封为太史令，当时的史官掌天时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同时职掌记录，搜罗并保存典籍文献，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档案馆工作，这并不是一个多少显赫的官职，在当时而言，甚至有些卑微。

司马谈一生担任史官30年，在收集记录和保存历史资料，尽了自己一生的努力，为《史记》的创作做了某些不可磨灭的基础工作。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在泰山举行了祭祀天地的大典，史称“封禅”。

而当时司马谈被留在洛阳，未能从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未能见证国家之盛典，是为一生之憾事，不久之后，司马谈抑郁愤恨在心，生起重病，奄奄一息。

司马迁在得知父亲病重，急忙赶回家中，守在父亲床头，父亲一脸泪水，告诉他，自己不能参与“封禅”大典的遗憾和懊悔。“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临终前嘱咐儿子，自己一生抱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就是想利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着手论著历史的计划，而如今自己是不能实现了，希望儿子能够继承父志，继续承接做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撰述一部历史论著。

司马迁含着泪水答应了父亲。

2、二十漫游

有句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20岁的司马迁，他停止古文经传等简编的诵读，去访问名山大川，接触伟大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人民。

从京师长安起程，出武关（今陕西商县），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市），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江，去了长沙（国）的罗县，拜访了屈原投江的地方汨罗江。去过会稽山一探 “禹穴”，途经吴县，上了姑苏眺望五湖，参观了春申君的故城宫室。在游历江南后，又渡江北上，到达淮阴了解有关淮阴侯韩信的故事……

司马迁的这次漫游，在2100多年前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壮举，不但了解了很多地方的风土人情和经济生活，而且考察了历史遗迹，接触了广大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了他的胸襟，开阔了他的眼界。

游历归来后的司马迁，于公元前108年被封为太史令。

3、李陵之祸

公元前100年，匈奴无故扣押西汉使臣苏武，苏武不屈，汉武帝在得到这些消息，于公元前99年，命令将军李广利率3万大军袭击匈奴，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并派李陵负责后方辎重。

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自告奋勇跟武帝请命，愿以少击多，不用武帝派骑兵，单用自己步兵五千人前往匈奴，分散李广利主军正面敌人的攻击。

武帝一见李陵如此英勇，非常赞赏，随派前往。

谁知李陵率领着5000精英步兵，在行进匈奴的路上，遇到匈奴主力军，匈奴一次进攻不行，又再加兵力，前后遭遇匈奴共11万军的围剿。李陵率军奋死抵抗，带领部队一次次突出重围，众将士杀敌无数。

后因李陵军中一人逃到匈奴，告知匈奴李陵军后无增援，只管放心攻打，在匈奴军原本准备放弃攻打的情况下，致使陵军再次遭遇更猛烈的攻击，最终抵抗不住，李陵也不得不投降匈奴。

李陵打了败仗之后，消息很快传到朝廷，原来李陵以少胜多，朝臣都为武帝庆幸，恭祝武帝朝中有如此英勇大将。现在听说李陵打了败仗，投降了匈奴，又都改口，说李陵有罪。

汉武帝拿不定主意，坐朝不安，一日传召司马迁，想听听他对此事的看法。

司马迁认为李陵：

其一，观李陵平日操行修养，表现有国士之风。对母亲至孝，对别人诚实，见财也不眼红，取舍亦有道，谦虚谨慎，甘居人下。

其二，此次为解国家之难，率步兵才五千人，深入敌军腹部，骑兵出入之地，抵抗匈奴10万铁骑，连战十几日，所杀的敌人已远远超过本身的5000军队，就是古代的名将表现也不过如此。

