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wǔ sì yùn dòng]1919年青年学生组织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起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渐增长。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4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注意这里的“封建”一词是泛化的封建观），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2019年4月30日10时30分，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文名：五四运动
外文名：May Fourth Movement
发起时间：1919年5月4日
性质：毫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中心：初期北京，6月3日后转移到上海
五四疑云：谁放火烧了赵家楼

事件起因主要经过内部矛盾学生代表主要领导相关团体时间列表纪念活动历史特点主要影响五四文学评价《申报》记录

历史原因

新思想与社团
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陈独秀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

新青年
社团组织在中华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高等教育发展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于1905年被废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国耻情绪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1914年11月7日占领全部的德国租借地胶州湾。

五四运动时的徐世昌政府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即加入了协约国。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洋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被北京学生痛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工商背景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重要力量。

北洋政府内部派系的权力斗争
“五四运动”前后，北洋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工具，藉传媒煽动学生举办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除此之外，“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绝对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都深受党派斗争之影响。

六三运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洋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激起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是我国民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事件起因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
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约。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1919年6月28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主要经过

北京学生运动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李大钊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
这四条办法是：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
（四）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五四运动口号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1919年5月7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上海学生联合会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
1919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
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五四”发生以后，作为点燃五四之火的大总统徐世昌也与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在总统府密议，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
1919年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
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
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
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上海工人罢工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上海工人罢工
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陈独秀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文界响应
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茅盾之弟）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连续出版了70号，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

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

中国收回主权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 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
条约规定：
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
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
青岛海关归还中国；
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
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抵制日货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痛陈国力衰微，经济绝交乃是阻止日军侵略的惟一方法，号召对日进行经济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当时执政党的大力推动下，激荡全国。违反抵制日货者，甚至被剥夺一定的公民权。

内部矛盾

矛盾表现
一方面，五四运动当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挥整个运动，然而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学生运动。
另一方面，在纷纷乱局中，谣言四起，有人怀疑罗家伦和傅斯年去安福俱乐部赴宴，已被段祺瑞执政府收买，于是嘲骂罗家伦的漫画和打油诗一齐出笼，打油诗带有极鲜明的人身攻击色彩：“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

面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1919年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了良好效果。

学生代表

北京
方豪（1894-1955），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其后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首任主席。后在安徽、浙江等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罗家伦（1896-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后留学海外，后来担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1928年9月18日就职）。逝世于台北。
段锡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字书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逝世于上海。
王自治（1889-1965），甘肃正宁人，字立轩。北京大学学生，继段锡朋之后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后长期在甘肃省任职，并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兰州大学校长。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在长征中另立“中央”，并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与毛泽东等人产生矛盾而借机出逃投靠蒋介石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从事反共活动。最后逝世于加拿大。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学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于南京。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后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易克嶷，北京大学学生。
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高君宇（1896-1925），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罗隆基（1896-1965），江西安福人。清华大学学生，后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江南村人，世代居住于泸水河边。清华学校学生评议会主席（清华学运的领导机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清华大学第一任学生会会长。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军阀政府请愿）。
陈长桐，清华大学学生。
何浩若（1899-1971）。清华大学学生。后加入中国国民党，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创办中央日报。逝于台湾。
闻一多（1899-1946），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华大学学生。全国学生联合会清华大学代表。后为诗人，学者，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在昆明发表完演讲之后回家途中遭特务暗杀，身亡。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后来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郑振铎（1898-1958），北京铁道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作家。

天津
杨兴亚，天津学生联合会总代表。
张太雷（1898-1927），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后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州起义。但在起义中被暗杀。
于方舟（1900-1928），直隶宁河人，原名兰渚，又名芳洲。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后为中共天津市委创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马骏（1895-1928），吉林宁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后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孙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学生会会长，学生代表。
周恩来（1898-1976），南开大学学生，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谌志笃（1898-1975），号石僧，贵州织金人。解放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谌志笃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沙主培（1902-1978），天津人。

上海
何葆仁（1895-1978年），复旦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

南京
张闻天（1900-1976），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
阮真（1896-1972），浙江绍兴上虞人，著名教育家, 中国第一位语文教材教法硕士研究生导师，首创了"先总论后分论"的教材编写方法。
沈泽民（1902-1930），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党员之一，作家，翻译家，茅盾的弟弟。

武汉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中共创始人之一。

主要领导
胡适（1891-1962），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林长民（1876-1925），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时任校长。

相关团体

北京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
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
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
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
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
五、力争关税自由；
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
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少年中国学会：由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根据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创建。
1918年6月30日发起，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
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分裂，无形解散，停止活动。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它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月19日开始成立，19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五四”后不久，傅斯年、罗家伦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即停止活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 民治主义同志会：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钟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

