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与科技创新 　　
伟大复兴 　　
科技创新是大国崛起的基石。纵观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这四个先后崛起的有世界影响性的大国，无不是以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为支撑的。系统总结这些大国崛起的科技创新历史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英国：工业革命将英国推上霸主地位 　　英国是首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主。但英国的崛起，主要归功于工业革命。这场发源于英国，以蒸汽机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纺织、煤炭、冶金等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英国由于引领了工业革命，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从而快速地将其他国家抛到后面。 　　
据统计，185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金属制品、棉织品、钢铁制品和超过66%的煤炭，造船业、铁路修筑里程都位居世界首位。1860年，英国工业品产量占世界工业品的40%~50%，欧洲工业品的55%~60%，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高达40%。 　　在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支撑下，英国先后打败了法国等欧洲大陆强国，远隔重洋征服了加拿大、印度等国家，在全世界建立了庞大的殖民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形成以英国为核心的商业贸易圈，成为“日不落帝国”。 　　

德国：在电气革命中崛起 　　德国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直到1871年才完成了统一。统一后的德国紧紧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经济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用30多年的时间超过了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20世纪初，德国在总人口、国民生产总值、钢铁产量、煤产量、铁路里程等方面都超过英国。德国制造的产品也风靡世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酸、碱等基本化学品产量均为世界第一，世界所用燃料4/5出自德国。1913年，德国的电气产品占全世界的34%，居各国之首。 　　
国家的统一为德国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但是，德国能够在短时间快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因素的长期积累。自查理曼大帝时代起，德国就非常重视教育和文化发展。1818年-1846年，普鲁士国民学校学生增加近一倍，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2%，到19世纪60年代提高到97.5%，国民素质空前提高。同时，高等教育也迅速建立起来，1810年，德国创立了柏林大学(现洪堡大学)，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鼻祖。对教育和科研的重视与大量投入很快使德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1864年-1869年，世界生理学100项重大发现中，德国占89项。1855年-1870年，德国取得136项电学、光学、热力学重大发明，英法两国合计才91项。 　　
世界第一台大功率直流发电机、第一台电动机、第一台四冲程煤气内燃机、第一台汽车等发明创造也纷纷诞生于德国。 　　
同时，德国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如蔡斯、西门子、科赫、伦琴、雅可比、欧姆、李比希、爱因斯坦、普朗克、玻恩等。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这段时间，德国耀眼的科技创新光芒，让全世界为之瞩目。 　　

美国：创新的国度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开始从英国向德国、美国转移。到19世纪70年代，当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的时候，技术发明和创造的主要国家已经从英国变成了德国和美国。据统计，1913年英国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而德国为15.7%，美国为35.8%。加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国力的巨大消耗，英国终于丧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让位于美国。 　　
此后，美国持续发力科技创新，自20世纪40年代之后，美国成为全球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引领者，并一直保持到现在。据统计，美国研究开发支出总量占全球比重曾超过30%，目前仍高于25%。世界前1%引用论文中，美国占比超过46%，三方专利占全球比重曾超过30%，知识产权贸易费用占全球一度高达50%。 　　
全球诺贝尔奖得主近一半是美籍人，世界大学百强排名中美国大学占到一半以上。美国诞生了无线电、电灯、电话、空调、汽车、半导体、互联网、基因工程药物等重大发明和创新，并顺利实现产业化，催生了一个又一个新兴的产业。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增强，成为人类经济史上新的巅峰。 　　

日本：从“拿来主义”到自立创新 　　明治维新拉开了日本走向近代化并开始崛起的帷幕。在“脱亚入欧”总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大力推行“殖产兴业”计划，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大量引进、译介西方图书、文献等科技信息情报资料，聘用外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学习以及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等，并通过“反向工程”快速消化吸收西方先进技术，成功实现技术转移和本土化。同时，日本着力夯实智力基础，创办新式大学，培育人力资本，实现工程师和技术人才的“进口替代”。经过近50年的努力，日本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强国。 　　
二战后，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但在美国的监护和扶持下，再次通过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更加注重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又迅速实现崛起。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经济总量超越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后，日本经济又延续了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实现了由“重化工业化”向“技术密集化”的升级。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许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成为对美国也具有巨大竞争压力的经济强国。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经济发展虽然陷入停滞，但其在科技方面的努力仍不遗余力，早在1995年，日本国会就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并在2001年明确提出“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努力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持续的努力结出了硕果，在过去的19年中，日本一共获得了19个诺贝尔奖，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力也越来越强。在汤森路透评选出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日本连续多年高居榜首，2018-2019年度仍有39家，力压美国成为第一。 　　

