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是如何诞生的？

来源：人民政协网

2022-07-06 22:55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网

        国旗、国歌、国徽是国家的象征。拟制国旗、国歌、国徽是新政协筹备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在广泛征集、深入协商中，新政协筹备会切实尊重人民意愿，彰显民主精神。国旗国歌率先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在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义勇军进行曲》高亢嘹亮！

一、征集国旗国歌国徽启事

1949年6月16日，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旗、国徽及国歌之方案”被列入重要筹备内容。会议决定由第六小组承担拟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的任务。马叙伦担任组长，叶剑英为副组长，由于叶剑英还担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事务繁忙，后增加沈雁冰为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成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刘王立明代）、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

7月4日下午，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翦伯赞、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八人组成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叶剑英为召集人；推选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会议决定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起草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征求启事，由小组会修正后提交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通过。征求启事经周恩来修改后，又向毛泽东、朱德、李济深、张澜、林伯渠等新政协筹备会常委广泛征求了意见。

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以显著位置刊登征求启事。国内其他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纷纷转载。征求启事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投稿者有工、农、商、学、兵各个阶层以及一些学者、艺术家和高级领导干部。至8月20日，收到国旗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朱德等人提交了自己设计的图案，郭沫若8月24日在第三次小组会议上提交了设计图案），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国歌632件，歌词、歌谱694首，意见书24封。

二、审慎的遴选

1949年8月5日下午，马叙伦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大家对已收到的稿件进行审看，认为国旗国徽投稿中大部分是意见式的略图，多以星斧镰之各种画法所组成的图案。会议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顾问；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家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

8月18日-20日是第六小组确定的选稿日期。第六小组在北京饭店413号会客室设立了临时选阅室。所有应征的设计稿集中陈列于此。8月22日上午10时，马叙伦在临时选阅室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初选出国旗16幅、国徽4幅提交第六小组再度审议。讨论时，梁思成提出将来国旗颜色要规定“号数”的问题，因为艺术家把颜色分成几百种号数。翦伯赞建议由国家制成国旗的红布，就叫“国旗红”。这应该是“国旗红”的首次使用。

在收到的稿件中，有一份8月11日收文编号为1232，在全国应征稿件编号为1305的来稿。作者是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的曾联松。遗憾的是，他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当时并未引起注意。

8月23日，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对应征作品进行初选、评审，还搬来钢琴试弹试唱，最终选出几件作品提交第六小组审议。

8月24日上午，马叙伦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国旗方面，将进入复选的17幅图案（似临时增加1幅——笔者注）进行编号。梁思成等代表反对一些在左上方留白四分之一的图案，“同美国和国民党的旗子太相近了。”大家一致认为“初选第十一号”较好，红白二色分配适当，制作容易，红星在角上方，旗不飘开亦能看见，样式亦与其他国家无雷同，配色美观，在意义象征上也适合征求条例。白色象征光明，红色象征革命政权，红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为慎重起见，会议决定将复选中选的方案提请常委会讨论审核（后来常委会没有讨论，只是传阅了一下——笔者注）。

国歌方面，歌词复选提出13件，复印后提供给常委会参考。为便于提意见，作者名字一律不公布，而是用第六小组的登记号代替。进入复选的国歌方案中没有《义勇军进行曲》。因复选提出的歌词尚未臻于尽善，仍由文艺专家继续拟制。

国徽由于收到的作品太少，没有可采用的。马叙伦认为：“国徽问题只能提出参考，不能决定”，决定另请专家拟制。

8月26日，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周恩来对马叙伦提出表扬：“第六小组马老的成绩很大，国旗收了1000多件。”马叙伦说：“国旗，已相当完成了。”即指初选十一号而言。“国歌虽收到几百件，可取的也很多，但是只能作为普通的革命歌子，作为国歌是不够的，现在选出了13份送给大家看，请常委会决定。”“国徽在请专家画，半个月才能搞成，画好了再给大家看。”