实践社： 发起人李寿雍、许孝炎、邓文（火军）等。除邓文于1927年同李大钊先生一同遇难外，其成员大部分均倾向于支持国民政府。 兴中学会：发起人童冠贤、王次甫、王礼锡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后来王次甫加入新政学系，童冠贤则在蒋战败时，“人弃我取”地当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长。学会经费由商震供给。

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

上海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

天津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数量约等。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觉悟社在广州
孙文主义大同盟：1927年1月26日广州成立，后改名孙文主义学会，因后来黄埔军校组织成立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又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这个同盟是由八个青年发起的，即郭春涛、邓飞黄、李诚之、于振瀛、李世军、延国符、廖维藩、王炳钧，后来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湖南人）等二百余人，后大部成员入汪精卫的改组派，并服务冯玉祥。

湖南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70余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四川诚学会：是四川学生邹附初、陈铭德、郑献征等所组织，是企图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组织。大部分是民治主义同志会会员，与四川军阀刘湘等有联系。

时间列表
1919年3月6日，梁启超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报告他从和会上获知的段祺瑞与日本借款和山东问题。
1919年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
1919年4月29-30日，巴黎和会代表参加会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156、157、158条】，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1919年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1919年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1919年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转报学生。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
1919年5月5日 ，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
1919年5月7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
1919年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
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
1919年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
1919年6月1日，政府查禁联合会。
1919年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
1919年6月4日，北京学生出动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
1919年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1919年6月6－8日，罢工规模扩大。
1919年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1919年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1919年6月11日，徐世昌总统咨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1919年6月12日，商人开市。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
1919年6月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1919年6月17日，北京政府致电专使在和约上签字。
1919年6月22日，国务院通电全国，徐世昌总统打消辞意。
1919年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从缓签字。
1919年6月27日，京津学生，留日留美学生请愿。
1919年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代表团驻地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纪念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五四活动
纪念五四五四纪念馆共青团中央
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专题人民网南方网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专题中国共青团
中国台湾地区纪念五四活动等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五四运动纪念日时认为“五四运动期间推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即使对于现今社会仍极具历史意义，形成数十年后知识份子的奋斗目标与社会改革方向。”“年轻学子不应被绝对真理或终极教条所左右，应培养自身独立判断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实力，马英九认为这象征著五四时代最重要的启蒙精神，相信这也将有助深化台湾民主经验的内涵，让我们的社会尊崇追求真实且不媚俗的精神。”“台湾以累积半世纪的民主经验，做出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可以很自豪的说自己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张成绩单。马英九认为这不只对台湾，对整个华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海外纪念五四大事
2005年 两岸四地大学生汇聚澳门纪念“五四”运动
2019年4月30日10时30分，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历史特点
由于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
主要是：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阶段，这典型地表现为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即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了。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运动中。（注意:此时还没有农民阶级！只有部分农民阶级参加了）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第四，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先发起，由工人扩大的坚决的反帝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五，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主要影响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性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始；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精神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爱国，自救，进步，科学，民主。一说：不屈不挠、忧国忧民、乐于奉献、敢于斗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五四运动之《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原载《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注：本文是由北京大学的学生〈罗家伦〉拟定的宣言，由北京大学学生印刷，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时散发，故又称“当日大会传单”。）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思想文化
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中华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五四运动时上海女学生游行示威对外关系
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利益和权益能够保留下来，相反，刺激了日本吞并中国，排挤其他列强的速度。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了中国的内乱。

1921年到1922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山东问题得到解决，日本把青岛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但是胶济铁路仍由日本控制，山东实际仍由日本控制，中国权益没有恢复。

战后的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首先，大战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庞大的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崩溃了，欧洲最古老的奥匈哈布斯堡王朝被革命推翻，德国也发生了革命，获胜的协约国方面则是战债山积，忙于善后，已无法再在远东推进强硬推进政策；
其次，大战也破了列强一致对华行动的可能性，德国暂时陷入衰运中，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美国参议院不批准《凡尔赛和约》，表示了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要采取单独行动的趋势，曾经成为北京“太上政府”的北京公使团已没有往日的显赫声势了；
第三，中国因签署《对奥合约》而得以加入国联，随即又先后签署了《对匈合约》和《对土合约》，次年中国首任驻国联代表顾维钧当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1921年8月又当选为国联理事会主席，中国的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有所提高；
第四，日本虽然利用大战扩展了在华势力，并通过《凡尔赛和约》强取了山东权益，打破了外国在华“均势”，但由于中国拒绝《凡尔赛和约》，已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再三要求直接与中国交涉山东问题，而一再遭到中国的拒绝；
第五，在战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爱国运动，各种国民外交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独立的潮流空前高涨。

社会经济
学生和群众的抵制日货，一定条件下刺激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中国的社会经济依然无法摆脱遭受日本欺凌的厄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多雷西·欧查德（Dorothy J. Orchard）总结说，无论如何，“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最有启示的篇章。”

