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建党之初的选择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2017-05-06 15:52:12科技管理研究所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陈独秀开始在国内各地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个工作只能在认识的朋友和同仁中展开，也就是以北大的朋友圈向外扩展。1920年底到1921年上半年，在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和日本先后建立起来。

1920年12月陈独秀离开上海去广州。陈炯明主持广东，邀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厅长，这是一个月薪200大洋的职务。陈独秀原来在北大任文科学长，月薪300元，离开北大即没有了固定收入，到上海时生活相当困难。群益书局老板汪孟邹帮助他，陈每次来书局，汪给他预支版税。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编《新青年》是养不活人的，所以陈独秀接到邀请后就去广州上任，上海建党和编杂志的事交给李达、李汉俊打理。到广州后，又建立了当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就是三个人：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

1920年秋，有两个俄国人来到广州，一个叫米诺尔，一个叫别斯林。他们以苏联政府代表的名义，在广州设立了罗斯塔（即塔斯社前身）分社。他们到广州前，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凌霜带他们到广州，介绍给“广东革命界”，实际上是介绍给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区声白、刘石心、谭祖荫、梁一余、梁雨川等。

为了开展工作，俄国代表在广州永汉北租了“光光”眼镜店二楼（现在的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为活动机关。俄国代表和梁冰弦、黄鹏声等七人经常开会，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10月，他们创办了《劳动者》周刊。俄国代表同他们在广州酝酿建立共产党。这就是《广东共产党的报告》中讲的“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由于观点不一致，当时在广州的社会主义者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都没有参加。

和陈独秀同行到广州的有一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中称他作B同志），还有李季和袁振英（翻译）。陈独秀和B同志到达后，首先和米诺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就同梁冰弦、区声白、谭祖荫等一起开会研究党的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他起草的一份党纲交与会者讨论，其中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接受。经过两次讨论，意见针锋相对。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的；与其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各走各的路。梁冰弦等也同意分开，这样，无政府主义者便于1921年春退出了共产党。上海、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退出。

与此同时，陈独秀找到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他们是陈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不仅有师生之谊，而且一起参加过五四运动，关系颇为密切。陈独秀知道他们正在办宣传新文化的《群报》，很是称赞，要他们不尚空谈，进行踏实的工作，并和他们商谈了有关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1921年3月，他们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支部。陈公博回忆：当时他们觉得“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在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共产党”。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

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不是北大的关系，而是起源于董必武和李汉俊的邂逅。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7岁中秀才。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法律，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春，他和张国恩到上海，住在湖北驻沪善后协会机关。这时李汉俊正好从日本大学毕业回到上海，与董必武比邻而居。李汉俊在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给董必武讲俄国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政治经济学入门》等著作，董必武深以为然，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

1920年夏，李汉俊回老家探亲时经过武汉，同董必武商量建立武汉党小组的问题。董必武回忆：“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

董必武发展组织的方法是办学。他和张国恩、陈潭秋等人利用湖北教育会的旧址涵三宫创办了武汉中学。全校100多名学生实行男女同校，教白话文，讲授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受到学生的欢迎。他的学生后来也成为湖北共产党组织的核心。

陈独秀到广州后，派刘伯垂到武汉发展党的组织。刘与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曾在广东司法界做事，由陈独秀吸收入党。陈要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刘伯垂还携带了一份抄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的小册子。到了武汉，他分别会见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等人，秘密商讨建党的问题。

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都曾在日本留学，均为同盟会员。包惠僧是湖北一师毕业生，张国恩的学生，当时在武汉当新闻记者。陈独秀曾于1920年2月到武汉讲学，包惠僧作为记者曾采访陈独秀，因而相识。他们与陈独秀、李汉俊直接和间接联系，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建立武汉党组织的思想基础。1920年底，刘伯垂召集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召开第一次建党会议，成立了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遗憾的是，恽代英、林育英、林育南的利群书社，早于他们开始革命工作，但因为没有朋友圈的关系，与中共一大失之交臂。

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也很简单。五四运动中，山东青年有切身之痛，所以非常积极。1919年冬，山东省议员、中华革命党人王乐平在济南组织了齐鲁通讯社，1920年初改名为齐鲁书社，在布政司街开书店，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新生活》《曙光》《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研究》《俄国革命史》等。这对山东新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许多进步的学生常来书店，济南一师的学生王尽美（瑞俊，王乐平的远亲）、济南一中的学生邓恩铭，与王乐平及齐鲁书社建立了密切关系。

