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官员，为何主动投案？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2022-12-14 14:25发表于北京

“走进市纪委监委大门那一刻，我如释重负”！

12月13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赵卫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赵卫东，男，汉族，1969年12月出生，河南永城人，在职研究生学历。2022年5月，他被免职。

这是最新的一则官员主动投案消息。

近期，各地纪委监委接连发布官员主动投案的消息。其中有两位副部级干部：吉林省政协原副主席张晓霈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春生。张晓霈是今年首个主动投案的省部级干部。

除中管干部外，还有上述提到的赵卫东等多位省管干部主动投案，包括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级巡视员董立新、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雷文蓉、营口市委原书记赵长富、武汉市原副市长张光清、广西投资集团副总经理刘洪、金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费跃忠、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夜礼斌、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省能源局局长汪洪溟等。

近日投案的官员中，包括年轻的在职干部 ，也包含一些退休的年长干部。具体来说，近期投案的官员大多是“60后”，而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党组副书记、董事长夜礼斌和武汉市原副市长张光清都出生于1957年，是少有的“50后”。“70后”层面也有少数人，包括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兼省能源局局长汪洪溟和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费跃忠。其中，费跃忠是“75后”，出生于1975年10月。

在发布张晓霈落马的消息之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题为《主动投案才是唯一正确出路》的评论文章。文章提到，十九届中央纪委向党的二十大的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五年来，8.1万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2020年以来21.6万人主动交代问题。违纪干部主动投案人数的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败标本兼治综合效应更加显现。

而《中国纪检监察报》此前曾撰文评论称，在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之下，越来越多违纪干部主动投案，“自首效应”正在形成。

有警虎，也有内鬼，更多是“一把手”

投案官员中既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也有国企的管理人员，有多位是“一把手”。10月27日投案的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兼省能源局局长汪洪溟是能源局的“一把手”，11月1日投案的营口市委原书记赵长富曾是地级市党政“一把手”，12月8日主动投案的李春生曾是广东警界“一把手”，执掌8年。此外，11月15日投案的广西投资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洪和11月24日投案的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党组副书记、董事长夜礼斌曾供职于国企。他们大多身居要职，手握一方权力。

        两只   “老  虎”

近期，主动投案的一众官员中，张晓霈和李春生两人为副部级干部。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1月25日消息，吉林省政协原副主席张晓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张晓霈现年65岁，籍贯河南洛阳，他长期在吉林履职，早年在企业工作，官至吉化集团公司经理兼党委副书记。2004年底步入仕途，跻身吉林市委常委，次年兼任副市长。2011年任吉林市委书记，两年后当选为吉林省政协副主席，跻身副部级干部序列。2018年1月，60岁的张晓霈卸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一职。

白鹭洲知政注意到，同张晓霈一样在省政协副主席这一职位上主动投案的官员包括去年8月落马的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以及2018年7月落马的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巧合的是，三人同时于2018年1月从省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休。

薛恒和艾文礼都出生于1955年，比张晓霈年长2岁。与张晓霈相似的是，二人都并非一工作便踏入仕途。薛恒早年在辽宁省绥中县高台乡中学担任教员，艾文礼则是河北省柏各庄农场二分场的一名工人。薛恒仕途的第一个职位是绥中县卫生局副局长，艾文礼则是河北省柏各庄农垦区商业局办公室干部。此后，二人的仕途不断升迁，先后主政所在省份的多个地级市。

2011年，薛恒出任辽宁省副省长，同年，艾文礼跻身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16年1月，年满60岁的薛恒卸任辽宁省副省长，同月当选辽宁省政协副主席。艾文礼则于2015年1月在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上当选为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据检方指控称，在2019年离职后，薛恒仍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他人请托，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6.3万元。也就是说，薛恒在退休后，仍不收手，继续敛财。

而艾文礼是十八大后中纪委公布的第一个自首的副部级官员。

2018年1月，艾文礼退休，两个月后，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推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同年7月，艾文礼带着三个箱子，走进了国家监委的办公楼，成了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后首位投案自首的中管干部。