简要结论与思考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要崛起为大国并持久保持大国地位，主要是靠科技创新能力及其主要载体——制造业的竞争力。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经是占有大量殖民地的“大国”，但由于缺乏科技创新的支撑，只能 “昙花一现”。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但后来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减弱，也逐步让位他国。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超级大国，关键因素正是其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 　　
目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从经济总量看，我们已经堪称世界大国。但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物质资本投入取得的，科技创新能力有待增强，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必须充分激活和发挥近十四亿国民的巨大创新潜力，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从具体路径看，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必经过程和捷径。早期美国的科技创新也是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起步的，在美国建国后的头100多年，主要是把欧洲的先进技术发明拿到美国实现商业化，而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始积累方面建树不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才大力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性重大技术研发，实现了向原始创新转变。德国也是如此，享誉全球的“德国制造”最初也是从仿制开始的，早期的“德国制造”更是劣质仿冒产品的代名词。日本更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到了从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的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独立自主、另搞一套、封闭发展。现阶段，我国在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必须切实坚持开放创新，以开放的胸襟、虚心包容的态度积极拓展深化与一切科技创新强国的产业和技术合作交流。特别是要像美国那样注重实用性创新，紧紧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紧密结合，更有效地推进全面创新和加快先进技术产业化。当然，也要有重点地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大国崛起与科技创新

大国崛起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关系。
一方面，近代以来，凡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着强大的科技创新活动，以及由科技创新、科技力量带来的产业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大国崛起必然以有利于科技发展、经济增长的法律、财税、政治制度乃至文化等因素为条件。 伴随着科技创新步伐的加速，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用于Ｒ＆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研究与发展））的投入已经跃居世界第三名，其中企业的投入已经超过了政府投入。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用于Ｒ＆Ｄ的投入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意味着中国ＧＤＰ增长内容发生了变化，潜力巨大。据笔者调查，我国目前面临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问题将用１０～１５年时间逐步解决。届时，中国将以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关系将因此发生巨大变化。 　　　

一、历史的扼要回溯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科技创新、科技进步一直以缓慢步伐前行，直到英国 工业革命才以爆发形态出现。这一时期，科技力量真正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对国家崛起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并迅速带动、发展了一批对大国崛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产业和新的生产力。纺织业、冶金业、机械制造业、船舶制造业、铁路运输业的迅速发展，成为近代英国打造“日不落帝国”得心应手的工具。 工业革命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大陆各国进入工业化阶段。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纷纷加速了科技创新的步伐，伴随着推翻封建统治的制度变化，资产阶级民主政体逐步建立起来。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拿破仑政权，很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不忘带上科学家，他的“大陆封锁”政策固然给法国造成了很多麻烦，但也加速了整个欧洲大陆科技创新体系以及一系列近代产业的形成。科技实力和产业实力对拿破仑争夺欧洲霸主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创新活动、科技创新能力及其带来的新产业的推动下，欧洲大陆先后崛起了法国、德国两个强国。其中德国以电气、化工、冶金、汽车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建立了超越英国的重化工业，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建立在强大工 业基础上的德国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挑战英国的霸主地位。尽管两次挑战都以惨败收场，但德国凭借多年积累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在二战的废墟上重新崛起，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强国。 在欧洲大国依靠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崛起并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同时，另一个大国——美国在遥远的新大陆默默崛起。自独立以来，美国凭借优越的地缘优势、辽阔的幅员、更加有利于自由竞争的政治经济制度，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飞跃发展。到１９世纪末，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及成就位居世界领先地位。以爱迪生为代表的发明家，推出了一系列改变世界工业形态的技术发明成果——电灯、发电机、电话等。美国发明家怀特尼在生产枪械时，首创了零部件互换的大批量生产方式；福特在汽车生产中首创了流水线生产方式。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已经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科技创新大国崛起于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美国吸取了欧洲大量的科技精英，加之政府为发展军备投入大量资金，支持有关重大科技项目发展，奠定了美国二战后的全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战略性工程，支持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是其中的重要环节。纵观世界历史，科技创新能力在大国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球霸主地位，美国长期占据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位置。
在２０世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有两个大国—前苏联和日本也依靠科技创新、科技能力的提高跻身大国之列。不过这两个大国的崛起与欧美大国的崛起有较大不同，即作为“后发国家”，其政府在科技、经济的追赶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苏联建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技创新以军事工业为主要驱动力，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技创新、科技能力与大国崛起之间的紧密关系。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通过对科技重大发明的统计分析发现：科技创新中心在不断转移，由１６世纪的意大利先后转移到１７世纪的英国、１８世纪的法国、１９世纪的德国、２０世纪的美国。这一转移过程与大国崛起的过程相一致。

二、科技创新能力对大国崛起的主要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大国崛起的条件、环境、方式与封建时代有了很大不同。最重要的改变之一是，科技创新活动、科技创新能力在大国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分析科技因素对大国崛起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科技创新活动、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创新成果成为支持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加速了产业兴替，加速了经济结构变化和生产力的提高，进而加速了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的全面改观。科技创新及科技创新能力在壮大国家实力的同时，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存状况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没有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科技创新能力，难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
其次，科技创新进程的加速，科技创新能力与成果的非均衡分布，导致国际政 治、经济、安全格局的巨大变化，国家间的博弈出现巨大的力量失衡。为了能在经济、安全等方面处于主动地位，大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技创新进程、科技创新能力形成的介入和干预。二战后，大国政府纷纷出台了专门的科技发展战略，科技政策成为大国政府政策体系中的核心政策。
再次，科技创新力量的强大，使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摆脱地缘及天然禀赋方面的不足，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为大国。一个国土狭小、资源短缺的国家，如果科技力 量雄厚，并且具有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制度基础，仍然能够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国家力量体系中“质”的优势，崛起为世界大国。英、日即是突出代表。 最后，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创新能力是大国政府治理国家、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重要手段。科技创新及科技创新能力不仅对大国军事力量的形态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战争形态、军事战略战术也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的几场局部战争，实际上都是具有绝对优势科技力量的国家，依托其高技术军事装备，对弱小国家进行的单方面打击。科技力量弱小、科技水平低下的国家在大国面前处于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