王乐平与陈独秀相识。陈独秀在酝酿建党时，让王乐平给他介绍山东的关系，王就介绍了王尽美和邓恩铭。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从北京去上海，曾在济南停留，与王尽美、邓恩铭见过面。同年7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党以后，通知济南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组织，王尽美、邓恩铭便开始筹建工作。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址设在贡院墙根街济南教育会内。这个组织还很初级，只是聚集了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人。最初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贾遇甫（贾石亭）、段子涵、马馥塘、王象午、鲁伯峻、王复元、王用章、王志坚、王纯嘏、王辩（黄秀珍，女）、明少华、方鸿俊（印刷工人）等。王尽美参加中共一大回来后，逐渐发展到五六十人。研究会的活动，主要是读书和讨论。

湖南有“新民学会”的雄厚基础，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留法的蔡和森回信，对他建立共产党的倡议“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但是毛泽东没有谈具体情况。1921年1月，新民学会组织了年会，开了三次。会务报告第二号作了详细记录。

会议讨论一节，“学会的共同目的是什么？”毛泽东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多数人表示赞成。“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选择有二，一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一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表决结果：
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12人：何叔衡、毛泽东、陶斯咏、易克穗、易礼容、陈章甫、张果山、陈子博、钟楚生、贺延祜、彭荫柏、陈启民。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任培道、邹半耕。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李承德。未决定三人：周惇元、刘继庄、熊瑾玎。

但是毛泽东没说明，学会中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12人是否就成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成员。蔡和森192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把新民学会认定为党的早期组织，说“此会共有二三十人”。

毛泽东的朋友易礼容回忆比较准确：“毛泽东参加‘一大’后，大约八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他把我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他说要成立共产党。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当时我们怕人发现，没有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一边谈，这样，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有材料说湖南有个三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三个人，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九、十月，即在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名单我记不清了，当时新民学会的一些骨干都参加了。有陈子博，彭璜，许文煊等。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共产党核心，这是毛泽东建党的重要力量。”

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最简单，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人，建立于1921年4月。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1917年去日本勤工俭学，在日本第七高等学校（相当于大学的预科）读书，开始接触、阅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尤其对俄国和德国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在张东荪办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1920年暑假，周佛海回上海期间，拜访张东荪。一天张东荪告诉他，陈独秀要见他。“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现在似已改为铭德里）二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吴庭斯基在座。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这说明，施存统和周佛海都是在上海先参加了组织，然后到日本去的。

施存统到日本后，与周佛海组成“日本小组”。当时施存统在东京读书，周佛海则在日本南部的鹿儿岛。施存统因为与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者接触，被日本警方严密监控。1920年4月，陈独秀写信给周佛海，让他与施存统一起组建共产党旅日组织，信件被日本警方截获。

据1921年4月29日东京警方的报告可知，陈独秀让周佛海、施存统二人为代表，一是组建日本党组织，二可能是让他们准备出席在上海的中共一大。但是周佛海表示他在鹿儿岛，地处偏僻，请施存统多负责一些。然而后来却是施存统没空回国，周佛海反而在暑假期间回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建立后，又发展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入团比入党门槛低，可以广泛发展。1921年底，北京、上海、湖南等地都建立了团组织，并积极开展了各种活动。
位
附：
中共一大13名代表最终的5种结局
作者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党的“一大”的十三名代表最终有五种结局。一直参与革命并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有两人：毛泽东、董必武。
革命斗争中牺牲四人：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被敌人杀害，王尽美病故，也算是烈士。
曾经脱党但坚持革命的两人：李达曾经脱党，后来又再度入党；李汉俊曾经脱党，但是解放后回来了。
从“一大”代表到脱离革命走向对立面，再到寻找组织、迷途知返的两人：刘仁静和包惠僧，当然他们不能再重新入党了。
叛党变成反革命的三人：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而陈公博、周佛海成了汉奸。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这些人都没有想到将来到底会有怎样的结局，这些不同观念的人以一种学术研讨的形式参加了党的建设。1982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读研时曾访问过当时唯一在世的“一大”代表刘仁静。我问他，为什么您当了“一大”代表?他说，当时只是说要开个会，李大钊有事儿离不开，罗章龙和邓中夏又很忙，就让我和张国焘去了，我根本没想到那是那么重要的一次会。那时，就像在茫茫黑夜之中，50多个知识分子，选出10多个代表开一个会，将来的前景怎样谁能想到?那时他们确实没有感到他们从事的将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事业。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的中共“一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中共“一大”理所当然地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这里，对近年来学界关于“一大”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作以简述。

中共“一大”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召开的吗?