教育变革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1919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破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文学艺术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政治变革
五四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分显示出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认为当时对暴力革命的绝对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女性影响
新文化运动对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从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欧美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生活。作为启蒙运动重要阵地的《新青年》，从1916年第2卷第6号起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吴虞的《女权平议》一文，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权，到以美国女性具体享有的教育平等权、法律、行政权等为例，向国人展示了欧美女权的发达，说明中国应该进行“女权革命”。

新青年
五四运动后，女权组织掀起了开辟女子职业、促成女子经济独立的运动。诸如，北京女性陈丽华等成立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女界创办女子华贞商业所；四川女性人赵友兰在上海创办女子工业社，专门制造家庭日用品，借以解决女子职业问题。然而，这些实业活动大多失败了。在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有限就业机会中，她们又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劳动环境恶劣、超体力劳动、缺乏劳保等种种不平等待遇。1924年2月中东路女职员争取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中东路各附属机关，向来女职员很多，如女电务生、学校女教师、女办事员、医院产妇（护理员）、女医生等”，但“男职员不但其本身享用免费车票、免费就医，即其眷属，亦可享用；而女职员概无此种权利。”

在近代中国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男权势力依然强大的背景下，女性通过将争女权融入到争国权的运动中，在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的层面获得了男性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妇女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但这种由男性启蒙者倡导、把女性问题完全统摄到阶级、民族解放的现代化之路，造成了两性间在阶级、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和在婚姻关系、家庭角色分工等方面的紧张与冲突，女性获得的是在不触动男权中心的权力框架内的有限解放。

五四文学一一理性精神的张扬
五四文化思潮对国民的作用即在于启蒙。新文学的先驱们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随感录”几乎都是批评人生。鲁迅提出要用文学去揭示社会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促进国民性的改造，《呐喊》、《彷徨》即贯穿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理性批判意识，问题小说即是理性讨论显得浅露的艺术表述。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也以独特的方法表达着社会人生的探索与思考。

鲁迅一一感伤的精神标记
被新思潮唤醒的一代青年作家，常常有着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感受，于是苦闷、彷徨、感伤。问题小说有感伤的情怀，乡土小说诉说着乡愁，自叙传讲着零余者的故事，连诗、散文、戏剧都不免于感伤的情绪。

个性化的追求
五四是中国文学史上“个人”表现得最突出的时期。创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现自我”。鲁迅的小说有着忧愤深广的内心情理，《野草》是一种极为个性化的主观情怀。这一时期散文小品成就最显著，正因为它适合表现作家们各异的个性。

创作方法多样化
在鲁迅的开放的现实主义影响下，现实主义逐步发展成主流；但相当多作家向往浪漫主义，要求在作品中抒发强烈的主观情绪，不止反映在创造社“身边小说”一类作家、作品上，在多数作家与各种文体上都有所表现；现代主义方法也有所表现，鲁迅、李金发不同特征的象征主义，创造社的潜意识揭示；新月派的诗的形式的探索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种创作方法多元化的局面。

评价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注意这里的“封建”一词是泛化的封建观），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是一次自觉发动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中国大陆一直存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尤其在党活动中被视为重要纪念，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学校、机关都对其形式非常重视，每年都有大型的纪念活动。

但是近些年来社会上也对于五四运动进行了种种反思。例如南怀瑾先生就批评五四运动“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9]。学者唐小兵曾撰文《曹汝霖的“五四”记忆（外一篇）》，认为曹汝霖对五四运动中学生暴力行为的描述表示“这还算是一种比较价值中立的叙述”。他认为后来历史教科书里对“五四”的宏大叙述逐渐地建构了一个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完整谱系，而在“五四”运动中发生的具体细节，尤其是当事人中间被暴力一方的记忆，似乎隐没不彰。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的斗争对象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表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发动了群众，工、商、学联合起来，农民也有部分参加了，实际上揭开了全民族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觉悟；促进了全国人民对改造中国的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也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三，五四运动既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又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民众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发动等，这些不仅使五四运动本身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涵，还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申报》记录
相关报道
1919年5月22日《申报》7版《京学界重行罢课》报道说：[12]北京中等以上之学生酝酿罢课已久，昨日起专门以上各学校已一律实行罢课，在西郊之清华学校及外人所办之汇文大学亦一致行动。据调查所得，罢课者共有十八校，学生共三万六千人，此次举动极为迅速，故不免出人意外.…..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07月03日《申报》7版《我专使未签和约之京讯》报导说[13]：中美通信社接巴黎无线电云，欧洲和约各国于昨日签字，惟中国拒绝签字。
北京法国某机关接到里昂三十日发无线电云，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德代表到会签字……突有某国代表拒绝签字，会场秩序稍乱，各国代表大为震动，日本代表尤有惊异之色云云，观此似拒绝签字者即系我国代表……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05-24 09:16中国社会科学网