据悉，2018年艾文礼先后4次主动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交代有关问题，他把所收受的物品摆在桌上的时候，大概占据了大半个会议桌，工作人员将涉案款物逐一清点、登记、拍照，这个工作用了一整天时间。

2018年10月，艾文礼被开除党籍。在被开除党籍的现场，艾文礼还告诫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以他为戒，呼吁有问题的同志不要再存有侥幸心理，尽快向组织主动投案自首。最终，艾文礼被判8年罚金300万。

而近期另一位主动投案的副部级干部李春生，他曾在公安系统任职17年，执掌广东警界8年，曾指挥铲除了广东陆丰“冰毒教父”蔡东家的地下王国、部署开展了广东东莞“扫黄”等行动，可惜却走上了腐败之路。

李春生出生于1961年3月，河南郑州人，早年在家乡河南学习、工作，2004年正式转岗公安系统，后又北上公安部任职，2013年空降广东，担任广东省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直至去年退居二线。

执掌广东警界的第一年，他便领导指挥了2013年广东省警方最关键的一次重大行动——“雷霆扫毒”汕尾行动，将广东“冰毒教父”蔡东家团伙剿灭,该案件后来被改编并拍摄成电视剧《破冰行动》。除了指挥铲除陆丰“冰毒教父”地下王国外，李春生还曾于2014年2月在广东打响“扫黄”歼灭战。

值得注意的是，李春生在公安部工作期间，与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上海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平等“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均有不同程度的交集。

                 “内  鬼”

除“老虎”外，近期主动投案的还有“内鬼”。

10月24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级巡视员董立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白鹭洲知政注意到，从2015年7月起，他相继担任江西两地级市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21年8月转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级巡视员，任职纪检系统6年之久。如今落马成了纪检监察系统的“灯下黑”。

董立新出生于1967年9月，江西玉山人，他长期在江西工作。曾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江西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15年首次转岗纪检系统，任景德镇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后兼任市监委主任。

担任景德镇市纪委书记5年后，董立新于2020年8月跨市来到南昌，继续在纪检系统工作，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代主任，后去代转正。一年后，董立新离开纪检系统，转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级巡视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8月主动投案的江西省九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瑞英于2019年8月至2021年8月在任景德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时，在景德镇负责纪检办案的正是董立新。

去年2月，董立新在南昌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到，2020年，南昌市纪委市监委和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政治要求，严惩“灯下黑”，组织开展以姜国文、卢建等违纪违法案件为反面教材的警示教育。

董立新在那次会议上提到的反面教材“姜国文”和“卢建”也都是“纪委内鬼”。

姜国文出生于1957年9月，黑龙江克山人，仕途履历从未离开黑龙江，担任了9年哈尔滨市纪委书记。2019年9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协主席任上落马，他是党的十九大后黑龙江省首个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

姜国文落马后，2020年4月，中纪委下发《关于姜国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该通报下发后，全国多地就此开展警示教育，姜国文被指“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执纪违纪、滥权妄为”。2020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姜国文于2005年至2019年利用包括哈尔滨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395亿余元。

另一位“内鬼”卢建出生于1955年，曾是江西省供销合作社党组成员、省纪委驻省供销合作社纪检组组长。他于2020年5月被查，2020年10月被开除党籍。卢建的通报中提到，他对纪检监察事业毫无忠诚之心，执纪违纪，以工作秘密换取个人利益。

              烟草公司“一把手”

白鹭洲知政注意到，近期主动投案的干部中，除政府官员外，也不乏烟草公司一把手。

11月24日，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党组副书记、董事长夜礼斌主动投案。此时，他已退休近两年了。

夜礼斌出生于1957年12月，他长期在云南工作，曾任楚雄州州长、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昭通市委书记等职。2014年5月任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长，担任这一职务近4年之久。2018年1月，夜礼斌保留正厅级待遇，同年3月出任省人民政府参事。去年2月退休。

值得注意的是，夜礼斌落马之前，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周涛已于今年1月主动投案。夜礼斌投案的前两天，周涛被提起公诉。

周涛现年48岁，与夜礼斌不同的是，周涛长期任职烟草系统，曾在江苏、广西两地烟草公司工作。2018年12月调任云南中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至今年1月主动投案，他在烟草系统工作了26年。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是全国19家卷烟工业企业中产销规模最大的省级中烟公司，以“云烟”“玉溪”“红塔山”“红河”四大品牌为核心。