司马迁的本意是想自己直言不讳，希望武帝不要责怪李陵，迁怒于李陵的家人，也同时让那些翻脸不认的朝廷官员，不让他们伺机说李陵坏话。

随知汉武帝还没有听完，就大怒起来。以为司马迁这样表面上赞扬李陵攻打匈奴有功，而背后想说的反过来是说明李广利无功。

汉武帝直接以罪名“诬罔主上”，判了司马迁死刑，下了监狱。

4、何去何从

按照汉武帝时期的制度，犯死罪的人，有两种办法可以免死，第一种，拿钱赎罪，另一种接受腐刑。

从各种资料记载来看，拿钱赎罪的话需要50万。司马迁一个清汤寡水的史官，而且早年游历祖国，并没有多少存款，也没有别的朋友相助，怎么可能拿出这么多的钱。

接受宫刑，无疑是一大屈辱，从男人的角度来看，接受宫刑就不再是一个男人，不但受朝廷同僚的轻视，在世人平民眼中也被人瞧不起。

这是对一个男人尊严的极度挑战，也摧毁一个文人志士的自信。

此时的司马迁已经48岁，本身是因为正义，因为耿直，因为良知而遭遇这种杀身之祸。

到底是选择一死了之，还是忍受屈辱留在人间。

他的内心该如何取舍？他又是怎么对待这不公的命运？

5、就极刑而无愠色

在狱中的司马迁反复思考，如果就这样伏法，＂若九牛一毛，与蝼蚁何异“，若就这样死了，这一生跟一只蚂蚁有何区别，在他看来，这样一死，人家只会以会他罪有应得，该死。

想到一般人总是贪生怕死，留念亲人，而自己父母已不在人世，没有兄弟，孤单一人，对妻子也没有太多顾念。轰然下狱，受辱至死，决然而死，也是情理之中。

然而，想到李斯，韩信，窦婴等人物，“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但到了祸临莫测的时候，也断然没有自裁，想想古今多少英雄，还不是一样遭遇耻辱。

在思考中，司马迁豁然开朗，是的，人终有一死，但是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代价是有大小，死的价值也是有大小的。

值不值得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司马迁觉得他现在这样的死是毫无意义，很不值得的。

思虑万千，辗转反复，想起自己的生平著作史书的理想还未实现，父亲遗命尚未完成。

最终，天汉三年，司马迁“卒从吏议”，甘心下“蚕室”，“就极刑而无愠色”，接受了残酷的腐刑。

从此以后，那个曾经的男人司马迁死了，那个文人士丈夫死了，而一个新的太史公诞生了。从此他的写作得大了更大的力量。

对于因李陵事件而得祸的经过和蒙受的具大耻辱，司马迁在那封有名的《报任安书》里，把自己“隐忍苟活”而不能“推贤进士”的苦心，沉痛地呈现在朋友面前。

他以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最残酷的刑罚莫过于腐刑。人总该有人的尊严，不能轻易受辱。

并在《报任安书》中告诉好友《史记》已基本完成，“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从文中所述，司马迁的理想，抱负和血汗，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的结晶——《史记》已经基本完成。

6、实现理想

司马迁一生，做过郎中，太史令和中书令三个官职。在汉朝体系中，这些官职并不算高，但是他这一生，游历了中华大好河山，阅读了封建王朝的无数资料，接触了无数普通百姓，也认识了当时许多的师友和著名人物。

而正因为当初司马迁没有钱给自己赎罪，而让他对金钱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写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至理名言，一语道破世间真相。

自身的悲痛的遭遇，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为世人留下了这本史家绝唱《史记》。

司马迁这一生的罪，实不为罪，而因罪所遭的罚，却成为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在遭遇严重的致命的打击后，他没有因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倒下，而是和着血泪，继续前行，不断的实践，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一腔抱负和理想。

附：简介

司马迁[sī mǎ qiān]（西汉史学家）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8]。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二十八岁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调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本名：司马迁

别名：史迁、太史公

字：子长

所处时代：西汉

出生地：龙门（夏阳即今陕西韩城，另说今山西河津）

人物关系

司马氏（女儿）司马谈（父亲）杨敞（女婿）董仲舒（老师）伏生（老师）杨恽（外孙）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西汉景、武年间（生年有争议，参见“人物争议”部分），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学游天下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山。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回朝为官

