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伟大觉醒”的集中体现
2021-12-08 19:19中国管理科学研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沿用同样提法。其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是一种新提法，并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同列为党成立的原因。这个“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醒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对国家出路探索的深刻反思，是对建党过程新的总结，更加准确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伟大觉醒”是一个不断觉醒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伟大觉醒”的集中体现。

对坚决推翻封建主义统治的认识有了“伟大觉醒”。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拯救民族危亡，有的人主张推翻封建主义统治，有的人则主张还要依靠封建主义统治。在尝试多种救国方案均告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封建主义统治的腐败和落后，认识到必须坚决推翻封建主义统治，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历史的实践也告诉中国人民，要推翻封建社会主义统治，需要有能够凝聚起强大力量的先进组织。正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对坚决推翻封建主义统治的认识有了“伟大觉醒”，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找到了革命的对象。

对西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了“伟大觉醒”。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早期的先进分子面对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能不能拯救中国这一问题曾一度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强调即使是探索失败了还要继续探索。中国虽然长时间学习西方，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还十分迷茫，没有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回原形，暴露出资本主义同样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通过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更让中国的先进分子认清了西方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本质。正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了“伟大觉醒”，才促使他们奋起，努力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选择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革命目标。

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有了“伟大觉醒”。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学习、宣传，人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对十月革命的意义和作用有了清醒的认识：十月革命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是全新型的革命，它建立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答案，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有了“伟大觉醒”，坚持要走俄国人的道路，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发展的方向。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了“伟大觉醒”。十月革命之前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零散的，也没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俄国人的革命实践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从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良方。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了“伟大觉醒”，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认识有了“伟大觉醒”。中国的工人阶级产生于19世纪40、50年代，除了具备世界工人阶级的一般特点之外，自身还具有独特的特点。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达到两百万人左右。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后期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也逐步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正是中国先进分子对工人阶级的认识有了“伟大觉醒”，看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对建立先进组织的认识有了“伟大觉醒”。五四运动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在与毛泽东的通信中，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毛泽东完全赞同蔡和森的主张，明确提出以唯物史观为党的哲学根据。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通过了党纲、成立了中央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从此，中国人民就有了主心骨。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建立先进组织的认识有了“伟大觉醒”，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其他政党，这是一个新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形成的红色基因，为其茁壮成长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深刻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也深刻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趋势。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


十月革命[shí yuè gé mìng]1917年11月7日俄国苏维埃武装起义

俄国十月革命，又称红色十月、十月起义、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或布尔什维克革命，获胜的苏联红军一方称之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联合贫农所完成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1917年俄国革命中第二个、也是最后的重要阶段。因发生在俄国历法（儒略历）1917年10月25日（公元1917年11月7日），故称“十月革命”。
1917年11月7日，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 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是经伟大革命导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 同志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革命推翻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俄罗斯共和国），为1918年—1920年的苏俄内战和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奠定开端。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胜利前进的道路。

人文地理背景
1703年5月27日，于兔子岛上举行了隆重的圣彼得堡奠基仪式；彼得大帝首先在涅瓦河三角洲的兔子岛上修建了彼得保罗要塞，驻重兵把守，以防御瑞典军队的进攻，后扩建为城；至此，波罗的海出海口从此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创建了波罗的海舰队，使俄罗斯帝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海军。
1712年，俄罗斯帝国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圣彼得堡定都200多年，直到1914年，这一时期一直叫圣彼得堡。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俄罗斯帝国同德国是敌对国，因为圣彼得堡的“堡”字是源自德语发音，当局决定把城市改名叫彼得格勒。
1924年列宁逝世后，为了纪念列宁，城市改名为列宁格勒，“格勒”在俄语中为城市的意思。
1991年9月6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宣布列宁格勒恢复圣彼得堡旧名。
1992年1月，为了给城市重新命名，圣彼得堡市又举行了一次全民投票。结果，大多数人赞同改回圣彼得堡老名。这样做，一是为了纪念彼得大帝，同时，也标志着苏联时代的结束。
（以下布尔什维克简称布党，孟什维克简称孟党，社会革命党简称社党）

