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国学论坛
世界中国学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每次确定一个交流研讨的主题，邀请国内外著名中国学研究学者莅会。论坛本着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共谋发展的目的，力争办成享誉世界的中国学研究、交流和对话的盛会，并通过常设秘书机构、学者网络和专用网站使之成为持续性的、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研究交流平台。
论坛旨在为海内外中国学研究界提供对话渠道和交流平台，反映中国学研究的动态与趋势，鼓励观点创新，推动学派融合，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建设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研究网络。
中文名： 世界中国学论坛
创办地址： 中国上海
主办： 上海社会科学院
周期： 每两年举办一次

简介
当地时间2015年5月4日，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美国分论坛在美国纽约拉开帷幕。论坛承办方负责人、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介绍，最近美国各界对中国发展前景看法不一，其中不少观点基于表象，没有深入“中国故事”的“里子”。举办该论坛，正是为了加深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论坛上，与会的中外人士就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以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等深入研讨。

第一届
共有6大洲23个国家51位学者以及2位国际组织的学者参与。
会期会址：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时间：2004年8月19日–8月22日
主办单位：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论坛主题：多元视野下的中国
分会议题：
1、全球化与中国复兴
2、经济发展与人文关怀
3、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
4、文化发展与文明对话
5、传统与现代：中国之道
6、上海经验与城市进步
7、回望与前瞻：世界中国学研究的轨迹
宣传口号：跨越时空感识中国

第二届
会期会址：上海国际展览中心
时间：2006年9月21-22日
主办单位：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论坛主题：中国与世界：和谐—和平

第三届
会期会址：上海国际展览中心
时间：2008年9月8日至9日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论坛主题：和衷共济：中国与世界的共存之道
分会议题：
第1分会：促进社会和谐的经济理论和政策A/B
第2分会：中国的发展道路：20世纪的回顾与 ·分会议题
第1分会：促进社会和谐的经济理论和政策A/B
第2分会：中国的发展道路：20世纪的回顾与 ·改革开放30年
第3分会：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30年
第4分会：不同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第5分会：中国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
第6分会：中国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前瞻
第7分会：能源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的挑战与 ·应对策略
第8分会：中国改革与中国社会的转型
第9分会：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生活变迁A/B
第10分会：中国大都市的和谐发展：经验与借鉴
第11分会：中国软力量与东西方文化融合
第12分会：两岸四地：协力探索共同发展之路
第13分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 ·宗教团体的社会服务
第14分会：中国汽车工业的国际比较
第15分会：中韩两国思想文化交流
·圆桌会议议题
第1圆桌会议：中国改革发展30年的道路
第2圆桌会议：中国与世界的共存之道
第3圆桌会议：中国学方法论研究

第四届
共举办两场圆桌会议和八场分会议，海内外200余位专家学者畅谈了中国发展对于世界的重要意义。全球化带来的跨界流动和分析问题时的国际视野，赋予中国研究以更多元化的视界。
会议地址：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时间：2010年11月5日至8日
主办单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时间：2010年11月6日至8日
论坛主题： 和合共生：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之道
分会议题：
第一分会：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
第二分会：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第三分会：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
第四分会场：中国文化的传统与意义
第五分会：中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第六分会：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影响
第七分会：全球传播与中国形象
第八分会：中国学研究的新视野
第一圆桌会议：如何认识真实的中国
第二圆桌会议：中国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第八届
2019年9月10日，以“中国与世界：70年的历程”为主题的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第九届
2021年10月18日至19日，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主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世界”，包括全体大会和5个平行分论坛。5个平行分论坛主题分别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实践与全球治理”“中国‘十四五’规划与世界经济复苏”“多彩的文明 共同的命运”和“共同未来与青年作为”。

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开幕
国际在线 10-19 17:17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10月18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国·世界”为主题的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4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近200位海内外知名学者在线上线下参会，将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探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及其对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的意义。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在开幕式上发表视频演讲。论坛还颁发了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世界中国学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联合承办。本届论坛还联动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等知名智库，举办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实践与全球治理”“中国“十四五”规划与世界经济复苏”“多彩的文明 共同的命运”和“共同未来与青年作为”等5个分论坛。

此外，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嘉宾还受邀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上博青铜展和“万年长春”书画展，观看了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国际巡展、建党百年纪录片展播、图书展和时空之旅2.0演出，充分领略中华文化魅力，感受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

据悉，世界中国学论坛每两年举办一届，是一个高层次、全方位、开放性的学术论坛，经过17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研究以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国家级平台。


「学术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点亮世界现代化理论光谱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18 10:10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学术中国#10月的北京，天高云淡，秋意正浓，中国即将迎来又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季。

1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备受瞩目的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如期开幕。简朴隆重的开幕式与洋溢智慧的分论坛现场，中国和20余个国家的100多位著名学者以线上线下协同讨论，引发网络围观者络绎不绝。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交流思想，探讨学术，辨析问题，在促进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中，让世界了解中国现代化发展实践，了解新时代中国，这是举办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的目的。通过“学术中国”这个国际性思想交流的新平台，形成中外思想家学术交流对话的机制，引导国内外学者展开深度的跨学科对话，必将有助于加深理解沟通，消除误解，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互学互鉴、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学术力量。

今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大论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出席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百年来，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不懈探索、接力奋斗，成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意愿的现代化道路，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对中国实践、中国创造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高度概括，标注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定位、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高度。”黄坤明同志进一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着自立自强、创新创造的鲜明特质，映照着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底色，蕴含着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方向目标，昭示着和平发展、包容互鉴的理念追求。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加强交流互鉴，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努力以现代化建设新成果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为期两天的研讨，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主题，多学科、多维度、多层次汇聚了中外学者的思想智慧，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重维度中探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真谛。

这是一场促进思想交流的国际盛会，是一次推动文明互鉴的平等对话，是一个唱响“学术中国”的智慧品牌。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意蕴和时代价值，积极研究阐发其中蕴含的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深刻道理、学理、哲理，是本届论坛的最鲜明特征。

中国现代化　 当惊世界殊

“我至今仍会想起早晨的长安街上挤满如云霞般的自行车群，人们缓缓骑行的场面。那时中国整体上还很贫穷，除了公务车以外几乎没有私家车。”

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宽阔的云视频屏幕上，93岁高龄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前校长西原春夫（Nishihara Haruo），向与会学者深情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国时的真实感受。他说，那时在北京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高速公路或者高楼大厦。即使如今作为世界商业中心辉煌繁荣的上海浦东地区，彼时只是农户散布、杂草丛生的农田。

1982年至今，这位中国学界的老朋友已经89次访华，到过中国34个城市，亲眼目睹了中国快速发展的时代变迁。西原春夫回望结缘中国近40年的经历感叹，如今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得多么幸福，一目了然。

西原春夫的忆述在与会的国际学者中间引发了强烈共鸣，谈及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就，他们亦如数家珍。

德国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院长、德国联邦特别事务部前部长波多·洪姆巴赫（Bodo Hombach），对中国人民致力于现代化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充满了敬佩。他说，中国人民的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民生供应越来越好，中国建造出雄伟的跨海大桥，这些都令德国人从内心发出惊叹。同时，中国为老百姓谋富裕，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卓越成绩，让西方国家为之惊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郝福满（Bert Hofman）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近30年，从1992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他对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有过长时段的观察和研究。郝福满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8.5亿左右。2021年，中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这种绝对贫困的衡量标准与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是相吻合的。中国的减贫工作具有真正的全球意义。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秘书卡琳娜·巴特雅尼（Karina Batthyány）赞叹道：中国成功实现8亿多人摆脱绝对贫困，同时成为世界经济的积极推动力量。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持续增长，年增长率达到9.5%，而世界平均水平只有3%。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谢尔盖·尤利耶维奇·格拉济耶夫（Sergey Yurievich Glazyev）眼里看到的，是中国在新科技秩序领域最具突破性的创新技术：中国拥有远超美国和欧洲的、世界规模最大的现代5G通信网络；中国大规模实施的太阳能计划正成为能源系统中结构性变化发展的主要引擎；中国成功研发纳米生物工程技术、增材技术，进行生产机器人化，创建世界最大的人工智能系统；中国基于最先进的软件产品，有效地管理其信息空间。“中国是全球GDP最大经济体，是高科技产品第一大出口国。今天的中国不是追赶型经济体。今天的中国是即将领先的经济体。”他说。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法律系巴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文勇（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表示，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一带一路”等多边倡议和国际商业活动，不断扩大本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中国已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和全面发展的国家。

与会国际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的积极评价不止于此。关于中国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速度和效率、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努力和决心、花大力气保护历史文物、振兴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等一项项重要战略举措，进一步让他们频频点赞：
——中国共产党已成功将中国建设成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一，从一个主要依靠农业、依靠人力的国家起步，中国已发展成拥有全球最大规模高铁网络的国家；
——中国的太空探索工程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成为首个登上月球背面的国家；中国已实现嫦娥四号探月计划；2021年5月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在高能正负电子和核素宇宙线的观测方面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的核能科学家也开发了第三代核燃料——球形核燃料，并开展了热核聚变技术的远景研究；
——中国已成功让本国8.5亿人口脱贫，大幅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平均寿命。

德国智库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黑尔佳·策普-拉鲁什（Helga Zepp-LaRouche）明确认识到，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对未来有着清晰和激动人心的愿景的国家，这一愿景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之际，中国一定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不难发现，国际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关注点多有不同，他们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领域广泛展开，表现了物质文明发展进步的丰富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了解中国现代化　 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

“中国创造发展奇迹的原因是什么？”这是论坛上国际学者频频提到的一个问题。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大家的共识。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致力于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尤其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与中国交往的30多年里，库恩走遍了中国各地，访问了100多个城市，总结出12条造就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原则：
——中国人民为改善家庭生活和国家命运而长期奋斗；
——打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将经济和社会发展置于优先地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增强政治稳定性，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采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省、市、县、乡）及村民自治组织分级管理；
——优先实行重点人员选拔、培训、监督与考核机制，培养具有高度专业性的行政管理人才；
——重视征求党内党外专家意见，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社会力量不断增强；
——重视征求群众意见；
——制定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持续受到监督、不断完善的短期政策；
——新政策实施与出台前采取试点试验的思维方式；
——利用产业规划和国有资本，实现规模经济，获得竞争优势；
——一党执政通过反腐机制予以监察和制衡；
——愿意承认并纠正自身错误。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库恩说，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思维方式。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学者分析“中国发展奇迹”的一对关键词。他们认为，二者的紧密关系集中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的伟大经营者；
——中国共产党人是伟大的实干者；
——中国共产党已成功将中国建设成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一；
——中国的现代化靠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的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

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关系研究院创始人兼名誉主席、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里奥·里奥斯（Xulio Ríos）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经验，是从自身实际出发，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文化复兴和中国身份的复兴齐头并进。

“中国共产党为其现代化建设建立了独特的治国理政模式。”高文勇进一步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通过主权选择的现代化进程，既不盲目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也不采用多边金融机构规定的经济方案。中国的治国理政模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显示了其有效性。中国成功控制疫情在国内蔓延以及消除极端贫困等近期成果，展示了中国治国理政模式的伟大魅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以全中国人民的福祉为目标的。整个中国治国理政模式的基石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将影响国家行政事务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结构性差异及其运作方式，有助于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等概念，这是理解中国的前提条件。

