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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第一届国务院产生,除周总理外,还有12位副总理,都是谁?2022-09-24 16:25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中管科学研究院1954年,我国的第一届国务院正式产生,而我们敬爱的...
1954年第一届国务院产生,除周总理外,还有12位副总理,都是谁?
2022-09-24 16:25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中管科学研究院
1954年,我国的第一届国务院正式产生,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是第一届国务院的总理。
作为开国领导班子,这一届领导人物个个都是传奇,他们和周总理一起解决了又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再到后来与美国的较量,这些领导人一起创造了太多的奇迹。
不过,虽然他们创造了很多奇迹,可是大多数人都不太清楚,第一届国务院除了周总理以外的人。
我们不能否认周总理的伟大之处,但这一人之力终究过于渺小,因此周总理他老人家也并不是一直在孤军奋战,而是与众人配合的结果。那么问题来了,在第一届国务院里面除了周总理以外,还有哪些副总理呢?
答案可能出人意料,因为除了周总理这位正总理以外,另外还有12位副总理。而且,在某些方面来说,这些副总理甚至比周总理都不遑多让。本文就来细说一下其他的12位副总理。
首先来说人员,12位副总理分别是:陈云 ,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
在这众多的人数之中,其中有很多赫赫有名的人物,例如林彪,彭德怀,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
其中邓小平是后来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开创了我国伟大的腾飞事业。而其他5位是赫赫有名的10大元帅,彭德怀与林彪更是在国际上被誉为“战神”。
由此可见,这届领导班子有多么强悍。
按很多人的历史认知,12位副总理之中排名第一的总理应该从这几位中寻找。但答案却出人意料,12副总理之中的并不在其中,而是陈云。
陈云是第一届全国人大选举为国务院副总理,作为副总理中的第1位人物,陈云在建国历史上同样有着赫赫威名,甚至曾经创下了多次挽救党和国家危亡的记录。
在1931年,我党遭遇了顾顺章危机,眼看着全党面临毁灭打击,是陈云同志力挽狂澜,重组中央特科,不仅成功保卫了大量的领导干部,而且保卫了党中央。
之后又是反围剿大失败,眼看着党陷入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陈云和周恩来等人坚定地支持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如此才确保了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和道路,最后才有遵义会议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反动派在上海搞金融战争,又是陈云挺身而出,连打三场金融保卫战,不仅稳定了物价,而且保住了人民币,所以当年毛主席甚至评价:陈云此举不亚于淮海之战的胜利。
之后陈云一直领导国家经济调整,辅助周总理为全国经济的复苏及腾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云统筹全局和对经济方面的管理,再加上他曾经的成就,因此他成为了周总理之下的第一副总理。
接下来就是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林彪以及彭德怀。林彪和彭德怀都被誉为我军“战神”,两人都是战功卓著。
不过当时林彪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以休养为主,所以他在国务院位于第二。
而彭德怀当时兼职国防部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所以彭德怀在十大元帅中位列林彪之上,但是在政府排名中他排第三。
第4位就是改革设计师邓小平。
作为后来的第2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很早就成为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前四强,而且在之后都未出这个名次。
由此可见,邓小平后来的传奇并非偶然,一方面有他个人的超强能力,另一方面就是他在历届国务院中的工作经验的积累。
第5位是邓子恢,他是当时著名的农村工作部部长。
和其他几位领导人不同,邓子恢同志的工作重点是针对农村建设。这位领导人将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倾注于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其间他做出了卓越贡献,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
历史评价:他是我党优秀的农业农村工作专家。
第6位和第7位分别是贺龙和陈毅。
这二位元帅的传奇故事自然不用做过多赘述,贺龙作为西南军区的司令员,1954年进入中央工作,后来又长期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至于陈毅,那也是第三野战军的统帅,当年担任上海市长,屡创经济奇迹。后来又担任外交部长和周总理协调外交工作,在当年的历史大事件中,陈毅元帅留下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经典形象。
第8位是乌兰夫,这位可能大家比较陌生。
但在新中国历史上,乌兰夫可是赫赫有名,他是蒙古族的革命领军人,在授衔仪式上为57位开国上将之一。
不仅如此,乌兰夫还跟随众人,共同筹划经济建设处理各种危机,他凭借优秀的工作能力连任三届副总理,甚至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副主席,也是副国级别人物重要人物。
第9位是李富春,这同样也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在当年著名的五年计划中,李富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也凭借自身的能力连任三届副总理,官至正国级。
第10位是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在12位副总理中也是重量级人物,他不仅长期担任副总理,而且一直担任财政部部长,在那段腾飞的岁月里做出了卓越贡献。
而且最重要的是,李先念同志在1983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妥妥的正国级人物。
除此以外,还有聂荣臻和薄一波同志。
其中聂帅是赫赫有名的十大元帅,当年他与林彪一起指挥的115师打赢了平型关战役,创造了打破日军神话的记录。后来他又和平解放北平,这份贡献足以让历史铭记。