1905年的失败革命
1903年布党与孟党决裂后，布党开始建设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方式的秘密革命家组织。布党自1903年开始的组织工作实质上就是在为持久人民战争作组织上的准备。在这个阶段，俄国的持久人民战争尚处于襁褓中。
2年后，1905年革命爆发。在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民众的推动与积极参与下，布党于1905年12月掀起了莫斯科起义，起义持续9天并且引起了其他各地的暴动与起义，起义最终因遭到血腥镇压而失败，但这也标志着沙皇的专制统治再也难以维系下去了。此后，武装斗争没有因为大规模起义被镇压而停止，游击战争被到处发动起来。布党战斗队在各处组织武装示威，暗杀镇压人民、不得人心、罪大恶极、为人不齿的官僚及职员等。通过这种方式，布党用战术上的进攻进行战略上的防御，用退却战为重整党的组织提供有效的掩护，为党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同时在社会上，布党所发动的各形式武装斗争增强了布党的影响力，为在第二届杜马内展开的合法公开斗争积累了一定群众基础。战略防御阶段从1905年莫斯科起义开始，起初的革命力量还很弱小，革命力量只能对反革命力量采取战略防御。

1906年到1907年有两届杜马。在1906年，由于认为革命高潮将如闪电般重新归来的缘故，布党抵制了1906年杜马选举，但由于孟党只采取了半抵制策略，同时由于农民中的群众工作在民粹派的影响以及布党自身尚幼稚的缘故而开展不足，布党的抵制行动实际上并不成功。列宁在此后的总结中明确，由于革命已真正转入低潮，因而抵制政策是错误的。
在1905年后的革命低潮期，革命派内产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召回派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取消派（经验批判主义、普列汉诺夫），前者要求召回党团，只进行非法斗争，后者要求取消非法斗争，只进行合法的斗争。列宁等布党党员对这两种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封建残余——不得人心
1907年后，布党暂停了武装斗争。尽管暂停了武装斗争，但是布党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准备，其将将任何一个可供宣传的地方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提高工人革命觉悟的战斗舞台。
布党不放弃暴力革命的事实还表现于在其推动每一次“革命高潮”发展成起义的行动中。从1907年到1917年这十年当中有多个时期被布党判断为“革命高潮到来”，而在每一个“革命高潮到来”时期，布党实际上都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实际准备，诸如制造炸弹、收集武器等，这些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实际上也一定程度地磨练了布党及其群众组织，促进了其战斗力的提升。从这一角度，尽管布党暂停了武装斗争，但是其仍是“半武装”的，布党也仍是“半”军事的。
1907年起彼得·斯托雷平上台执政，政治上依靠铁腕政策维护沙皇专制，残酷镇压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经济上实行寡头资本主义政策，推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实现了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其掠夺性私有化改革的极端不公正，使得底层民众并没有从经济的发展中获利太多，反而使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私有财产遭受损害，社会不满度急剧上升。
由于当时俄国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是德国人（黑森和莱茵大公国阿历克丝郡主），战争期间曾向前线发了一封电报要求皇帝宣布停战，加上皇后派中坚人物拉斯普京也在1914年极力反对俄国同德国开战，结果俄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的一系列军事失败，使皇后派被国内各方指控为德国间谍，皇后也被称为荡妇（实际上二者都无任何确凿证据）。这导致罗曼诺夫皇室成为众矢之的，彻底摧毁了沙皇“小父亲”的形象，这个形象在俄国百姓的心目中保持了几百年。
1916年12月29日（俄历12月16日），拉斯普京被暗杀，暗杀者包括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皇族成员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罗曼诺夫大公、俄罗斯杜马右翼议员普利什凯维奇、尤苏波夫的密友苏霍金大尉。这场暗杀事件使俄国国内各方矛盾表面化。
1917年，拉斯普京死亡不到一个月，社会民主工党率先在首都彼得格勒策划了反帝国主义战争示威运动，要求停止战争，运动接着扩展到莫斯科、巴库等大城市，获得了反战者的支持。3月8日，彼得格勒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罗曼诺夫王朝灭亡，俄罗斯帝国政权瓦解。

二月革命时期
在1917年3月二月革命中，工人和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布党则号召：“推翻沙皇制度，争得民主共和国”，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因拒绝暴力而没有领导这场令他们惊恐的暴力革命。胜利后，便由工人和士兵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并由士兵苏维埃掌握了首都的主要武装力量。俄历3月2日沙皇退位后，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都掌握在苏维埃手中。
1917年11月7日下午，冬宫被包围
两个政权同时在首都并存，是因一战俄军失利和工兵起义推翻沙皇从而武装了苏维埃才最终形成的。