对于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以往学术界根据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的回忆认为，马林来华之前国内没有召开“一大”的动议和筹备活动，所以“一大”的召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有关。还有学者提出，尼克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针对以上说法，最近有学者予以了否定，并认为中共“一大”的发起者更不可能是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是自行筹备召开的。虽然在名义上马林协助尼克尔斯基，完成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但在全局性的工作中，马林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另外从两人的经历来看，马林赴华时已经拥有了在东方殖民地工作的丰富经验了，这一点远非尼克尔斯基所能比。所以不难理解马林在实际工作中对中共的早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尼克尔斯基来华身份与中共“一大”的召开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所以，中共“一大”的召开，既不是马林的建议，更不是尼克尔斯基建议召开的。

中共“一大”的开幕仪式是在哪里举行的?

党的“一大”会议召开的主要地点是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哥哥)家里，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嘉兴南湖召开，这些在学术界本来已是共识，没有异议。但是，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博文女校也是“一大”的会址之一。他们的依据是：陈潭秋在1936年《共产国际》上著文：“7月底大会开幕了……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张国焘也有类似的回忆：“我们交流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租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的课堂。”这些都说明了“一大”开幕于博文女校。另外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记载推出：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和第二次会议都在博文女校召开，分别是7月23日和7月24日，之后休会起草文件占用两天，第五天才转到李汉俊哥哥家继续开会。不过，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包惠僧究竟是不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史学界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一直有争论，主要是12人说和13人说，以往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上。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争论一直比较多，有“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两种主要说法。“正式代表”说中又分为三种：一是“湖北代表”说，这种说法主要见之“一大”代表张国焘的回忆，在学术界持这一说法的基本没有。二是“广东代表”说，在“一大”代表中，周佛海、陈潭秋、董必武及包惠僧本人都持这一说法，在学术界支持这一说法的也比较多。三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说。

“非正式代表”说则有两种说法：一是“串门子”说，出自“一大”代表刘仁静的说法;二是“观察员”说，此说最早出自日本学者小野信尔的《图说中国历史》一书(1977年版)，在中国学者中也有持该说者。近年来，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观点比较一致，认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广东代表。此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那就是包惠僧是临时中央和陈独秀之间的联络员。有学者认为，包惠僧代表资格争议的原因是没有搞清他的身份，包惠僧不是代表，是陈独秀派往临时中央和向大会组织者汇报说明情况的使者。

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何叔衡是中共湖南早期组织选出的中共“一大”代表，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一大”?这是有一定探讨余地的问题。提出这一说法的最早是“一大”代表张国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学者认同这一说法。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这一说法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反响，在一些有关中共“一大”研究综述的文章中甚至都没有提及这种观点。进入新世纪后，又有学者根据陈公博1924年回忆、党的“六大”上绘制的“一大”代表名单、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复信、《毛泽东自述》、《谢觉哉的日记》以及其他“一大”代表的回忆等十几个方面的材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考证，结论是：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

中共“一大”产生的中央机构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对于这一选举产生的机构情况，长期以来党史界根据传统说法认为，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全面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一些党史著作基本上也都秉承此种说法。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中共“一大”选出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成立“中央局”。还有学者认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人员均为三人。主要根据是：其一、“一大”党纲与决议的规定。其二、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三、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斯基的通信称代表大会在结束时选出了由四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委员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总部主任就是其中之一。

怎样看待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和身份?