毫无疑问，没有坚实、先进的物质文明，现代化实践的展开就缺乏物质载体，成为空中楼阁。而现代化的实践议程更需要立足国情，立足实际，确保正确方向、制定实用方略、凝聚各方力量，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实践策略。从物质文明发展转进到制度文明建设，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认识的深化，自然成为与会国际学者有效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践的突出视角。

探究中国经验 　学习中国经验

在本届论坛的与会国际学者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丰富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为其他国家探寻自主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更多的实践可行性参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在论坛上，国际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深切体会到：
——“中国的现代化经验值得我们广泛研究”；
——“学习中国如何处理问题，特别是学习中国的做法，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们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经验非常感兴趣”；
——“中国的经济奇迹也可作为其他国家的定向标”；
——“我们正在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中国的经验”。

西原春夫对中国的现代化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国的目标是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延长线上建立马克思、恩格斯梦想却未能实现的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中国首次获得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利条件。

胡里奥·里奥斯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取得成功，不仅对于国家稳定发展意义重大，也会为全人类注入正能量。毋庸置疑，它会贡献宝贵的经验，帮助那些身处不同国家却都希望世界更美好的人，他们渴望一个更加可持续也更加公正的世界，一个进步可以造福人类所有阶层的世界。

郝福满说，希望中国政府机关能允许我们尽可能多地学习这些经验。在未来数十年内，这种切实了解中国经验的学术交流仍将是非常重要的。

高文勇表示，研究中国的治国理政模式，有助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内容、方法和理念。正是由于独创性地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成为一个值得研究和理解的参照物。

意大利米兰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艾伯特·马蒂内利（Alberto Martinelli）认为，我们必须承认并尊重通往现代化的多元路径，以及对相似问题的不同应对方式。同时，我们必须相互学习对方的经验与最佳实践。各国公民和政府应拥抱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在促进各民族与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相互理解与合作方面，科学家们肩负责任，同时也应扮演关键角色。

在发言中，卡琳娜·巴特雅尼说，通过对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一词在拉美的含义与今天在中国的含义截然不同。拉美的现代化是外生的、有依赖性的，并以欧洲为中心。当拉丁美洲经历政府和国家能力丧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劳资关系不稳定、不平等现象日益增多等种种问题时，中国却在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上破解一系列难题，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格拉济耶夫进一步表示，中国建设了世界经济的新秩序体系，建设了社会主义治理体制，中国在协调各种社会利益方面很成功。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很需要运用这样出色的经验创造新的经济奇迹。越南正在实施类似的经济模式，它拥有几乎同等的经济发展速度；其他东盟国家也在借鉴中国的经济经验，紧追发展速度；埃塞俄比亚在中国专家为他们带来经验后，也发生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中国创造的经济发展管理体制，可以在其他国家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成果。在他看来，中国学者们低估了中国改革经验的重要性。他强调，我们正在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中国经验，以便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中加以实施，建设在中国已经发挥有效作用的经济发展机制与激励措施。中国推动的混合模式世界经济新秩序，与我们正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建造的统一经济空间制度加在一起，可成为欧亚地区可持续稳定长期发展的基础。

欧洲研究国际中心欧洲—中国项目主任乔治·佐戈普鲁斯（George N. Tzogopoulos）认为，“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及其研讨主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西方学者、专家和新闻工作者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内取得了万众瞩目的历史性进步，成功解决了贫困及其他老大难问题。当前，中国正在规划一条以科技和创新为基础的全新发展道路。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在重大技术发展与解决不平衡和失业等问题的社会政策相结合方面的作用，对国际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是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在探讨控制引发战争的技术和尖端科技难题上与合作伙伴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方面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事实证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有不同的生成逻辑和推进方式，与会国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增添了信心和勇气，其开创的世界意义就在于，实现现代化道路多种多样，不止一条，模式也不局限于一个。

沟通学术思想　 增进文明互鉴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2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互动交流，在多学科、多领域和多视角的深度对话中，探讨国际风云变幻、辨析文明交往互鉴，是思想性与价值性互动的生动事件。

中俄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专家理事会俄方主席尤里·塔夫罗夫斯基（Yuri Tavrovsky）将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称为新的“时代精神”。这一精神倡导世界上没有孤独的“山巅之城”，而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利用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对全世界进行剥削，只有“一带一路”互惠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

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罗曼诺夫（Alexander V. Lomanov）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有深刻理解。他说，2018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这一重要论断，促使中国社会积极适应全球变化，使中国长期疫情防控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双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长期发展规划等，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没有中国的参与，人类就不可能迈入全球均衡、协调、包容发展的新阶段。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则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发展时期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实践理念，首次提出了不为战争左右的世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际社会中自由社会制度的支持者将中国模式视为自身模式的竞争对手乃至敌人，并决心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因此，中国的最佳对策是就经典文化与欧洲和美国展开对话，双方都可以强调自己最优秀和最崇高的观念。通过交流如孔子、柏拉图、阿基米德、朱熹、王阳明、库萨的尼古拉、莱布尼兹、杜甫和席勒等伟人的思想，人们能形成“同时性的永恒”的观念。加强文化新丝路交流活动，组织古典文化之间的对话，地球上有越多国家制定出建设文化发达、和谐美丽社会的目标，我们所有人就越有机会理解习近平主席提到的“让人得以为人”和代表“人类共同命运”基础的普遍原则。

在波多·洪姆巴赫看来，在解决地区冲突、欧债危机等问题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展示出其未来的地位。“一带一路”倡议正向所有支持平等互惠的国家展开双臂。

国际知名哲学家、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Daniel A. Bell）在中国已经差不多20年了。他从西方人的视角提出了如何推广中华文化的建议：一是怎么让西方人理解中华文化，二是怎么让他们同情中华文化。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翻译问题。比如在翻译“宣传部门”一词时，communications or public engagement比Ministry of Propaganda或publicity更加客观中性；将和谐的“和”翻译成diversity in harmony比harmony易于接受；将“可爱”翻译成adorable或者cute比lovely更好。

对此，波多·洪姆巴赫认为，世界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沟通机制，只有全世界开诚布公地互动，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开展平等对话，而不是接受居高临下的指挥，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什么你只看到别人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呢？”

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实现文明多样性的延续与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发展，早已越出了狭隘的地域性思维视域，呈现出摆脱单一西方现代化路径束缚的现实前提。

当下是正在发生的未来。世界现代化进程势不可当，并深刻地决定了人类现代化的未来，必然刷新历史进步的时代风貌。指向未来的多元化世界现代化道路，期待更加激动人心的现代化多维实践叙事。学术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丰富的实践创造，必将点亮世界现代化理论光谱，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光明而美好的前景。


「学术中国·政治学」时代变局与中国政治学发展新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0 15:36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张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政治学研究》主编。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出版《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新民主观与全面政治发展》等专著。

#学术中国#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更加凸显了研究和解答“西方之乱”“中国之治”命题的迫切性和现实性。在某些西方大国陷入经济困境、一些政府出现“政治失能”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了面向未来十五年甚至更长远时期的远景目标，凸显出中国发展独特而非凡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每一次世界历史大变革，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理论激荡起伏，伴随着学术范式的脱胎换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如何认识世界的变革与调整？如何更好地实现中国学术的突破与超越？回答好时代性命题，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责任所在。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一方面需要精准把握冷战后世界政治演变的总体特征与基本逻辑，进一步找准自身的时代定位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需要紧跟时代脚步，呼应人民期待，自主自为自强，通过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实现思想突破与学术超越，加快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和教学研究体系，切实增强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建设经验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门，开辟了一条通过政治创新超越西方模式禁锢的道路，为推动国家全面发展提供了崭新的逻辑框架和价值遵循。冷战结束后30多年来，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历史对比下，在金融危机后西方政治生态乱象丛生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为超越西式民主“一元论”提供了绝佳的学术滋养和历史机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不仅面临经济窘境，同时也陷入政治困境，再现了西式民主的基因缺陷和逻辑漏洞。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国际背景下，各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表现，实际上是对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政党的效能及能力差异的全面检验。这些都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破除西式民主崇拜及政治迷思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现实佐证和背景资料。

　　世界历史发展经验表明，探索、创新不仅是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领域的主题，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探索也不例外。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国家治理领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任务、新课题，必将给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十四五”时期的五年是不同道路、理论和制度竞争竞赛的关键期，这就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类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探索做好理论和学术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冷战结束以来的30年，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发展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西式自由民主完胜论”等西式教条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维度、线性式机械论及历史观的破产。

　　新中国70多年建设实践的辉煌成就，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自主、自强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中国的发展与成功也推动着、引领着世界发展潮流的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的新民主观和全面发展道路，体现了发展价值多元一体、发展进程包容有序、发展理念科学实效，显示着强劲的政治发展力和国际影响力，展示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紧跟时代步伐，在科学认识冷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特征与逻辑中找准自我定位与方向，加强对我国发展和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通过理论突破与实践超越，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学术中国·法学】张文显：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1-10-17 22:55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张文显

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央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崭新的理论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一命题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总结，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科学概括，是我们提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依据，也是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作出科学阐释的理论范式。

“现代化”通常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与结果状态。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肇始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轫于清末民初的启蒙运动。中国法治现代化同步开始于清末民初。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和不断拓展是人类法治文明的伟大创造，具有独特的历史进程和鲜明的中国特点。

首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是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法制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构成和明显标志，从历史进程上看从来没有中断过。第二，我们是在不同文明共存互鉴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依法治国。第三，我们是在全球化时代推进法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四，我们是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其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是法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本质特征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法治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第二，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价值。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政治立场，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根本价值。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党和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最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新地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和成就堪称现代世界法治发展的范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辛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用7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法治历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党和人民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动我国法治建设实现了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建设法治国家到建设法治中国，从“依法治理”到法律和道德共治、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从国家法治到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统筹推进的历史转折与重大转型，开创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我们坚持法治建设“变”与“不变”辩证统一，坚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推进法治现代化，坚持立足本国国情与借鉴域外法治经验的有机统一，破除了法治发展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我国制定印发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一规划两纲要”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举措，必将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必将对人类法治文明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而在同一历史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沿袭殖民主义法治体系，照搬西方法治模式实行法治改革，结果丧失了法治发展的自主性，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发展陷阱。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使我们有底气、有自信，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法治模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反思古今中外各种法治模式特别是中国古代工具主义的严刑峻法和西方近代以来形式主义的法治体系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良法善治”的法治理念，强调走良法善治道路，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