政权并存——七月事变
二月革命后，俄国存在着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一个是以立宪民主党为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一个是以几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的苏维埃；另一个是以布尔什维克党为首的几个较小的革命派社会主义政党，十月革命即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终局就是根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来。
俄历2月27日二月革命胜利的当天，主要由孟党和社党两党联合召开了首都苏维埃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是由两党所委派。
布党在其中成为少数派的主要原因是：
一，布党长期地下工作，缺乏参与普选的合法选举的经验；
二，俄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最多；
三，布党的工人、士兵正在同沙皇的军警作战而不能参会；
四，一战期间，城市市民中大批老城市工人被征调到了前线；
五，战争镇压，致使多数布党领导人还在监狱或被流放。
退位当天，资产阶级与苏维埃达成协议，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且资产阶级掌握临时政府的所有主要部门。
政府成立后发生政权危机，于是企图通过战争来摆脱危机。但军事冒险遭到惨败。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特别是士兵。7月3日，工兵们进行街头示威，示威即将激化的时候，布党紧急做出劝阻，但起义还是发动了。布党又决定于第二天进行和平示威，使游行成为和平有组织的运动。
自推翻王权后，布党就主张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在由苏维埃起着主导作用的有利条件下，可以和平地消除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这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性。但会及时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并同工人联合起来。这是布党对革命可能和平过渡的一个基本认识。
7月4日，和平示威在布党的组织下，高呼“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大量彼得格勒工兵参加了游行。当日下午，临时政府进行镇压，宣布首都戒严，解除工人武装，封闭《真理报》并通缉列宁。这就是著名的七月事变。
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斯维尔德洛夫
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斯大林

粉碎叛乱——时机成熟
七月事变把小资产阶级推向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保权，调和矛盾，推举小资政党社党人克伦斯基出任总理。但无力解决工兵农强烈要求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八月底，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科尔尼洛夫发动了一起反革命叛乱。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准备恢复君主制。
俄历8月25日叛乱开始。叛军攻向首都，首都内反动组织也准备叛乱。布党是反对叛乱斗争的领导组织者。三天内有大量工人参加赤卫军。叛军受阻，内部瓦解。8月31日，叛乱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
临时政府暂时保住了，但其威信已被严重损害，加重了小资产阶级政党政权的信任危机。
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列宁主张，党的全部领导力量必须集中在工厂和兵营，并为此草拟计划。他主张工人，海军和陆军配合起来，首先占领基础设施。最坚决的分子当成立小队去占领最重要的据点。最优秀的队伍去占领中枢机关。握住起义的适当时机。列宁一再坚持鼓动立刻发动武装起义。

列宁在准备武装起义
1917年10月10、16日，布党中委会在彼得格勒召开秘会，列宁出席，为统一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有效地领导将来的武装起义。
起义由军事革命总部领导，原本一切顺利。但有两位委员强烈反对。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公报上泄露了布党准备起义的全部信息，在这成败攸关的时刻，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组织和同志。
列宁强烈地批评了他们。
列宁没有胆怯，起义仍将举行，地点设在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在彼得格勒所有工厂的两万余工人赤卫队全副武装，他们等待军事革命总部发出开始起义的一声号令。

主要过程
“二月革命”及两个政权并存→列宁的《四月提纲》→“七月事变”→粉碎叛乱，革命时机成熟→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其他起义→“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二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七月事变成为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终结点，资产阶级已经举起了刺刀，和平过渡的通道已经被关闭，自此政权基本上已经转到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一个软弱无力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苏维埃
临时政府得到了布党要起义的消息。他们仇恨害怕得要命，疯狂地纠集力量。
根据列宁的指示，布党决定提前起义。彼得格勒工兵，已转到布党的领导下，军事革命总部负责起义总指挥。
临时政府是不会罢手的，他们准备封闭桥梁。但很快他们的努力就被赤卫队员破坏了。

列宁的伪装
列宁得知后，没说一句话，迅速掏出了假发，穿了件大衣，急匆匆地走出大门。交通委员拉希亚跟随着列宁。上了电车，朝车场开去。下了车后，突然两个士官生骑在马上冲他们叫道：“通行证！”他们没在意列宁扮成的老头，他迅速离开。拉希亚拖时间让他走远，之后士官生并没有伤害拉希亚。
“谢谢！”列宁简短地说了一句。
斯莫尔尼宫内集合了大量武装的工兵。列宁盼望已久的时刻即将到来了。他走进去，摘下帽子，同时摘下假发。大家认出了他，非常高兴，好像力量、胆量和列宁一起来了。
联络员进来领取了指示。命令是：占领电报局、电话局、火车站、桥梁，占领政府的所有机关。
“赤卫队，集合！”在斯莫尔尼宫的场地上，口令立时如雷贯耳。火堆在燃烧，满载着武装工人的卡车向前开去，消失在10月的夜色之中。士兵和水兵也出发了。

