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共同富裕，或将走向田间地头
09-15 22:58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在平台垄断与资本无序扩张的蒙眼狂奔后，互联网大厂们终于迎来了“共同富裕”这场大考了。

除了腾讯和阿里“千亿”高调助力之外，美团、京东、华为等大厂相继以“赋名”或行动的方式为共同富裕发声，三次分配成为了互联网行业的底色。

然而蛋糕究竟怎么分成为了互联网大厂的又一大难题，在日益苛责的互联网大环境里，公信力下降的互联网大厂又该如何平衡商业性投资与公益性捐赠之间的争议，以公正的姿态给外界呈现出一件满意的答卷？

资本原罪下，社会价值才是互联网大厂的方向！
增长一直是互联网的主旋律，发展中求增长，成为巨头后依然要增长，然而，在流量触顶的当下盲目的增长即容易偏航走向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的歧途，也违背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价值，因此需要一个无形巨手拨乱反正。

在资本原罪中，马克思曾就经济危机提出了“生产过剩”的概念，即生产大于有效需求的数量，而这一矛盾的核心就在于分配不均。资本在通过第一次分配享受红利成长起来后，不但没有履行自己应有的义务与责任，反而在放大分配不均的焦虑。

三次分配中的初次分配讲究“优者先得”，对于互联网行业而言，优秀的商业模型可以得到资源的倾斜，能够快速获得成长，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互联网企业能够通过规模效应优化产业链，提升某行业的生产效率，减少了大量不必要的损耗。

然而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也就意味着弱者越弱，对于商业模型偏弱的群体而言，这更像是一场零和游戏，比如网购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社区团购对于菜农的降维打击。

在以前，为了发展和整个社会的优化，制度红利、庞大规模的人口和基础设施的红利向互联网行业倾斜，其目的是为了在其发展成熟后转头帮助“落后者”履行自己的社会价值，但当下的互联网企业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而在不断的创造所谓的用户需求。

消费升级的趋势用户需求确实在多样化，然而互联网企业在红利触顶的焦虑下过度挖掘需求，从而造成了生产过剩，即从原来的“想而不可得”升级到“想即可得”之后，超速到了当下普遍的“所见而不可得”。

内容生产过剩的结果就是，这年头啥都能见到，但只有一小部分人买得起，从某种程度上，互联网行业的消费升级升的是互联网从业人员的级。

最近互联网大厂的员工都在争议996这个话题，然而很少有人注意或者选择性忽略的是，大厂员工的月工资都是以10K为单位。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示，人们需要动力实现某些需要，有的需求优先于其他需求，并将需求分为五级模型：生理（衣食），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要（友谊），尊重和自我实现，前三者为缺失性基础需求，后两者为成长性高层级需求。

如今连互联网大厂的员工都才开始从缺失到成长的进化，其他行业人员仍在缺失性需求中挣扎。虽然互联网已经被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所包含的从业者人数占整个社会的从业比数过小。

互联网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严重不符合广大群众的实际需求，谁加剧了生产过剩的问题谁解决。因此给了互联网大厂们两个选择，一个是科技向上，通过技术的创新提高底层技术，助力社会的整体发展，另一个就是通过现有技术赋能，缓解生产过剩的焦虑。

比如本次共同富裕浪潮下，BAT中的百度引发的争议并不大，因为其人工智能符合科技向上的基调，其社会价值较大。而腾讯的游戏和广告业务以及阿里的金融与广告业务，其都是互联网红利的产物，但其本身却没有创造出类似于相应的价值，因此需要千亿资金去补上短板。

科技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且互联网企业的业务基因可能决定了其所产生的社会价值阈值（贡献度），业务对科技增长的需求并不急迫，因此腾讯和阿里的千亿共同富裕资金更应倾向于缓解焦虑这一路径。

关于共同富裕大部分都聚焦在三次分配中的第三次分配，在自愿的基础上以捐赠等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然而通过起底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史，共同富裕或许更应该是第一次分配与第三次分配的有效结合。

相对于互联网企业通过红利获得的超额收益，捐款本身并不能引发大多数人的共鸣，找到企业发展与社会价值的融合点，在商业组织架构下的公益才是最佳方式，比如智慧农业。

同时科技兴农也符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观点，通过赋能提高底层群众参与初次分配的能力。

商业与公益的逻辑转换，业务导向下兴农业 早在2015年互联网就在响应下走向了乡间地头，京东、拼多多和阿里电商部门通过科技在农贸和农产品的流通方面深入赋能，百度和腾讯则聚焦于数据的采集优化农贸、农产品的生产端。