但是，对国旗“初选十一号”方案也有人提出反对。陈嘉庚明确提出三条反对意见：一是该形式与印尼的相似，只印尼旗没有星，我们增加一星；二是上头白，在太阳底下看不见；三是没有表示工农联盟之义。他认为征求国旗启事，要体现工农为基础之含义，而有斧头、镰刀或其他表示工农之图案却一律不采用，这是有悖民意的。郭沫若解释说，第六小组不采用斧头、镰刀是怕与苏联国旗相似。陈嘉庚表示如若有此原因，那么就在报上说明，再征求一次，此次新政协不决定国旗，等以后再决定。陈嘉庚的意见报送给了周恩来。

9月14日上午，马叙伦在北京饭店东餐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国旗。马叙伦说：我们把上次全体会议选出的国旗图案送给毛主席与中共中央看了看，研究结果，初采用国旗图案十一号修改图案，后觉得初十七号图案好……并且毛主席说，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陈嘉庚继续对初选十一号方案提出反对意见。会议经投票，11号图案（4票）、17号图案（7票）。这两个方案，连同国徽图案两张，提交常委会参考。会议决定把来稿中较好的图案印成小册子，分送给全体代表分组讨论，并把所有应征稿件在中山公园陈列展出。马叙伦强调说：国歌在正式大会赶不出，也可以晚一点。国旗必须在正式大会上讨论通过……国徽希望能在会上搞出来。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在即，第六小组全体成员深感责任重大，又召开了若干次的座谈会，反复讨论、审阅。在最后几次讨论会中，先后由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等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在应征来稿中，也有人提此建议。《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于1935年，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它诞生于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不仅是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号角，也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成为二战期间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战歌之一。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的制定工作移交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由第六小组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

三、全体代表再讨论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里，宣布会议的任务之一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在会上，马叙伦向大会报告了第六小组的初步意见：“国旗的应征稿件可分为四类，有镰锤交叉加五角星的，嘉禾齿轮加五角星的或不加五角星的，两三种颜色的横竖条加镰锤、嘉禾、齿轮或五角星的，这三类及其变体都不足取，第四是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而加以红色或黄色五角星者及变体，长处是简洁，这一个形式，较其他各式似乎更好些（如复字第一号，即初选十七号修正图之一）。国歌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间内可以完成。国徽图案的投稿大多数不合体制，可供参考采择者仅四五式。”从这个报告可见，当时仅国旗有初选方案。

9月21日，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设立6个审查委员会名单，其中一个是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共55人，马叙伦为召集人。第六小组的工作也在继续。他们从应征国旗稿件中选出38幅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供全体代表讨论。编号从复字第1号开始编排。曾联松设计的图案编号为复字第32号，稍作修改，去掉了原设计图案中的镰刀斧头。据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说：“经第六小组讨论删去。我还在原稿上写上了‘去镰刀斧头’五个字。图案其余部分未做修改。”

9月22日，马叙伦在北京饭店东餐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通报了一个事项：纪年和国都地点经全体会议主席团指定，由第六小组负责研究。会议决议：国都建于北平，北平改北京；纪年采用公历；国旗采用复字第三号（即初选十七号图，根据郑考度之图案修正后制成）或复字第四号（即初选十一号修正图）。

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举行《关于国旗国都纪年的意见》分组讨论会，共分11个小组，应到647人，实到466人。代表们讨论非常热烈。国都、纪年意见较为一致，国旗分歧明显，代表们较为集中地讨论了复字第三、四号，但是也对其他的图案提出了意见。由于受第六小组所发意见的影响，使得代表们意见没有充分表达。宋云彬代表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当天讨论的情况：第六小组推荐“复字第三号”“复字第四号”，“余对此两幅图案均不满意，发表意见，大致谓我们的国旗应该是红的（红色象征革命），此为先决条件，第四号图案三分之一为黄色，与此条件不合，第三号图案将一面旗割裂为二，尤为不合，与其就第三面第四面两幅图案选定，不如选‘复字第一号’。按复字第一号之图案与第三号相近，但一条横线较细，并不通到底。发言者甚多，以赞成采用第一号图案者为多数。讨论不采表决形式，由各人自填写意见表一份，汇送第六小组参考。”他认为“第六小组推荐复字第三号及第四号之图案，先予人一种暗示，实为不妥。”

当晚七点，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第六小组）在勤政殿第二会议室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对讨论结果进行总结。