三、２１世纪科技创新及科技创 新能力对大国竞争影响的主要特点近代以来，科技发展对于大国崛起与成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不同阶段，其作用和影响呈现出不同特点。
２１世纪，科技创新对于大国崛起与成长的影响具有如下特点：
１．科技攻关朝大科技课题、大科技工程方向发展，对于科技创新的资源投入数额越来越巨大。越来越大的科技工程，越来越大的科技投入，使参与科技创新的大国门槛进一步提高。
２．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必须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完成。这不仅由于科技攻关投入越来越多，需要分担风险，还由于区域性、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大国不得 不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当然，大国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也可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和其他利益。
３．科技创新资源与能力 的配置日益区域化、全球化。跨国公司在科技创新区域化、全球化方面成为重要推动者。区域性经济组织、联合国等全球性机构，在推动科技创新、科技成果的区域、全球应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国在制订科技创新政策时，既要坚持自主开放的科技政策指向，又要参与区域性、全球性科技创新体系。
４．科技创新的关注点由“富国强兵”转向多元化目标。从追求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转向对自然、生态环境等的关注。大国对科技创新的要求由单纯的“ＧＤＰ”转向多目标。大国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必须加大科技创新在生态环境保护、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文化的普及等多方面的投入。
５．科技创新依旧在军事领域得到大国政府的重点关照。但是，科技创新进程中的军民界限日益模糊。同时，科技成果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高技术产品的时间越来越短。有些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专利。围绕科技成果产业化进行的争夺突出表现为专利、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软竞争”，发达国家力图通过专利、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对后起国家进行“软遏制”。

四、支持大国科技创新能力形成的财政税收政策 支持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大国政府的重要职责。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大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救助政策，其中，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相关政策占有重要地位，财税政策更是首当其冲。最近，爱尔兰出现金融危机，希望欧盟予以援手。谈判中，爱尔兰坚持１２．５％的公司税。这是因为，由于实行低税率，促使欧洲及其他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公司向爱尔兰转移，使爱尔兰成为欧洲高技术产业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税收政策对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财税手段支持科技创新，在政策上制订了许多促进高技术企业发展、研发、技术转化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通过给予财政补贴、减免税收等方式，大大促进了科技创新，吸引了大量外资向中国转移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技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加速了中国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 随着我国产业发展、企业竞争力的提高，税收作为政策手段，对于科技开发的支持，应当由过去的直接支持产业发展生产，转向支持研发、中试、市场化前阶段，转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产品成熟程度、产业化重点、市场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对于不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制定政策时要有所区别、侧重。要加大对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支持，重点支持自主开发的关键技术、产品及关键零部件，防止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空心化。同时，政策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整体协调性，根据技术攻关、市场接受、产品成熟状况，及时调整政策支持的对象、 领域和支持方式；注重政策在研发、产业化、市场化等不同阶段的衔接与配合。

五、从“李约瑟之问”到“钱学森之问” 中国大幅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始于近代，为此，国人提出了“科技兴国”的战略口号。重新崛起必须有科技支撑，但仅凭科技一己之力还不足以兴国。对中国科技落后的问题，有两位哲人曾先后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一位是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人李约瑟；一位是我国“两弹一星”之父钱学森。 李约瑟先生的问题是：“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李约瑟先生的答案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官僚阶层、科举制度、家族体制乃至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等，是阻碍中国形成现代科技体制的原因。 扼要地说，中国要获得现代科技创新体系与能力，只有通过革命，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要求在制度与文化方面进行全面的变革。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设的开展，我国通过制度变革，已经逐步形成了现代科技创新体系，尽管这一体系还不完善。我国已经有了促进科技创新的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有了鼓励创新的法律体系，如专利法、商标法等；有了支持科技创新的教育、科技基础设施与队伍；有了促进科技创新的市场经济体系。然而我国完成的科技重大发明和出现的杰出科技人才仍然不多。就此，钱学森先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创新与发展，需要一套与 之匹配的科学创新意识与文化传统。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在政策、制度、器物等硬件层面，日益接近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但是在文化、教育、思维方式等“软件”方面与发达国家尚有一定的差距。大抵一个国家要实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在国家转型中，转变最缓慢的是国家的传统文化与公民的思维、行为方式。在我国，传统意识与文化的改变尚需时日，普通民众的科学素养亟待提高。中国要成为科技创新大国，要在科技创新能力支持下崛起，不仅需要政府制定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也需要改变自身文化中不适合科技发展的部分，改变国民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以及政府的运作方式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