在中共“一大”的参加者中，有两位外国人，即俄国人、共产国际使者尼克尔斯基和荷兰人、曾担任过列宁工作秘书而由列宁推荐来华的共产国际正式驻华代表马林。

长期以来，研究者往往强调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依据主要来自“一大”代表事后的追忆。包惠僧回忆：“中共‘一大’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他到上海之后与李汉俊、张国焘等人商定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会议”。近年有学者撰文客观评价了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认为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并不像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的那么大：“他到上海后，配合尼克尔斯基工作，参与了‘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部分地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会议，并及时识破了闯入会议室的租界暗探的身份，使这次会议得以继续异地举行。会议期间，马林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主要观点并未被多数代表接受”。

而对参加中共“一大”的另外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在“一大”期间的作用如何?研究者一直不是很清楚。“一大”代表包惠僧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而张国焘则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很多党史专著、教科书或者干脆不提尼克尔斯基这个人，或者提及也只是承袭包惠僧或张国焘的说法，而关于尼克尔斯基的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

不仅我国学界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知之不详，即便是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根本原因就是缺少此人的档案材料。

近年来，关于尼克尔斯基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俄罗斯和蒙古学者查到了尼克尔斯基的档案，终于将尼克尔斯基的身份给搞清楚了。原来尼克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去的，在尼克尔斯基去中国时担负的任务主要有这么几项：
⑴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和举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
⑵担负职工国际(更确切地说，是在赤塔设有分会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的职责；
⑶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
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另外，尼克尔斯基照片同时也被发现，弥补了长期以来所有历史书籍和陈列展览中，中共“一大”15位参加者照片不全的缺憾。

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们的迥异人生结局

核心提示：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召开，与会13名代表在此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留给后人无限感慨。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邓恩铭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陈潭秋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李达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达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

陈公博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周佛海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张国焘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王尽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

王尽美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1922年陈公博脱离共产党：
在一大时期，陈公博担任广州支部的代表。陈炯明在这一年的6月份发起叛乱，带人炮轰了孙中山的总统府，瞬时间广东局势出现变动。而在这个关头，陈公博居然写文章公开支持陈炯明，这一举动收到质疑，没多久他就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从此跟随汪精卫。

1923年李达脱离共产党：
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的国共合作问题上，李达与陈独秀意见不统一，从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接着他就离开了党组织。自此以后，李达投身于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尽管长期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他也从未放弃心中的信仰，于1949年再次加入共产党。

1924李汉俊脱离共产党：
李汉俊在当时与陈独秀、张国焘都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分歧，而大多数人也并不支持他的想法，1923年他选择了脱离组织，1924年组织正式将他除名。

1924年周佛海脱离共产党：
周佛海在当时是旅日代表，1917年他赴日本留学，1922年在东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期间，他的信仰开始动摇，1924年因为国民党右派的影响后来脱离了共产党，之后他就走上了反人民反共的道路。1937年开始跟随汪精卫，做起了汉奸。

1927年包惠僧脱离共产党：
南昌起义过后，由于起义军要在南昌撤出，包惠僧本人对革命持悲观态度，再加上病痛在身，他选择了留在南昌，后来全国各地长期被“白色恐怖”笼罩，包惠僧心灰意冷，选择了脱离共产党。

1929年刘仁静被共产党开除：
他是当时最年轻的代表，因为擅自去往土耳其看望已经被苏共开除的托洛茨基，回国后拒绝汇报在土耳其的情况，因此被共产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1938年4越，在祭扫黄帝陵时，张国焘去往西安投靠了国民党，共产党组织曾多次派人对他进行劝阻，可都无济于事，之后组织宣布开除其党籍。

这七位中有人背信弃义，叛变投敌。有的人没有坚持心中的信仰，由于内心的不坚定和贪图荣华富贵，最终没有成为人民心中的大英雄。


中共一大召开的幕后身影
党史博采官方账号05-17 12:05／文/王树人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出席党的一大的共有15人，其中的13人是全国58位党员的代表，另两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鲜为人知的是有7个人，虽然没参加党的一大，却与党的一大有关。值此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特把这7个人分别简要讲述如下，供读者备忘。

两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因何没参加党的一大

◆陈独秀和李大钊

所谓“南陈北李”，是指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党的一大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二大、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7年7月离开中央领导岗位。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党籍。1932年被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5月27日在四川江津病逝，终年63岁。李大钊，1889年生于河北乐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当选为中共第三届、第四届中央委员。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就义，时年38岁。