9月24日，第六小组提交一个讨论报告。从报告看，关于国旗的讨论最为激烈，争议也最大。关于国旗，讨论的综合意见是：

（一）各分组征求意见的结果统计，赞同复字第三号者最多有185人，其次为复字第四号129人，复字第一号112人，复字第二号77人。总之，大多数的代表都同意红旗角上有一星及一黄条的类型，认为较好者共342人，惟对于星的颜色，黄条的粗细、位置、长短及象征的说明略有不同意见。

1.大部分代表不赞同参考资料说明中“黄色象征中国为黄种人与和平”。因以皮肤颜色来分人类是不科学的。同时，最近两世纪来，帝国主义者特别以此来表示其种族的优越感，并且国际上皆以白色象征和平，故此说明应加以修改。

2.黄条象征中国经济文化发源地之黄河。亦有部分人不同意，因黄河只是汉族的发祥地，并且黄河又为中国的忧患，所以此说明不妥。

3.有部分人不同意星的五角是象征中国五亿人口，因人口是逐渐发展的，可以用此来象征星光普照大地。

4.红色不但象征革命，而且象征劳动。

5.有部分人不赞成黄条贯穿的，因好像是把红颜色——革命给分开了。

（二）有人主张不应避免用镰刀斧头，否则工农即无法表明。

（三）主张采用复字第十五号有张治中、邵力子、陈劭先等18人，并且严景耀说燕京大学的学生多数是赞成复字第十五号图样的。

（四）主张采用复字第三十二号的有胡厥文、李烛尘、雷荣珂等15人，但四个小星可略向下移动些。

（五）洪深提议国旗选用第28号，惟须增加一颗星，其理由有12大条。

（六）罗隆基提议，红旗中有一白色五角星以象征和平。

对于国旗图案本组根据二十三日之分组讨论时各代表所提出之意见，又制成修正图案四幅。

在报告中，第六小组给出的建议是“今天我们与艾青同志商量，觉得还是复字第四号为好”，并将意见上报给主席团。在报告附件中，有四幅综合了代表和专家意见新修改的国旗图案，其中三幅采纳了四颗小星环绕大星的构思。

彭光涵回忆说，在国旗设计方案的选择上，虽然经过反复的讨论甄选，仍然分歧较大。第六小组推荐的“复字第三号”和“复字第四号”尽管赞成的人数比较多，但反对者的态度却非常坚决。他们主要认为这类图案有“分裂”之感，特别是当时南方还有一部分地区没有解放，有南北分家之嫌。吴藻溪还专门给周恩来写信，反对第六小组的建议。

鉴于反对声音颇大，简洁、大方的“复字32号”又引起关注。

四、丰泽园一锤定音

开国典礼在即，但国旗、国徽、国歌等一些重大事项尚议而未决。1949年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名单均是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商定的。毛泽东还特意删去了几位中共党员的名字，而添加上几位党外和文化界人士。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出席了座谈会。

当天晚上8时，座谈会开始。毛泽东先拿着事先准备的大幅“复字32号”五星红旗图案，开宗明义地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之斧头镰刀。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因此，我们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赋予了这幅五星红旗图案崭新的含义，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陈嘉庚说：“我从东北回来就很关心国旗的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所讲的第32图案。”

梁思成说：“我觉得第32图很好，而且与军旗也不相差很大。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经过讨论，确定复字32号图案作为国旗方案。

当天晚上，根据马叙伦的提议，座谈会又讨论了国徽、国歌、国都等问题。

关于国徽，鉴于大家对提交的国徽图案均不满意，毛泽东说：国旗决定，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关于国都，大家都赞成建都北平。至于名称，黄炎培提议不改为好。毛泽东说，“还是改一个字好”，遂改名北京。

关于纪年，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世界公元纪年。

关于国歌，大家讨论也非常热烈。会议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

马叙伦：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制作不出来，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应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笔者注）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

张奚若、梁思成：我觉得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她的完整性，我主张曲词都不修改。

徐悲鸿：该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

郭沫若：我赞成暂用她当国歌。因为她不但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民也会唱，但歌词修改一下好些。

黄炎培：我觉得词不改好些。

田汉：我觉得该曲是好的，但歌词在过去它有历史意义，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这词并不是聂耳写的，我们因写完了一段词就被捕，因此就用聂耳名义发表。

