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记者  刘垠

12月7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在京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2》。评价结果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普遍提升，重大战略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成效显著。2022年，全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得分为75.42分，比2012年提高了15.14分。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中心引领地位进一步强化，辐射带动京津冀、长三角、泛珠三角等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沿线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稳步增强，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

“我国多层次、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有力支撑我国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旭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为区域创新发展指明方向，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三个梯队见证区域创新水平提升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是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系列报告之一，也是迄今国内持续时间最长的评价报告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技术预测与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玄兆辉介绍，本年度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五个方面，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创新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

根据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全国31个地区可划分为创新领先地区、中等创新地区和创新追赶地区三个梯队。

三大科创中心引领地位强化

关于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科创中心建设成效，报告亮出数据说话。

北京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2022年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到86.2分，综合排名全国第2位。R&D人员数为33.6万人年（2020年数据，下同）；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6.44%，位列全国第一；技术市场输出技术成交额6316.2亿元，占全国总额的22%。

不仅如此，北京创新成果溢出效应明显，北京输出到津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347.5亿元，比上年增长22.9%。天津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比上年提升1位，重回三甲行列。

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交出的成绩单引人注目，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多年排名全国第1位，科技活动财力投入指数排名全国第一；R&D经费支出1615.7亿元，与GDP的比值为4.17%……

“长三角在上海的引领下已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的区域共同体。”玄兆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江苏和浙江综合排名稳居全国第5位和第6位，安徽区域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长三角协同创新体系持续优化，创新体系效能快速显现；开放创新水平不断提升，技术国际收入已接近全国的5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效同样显著。广东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位列全国第4，科技活动人力投入、技术成果市场化、资本生产率均居全国首位。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集群，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2位。

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地区表现不俗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经济带沿江11个省市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对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长江中游地区，包括以武汉为创新高地的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三省”R&D经费支出、R&D人员占全国比重均为9.5%左右。长江上游地区，包括以重庆和成都为高地，辐射引领四川、贵州和云南的“一市三省”，R&D经费支出、R&D人员占全国比重均为8%左右，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占全国比重为10%。

报告显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沿线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其中，陕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第9位，科技活动产出排名全国第4位；山东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第11位，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排名比上年提升7位；甘肃、青海努力改善创新环境，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并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来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区域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发展的区域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多层次战略布局。”玄兆辉直言，在科技创新取得明显进步的同时，我国区域创新发展还有一些亟需关注的问题，如在疫情等因素影响下，部分地区科技创新投入增长乏力，区域企业创新活跃度有待提升，高技术产业发展有待突破，部分资源型区域向创新发展转型还较缓慢等。

为此，报告建议，面向未来，区域科技创新发展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建设，发挥区域创新在塑造国家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的重要作用，强化科技创新中心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提升区域间协同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

科技部等四部门：部分科研院所试点使命导向管理改革

附:

香港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中国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2022-12-06 11:57发表于北京

前几年，香港“乱”过，不管是“占中”还是“反修例”，都曾对香港的社会、经济、民生造成过巨大影响。尤其是2019年由“反修例”引发的乱港风波，更是对香港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随着港版国安法的落地，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介入，香港已经结束了“动乱”的时代，度过了“由乱转治”的时期，正走向“由治转兴”。

2022年夏天，香港的民调数据显示，香港市民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好感都在大幅上升，并创下了十几年来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香港市民对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好感度也跌到了回归以来的最低值。这足以显示出香港的一切正在步入正轨，香港的明天也必将更加美好。

回头望去，许多人都曾以为，香港的乱局是由民生问题或者是经济问题引发的，因为香港房价畸高，基尼系数也排在前列，大家总以为，是“民不聊生”让一部分香港人最终选择“走上街头”，在被西方势力利用之后，引发了乱局。但实际上，香港的问题并不在于民生，也不在于经济，而是在于政治，香港问题的本质是政治问题。

临走之前，英国人布局“围困”香港

自从英国“租借”了香港之后，这个日不落帝国就将香港当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绝不肯将到嘴里的肥肉再“吐出来”。当邓公与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英国方面要么是不想归还香港，要么就干脆想要将香港搞成“国际共管”，总之，就是不想痛痛快快地将香港还给我们。