起义爆发
公历1917年11月6日至7日（儒略历10月24日至25日）夜里，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
11月7日晚九时，列宁领导赤卫队员、士兵和民众包围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并于次日凌晨两点占领之。
根据前苏联官方的说法：晚上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起义成功的士兵用炮轰击冬宫，而且在冬宫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而苏联解体之后研究资料表明，当晚在冬宫附近并未发生武装冲突，守卫冬宫的仅有一个妇女营和一个士官生营，在人群的冲击之下很快就投降了。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自己打开了冬宫大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政府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而阿芙乐尔巡洋舰正在大修，没有装弹也没有人员。被临时任命的阿芙乐尔号的政委别雷舍夫仅仅向冬宫打了几发空包弹（没有弹头）。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1917年11月6日，列宁秘密来到起义总指挥部——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武装起义。从1917年11月6日夜间到11月7日上午，二十多万革命士兵和起义工人迅速占领了彼得格勒的各个战略要地。7日凌晨1时起义部队占领了邮政总局。2时攻占了波罗的海火车站和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接着关闭了政府大楼的照明电路，电话局切断了临时政府和司令部的大部分电话。6时左右，赤卫队员、士兵和水兵已经占领了皇宫大桥。除了宫廷广场和伊萨基耶夫斯卡广场地区，其他地区几乎都掌握在起义者的手里。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坐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仓皇逃跑。10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散发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已转归苏维埃。但临时政府仍负隅顽抗，2000多名军官和士官生继续盘踞着冬宫。
1917年11月7日下午5时～6时，2万多名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员、9辆军车包围了冬宫。军事革命总部向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它于1917年11月7日6时20分缴械投降。8时过后，遭到拒绝。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发出了总攻的信号。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在雷鸣般的“乌拉”声中越过了街垒，迅猛的冲向冬宫，在冬宫的楼梯间里和楼梯上，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员同士官生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到1917年11月8日凌晨1917年11月8日1时50分，临时政府的成员（除克伦斯基逃跑外）全部被擒终于被攻克。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击垮，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俄国革命将要由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战略相持转为革命力量的战略反攻。
结果
当夜，在攻打冬宫的隆隆炮声中，全俄罗斯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大会首先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1917年11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1917年11月8日，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和平法令》揭露了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迫切希望和平的愿望，建议一切交战国立即进行谈判，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土地法令》法令规定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交给劳动农民使用。最后，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下设各部，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各种职能。斯大林当选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当选为外交人民委员。
列宁彻夜工作，写出了《土地法》。
11月9日清晨大会胜利闭幕，它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成立。
意义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诞生。十月革命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改变了俄国历史的发展方向，用社会主义方式改造俄国的道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1949年写了一段这样的论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十月革命也结束了资本主义独占天下的局面，并为之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评价
由于列宁承诺会在革命后为人民带来和平，十月革命后，俄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此次革命后被枪决。革命引起了西方社会极度的恐慌，并支持俄国的对抗势力，希望扼杀革命，从而引发战争，托洛茨基说苏维埃的权力是由内战建立的，事实上俄共的权力是在内战后才建立起来的。
十月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获得的胜利。第一个宣称为实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因此诞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上由此获得了更广泛的影响，传统资本主义世界受到极大的冲击。也有人认为此革命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序幕，触发了此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也因此得到了更多支持。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对抗也从此开始，直至冷战结束，苏联解体。
十月革命第一次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变革。十月革命也对其他国家的社会进步（比如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当天，刘镜人在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的电报中说：“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70]随着十月革命对中国影响的扩大，《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曾经评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立宪会议
注意：以下日期转换为俄历
在临时政府执政期间，克伦斯基曾多次推迟立宪会议的召开，为此列宁曾多次猛烈抨击临时政府。在1917年10月25日（1月7日）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71]中，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再次宣告：“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1917年11月12日，举行立宪会议选举，结果获得多数票的是社会革命党人——40%，布尔什维克只获得约23%的选票，处于失败的状态。尽管如此，立宪会议还是定于1917年11月28日召开。但是，28日这天，立宪会议没有召开，人民委员会决议将立宪会议的开幕时间推至1918年1月5日。28日，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的塔夫利达宫前游行示威，对布尔什维克政府推延立宪会议的召开表示抗议。人民委员会下令镇压，禁止立宪民主党的活动，并逮捕该党的领导人。
塔夫利宫——第一届国家杜马在此举行。
1917年12月6日，列宁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声明》：“主要由于前全俄选举委员会的过错，立宪会议的选举拖延了下来，加之反革命集团组织了立宪会议特别委员会同苏维埃政权建立的人民委员会对抗，因此到处都在传说，立宪会议绝不会按照目前组成的情况召开。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声明，农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敌人恶意散布的这些传闻纯属谣言。根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人民委员会的法令，立宪会议的代表只要有半数即40名按照规定到达塔夫利达宫办公室报到，立宪会议即可召开。”同一天，列宁在起草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农民书》中，直接向农民呼吁：“让每个村庄都从立宪会议中召回那些没有公开声明和没有利用行动证明自己完全承认这些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代表或农民苏维埃和农民机关的代表吧。”
实际上，列宁是寄希望于各地农村将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召回去，使到达塔夫利达宫报到的代表不足40人。这样就可不召开立宪会议了。12月11日，列宁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明确表示对立宪会议选举结果的不满意，他指责：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没有“正确表达人民的意志”，从而产生了危机。他认为解决这一危机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改选立宪会议的代表，立宪会议无条件地承认苏维埃政权；另一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因立宪会议而产生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作掩护。凡试图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政权手脚的行动都是帮助反革命的行为”。

