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三大起义”，为何只有秋收起义军选择上山打游击？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0-06-26 18:12科技管理研究所

一、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中共发动的武装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又称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指在1927年8月1日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武装起义。

起义由周恩来、贺龙、李立三、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领导。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名称：南昌起义

发生时间：1927年8月1日

地点：江西南昌

参战方：中共和国民党

结果：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事武装力量

历史背景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即所谓“宁汉分裂”）。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从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亦决定“分共”，即七一五事变。一方面解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

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起义原因

起义的目的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唤醒广大中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共产党的目的是联合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挥师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二次北伐。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等多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起义”。

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

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起义经过（发动起义）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

南昌起义路线

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

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1927年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改编部队

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

庆祝胜利

1927年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转移部队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1927年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寻乌县）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起义军在临川休息3天，继续南进。1927年8月25日，先头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地区。这时，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9000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并以一部前出至壬田，阻止起义军南下；调黄绍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前委决定乘钱、黄两路兵力尚未完全集中实施各个击破。当日，起义军向壬田守军发动进攻，歼其一部，于26日攻占瑞金县城。接着，集中兵力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主力，激战至30日，攻占会昌县城。两战歼钱大钧部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9月初，起义军一部在会昌西北的洛口地区，击退黄绍竑部的进攻。

部队会合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在此期间，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根据上述情况，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今揭东县玉湖镇）附近地区同东路军遭遇，将其击溃，继向汤坑（今丰顺县城汤坑镇）推进，在汾水村地区（今揭东县玉湖镇汾水村，村内建有汾水战役纪念碑）与敌再次激战，至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是日晚，黄绍竑部攻占潮安。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经过流沙西南钟潭村附近的莲花山时，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驻守三河坝的第25师，在给钱大钧部以重大杀伤后，向潮安转移，10月5日在饶平县境同由潮汕撤出的第3师一部会合。

此后，这两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起义评价

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败。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它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起义影响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南昌起义与之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作为这段时期百余次大小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三次起义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掀起了一波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的标志。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纪念日

1933年6月，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议，以南昌起义日-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每年的8月1日开展纪念活动。中央政府同意这一建议，并决定在红军成立纪念日期间，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这一起义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员会为纪念南昌起义与红军成立，特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及奖励与优待红军战士起见，特决议如下：

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1933年“八一”纪念节授予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予奖章领导南昌起义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责成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发给一切红军战士的家属收执。

在区苏维埃政府土地部与乡苏维埃政府土地部与内务部共同管理之下及在乡苏维埃政府下组织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管理优待红军家属的一切事宜。

193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八一”反帝反战争日与红军纪念日告红色战士书》，号召“全体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红军，拥护我们百战百胜的红军，慰劳我们红军的家属。”同时，要求红军在“新的战争中，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锻炼我们自己，解除敌人的武装，武装我们自己，使我们铁的红军在不断的胜利中日益壮大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的指示和决定，中央苏区全面开展纪念“八一”活动。红军各部队加强军政训练，特别是对红军官兵进行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的再教育，增强官兵的政治责任感。全国总工会发布文件，号召苏区工人突击赶制3万双布草鞋慰问红军。苏区共青团中央局号召共青团员，积极参加红军和开展慰问红军活动。少共苏区中央局号召青年妇女，突击做10万双草鞋送给红军来纪念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共江西省委、福建省委、闽赣省委、粤赣省委也相继作出布置，要求各县委做好“八一”慰问工作。苏区广大人民在县、区、乡党委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组织下，纷纷开展拥军优属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提高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积极性。

1933年7月1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作出决议，规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1949年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纪念馆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坐落在南昌市中山路380号，占地面积5903平方米。这里原为江西大旅社，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江西大旅社成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多年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致力于馆藏文物的征集和研究，不断丰富馆藏文物，同时对总指挥部旧址进行了维修和翻新，对现有陈列进行了更新、改进。运用高科技手段，采用声、光、电同步进行的大型沙盘模型，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八一起义的战斗过程；运用多媒体影视合成景像，生动地再现了"朱德施计"的故事情节；运用电动图表、绘画、雕塑等现代化手段，丰富了整个大厅的陈列内容，新的陈列和复原陈列相结合，更富有生动性和教育性。

二、秋收起义[qiū shōu qǐ yì]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领导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士兵举行的武装起义。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在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改变了原定的进攻并夺取省城长沙的计划，及时率领工农革命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走上了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秋收起义中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基本骨干之一。