1919年5月4日，热血沸腾的爱国学子从北大红楼出发，与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五四运动在民族危难之际爆发了。这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起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1921年7月，五四运动之后仅仅2年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从1919到1921，从红楼到石库门和红船，百年前中国历史上接连发生的这两件大事，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必然？
毛泽东同志当年曾指出，“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认识和把握五四运动“要坚持大历史观”，强调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关联，为我们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五四运动为什么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代以来，有着5000多年辉煌文明史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中国人苦苦寻找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国家衰败、人民困苦反而“日甚一日”。
1919年，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遭受屈辱的失败，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中华民族再次陷于危难之中。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勇当先锋，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不可阻挡地爆发了，并迅速如燎原之势蔓延全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迎来了伟大开端，这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近代以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曾虔诚而热烈地向西方学习，然而各种药方都不见疗效。“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苦闷中彷徨的中国人由此看到了新的光明和希望。五四运动的爆发，更犹如一声春雷震醒了万千暗夜中徘徊的灵魂，激发了人们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一些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由此发生根本转变，将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本主义救国方案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的眼界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真理、这个强大思想武器，“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干部上的准备。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之所以经历曲折、屡遭失败，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能够科学把握革命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充分代表人民意愿的先进政党作为领导力量。五四运动进一步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意识到创建新的革命政党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创建，离不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在五四运动中，当青年学生遭到镇压时，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站了出来，成为革命斗争的主力，展示了领导阶级的伟大力量。一些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主动走出校园，自觉穿上粗布衣裳，到工人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促成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随着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相结合，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相结合，在中国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阶级条件和思想条件逐渐具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和最大收获，是中国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先进阶级的先进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矢志不渝为之奋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历史进程掀开了新的篇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近30年的浴血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真正站立起来了，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又经过新中国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接续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今天，人民共和国欣欣向荣，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勃勃，14亿多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乘着新时代浩荡东风，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五四运动过去100多年了，当今中国所取得的现实成就，早已远超五四先驱们的一切美好愿景。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实的继承者、弘扬者，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能够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五四精神不朽！
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


百年大党的精神密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精神的弘扬与培育
中国青年网05-24 05:18中国青年网官方帐号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一百年，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一百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了伟大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撑，也是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思想创造与精神擢升。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路和贡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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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变革和思想变迁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精神的励新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时开始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史，是人们的思想发生变革、民族命运发生转折的历史。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和愚昧桎梏，不但造成了皇权阶级的夜郎自大和顽冥不化，也造成了中国人思想上的落后和精神上的颓废。按照龚自珍的说法，晚清社会表面上看似歌舞升平，但臣工投机钻营、中饱私囊，士人厚颜无耻、风气堕落，百姓惨于槁木、志灭心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清王朝的统治已是悲风骤起、危机四伏，封建政权思想困顿、精神萎靡，犹如百病缠身，几近日之将夕。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境况和精神状态下，西方列强才得以在中国长驱直入、滥施淫威，中国也才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开始了遭欺凌、受压迫的悲惨命运。

一个人在思想上的觉醒才是真正的觉醒，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升华才是真正的升华。黑格尔指出，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当器物变革和制度变革的努力遭遇失败后，时贤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其实并不在于物质层面而在精神层面，在思想和文化层面。于是，一批有觉悟的中国人开始了探寻中国精神的思想旅程。比如，梁启超当时就提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可以说，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了思想上的探路灯，在精神上也失去了主心骨，因此国人思想堙塞，民族精神独立性丧失。这就使得泱泱中华虽然有丰裕的物力，但精神国力羸弱。国土虽博，人口虽众，但却难以抵抗列强环伺，难以阻挡外敌入侵，终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新觉醒和新升华。众所周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马克思主义就迅速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一方面忠贞不渝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热情呼唤中华民族精神。他指出：“吾国历史相于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

在经历了一番尝试和探索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应用和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为沉积已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注入了“强心剂”。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即在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传统的中国思想和观念得到激荡，先进的中国人在思想和精神上活跃起来，中国精神也实现了突破和更新。

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这是对当时中国实际情境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思想改造和精神提升作用。可以说，在纷纭复杂的学说和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灵魂和精神上的旗手，改造和励新了中国精神的面貌。

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起点，中国人在精神上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由消极转为积极、由低靡转为高扬，中国精神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精神的持续弘扬和培育

精神的产生是在主客体之间发生的，离不开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精神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是主体在社会实践和思想活动中的直接创造。

100年来，在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接力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事业创造和思想改造融于一体，在不断推进伟大实践中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激发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创造了中国精神的时代辉煌。

中国精神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本身的过程中发生的思想变革和展现的精神品性为对象，以不同时空中出现的地方、人物、行业、组织、事件和思想品质为名称，以重大社会实践和人们行为活动中主客体相互作用而生发出的具体精神特质为内涵，往往由党的组织和个体率先践行，由组织引领倡导，并最终获得普遍认可。