周恩来：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毛泽东：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

座谈会在与会者高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结束。

9月26日下午，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国旗拟采用复字第32号图，并改正其说明：红色象征革命，星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根据国徽图案参考资料，邀请专家另行拟制；在未制定正式国歌以前，拟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代之；国都拟定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纪年采用公历；将会议内容报告给政协全体会议主席团。

9月27日下午3时，马叙伦代表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审查委员会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做了报告。会议上，周恩来主持通过了关于国歌、国旗的决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赞成的请举手。——请放下。不赞成的请举手。怀疑弃权的请举手。——有一位弃权。我们现在以绝大多数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我们现在的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赞成的请举手。——请放下。不赞成的请举手。怀疑弃权的请举手。——弃权的有两位。绝大多数通过以五星红旗为我们的国旗。

9月30日下午，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上，展开着一幅巨大的五星红旗。这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在《义勇军进行曲》中闭幕。

揭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如何诞生的？

来源：人民政协网

在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期间，征集的国旗国徽国歌来稿中，国徽图案较少，且不尽如人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徽拟制工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后再行决定。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全国政协的进一步协商讨论，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国徽，终于在1950年国庆节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国徽设计竞赛

在新政协筹备会期间，国旗国徽国歌启事发出后，应征来稿中，国徽图案较少（设计稿112件，图案900件）。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时，只有张仃、钟灵设计的5个国徽图案，编印成参考资料，供大家讨论。

张仃是专业美术设计家，1938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1949年初，他受邀参与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担任政协会议美术设计（包括政协会徽、人民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邮票设计）、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包括纪念邮票设计）工作。张仃、钟灵等人根据政协会徽设计了国徽，图案以标有红色中国版图的地球、五角星为主体，并配以齿轮、嘉禾、红绶。图案色彩鲜艳，象征含义丰富，已经超出了国徽征求启事上的要求。

张仃、钟灵等人设计的五幅图案编入《国徽图案参考资料》

在讨论时，洪深、贺绿汀、郭沫若、梁思成、徐悲鸿等先后发表意见，分歧很大。洪深认为“中国版图画红色，而把其他国家画黄色，特别是苏联给画成黄色是非常不好。”贺绿汀建议最好与国旗一致，“画四颗星。”郭沫若提出“光芒来源不清，最好在地球上头画一太阳。”梁思成也觉得“毛病很多。”鉴于此，毛主席说：国旗决定，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原小组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由原第六小组成员继续承担拟制任务。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主要成员有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汪国瑜、朱畅中、胡允敬、张昌龄、李宗津、高庄、罗哲文等）和中央美术学院（主要成员有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分别进行国徽的设计工作。

为了赶在1950年国庆节挂上新国徽，两个设计组的专家学者们对各种构思和设想认真推敲，反复研究，分别拟制了新的国徽方案。

林徽因、莫宗江合作的国徽图案在最初应征中，因突出民族特色而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肯定，曾被要求修正后参加复选，但最终没有收在《国徽图案参考资料》中。这次设计，他们邀请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王逊、高庄及梁思成一同研究讨论。经过努力，林徽因这个组设计了一个新图案。

他们提交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中说：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清华大学的这个图案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同时配之象征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题。比如，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大孔璧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红绶穿过小瑗的孔成一个结，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受开国大典的启发，张仃等人设计了一个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国徽图案，替代原来的以地球为主体的图案。不过，出于艺术表现上的考虑，天安门被处理成斜透视。关于天安门的构想，张仃是这样解释的：天安门广场既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天安门还是刚刚举行过开国大典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同天安门有关，所以就把天安门设计进了国徽。

1950年6月1日，马叙伦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提交报告：“现在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元方案审查委员会又据专家参考原来选出比较可供选择的五种国徽图案，另外拟制了两种：其中一种仍然取法原来五种的造意而于形式上略加变更，另外一种则造意略有不同，着重于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现在将这两种新拟的图案连同原有的五种一并送请审核……”

#梁思成修改国徽

6月10日下午，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中南海召开，决定国徽修正案经“国徽小组讨论并由梁思成设计修改”。

