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五中全会｜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度护航“十四五”
（原创 《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 今天）11月1日科技管理研究所

◆ 做好重大决策风险评估，保证重大决策顺利实施、消除风险隐患，就是抓住了“十四五”规划重大战略任务和重大工程项目全面落地的关键
◆ 把重大决策风险评估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有效途径，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口前移
◆ “十四五”时期我国重大决策面临的社会风险将更为复杂多样，预测评估、防范化解风险的难度增大
◆ 本期《瞭望》深度解读五中全会，此前已播发两篇，后续仍将陆续播发后续报道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怎么做？
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度护航高质量发展
文 | 孔祥涛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社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这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将风险治理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特别是对于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这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也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同时，更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其中，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亟待进一步健全完善，助力拓展“中国之治”新成就。

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口前移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我们面临的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持“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政策。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既要善于补齐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
　　
　　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就要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定期对分管地区、分管领域的风险因素和苗头进行全面排查、深入研判，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
建立健全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重大决策要慎之又慎，把防范风险放在重要位置，作任何决策都要把风险评估作为必经程序；
建立健全风险防控协同机制，建立风险信息及时互通共享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
建立健全风险防控责任机制，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坚决防止和克服层层推责。
　　
　　其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是“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一项重要制度。

　　 　　应该看到，相对于西方政治制度，我们党和政府在面对各种重大社会问题作出决策时责任更大、资源更多、效率更高。这种决策模式可以快速而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需要防范因决策实施而对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因此，把重大决策风险评估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有效途径，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口前移，既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决策效力优势，也能在最大程度上防控重大决策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
　　
　　社会稳定风险历来是重大决策风险评估的重点，我们党日益重视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党的十八大以来，20多个部委、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基本的评估制度、管理评价规定和实施办法。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第三方社会评估机构，力量增长迅速。截至2020年9月，全国有超过8000家第三方社会评估机构涉及社会风险评估业务。
　　
　　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的建立实施，在推动科学决策、提高治理能力，维护群众利益、扩大基层民主，源头防范化解社会风险、促进和谐稳定，保障重大决策事项顺利实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年以来，我国“十三五”规划重大战略任务和165项重大工程项目，在各方面风险挑战增大的环境中全面落地见效。在这背后，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度发挥了作用，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之治”的成就，对我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安全稳定收益、实现举世瞩目的“两个奇迹”作出了贡献。
　　
　　“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将更为繁重。国家、地方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都会涉及大量重大决策事项。做好重大决策风险评估，保证重大决策顺利实施、消除风险隐患，就是抓住了“十四五”规划重大战略任务和重大工程项目全面落地的关键。
　
　　开展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工作，既面临崇高的时代使命，又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必须以历史担当和独特作用，保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着力从决策源头防范和化解影响“十四五”规划实施及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在新征程中作出新贡献。

在全局和变局中谋划社会风险评估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与安全，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重大决策面临的社会风险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各领域、国内外风险密切关联。要从全局和变局中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把重大决策社会风险置于其中进行科学评估和有效治理。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从国内看，社会矛盾风险总体平稳可控、稳中有升。“十三五”期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仍然存在，部分领域矛盾风险呈上升趋势、流动性加快，社会敏感度增强。经济、金融、就业、收入分配、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方面风险关联性增强，易叠加共振形成复合风险。此外，国内社会矛盾风险面临被外部势力利用的风险。
　　
　　放眼世界，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深刻冲击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严重打击全球化趋势，造成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发生重大变化，催生部分国家经济社会政治严重风险危机，对立、冲突将愈演愈烈。我国发展受外部风险传导、冲击的势头增大。
　　
　　因此，“十四五”时期我国重大决策面临的社会风险将更为复杂多样，预测评估、防范化解风险的难度增大。
　　
　　当前，我国重大决策面临的社会风险呈现出叠加效应、联动效应、放大效应、倒灌效应等特点。
　　
　　其一，重大决策面临的社会风险的焦点集中在决策方案上，但风险源头往往藏在决策背后。一旦决策失当就易引发社会矛盾，因此必须将复杂风险及其互动机理纳入风险识别评估视野。
　　
　　其二，重大决策伴随的社会风险始终与全球化、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相伴而生，随着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加快，重大决策风险将易发多发。
　　
　　其三，我国重大决策社会风险主要涉及经济和民生利益矛盾，多元多样、量大面广。
　　
　　其四，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环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权益的决策风险有可能会出现上升趋势。这也客观反映了群众对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这类风险虽然总量占比不大，但往往群众感受更为直接，需要高度重视。