精神在其萌生和培育的过程中，既会保留民族性的特质，也具有时代性的品格。中国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是精神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深度镶嵌与高度融合的结合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想使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实践主题。马克思说过，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

在领导不同时代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各行各业实践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不但大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状况，也发展和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精神观念和意识形态。从社会精神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弘扬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仅引领了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中国人思想观念和中国精神的创新。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承担了继承和发展中国精神的使命，成为创新中国精神的先行者和倡导者。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政治体制的革命开始的。

革命精神是革命实践的创造，也是革命活动的支撑。在发动革命起义、组织革命武装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培育了井冈山精神。

在创建和发展红色政权、探索革命政府地方治理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苏区精神；在纠正错误军事路线、扭转革命局势、挽救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长征中，中国共产党人又弘扬和培育了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

在坚持长期抗战和国内解放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又孕育并发扬了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大别山精神、西柏坡精神。

贯穿这些精神的主题词是革命，革命精神凝结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追逐人民自由和幸福的心愿，展现了革命先烈们的斗争意志、坚定信念、英雄气概和奉献品格。
这些以地域名称为标志的革命精神，勾勒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进轨迹。它们前后相连、根魂相系、薪火相传，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定的精神支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建设是社会的助推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迅即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精神振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保卫社会主义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一方面坚决打退国内外敌对分子对新中国和新生人民政权的破坏，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弘扬和培育了抗美援朝精神、孟泰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多种时代精神。

在形式上，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弘扬的那些多以地名来命名的中国精神相比，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培育的时代精神多以代表性事件和行业模范人物的名字来命名，代表的是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而涌现出的时代精神。

在内容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弘扬和培育的中国精神不是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而是以保卫社会主义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为目的，尽管其中也不乏与敌对势力的斗争豪情，但更多的则是面对建设任务而迸发的创业精神。

在价值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涌现的建设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弘扬和培育的革命精神的延续与创新，同样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统一。

改革是发展的风向标。在经历了艰辛探索和短暂徘徊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破除思想束缚，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伟大事业创造伟大精神，也需要伟大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弘扬和培育了“64字创业精神”、抗洪精神、中华体育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汶川抗震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

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条战线和各个行业中，也涌现出了以孔繁森、牛玉儒、李素丽、杨善洲等模范人物为代表的各界英模精神。不难看出，这些以事件或人物名字命名的时代精神，贯穿着改革创新的时代气息，也洋溢着开拓进取的思想旋律。毋庸置疑，人物和事件是精神的载体，也是精神孕育的母体。

从人物和事件中提炼出反映改革开放进程的优秀精神，纳入中国精神体系中并加以倡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的常态，也成为中国精神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常见做法。

复兴是时代的导航仪。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大力提倡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数十次寻访红色旧址和革命圣地，重提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古田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别山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一系列在党和国家发展历程中塑造的革命精神，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同时，他还带领全党颂扬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积极倡导和培育上海精神、丝路精神、塞罕坝精神、劳模精神、蒙古马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可见，弘扬和培育新时代的中国精神一方面需要从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中汲取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展现新气象、创造新精神。伴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精神也必将日益丰富。中国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也必将走深走实，取得新的发展，走向新的辉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的启示

100年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引领和开拓，中国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激励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激励中得到了弘扬和培育，实现了变革和创新。回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的历程，可以得到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精神的先进代表，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忠贞信奉者和坚定执行者。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推进社会革命的过程，也是培养自身的精神先进性并以此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进而激发人们接受先进精神、携手同向同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推动了社会的精神变革，也实现了自身的精神变革。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中国精神由离散到凝聚、由被动到主动，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催动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努力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的先行军，中国精神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精神武器。

其次，中国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不是抽象的、单纯的精神活动，而是见之于改造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思想世界的活动。从改变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贫穷落后的面貌开始，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了新国家和新政权，在改变国家落后经济状况的同时，也通过自我革命提升了自身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觉悟，并由此改变和提升了全体人民的精神觉悟，创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

因此，百年来中国精神的变革始终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相融合，始终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相结合，始终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相承接。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镶嵌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和进程之中，与民族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改变须臾不可分。

第三，中国精神的表现方式和呈现载体是多元多样的，但最根本、最主要的则是中国人的精神观念和精神品格。人是精神的母体，品格是精神的外化。中国精神固然可以用地名、事名、物名来表述，但精神最终只能归结为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精神。

中国精神是由党和社会中的先进分子作表率，继而转化为多数人认同和效仿的精神对象。因此说，中国精神是抽象见之于具体、一般见之于个别、物相和事件见之于人的对象。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简言之，最能够代表中国精神的，就是那些为国家、为民族和为人民而奋斗的中国脊梁。