然而除了拼多多之外，其他互联网大厂的科技兴农并没有取得太突出的成绩，因为业务基因以及农业的市场前景影响了互联网的决策。

首先，农业的市场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大，而且开拓难度偏大。尽管农业算是互联网存量时代为数不多的蓝海之一，但这片蓝海对于互联网大厂常规投资的万亿赛道而言并不大。据中投顾问发布的《2016-2020年中国智慧农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示，我国农业市场规模预计在2022年仅为184.5亿美元（1190亿人民币）。

中国农业部在《发展智慧农业，建设数字乡村》中表示，将信息技术直接拿到农业领域往往不能有效解决问题，需要专题性的研究。换句话说，中国农业的分散性、小规模特性意味着需要深入且持续的投入。

然而难度偏大并非互联网大厂对农业不太上心的主要原因，投资力度主要由业务导向决定的。

如今电商行业已经逐步从C2B走向了整合上游市场的C2M，通过数据积累以及技术支持，重构了整个行业。整合背后的驱动力除了巨大的利润外，电商平台的发展需求才是重中之重。相对于品类繁多的电商产品，有通性的农业赋能似乎更容易，而且也能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

拼多多之所以发力农业并获得成效，主要是因为业务导向的原因，后来居上的拼多多需要差异化获得竞争力，而且拼单的逻辑也适用于农产品的大量分发。而百度、腾讯和阿里的业务与农业交互并不深。

社区团购虽然也间刺激了巨头对农业的投入，但其偏向于“研-产-供-销-服”中的后三者，与科技兴农所倡导的“研、产”重合度偏低。

互联网大厂以往对农业的投入更偏向于商业投资，讲究投资回报率，缺乏动力。如今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科技兴农或许是互联网大厂们最好的发力窗口，既符合公益的范畴，又能找到企业发展与社会价值的融合点。

写在最后：

在以前，互联网企业们因为各种顾虑并不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今，大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推动农业的发展。一旦智慧农业走向成熟，或许或创造出互联网企业们意想不到的价值。

如今互联网企业都存在着流量焦虑，其中人口红利的消失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平台用户规模触顶后，大部分互联网企业都以开辟新业务或者整合生态的方式缓解增长压力，比如支付宝对阿里系的业务整合。

流量来源于参与，但价值体现在消费，拼多多的崛起给了互联网大厂另一个增长思路——挖掘看不到或者忽视的流量。

提高农业效率也就意味着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并且为底层民众提供了创造财富的能力，有钱花才能提高农民的物质需求，解决互联网发展过快导致的生产过剩的问题，流量得以进一步被挖掘。

同时，起底农业也能促进互联网生态版图的完善，一旦布局成功就意味着互联网大厂们能够以农业为基础衍射到其他民生领域，完成了底层架构的搭建，才能更好的发展其更看重的数字化城市。


数字乡村背景下乡村研究的数字化转向
中国社会科学网 09-15 15:55中国社会科学网

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裹挟下，中国广大乡村正从农业社会越过工业社会而直接进入信息社会，并参与到全球互联网信息的消费、生产与创造之中。数字信息技术向乡村社会的扩散与嵌入，深刻改变了乡村社会固有的结构和形态，重塑了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将乡村社会推向转型的“十字路口”。乡村研究面对的，不再是传统乡村，而是一个被数字技术改造、正在走向城乡融合的乡村。技术与信息催生新的乡村文化规范，形塑出“数字化村庄”，乡村研究的数字化转向正成为一种趋势和选择。特别是近两年来，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试点在全国各地区的有力推进，更为乡村研究的数字化转向提供了政策依归。

数字信息技术深度嵌入乡村社会

数字技术进入乡村日常生活后，一些App平台和直播软件以较低的技术门槛、较为多元的内容迎合了村民的娱乐需求，迅速占领了农村受众市场，填充了曾经乏味、无趣的乡村生活。在短视频平台上，农民在闲暇之余获得了低成本的娱乐，参与了社交活动，实现了自我表达，还通过直播销售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赚取打赏，电子商务和网络直播成为乡村生产生活的新常态。数字技术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相互沟通的方式，而且还涉及社会的组织方式。短视频被村民加以创造性运用，在展演长期被遮蔽、被边缘化的乡村文化的同时，还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方式，实现了乡村生活的“空间转场”。网络直播、赚取打赏、网上卖货等，既是数字技术对乡村生活的重塑与改写，亦是村民利用数字技术对乡村新生活的自主性创造。