其中，公司拥有卷烟产量规模位居行业前两位的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中烟在行业19家工业企业中保持产销规模第一，税利总额第一，稳固了烟草行业“领头羊、排头兵”的地位。

                      任副厅15年

10月31日投案的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雷文蓉至今已任副厅级干部达15年之久。

公开履历显示，雷文蓉出生于1966年12月，贵州遵义人。贵州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本科学历、农学学士，曾在贵州黔西南、遵义、铜仁三地任职。

1991年起历任共青团贵州省贞丰县委副书记、黔西南州妇联副主席、赤水市委书记等职。2007年6月，升任铜仁地区行署副专员，跻身副厅级干部行列，并继续兼任赤水市委书记。2018年任贵州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去年4月改任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至今担任副厅级干部15年之久。

有的履新46天就投案，有的退休15年投案

梳理近期主动投案官员的简历可以发现，有些年轻干部投案前几个月才刚刚履新。

10月27日，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兼省能源局局长汪洪溟主动投案。

汪洪溟出生于1971年8月，长期在辽宁工作，曾任鞍山市委常委、秘书长，营口市委常委、副市长，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等职，他刚于今年2月履新辽宁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4月兼任省能源局局长。

11月15日主动投案的广西投资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洪今年7月刚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公示，拟任区直企业正职。4个月后，刘洪尚未获任新职务，反而主动投案了。

此外，11月16日主动投案的金华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费跃忠，他3个月前刚刚跨市履新，从杭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转任金华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费跃忠是一位“75后”干部，出生于1975年10月，浙江杭州人。他长期在公安系统履职。

他此前在杭州工作了26年，2019年任杭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次年任杭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今年8月首次离开杭州，跨市履新金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华市公安局局长。三个月后，主动投案。

相较于费跃忠履新三个月后投案，此前青海省原副省长文国栋在上任副省长短短46天后，2020年9月6日主动投案。

1968 年出生的文国栋，32 岁便成为青海最年轻的县委书记，36 岁就当上副厅级官员；51 岁这年，他升至副部级。然而，刚跻身副部不足两个月，文国栋主动投案。经查，文国栋于2009年至2020年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991万余元，最终，他获刑11年。

在近期主动投案的官员中，退休人员也占了一定数量。他们之中，有人刚刚退休，也有人已退休多年。具体来说，11月2日投案的原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黄文杰今年2月份刚刚退休，前文提到的营口市委原书记赵长富和云南中烟公司原董事长夜礼斌已退休近两年，副部级老虎张晓霈退休4年有余。

11月11日主动投案的武汉市原副市长张光清，现年65岁，官方尚未披露其何时卸任武汉市副市长一职，但其最后一次以武汉市政府副市长的身份公开露面是在 2017年1月。

张光清是湖北洪湖人，公安科班出身，早年在公安系统工作超过20年。他1979年进入武汉市公安局工作，18年时间从普通干部做到了副局长，后又出任武昌区委书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等职。2013年履新武汉市政府副市长。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以后，张光清虽没有以武汉市政府副市长的身份公开露面，但却于2018年出现在了湖北省的处分通报中。

据湖北省人民政府2018年3月29日消息，2016年11月至12月，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省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并于2017年4月14日将督察发现的18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移交湖北省。根据查明事实，湖北省对221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厅级干部26人。湖北省通报了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武汉市违规填湖占湖突出问题”，张光清因此被党内警告处分。

此前，以内蒙古涉煤腐败“倒查20年”为代表的一系列专项整治的开展，形成了对腐败案件深挖深查的追责机制。“倒查20年”还入选了中纪委2020年度十大反腐热词 。

一些腐败官员“退休后就高枕无忧”的泡沫幻灭。此前浙江省绍兴市政协原副主席陈建设和浙江新昌县原人大副主任丁伯元分别在退休15年和12年后主动投案，近年来退休多年的干部频频主动投案更加印证了退休并不是“保险箱”，退休更不代表“安全着陆”。人可以退休，反腐没有“退休”时。

