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的历史传承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2-07-07 06:44科技管理研究所

      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的历史传承

                          一一朱诚如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这其中“大一统”理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9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并专门提到了“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

　　在中华儿女开发和建设美好家园的长期奋斗中，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抵御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形成了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大一统”理念。正是在这种理念影响下，中华民族追求疆域领土统一、推崇中央政府权威、注重文化共识凝聚，反对国家四分五裂、地方各自为政、价值观虚无混乱。尽管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历史一再证明，只要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国家就能够强盛、安宁、稳定，人民就会幸福安康。

“大一统”理念贯穿古今

　　回溯历史，“大一统”理念是贯穿中国历代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主线之一，更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

　　“大一统”表述，始见于《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儒董仲舒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唐人颜师古注：“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大一统”理念是先人对国家治理秩序的阐发，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及至汉代，在汉高祖及其后汉文帝、汉景帝积累的强大国力基础上，汉武帝极大推动了“大一统”王朝的构建。东汉末年皇权衰落导致三国鼎立，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内迁，逐鹿中原，中华大地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统治者，主动将自己纳入中华“正统”历史序列。

　　任何一个号称“正统”的政权，必须完成“正统”所肩负的统一疆域的神圣使命。前秦皇帝氐族人苻坚曾言：“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故此，苻坚在统一中原后南征东晋，以实现“统一天下”之大业。

　　隋朝结束了“正朔不一将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唐朝南北一统，东西贯通，创设了800多个羁縻州府经略边疆，“大一统”盛况空前。唐以后，宋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并立。

　　元朝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实现前所未有“大一统”的王朝，将东北渔猎经济区、北方游牧区、西北和西南的游牧与农耕兼营区、南方及中原农耕区、滨海农耕与渔业区囊括一起，可谓疆域“大一统”开拓者。汉、隋、唐、宋诸朝虽有天下之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若元”乃“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定国号为“元”，“见天下一家之义”。元末农民起义推翻元朝统治，建立以汉人为主的明朝政权。此时的汉人群体，不仅包括东晋以来北方黄河流域南迁的汉人，也包括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以及被元朝认为是“汉人”的契丹、女真，以及留居中原的蒙古、色目人等，中华大地各民族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清朝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满洲建立的，也是“大一统”理念和实践发展的高峰。入关前，满洲人偏居东北一隅之地，皇太极明确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入关后，康熙帝强调“无分内外，视同一体”，雍正帝云“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乾隆帝说“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正是在“大一统”理念指引下，清朝完成国家“大一统”。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深刻指出，“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以“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追求“大一统”

　　民族品格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想感情、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屡仆而屡兴、愈挫而愈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千百年来锤炼的“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密不可分。

　　中华民族的先哲很早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古代神话中流传的“精卫填海”、“女娲补天”、“愚公移山”，孔子倡导的“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汉使苏武的啮雪吞毡，以及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逐而赋《离骚》、司马迁忍辱而作《史记》等，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刚强坚毅、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具有丰富内涵。其中，包含了反思“时艰”的深沉忧患意识。从《周易》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维新志士谭嗣同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种忧患意识寄托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包含了“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朝代不断更迭，天下分分合合，但最后都归于一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爱国主义“根”之深、“蒂”之固息息相关。包含了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气节鼓舞了一代代中华儿女推动民族奋进、矢志报效祖国。包含了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在变革中前进的历史，比如在政治上层建筑上从分封到集权，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再到内阁、军机处，不断探寻着更加适合“大一统”国家发展的政治体制。

　　中国是有着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各民族共同铸就了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的历史。后来在世界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中国丧失了与世界同进步的历史机遇，落到了被动挨打的境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英雄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屈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展现了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用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面对外来侵略，中华民族凭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力维护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

　　纵览历史，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为维护“大一统”格局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不竭力量源泉。尤其是近代以后，在面对亡国灭种危机的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

以“和衷共济”的行世之道维护“大一统”