所谓“良法”，概括而言，是指尊重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保障改革发展、引领社会风尚的法律，就是反映人民意志、体现民意民智、符合客观规律、便于遵守和执行的法律。具体可从四重意义上把握。一是法律应符合人性、人文、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等的规律，与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各种关系的存在与发展规律保持一致，而不能蔑视规律、抗拒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数千年的法治文明史充分证明，法律要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立法者必须注重发现规律、尊重规律、反映规律、顺应规律，使法律成为科学的法律。二是法律制定得良好。立法权法定，法律规则确定的行为标准适度、可遵守、可执行、可适用，权利、义务、责任对等，公开透明，标准统一，普遍适用，连续稳定，非溯及既往，规则与规则、法律与法律、法律部门与法律部门、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协调一致，不矛盾不冲突等。三是法律实施得良好。不仅全民自觉守法，而且执政党依法执政，国家机关依法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四是法律体现社会良善价值，即体现秩序、自由、民主、公平、人权、效率、和谐、文明等作为现代法治的基本价值，其中，最根本的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为了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一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二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断案惩恶扬善功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加大对公德失范、诚信缺失等行为的惩处力度，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


「学术中国·法学」中国的阴阳互补论对现代世界多样性的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0 16:26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约翰·安东尼·卡蒂 John Anthony Carty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曾执教于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阿伯丁大学等。主要研究兴趣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哲学与历史——具体方向包括经济发展和文明间对话的法律和实践。代表作有《国际法的衰落》（1986/2019）、《国际法哲学》（2007/2017）等。

#学术中国#“中国和西方不同形式的现代性”是摆在全球学者面前最重大的课题。作为一个拥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法学家，我支持中国思想，目前我任教于北京理工大学，并已在中国定居多年。在我看来，不同形式的现代性是理解中国与西方在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上巨大分歧的关键切入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西方国家提出的概念，涉及范围远远高于国际法。西方利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干涉中国领土主权。究其本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系指所有世界社会都应当是自由而民主的，采用普选制度并实现开放民主。

　　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遵守国际公法，因为国际条约的缔结必须以国家同意为基础。相反的，这种政治哲学的基础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市场经济和“一人一票”式的大众民主。西方鼓吹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普世价值观”，并要求所有国家和人民遵守这些国际秩序。中国看待现代世界时聚焦的根本理念包括权威的本质、人际关系、人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中的参与度等。这一问题过于复杂，在此无法详细说明。一个关键点是，中国在这两方面采取的方式并非新鲜事物，而是数千年历史的延续。但最近学者发现，如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普遍适应性。以权威为例，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强调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性，例如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尊老敬老。然而，统治者本身也受制于“天下”。虽然在这方面并没有制度性的、正式的定义，但它可以被理解为，“失民心者失天下”。社会各阶层时刻受到这种约束，时刻自省自查，尽其所能各司其职。

　　白彤东博士近期发表的一项名为《反对政治平等：儒家的案例》的研究提议调整并广泛应用儒家提出的愿景，这意味着，除了与中国深刻的历史联系外，现在儒家思想在哲学领域也有了用武之地。民族和世界社会的运行需要由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的复杂组织，他们掌握社会长期发展趋势，了解民族社会行为对彼此的广泛影响。这就要求强国不能任由参加普选投票的选民凭一时心血来潮来决定其命运，因为选民很容易被寡头垄断的新闻或媒体机构操控。此外，为了保全共同利益、抵御派系利益，必须坚持集中统一领导，而在普选制社会中，这一点很难，甚至不可能实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牢牢掌控金融业，加强对其的监管。而向私人金融机构贷款的西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国家则纷纷债台高筑，岌岌可危，甚至威胁整个国际社会。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都与权威以及对专业知识和广义上的专业技能，包括通过经验和资历累积的智慧的尊重有关。

　　在西方社会，这种观点被广泛视为“男权思想”。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首先反对任何“天下权威”思想，之后发展为反对家庭、其他社会群体或国家本身的所有社会等级制度，最终发展为当前的身份政治，即每个人都要求社会无条件地尊重自己的特殊性，这为社会凝聚力带来了不利影响。

　　我本人长期研究这一课题，这一课题也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广泛关注。我在2017年出版的《国际法哲学》第一章中探讨了这一问题。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包括法国学者杰哈·孟杜（Gérard Mendel）的《权威的历史：永恒与变化》（2002）、英国学者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的《群体的疯狂：性别、种族和身份》（2017）以及美国学者约瑟夫·万宁（Joseph Vining）的《权威性与权威主义》（1986）。以上是我在研究这一复杂问题时研读的部分学者著作。与身份政治及其导致的人际关系极化密切相关的是中国社会思想的第二个支柱，即人在人际关系中的位置、人际互动的积极和消极性质、阴和阳。在探讨西方社会思想时，我特别强调以下论点：西方个人主义并非人类自主性的赞歌，在憎恨和愤怒的驱使下，个人主义已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消极的竞争关系中。这些论点由法国学者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在他的法文著作《完成克劳塞维茨的研究》（2007）中提出。该著作探讨了法国人和德国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民族群体之间的对抗关系。潘卡伊·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2017年出版的《愤怒的时代》中也承袭了这一思想。

　　而我本人目前在这一领域开展的研究则直接聚焦于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关系意识的国际法律秩序的崩溃。这种秩序只会导致心血来潮的单边主义，而没有投入苦心孤诣、坚持不懈的努力来梳理冲突关系，进而实现一种微妙平衡，即在国际法律关系中持续保持适度或可容忍的张力。我将继续探索这一问题，这是永无止境的求索。目前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我在1986年出版并于不久前再版的《国际法的衰落》中首次论述了这一问题。其植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极端主观个人主义，而瓦泰尔（Emer de Vattel）则将这一问题引入了国际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最终想到了阴阳互补二元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尊重国家和个人的多样性途径。互补二元论承认，社会各有不同，不可能完全被彼此同化，而互谅互让和持续多样性之间总是存在一种紧张张力。然而，在阴阳哲学（积极与消极/明与暗）中，差异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推动变化的动力。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事实是，在中国文化中，所有人都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不可能采取单方面行动，一走了之，自我隔离。

　　面对中国听众，没有必要对阴阳哲学进行详细阐述，但我想强调以下两点：首先，吉拉尔和米什拉深刻认识到，个体可分割性是虚妄之言，人们在彼此的想象中始终生活在一起；其次，差异和多样性并非道德品质，即并非道德层面的黑白概念，仅仅表示现实的本体论性质，即存在的本质。尽管如此，“存在的本质”、个体的不可分割性和多样性的不可抑制性可能在中国文化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伟力和本质，而且是潜在普世启示的源泉。

　　在阴阳哲学中，霸权思想不合逻辑、自相矛盾的支配型关系是一种失调关系，最终必然会强行自行重置。竞争也将导致诸多问题，根据吉拉尔和米什拉的理论，竞争背后的推动力可能是嫉妒和憎恨。而理想的伙伴关系总是能够实现微妙平衡，这是因为明与暗、动与静永不停歇地自发互动。我们各不相同，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反对霸权主义可能性的另一项有力主张是，社会以及个人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并且在不断变化，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如此狂妄自大，认为它可以统治所有其他社会。我们的关系不仅包括面对面关系，还包括背靠背关系。没有人能够同时兼顾所有方向。


「学术中国·哲学」哲学在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18 10:15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赵敦华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研究领域涉及西方哲学、基督教哲学、中西比较哲学。著有《基督教哲学1500年》《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回到思想的本源：马克思哲学与中西哲学的对话》《西方哲学简史》《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圣经历史哲学》《马克思哲学要义》等。

#学术中国#中国古代虽无哲学之名，却有哲学之实。20世纪伊始，哲学在中国开启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历程。这个转型包括三个趋势，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西方哲学处境化。“化”者，彻头彻尾、表里如一之谓也。“三化”的提法会引起很多问题。例如，“经典的”还是“本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还是“本土化”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处境化”还是西方“本色化”的西方哲学？为了解决争论和问题，首先要从事实出发，进行历史的考察，看一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处境化，是不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真实情况。其次，还要看一看，“三化”之间是彼此平行或独立，还是彼此交叉、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

中国哲学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经历了下列四个阶段。首先，自20世纪初到1931年是“三化”肇端阶段。五四运动期间，形成了西学派、保守派和革命派三种基本倾向，三者分别依托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论战。其次，20世纪30—40年代“中西马会通”出现新气象。通过“唯物辩证法”论争，哲学界很多人开始认同唯物辩证法是哲学的科学方法，尤其是在1936年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旗帜鲜明地把思想上的理性主义、个人生活上的自由解放、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最终说服与争得了哲学界和进步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认同。再次，1949年至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三化”会通趋势基本中断。学界在总结这一阶段的经验教训时，既要看到政治原因，也要看到认识根源，还要看到“中西马”哲学在各自领域内取得的成果。最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马”哲学在各自领域繁荣发展。虽然在学科建设上存在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画地为牢、片面强调专业化和技术性造成的研究成果碎片化弊病，但这一阶段继承和发扬了20世纪“中西马”哲学对话与会通的传统。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中西马”哲学的辩证关系，表现为以下五点。
第一，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西哲学对立起来，也不能把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对立起来，而要把“三化”看作达成矛盾的对立统一所需的中介。在20世纪“三化”的历史过程中，西方哲学一方面与中国哲学长期双向互动，另一方面又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以西方哲学为中介，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有助于达成“中西马”哲学的辩证统一。
第二，把握中国哲学的主体地位和西方哲学作为“他者”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者”实际上是自我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的差别与相似之处。面对“他者”这面镜子，过于夸大中国传统的“先天不足”，对树立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不利。正确的做法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在“同异”和“优劣”之间，达到一个中道，这样才能够真正提升我们哲学的创造力，真正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
第三，须处理好“中西马”哲学共同面临的史论关系问题。哲学史和哲学理论之间至少有四种关系：以论带史；以论代史；以史代论；论从史出。大家都同意史论要结合，关键是怎么结合。无论中外，比较成功的哲学理论基本都是从哲学文本研究、哲学史研究出发，在一个确定的视野中，按照确定的方向，通过确定的方法对史料和文本进行重新解释，从而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论从史出”是我们需要提倡和发展的。
第四，把握“三化”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的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三化”是在中国特殊条件下发展出的哲学特殊形态，离不开世界学术潮流。如果把传统思想的本位和世界哲学对立起来，那就违反了辩证法。辩证法的精髓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认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特殊性中含有普遍性。“中西马”哲学不但要在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中进行融会贯通，还要在世界上与各国哲学交流沟通，使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第五，把握一般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互补逻辑。马克思预言：“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一般哲学不但超越了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特定体系的范围，面对世界各国哲学，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还包容了以前不在哲学领域内的问题、领域、学科。当然，一般哲学也不是无所不包、面面俱到，而是重在进行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思考。应把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看作互补性的逻辑关系。特别是，方兴未艾的科学技术革命各个领域，都在呼唤哲学的介入，哲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直接面对社会伦理、生命价值和创造性思维的具体实践问题。处理好哲学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用技术去创造，让哲学进行创新，哲学才会有所作为、有所突破。


「学术中国·哲学」如何推广中华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19 15:32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贝淡宁Daniel A. Bell

　　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和牛津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和清华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模式》《中国新儒家》《超越自由民主》《东方遭遇西方》《正义层秩论：为什么社会层级秩序对中国和世界很重要》（合著）。