                    他们为何主动投案？

当干部们主动投案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时，这一行为显然已跳脱出了偶然性的范畴。那么，其背后的原因值得考究。白鹭洲知政认为，可以分为理性与感性两个维度。

                              理性之维

在理性这一维度，可从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来探讨。

宏观层面，涉及外部制度与政策。

就制度来看，十八大后，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强，尤其是2018年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反贪局的力量补充到了原有的纪检监察部门，反腐败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党规也不断完善，问题官员们在强大的反腐败高压的震慑下无处遁形。

就政策来看，中纪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感召是唤醒贪官们悬崖勒马的关键一点。根据201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干部，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监察机关经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因此，正如复旦大学教授李辉分析认为，当问题官员自身对减轻处罚的需求越强时，其主动投案的概率也会越高。此前中纪委在对上文所提到的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首次使用“提出减轻处罚的建议”这一表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中亦提出对其予以减轻处罚的意见，最终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

微观层面，则涉及干部对自身被查处的预期。自身被查的预期越大，越会趁早主动投案。李辉教授将“对自己被查处概率的预期”和“对减轻惩罚的需求”这两个主动投案考虑的因素，归到对自身利益考量的理性选择视角。

近期主动投案的官员中，有几位是在巡视组入驻后投案的。上文所提到的刚履新不久的汪洪溟和已退休近两年的赵长富便是此类官员的代表。

据悉，汪洪溟主动投案前半个月，辽宁省委第十一巡视组入驻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党组开展巡视。赵长富投案前两个月，辽宁省委第八巡视组向营口市委反馈了巡视情况。我们可以合理猜测，他们的投案动机与巡视组进驻有所勾连。

《瞭望》新闻周刊曾指出，巡视利剑作用产生强大震慑，不断强化日常监督。往往巡视组进驻后，一些问题官员夜不能寐、心惊胆战，最终主动投案。

值得注意的是，汪洪溟曾是赵长富的下属，两人曾共事一年。2018年初至2019年初，汪洪溟任营口市委常委、副市长时，赵长富是营口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提到巡视组进驻后主动投案的退休人员，除了此番的赵长富外，还要说起另一位女性干部——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

据媒体报道，她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首个主动投案的女性省部级高官。2021 年 7 月 8日，刘川生几乎是在中央巡视组结束对北京师范大学巡视的同时，从该校离职近五年后主动投案，时年71岁。

刘川生出生于1950 年 12 月，在高校、国家部委、媒体、外交系统均有过任职经历。2005 年 6 月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2016 年 11 月退休，任职时间长达 11 年之久。她被指在任北师大党委书记期间，滥用北师大品牌，纵容其子违规合作办学。

当巡视组入驻后，利剑高悬，形成震慑。问题官员们预见自身被查处的意识达到一段时间内的顶峰，主动投案的概率进一步增强。“巡视组进驻学校后，我整晚失眠，知道自己的事情瞒不住了，还不如早日交代问题，让自己解脱，也让家人不再蒙羞。”成都工业学院原党委委员聂涛曾现身说法。

综上，问题官员们综合自身利益，经过宏观层面及微观层面的理性考量后，便会倾向于主动投案，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

                          感性之维

就感性层面来说，问题官员的投案动机可以归纳为自身的心理斗争以及身边人的行为示范两个方面。

心理斗争：“怕”字当头——惶惶不可终日

从2014年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2016年的《永远在路上》，到今年推出的《零容忍》，几乎每年都有一部反腐专题片播出。透过这些专题片，我们可以发现以往主动投案的问题官员们，在忏悔中经常提到一个字——“怕”。

11月3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廉洁四川”网“‘案’理说”栏目发布了今年5月主动投案的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水产渔政局原局长骆兵一案详情。据“廉洁四川”披露，骆兵在镜头前回忆了投案前的惶恐：“怕在会场被当众带走，常请人代会。”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也曾发文提到问题官员投案前的惶恐心理：《惩治:吉林坚持惩治不放松——坚决拔掉“烂树”护好整片“森林”》一文中提到，通化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刚振涛在忏悔书中，连用五个“怕”描述当时的心情。一股强大的压力，让他最终下定决心，投案自首。