但最终铁娘子也谈不过邓公，中英双方还是约定在1997年7月1日时进行“交接”，英国将香港正式归还我国。只是，英国作为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搅屎棍”，当然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就交还香港。就如同英国人在南亚留下了“印巴分治”的隐患，在欧洲搞“离岸平衡”一样，在香港，英国也在离开之前进行了布局。

众所周知，英国殖民下的香港，从来没有享受过民主、自由的权利，在香港，华人也始终比英国人要“低上一等”，但在英国人即将离开的1992年，专制的港英政府突然变得民主了起来。

例如，原本香港不能随意注册社团，但那一年，港英政府突然宣布解除限制，允许自由结社，向“民主”迈出了一大步。例如原来英国派出的“港督”就是香港的“一把手”，有着说一不二的大权，但那一年，英国突然拆分了港府的权利：行政权归政务司、立法权归立法会……其理由还是义正词严的“给香港人充分的民主权利”。原本，港英政府治下的“立法局”属于政府机构，其官员归政府指派，而“立法会”则要采取“民选代表”的方式组成。说白了，英国就是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抗拒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向“立法局”指派官员，他们想要将“立法”这一重要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再例如，香港的司法权被更加牢牢地掌握在外籍法官手中，大法官是“终身制”，特区政府同样无权干涉。一直到2019年“乱港”风波之时，人们才意识到此中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甚至可以说是已经上升到了让香港几乎脱离“港人治港”的高度。毕竟，在外籍法官的手下，“乱港”分子总能被轻易保释甚至释放 ，让他们能够继续祸乱香港。

此外，在英国撤离香港之前，他们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西方价值观的，乃至是亲英国的高级公务员，希望在他们的带领之下，香港可以继续朝着英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那么，英国在香港进行了一系列布局之后，给香港带来了什么问题呢？

香港问题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

对于香港特区政府而言 ，其实最为深远和严重的影响，就是特区政府的权力受到了极大地限制，乃至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导致特区政府施政困难。

从首届特区政府开始，香港特首就一直在试图努力解决香港的住房等民生问题，可一些有利于香港市民的举措，却总是受到重重阻挠。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香港的住房问题。我们都知道，香港是全球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而且香港的住房面积还很小。经常看港剧的观众可能会知道，在香港，七八十平方的房子就能被称之为“大面积”“豪宅”，许多香港人甚至只能住鸽子笼一样的“劏房”之中，在家里“转个身都困难”。很多人将香港的住房问题归咎于“人多地少”，可实际上，香港的“地”一点都不少，原本住房问题根本不应该成为香港社会的弊病。

1997年，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在上任后就宣布了“八万五”计划，即每年兴建不少于8.5万套的公营、私营房屋单位。按照当时的设想，只要这一计划可以成功实施，那么香港的住房问题就能得到彻底解决。而且，香港是有能力实现这个计划的，数据显示，香港有41%的土地仍然是郊野公园，只要从中分出2%，就能为香港增加大约10%的住宅用地，这将大大缓解香港的住房压力。可偏偏，这个有利于香港民生的计划一直在遭到阻挠。

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先生曾经“吐槽”，香港特区政府想卖地盖房，可永远都会受到香港“泛民派”的阻挠。多年以来，每逢香港应该卖地的时候，“泛民派”就会以各种理由和行动进行反对，例如环保、诉讼、阻挠拨款甚至是“风水问题”等等，不一而足。而一旦到了不应该卖地的时候，他们又会跳出来要求特区政府卖地。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之时，他们就呼吁政府卖地，这是因为他们“逢中必反”“逢特区政府必反”，就是想要祸乱香港，让香港重新回到英国的“怀抱”。

特区政府卖地不成，“八万五”计划自然也就搁浅了，香港的住房问题，也就真的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后来，特区政府也曾想过填海盖住宅，并兴建各项配套设施，但同样的，这项计划也受到了强烈的反对。在香港立法会上，反对派议员不仅声称填海会有环保问题、增加政府财政压力，还声称这会破坏香港的“风水局”，最终这项计划也是不了了之。