　　#学术中国#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已经差不多20年了，我经常思考“如何推广中华文化”这个问题。如果是非西方的国家，推广中华文化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偏见。但是，西方人对中国有一些偏见，推广中华文化还是很困难的。

　　如何让西方人理解中华文化？如何让西方人同情中华文化？这里有三个至为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翻译的问题；第二是方法论的问题；第三是消除或减少误会的问题。

　　翻译上的问题有时会导致一些误会。比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们选了一个词代表中华文化：“和”，和谐的“和”，并通常将其翻译为harmony。但是，西方人所理解的harmony与“和”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知道“君子和而不同”，但是西方人很难将“和”与“同”分清楚。大部分西方人会觉得“和”与“同”是一模一样的意思。所以，他们看开幕式时会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一样，中国没有多元的文化，是完全非多元化的国家。所以，“和”不应翻译成harmony，而可以翻译成diversity in harmony。这样可以让西方人知道，“和”包含尊重他者与差异，而且中国人喜欢、热爱多元。

　　关于方法论问题，当然开放很重要，多元也很重要，而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我们的宣传是中国什么都好，西方什么都不好，西方人当然不会接受。我们需要一些比较客观的宣传，既要讨论中国哪些方面好，也要承认中国存在一些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要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并对不好的地方或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如果我们不讨论，西方的媒体会认为，中国的媒体不愿意讨论中国存在的问题。所以，自我批评的方法论才会导向好的结果。

　　消除误会，或者至少减少误会，这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讲两个最大的误会。第一个误会是，西方人觉得，中国是“同质化的”（homogeneous）国家，而不是多元的国家。实际上，中国当然是多元的国家，北方和南方不一样，乡村和城市也不一样。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我们一定要讨论这些问题，让西方人知道中国是多元的国家。这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可以说有着很重要的贡献。第二个误会是，西方人觉得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没有政治改革。他们认为，政治改革的唯一标准是选举民主，如果没有按照选举民主的方式选拔领导，都是“威权主义的”（authoritarian）国家，并认为“专制国家没有价值”。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很大的政治改革。中国在逐渐恢复贤能政治，即比较复杂的选拔与提拔官员的制度。当然，我们要承认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仍是不完美的，理想与现实仍有很大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总是会有差距，但我们要不断减少这些差距。我们可以向西方展现：我们的理想是什么，会怎样影响现实。我们要慢慢来，让他们知道，我们有自己的方式，如贤能政治的方式，尤其是高层领导的选拔。我们要同他们说，让他们理解，时间长了，他们也可以做到同情。当然，我们要做得更好，努力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这样才可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政治制度。长此以往，我们必将成功。


「学术中国·哲学」国际交流加深理解与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19 15:29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波多·洪姆巴赫Bodo Hombach

　　德国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院长、德国联邦特别事务部前部长。近年来，洪姆巴赫教授任教于波恩大学和波恩-莱茵-齐格应用技术大学，主要从事政治学、媒介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出版著作：《新冠大流行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能源变化实用手册》《“区域结构变化中的经济支持”——经济促进未来选集》《新中心的政治》等。

　　#学术中国#中国的伙伴和朋友们，2022年，德国波恩大学应用政治研究院将与来自中国的伙伴和朋友共同举办我们开展交流与合作的10年庆典。在中国，10年庆典可能并非大事，但对我们来讲，10年是值得回顾的时光。我年龄虽然大了些，但我的发言却紧扣时代脉搏。我们对合作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不会改变。

　　庆典让我们可以回顾过去，铭记指导我们的初心，确保合作的延续和长久。我对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充满了敬佩。你们谨慎前行，行事果断，为老百姓谋福祉，你们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卓越成绩，这让西方国家为之惊叹。

　　在当今风云变幻的时代中，通过这样的聚会和沟通，可以从别人的眼睛中看到自己的问题，这也会让我们反思。有些人认为，因为我这里发生了地震，所以只有我才能感到震荡。2012年我曾说过，科技界和政界的交流对双方都非常重要。没有必要让人觉得你无所不知，因为这些问题大家都已明了。我们人类遇到的这些问题，包括平衡全球利益、气候变化、环保、能源生产、资源的可持续性保护、安全等，都已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中国的表态也赢得了国际上的信任。在解决地区冲突、欧债危机等问题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展示出其未来的地位。“一带一路”倡议正向所有支持平等互惠的国家张开双臂。

　　2013年，我有幸结识了你们，特别是我们有了面对面的交往。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开展了合作。只有全世界开诚布公地互动，我们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对中国和德国而言，我们的财富远不是那些稀土和煤矿。我们的财富是下一代，因为他们将创造未来，国际交往将促进理解和交流。

　　2015年，我们彼时虽然面临很多问题——地域的跨度和政治体系的不同——但同时也给了我们机会。我们需要良好的沟通机制，我们不仅需要足够的商品，还需要好的理念。很多领域还需要我们去努力。世界属于知识界，知识让我们学会可持续性规划以及可持续性经营。

　　2016年我曾说，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上空都有中国的卫星，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在中国落成。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正飞速发展，而欧洲人却还悠然自得。也许有一天，中国的发射器可以将德国卫星送入太空。这个世界正以惊人的变化在重新布局。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沉浸在往日的辉煌中只会浪费精力和时间。“竞争都很残酷”这样的老套想法已经过时，你死我活并不是当今时代竞争的目的。我们不应只满足现状，而是应该给自己设立未来的目标。可惜的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017年，我们德国鲁尔区迎来了120多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他们在8个博物馆展示了作品，我们称这次艺术活动为“中国8”。这场活动让我们见识到来自现代中国的理念和塑造力，让世界通过艺术认识了中国。这场艺术盛宴由布洛斯特基金会赞助，荣幸的是，我也是该基金会的负责人。媒体不会主动为人们启蒙，我们希望媒体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现实的世界。但很多情况下，这只是一厢情愿。谁能预料到，人们现在居然在讨论“去全球化”。谁能想到，一个西方大国，会选出一个摇摆不定的政府，通过推特将来之不易的国际伙伴关系扔进庞大的垃圾桶？在国际交流中，我们无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我们应该平等对话，而不是接受居高临下的指挥。“为什么你只看到别人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

　　2018年，当我们见面时，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中国已经提前建好了跨海大桥。看到那些照片里雄伟的建筑，德国人从内心发出惊叹，尤其中国还是提前完工的！我们同样佩服中国“一带一路”的百年大计。该倡议一方面延续了千年的交往传统，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周边邻国的领土完整。由特朗普挑起的贸易大战虽然到处铺下绊脚石，却无法阻止全球的共同发展。大西洋两岸的纽带也面临崩裂的危险，但我相信、也希望这条跨大西洋的桥梁不会坍塌，而这也激起了我们寻求出路的好奇和兴致。欧洲应该再成熟一些，一味顾及自己的利益，最终伤害的也必定是自己。如果无法认识到或无法接受“双赢才是真正的诉求”这一点，那么世界将步入险途。联盟和伙伴关系不是通过军事或经济实力建立起来的，联盟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并以可靠的行为和表现作为基础。

　　德国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astner）讲得非常中肯：“世上本无善事，除非你亲自为之。”这句话浅显易懂，但值得深思。他应该和中国的智者孔子有很多共同语言。孔子说过：“小人无所不为，君子有所不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我要将之作为我的座右铭，铭记在心。


「学术中国·哲学」以历史思维看中国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18 10:18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韩震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欧美哲学、西方历史哲学。著有《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生成的存在》《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思考的痕迹》《教育的价值与价值的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论》等，译著有《自我的根源》《历史与转义》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的发展成就历史性地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成功。

中国道路符合中国实际契合世界发展大势

谈到“中国道路”，就必须给这个“道路”以内涵上的规定性。笔者认为，所谓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在追求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探索过程中走出的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径。中国道路的成功既是制度创设、文化演变的结果，也是世界发展大势给中国提供历史机遇的产物。但是，历史文化和世界形势不可能自动带来中国的发展。中国道路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实践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中国道路不是从零开始的，也不是在封闭状态下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航船，一方面是带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基因启程的，另一方面是在参照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经验与教训中不断寻觅探索推进的。

首先，中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持续开放。我们应该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时期如汉唐盛世，都处于比较开放的状态，在对外交往方面展现出广博的胸襟与气度。而中国的落伍，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从明朝的禁海政策开始的。西方的崛起绝不是因为种族或文化上的优越性，而是由历史机缘造成的。尽管历史不能假设，却可以反观。实际上，西方的崛起是与航海及殖民联系在一起的。航海不仅需要天文、地理、水文等各方面的知识，而且航海及贸易带来的交往的扩大也有利于知识的生产，新的知识与贸易的扩展又推动了产业革命。历史已经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互通有无的交流，知识和文化的创新也需要多样性的互鉴。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唯有持续的开放才能永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文化创造的生命力，才能拓展发展的新边界，不断开启新的发展可能性。1978年以来，中国坚持持续有序的开放，构成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次，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兴衰交替，但中国近代的衰败是因为它遭遇了掌握更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使得中国不能再按部就班地依照旧制进行历史演化，因为那样我们就面临进一步衰落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彼时中国面临的是现代化“启蒙”任务。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走与西方同样的道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靠殖民掠夺发展的，它们不会允许当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同它们一样发展壮大，毕竟如果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列强之一，那么它们也就没有多少可以掠夺的对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彼时中国面临的是民族“救亡”问题。鉴于此，中国必须另辟蹊径，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能够同时完成“启蒙”与“救亡”双重任务。马克思主义在承认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的先进性，认可其推动生产力发展历史作用的同时，批判其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实质。这就给寻求启蒙与救亡道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行动指南。由此可见，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创造发展奇迹的中国道路。

再次，新中国的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不断改革。如上所述，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条件下，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们是通过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验走向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既给了我们学习的动力，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眼界，甚至让我们后来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思想变得越来越僵化。旧的习惯往往构成限制我们创造力的枷锁，只有打破原有思想的牢笼，才能超越陈规旧俗的束缚。邓小平指出，无论党还是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把改革看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正视我们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就必须让思想意识冲破旧框框的束缚，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内思考，不断开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实践证明，改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改革也不能停顿。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我们不断通过改革增强了社会活力。

最后，全球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任何国家都想通过一定的变革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落后的面貌。但是，为什么成功者寥若晨星？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发展利益，拓展发展空间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世界体系或西方霸权形成之前，各民族原本是相对孤立地发展着的。但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促进，西方的崛起让原来孤立、分散的民族历史演变成世界历史，而这种将所有民族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却是建立在支配—从属或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关系上的。卡洛斯·马丁斯在为《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一书写的绪论中指出：“依附国家的内部结构是由对国际资本的从属关系而形成的；当帝国主义和垄断势力在国际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时，外部条件对外围国家发展进程的作用大大限制了这一发展具有独立性的可能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如此举步维艰。而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有了独立自主的权力，中国才能够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按照自己的节奏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密码是中国共产党