此外，还有主动投案的官员提到，自己有“三怕”心理：一怕开会，二怕办公室敲门，三怕回家，怕被纪委干部带走。

从多个案例看，问题官员们在主动投案前都经历了复杂的心理斗争。他们内心的“怕”，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各类腐败问题采取“零容忍”、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败高压态势。

行为示范：“身边人”相继落马后的自我救赎

结合案例分析后，白鹭洲知政注意到，除了自身的心理因素外，身边人的落马是推动部分问题官员主动走进纪委大门的“临门一脚”。

此处，说回近期落马的“老虎”张晓霈。张晓霈曾任吉林市委书记，他在这一职务上的前两任及后一任吉林市委书记此前均已落马。包括他在内，吉林市连续四任市委书记被查。

前文说到，张晓霈早年在吉化工作，官至吉化集团公司经理兼党委副书记。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落马的吉林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孙维国早年也在企业工作，曾任吉化股份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生产技术部副部长、部长等职。他几乎是与张晓霈同一时间由企转政，张晓霈在任吉林市市长期间，孙维国当了2年他的助理。

张晓霈2004年底跻身吉林市委常委，2005年1月履新吉林市副市长，两个月后，时任吉联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吉化电石厂厂长的孙维国挂职担任吉林市市长助理。2007年1月，张晓霈成为吉林市市长，2008年2月，孙维国正式出任吉林市市长助理，直到2010年2月转任吉林市龙潭区委副书记，张晓霈与孙维国共事多年。此外，曾与张晓霈搭班的崔振吉多年之前就已被查。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文分析称，身边人员被查并很快取得突破，对于其他犯案人员震慑很大。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浙江省象山县公路管理段东陈站站长林某投案之前，看到同事一个个被“揪出来”，感到非常焦虑，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担惊受怕，还不如主动投案，争取从轻处理。他的举动催生了“多米诺效应”，此后不到一个月时间，象山县公路管理段党总支书记钱某、工程管理科科长翁某等6人相继到县纪委监委投案自首。

           主动投案后，能轻判吗？

关于主动投案后是否能受到组织宽大处理这一问题，首先应明确一点，主动投案不等于自首。

上文中所提到的几位近期投案的官员，中纪委披露的通报原文均是“主动投案”，而在此前艾文礼被调查的通报信息中，中纪委网站的原文是 ：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投案自首。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曾指出，主动投案不等于投案自首，主动投案后，如实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后，才称为投案自首。

在主动投案的问题干部中，有少数人妄图借主动投案之名，行对抗调查之实。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2020年5月落马的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副书记邓寄鹏在听到即将被调查的风声后，上蹿下跳找关系打招呼，甚至搞“假投案”“假自首”。

2019年7月，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主动投案问题的规定（试行）》，进一步规范了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中对主动投案的认定和处理。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也结合实际出台相关制度，严把程序关、事实关、政策关，规范处理主动投案。如河南、西藏、新疆等地都出台了相关文件。

针对“假投案”这一问题， 时任河南省开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卢志军曾说，“在处置主动投案中，我们建立了集体研判、分类处理、快速处置机制，在查清违纪违法事实的基础上，对于主动投案动机、时机、觉悟态度、如实供述、现实表现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做到精准规范稳妥处置。对于妄图丢卒保车、转移视线的假投案者严肃查处，避免投案变成投机。”

上文提到的艾文礼受贿超过6000万元，数额属特别巨大，但却只被判刑8年，属于典型的减轻处罚。有媒体报道称，2018年以来宣判的省部级“大老虎”中，艾文礼的刑罚最低，甚至远低于受贿金额低于他的官员。此前，原第十二届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三运和甘肃省委原常委、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虞海燕受贿金额与艾文礼相近，但刑期分别为12年、15年。

因此，问题官员主动投案后是否能轻判，主要取决于其主动投案的动机是否单纯。倘若主动投案后避重就轻，企图混淆视听，仍旧逃脱不了党纪国法严惩。西安市原副市长强小安就曾在悔录中提到，“自己人生中最痛的有‘三大悔’，第一悔就是主动投案不彻底……”。最终，强小安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