为什么香港立法会总是反对这些民生工程？很显然，英国在撤离之前布下的局已经发挥了作用。他们将香港的民生问题，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他们反对的是兴建住宅吗？不，他们反对的是特区政府。

政治问题导致了香港民生问题，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在“反修例”风波期间，香港的经济大幅下滑，其零售业的销货总数比2018年同期下跌了21%，总销货价值也下跌了19.4%，仅有362亿港元。作为“购物天堂”，香港的零售业同样是香港经济的一个支柱，更有近三成香港人从事零售业，零售业的下滑，导致了大批香港人收入下降甚至失业，严重影响了香港的社会经济。

表面上看，失业率飙升、商铺倒闭、游客人数迅速下滑，似乎是经济问题，可在这背后，我们也必须看到，引起这一系列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乱港”分子不仅当街滋扰、殴打说普通话的游客，还对国内企业——例如中国银行、喜茶，甚至是中资控股的星巴克进行大肆破坏，导致游客不敢也不愿前往香港，这样一来，香港的经济怎么可能不下滑？

而归根结底，“反修例”风波、“乱港”分子对香港进行大肆破坏，这本来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在美西方势力干涉之下的、试图破坏“一国两制”的严重问题，是对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的挑战，危害了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

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如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所言，香港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分歧。

我们希望通过“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让香港可以继续保持自己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可以保持长期的繁荣稳定，但美西方国家却希望将香港变成一个“政治实体”，成为一手遏制中国崛起的“好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一部分香港人始终不明白，限制香港发展的、导致香港经济下滑的从来都不是内地、内地的企业，而是美西方国家。

在中国真正开放以前，香港作为沟通中国内地和世界的重要通道，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至今为止，香港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全球有70%以上的人民币支付业务，都通过香港进行结算。也就是说，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上，香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中国内地的企业要“走出去”，除了选择在美国上市之外，就是选择香港上市。

如今，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美国对于中国的“围剿力度”也是越来越大，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还要受到美国别有用心的“审计”，严重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因此，我国内地赴香港上市的企业肯定会越来越多，这对于香港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是因为国家的需要，香港才能长期保持如今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一旦这个“金融中心”不再安全，香港还能够维持现在的繁荣吗？显然不可以。说到底，香港人应该改一改过去那种“崇拜西方、看不起内地”的“高华”心态。

如今的中国早已经不是那个被西方“卡脖子”封锁的落后国家，在诸多方面，我们都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并不比西方差。在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期间，英国对香港人灌输了他们比英国人“低等”、却比内地居民“高等”的思想，导致香港人之于内地，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可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早已证明了中国人根本不比任何西方人“低等”，香港人既没有必要“自轻自贱”，更没有必要“居高临下”。只要香港人民和我们团结一心，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那香港自然能够实现长期的繁荣稳定。

在港版国安法落地前，总有许多居心不良的人煽动称，这是“违反一国两制”的，但实际上，“一国两制”是我们的基本方针。过去，我们是过于强调“两制”，而忽略了“一国”，才让西方“反华”势力有机可乘，煽动“乱港”分子乘机作乱，试图与中央“夺权”。港版国安法落地后，我们就可以补足香港特区制度上的漏洞、完善“一国两制”体系，让真正热爱的香港、希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人来治理香港，这样才能确保香港的经济、社会民生能够持续向好，才能继续促进香港和内地的融合，让香港能够真正发挥出它金融中心的重要作用。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切。在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之下，香港的政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香港的经济、社会民生也都已经开始“由治转兴”。2022年6月，标普香港采购经理指数创下了11年来的新高，香港的世界竞争力也已经跃升到了世界第5位。这些香港市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利益，让香港市民对于中央政府、对于特区政府的好感不断上升，他们在今后也会更加支持那些爱国爱港的政策和行动，更能将“爱国者治港”落实到实处。

总而言之，香港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解决了政治问题，自然也就能解决香港的经济问题，经过2年的实践，相信香港人民对于这一论断，也有了更深的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