最后，中国精神的发展和创新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长期命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团结和凝聚的精神支柱，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精神动力。

千百年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绵延不绝，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时常迸发。在100多年前发生的历史巨变和世纪大转折中，中国精神经历了由疲沓到振奋、由离散到凝聚、由传统到现代的升华。

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建设中，中国精神又经历了变革和励新。中华文明是未曾断流的文明，中国精神也是不可折损的精神。百年来，中国精神的发展和创新始终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为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创造，也是中华文明的世纪荣耀，更是中国走向更加光明未来和美好前途的征兆。



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的大人物都在做什么？
毛泽东错过，鲁迅买房
05-23 23:23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如果你问当代青年，革命历史大事件，哪一个记得最清楚？
1919年的五四运动，绝对是前三之列。
因为上历史课的时候，你总能听见老师把这个挂在嘴边，从小学，到初中，甚至是高中、大学。
时间过了很久，课上的历史知识都忘了不少，但这个五四运动，仍然是你提口就能讲出的。
所以，足见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

从文字上讲，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展示了其壮阔而奔腾的力量；此外，它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简单地讲就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

那么，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的大人物们又都在做些什么呢？

一、遗憾错过的毛泽东

五四运动的背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一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巴黎和会。
当然所谓的和平，其实是帝国列强的粉饰，因为这是一场分赃会议。
虽然中国也有参加，但在会议中，帝国主义列强们，拒绝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种权益，并且还决定将全部权益交给日本。
而当时腐朽的北洋政府，懦弱而不敢出声，居然准备在条约上签字。
这些大家肯定是很熟悉了，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消息是如何引出五四运动的？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这一消息后，当即学生代表在北大的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在两天后，于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宣告这一事情。
而当天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均有代表出席会议，经过一番情绪激昂的发言后，大家最后定出四条救国办法，其中有一条“天安门游行示威”便是五四运动的前身。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响亮口号。
之后又引出火烧赵家楼，驻日公使章宗祥被痛打等事件，而也因此导致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并且之后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游行队伍。
而这样欺软怕硬的举动，也彻底点燃了中国各地人民的怒火。
各地的学生、工人和社会团体纷纷响应支持。数百万农民、商人和工匠有史以来第一次谈论起国家大事。
而很快运动浪潮席卷了多地，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都纷纷展开抗议活动。
至此，五四运动全面爆发。
而此时，身在湖南的毛泽东却有些“悔恨”。

因为他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也就是3月份左右，提前去了上海，而后又回了长沙
原来早在1918年5月的时候，毛泽东的亲师杨昌济先生，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赶赴北京大学执教。
而也正是那个时候，杨先生给青年毛泽东写信，谈到去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并希望他能去法国读书，学成后归来建设祖国。
但当时的青年毛泽东并不想去法国留学，而是想留在长沙，把重心放在国内，以实践为基础，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
不过在后来老师与朋友的再三劝告下，毛泽东也就没有再推辞，去到了北京，还在老师的介绍下，当了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但恰逢3月12日，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为了送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青年赴法留学，奔赴到了上海，而之后4月6日，毛泽东又回到了长沙，任教于修业小学。
基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长沙时，已经是五月下旬，距离五四运动开始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虽然毛泽东很惋惜，但是这却不影响他参与到这股历史浪潮之中。

适逢这时候，毛泽东接到了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传来的信件，原来他们为了扩大五四运动的影响力，特地找到了湖南革命运动的主力军，新民学会，而毛泽东正是主要创立者。
毛泽东见到了北京来的运动代表后，当即召集新民学会里的主要干事，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后山草坪里，商谈了此事。
不久，长沙20所学校一万多名学生统一罢课，以向北洋政府抗议。
而之后，全国开展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湖南成立“国货维持会”，毛泽东组织学联参加了国货维持会，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
而且当时毛泽东，不仅领导和动员民众参加爱国运动，还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去各地进行演讲，号召大家加入爱国运动。
就在游行、罢课、宣讲等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候，毛泽东却在思量着另一件事。
他在北京、上海的那段时间，接触最多的就是那些文学学者们，像蔡元培、李大钊、吴玉章、陈独秀、胡适等知名人士，他都一一见过。
而毛泽东也知道，他们的“主要阵地”就是进步杂志，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思想才能向更多国人传播。
比如当时中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新青年》，它宣传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学，在很多重要历史时刻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所以毛泽东觉得，要让湖南的革命形势再进一步，创办一个与《新青年》一样的进步杂志，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
虽然当时人手紧缺，但毛泽东当时仍然一个人咬牙坚持了下来。
不仅自己一个人撰写文稿，而又自己编辑、排版、校对，甚至人手不够的时候，毛泽东就自己到街上去叫卖。
而在长沙创刊的《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发布大量先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毛泽东也为创刊号撰写了创刊宣言及长短文二十余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犀利的批判。
其中很多言论放在今时今日，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比如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而当《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评价道，认为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
而在7月21日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更是以老练的语言，通俗易懂的解释，向民众们剖析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中国中各种方面都要解放。