任何国家都希望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节奏保持开放与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是愿望不一定能够实现。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密码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此，我暂且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论证，而是更多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去证明。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的总和。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唯有组织起来的民族和国家力量，才能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力量。例如，晚至19世纪中叶，德国很多地区仍然非常贫穷落后，但“统一后的德意志却成了一支主要的经济力量”，这主要得益于统一的“自由贸易区，实行共同的商业政策，对外则统一关税”。从德国崛起的历史可知，唯有国家统一起来，整个民族才能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做不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长期居于包括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国际秩序——册封体制——的中心，由于中国本身的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迟缓，在一种默然的‘天下’的意识之下，阻碍了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来认识”。另一方面，当中国人惊醒，开始为救亡图存而学习西方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强权政治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西方留给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只剩下“边缘”“依附”等。中国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走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了。历史反复证明，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与梦想。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不可能成功走出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发展，相反，必将继续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


「学术中国·经济学」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18 12:31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北京市经济学总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聘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研究领域为开放宏观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增长。在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十届霍英东青年基金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等。主要学术作品有《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动态宏观视野下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涉及创新型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国家治理、文化软实力、生态环境、对外开放、居民生活水平、平安中国、共同富裕等方面。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些目标的重点说明可以看出，
一是这些目标设定经过了认真研究和测算。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
二是考虑到未来一个时期外部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存在不少可能冲击国内经济发展的风险隐患。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可能持续低迷，因此，我国的中长期规划目标要更加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
三是党中央的规划部署基于大方向、大战略。虽然目前我国对“十四五”和到2035年经济发展目标以定性表述为主，但也体现了定量的要求，可以在认真测算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量化目标。因此，在经济方面，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可以体现为若干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

　　核心指标之一，是到2035年达到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据世界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9》显示，创新能力指数排在前10位的国家，2019年人均GDP的平均水平高达约5.4万美元，是中国的5倍之多。另据《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瑞士连续第11年位居榜首，瑞典、美国、英国、韩国分别位列第2至5位；中国为第12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超过日本、以色列、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如果将创新型国家前列界定为创新指数前10位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在研发强度上要达到前10名水平，研发强度就必须从2020年的2.2%上升至2035年的3.34%。按照2020年不变价计算，到2035年中国研发总规模将达7.003万亿元，这就要求未来15年的研发支出每年增速达8.03%左右。过去15年我国研发支出的平均增速为17.7%，因此这个速度要求并不高。

　　如果以美国的研发总量和强度作为参照系，2035年我国研发支出规模将是2019年美国研发投入的1.83倍，而同期GDP总量将达206万亿元，是2020年美国经济总量的1.02倍（如果美国经济增速按2.5%计算，那么到2035年其经济总量将达到30万亿美元，按照人民币2020年不变价格即为203.5万亿元）。因此，如果按照美国的研发强度，中国经济总量所需的研发强度达2.8%左右即可。但这个强度所需的人均GDP增速为4.3%。如果按照这一增速进行倒算，到2025年我国的人均GDP水平将达到创新型国家前10名的40%左右。

　　此外，从研发支出结构来看，我国在试验发展方面的支出规模已超过美国，但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支出规模仅为美国同期的约45%和25%。其中，中国基础研究在全部研发支出中占比为5%，美国为近17%；中国应用研究在全部研发支出中占比为10.8%，美国为近19.6%。可见，在我国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加大基础研究规模和投入力度，优化研发支出结构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居民生活水平向中等发达国家看齐

　　核心指标之二，是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首先，从数量上看，2019年全球高收入国家共有70个左右，而发达经济体仅有39个，中位数可以列在35位或20位。
其次，从人均GDP或收入水平来看，2019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门槛值为1.24万美元左右，而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水平最低为2万美元，平均水平高达4.8万美元。剔除卢森堡、新加坡等体量偏小的经济体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水平也在4.1万美元左右。按照IMF公开的信息，2019年全球经济总量约为86.6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GDP总量为51.74万亿美元，占比约60%。全球人均GDP约为1.146万美元，而发达国家人均GDP高达4.8万美元，是发展中国家的9倍，也是全球人均水平的4.5倍。除美国外的发达国家人均GDP约为4万美元。

　　如果要在未来15年达到IMF公布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8万美元，假设这些国家不增长，中国人均GDP需要增长4.36倍，那么年均增速必须达10.3%；假设发达国家未来平均增速为2.5%，则未来15年中国的年均增速必须达13.1%。如果达到61个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即西班牙的2.8万美元，假设西班牙不增长，那么未来15年中国人均GDP需要增长2.55倍，年均增速为6.43%。如果中位数发达国家西班牙未来平均增速为2.5%，则中国未来15年年均增速必须达9.09%。如果达到葡萄牙2万美元的水平，假设葡萄牙平均增速为2.5%，则未来15年中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速需要达6.67%。

　　当然，上述测算没有考虑中国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问题。德国在1960—1980年间的年均升值达5%，中国在过去20年中年均升值达1.3%。假设人民币升值年均速度在2%左右，那么中国超越葡萄牙需要人均GDP年均增速达4.7%左右，超越西班牙则需要达7%。如果2020—2035年间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速保持在4.8%的水平，以超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20%为真正跨越的时点，那么，中国将在2026年前后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使命。按照前低后高的测算，2020—2035年中国人均GDP的平均增长速度需要达5.5%—6%。但是，从当前趋势所测算的潜在GDP增速来看，即使在乐观假设下，中国在2020—2035年的人均GDP平均增速也只能达4.36%，暂时无法满足4.8%的要求。

以新发展格局释放新发展红利

　　当前，我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调整期和世界经济动荡调整的关键期。根据上述测算，我国关于2035年基本完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设定，具有较高的合理性，但这一合理性必须立足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一系列实质性改革，积蓄新的增长动能，加快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转变，以此推进战略调整、重构与深化。
一是要推进技术创新，启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新的技术红利。
二是要推动改革，把改革贯穿到今后一段时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之中，实现第二轮制度红利。
三是要构建人才强国、教育强国，推进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
四是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积极构建合作平台，塑造新的竞争力，突破价值链和分工链重构的瓶颈，依托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新一轮全球化红利。


「学术中国·经济学」为人民服务：中国政府的决策动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18 18:18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林毅夫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等，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膺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获得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英法美加香港10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二十余部。先后荣获第五届和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三届孙冶方金融理论创新奖、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等。代表作品包括《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超越发展援助》《新结构经济学》《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究竟是发挥协调、促进作用以提升市场有效性，还是造成市场扭曲，恶化市场失灵，将极大影响一国经济发展速度、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运行质量。

“为人民服务”的有为政府

　　政府的行为类型通常可分为三种：一是“有为政府”。政府能够积极主动地克服市场失灵，平滑经济周期波动，提升市场有效性，促进经济发展，救助经济发展和周期波动中的被冲击方，维持经济正常运转和社会发展稳定。二是“不作为政府”。政府在面对市场失灵和经济周期波动时不主动克服，放任市场自发运行。三是“乱为政府”。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秩序，导致市场扭曲、寻租腐败、资源错配、收入差距扩大等。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究竟属于何种类型，取决于政府是否具有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更取决于政府的行为动机。

　　目前，主流经济学盛行两种政府行为假说。首先是“利益集团说”。该假说认为，政府行为是各种利益集团角逐达成的一种均衡。政府官员的决策受制于利益集团，政府政策成为利益集团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对于这些利益集团来说，其成员数量越少就越团结，影响力就越大，主导政府决策的能力也就越强。其结果是政府决策出于少数人的利益，而非全体人民的利益。此时，如果政策制定背离了全体人民和市场规律，将导致“乱为政府”。其次是“个人利益说”。该假说认为，基于个人理性原则，政府决策主要是为满足决策者个人的需要，而非出于全体人民的利益考虑，这就有可能导致以个人利益为主导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但上述假说的结果，并不符合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假设，即政府是最大化所有家庭效用的仁慈型社会规划者（benevolent social planner）。因此，政府决策动机还可能存在第三种假说，即“为人民服务说”。早在1944年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这一初心和使命，并使之成为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导向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政、王道思想一脉相承，也与仁慈型社会规划者的行为要求一致。

　　检验究竟何种政府决策动机占主导，对于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至关重要。对于利益集团或者官员个人利益主导的政府决策，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将带来寻租腐败的乱为。这两种决策动机为主张政府作用仅限于教育、法律和国防安全的有限政府理论提供了行为依据。但在有限政府理论框架下，政府缺少主动克服市场失灵或平滑经济周期的积极性，导致不作为政府。而根据“为人民服务说”，政府决策的出发点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更好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和美好生活的需要，各级政府官员就必须积极克服市场失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经济遭遇冲击时采取必要的救助帮扶措施，以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这就为有为政府理论提供了行为依据。但是，从实证角度识别何种政府决策动机占主导，往往缺少统一的政策指标，或是各地执行条件和方式存在差异，或是政策结果与政策动机互为因果造成内生性问题。而准自然实验能够有效克服内生性问题。202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是利用准自然实验而非随机控制实验，分析检验提高最低工资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

中国经验提升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性

　　消费券，通常指政府利用财政资金向民众发放的、在相关消费场所或互联网以等值抵扣的方式购物消费的代金券。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对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不利影响，2020年春季，商务部消费促进司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和企业在公正公开的前提下，面向特定的群体、特定的商品、特定的领域推出各类消费券、购物券。此后各地政府先后出台消费券发放的具体安排，并分期分批执行。据统计，2020年3月中国共有3省8市进行了消费券发放，到5月已扩大至26省157市，而到10月已涉及30省241市。可见，中国各级政府在消费券发放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率先发放的多为经济体量大、财政实力强和第三产业占比高的地区。因此，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政府发放消费券的决策差异这一准自然实验，可以明确中国地方政府的决策动机。这一动机的识别与消费券发放过程的三个特征密切相关。第一，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目标较为一致，克服了同一时点少有全国统一执行的政策的问题；第二，消费券发放设计具有较强的跨地区一致性，克服了在同一中央政策下各地执行力度不同的问题，极大减少了量化政策执行情况的难度；第三，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疫情严重程度的不确定性，客观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在给定当地产业结构、利益集团结构以及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特征下迅速作出相关决策，有效克服地方经济发展状况与地方领导人个人利益、当地经济结构和利益集团格局可能互为因果、难以体现“为人民服务”这一决策动机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发现，地方利益集团特征和领导人个人特征都不是影响消费券发放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以受疫情冲击最大、从业人数最多的第三产业占比而体现的城市经济基本面差异，是中国地方政府决策差异的主因。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国地方政府通过灵活多样的消费券发放，帮扶中小微企业和困难主体纾困解难，开展了一系列保民生、稳企业、促经济的具体举措。这一研究发现支持了中国政府主要通过稳定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政策出发点，因此是有为政府，而非受利益集团掌控或出于决策者个人利益的乱为政府或不作为政府。

　　总体而言，关于政府的行为动机研究，除了目前主流的利益集团说、个人利益说，为人民服务说也应得到学界的重视，并以此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将对宏观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一般以仁慈型社会规划者为假设，只有在微观上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决策动机，这些宏观经济学理论才具有更好的适用性。


「学术中国·经济学」中国扶贫经验的有益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18 13:33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郝福满Bert Hofman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实践教授，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印尼首席经济学家、蒙古和纳米比亚的国别经济学家，早期还从事巴西、南非、蒙古国、赞比亚和纳米比亚等国的有关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亚太经济、新兴经济体发展。