名称：秋收起义

地点：湖南、江西两省边界

外文名：Autumn Harvest Uprising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领导者：毛泽东

开始时间：1927年9月

起义背景

1927年4月和7月，控制中国国民党的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反动集团，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先后背叛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纲领，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加之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致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他们英勇不屈，继续高举革命大旗，顽强战斗。

起义经过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战斗。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还作出了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指出：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之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多次指示信中还指出，秋收暴动与南昌起义一样，“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同时要求湖南的秋收起义，要在以衡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和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同时发动；在以宝庆（今邵阳市）为中心的湘西南地区，如有可能，也可同时发动；湘西地区也要有相当的准备，以备湖北省某一部队能到湘西时举行大暴动。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前往湖南省，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省委书记。8月中旬，彭公达、毛泽东先后由武汉到达长沙。8月18～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多次开会讨论发动秋收起义问题。关于暴动区域，经反复讨论，会议接受毛泽东提出的缩小暴动范围的主张。认为根据湖南省的主客观条件，暴动的区域不能过多过大，而应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以省会长沙为中心，包括湖南省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和江西省的安源等7个县（镇）举行起义。会议认为，武装起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作骨干；同时，武装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而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会议还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为领导秋收起义，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两个领导机构，一是以各部队负责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一是以各县委负责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由易礼容任书记。起义时间，定于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武装会师长沙，夺取长沙。

当时，由共产党领导和掌握的能够参加起义的武装，分驻在湘赣两省边界的修水、铜鼓和安源等地。9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达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两省边界一些县市共产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举行秋收起义的指示，讨论制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动部署。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把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第1团，位于修水，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第2团，位于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位于铜鼓，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起义的行动部署是：首先，在各县农民起义的配合下，第1团攻取平江，第2团攻取萍乡、醴陵，第3团攻取浏阳；尔后，各团齐向长沙推进，在各县农民武装起义和长沙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夺取长沙。

9月9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部署，长沙的铁路工人60余人，开始分头破坏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段的铁路，一度中断了敌方的铁路运输。11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按照预定计划举行起义。其第1团由修水、渣津出发，经龙门向长寿街推进。当该团主力进至金坪时，突然遭到起义前夕收编的贵州军阀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从侧后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损失人枪200余。后经收容，改向平江、浏阳两县边界转移，准备同第3团靠拢。第3团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由铜鼓出发，当天下午攻占浏阳的白沙，12日又攻克东门市，各歼敌一部。14日，国民党军约两个营分路向东门市反扑，第3团奋勇抗击数小时后向上坪转移。第2团由安源出发，进攻萍乡未克，12日转兵攻占萍乡以西之老关，并随即继续西进，在起义农民配合下攻占醴陵县城，击溃守军约1个营，缴获枪数十支，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300余人，并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组织。14日，长沙国民党军约两个营，在萍乡等地的国民党军策应下，向醴陵反扑。第2团当即转兵向北，于15日袭占浏阳县城，但因疏于戒备，17日遭到醴陵追来之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损失大部。在上述各路起义武装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7日命令各团向浏阳城东南之文家市集中。

在工农革命军分路进攻期间，平江、浏阳、醴陵、株洲、安源等地的工农群众，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的农民和工人，手持梭镖、大刀和为数很少的长短枪，英勇地袭击挨户团，攻打团防局，打击土豪劣绅。醴陵县和浏阳县的起义群众，还配合工农革命军攻占县城，进行建立革命政权，重新恢复工会、农会等活动。株洲的起义群众曾一度占领株洲火车站。平江县的起义农民，在准备配合工农革命军和单独攻打平江城未成后，组成3支游击队，出没无常地继续打击土豪劣绅。但是，由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处于革命低潮，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下，许多农民运动骨干或被逮捕镇压，或被迫外逃，农民群众存在着害怕起义失败后又遭残杀的顾虑，因而，就整体说来，这次起义，未能形成有更多农民参加的群众性暴动。原定举行的长沙城的工人起义，因国民党戒备森严和工农革命军进攻行动中途受挫，中共湖南省委于9月15日决定停止举行。