至于薄一波同志,那也是我党年少有为的传奇人物,他和阎锡山的较量更是引为传奇,而且他担任了第1届财政部部长,为我国的统筹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以上就是第一届国务院的12位副总理,看完这些人的名字和经历,对此我们也就能够释然了。难怪在那地狱般的开局中,我们能够创造经济奇迹,而且还成就了大国梦。
不得不说,周总理的传奇,离不开这些同志们的通力协作。而如今我们所拥有的辉煌,也同样与这些领导人的努力密不可分,相信历史也将会永远铭记他们的贡献。
附:
陈云在党的七大前后
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给亲历者陈云留下深刻印象。1979年,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专门回顾了党的七大,称赞七大使“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回首党的七大,陈云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就思想方法、党的建设和城市工作等问题作了发言,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在七大及其之后都产生了不小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结历史经验,重视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党的七大召开前,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为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陈云和全党一道对党的历史及自己的革命经历进行了回顾总结。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他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就是过去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为什么还会犯错误?联系自身,今后要怎样才能少犯错误?为此,陈云三次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告诉他,犯错误主要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建议他学点哲学。
在毛泽东的启发下,陈云潜心研读马列哲学。1938年11月,他在中央组织部成立学习小组,带头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哲学著作,并坚持了5年。1943年3月,他利用在枣园养病的时间,大量研读毛泽东起草的文件、电报,研究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方法,领悟到贯穿其中的实事求是精髓,由此收获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思想方法。这一正确的思想方法也为他正确辨别路线是非提供了有力武器,以至于“从思想理论上把王明的一套‘打倒’了”。
于是,到了1945年5月9日,陈云在七大上发言,专门提到了思想方法问题。他总结教训,提出要想少犯错误就要掌握“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具体来说,就是“当一个主张决定了,就要看一看,这个决定和客观情况符合不符合?这个情况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情况”。
七大以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受命奔赴东北战场。在建立北满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坚持南满斗争的过程中,陈云的这一思想方法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完善和提升,明确归纳出三条具体思想方法:“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并在此后逐渐将其发展成为著名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5字决,为正确掌握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摆正个人与党、人民的关系,强调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1937年陈云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全国党员人数仅为4万人,到了党的七大召开时,全国已有约121万名共产党员。在党员人数大量发展的同时,陈云也特别重视思想建设。在长年的干部工作中,他注意到少数党员存在不能摆正个人与党、人民的关系,因过于夸大自身功劳而滋生骄傲情绪的现象。对此,在整风运动中,陈云多次在不同场合就如何摆正个人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的位置,提出精辟见解。1942年10月,在延安军事干部会议上,针对少数军队干部要求特殊照顾的问题,陈云强调“没有人民,就没有英雄”,要“把个人的前途,寄托于革命的前途”。1943年3月,在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针对部分知识分子干部“特殊”和“自大”的倾向,陈云提出,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明确自己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文化人,要学会正确估计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
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已接近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此时,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前所未有地发展,已经拥有90多万军队,建立了19个解放区,解放区人口近1亿。但在一片大好的胜利形势下,陈云敏锐地发现党员领导干部还一定程度存在“骄傲之气”。据此,陈云在七大发言中提醒,“现在是一个时机,很重要的时机”。一方面,越是胜利在望,越要戒骄戒躁,防止被已经取得的胜利冲昏头脑。他告诫大家,在功劳面前,不要把自己的作用估计的太大,“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另一方面,越是胜利在望,越要谦虚谨慎,不能因为骄傲而无法正确对待批评。在这里,陈云提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著名论断,强调“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