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驰义侯何遗受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请入朝称臣。汉军又诛邛君，杀笮侯，冉駹震恐，请求臣服并设置官吏。随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时正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莋、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复命。

父授遗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却因病留滞在周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南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遗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撰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因为在长安任职，又逢“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或为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因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问故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讨论改历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自建立以来已经102年了。汉室建立之初，诸事草创，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尽管如此，《颛顼历》对朔、晦的计算亦与实际情况相异。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因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儿宽恰好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儿宽去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同年，武帝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遭受腐刑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不久后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还，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武帝便杀了李陵全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52]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史记得传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曾官至宰相，与司马迁之女生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就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主要成就

文史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思想

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天文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名言

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

貌言华也，圣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盖锺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

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家族世系

历史时期 家族关系 姓名 简介

颛顼 先祖 （不可考） 天官战国 八世祖 司马错 六世祖 司马靳 秦国武将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秦朝 高祖 司马昌 秦始皇时期铁官

汉朝 曾祖 司马毋怿 汉高祖时期市长

祖父 司马喜 五大夫爵位

父亲 司马谈 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司马迁 汉武帝时期太史令、中书令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长子 ：司马临 后改姓“冯“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次子 ：司马观 后改姓“同”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女儿 （不可考）： 嫁丞相杨敞

女婿 ：杨敞 汉昭帝时搜栗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丞相，安平侯

外孙 ：杨忠 汉宣帝时安平侯

外孙 ：杨恽 汉宣帝时左曹、中郎将、光禄勋

历史评价

汉代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汉明帝在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下诏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讽刺，贬损当代，非谊士也。”

魏晋

魏明帝曾对王肃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张辅对司马迁和班固作了如下比较：“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朝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则藻辞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晋代著作《西京杂记》中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一百三十篇，先达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据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叙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事不避，亦一代之伟才。”

唐宋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现代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毛泽东曾在与师哲的谈话中叹息司马迁的遭遇，并说“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来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着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人物争议

生年争议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众说纷纭，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张守节、王国维等主张的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其二是司马贞、桑原骘藏、郭沫若等主张的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谤书”争议

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对本朝（汉朝）多有负面描述，即所谓“述汉非”的问题，因此许多人认为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宫刑，故在《史记》中诽谤汉朝来泄愤，故有“谤书”的争议。如东汉末王允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此外王肃、李贤、刘知几、李几、王夫之等均有类似批评。有学者认为《史记》“贬天子”并没有背离《春秋》之义，而是明显存在着思想上的内在继承与演进，并非私人泄愤所作的“谤书”。司马迁通过“直书”的变式——“曲笔”的方式，以秦为鉴，暗针时弊，从而承《春秋》“讥天王”之义而至于“贬天子”之法，以规正汉武帝之失，进而达到 “反王道之本”为后世立训的目的。

后世纪念

陕西省韩城市以南，在俯视黄河的梁山北端有一座祭祀司马迁的建筑。建于此处的司马迁祠始于西晋永嘉四年（310），郡太守建石室、立碑、植柏树。西晋怀帝司马炽祭祀过同姓的司马迁。北宋宣和七年（1125）曾修缮墓垣，建寝宫、献殿、山门。其后，元明清时期又不断修缮改筑，成为今天的祠堂。此司马迁祠的寝宫背后，有司马迁的墓。实际上这不是埋葬墓，只是后人建造、西晋时修缮的。现存圆形坟丘，高2.15米，周边13.19米，墙面铺装以八卦、花纹砖饰。坟丘之上是一株五叉分枝的大古柏。

影视形象

《司马迁》，仇永力饰演司马迁

《大汉天子》，李晟毓饰演司马迁

《汉武大帝》，王往饰演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