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口结构下，“饭圈”问题关乎文化安全
孙佳山 社会科学报社 2021-12-26 20:00

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种种乱象，绝不仅仅是文娱领域偶发的局部现象，在人口出生率低迷、经济增长放缓、全球保守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世界贸易竞争和局部冲突不断加剧等大时代背景下，可能会产生长远的社会、历史影响。因此，以治理“饭圈”乱象为代表的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值得重视。

原文 ：《新人口结构下“饭圈”问题关乎文化安全》
作者 |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孙佳山

当下，在对于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讨论中，始终未触及基于人口结构的视野，即并没有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深入到作为新的明星制度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肌理和结构中去探讨其生成机制和演化路径。一旦了解到我国社会的基本人口结构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就会充分意识到相关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第四次“婴儿潮”缺席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结构清晰的“婴儿潮”。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此阶段出生人口的绝对增长数量并不高，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心理；二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力“婴儿潮”；而今天已经登上社会舞台并开始发挥主力作用的“80后”“90初”一代作为第三次“婴儿潮”，是人口结构意义上的主力“婴儿潮”的回声，也可称之为次生“婴儿潮”。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本应出现的第四次“婴儿潮”并没有如期而至。在可预见的未来，现有的人口结构很难在中长期内发生显著的结构性翻转。

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从人口结构的视野重新审视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就会发现在对其生成机制和演化路径的相关讨论中，我们远远没有充分有效地深入到中国经验的当代现场。当前以“95后”“00后”“05后”为主体的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有着前所未见的代际特征。他们是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当初代独生子女开始进入婚育年龄，也就是完成了从独生子女到独生子女这一代际传递之后，“原子”式的家庭结构开始在我国社会大规模蔓延。

这才是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能够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完成指数式增长的基本框架。在家庭关系内部，他们在童年、少年和青年阶段初期，都不再有过往代际所习惯的中国式家族的表兄弟、表姐妹的经常性往来和陪伴式成长。在家庭关系外部，他们同样面临着过往代际从未面对过的社会环境，即第四次“婴儿潮”的整体“缺席”使这代人在邻里、学校环境内，同样缺乏日常性的同龄人陪伴式成长。因此，从“95后”开始，作为整体性代际特征的群体性“孤独”气质开始愈发强烈。陪伴式成长匮乏症候，随着“00后”“05后”等代际的自然更迭被进一步强化。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趋势尚未见完全逆转的可能。

陪伴式成长作为人的成长和进化的一大基本属性，是人在童年、少年和青年阶段初期的基本需求，当其不能通过家庭、邻里、学校和社会满足之后，并不会自然消失，而是向外部寻求新的出口和路径。这时，在“饭圈文化”讨论中被反复触及的移动互联网要素，才会被作为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得以极致释放。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能够在网络虚拟社区不断聚集、“抱团取暖”，正是基于陪伴式成长的基本需求。一大批基于移动互联网所诞生的平台性移动应用，之所以都能在这个阶段涌现并迅速完成爆炸式增长，并不只是因为4G网络的普及，更是由于作为整体性的第四次“婴儿潮”没有如期而至的必然结果。代际潜在的群体性“孤独”的生理/心理需求，在短短几年内喷发出了这样的文化势能，的确在大大超过主流社会传统认知框架的同时，令当代社会一再错愕。

“人设”：流量明星最主要的文化产品

基于陪伴式成长等亲密关系匮乏的直接情感诉求，流量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基本关系呈现为通过微博等网络虚拟社区实现日常性的高频次互动，明星与受众之间曾经的垂直式结构演变成平行式结构，并且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可以直接参与到作为文化产品的流量明星形象的商业运营中。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量流量明星都具有一定的“中性化”特征。在青少年阶段，青春期的“突如其来”，无论男女对于性特征极为成熟、明显的同性都会保持一定距离，甚至排斥和抗拒。早在李宇春、陈楚生等的“超女”“快男”时代，这一特征就已初露端倪，在随后十几年时间里的选秀类综艺得到一再展现，已经充分说明这并不是偶然，而是有着作为新的明星制度的结构性成因。所以，已经完成了至少一轮内部迭代的流量明星，即使在演技等业务能力上有明显的不足和瑕疵，也依然可以拥有大量坚定的“饭圈”拥趸，因为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在要求流量明星满足其陪伴式成长的亲密关系情感诉求的同时，直接参与到了作为文化产品的流量明星形象的商业运营中，他们完全可以接受其演技等业务能力上的缺点。

最为关键的是，影视剧、流行歌曲等已经不再是流量明星传递给粉丝的唯一文化产品，甚至不再是其主要的文化产品。与传统明星范畴中的“角色”相对应的，是流量明星在网络虚拟社区与粉丝实现日常性高频次互动的“人设”。“人设”成为当代流量明星最主要的文化产品，与其经济利益有着最为直接的绑定。