　　“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具有空前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还因为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以及从多个视角观察中国的重要性。相信这一论坛的举办，将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我之前在世界银行工作近30年，并从1992年开始研究中国。世界银行的任务和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脱贫，而中国在这一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天，我想重点探讨中国在减贫方面的瞩目成就。据世界银行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8.5亿左右，2021年中国政府宣布彻底消除绝对贫困，这使得中国的减贫工作具有真正的全球意义。虽然中国独特的历史、初始条件和政治制度，都是其减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他国家也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经验。总体来看，中国的扶贫经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是实现减贫的主要动力。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为了实现自身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逐步扩大经济开放，由此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得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人们可以更好改善生活，提升生活质量。

　　第二，在制定减贫战略乃至发展战略时，统筹考虑自身人口发展趋势。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转向适度的人口增长政策，并在1980—2010年抓住其巨大的人口红利。中国首先关注农村地区以及工业部门和经济特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之后才是城市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同时，中国政府通过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提高劳动人口素质，并通过引入养老金、医疗保险等方式，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充分的保障。

　　第三，通过锁定资源实现减贫。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推出了一系列扶贫项目，主要针对革命老区和极端贫困地区。因此，资源锁定是中国实现成功减贫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四，在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保持适度性差距。邓小平曾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人平等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而在这一体制下，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对于中国改革的成功非常重要。因为改革造就了众多领先的企业，这些企业最终为中国人民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第五，动员政府和企业群策群力。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和企业通过各类产业合作项目，有效帮助当地人民摆脱贫困。虽然其他国家也有慈善项目或捐赠活动，但只有中国真正让企业和政府共同参与扶贫减贫。

　　第六，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和扶贫方式。中国采取了一种所谓的“试错法”，首先仅在特定地区开展经济改革方案试点，如果有效，就逐步在全国推广。中国还根据其阶段特征不断调整减贫目标。改革之初，中国的短期减贫目标是消除饥饿。这个目标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农业改革实现的。进入21世纪，中国的减贫目标除了消除饥饿，还要保障温饱。到2000年底，中国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2021年，中国已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中也包含消除极端贫困这一目标。

　　针对在特定时间节点面临的特定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并未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认真予以鉴别和反思。虽然完全复制中国模式没有任何意义，但学习中国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却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应该承担的一项重任。在未来数十年，切实了解中国经验的学术交流将非常重要。


「学术中国·经济学」加大再分配力度 培育中等收入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0 11:23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研究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减贫等。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发展百人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主要代表作品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学术中国#“涓流效应”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强调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或弱势群体特别优待，而是通过经济增长扩大社会总财富，最终使穷人受益。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一概念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之上，在现实中并不成立。一是假设能够做大“蛋糕”，实现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二是假设初次分配可以实质性缩小收入差距。事实证明，初次分配确实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但无法实现收入差距的实质性缩小，即基尼系数低于0.4。三是假设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形成和壮大，这也与实际情况不符。在我国，为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培育和巩固中等收入群体，就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对我国来说，今后15年保持增长合理区间，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在供给侧不断提高潜在增长率，在需求侧保障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我国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我们的预测也显示，我国人均GDP到2035年基本可以达到23000美元，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和GDP增长基本保持同步，人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但也应该看到，不论是人均GDP还是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是一个平均值，并没有涉及收入分配的状况。因此，实现共同富裕还必须尽快缩小收入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经历缩小后进入徘徊期，这就需要我们寻求其他思路，使这一差距的基尼系数降至0.4以下，才能确保实质性推进共同富裕。

　　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有两个著名的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假说。一个是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但在达到一个峰值后又开始缩小，从而形成一个倒U型曲线。如果比较全球各国不同时期的基尼系数和人均GDP，该曲线是大致存在的。另一个是皮凯蒂提出的不等式r>g，即资本收益永远大于产出或劳动收益的增长，表明收入差距是不断扩大的，与库兹涅茨“倒U型”假设相悖。这两个假设都基于一定的事实，如果将其统一起来，就体现为收入再分配。从OECD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些国家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大都在0.4以上，但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收入再分配后，基尼系数总体降幅达35%，大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降至0.4以下，有的甚至低于0.3。可见，再分配在缩小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同时，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就不可能实现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因此，再分配对于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刘渝琳等估算，人均可任意支配收入在4000—31000元之间的即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由此估算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数最接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值。但其中的可任意支配收入，是指扣除基本生活支出和其他固定支出后的个人收入。2020年我国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为4072元。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和就业稳定性，我们很难称其为中等收入群体。因此，中等收入群体应该进行更精准的界定，包括一定标准下的合理工资收入和适度财产收入、高质量就业、拥有人力资本改善机会以及得到满足的基本公共服务等。这些基本条件并不能在初次分配中全面解决，工资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尚且可以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推进，但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必须借由收入再分配。

　　再分配还带来一系列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理论层面在于不同时期如何体现公平和效率，而现实层面则面临着“钱从哪儿来”。如果再分配的意图是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按照同样的理论逻辑，再分配也可以减轻社会支出负担。根据所谓的拉弗曲线，提高税率就可以增加税收，进而扩大GDP。但这一政策的实际结果往往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将拉弗曲线进行适当改造，用于反映政府社会支出与该支出占GDP比重的关系，即社会支出越多，该类支出的GDP占比也就越高，但在某一时点后通过扩大GDP（即分母），就可以降低这一公共支出比率。因此，除了收入分配的改善，再分配是否具有提高分母的效应，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扩大再分配可以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首先是一般规律。在发达国家人均GDP从10000美元升至2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社会支出占GDP比重从26%提高到37%。而我国从现在到2035年也正处于社会福利显著增长的时期。其次是特殊挑战。随着我国人口在即将迎来峰值后进入负增长，需求侧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就需要扩大消费，以对冲老龄化对总需求的抑制效应，而扩大消费则需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特别是通过再分配解决需求问题。最后是“创造性破坏”效应。过度的政府保护很容易造成僵尸企业，因此在企业经营或市场竞争层面，要避免政府对任何人、任何企业、任何产能甚至任何岗位进行过度干预或保护，在实现创造性破坏的同时，通过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确保社会支出比率与生产率成正比。


「学术中国·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在何处？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0 11:28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吕炜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称号。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财政理论与财政政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数十部。主要代表作品有《变革的逻辑：中国经济转轨的实践认知与理论思辨》《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国的包容性财政体制——基于非规范性收入的考察》《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探寻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逻辑》。

#学术中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和发展，既是对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和实践的客观总结，也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特殊实现形式的精当刻画。作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在中国的独特实现形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必然有其在制度、道路和内涵上的特殊性。同时也应该承认，这种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形式和道路内涵，也是在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中逐步形成并日益成熟的。因此，从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特殊性和一般性之间关系入手，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和理论视野中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属性、实现形式和经验路径，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形成的独特内涵，是我们当下探讨和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视角。

　　国家是现代化的历史和实践的主体，也是研究和思考现代化模式的分析主体。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的制度形式和政策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推进现代化的最终成效。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先后不一，西方发达国家多属于“先行者”，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后来者”。“先行者”的现代化历史和实践，构成了“后来者”追求和推进现代化的重要环境和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所谓“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的唯一模板，“后来者”也并非在具备西方国家共有特征之后才算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怎样认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独有特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实现现代化，成功实现现代化需要哪些有益条件和经验。由此，这一理论的基本取向体现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理论进路，即从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中，归纳或抽象出推进现代化所需的普遍因素和一般条件，进而要求后发国家和地区在其谋求和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遵循这种一般性原则，或者创造出相应的有效条件。这种取向凸显了现代化理论的内在局限性，包括浓重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缺乏对现代化道路特殊性的认识，以及忽视国家制度及其有效能力的作用。例如，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指向了不同体制的重要性。一方面，采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方案和体制模式，同样可以实现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另一方面，正如亨廷顿所说的，“有必要像曾经彻底批判进化论的虚妄性的历史学派那样，以严谨的、实证的和经验的调查研究为依据，详尽地探讨潜在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从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到所谓“北京共识”，指向了中国经验的重要性。20世纪后半叶，面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失败，人们开始反思和考虑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条件和国家能力问题。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基于中国改革发展实践而提出“北京共识”，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展露出的独特性。在中国探索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形成和发展有利于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完善和治理效能提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形塑着自身的制度和实践形态。这种财政改革实践和国家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促进和支持作用，使得我们有必要通过对财政建设与国家能力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与刻画，解析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成功的重要条件，进而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可能为丰富和发展世界现代化新道路提供的经验和启示。

　　在走向和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现代化历史背景和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存在根本不同。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最终形成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制度体系。这决定了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在制度属性和发展道路上，显著不同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成功推进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道路，从而开辟和找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实现方式。这决定了中国形成和发展现代化新道路的独特实践本质。对上述三个维度的历史和实践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前提、制度属性和实现方式等因素约束下而形成的实践性质和独特内涵。

　　强大的国家能力及制度效能，既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在政治领域表现出的普遍经验，也是中国作为现代化“后来者”成功推进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对资源的动员、汲取和管理能力以及制度安排，是形成国家能力和制度效能的根本基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历史文化悠久、经济体量庞大的“后来者”，尤其是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言，社会主义财政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基础和支柱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财政始终围绕服务和支持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制度能力，形成和确立能够包容和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大规模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矛盾和问题的制度结构和弹性。二是财政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新实现方式过程中，一方面仍然作为国家为保障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方向以及社会公共需求，而直接统筹资源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另一方面，还通过财政体制机制调整和财政功能定位的深刻变革，牵引和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三是财政作为服务实现国家战略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和保障，在新时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承担着重大使命和责任。

　　可见，无论是坚持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服务的政治原则，还是在不断完善自身制度和实践形态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资源配置格局，以及在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全面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财政都能充分发挥其基础性、制度性和保障性作用，并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独特内涵作出重要贡献。


「学术中国·经济学」构建欧亚大陆经济新秩序的中国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0 14:41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谢尔盖· Y. 格拉济耶夫Sergey Y. Glazyev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欧亚经济委员会一体化与宏观经济委员。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代表作品包括《长时段经济技术发展理论》《全球危机背景下俄罗斯超前发展战略》《争夺21世纪领导权》。

#学术中国#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当前，中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世界也需要运用这样出色的经验创造经济奇迹。毋庸置疑，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学习中国改革的辉煌经验。

新治理体制造就中国经济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时推进技术革命和治理革命，创建了一个新的治理体制。事实上，中国正在为创建世界经济新秩序作出重要贡献。这种全新治理体制的有效性，不仅超越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甚至明显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跨国垄断金融体制。我们将其称为“混合式体制”，之所以是“混合式”，体现在中国建设了一个结合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战略规划与市场的自组织机制，国家统一对资金流动与私营企业进行管控，并对基础设施统筹管理的治理体制。