19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团全部、第1团余部和第2团的零散人员陆续到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分析形势，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决定放弃原定的进攻长沙的计划，部队迅速脱离容易遭受国民党军围攻的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点。20日，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22日，到达江西省萍乡县的上栗市，得知萍乡驻有国民党军，遂决定绕道经萍乡县城以东的芦溪南下。24日抵芦溪。25日晨，部队继续南下，在行进中遭到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仓促应战，总指挥卢德铭为指挥部队掩护主力安全转移而牺牲，部队受到重大损失。26日，工农革命军袭占莲花县城，29日进到永新县的三湾村。此时，部队人数不足1000，思想相当混乱，组织很不健全。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部队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1个师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下辖2个营，并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组织，把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开始实行民主制度。此后，工农革命军继续南下，10月3日抵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初步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建立根据地和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部队袁文才、王佐部队采取团结改造方针等问题。会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于10月7日到达宁冈县茅坪。接着，部队经湖南酃县水口镇转至江西省遂川县境，27日进至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萍。从此，这支起义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展开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起义意义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在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改变了原定的进攻并夺取省城长沙的计划，及时率领工农革命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走上了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秋收起义中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基本骨干之一。

三、广州起义

1927年中共发动反抗国民党右派的起义。

广州起义是指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面对强大敌人向广州发起围攻，叶挺、叶剑英主张起义军主动撤离广州，但却遭到共产国际顾问的否决。经三天浴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命火种。

名称：广州起义

发生时间：1927年12月11日3时

地点：广州

参战方：国民党，共产党

结果：起义失败

背景

1927年4月、7月，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广东省国民党当局亦在广州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实行白色恐怖。9月中旬，国民党武汉政府所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4军，乘国民党南京政府所属第8路军在广东省东江地区进攻南昌起义军之际，从南昌进至广州，同桂系军阀李济深争夺广东地盘。张发奎初到广州时，为稳定其统治，曾一度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采取一些欺骗政策，企图获得广州工人阶级和市民的支持。中共广东省委识破和揭露了张发奎的欺骗政策，并利用张、李之间的矛盾，积极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会、农会并进行各种斗争，全省工农运动日趋活跃。在广州市，有组织的工人纷纷驱逐国民党派到工会的改组委员，选举自己的工会委员，并为争取真正的民主权利和改善工人生活条件进行斗争。10月14日，海员举行的罢工，得到各业工人的援助，2万多工人举着镰刀斧头红旗，向反动政府示威，显示了广州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所恢复与发展。为配合南昌起义军的行动，广东东江等地区农民，在9月发动了秋收抗租暴动。7～17日，中共海陆丰县委领导海丰、陆丰两县农民赤卫军和农民群众举行起义，一度占领该两县城。10月30日，工农革命军第2师（由南昌起义军第24师余部编成）和海丰、陆丰农民赤卫军及农民群众，再次举行起义，占领了两县全境，并建立了两县的苏维埃政府。属于粤系的军阀张发奎，在广州站稳脚跟后，于11月17日用武力驱逐了桂系军阀李济深驻广州的机关、部队，接着向西江、北江扩展，夺取了广东政权。李济深为了夺回在广东失去的地盘，迅速调动兵力，进行反扑。李济深所属之黄绍竑部集结在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准备从西面进攻广州；陈铭枢部则由东江地区向广州推进。张发奎亦急忙将其第4军主力调往广州以西之肇庆地区，一部调往广州以东之石龙地区。李福林第5军则分别驻守在韶关、江门等地。此时，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这样，张发奎在广州市内的部队，仅有第4军军部、教导团、警卫团、新编成的第2师第3团、担负训练任务的炮兵团和一些警察武装。另外，第5军军部和少数部队驻守在珠江南岸。这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则为共产党所掌握。仅就广州市区的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举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但是，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尚未大规模爆发，张发奎的部队仍驻守在广州外围，这无疑将对起义构成严重的威胁。

准备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起义军南下广东省东江地区，准备再行北伐。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20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向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了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准备在广州市和广东省各地发动工人、农民举行暴动，配合南昌起义军夺取广东政权，并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随后，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各地区党组织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10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潮安（今潮州）、汕头地区遭受严重损失，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部分修改了短期内夺取全省政权的计划，改为在广州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在其他地区则继续发展暴动。11月17日粤桂军阀发生武装冲突，中共中央认为两广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的冲突，实际上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的高涨，当即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展开了紧张的工作，除要求各地利用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发动农民拒交冬租，举行暴动之外，特别关注组织和领导广州市的暴动。11月26日，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了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张发奎在广州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后叛变）、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会后，张太雷等人到教导团和警卫团中进行起义的动员与组织工作，并着手组织与训练工人赤卫队，将工人赤卫队编成7个联队和2个敢死队，周文雍为总指挥。同时发动与组织郊区的农民参加起义。第4军教导团系由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改编，叶剑英曾兼任团长。为保护和发展这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部队，叶剑英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该团共1000余人，装备较好，战斗力也较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1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起义的政纲、宣言、告民众书等文件，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人事安排等问题，研究了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会议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随后又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起义前夕，汪精卫和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准备解散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