一月剧变
1918年1月6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法令，解散立宪会议。在会议上，列宁发表了讲话，他说解散立宪会议是“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他还将来到准备召开立宪会议的塔夫利达宫比喻为是“好像置身于死尸和木乃伊中间”。他还对布尔什维克党人过去支持召开立宪会议作出了如下解释：“谁要是说我们以前拥护过立宪会议而现在却把它‘驱散’，那他就是没有一点头脑，只会说一些漂亮的空话。因为过去，同沙皇制度和克伦斯基的共和国相比较，立宪会议在我们看来，要比那些臭名昭彰的政府机关好，但是，随着苏维埃的出现，这种革命的全民组织当然无可比拟地高出世界上的任何议会。”
1月10日召开的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立宪会议”。
会议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简称“俄罗斯联邦”，将“工农临时政府”改名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18日，这次代表大会颁布法令，取消苏维埃政权法律、法令和决定中一切有关立宪会议的内容。但是，迅速结束战争依然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一开始，苏维埃政府建议所有交战国停战，进行和平谈判。这时，任代理最高总司令职务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鹤宁将军受派和敌军司令部就和谈问题进行接触。但杜鹤宁并不承认苏维埃政府的权力，人民委员会以他不执行和德国人立即进行和谈为由，撤销了他的代总司令职务，任命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为总司令。

俄国内战
由于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使俄国再次出现两个“政权”现象。以布尔什维克党为首及工人、士兵为代表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与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为首及资本家、地主、军官为代表的临时政府发生了内战，俄国革命力量对反革命力量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式开始。布尔什维克原本上是不承认临时政府，将临时政府的进攻叫做“叛乱”。

1918年3月3日，苏俄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苏俄成功地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争取了喘息的时间。3月9日，第一批英国陆战队就以履行盟国职责，防止德国舰队入侵为由，在苏俄北方重镇摩尔曼斯克登陆。法美意的军队也接踵而来。
1918年3月9日协约国开始武装干涉苏俄。
8月，协约国军队侵占了阿尔汉格尔斯克。
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于4月5日出兵占领海参崴。8月，美军也在该地登陆。德国军队则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乌克兰。这时外国干涉军尚未公开打出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旗号，没有向苏俄中心地区进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加紧了武装干涉，于1919～1920年先后利用高尔察克、邓尼金等白卫军组织了对苏维埃政权的进攻，均遭失败。
“取得了全线的胜利。”病床上的列宁：“你说什么！？”
1922年10月，外国干涉军全部被逐出苏俄领土。

建立国家
在经过三年艰苦的国内战争后，粉碎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地主资本家的武装叛乱，保卫了苏维埃政权。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俄国资产阶级、封建地主残余势力被击垮。

列宁逝世
1924年1月21日列宁病情急剧恶化，当晚于哥尔克村逝世。
斯大林在《悼列宁》中写道：“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当代有关活动
俄罗斯自1991年以来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将11月7日确定为十月革命节，纪念1941年11月7日红场阅兵式举行50周年。1917年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苏联时期，11月7日是传统的全国性节日。每年的这一天，苏联都要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纪念十月革命。1941年11月7日，苏联举行了最具历史性的阅兵式。当时，苏联正处于卫国战争期间，纳粹德国军队已兵临莫斯科城下，形势非常严峻。为了鼓舞士气，苏联政府在红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纪念十月革命胜利24周年。斯大林站在克里姆林宫钟楼下的列宁墓上检阅苏联红军，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许多部队从阅兵式现场直接开赴前线。