　　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将中国经济奇迹说成国家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所建设的全新治理体制，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体制，注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此外，加强环境保护、掌握现代先进技术，也使中国经济更具竞争性和领先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了10倍。当前，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背景下，中国这一成绩着实使人惊叹。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10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发行货币维持自身经济活力，但这些钞票带来了一系列金融泡沫。尽管大量发行货币、采用零利率政策，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并没有实现快速增长。这是因为之前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世界经济帝国秩序正在丧失活力。今天，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是美国的两倍，说明中国经济更为发达和健康。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发行货币主要用于投资贷款。发行货币、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提升投资活跃度。国家通过投资发展生产、研发新技术，更好管理民营企业，进而在产量、居民收入、消费规模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达到最大幅度增长和提升。因此，中国创造的经济治理体制，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

　　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追赶型经济体，而是即将领先的经济体。中国拥有规模最大的现代5G通信网络，远超美国和欧洲。中国在大规模实施太阳能计划，而太阳能正在成为能源系统中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引擎。中国成功研发了纳米生物工程技术、增材制造技术，正在进行生产机器人化、创建世界最大的人工智能系统。中国还基于最先进的信息系统有效管理其信息空间。毫无疑问，中国会完成“十四五”规划中将本国技术转向“自给自足”的任务。因为中国采用了更加有效的治理体制，该体制明确了技术经济发展的重点、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

努力共建世界经济新秩序

　　这些革命性的变化也体现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框架中，两国正在实施欧亚经济联盟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计划。我们正在共同努力建立一个世界经济新秩序。这一秩序建立在尊重所有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结合各方竞争优势之上。它不会为了消除国家间贸易壁垒，而将零和游戏强加于他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新机遇，实现协同联动效应。因此，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各方利益，坚持开放原则，严格遵守国际法，实现监管透明，注重竞争优势相结合等原则，构成了世界经济新秩序。

　　我们现在目睹的石油市场、粮食市场的混乱，以及因10年前西方国家无限制发行货币，如今体现出来的巨大通货膨胀，导致了全球经济的长期低迷。因此，我们不应再停留在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界经济旧秩序，而是应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经济新秩序，一个为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福利提供最有利条件，由不同国家共同享有竞争优势的秩序。

　　相信，在推动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中国的“混合式体制”将与我们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建立的经济治理体制一起，成为欧亚地区实现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学术中国·经济学」中国对外开放的国情特色与时代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0 14:39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江小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研究员，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商务部第三届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国有企业改革等，近年来重点关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对外开放问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三十余部，研究成果多次获奖，包括四次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及第五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代表著作有《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网络时代的服务型经济：中国迈进发展新阶段》《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对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与前景展望》《服务经济——理论演进与产业分析》《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

#学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走出一条既符合本国国情又遵循发展规律的独特道路。

中国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特点

　　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表现出三个阶段性特点。第一是渐进式推进。从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到2000年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到西部地区，我国共用约21年时间实现了第一阶段的渐进式开放。随后，从1996年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23%、取消176个进口商品的配额许可证和限制措施，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15.3%，再到2018年进口关税总水平进一步降至7.5%，我国用与入世接轨的20年完成了渐进开放的第二阶段。总体来看，我国选择渐进式开放策略，是与所处阶段的国情相匹配的。第二是开放推动改革。推进开放，有助于创造新的体制需求，这为改革提供了选项来源；有助于提供新的体制供给，这为改革提供了方向参照；有助于创造法律建设需求，这为立法提供了顺序选择。第三是制度型开放。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概念，强调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是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贸易投资体制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有利于保障贸易和投资的长期稳定发展；另一方面是让市场机制在对外开放中更多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使开放继续发挥推动改革的重要作用。其中，发挥市场在资源跨境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主要指：一是在出口和进口之间保持“中性”。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短缺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两者同等重要。二是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保持“中性”。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和当地生产优势等，两者同等重要。三是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保持“中性”。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

在特色与共性中寻求理论价值

　　解释对外开放决定的经典理论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和“边干边学”等，而解释开放特点的模式通常分为“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两种模式。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面符合发展规律，说明中国经验具有普遍性。开放初期的最大特点是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大量引进资金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构成典型的垂直分工模式，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都能给予解释；后期随着国情的持续改变，开放的特点也随之变化，产品结构、资金和技术进出口等都得以变化迭代，分工模式逐渐转向水平分工，这些变化都能得到较好的理论解释。结论是，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其他国家，以其独特特征与卓著成就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也是学术研究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我们既要研究特色，也要研究特色之中的共性，寻求现象中的普遍规律。只有这样，中国特色才具有普遍价值，才能够被更多国家所借鉴，成长为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体系。


「学术中国·社会学」现代化：中国的道路与道理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18 12:25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黄平

　　黄平，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中华文化交流与促进会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理事长、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长。曾被选举为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副理事长、国际社会学会（IIS）副会长（两届）、中华美国学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大科学项目国际评审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所务委员（两届）。曾担任主编：《读书》（执行主编，1996—2006）、《美国研究》（主编，2006—2014）、《欧洲研究》（主编，2014—2019）。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全球化与中国道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台港澳问题。主要著作：《未完成的叙说》《西部经验》《误导与发展》《我们的时代：现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与韩毓海、姚洋合著）、《本土全球化》《梦里家国：社会变迁、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家国天下：中国发展道路与全球治理》。

　　关于对现代化一词的理解，除了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角度外，还有一个中西之间在概念上的交互的“创造性误读”过程。现代化这个概念，还不像简单翻译过来所理解的那样，也不是如经济学、社会学领域里罗斯托或英格尔斯对现代化的阐释那样。19世纪以来， 西方和我们交流时讲的虽是同一个词例如“现代化”，但其内涵和角度差异常常是很大的，当然也有重合交叉的一面。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走到这一步，至少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贡献还不够。关于我们自己的概念，不只是社会学概念，大量的现代社会科学概念，乃至日常生活中很多语词，大都是19世纪经由日本译过来的。当时日本人把西方社会科学里的一些关键词，用两个汉字拼接以后变成日语的翻译概念。中国晚清到民国初年那一代学生东渡日本以后，看到正好是汉语，就拿了过来。拿“现代化”这个概念来说，最早就是从欧洲经日本引入中国的，日语里讲的“现代化”又是对欧洲的现代化作了一种日式解读。其中作为时间分期的“现代”一词，从日语到中文也发生了一个转化，我们区分近代和现代是把1840年以前叫古代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叫近代，1949年之后叫现代（还有把目前所处的时期叫当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在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的报告里提出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在1964年底1965年初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提出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经过十多年的曲折，在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的报告再次提出要全面实现这四个现代化。所以，我们提的这个概念，既和19世纪末引入时不同，也和社会学里现代化流派的用法（无论是罗斯托还是英格尔斯）不同。后来，我们开始学社会学甚至到欧洲求学时，可以强烈感到我们讲的现代化与欧洲特别是英格尔斯和罗斯托等人讲的很不一样。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现在我们再讲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比如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把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到非常高的位置，现在更是提到了“五位一体”。由此可见，它并未局限于原来欧洲人或日本人所理解的现代化，更不是英格尔斯、罗斯托的理论。比如说，我们是从1840年起进入近代，但也不只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现在政治、文化甚至生态都被纳入了全面现代化的范畴里，标准也在不断地中国化，并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不断丰富

　　现在仍然强调现代化，要继续朝向未来建设和发展，要建成现代化强国，只不过时间上有所细分。邓小平同志当时讲21世纪中叶，现在具体到2035年的目标和2049年的目标。而且，在现代化前面加了一个定语——“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了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背后很重要的是不能照抄照搬，不管是苏联式还是西方式的道路与模式，都不能照抄照搬。百年建党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两个结合”，即不只是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还要与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相结合。

　　回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道路，一个很明确的地方在于，中国道路不只是局限于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建党以来，虽然这三个历史节点都特别重要，但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所以，一方面，道路之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在学术上理论上，它不能只是一个既成事实，虽然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我个人还用的是“中国经验”，现在40多年下来，道路之争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至少中国道路已不只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如果要讲学术，那就需要讲清楚中国现代化道路这个事实背后的道理。

哲学社会科学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有独特作用

　　我认为，如果要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道理，那它就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是说事，第二个是讲理，第三个是论道。

　　第一，说事。就是讲基本事实，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包括五千年以来，1840年以来，建党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说事更多应该由当事人去说，当事人是一线实践者，包括工人、农民、企业家、小商小贩，也包括各管理层的干部，以及一线的事实报道者如新闻记者。当然，也不是说事就都能说好，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我们有时候还没有说好中国故事，故事有、故事多，还没有都讲好。

　　第二，讲理。不只是经济学、社会学，也有政治学、法学，还有人文学科，各个学科都是要靠讲理的。如果只是说事摆出事实，还不是学科与学术的阐释。之所以需要专门的学术机构与研究人员，要建立专门的哲学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社会科学，就是得讲出理来，能让别人信服的理。这些人和机构好像是优哉游哉甚至有很重书斋气的“闲人”，其实就是要拿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逻辑。

　　第三，论道。在说事和讲理的基础上，最高层面是论道，那就是要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最后达到理论与历史的统一。这在我们而言就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说事、讲理、论道之间，不是时间上简单地先说事再讲理最后论道，更不是彼此完全割裂的“分工”。因为，首先，事不清理不明，理不明道不通，实践在先理论在后，一切理论无不来自实践，这在《实践论》里讲得再明白不过了。而理论在现代社会又分为各个学科，每个学科里面还有不同的学术传统与流派，而从各个学科中被再提炼再升华才能论道。反过来说，无道理不顺，无理事不妥。首先，如果没有道，大道的道，“道可道非常道”那个道，即指导思想，那么理即便不是歪理也在很多时候是各执一词、各有其理，甚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次，无理事不妥，没有道理来支撑的实践，很可能会不断走弯路，不断犯错误。虽然实践上经验上错误总是会有，但不能老是犯错，既不能老是犯低级错误，更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即所谓“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指导思想，又这么重视学科建设、学术建设、话语建设，其中经济学和社会学当然要当仁不让，事实上也一直在改革开放第一线，和那些一线实践者共同尝试讲出我们的逻辑。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政治学、法学也不可缺失。最后，不但自己走得正走得顺，也要让别人理解甚至接受，那么历史学和各人文学科也都得参与进来并发挥出独特的作用。

建构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

　　那么，我们说理乃至论道时的原创性概念与分析框架是什么呢？我认为，所谓原创性概念和分析框架，即无它不足以说明新的现象，有它能够进一步说明老的现象。无论它是中国现象还是中国现象中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抑或是经济、社会中某一个领域的具体现象。这就是学术与学科能够发挥独特作用的地方，而不是停留在说事的层面，也不是仅仅从形容词或定语层面去“添砖加瓦”。

　　关于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我们过去做得多、说事多，讲理还不够清不够好。术业有专攻，我们有责任把它讲好。在这方面，以前我们更多强调特殊性，但如果只讲特殊性也是不够的。中国实践不能只是一个“例外”，甚至被认为是不可复制的，我们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走在民族复兴之路上，这就很可能走出更具普遍意义的道路来。我自己的一个“命题”是：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如果它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广、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至少很可能，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就越强，它也就越具有延续性与生命力。这样来看，我们讲中国道路是几千年走下来讲的是对过去的延续性，今后走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讲的是今后的生命力，这里面就有《矛盾论》讲的个性所包含的共性，特殊性所包含的普遍性。其中，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个性中的共性，如果它包含着多种创造性，其不只是在现象和政策层面，也在制度层面，甚至不仅在制度层面，也在文化层面，在亿万人的实践和思维交往方式层面，那么，它就会上升成为被凝聚、被传承的学术与理论，既能进一步用于和指导实践，也能被别人分享。