七大之后,陈云到了东北,在党的建设中,针对辽东党内有的干部“常常忘了自己有多大本领”的问题,他强调要警示党员干部正视功劳,正面坦率地辨明是非。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陈云充分强调人民的力量,在夺取东北、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他始终紧紧依靠人民,把“群众能否迅速广大的发动”看作“我们在东北成败的关键”。
为了迎接胜利,提出城市工作的前瞻性主张
在七大对各项工作带有预见性的讨论之中,城市工作是很重要的议题之一。七大召开前,陈云在专门讨论全国局势和城市工作问题的六届七中全会二次会议上,就被任命为城市工作委员会的14名委员之一。因此,在七大上,陈云的发言也涉及到他对城市工作的设想。他提醒代表们注意,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必须处理好即将面临的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离开农村时要保存农村家务;二是到城市里要保存机器。这两个问题都是陈云着眼长远的前瞻性主张,尤其是保存城市机器的问题,是陈云结合一年多的边区财经工作经验,经过长时间思考,并专门查阅大量国民党的财政年鉴等资料后提出的。
毛泽东对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主张非常重视。1945年5月24日,他在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讲话中提到,“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5月31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结论时,再次提醒全党要关注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观点:“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
七大结束后,陈云还在不断深化着对保存城市机器主张的思考。1945年8月11日,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上,陈云主持拟定给各根据地《关于收复城市中财经工作的通知》,更加详细地对即将到来的城市接收工作提出了包括货币政策、粮食供应政策、企业机关接收政策、接收纪律等具体化意见,为城市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1948年10月,陈云被任命为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及东北局全权代表,直接负责领导接收第一个大城市——沈阳。在接收沈阳的过程中,陈云在七大前后关于城市工作思考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出“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原则,总结出接收沈阳的经验,得到毛泽东等人的赞赏,为随后陆续解放的北平、天津等城市的顺利接收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附:
除了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还有2位候补书记:是谁?结局如何?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2-10-10 20:10科技管理研究所
说起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班子,人们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由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所组成的铁三角。
由这三位伟人所形成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从红军长征开始,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之前,长达10年的时间。
而这段时间,也是中国革命最危险、最困难,也是变数最大的时期。
可以说,他们三人的有机组合,形成了一个党政军一体化、内外兼顾的强有力的核心团队。
三人的凭着集体智慧与卓越的领导能力,带领着中国共产党与军队迈过了一道又一道天堑,攻破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为中国革命的最终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6月,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中国革命将翻开新的篇章。
随着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革命队伍的不断壮大,需要进一步强化集体决策与领导力量,同时也需要建立更加细分化的领导与管理分工,经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研究决定,正式成立中央书记处,并以此作为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机构。
为此,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刘少奇、任弼时”共同推举为中央书记处5大书记,并由毛主席任书记处主席。
时隔两个月之后,毛主席突然提出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为中央书记处增加两名候补书记。
在中央书记处班子已经成型的情况下,毛主席为何要求增加候补书记?为何是两人,以及这两位候补书记是谁?在党内这么多优秀人才的情况下,为何偏偏提名他们二人?
增补两名候补书记的历史背景
1945年6月,中共中央所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以及所推选出来的“毛朱周刘任”五大书记,都是经过了多次的集中研究,才决定下来的。
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及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组织设计与选举任命。
是为了适应当时革命形势发展需要,而做出重大组织与领导变革。
也是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从粗放式向精细化管理与运作的重大转变。
在七届一中全会的正式推选前,以毛主席为首的核心领导层,就对中央书记处的设立与分工,进行集体研讨与科学设定。
结合当时的革命发展与工作需求,对5位中央书记处书记,进行明确的分工。
毛主席,主要负责全面工作,以及军事战略。
朱德,主要负责军事指挥与党内纪律管理工作。
周总理,主要负责统战与外交、外联内的工作。
刘少奇,主要负责城市经济与农村土改工作。
任弼时,主要负责党政组织、办公与后勤内务工作。
既然这次的中央书记处的设立与5位书记的分工,是成熟而明确的,为何在两个月之后,毛主席却突然提出增补两名候补书记呢?