1920年8月中旬，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由于它在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中发挥了推动和指导作用，具有发起组的性质，又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 同年年底，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此后，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指导帮助下，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党的一大的发起者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何没有参加党的一大呢？

陈独秀当时正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提出辞呈尚未获准；同时，他还在筹集广东大学预科班经费，也抽不出身，便派正从武汉赶来向他汇报工作的包惠僧出席了党的一大。陈独秀还向大会写了《致出席代表信》，内容有四点：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概括为思想、民主、纪律、夺权。可见，陈独秀对党的一大召开是非常重视的。尽管陈独秀未能出席党的一大，可是代表们还是把他选为中央局书记。

李大钊为何也没有出席会议呢？据《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提供的资料，1918年2月，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出任蔡元培为校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29岁的李大钊很快成为进步教师和学生的一面旗帜。1921年3月中旬，北京大学等8所学校，为要求拨发教育经费等引起教育风潮，整整迁延4个月之久。李大钊作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代理主席（主席马叙伦有病），组织罢工向政府请愿交涉。频繁的事务，使李大钊无法抽身离开北京。况且党的一大是秘密召开的，而李大钊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他的行动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所以李大钊便请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出席党的一大。

参加党的一大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的王会悟

王会悟，1898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虽然她一生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参加了党的一大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会悟曾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任职。后因身体多病，离职休养。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

◆王会悟

1921年6月，确定召开党的一大后，李达把安排各地代表来上海食宿、选择开会地点、安全警戒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夫人王会悟。

当时年仅23岁的王会悟接受了这一光荣使命后，立即想到了和自己交情颇深的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当时正值暑假，学校基本空着，当王会悟找到黄绍兰说“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黄绍兰就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人员不是很多，王会悟只租了女校楼上的三间房。就这样，除上海的两位代表李达和李汉俊各自住在自己的家里外，外地陆续来上海的11位代表有10位住在了博文女校。广东代表陈公博携新婚妻子来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紧接着，王会悟又开始为选择开会的地址忙碌，物色了好几处，均因不理想而放弃。最后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在外地，所住的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李书城的新婚妻子）、年幼的李声韵（李书城与已病逝的前妻的女儿）及一个厨师和一个保姆，再加上李书城有着民国元老的显赫声望，有很好的掩护作用和此处地处市郊，周围环境比较僻静，有利于会议安全进行，因此王会悟就把党的一大召开地点选定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公馆。经与李汉俊商量，李汉俊当即就同意了。

1921年7 月23 日晚，党的一大在李公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24 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25日、26 日休会两天。27 日至29 日，举行了第三、四、五次会议。30 日晚召开第六次会议时，会议开始不久，法租界巡捕房一个密探闯入会场，自言“走错了地方”后就匆匆离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敏感到有问题，当即建议立即休会转移。代表们离开会场（李汉俊和陈公博未离开）后仅十几分钟，十多名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李汉俊以房主亲属身份与之周旋，说这里是李书城先生的公馆，你们有何贵干？巡捕们例行公事般地做了一些盘问，便草草收场。由于会议不能再在李公馆举行，经王会悟建议，代表们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浙江嘉兴，到嘉兴后，王会悟租了一艘中型游船,订了一桌酒菜，领着代表们从城东门外狮子汇渡口坐摆渡船到南湖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会悟预雇的开会游船。代表们上船后在舱中开会和吃饭时，王会悟始终坐在船头放哨，在游船上召开了党的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会后王会悟和代表们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上海。

