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境中崛起：毛泽东领袖之路的历史启示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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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领袖地位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是众多历史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其中，既有革命转折时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为领袖诞生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又有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勇于开拓进取的非凡魄力等多方面的卓越才能成为其脱颖而出的实力展现；既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求真务实的创新思维、知行合一的工作作风等多方面的优秀品质使其具备成为领袖的非凡气质，又有共产国际领导人如季米特洛夫一锤定音的鼎力支持和党内核心人物如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竭力拥护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访西柏坡的讲话中鲜明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集大成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开拓者和实践者，是世代中国人民所爱戴的杰出领袖和所崇敬的伟大爱国者。重温毛泽东在逆境中逐渐成长为中共领袖的光辉历史，从中汲取精神养分和正能量，对于引导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和加强党的领导与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时代价值。

一、主体维度：伟人的成长史、奋斗史——新时代青年唯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毛泽东领袖之路见证了一代伟人的成长与奋斗。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带领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在于他以开创革命新路的坚定信念投人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潮流中去，从而成就了千秋伟业。毛泽东是在革命的血与火中成长起来的，纵观其领袖成长之路，其实就是革命奋进之路。毛泽东早年在创立新民学会时，就把“改造中国和世界”作为奋斗目标。从那时起，他就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紧密联系起来。在改造中国的实践中，毛泽东开始选择了温和的改良主义道路，尝试创造中国式“新村”生活，但湖南军阀张敬尧、赵恒惕的残暴统治和为实现湖南立宪自治而上演的一幕幕丑剧，使他认识到：“政治改良之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之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自身的实践感悟，使他对“革命”有了刻骨铭心的体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残酷的现实环境改变了毛泽东拯救中国的方法，自此他坚定地走上了革命之路，即使在革命低潮时，仍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革命毅力和浩然正气。

孟子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亚圣之言启示我们，大凡大人物要做出开创性的事功，须先经历一番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这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红都瑞金诞生，宣告了革命进人新阶段。但此时，毛泽东却遭遇了另一番难以想象的境遇。由于临时党中央在此时被“左”倾教条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错误路线所主导，毛泽东受到了临时党中央的排挤和打压，政治地位跌人低谷，走向领袖之路遭受巨大挫折。
第一，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的赣南会议上遭批判：一曰“狭隘经验论”，党内事务主义浓厚；二曰富农路线，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三曰右倾机会主义，认为“诱敌深人、后发制人”战略为“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要求红军“先发制人、积极进攻”。
第二，１９３２年１月，讨论攻打赣州时，毛泽东“坚决不打”的主张与中央不一致，被免去中央局代理书记。
第三，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上，前方一线指挥人员与后方苏区中央局领导为毛泽东的去留发生争执，最后毛泽东被免去一切工作，去汀州疗养。
第四，临时党中央为肃清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方针，开展了批判罗明路线和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斗争。
第五，架空毛泽东，让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实职则交由张闻天担任，使其成为中国的“加里宁”。
第六，身患重病，与子诀别。此时的毛泽东疟疾复发，直到长征开始还只能躺在担架上。毛泽东在遭受政治上的失意与病痛折磨的同时，又经历了父子诀别的人间悲剧，只有４岁的毛毛站在路边与父母道别，但最终成了诀别。这成为毛泽东与贺子珍一生中难以释怀的痛楚。

这段时期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遭受的第三次重大打击。它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从时间上看，经历了长达４年的排挤和打压，从１９３１年赣州会议上的错误批判一直到１９３５年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召开。
二是从打击程度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不公正对待，他被免军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被免党职——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被免工作剥夺一切工作权利。
三是从所受苦难深度看，可谓刻骨铭心。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真切地说道：“我们被孤立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但是，瑞金时期的浮沉岁月并没有消磨掉毛泽东的革命意志，反而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考验时，他越战越勇，不服输、不退缩、不止步的革命斗争精神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和释放。最终，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非凡的战略魄力，在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坚决而机智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不仅改变了自己的艰难处境，而且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前途与命运。
总之，他顺应了２０世纪中国发展的革命潮流，既改变了中国，亦成就了其领袖地位。

毛泽东的成长奋斗史启示新时代青年，个人唯有将自己的命运融入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发展，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已经成为青年实现人生价值的奋斗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牢固确立的人生信念。”因此，新时代广大青年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从毛泽东的领袖成长史中汲取前进和奋斗的精神力量，化为克服一切困难和挑战的精神动力，在为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书写人生华章。

二、史实维度：党的壮大史、建设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唯有始终重视思想建党，方能使党永葆顽强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毛泽东领袖之路见证了党的创建、发展与壮大，他个人的沉浮在党的曲折发展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在走向领袖的道路上，毛泽东促进和带动了党的发展，而党的不断发展与壮大亦成就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在党的发展与壮大过程中，思想建党原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思想建党有过精辟论述，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理论基础和重要遵循。列宁曾对理论强党有过深刻论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可以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能从革命理论中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经典作家关于建党的重要原则，使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毛泽东在走向领袖之路的过程中，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党建时期，对党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是古田会议时期。１９２８年１１月，毛泽东向中央汇报了基层党建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其趋向会是错误的。”在随后的九月来信中，中央肯定了毛泽东的思想建党主张。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党员在以农民为大多数且长期在农村艰难环境中进行斗争的情况下，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