之所以会有这个考虑,是由当事一个重要的事件触发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持续八年的全面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
8月20日,在全国人民仍在进行持续地庆祝抗战胜利时,毛主席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
蒋介石向毛主席发出的邀请,希望毛主席能够前往重庆,就抗战胜利内的国共两党进一步合作问题进行商谈。
蒋介石打出了“共同勤力,从事建设”的旗号,让这次邀请显得非常的诚恳与冠冕堂皇。
国共前面两次合作,一次是在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全力协助蒋介石开展了北伐,在国民党摘取了胜利果实之后,已经地位与权力稳固的蒋介石却调转枪口朝向了共产党。
另一次,则是蒋介石迫于全面联合抗战的全民要求及舆论压力,并在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联合抗日之后,才不得不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所以,蒋介石在骨子里,对于真正的国共合作是排斥的,或者说,于他有利时合作,于他无利时便选择背叛。
毛主席对蒋介石的心理可以说摸得一清二楚。
现在抗战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对于此时的蒋介石来说,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按他以往的风格,难保会重新调转枪口。
虽然,蒋介石在电报中明确的表态:内战不容再有。
但毛主席对他并不相信。
那么,重庆要不要去?国共要不要再一次进行和谈?
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还是要去。
此时的国民党已经把邀请毛主席谈判的事,通过国内外各大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显然,他想向全世界表明想与共产党继续合作的姿态。
毛主席如果不过去,共产党方面就会落下不配合谈判、不愿意合作的名声。
如果去,则难保这就是一场鸿门宴,此行有着巨大的风险。
但毛主席是明知山有虎、便向虎山行。
于是,经过慎重地研究决定,不管蒋介石出于什么目的,要与共产党进行合作谈判,毛主席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肯定要出席。
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的周总理,本身在中央书记处的分工,就是统战与外联事务,与国民党的合作谈判,可以说是他的重要职责之一。
再加上,周总理过人的智慧与谈判能力,这种最高级别的国共合作洽谈,他是最合适的主谈人选。
中央书记处总共5名书记,这一下子去了两个。
毛主席与周总理很清楚,他们二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前往重庆,一旦出现问题,有着明确分工的中央书记处集体领导班子,就会出现五缺二的情况。
这样一来,将严重影响中央的领导工作。
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的毛主席,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万一,他与周总理回不来,必须要有人能马上顶上去。
这是他最重要的考虑点。
除了这种最坏的打算之处,还要考虑到他与周总理二人,此次前往重庆进行国共合作谈判不知需要花费多长的时间。
如果时间短,倒没什么。
如果时间过长,这边的书记处的工作因为他们二人的缺位,必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方面也不得不考虑到。
也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背景与形势,以及中央领导工作的有序进行,毛主席才在动身前两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增补两名中央书记处书记,用于在出现不可预见情况下的工作补缺。
这两名被毛主席亲自提名的候补书记是谁呢?
其一是陈云,其二则是彭真。
陈云为什么会被增补为候补书记
1905年出生的陈云,2岁丧父、4岁丧母,沦为孤儿,后先由外祖母抚养,又过继给舅舅,舅舅家的生活也十分清苦,致使陈云未能完成学业,便早早去上海一家印务馆当了学徒。
正是因为在印务馆的学徒生活,不仅让陈云通过读书看报,掌握了更多的知识,也接触了进步的革命思想,形成了救国救民的世界观。
陈云不仅与进步青年学生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而且还以印务馆工人的名义,参加过多次罢工及上海工人起义。
1925年,陈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之一。
陈云是从一个印务馆学徒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他的身上兼有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抱负,也有工人阶级的朴素与务实。
在大革命时期,他不仅发动过工人武装起义,也领导过农民运动,可以说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多面手,既低调内敛,又大开大合,具备独特的个人魅力。
像许多老革命家一样,陈云身怀救国梦想,积极投入革命大潮之中,在大革命失败后,先后经历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多次反“围剿”战争、两万五千里长征等几乎所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进程。
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陈云更是参与了敌前敌后的多项领导工作。
陈云一直被誉为党内“多面手”人物。
因为他丰富的经历,以及他对城市工人、乡村农民、领军作战、党政管理、经济事务等多个领域的深度介入,让他几乎可以胜任党内各项重要工作。
正是陈云的这种多面手的能力,以及他处理复杂的智慧与手段,让他在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而且他具备“万金油”的能力,不管什么岗位,哪儿有需要就去哪儿,随时可以接手任何领域的工作,一度被作为重要空缺职位填补的首选人物。
当1945年8月,毛主席考虑增补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时,他此时就需要一个多面手,因为他与周总理的分工涉及到全面工作、军事、统战、外宣、外联、外交等多个领域。
而当时党内最多的是军事领域的人才,而这种跨领域的奥特复合型人才,并不多。
陈云,恰恰就是这种人物。
“这第一位候补书记,就定陈云吧。”
听到毛主席的提议后,另外4位书记,周总理、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四人一致点头认同。
他们之所以接受陈云的原因,除了陈云多面手的复合能力、高超的领导力与事务处理能力之外,其实,陈云早就任职过书记处的书记。
1937年11月,陈云到新疆支援并接领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余部返回延安后,便担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
当此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与1945年6月所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虽单位与职务名称均没有改变,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1937年陈云所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方面主要还是党务类的工作,另一方面并非有独立工作的性质,而是协同与配合。
但1945年6月重组后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则完全不同。
这次的中央书记处,已经提升为中央核心领导机构,工作涉及面覆盖了党政军所有领域。每一位书记都有独立而专业化的分工,是特定领域的最高决策与管理者。
当毛主席确定好名单,并征求陈云意见时,最初陈云心里是拿不定主意的:“主席,我能胜任吗?”