第二天，马叙伦在全国政协主持召开国徽组会议，沈雁冰、张奚若、张仃、梁思成、张光彦（记录如此，疑为张光宇——笔者注）出席。马叙伦首先发言说：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决，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国徽中的天安门图案，正是中央美院张仃等人所一直坚持的。对此，梁思成提出“国徽并非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传统精神。”在图案处理上，他认为“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张奚若倒不反对用天安门，因为“它代表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地”，但他认为图案中的“天安门”是唐朝式的，颜色上也要调和，“不使它过于太浓太俗。”沈雁冰说：“我对采取天安门的图形表示同意，因为它是代表中国五四运动与新中国诞生之地，以及每次大会都在那里召集的。最好里边不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看起来有点太俗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亲自约请梁思成，做了细致的说服工作，让他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并提出国徽图案中一定有天安门图像。

6月12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家中召集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和朱畅中开会。梁思成传达周恩来的要求：国徽图案内容除增加天安门外，还要增加稻穗。梁思成和林徽因不顾病弱之躯，与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小组成员一起投入到国徽设计之中。

罗哲文是参与国徽设计的清华大学营建系的一员。他说，在设计国徽方案的整个过程中，营建系老师们的热情都很高，但要数林徽因付出的心血最大。当时她身体不好，患有肺病，可是她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徽设计工作。那个以玉璧(瑗)为主体的方案，就倾注了她的许多智慧。这个方案虽然被否定了，但林徽因关于国徽要有象征意义，要有民族特色，要程式化、图案化的设计理念，被营建系的教师们接受了。

6月13日下午，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召开第九次会议。由于国徽“图样尚未最终确定，决定后天将两种不同图样均带到会上最后取决。”

两天后的6月15日晚，马叙伦主持召开国徽组会议。会上，梁思成提出他们设计的新图案，并报告说：“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清华营建系的几位同人，共同讨论研究。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他必须庄严稳重。”他提出：国徽不能像风景画；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必须庄严。

张仃也重新修改了设计，并写了《国徽应征图案说明书》：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同时，张仃附上一份《设计人意见书》，针对梁思成的评价，就主题处理、写实手法、承继美术历史传统、色彩运用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关于主题处理问题。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画成一张风景画片，要变成次要装饰。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关于写实手法问题。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譬如群众要求的嘉禾式样是非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闪，颗粒累累。倘仅从形式上追求，无论出自汉砖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的，写实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关于承继美术历史传统问题。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承继能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颂古人，而是“推陈出新”。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带就火气重了。设计人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是运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采用这样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关于色彩运用问题。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华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多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色，但不可改为西洋普蓝，及孔雀蓝，否则中国气味全失，且与朱金不和）。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的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趣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堂皇印象。

国徽组对这两个图案进行讨论。田汉说：“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国徽成为风景画，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认为最要考虑的是人民的情绪，哪一种适合人民的情绪，人民就最爱他，他就是最好的。张仃先生设计的与梁先生设计的颇有出入，他们两方面意见的不同，非常重要。梁先生的离我们远些，张先生的离我们近些。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位的意见需要统一起来。”

会议最后决定：“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清华大学图案获得通过

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其中一个议题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方案。会议已经开幕了，国徽图样尚未最终确定。时间急、任务重，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根据评委的意见反复讨论、不断修改，于6月17日再次提交一稿国徽图案及设计书。这次设计符合征求条例“国徽需庄严而富丽”的规定，由红、金两色组成；符合“中国特征”规定，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代表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的意义，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齿轮和麦稻穗象征工农，麦稻还寓意地广物博，以绶带系结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整个图案，大红的底色上，五颗金色的五角星，仿佛一面巨大的国旗悬挂在天幕上；在天安门正面图的衬托下，五星红旗显得更加壮观、庄严、辉煌！

国徽审查小组就梁思成与张仃的方案进行讨论、比较。沈雁冰主持起草的《国徽审查小组报告》记述了讨论情况：

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金朱两色、天安门、五星）者，计有：张奚若、郑振铎、廖承志、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赞成此图之原始草样）。