经过

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5000余人（其中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东路，教导团主力在叶挺直接指挥下，迅速将驻在沙河的1个步兵团打垮，俘敌600余人，缴获部分武器，继之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等地。南路，警卫团第3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第4军军部、第4军军械库等地攻击，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攻克。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也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民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除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4军第12师后方办事处之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缴获各种炮20余门，各种枪1000余支。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当天，广州市工人、农民和市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革命政府，积极参加起义。广州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及张发奎、黄琪翔（第4军军长）等人仓皇逃到驻珠江南岸海钟寺第5军军部，并立即电令驻肇庆地区的第12师、第26师第78团，驻东江地区的第25师，驻顺德地区的教导第1师第1、第2团等部，急速回防广州。12日，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5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这时，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情况非常严重，在此危急时刻，起义军总指挥部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来上了井冈山。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惨遭杀害者达5000余人。

结果

起义中，叶剑英根据广州的地形特点，用兵布防，使起义一开始就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大半个广州。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在长堤一带指挥作战。最终，由于敌强我弱等原因，12日晚，起义军被迫撤出了广州城。

起义军余部1200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领导人有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等，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另有从广州撤出的部队约200余人向北江退却时，在韶关附近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后来上了井冈山。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惨遭杀害者达5700余人，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也遭冲击。

1927年12月13日晚上8时左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被包围，馆内所有人员都遭逮捕。据苏联领事波赫瓦林斯基事后回忆，领事馆外交官乌科洛夫、伊万诺夫等人在被杀害之前，还曾受到侮辱，“每个人的身上都被绑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俄国共产党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治他。 ’……一路上尽向他们投掷东西，打他们，用小刀刺他们，往他们身上吐唾沫。 ”他们后来被枪杀，尸体很长时间都没有被移走。此外，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也惨遭杀害。

意义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

战役纪念

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发动广州起义，在激烈的炮火中，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府——广州苏维埃政府。1987年，广州市政府决定对广州苏维埃政府旧址维修复原，成立广州起义纪念馆，并对外开放。该纪念馆由开国元帅叶剑英题写馆名。昔日总指挥部的旧址，已是广州起义纪念馆。大院里，中楼是苏维埃政府办公楼，北楼是工农红军指挥部，南楼是警卫连连部和库房旧址。位于北楼的“广州起义”展览，用照片、枪械、衣物等详细再现了广州起义的筹备、经过以及失败后继续抗争的历史。展柜中，摆放着一挺重型机枪，是当年起义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战利品。

影视作品

2004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羊城风暴》

2017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热血军旗》

发布者：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四、1927年，我军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三大起义，是我军在革命最低潮时迎难逆行、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起义军的来源，除了追求进步的旧军队，后两个起义还动员了农民和工人。三大起义都处在敌强我弱、民智未开的大环境下，打不赢就跑、上山打游击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能做到这一点却非常不容易。

事实上，三大起义失利以后，只有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而有7位元帅参与的南昌起义和3位元帅参加的广州起义，不是在转移中消耗就是选择固守城池打阵地战，这是为什么呢？

分析起来，三大起义的初衷相同但结局不同，主要有几个原因。

原因之一：三大起义的出发点，都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产物。

发动武装起义，为什么要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1924年，中山先生在苏联的帮助下创建“黄埔军校”，又通过东征消灭了陈炯明叛军。中山先生病逝以后，1926年广州当局、武汉当局接连发起两次北伐，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又配合西北军冯玉祥打跑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可以说战果辉煌。

在莫斯科的指导下，中国的革命者也参与其中，并对俄国的红色革命有了深刻认知。

1927年，蒋氏在上海发起“四一二”事变，武汉有爆发了“马日”事变，随后“宁汉合流”，沆瀣一气杀戮革命者。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危急时刻，我党决定借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

当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城市中心论”。

原因之二：三大起义的最终目标，都是“夺取中心城市”。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有几点：一是实现工农联盟，二是武装暴动，三是通过中心城市发动起义，因为“十月革命”就发生在仅次于莫斯科的第二大城市彼得格勒。

在我党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试图攻打长沙、武汉、南京等大城市。而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城市中心论”的忠实践行者。