这次红场阅兵显示了正义之师必定战胜邪恶的魄力与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苏联官兵的斗志和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心。莫斯科保卫战以胜利告终，它粉碎了德军自二战开始以来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成为苏联卫国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在1990年的十月革命节，威武雄壮的苏联武装力量再次通过红场——这是苏联举行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阅兵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官方不再庆祝十月革命节，但这一天仍是休息日。从1996年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11月7日这一天定为“和谐和解日”。2005年6月21日，俄罗斯修订的联邦法律《俄罗斯军人荣誉日和纪念日》规定，从2005年起，11月7日重新被当作十月革命节来庆祝，但这一天首次不再是休息日。该法律还将11月7日定为“军人荣誉日”。


五四运动[wǔ sì yùn dòng]1919年青年学生组织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起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渐增长。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这次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4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5月4日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定为青年节。2019年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历史原因
新思想与社团
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陈独秀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团组织在中华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高等教育发展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于1905年被废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国耻情绪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1914年11月7日占领全部的德国租借地胶州湾。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即加入了协约国。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洋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工商背景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重要力量。

北洋政府内部派系的权力斗争
“五四运动”前后，北洋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工具，藉传媒煽动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除此之外，“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同时受党派斗争之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洋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激起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事件起因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
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约。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1919年6月28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主要经过
北京学生运动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
（四）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2]，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1919年5月7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
1919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
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五四”发生以后，作为点燃五四之火的大总统徐世昌也与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在总统府密议，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
1919年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
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
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
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上海工人罢工
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文界响应
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茅盾之弟）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连续出版了70号，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

中国收回主权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
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
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
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
青岛海关归还中国；
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
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矛盾表现
一方面，五四运动当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挥整个运动，然而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学生运动。
另一方面，在纷纷乱局中，谣言四起，有人怀疑罗家伦和傅斯年去安福俱乐部赴宴，已被段祺瑞执政府收买，于是嘲骂罗家伦的漫画和打油诗一齐出笼，打油诗带有极鲜明的人身攻击色彩：“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
面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1919年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了一定效果。

北京（学生代表）
方豪（1894-1955），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其后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首任主席。后在安徽、浙江等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罗家伦（1896-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后留学海外，后来担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1928年9月18日就职）。逝世于台北。
段锡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字书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逝世于上海。
王自治（1889-1965），甘肃正宁人，字立轩。北京大学学生，继段锡朋之后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后长期在甘肃省任职，并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兰州大学校长。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在长征中另立“中央”，并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借机出逃投靠蒋介石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从事反共活动。最后逝世于加拿大。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学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于南京。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后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易克嶷，北京大学学生。
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高君宇（1896-1925），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罗隆基（1896-1965），江西安福人。清华大学学生，后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江南村人，世代居住于泸水河边。清华学校学生评议会主席（清华学运的领导机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清华大学第一任学生会会长。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军阀政府请愿）。
陈长桐，清华大学学生。
何浩若（1899-1971）。清华大学学生。后加入中国国民党，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创办中央日报。逝于台湾。
闻一多（1899-1946），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华大学学生。全国学生联合会清华大学代表。后为诗人，学者，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在昆明发表完演讲之后回家途中遭特务暗杀，身亡。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后来曾两度临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郑振铎（1898-1958），北京铁道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作家。

天津
杨兴亚，天津学生联合会总代表。
张太雷（1898-1927），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后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战斗中遭敌人伏击，不幸身亡。
于方舟（1900-1928），直隶宁河人，原名兰渚，又名芳洲。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后为中共天津市委创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马骏（1895-1928），吉林宁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后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孙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学生会会长，学生代表。
周恩来（1898-1976），南开大学学生，天津觉悟社领导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曾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谌志笃（1898-1975），号石僧，贵州织金人。解放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谌志笃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沙主培（1902-1978），天津人。

上海
何葆仁（1895-1978年），复旦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

南京
张闻天（1900-1976），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理论研究、宣传和干部教育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外交第一代领导人和开创者之一。
阮真（1896-1972），浙江绍兴上虞人，著名教育家, 中国第一位语文教材教法硕士研究生导师，首创了"先总论后分论"的教材编写方法。
沈泽民（1902-1930），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党员之一，作家，翻译家，茅盾的弟弟。

