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
原创 孙豪 毛中根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面临增长模式快速转型、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国际贸易摩擦增多、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多重问题，这要求我国提高经济增长韧性和内生发展稳定性。我国应充分发挥经济超大规模性的比较优势，通过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原文 ：《构建有坚实内需基础的双循环新格局》
作者 |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孙豪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毛中根

内需是双循环的战略基点

在双循环新格局中，国内循环处于主体地位，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更加重视经济发展韧性和内生发展稳定性，扩大内需是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战略基点。

经济增长动力转变，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随着社会生产能力提升，经济发展约束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经济增长约束转变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逻辑转变，消费成为最大的经济增长动能。2019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7.8%，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经过四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已经完成“起飞阶段”，正在经历“走向成熟阶段”，即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效率和内生增长稳定性。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繁荣内需市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缺陷日渐凸显。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经济外向型发展特征明显，表现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特征，经济外贸依存度从1980年的12.4%上升到2007年的64.2%。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比较优势变化，推动我国统筹国内和国际、发展和安全问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近年来，我国减弱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经济外贸依存度从2007年的64.2%下降至2019年的31.8%。

经济超大规模性成为新型比较优势，内需是双循环新格局的战略基点。我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市场规模巨大；同时，我国人均商品消费金额不足美国的1/4，市场潜力巨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同时面临需求制约增强、更加重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更加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内部特征，要求我国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双循环新格局。

扩大内需的桎梏

扩大内需，是构筑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稳健的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调整积累与消费比例、推动三大需求协调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等，但当前我国扩大内需依然存在以下桎梏。

收入差距较大，抑制消费需求增长。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内需问题的主要问题，也是扩大内需难啃的硬骨头。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时，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不足，二者共同抑制消费需求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6左右，处于高位徘徊。技术进步方向、资本盈利模式、网络空间服务业等现代经济发展趋势特征，推高了居民收入差距，抑制消费增长，挑战国内大循环。

居民消费率偏低，是长期客观事实。消费不足，不是规模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消费率偏低，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偏低，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表现。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不足40%，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一般高于60%，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一般高于50%。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消费倾向偏低和收入水平偏低。我国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住房价格上涨，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消费倾向较低。我国低收入群体庞大，其支付能力较低，且受疫情等外部冲击的风险较高，抑制消费增长。

供需结构性错配，阻碍消费结构升级。房价上涨偏快和研发投入偏低，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减缓和企业“脱实向虚”偏好，进而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高端消费外流共存的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国家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52%的关键材料、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绝大多数存储芯片都依赖进口。国内产品供给质量偏低，品牌培育不够，导致我国家庭奢侈品境外消费比重接近80%。有效供给不足，成为制约需求增长的供给侧因素。

以扩大内需促进形成双循环新格局

以扩大内需作为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战略基点，是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新战略选择，可以从以下六方面着手扩大内需。

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内需发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提高开放与扩大内需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全球化已经渗透到经济的各个方面，贸易是参与全球分工和获取贸易收益的方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我国扩大内需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通过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国内产品供给质量，推动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抓手，以进博会、广交会为平台，通过更高水平开放，促进要素流通和升级，放宽市场和行业准入，提升国内市场竞争水平，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优化营商环境，改善供给结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优化投资结构，改善产品供给结构，提升产品供给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加快基础材料、关键芯片、高端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关键软件等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扩大合理有效投资。同时，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企业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激发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

深化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消费领域依然存在抑制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包括监管体制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未能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等。各级政府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对新消费业态实施包容审慎有效监管，扩大“证照分离”改革试点，规范“多证合一”，放宽市场准入限制，继续削减商事登记前置、后置审批，减少市场准入的审批环节和流程。加强消费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提升消费信心，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消费金融和信用建设在消费领域的激励约束作用，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收入差距过大抑制消费增长。政府需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努力实现“两个同步”目标，让群众“能消费”。疫情冲击下，低收入群体收入受到冲击的风险较高，消费冲击更大。政府需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深化税制改革，减费降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力度，让群众“敢消费”。房价上涨扩大了群体收入差距，政府需要坚持“房住不炒”政策，因城施策，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居民消费倾向，让群众“愿消费”。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和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当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导致民众阶层焦虑，居民为争夺稀缺公共资源使用较多支出，进而导致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和生活性消费受到挤压。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需要权衡生产性投资与公共服务供给，通过适度减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提升教育、医疗等重要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质量。

培育重点领域消费。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重点推进信息消费、绿色消费、住房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教育文化消费、养老健康家政消费六大领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消费新业态。加强养老健康产业政策支持，拓宽养老健康产业发展融资渠道，创新养老健康服务模式，探索“物业+养老”和“互联网+养老”等新型养老健康模式规范和推广“以房养老”模式。实施质量兴农战略，推动交通信息服务提档升级，优化农村消费基础设施，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市场监管。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号：19YJC79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