所以，三大起义的目标是一致的：夺取中心城市，进而把革命推向全国。而三大起义选择的目标城市，分别是江西第一大城市南昌、湖南第一大城市长沙，以及广东第一大城市广州。

但是，由于敌众我寡实力悬殊，南昌起义成功后敌军四面包抄，刘伯承的参谋团只好拟定了南下潮汕方案；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虽然打下浏阳县城，但难以守住，更不要说攻打长沙了；广州起义明知敌军四面围城，仍然固守，结果三天时间守军几乎伤亡殆尽，余部撤离广州。

而三大起义的连续失利，说明在中国“城市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

原因之三：三大起义发起时，还没有走出旧式军队的思维模式。

三大起义，是我军独立创建武装力量的第一步，但步履艰难。

由于第一次大合作有过三年多的“蜜月期”，我军内部同时跨两个组织的名将，不在少数。

此外，在国民革命军中还诞生了我军第一支武装力量：大总统府铁甲车队，也就是后来的“叶挺独立团”，但陈独秀等一直反对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一大教训。

三大起义，是我党深刻认知“枪杆子”的第一步。

但是，三大起义依赖的主力军，还是来自旧军队的进步力量。其中，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叶挺11军24师、聂荣臻动员的25师，以及周公争取的贺龙20军，共2万余人，几乎清一色来自旧军队。

秋收起义是“八七会议”后，上级派主席去发动的。5000余人的起义军主力，是卢德铭的第二方面军武汉警卫团，以及安源、萍乡、浏阳、平江等地农民自卫军，此外还有修水土匪邱国轩所部。

广州起义的主力军，是叶剑英的第二方面军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2000余人，以及周文雍领导的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徐向前任6大队大队长），此外，海、陆丰农民赤卫队也举行了起义。

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有工人赤卫队、农民自卫军参与，但都是偏师。

原因之四：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广州起义，有一个发展过程。

三大起义发起时，我军对“枪杆子”的认识一步步深化：南昌起义时，我军对部队番号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打着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旗号，同时还寄希望张发奎举行起义。

但是，南昌起义的失利说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寄希望旧军阀是不现实的。

到了秋收起义时，主席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秋收起义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师长由旧军人余洒度担任，但余洒度中途叛逃再次证明，没有理想的旧军人是靠不住的。

广州起义比前两次起义更进一步，建立了苏维埃，主席是张太雷。

原因之五：对三大起义的指挥权，莫斯科的控制程度不同。

1924年到1927年，苏联的影响很大，像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总顾问加仑将军，就是后来的元帅布柳赫尔，叶挺独立团的苏联顾问是后来的元帅崔可夫，还有一个就是鲍罗廷。

1927年7月，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开会。

此举实际上变相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权，张氏、李维汉、周公、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五常委”。南昌起义前，张氏以莫斯科的名义推迟起义，遭到周公、李立三、谭平山等大多数人的反对。

秋收起义，是主席领导的一次武装起义，受莫斯科的影响最小。

广州起义，不但得到莫斯科30万美元的资助，还受到莫斯科代表诺伊曼的直接插手干预，起义三人组是张太雷、黄平和周文雍，但总指挥是叶挺，副总指挥是叶剑英，参谋长是徐光英。

诺伊曼否决了叶挺、叶剑英撤离广州的正确建议，一味死守导致损失惨重。

原因之六：三大起义失利后，只有主席首先想到了“上山”。

广州起义失败后，高层有的人把责任强加在总指挥叶挺头上。很显然，这是不公正也是不客观的。后来江西苏区“洋顾问”李德瞎指挥更离谱，直接加速了红军丧失了根据地。

没有“洋顾问”插手的南昌起义，为什么就没想到“上山”呢？

南昌起义诞生了十大元帅中的七位、十大将中的三位：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叶挺，公安局长、第9军军长朱老总，参谋团团长刘伯承，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团党代表陈毅，营长陈赓，连长林总、许光达，班长粟裕。

这么多科班出身的名将，都没人想到“上山”。南昌起义部队经历了三河坝分兵、潮汕失利、湘南起义后，才在朱老总、王尔琢和陈毅带领下，上井冈山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由此可见，主席掌舵方向的伟大！

我军一旦上了山，就如同猛虎添翼：井冈山会师，开辟了新纪元；江西苏区依托罗霄山，打退敌军四次“围歼”；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把万水千山踩在脚下；宝塔山下，主席等人指挥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前奏。而开国将帅在主席的指挥下，一旦下山就势不可挡：八路军下了太行山、沂蒙山，又走进长白山和大别山；最终，以工农为主的解放大军，将红旗插上了十万大山、天山和喜马拉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