　　“中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和统治者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范民族心理结构、思维模式和对理想社会追求的一种民族传统和礼制规范。“中”意为中道、时中，强调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和”意味着和谐、和合，强调不同对象彼此相应无碍、达到和谐。中华文明注重以“和”文化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互鉴；以“中和”的博大包容，融汇天下、聚合四方，巩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

　　春秋时期，孔子在前人“中和”观念基础上，述古而开新，明确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还提出“和而不同”，主张吸纳不同意见，倡导对立双方协调统一，避免极端。简言之，就是求中、求和。推崇“中和”，并以此作为行世之道和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对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维系内部团结、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和”理念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中国古代哲人眼中，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大自然的朋友，因而人要参与大自然化育万物的活动，和宇宙万物处在一种协调、亲密的关系中，力戒逆天违道、为所欲为。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人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以“与天地精神往来”。宋代张载的“民胞物与”之说，明代王阳明的“一体之仁”之说，都集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这种理念的深刻影响下，中国人崇尚“不违天时”、“敬天顺民”、“关爱百姓”。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思想家阐述社会和国家的理想形态及其根据，大多着眼于为人之理，成人之道，修齐治平，这为“大一统”国家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思想道德资源。

　　中国各民族团结融合，正是“和为贵”理念在民族关系上的生动体现。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为了增进和巩固汉族与兄弟民族的团结，中国历史上多有汉族与少数民族“和亲”之举，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就是这样的历史佳话。到了清代，特别是康雍乾时期的几代帝王，接受并吸纳“中和”理念。

　　“协和万邦”的天下观，蕴涵“和气”、氤氲“和风”，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尚书·尧典》中讲，“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里所说的尧之“德”，是要让家族和睦；家族和睦之后再协调百姓，也就是协调各个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社会和睦；社会和睦之后再协调各邦国的利益，让各邦国都能够和谐合作。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翻开中华民族几千年恢弘历史，“中和”、“和衷共济”、“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都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历史基因。正是这种圆融而不狭隘、通达而不封闭的博大包容，使中华文明得以“天下归心”，并且在交融互鉴、兼收并蓄中不断发展和丰富。

以“天下为公”的价值导向引领“大一统”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各民族都会形成具有各自特质的基本价值导向。价值导向不同，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向就不同。“重义轻利”、“天下为公”的价值导向，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对维护“大一统”国家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

　　中国古人讲究“公天下之利”，即国家和民族的大利是“利天下”。这是义利观的高度统一，即大义和大利的统一。荀子曰“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中国历史上那些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人，向为后人传颂、缅怀。而那些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见利忘义”的人，永为后人贬斥、唾弃。

　　儒家倡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离不开国家完全统一，这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及至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以“天下为公”为最高思想境界，面对军阀割据、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一切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为。孙中山先生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他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重义轻利”、“天下为公”等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导向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但是把“天下为公”从理念变成实践，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作为初心恒心的行动，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做到了。

　　历史充分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和衷共济”、“天下为公”等理念，是中国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产生认同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促进了国家统一和稳定，具有永恒魅力和时代价值，需要不断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二篇：

中国为什么不会分裂：“大一统”始终凝聚人心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2-07-05 11:28科技管理研究所

随着数千年史前文化的融合、中原文明核心的形成和夏商周中央王朝时代的凝聚，“大一统”的中国到秦朝得以从疆域和制度上实现。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文化有强烈的“大一统”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政治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天下一统”等观念几千年来深入人心。

受“大一统”观念影响而构建的古史叙述体系，从战国中后期开始形成的“三皇五帝”世系，塑造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创立秦朝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只见一代又一代的王朝兴替，然而“中国”却作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始终无法分裂，“大一统”始终是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

中国“大一统”思想主要包括对于中华民族祖先认同、对中华文明的心理认同、对中华民族族源认同、对以龙为主图腾的文化认同、对国家统一的政治认同等，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大一统”观念与从夏商周开始酝酿到秦汉开始的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长期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一元论观念和共同文化认同心理基础之上历经几千年形成的。