武汉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中共创始人之一。

主要领导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林长民（1876-1925），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时任校长。
胡适（1891-1962），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北京
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
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
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
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
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
五、力争关税自由；
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
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少年中国学会：由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根据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创建。
1918年6月30日发起，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分裂，无形解散，停止活动。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它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月19日开始成立，19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五四”后不久，傅斯年、罗家伦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即停止活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
民治主义同志会：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钟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

上海
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

天津
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数量约等。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湖南
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70余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时间列表
1919年3月6日，梁启超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报告他从和会上获知的段祺瑞与日本借款和山东问题。
1919年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
1919年4月29-30日，巴黎和会代表参加会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156、157、158条】，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1919年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1919年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1919年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转报学生。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
1919年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经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获释返校复课。
1919年5月7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
1919年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
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
1919年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
1919年6月1日，政府查禁联合会。
1919年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
1919年6月4日，北京学生出动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
1919年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1919年6月6－8日，罢工规模扩大。
1919年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1919年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1919年6月11日，徐世昌总统咨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1919年6月12日，商人开市。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
1919年6月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1919年6月17日，北京政府致电专使在和约上签字。
1919年6月22日，国务院通电全国，徐世昌总统打消辞意。
1919年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从缓签字。
1919年6月27日，京津学生，留日留美学生请愿。
1919年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代表团驻地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纪念活动
中国大陆纪念五四活动
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专题人民网南方网
中国台湾地区纪念五四活动等
海外各界纪念五四
洛杉矶七团体纪念五四运动系列演讲
2005年 两岸四地大学生汇聚澳门纪念“五四”运动
2019年4月30日上午，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历史特点
由于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主要是：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阶段，这典型地表现为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即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了。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运动中。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第四，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先发起，由工人扩大的坚决的反帝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五，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主要影响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
…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性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始；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伟大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五四运动之《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原载《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本文是由北京大学的学生〈罗家伦〉拟定的宣言，由北京大学学生印刷，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时散发，故又称“当日大会传单”。）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思想文化
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中华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对外关系
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利益和权益能够保留下来，相反，刺激了日本吞并中国，排挤其他列强的速度。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了中国的内乱。
1921年到1922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山东问题部分得到解决，日本把青岛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但是胶济铁路仍由日本控制，山东实际仍由日本控制，中国权益没有恢复。
战后的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首先，大战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庞大的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崩溃了，欧洲最古老的奥匈哈布斯堡王朝被革命推翻，德国也发生了革命，获胜的协约国方面则是战债山积，忙于善后，已无法再在远东推进强硬推进政策。
其次，大战也破了列强一致对华行动的可能性，德国暂时陷入衰运中，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美国参议院不批准《凡尔赛和约》，表示了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要采取单独行动的趋势，曾经成为北京“太上政府”的北京公使团已没有往日的显赫声势了。
第三，中国因签署《对奥合约》而得以加入国联，随即又先后签署了《对匈合约》和《对土合约》，次年中国首任驻国联代表顾维钧当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1921年8月又当选为国联理事会主席，中国的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有所提高。
第四，日本虽然利用大战扩展了在华势力，并通过《凡尔赛和约》强取了山东权益，打破了外国在华“均势”，但由于中国拒绝《凡尔赛和约》，已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再三要求直接与中国交涉山东问题，而一再遭到中国的拒绝。
第五，在战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爱国运动，各种国民外交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独立的潮流空前高涨。

社会经济
学生和群众的抵制日货，一定条件下刺激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中国的社会经济依然无法摆脱遭受日本欺凌的厄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多雷西·欧查德（Dorothy J. Orchard）总结说，无论如何，“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最有启示的篇章。”

教育变革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1919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破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文学艺术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政治变革
五四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分显示出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认为当时对暴力革命的绝对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女性影响
新文化运动对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从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欧美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生活。作为启蒙运动重要阵地的《新青年》，从1916年第2卷第6号起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吴虞的《女权平议》一文，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权，到以美国女性具体享有的教育平等权、法律、行政权等为例，向国人展示了欧美女权的发达，说明中国应该进行“女权革命”。
五四运动后，女权组织掀起了开辟女子职业、促成女子经济独立的运动。诸如，北京女性陈丽华等成立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女界创办女子华贞商业所；四川女性人赵友兰在上海创办女子工业社，专门制造家庭日用品，借以解决女子职业问题。然而，这些实业活动大多失败了。在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有限就业机会中，她们又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劳动环境恶劣、超体力劳动、缺乏劳保等种种不平等待遇。1924年2月中东路女职员争取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中东路各附属机关，向来女职员很多，如女电务生、学校女教师、女办事员、医院产妇（护理员）、女医生等”，但“男职员不但其本身享用免费车票、免费就医，即其眷属，亦可享用；而女职员概无此种权利。”
在近代中国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男权势力依然强大的背景下，女性通过将争女权融入到争国权的运动中，在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的层面获得了男性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妇女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但这种由男性启蒙者倡导、把女性问题完全统摄到阶级、民族解放的现代化之路，造成了两性间在阶级、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和在婚姻关系、家庭角色分工等方面的紧张与冲突，女性获得的是在不触动男权中心的权力框架内的有限解放。