　　其五，在信息社会化背景下，互联网容易成为各类风险的策源地、传导器、放大器，一件小事情都可能形成舆论漩涡，一些谣言传闻经煽动炒作，极易使“茶杯里的风暴”骤变为现实社会的“龙卷风”。
　　
　　其六，我国的重大决策面临的社会风险，反映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在时空上将有一定的持续性。
　　
　　此次全会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因此，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开展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工作，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围绕“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要求，更加积极主动地作为。
　　
　　要运用世界眼光、战略思维、系统思维，深入研究我国发展所处风险环境的巨大变化，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我国重大决策社会风险发生演变的特点规律。
　　
　　要动态、精准、系统识别各种风险因素，科学评估决策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风险可控性，并提出完善决策、防范化解风险的可行方案。
　　
　　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社会风险评估为牵引开展风险治理工作，把可能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问题矛盾解决在决策之前，防止风险扩大、升级、变质、共振，酿成重大风险和危机事件，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着力提升社会风险评估与治理能力

　　未来要完成“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的目标，就需抓住重点和关键，补短板、强弱项，全面加强社会风险评估与治理的能力。
　　
　　当前，我国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度建设尚处于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短板弱项较多，还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例如，有的部门和地方对此的重视度不够，条（部门）块（地方）结合不够，各地发展不平衡；评估制度覆盖面小；部分决策事项的评估质量不高，专业性、科学性不强；行业建设缺乏规划，行业管理、自律薄弱，缺少从业规定和系统、规范、科学的职业培训；第三方社会评估机构视野、素养、能力普遍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机构发育不足，行业管理薄弱，市场存在无序竞争现象；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相关规定的落地执行仍有弹性，没有形成刚性约束；有的地方决策不参考第三方机构客观的评估结论；政（府）、产（业）、学（高校）、研（究机构）、用（市场）未形成良性互动机制；缺乏全国统一的、科学完备的评估制度体系、标准体系、程序规范；社会风险评估与治理的学术研究与应急管理研究相比仍然薄弱，与评估实务结合不够。
　　
　　着眼未来，做好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既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又要加大改革力度，提升相关部门和人员社会风险评估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同时，要增强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敏锐抓住新机遇，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专业能力建设为根本，推进科学化、专业化、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的“五化”建设，持续提升评估和治理风险的质量和效益，为“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国家发展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高质量服务。

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 3个“更”读懂高水平对外开放
（来源：原创 徐飞彪 半月谈 今天）11月2日科技管理研究所官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多次提到“开放”理念，表明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开放共赢发展，并将在未来5至15年内将对外开放提升至全新水平。全会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那么，如何理解高水平开放这3个“更”？

1.三个“更”的具体内涵

开放是数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密码之一，也是“中国模式”日益成型的重要动力基础。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开放发展”已内化成我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经济社会治理理念的重要基石。顺理成章，五中全会提出了3个“更”。

一是更大范围的开放。经过40多年的不断开放，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东部沿海、中部腹地和西部内陆不同梯次、共同开放的格局，与我国建立经贸与投资合作的国家和地区遍及全球。但不可否认，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省市与外部世界交融的程度并不均衡，外资外企准入的门槛高低不一，本地企业“走出去”、布局全球的水平也不尽相同。为更大程度地激发国内经济发展的潜能，未来的开放还需在空间上下更大功夫，打破沿海与内地的藩篱，让每一块地方都是开放的前沿阵地。

二是更宽领域的开放。新时代要求参与对外开放涵盖经济体系的各大领域，在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各环节，在经贸、投资、金融等各领域，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各产业，形成对外开放的覆盖网络。

三是更深层次的开放。未来的开放不仅包括引进来，也包括走出去，是双向的开放。这种开放不仅涉及大幅降低境外商品和服务在中国市场的准入门槛，降低关税总水平和消除非关税壁垒，而且涉及深入的要素层面甚至是经济体制层面，以形成多层次的纵深开放。这就要求不仅商品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数字信息等也可自由流转，并在法律法规和管理体制上作出相应调整。

2.开放成高频用词

通读五中全会公报可以发现，“开放”二字在全篇出现达11次之多。开放这一理念始终贯穿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未来总规划的远景目标、指导思想、遵循原则、主要目标、具体任务等内容中。

在公报有关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中，其中之一就是要“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中，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提到要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公报还提到“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以上表述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开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战略中的地位和分量。

3.高水平开放，展露大国自信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经贸、金融与投资的一体化日进千里，开创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但当前，逆全球化浪潮迭起，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全球化遭遇不小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更高水平的开放，坚持开放发展、联动发展和共同发展，不仅是大国担当的体现，也是自信心的展露。

如何推动下一步高水平开放？公报给出了基本路径：
对内，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对外，推进双多边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五中全会已擘画好未来开放发展的宏伟蓝图，具有全球视野、敢于在国际市场上拼搏的人才，尤其是伴随高水平对外开放成长的青年一代，将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