“大一统”思想孕育产生

上古时代的中国曾经是“万邦林立”的局面，到了夏商周时期，在宗法制与分封制的基础上，以天子作为共主，分封天下四方的诸侯就在各自的封地内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政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意识到要统一起来才能发展。史学家普遍认为，“大一统”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思想家明确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命题，是对西周天子为政权之首和分封制政治体制的理论总结。

古人藏礼于器，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青铜礼器及其所体现的礼乐文化与文字等礼器系统“文化圈”在历史上由二里头文化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不断向外扩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北达长城内外，南到广东、福建北部，东到大海边，西边到甘肃、四川部分地区，覆盖了长江和黄河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是中国周边文化不断接受中原礼乐文化大传统及其背后的祖先崇拜信仰、宗法政治理念与制度，形成共同文化认同心理，融入华夏文化圈的表现，这是一个华夏文化认同并不断将周边文化纳入其中的过程。

“从中国考古学的文化面貌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虽然明显地表现出各国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这种多元是西周礼乐文化一体基础上的多元，是某种文化同一性上的政权分立。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多元政治并争，也没有破坏对文化大传统的传承与认同，更没有使中国走向如同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格局。”戴向明表示，秦的统一也是建立在共同文化认同和大一统心理基础之上的，这体现了中西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是中国文化延续性的体现。

周朝时实行的是分封制，周天子将国家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诸侯，虽然贵为天下共主，但仅能对王畿实行有效统治。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甚至发生诸侯王“问鼎中原”的事。从考古角度看，各地诸侯国的都城和贵族墓葬打破了礼仪制度，反映出当时社会从中原王朝一统天下转变为群雄并起、相互竞争的局面，也是文化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特别繁荣的时代，也成为“大一统”思想的孕育萌发时期。

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对万物源一、万物归一的最早阐述。孔子撰写《春秋》之时，以“周礼”维系的政治秩序被彻底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的思想中也孕育着“大一统”思想。他认为“天子”是“天下”的核心，应该“尊王”，将“政治权力”统一于天子，并实现“一匡天下”的疆域观是明确且强烈的。《春秋》公羊学派在对《春秋》的阐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大一统”概念。《公羊传》强调的重点有三，一在于“统”，二在于“王”，三在于“一”。

维护“天子”为天下核心的政治观、“天下统一”的疆域观及“华夷有别”的族群观，构成了“大一统”思想的三大基石。戴向明认为，同欧洲的“一盘散沙”相比，中国“大一统”顽强生命力正是得益于儒家“大一统”理论的提出和实施。

疆域统一与华夏整合“一统之事，始于秦。”

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崭新局面，成为夏商周以来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嬴政实现了“席卷天下、并吞八荒”的雄伟壮志，完成了规模空前的疆域统一。

嬴政最终定尊号为“皇帝”，从而确立中国古代历史上高度集权的中央封建政治体制。秦朝在全国设立郡县，实现了郡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重大的行政治理体系变革，影响甚为深远。与此同时，秦朝在统一疆域内实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中国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心主任王震中表示，“大一统”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亦是一种国家形态结构。其国家的形态结构与夏商西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诸侯，建立起单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秦朝将治理的范围扩展至全域，并贯彻至统治基层，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可减少、融化族群之间的差异，有利于集权和统一。交通、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统一措施与郡县制一起，对此后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国家的维护发展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力促进“华夏区”的整合。

“大一统”在历经秦朝和西汉初年的政治实践后，对我国疆域的形成和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大一统”规模的创建和制度设计，实现了先秦诸子所主张的“定于一”的理念、“一天下”之政治文化理想，为随后的汉朝君主所认同和继承，历经千余年的发展演变，“大一统”思想成为后世一系列中原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追求。