五四文学一一理性精神的张扬
五四文化思潮对国民的作用即在于启蒙。新文学的先驱们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随感录”几乎都是批评人生。鲁迅提出要用文学去揭示社会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促进国民性的改造，《呐喊》、《彷徨》即贯穿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理性批判意识，问题小说即是理性讨论显得浅露的艺术表述。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也以独特的方法表达着社会人生的探索与思考。

鲁迅一一感伤的精神标记
被新思潮唤醒的一代青年作家，常常有着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感受，于是苦闷、彷徨、感伤。问题小说有感伤的情怀，乡土小说诉说着乡愁，自叙传讲着零余者的故事，连诗、散文、戏剧都不免于感伤的情绪。

个性化的追求
五四是中国文学史上“个人”表现得最突出的时期。创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现自我”。鲁迅的小说有着忧愤深广的内心情理，《野草》是一种极为个性化的主观情怀。这一时期散文小品成就最显著，正因为它适合表现作家们各异的个性。

创作方法多样化
在鲁迅的开放的现实主义影响下，现实主义逐步发展成主流；但相当多作家向往浪漫主义，要求在作品中抒发强烈的主观情绪，不止反映在创造社“身边小说”一类作家、作品上，在多数作家与各种文体上都有所表现；现代主义方法也有所表现，鲁迅、李金发不同特征的象征主义，创造社的潜意识揭示；新月派的诗的形式的探索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种创作方法多元化的局面。

评价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是一次自觉发动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中国一直存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学校、机关都对纪念活动非常重视。
但是近些年来社会上也对于五四运动进行了种种反思。例如南怀瑾先生就批评五四运动“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的斗争对象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表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发动了群众，工、商、学联合起来，农民也有部分参加了，实际上揭开了全民族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觉悟；促进了全国人民对改造中国的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也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三，五四运动既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又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民众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发动等，这些不仅使五四运动本身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涵，还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相关报道
1919年5月22日《申报》7版《京学界重行罢课》报道说：[9]北京中等以上之学生酝酿罢课已久，昨日起专门以上各学校已一律实行罢课，在西郊之清华学校及外人所办之汇文大学亦一致行动。据调查所得，罢课者共有十八校，学生共三万六千人，此次举动极为迅速，故不免出人意外.…..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07月03日《申报》7版《我专使未签和约之京讯》报导说：中美通信社接巴黎无线电云，欧洲和约各国于昨日签字，惟中国拒绝签字。
北京法国某机关接到里昂三十日发无线电云，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德代表到会签字……突有某国代表拒绝签字，会场秩序稍乱，各国代表大为震动，日本代表尤有惊异之色云云，观此似拒绝签字者即系我国代表……

其他标题目录
京学界要人之凋谢1919.11.27申报7版
广东学潮之近况1919.11.26申报7版
民治学会演讲记1919.11.21申报10版
全国各界联合会消息1919.11.21申报10版
上海学生联合会消息1919.11.17申报10版
北洋大学法科学生之通启1919.11.16申报10版
西华德路商界议组联合会1919.11.15申报10版
学校风潮1919.11.15申报7版
上海学生联合会消息1919.11.14申报10版
菲律宾派员来华调查木市1919.11.14申报10版
广东之联合会与沪代表1919.11.13申报7版
菲列滨之新考察1919.11.13申报6版
京津学界慰劳请愿代表记1919.11.12申报6版
粤学界与各界联会代表1919.11.10申报7版
粤学界与各界联会代表1919.11.10申报6版
策进救国团拟组抵制团体1919.11.01申报10版
北大学生会评议部成立1919.10.30申报3版
上海学生联合会之要函1919.10.18申报10版
上海学生联合会第一年职员会筹备处来函1919.10
华人生计问题之外论（续昨）1919.10.17申报10版
天津学潮与杨以德1919.10.17申报6版
世界之油问题1919.10.17申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