党的一大会场李公馆的主人李书城


◆李书城

李书城，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1905年7月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1908年10月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应广西巡抚张鸣歧之邀，到桂林任广西陆军干部学堂监督，同时兼任陆军小学堂监督。1910年4月与甘世瑜结为夫妻。1911年武昌首义时，黄兴为战地总司令，李书城为总参谋长。后参加护法战争，任护国军司令。1917年，他的妻子甘世瑜在他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租住的寓所病逝。1918年，李书城出任湖北护国军司令。1918年5月护法战争失败后，李书城回到上海寓所闭门读书，想在书中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1920年秋，从白尔路三益里17号租住的寓所搬迁到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租的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房子，即望志路106号、108号（后改为兴业路76号、78号）居住。
1921年春，李书城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薛文淑，带着警卫梁平离开上海去湖南主持讨伐湖北军阀王占元的军务。7月20日，在李书城等联络下，湖南督军赵恒惕任援鄂总司令，以湘军第1师宋鹤庚为援鄂总指挥，21日湘军两个师由岳州进攻湖北。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李书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顾问。1927年12月因中共一大在其公馆召开，奉蒋介石之命，鄂省国民党军阀将李书城软禁了100余天。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李书城担任湖北省银行董监会监察。抗战胜利后，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从武汉地区的工作重要性和那里党组织活动中断的情况出发，派李声簧（李汉俊之子）和赵忍安到武汉重建党的组织。李声簧住在伯父李书城家中，赵忍安到汉口和成银行当经理作掩护，进行地下活动。两人的秘密工作得到了李书城的全力支持。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李书城受邀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军管会高级参议。不久，李书城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李老先生，见信后速来京共商国家大事。”李书城欣然北上后于9月21日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10月1日受邀出席开国大典，10月19日在政务院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任命李书城为农业部部长。1954年9月27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1964年12月，在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李书城时曾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1965年8月23日，李书城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查找到党的一大会址的沈之瑜

沈之瑜，原名茹志成。1916年5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上海博物馆馆长等职。1990年12月在上海病逝，享年74岁。沈之瑜受命查找党的一大会址当在1950年9月间。当时主政上海的陈毅把查找党的一大会址的政治任务交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负责后，因为此事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故姚溱就把查找党的一大会址的政治任务交给了时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并给沈之瑜提供了两条“线索”，让他去找党的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帮助查找和找到周佛海写的《往矣集》一书。

◆沈之瑜

沈之瑜先从在上海图书馆借来的《往矣集》中，查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地点：一是参加党的一大代表的住宿地点，即“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二是党的一大开会的所在地，即“贝勒路李汉俊家”。紧接着沈之瑜与杨淑慧先后查找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和党的一大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的校址（太仓路127 号）。几天后，杨淑慧向沈之瑜提供了自己在黄陂南路和兴业路的交叉口，即当年贝勒路和望志路的交叉口看到的一处墙上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很像当年的李公馆（望志路106号）。根据杨淑慧提供的这一重要线索，沈之瑜来到那家墙上写着一个巨大“酱”字的“恒昌福面坊”，经过自我介绍和说明来意，被人称为“老土地”的户主董正昌，毫无隐瞒地向沈之瑜讲述了这处楼房三十多年来的变迁。原来，在1920年的夏秋之交，一个陈姓的老太太在此处（望志路）建造了一排五幢石库门式的房子，每幢房子都一楼一底，独门出入。自东向西，门牌号码依次是：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1943年望志路改为兴业路后，门牌号码依次改为70号、72号、74号、76号、78号。陈姓老太太建造这五幢房子，自己并不住，是用来出租挣钱的。房子建成后不久，一个李姓先生就租下了106号和108号，并把两幢房子的隔壁打通，变二为一。后来李姓先生举家从租住的两幢房子搬走。1924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都租下，并做了大规模改造。沈之瑜听了董正昌的讲述，基本上就断定这里就是李公馆，董正昌提到的租了两幢房子的李先生，就是李书城。

沈之瑜初步确定了党的一大会址就是望志路106号（兴业路76号）后，马上通过姚溱报告给中共上海市委。以陈毅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为了最后确认兴业路的那一排房子中的76号确实是党的一大会址李公馆，马上派人去兴业路的那排房子、陈独秀的寓所和博文女校三处照了相。1951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三处的照片前去北京，杨重光在后来是这样回忆的：“……我到农业部找到李书城。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杨重光回到上海向市委汇报后，因为李书城确认了望志路106号和108号（兴业路76号和78号）是他曾经租住的地方，所以确定兴业路76号李公馆就是党的一大会址是准确无疑了。

党的一大会场李公馆的女房东薛文淑

◆薛文淑

薛文淑，本名吴阿藕。1906年生于上海市松江县。7岁时被金山朱泾镇一户姓薛的人家领养，从此有了一个改姓后的文静名字薛文淑。13岁时在广州偶然与李书城相识，李书城给她留下了上海的地址。1920年春，时年14岁的薛文淑流落到上海谋生。她凭着对李书城的信任，来到了上海三益里找到李书城求助。李书城留下了薛文淑，让她寄住在家里。不久还送她去民生学校上学。李家迁往望志路之后，薛文淑改去博文女校上学。