王震中认为，“大一统”与国家治理紧密关联，它既是历代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是国家治理自身的重要内容。从历朝历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可见，虽然不同时期内涵有所偏重，但是实现政治统一、疆域统一的含义是明确的。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朝代更迭罔替，持续推动中国发展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秦统治阶层将思想文化、规范礼仪和社会舆论的一致视为帝国大一统建设的重要环节。“书同文、行同伦”等文化统一政策，使得文字符号系统和传统价值规范得以凭借政治的统一而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共享；这为后世“中国”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想象的物质载体和价值本源，为大一统国家凝成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初始条件，也为古代中国形成跨地域的文化知识精英阶层提供了可能，也使得中国古代形成并长期维护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文化叙事。

“这种叙事通过对人的影响而深刻作用于国家命运。即便王朝有所更迭，新王朝也倾向于建成一个典型的中华大一统国家，哪怕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王震中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

在经济政策上，秦统一度量、货币和车轨，大大促进了商贸往来之便利，加大了商旅群体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量，统一多元的中国市场的形成，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地域的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为中原居民观念中的“中国”共同体建构提供了丰富切实的物质内容。

秦始皇重视驰道交通的建设，其初衷是为利郡县巡行之便，以提升中央权力对郡县地方的辖制能力。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四通八达的驰道为当时以及后世中国各地之民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现实的传播渠道。

秦还曾大行移民政策，“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客观上促成了中国历史上人口风俗的一次大迁移和大融合。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必须依赖交通运输的发达和便利，秦的驰道建设在中国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媒介渠道作用。

此外，秦朝在北逐匈奴的基础上，连接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的长城，构建“秦长城”，实现了长城内的“中国”与长城以北的匈奴的隔离。这对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王震中认为，虽然秦朝国运短暂，但其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我国历史上有雄心有抱负的政治家们的政治追求和治国理念。自秦代以后，中国实现了对超大规模国家的有效治理，被打破后仍能持续重建，成为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历史中，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独树一帜，自秦汉至晚清的大一统国家形态是中国历史上最持久、最重要的国家形态，以具有强烈中央集权和科层制色彩的国家形态在历史上长期存在。

大一统国家形态深刻塑造着当代中国的领土空间、族群结构、价值观念和治理模式，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历史遗产。

“华夷”互动促进中华民族形成

作为“大一统”思想的内涵之一，关于“华夷”的争论一直存在，但以文化认同而不以血缘差别界定居民的身份，是中华民族“大一统”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李大龙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从历史事实看，我国古代“华夷”是按文化习俗区分，且“华夷”之间是互动的，特别是“夷”接受“华”文化，即可以转变为“华”。由此，所谓的“正统”并不是“华”的专权。

“‘华夷互动’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更是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中国各民族共同推动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李大龙说。

秦朝统一中国后“万邦林立”的局面不复存在，一个车同轨、书同文、地同域、人同伦、器同衡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大一统”创造了制度上的保障，“华”和“夷”之间的界限就逐渐淡化。从族群融合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族群融入华夏的过程，也是接受华夏礼乐文化大传统、形成共同文化认同心理的过程。正如孔子所说：“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

比如，东南吴越地区古代人群接受礼乐文化大传统、融入青铜礼器文化圈而成为“多元一体”华夏文化一部分的历史过程，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春秋时期，当吴越两国出现于历史舞台上时，已自认为源自中原，即吴国来自“太伯奔吴”，越国为大禹之后。这种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也终获得中原华夏诸国的承认，即追求华夏化的吴国王室借华夏祖先“太伯”而成为“华夏”，中原华夏也由于“找到失落的祖先后裔”而接纳此华夏新成员。到了秦汉以后，吴越地区完全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吴越文化源自中原的观念深入人心。

李大龙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在西周时期甚至更早，王所在的“王畿”就被称为“中国”，并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体系。春秋战国时期，有“中国”身份是诸侯争霸的有利条件，后世的“中国”也都成为诸多地方政权博弈的旗帜，为成为中华大地的“正统”王朝这一政治目的服务，这也是“中国”认同得以形成的原因。

“多民族国家中国因为中华大地上一代代政权持续认同‘中国’的存在而得以形成和发展。‘大一统’思想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历史走向，并使得追求‘天下大同’成为中华民族最高的理想境界。”李大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