新媒介技术为村民建立即时联系、构建云端交往空间提供了技术支持，乡村社会资本在“云端”得以流动与共享。在“传统乡土文化不在了”“乡愁消失了”成为普遍担忧的今天，新型传播媒介成为村民守护乡愁记忆、重归“部落空间”、维系乡土认同的工具。借助中介化的媒介技术，村民可以跨越时空区隔、重建交往场景，传统乡村关系得以维系并衍生出新的关系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技术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建构乡愁和认同的参与者，也是建构的场所。

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推进，改变的不仅是物理空间层面的农村农业生态和乡村人居环境，亦将对乡村文化和价值层面产生深远影响。当电子政务、数字电商、智慧物流、“村播带货”成为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传统乡村逐渐被数字乡村取代，乡村将不再仅仅是由经纬度定义的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演变成为一个数字化的、融合了现实与虚拟的二维文化空间，传统乡村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情境均发生了超越时空的改变。

将信息传播技术在乡村社会的扩散和应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数字化”视角下的乡村研究，应将信息传播技术在乡村社会的扩散和应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关注数字技术引发的乡村社会变革与转型以及传统乡村文化遭遇的震荡和冲击。早在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就指出，现代技术在初始便表现出殖民主义的姿态，具有奴役指令的意识形态，“技术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作体系，并创造出一些生活方式”，并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经验。数字技术进入乡村社会之后，机器与效率逐渐取代了农业文明从容不迫的自然周期，挑起了农民的焦虑和欲望，农民开始反思农业生产的劳苦，并尝试借助技术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通过技术解放自我的生产力，成为创造商业流量的“网络劳工”。农民劳动的场所，不再是烈日下的田间地头，而是虚拟的赛博空间；劳动的工具，不再是镰刀和锄头，而是手机、摄像头和麦克风——在短视频平台通过表演“身体叙事”，赚取打赏，张扬着被压抑、被遮蔽的自我表达，亦挑战着传统乡土文化和乡村伦理。

以信息传播技术在乡村社会的扩散和应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为乡村数字化研究提供了技术哲学上的反思，包括应如何审视、理解被技术解放了的传统乡村文化？是农民获得了真正的“自我赋权”，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异化”？在人类乡土文明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技术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摧枯拉朽、对文明进行创新性破坏，还是保护和传承、延续文明的生命和血脉？

关注乡村数字化研究的现实议题

伴随农村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传统村落文化、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关系正在发生裂变式变化，“村庄终结”和“村庄异化”并行，中国乡村正面临着“非农化”转型，乡村复兴成为时代话题。近几年，乡村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农村电子商务、乡村智慧旅游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已经出现。“互联网+政务服务”逐步推进乡村数字化治理等，表明乡村复兴已经进入政府议程。
乡村数字化研究的新议题包括：
（1）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再现、保护、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乡村记忆。例如，如何通过建设乡村数字博物馆实现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
（2）如何以信息传播技术激活农村和农业，推进农业大数据体系的建设，实现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的数字化，将乡村建设成为智慧绿色乡村。
（3）如何推动“互联网+”在乡村社会各行业的广泛应用，包括乡村数字地图的绘制，最终实现乡村的数字化治理，以数字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开展上述议题的研究，既要有技术的工具，亦要有人文的关怀。这需要来自管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传播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开展跨学科合作，为乡村复兴和乡村振兴贡献技术支持和人文智慧。

乡村数字化研究离不开技术观照

乡村数字化研究离不开对技术的观照，即将数字技术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2020年9月，全国117个县（市、区）列入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名单，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开展数字乡村整体规划设计，包括完善乡村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的深度融合应用、探索乡村数字治理新模式等。下一步，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信息传播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将是数字乡村发展的重点，亦是乡村研究无法回避的“技术社会学”话题。

技术观照下的乡村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研究团队，特别是来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的技术人员加入，研究如何通过技术的革新与应用，发展智慧农业，建设更加美好的乡村。例如，开发农业物联网系统与农产品市场信息监测系统，以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将卫星遥感技术应用于数字乡村空间规划和乡村生态环境监测，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并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研发智能化农业机械装备与农机技术，以提高农业资源如农药、水资源、肥料等的利用率，减少环境破坏、降低环境污染，实现传统农业向智慧绿色农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