文章一出，便在社会中引起热烈反响，北京《每周评论》说，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而各大城市重要报社都纷纷转载。
这篇《民众的大联合》也成为当时，论述五四运动最佳之文章。
而当年毛泽东仅仅才26岁。
但毛泽东这样的行为无疑是惹怒了当时的北洋政府的。

8月中旬，军阀张敬尧的军警包围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张贴布告，查封了《湘江评论》。
不过作恶多端的张敬尧，虽然查封了《湘江评论》，却是抵不住浩荡的革命激流。

1919年12月，毛泽东发表《驱张宣言》，长沙各学校举行总罢课，并决定立即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前往北洋总政府抗议。
而张敬尧很快就被赶出了湖南。
驱张运动的成功，也让湖南成为仅次于北京的革命浪潮中心，革命形势发展，一片大好……

二、买房的周先生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涌现出了无数的爱国之士。
但大文豪鲁迅，周树人先生在那时期却忙着买房的典故，一直被后人“打趣”。
在我们的印象里，负有盛名的文学家、革命家鲁迅先生，应该是全心投入到爆发的五四运动中去的啊！怎么还会跑去买房了呢？
其实，最重要的第一点，要说的是，鲁迅先生见过太多的游行运动了，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鲁迅先生下意识地就把这当成了一次“普通”的游行罢课的活动。
所以说，历史真的是有趣的，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猜到它的进展。
而第二点，就是鲁迅先生的注意力，那时候全部在另一件对他非常重要的事情上了。

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事得从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年开始说起。
1918年5月，在《新青年》第四卷五号，周树人发表了自己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而且也暴露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文章一出，便在文坛上引起了一阵剧烈的风暴。
还没等众人慢慢品味完，周先生又用“鲁迅”的笔名，连续扔下了两篇巨作，即小说《孔乙己》与小说《药》。
一时间，鲁迅这个名字，风头无出其右。
但此时的鲁迅却没有半点“开心”，而且愁得直皱眉头。
因为他正为买房的事情发愁。
有一点要说一下，当时那个年代，在北京买房和现在一样，都不是一件简单随意的事。

而且鲁迅买房子是为了安置一家子人，因此对户型和院落的大小都很是讲究，所以这也让鲁迅，挑选起来麻烦颇多。
尤其是在看房子和选房子的这一过程中，更是让这个文学巨匠耗费了不小的心思。 光这两项的准备工作，鲁迅就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而在这6个月间，鲁迅跟随中介人跑遍了了北京城，看过的四合院数不胜数。
好在最后，终于在八道湾胡同找到了一座令自己满意的四合院。
这座四合院一共有三进院落，32间房间，安置自己那一大家子绰绰有余。
院子是找到了，但这买房子的钱又让鲁迅十分发愁。

因为他相中的那所四合院，前后三进，房子二十多间，总价3500块大洋。
此外，他还得付给中介173块大洋的佣金，缴给政府180块大洋的契税和印花税，还有四合院的下人们的佣金，水费等一系列杂七杂八的开销。
反正加一块儿，差不多有4000块大洋了，以当时银元的购买力来计算，相当于今天20多万。
但别小看这笔钱，在当时那就是个天大的数字。
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销也不到300大洋，如果按鲁迅之前的工作来讲，他在教育部任职，每个月的薪资有300个大洋。
但这时的鲁迅刚刚辞职，积蓄完全撑不住如此巨大的数额。
所以鲁迅只得四处周转，不仅把弟弟拉来合资，还把自己的祖宅置换了，但最后还是不够。

如果鲁迅在上海买房的话，就不会这么发愁了，因为当时的上海可以说走在买房的行业前列，因为在那时候，就有分期付款买房这一说。
但在北京，就只能一次付清。
而鲁迅最后一咬牙，选择了最后一个法子，就是去银行借贷。
当时民国时期的银行，不像现在这么便利，不仅傲气得很，而且利息特别高。
还有，借贷资格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有的，你必须要有抵押或者名士的担保。
而当时的鲁迅颇有名望，刚好符合了这一点，但对一个文人来说，还是有些抹不开脸。
但为了自己的买房大计，鲁迅还是贷了最后所差的500大洋，为期3月，凑齐了买房的款项。
但鲁迅也负担了一分三厘的极高息，即1.3%，折成年息就是15.6%。
所以鲁迅先生为了买这套房子，几乎付出了所有，还承担了银行的债务，所以他怎么能不愁呢？
至于为什么鲁迅先生这么想要买套房，其实那个年代的人，对房子的情感，与我们现代还是不同。
因为对于那个时候人们来说，房子就是家，是羁绊与归属之所，也是灵魂之归处。
所以他缺席了那次的五四运动，想来也是情有可原了。
……