毛主席却笑道:“你可是做过书记处书记的,怎么倒突然没信心了,这可不像你陈云啊。”
“此书记非彼书记,大为不同呢。”
陈云虽然有些顾虑与担心,但他知道毛主席一旦确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更何况,长期以来形成的勇于担当的心态,让他还是快速答应了下来。
彭真为什么会被增补为候补书记
“彭真同志,我们几人商量了一下,准备把你与陈云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毛主席为了此事,专门把彭真叫到了自己的窑洞里,点了根烟,微笑着问道。
“主席,怎么突然想起要增补两位候补书记?”
彭真首先对这一点产生了兴趣,非常符合他善于观察、做事缜密的性格。
“我与恩来过几天就要去重庆,我们这一走,前途凶险啊,说不定就是老蒋摆的鸿门宴,这个时候,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俩真出什么事,你跟陈云马上就能补上去,不能让革命事业与工作受影响。”
毛主席把自己深层的考量与这样做的用意,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彭真。
“可我真的比不上陈云,他的不仅工作经验丰富,而且是多面手,主席您也知道我彭真的能力,我做不好怕辜负您的重托啊。”
彭真面露忧色,他是真的担心自己承担不起这么重要的职务,因为他知道,这个新的书记处,可是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跟以前他工作的职位相比,一下子上了很多个台阶。
“彭真啊,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哟。”
毛主席显然没有受彭真的影响,哈哈一笑,接着道:“大家都说陈云是多面手,你彭真也不差,你对根据地的建设方面很在行,城市工作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中央党校副校长你也做过,还做了这么多年的组织部长,我们这次物色候补书记,就是找你跟陈云这种,能搞管理、能搞建设的人。”
“主席,你真的觉得我能行?”
彭真听毛主席这么说了,虽然感觉压力很大,但也不好再推辞。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革命生涯,他早就认识到,真正的革命者是哪儿需要哪儿去,遇到压力也要顶着压力上。
他知道这新的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是非常重要的职务,肩上的担子很重,不过好在只是增补他为候补书记,主要是为了应对形势变化。
“这么看来,你是答应了?”
毛主席从彭真的神态中,多多少少已经知道了最终答案。
“既然主席如此看重我,我也只能迎难而上了。”
彭真看着毛主席,神色郑重起来:“您跟周书记,冒着生命危险,连蒋介石的鸿门宴都敢去,我在这大后方,不过是接手个工作,还有什么不敢的。”
毛主席开心地站了起来,拍着彭真的肩膀,笑道:“有你们在,我跟恩来就没了后顾之忧。”
结语
1946年8月26日,增补了陈云与彭真两位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之后,毛主席与周总理做了最坏的打算,进行了工作部署与交接,解除了后顾之忧。
8月28日,两人动身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合作的谈判。
这场谈判,历时40多天,一直持续10月11日才结束,毛主席顺利返回延安。
正是因为毛主席周到的安排,在他与周总理离开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的工作在书记处三位书记与两位候补书记的共同努力下,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反而开展得十分顺利。
陈云与彭真,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与新中国建设历程中,一直肩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特别是在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期间,两人成为了小平同志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与贯彻者,对现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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