邵力子于赞成该图样时，提一意见，主张把梁的原始草样之一与此次改定之样综合起来，使此改定样的天安门更像真些。

赞成的理由：梁图庄严，艺术结构完整而统一（邵力子说张图美丽而梁图庄严）。

田汉、马夷老，说两者各有所长。

……

雁冰曾询在组以外见过此两图者之意见，或言张图美丽，或言梁图完整，而觉得两图都不理想。

在年长的一辈人中间，对于张图意见较多，对于梁图意见较少。

6月2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厅的白墙前，竖立着清华和中央美院两个团队设计的国徽方案。中央美院的方案中，中心部分的天安门是侧面透视图，红墙绿瓦，前面是金水桥，上面是蓝天，显得五彩纷呈；清华大学的方案中，中心部分的天安门是正视立面图，五星红旗点缀在天空上，周围是齿轮、谷穗和绶带，整个图案以金红两色相间，显得庄严、辉煌。

在展示现场，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各位评委的意见。他认为清华的设计方案综合了各种图案的优点，并提出：稻穗要画得向上挺拔一些。

同日，沈雁冰主持召开国徽审查小组会议。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确定送审的国徽图样；二是国旗、国歌、国徽应征者的奖励。

在讨论国徽图样时，郑振铎、张奚若、沈雁冰认为，第二图（梁思成图案）在艺术上非常成熟，结构完整而统一，门洞显明，较第六图（张仃图案）庄严。

周恩来说，图下面带子联结一起，象征着工农团结。

周恩来、马叙伦的意见是：印制时用金色和红色，若用黄色和红色则不够美观。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第六图红红绿绿，虽然明朗，但不够庄严。

张奚若、郑振铎提出：天安门旁的一排小栏杆可以不要，因这样显着太琐碎，不够大方，稻子也显得不整齐。

最后，周恩来提议写一个解释书，将第二图拿到会场，使大家脑子内有了印象，然后印发图样，以便于表决时看得更清楚一些。

国徽审查小组最终通过了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等人设计的国徽图案。

6月21日，马叙伦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国徽审查组报告》。

毛泽东亲自主持6月23日的会议。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和所拟定的国徽图案，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核准公布。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

#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国徽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将要悬挂在国家机构的重要场所。国徽设计只是第一步，还要做相应的定型、制作等工作。国徽定型设计交给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推荐了该系高庄教授。在国徽设计过程中，高庄支持梁思成提出的“国徽代表国家，是政权的象征，不是商标”等观点，但在定型时，高庄却认为这幅国徽图案审美上是“自由主义”的象征，并因此与梁思成产生激烈的争论，乃至“工作中的斗争”。

为了赋予国徽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坚持政治性、艺术性、自然性和历史性的统一，高庄觉得有必要对平面图稿进行改动。鉴于国徽的图案是经毛泽东审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定稿，若再修改就从学术争论上升到政治范畴。高庄顶着巨大的压力，专门上书毛泽东，坦诚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据高庄的儿子高康回忆，当时看过这封信的许多人，每忆此事都无法忘记那令人触目惊心的开头。钟灵看后还曾劝高庄“有点过火吧。”但高庄以强烈的使命感不为所动，递交了此信。毛泽东接受了高庄的意见。不久，中央派彭真、康克清到高庄家听取情况说明，并转达毛泽东同意进一步提高的指示。

从7月初到8月中旬，高庄经过一个半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国徽模型的设计塑造工作。

8月18日，沈雁冰在政务院会议室主持召开国徽使用、国旗悬挂、国歌奏唱办法及审查国徽图案座谈会。高庄就国徽模型塑造作了说明：“耽误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其修改部分及理由为：绸带的修改——新图较旧图更有力，更规律化；稻粒的修改——仍有丰富感，但不凌乱琐碎；将非正图改为正图——易于仿制。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高庄塑造的国徽浮雕图案。

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同时公布了国徽及图案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尊敬国徽 爱护国徽》：国徽鲜明地表现了我们国家的性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的国徽就是这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与新中国诞生的象征。

定型后，张仃带领“美术供应社”的人员赶制了第一枚木雕国徽，于1950年国庆前夕安装在天安门城楼上。1951年5月1日，沈阳第一机床厂精心制作的金属国徽（铜铝合金）取代了木雕国徽，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至今。

国徽的设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任务完成后，政务院向梁思成、林徽因、高庄、张仃等8位主要参加设计制作的人员颁发一份奖励：每人800斤小米。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领取，将之捐给抗美援朝前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