二是延安整风运动时期。１９４２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了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从整风运动的意义和实际效果看，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整风运动前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党的思想建设问题，提出如果需要从组织上进行大力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三是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１９４５年4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这标志着毛泽东领袖地位最终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构架初步成型，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定型并保持长期稳定，成为革命胜利的坚强组织保证。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之下，中国革命从逆境中走出，从苦难中逐渐走向辉煌。同时，刘少奇在大会上着重论述了毛泽东关于建党的基本原则：“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他经常指示我们：要把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最终，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被全党所接受，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党章。于是，思想建党原则在全党范围内达成共识，并使全党思想得到了高度统一。

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为最终战胜反革命势力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新时代，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已经成为补足共产党员“精神之钙”、提升党员干部理论修养、使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在回顾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时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可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在新时代条件下的逻辑展开与经验总结。同时，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形成过程与党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结果有机统一。

三、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史、发展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唯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方能保持党生机盎然、长盛不衰

毛泽东领袖之路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之路，又是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而被全党认同与践行之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奠定了毛泽东奋斗一生、革命一生的思想理论根基。１９２０年１２月，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复信时，就谈到了“主义”的重要性：“我们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其中所谈的“主义”，实际上就是指马克思主义。这一年是毛泽东同志思想发展突飞猛进的关键之年。之后，毛泽东在“南陈北李”的启发和引导下，开始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实现自我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转变，由此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１９２０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至此，青年毛泽东终于探求到并掌握了真正的“大本大源”——马克思主义，找到引领自我、实现自我并能动改造中国现实社会的正确道路，并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过程中一步步实现了向中共领袖的跨越。

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却遭到以博古为代表的“洋房子先生”们的嘲讽，称其为“狭隘经验论”，甚至声称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昂扬的革命斗志，不因困难而退缩，不因失败而气馁，由此开始了与“左”倾中央错误思想路线的坚决斗争。在残酷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革命之所以屡次失败，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于是，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在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得到共产国际认可后，他就开始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强调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是毛泽东得以成功开辟革命新道路的前提和先导，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发展和壮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言“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也揭示了毛泽东为何最终能成为中共领袖的关键因素。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质。恩格斯曾对此有过深刻论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我们应在实践中结合本国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锲而不舍地推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国情，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和时代发展趋势，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党理论创新的又一重大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宝库，使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与时俱进，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并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创新发展。

四、实践维度：革命新道路的开拓史、胜利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传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毛泽东的领袖之路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之路，是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从失败走向胜利之路。没有革命新道路的成功开辟，就很难有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形成。由于受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式理解、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的影响和中国以往革命方式的经验启示，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阶段选择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在残酷的革命实践中，革命屡遭挫折和失败，始终未能找到正确出路。当毛泽东独辟蹊径，把革命的战略目光投向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根据地时，中国革命就有了转机，犹如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前行的曙光。从此，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逐渐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革命新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毛泽东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和无私的斗争品格。毛泽东一生崇尚斗争，心中总是涌动着挑战、斗争与奋进的豪迈激情。毛泽东的斗争激情，首先来自他对宇宙本质的深邃哲学洞见。他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事物中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是事物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又是事物保持恒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他将矛盾观点运用于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其次，来自他对人生本质的深刻体认。作为主体的人，面对同自己相对立的自然界、社会和不完善的自我，必须进行斗争。

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调整主客体关系，变革自然，改造社会；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克服假恶丑、张扬真善美。毛泽东指出：“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在走向领袖的过程中，毛泽东经历了革命队伍内部的误解、排挤和打压，还有来自反革命势力的攻击、诽谤和暗杀，来自大自然恶劣环境对人体能的极限挑战，以及与病魔的抗争等。但事物曲折前进的辩证法告诉他：“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新旧两个方面，形成一系列的曲折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斗争哲学及乐观豪放、奋斗向上的人生态度，使他最终走出困境、走向人生顶端，革命新道路也在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破坏、包围和封锁中突出重围、成功开辟。

毛泽东在走向中共领袖之路上的斗争经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斗争哲学，对我们实现伟大梦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历史启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斗争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９５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进人新时代，我们既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情况、新挑战，又面临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进征程中所遇到的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艰难险阻。全党与全国人民要始终具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所传承下来的不惧任何艰难险阻的斗争精神，切实增强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斗争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对斗争精神在我们党实现伟大梦想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有着深刻论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他同时指出：“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向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学习，重温伟人的英雄事迹，领略领袖的高尚品格，因为这已嵌化为我们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仍然需要英雄精神的激励和英模人物的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今天，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因此，我们需要继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毛泽东在走向中共领袖之路上所展现出的斗争原则、斗争方法、斗争策略、斗争品格与斗争依靠力量，都对我们当下斗争精神和斗争意识培育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