三、周总理

历史的走向总是这样，由人民决定，但与英雄人物总是息息相关。
虽然1919年的五四运动，很多伟人们没有当下参与到，但作为历史转折的关口，自然也会有其他伟人的踪迹。
比如周恩来就是这样。
而周恩来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绝对是极为紧密的。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也催生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
而这些人在后来，最终成长为对中国社会进步发挥重大作用的关键人物，甚至是世纪伟人。
周恩来，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1917年，周恩来还在日本学习进修。
而正是那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其浪潮传播到日本学界，进而引发一股“马克思主义热”，一大批知识分子了解到了马克思学说，并且都在积极研究。
而周恩来也不例外。
他在那时候，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去往书店翻阅新思潮书籍，而且大部分是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刊。

正是那段时间，青年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对革命的认识，也有了阶段性的进步。
他后来曾写道：“那时候，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便对自己的祖国，十分挂念，尤其是国内的政治局势。
1919年3月，得知国内创办南开学校大学部的周恩来，毅然决然前往参加。
因为他想用自己在日本，学到的进步思想与学说，回国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而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吧，周恩来正好处于五四运动爆发的节点。
当活动席卷到天津的时候，南开大学的学生，同样积极响应。
周恩来也是以南开校友的身份，投身其中。

留过洋的周恩来，学识品行很快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他开始成为运动的领导人。
而周恩来也确实才情惊艳。
每次开会的时候，他话不多，但句句都说到了关键处，直戳问题的中心，而每次活动大小事宜，无论是什么问题，周恩来都能很好解决。
他也在革命队伍中渐渐有了威信，成为各种运动的重要人物。
而对于自己的目的，周恩来是一直都没有忘记的。

一开始，周恩来就把斗争矛头直指反动政府和反动官员，周恩来很清楚中国之所以不能走向自己的革命道路，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障碍”。
所以他要扫出一条干净之路，一条光明之路来。
有一次，南开校方想要拉拢交通总长曹汝霖等担任校董，借以换取经费。
但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却是负责巴黎和会把山东权益让予日本一事。
所以周恩来立刻写信给南开同学会，把这一事揭露了出去，而校方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

而再到后面，天津学联决定于6月下旬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扩大学生运动的范围。
大家一致推举了周恩来，作为刊物的主要领导者。
有了舆论这把“武器”之后，周恩来更是对腐朽的政府连连出击。
为了能办好报纸，周恩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从筹措经费、购买纸张、申请办报，到组稿、编稿……甚至上街头卖报，全是他一个人做。
而周恩来除了办理许多杂事外，晚间还要动笔写稿，以能够维持报纸的文稿数量。
这也与当时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的情形是一样了，所以在历史的巨轮下，伟人们的眼光都是很一致的。
而周恩来的文笔也是相当好的，他撰写的《黑暗势力》《讨安福系的办法》等文章，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刊发量更是接连增长，最多时每期竟然达到两万多份。

但这当然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怨恨。

反动当局面对学生运动的发展，用了各种方式干扰、镇压，甚至还想出提前放暑假，推迟开学的办法，让学生不能聚在一起。
尤其是到后面，黑暗的北洋政府直接连掩饰都不掩饰了，直接将学生们暴力抓捕。在五四运动中，有很多天津赴京请愿的学生代表，被北洋政府全部收押。
而这时候，更能显出周恩来的不凡。
周恩来第一时间组织出版发行了会报，推动天津学生用各种方式宣传反动政府逮捕赴京请愿学生代表一事。

同时一方面，他继续推动运动，制造舆论压力，让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
结果在各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反动政府真的释放了被捕代表。
而周恩来在学生们心中的威望，也在此时到达了顶点。
而之后，周恩来提议创办学生杂志筹备委员会，并且筹办了名为《觉悟》的进步学生团体。
后面，周恩来又请来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李大钊来天津演讲，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不过，周恩来在运动期间，也有一次极为危险的时候，甚至还进了监狱。

1919年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
福州学生罢课抗议，天津学生也奋起响应。
但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决定镇压学生活动，他直接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联，而其手段残忍，让一些学生领袖不由得退缩了起来。
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挺身而出担任了总指挥，于1月29日召集各学校学生五六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
但却被杨以德抓捕，并关进了牢房。
这次虽然是周恩来第一次被拘捕，但他表现得十分坚强。
而正是在狱中，周恩来的思想有了极大质的变化，他对革命与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

出狱后，周恩来继续组织领导天津各个组织，并且参加了蔡元培在北京发起的勤工俭学活动。
而当时的社会名流严修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líng），推荐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在两人的帮助与支持下，周恩来成为南开大学赴法勤工俭学的第一批学生。
而也正是那时，周恩来再次踏上了远赴他乡，寻找真理之路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