1921年春，39岁的李书城和15岁的薛文淑在望志路结婚。对党的一大在李公馆召开，作为女房东，薛文淑后来是这样回忆的：“党的一大是在我家里召开的。当时书城不在上海，到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去了，随去的有警卫梁平。我与声韵留在家里，此外家里还有娘姨和厨师，连汉俊共5人。党的一大的召开，当时我并不知道，因我文化程度低，对革命并无了解，而且汉俊和朋友们常常在家聚会，都可称是开会。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后来回想起来，那次可能就是在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1年6月，经查实确定兴业路76号李公馆（原望志路106号）为党的一大会址，但是对房屋外貌和当时会场等详细情况说法不一。1954年，包惠僧受毛泽东的委派，从北京来到上海考察党的一大会址，同行的还有薛文淑，3月，包惠僧、薛文淑从北京到上海。薛文淑对“认馆”做了详细的回忆，其中有一点特别重要：她认为党的一大应该是在楼下客厅举行的，因为望志路106号楼上是李汉俊的书房兼卧室，楼下是客厅，108号楼上是她自己的书房，楼下是佣人的房间，而且家里仅有的一张大餐桌（一大的会议桌），一直放在楼下，从来没有搬到楼上过。她还回忆说：“桌上放有一只粉红色荷叶边的玻璃花瓶，餐桌四周放有圆凳若干只，靠墙两边放有椅子和茶几，另有一只两斗长桌放在靠板壁处。”并说，那只花瓶是1921年她和李书城结婚时买的纪念品，原是一对，另一只放在楼上书房的台子上。薛文淑的这次“认馆”意义非凡，它改变了之前李达等人认为会议是在楼上召开的说法。同时，因为李汉俊于1927年就义，党的一大召开时李书城在湖南，作为女房东，她的回忆就显得格外重要。1957年，纪念馆再次请薛文淑等当事人对复原修缮提出意见，她的意见经董必武等人认定后成为布展的重要依据。在大会会址进行复原布置时，会议室就重新放在了楼下客厅，那张长桌也从楼上搬到了106号楼下。从此，关于一大会场的讨论终于尘埃落定。

新中国成立后，薛文淑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科学院、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工作。1965年8月23日，李书城病故。丈夫走后，薛文淑立即和自己的三子一女，搬出国务院分配给他们家的高干公寓房，搬进了仅有五十平方米的普通住宅。1994年7月，叶落归根，薛文淑又回到上海市松江县，同年9月11日，她病逝于泖港镇曹家浜村，享年89岁，葬于上海浦南陵园。她的墓碑上刻着“望志路106号”。因为这里是她人生的转折点，是她和李书城相濡以沫的起点，这里也是中国革命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

闯入党的一大会场的密探程子卿

1921年7 月30 日晚，党的一大召开第六次会议时，法租界巡捕房一个密探闯入会场，自言“走错了地方”后就匆匆离去。那么，这个突然闯进党的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在后来的近70年几乎无人知晓。1990年9月上海作家叶永烈在其所著《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那个穿灰布长衫闯进党的一大会场的人名叫程子卿，现据此书和叶永烈在《名人历史现场》中的讲述和其他资料，把程子卿简介如下。

◆程子卿

程子卿，1882年3月3日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市），后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过学徒。在1900年前后从丹徒到上海谋生。他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时，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把兄弟，外号“程老三”。

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租界大自鸣钟巡捕房当警士。1911年，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被提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上个世纪30年代程子卿曾同熟人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共一大之事时，说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道是中共一大会议。

1943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收回”了上海法租界。8月6日程子卿担任了汪伪市政府的督察处处长。1944年4月2日起改为简任三等警监。8月17日起，他派任伪上海市政府督察处第二督察区主任督察长。是年12月1日，又转第六督察区担任主任督察员，直到1945年2月12日免职候用。抗战胜利后，据说程子卿曾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挂职，拿份干薪，但并没有什么职务和职责。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在上海因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审查后，他便向宋庆龄求助。这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期间，曾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就是一些中共党员被捕后，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经过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说明，程子卿没有被捕入狱。此后程子卿赋闲在家。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在上海建国中路家中病逝，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