表面上看，流量明星获得了远远超过传统明星的各类收益；但就深层而言，处于成长阶段的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由于身心发育尚未完成，还不能妥善地处理“人设”的商业运营所必须面对的复杂社会关系，这就造成了“饭圈”价值观扭曲的种种乱象，也纵容了一些流量明星一再触碰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并不惜以身试法。在一些极端状况下，相关流量明星无论持有怎样的主观意志都已于事无补，而是被极端情绪支配的“饭圈”狂欢深度裹挟和绑架。当代粉丝文化、粉丝经济作为新的明星制度，在新的人口结构下，这种特征突出的内在结构形态尤为值得我们深思。

粉丝群体何以被持续定向“收割”

在当下“饭圈”乱象中，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的一大痛点，就是流量明星以及各类演出、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各类网络播放、表演平台和网络虚拟社区，各类粉丝组织和团体等全产业链条上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合谋了针对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的一轮又一轮持续定向的“收割”。

各类网络播放、表演平台和网络虚拟社区，它们的一大“免死金牌”就在于其在引发“饭圈”乱象的相关争议之后，可以援引法律上的“避风港”原则，宣称自身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不承担任何经营、监管等市场主体责任，将各类相关风险完全推给参与“应援”的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然后继续有恃无恐地从中大肆牟利。由于相关粉丝群体的价值观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问题，各类网络播放、表演平台和网络虚拟社区实际上恰恰将其作为转移公众注意力的“挡箭牌”。由于遵循传统分业管理原则的政府机构在监管、监督和执法上难以有的放矢，平台通过“收割”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的亲密关系匮乏症候，不断完成自身经济效益和金融估值的资本“奇迹”。今天的“饭圈”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在这一领域大摇大摆地无序扩张所造成的必然恶果。

与之相伴产生的另一大痛点，就是在新的明星制度的内在结构形态上，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日常性地参与流量明星“人设”形象的商业运营。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不仅与流量明星构成了情感共同体，与各类演出、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也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日常性的利益交换和反馈是当代粉丝文化和粉丝经济的一个重要侧面。刨除价值、道德选择，海量的粉丝组织和团体作为新的职业分工，首先是新的市场经营主体，却因其亚文化特征而长期不被主流社会充分了解，更没有获得工商、税务、司法等部门的相关许可，更遑论有效的监督和监管。这正是近年来“饭圈”非法集资和粉丝参与“刷量”“控评”等乱象不断滋生的基本利益结构上的重要源头。

在上述“饭圈”乱象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尖锐的社会问题。大量网络虚拟社区基本都可以通过商业买卖直接购买以微博“热搜”为代表的顶端流量，这意味着相关舆情的策源、节奏和走向可以被商业买卖行为直接左右。各类粉丝组织和团体或由于价值观混乱，或由于利益关系，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舆情旋涡。

可见，对“饭圈”乱象的治理不仅关乎下一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直接关乎我国的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

综合治理以“饭圈”乱象为代表的文娱领域

从21世纪第四个十年开始，作为当下社会结构主要力量的“70后”“80后”都将先后达到退休年龄，“90后”“00”后则成为社会中坚。第四次“婴儿潮”整体性“缺席”的影响可能会放大。

当前，以治理“饭圈”乱象为代表的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尤其应从个人到企业等所有相关利益环节着力入手，加大力度规范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信用制度，对涉及新的明星制度的相关信用行为、信用关系进行长效、可持续的信用制度安排。对于流量明星以及各类演出、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各类网络播放、表演平台和网络虚拟社区，各类粉丝组织和团体等全产业链条上的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行主动、有效、积极的信用监督监管。一旦出现违法违规和有违社会公序良俗等恶劣行为，在通过工商、税务、司法等有关部门对其进行依法处置的同时，利用信用杠杆直接限制其相应的投融资等金融资质，可以相对长效、可持续地将其背后的资本力量纳入到有序增值的良性发展轨道，并通过有说服力、影响力的文艺评论，有效地引导舆论、市场和大众。

而面对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我们必须以更为包容的文化态度、更为纵深的历史视野，为其提供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全部阶段的身心发育、个体成长所需的良好社会环境和社会阶层上升渠道，正确引导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迸发出更大的文化创造力和更多的价值正能量。

我们也必须全面提升我国文化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中捋顺整个产业链条的利益关系，引导资本合理增值，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种种乱象，绝不仅仅是文娱领域的偶发的局部现象，在人口出生率低迷、经济增长放缓、全球保守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世界贸易竞争和局部冲突不断加剧等大时代背景下，还将有着更为长远的社会、历史影响，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和高度警惕“饭圈”乱象背后的意识形态挑战。因为按照既有的人口结构，我们即将要面对的是人口快速缩减、社会深度老龄化的困局，社会的城市格局、区域格局都将发生超出现有常识体系的历史性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