「学术中国·社会学」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与人民共同体新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0 16:33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李友梅

　　法国巴黎政治研究院社会学博士。上海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曾任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中国社会学会第十届理事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现代复杂社会人类合作机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社会治理转型 1978—2018》《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逻辑》《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解码社会建设的思想逻辑》等。

#学术中国#中国社会何以在40多年来快速的改革发展中保持长期稳定，何以迥异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发展？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与逻辑是什么？这是中西方学界都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奇迹”的背后包含着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与人民共同体的互动共生共强，其在为人类开辟新文明形态的同时，以鲜明的价值导向和创新的实践为全人类提供了具有非凡意义的智识共享。

中国式社会治理历史实践的本质逻辑

　　相较于西方国家上百年的治理转型而言，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显著成就，其中的深层机理恰恰蕴含于独特的历史实践经验之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坚持人民本位价值基础上的共同体建设，人民性是其本质逻辑的集中体现。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有三条基本路径值得关注。

　　一是发展本土情境下的多元治理结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始终以人民福祉为基本出发点，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始终聚焦民生改善，凝聚社会共识，增进社会团结；始终以党的建设为保障和支撑体系，推动“一轴多元”治理结构的完善与发展；始终坚持和发展党领导下的全过程民主，在协商与相互尊重中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二是推进与时俱进的政府职能转变。中国共产党注重系统改革与整体推进，坚持科学发展，推动“有为政府”建设；注重以“高位推动”的改革战略促进政府治理体系面向人民需求，不断优化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注重适应时代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推动权责明确、合理分工、系统匹配、无缝衔接的有为政府治理模式。

　　三是坚持秩序与活力有机平衡的社会发育模式。党坚持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社关系，在公共部门有序向社会赋权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现代社会公共性空间发育，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合理分工的中国式“融合型”政社关系，社会的秩序与活力由此实现有机平衡。

在治理创新中孕育和构建人民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尊崇人民、依靠人民，逐渐积累形成了三种独到的创新治理策略。

　　（一）以美好生活向往引领社会发展的核心预期。以“温饱型小康”“总体性小康”和“全面小康社会”来不断引导和接近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预期，把人民群众的期待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内化为中国深化改革的目标，并以实践外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进而汇聚起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的强劲动力。

　　（二）以社会制度体系建设践行公平正义。在市场改革、经济全球化、走向共同富裕新进程等不同阶段，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生活，以建设劳动保障制度为进城务工群体织密社会安全网，以完善金融保险制度保障中产阶层发展，使人民充满了安全感。

　　（三）以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历史实践就是共产党不断根据人民的各种反馈来反思自身追求使命、不忘初心的实际效果。换种方式说，中国共产党“不断革命”的内在动力是社会治理创新不断推进的根本保证。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逻辑，不仅在于人民性与公共性的统一，而且孕育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同体。

中国式社会构型方式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

　　（一）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推动力来自人民共同体的力量。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是社会与国家二元抗衡、各个利益群体在多元竞争与冲突中发展的道路。与之不同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其中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人民共同体导向的社会治理实践路径。人民共同体是以制度主体、生活主体二者互相认定，以共同的根本利益、共同的道德生活与共同的政治生活为基础的社会构型方式。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以其自身的实践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探索了新的可能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向何处去已然成为全世界当下的重大抉择，坚持用人民性与公共性为一体的人民共同体去化解风险、加强团结、推动发展，昭示了人类未来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之路。

建设人民社会学，支持中国式人民共同体的学理性阐释

　　人类文明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民族国家必须从人民性这一基点来审视、谋划、应对共同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给世界带来了经验借鉴，需要适时提炼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及其背后的治理智慧。基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经验概括提炼出的“人民共同体”具有总体性思考的中国化理念，能够反映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特点，能够从宏观战略和顶层设计的层面揭示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了支持中国式人民共同体的学理性阐释，我们希望把这些概括提炼作为一门人民社会学建设的基础，并通过这一努力，为中国式人民共同体的学理性阐释提供支持。


「学术中国·社会学」中国现代化中长期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18 22:22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张翼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计划，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兼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农民工、家庭社会学、社会流动、社会治理。著有《中国各阶层人口的数量及阶层结构——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做的估计》《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等。

　　长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体现着强烈的追赶式特征。自1949年以来，通过持续不断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中国成功将工业化进程推进到中后期阶段，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并强化了向服务业社会转型的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以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未来，只要中国每年的GDP增长率稳定在5.0%—5.5%，则中国将在一系列稳定的社会转型中完成“十四五”规划的中长期任务。

　　人口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础。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人口增长到14.11亿。中国同时也从人口高速增长时期逐渐步入缓慢增长时期，并将在2027年左右达到人口峰值。这个峰值人口数量在14.23亿左右。其中的变数，主要取决于今后几年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如果生育意愿增强，则峰值会高于这个数字。如果生育意愿减弱，则峰值会低于这个数字。

　　与此同时，如果人口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趋势得以继续，则中国的城镇化率会大大提升。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城市的拉力仍然强大。未来改革的力度越大，城市向流动人口开放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越高，市民化速度越快，则城镇化成效就越显著。第二，农业部门的机械化水平会继续提升，农业产品的商品化率会继续提高，单个农民的耕种面积会继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十四五”末期的城镇化率大概率会超过70%。这个速度快于截止到目前的主要预测。

　　在工业化过渡到中后期之后，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从业部门，将继续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2019年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为25.1%、27.5%和47.4%。伴随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增加、大学毛入学率的提升，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会继续扩大。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要构成的中国中产阶层的占比，会从当前的25%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31%左右，再增加到2035年的43%左右。但农民群体的人数占比，则会从当前的25%左右下降到2025年的20%左右，估计到2035年会下降到10%左右。如果只计算18—60岁的就业人口，则当前农民群体的占比仅仅为17%左右。所以，未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稳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可以有效拉动中国的消费，从需求侧加强供给侧的改革力度，为经济繁荣注入活力。

　　在“十四五”规划中，2035年的目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将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确定在2万美元到3万美元之间，则202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按照6.44%的GDP增长率计算）1.1万美元左右。如“十四五”时期的GDP增长率能够达到平均6.5%左右，“十五五”时期平均达到5.5%左右，“十六五”时期平均达到5.0%左右，则2025年的人均GDP 会达到1.5万美元左右，2035年会达到2.56万美元左右。但如果“十四五”时期GDP平均达到6.0%，“十五五”时期平均达到5.0%左右，“十六五”时期平均达到4.5%左右，则2025年的人均GDP 会达到1.48万美元左右，2035年会达到2.38万美元左右。未来，中国会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收入差距缩小的情况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会大幅改善。

　　共同富裕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主要应该补足农村的短板。在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农民工遇到的主要问题，不再是能否找得到工作的问题，而是如何提升收入水平的问题。这就要加强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劳动技能的培训力度，使“80后”农民工、“90后”农民工和“00后”农民工能够稳步提升收入水平，源源不断地转变为中等收入群体。与此同时，还需要在劳动就业岗位的创造上，以高质量就业岗位的创新为主要目标，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业链的改造，在人工智能与人力的结合中，合理提升劳动者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比例。对于农民来说，需要加强种植和养殖过程的机械化投入，扩大人均种植面积，走传统小农与现代农业相结合的道路。在18亿亩耕地面积既定的情况下，只有农民减少，农民人均种植面积才能扩大，农民的收入才能有效提升。中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保证粮食安全与粮食自给。农村农业的现代化，最终取决于农民的现代化。

　　另外，在人口转型加速背景下，要达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加速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中国要适应产业革命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加强科技投入，另一方面加强科技普及力度，既从创新与科普两个方面发力，也从企业管理和社会治理两个方面发力，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科技创新必然带来新产业对老旧产业的颠覆性改造，这就需要加强社会政策的投入，以社会保护化解可能出现的从事老旧产业劳动者的失业与再就业问题。中国需要在“十四五”时期开好局、起好步，然后完成2035年的中长期目标，为最终实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雄厚的基础。


「学术中国·社会学」把握中国社会结构百年现代化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0 16:32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陈光金：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学、社会结构与变迁、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主要代表作有《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分析》，主编和参与主编《中国社会学年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等。

#学术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的骨架，它的变迁是最重要的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发展应当被视为基础性内涵。

　　关于社会结构本身的内涵，社会科学有着多维度的理解，马克思、涂尔干、帕森斯等经典社会学家都对社会结构的核心内涵做出了独特的界定和阐释。他们对社会结构的本质的理解是，社会结构是关于社会资源配置关系的总称。我们认为，可以在理论上把社会结构看作由以下结构组成：社会基础结构（如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如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经济活动结构（如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组织结构）、社会权力—利益关系结构（如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福利分配结构）和社会规范结构（如法律—制度安排、国家政策体系、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就是以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体系的发展为基础而不断发展的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

　　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变迁的历史前提，是把握中国现代化进程规律的必要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其骨干就是基于社会职业—身份阶层而建构起来的所谓“士农工商”体系。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这个体系之外，还存在众多其他职业—身份阶层。除了职业—身份阶层结构外，我们还要注意到传统社会的宏观组织结构。这是利益和权力关系的整合体系，包括帝国体制结构、社会性组织架构、社会规范结构（各种国家规范和社会规范）以及一直以来颇受关注的皇权—社会自治权力结构。同时，我们还应考察传统社会结构在近代以来的崩毁状况，这将为我们审视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基础提供前提。

　　准确把握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同时还需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一场社会性质的论战做简要梳理。这旨在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性转变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人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参加论战的其他派系有不同认识。但可以看到，无论各派系怎样认识近代以来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讨论始终是论战的核心，而关于其中的变迁的认识，其实可以被理解为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前奏的种种不同把握。

　　从此角度出发，我们可基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对百年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变迁进行分期。20世纪头五十年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27年以前与1927年以后。限于数据的不足，我们主要关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结构变迁（城市化进程问题）和阶层结构变迁（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成问题），社会阶层分化和阶层结构变迁是分析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和表现，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在很多方面，这种变化是基于生产关系变化而发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同时社会结构变革也受到基本社会制度革命的深刻影响。但因为工业化的推进、现代教育的发展等因素的存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现代化的性质。第二阶段，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变迁。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基础仍然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同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教育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规范体系的现代化，也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因。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历史与文明形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10-18 10:44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学术中国#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决定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同国家和民族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实践具有各自的历史特征。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百年的光辉实践和探索，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要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立足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基础和中国现代化独特的生动实践，必须具备宽广的世界历史眼光、深邃的哲学理论洞察和自觉的文明主体意识。在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各国学者从历史意义、哲学内涵和文明价值等维度，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做出丰富阐释。

平行分论坛由南京大学张异宾教授主持，与会学者从历史观、历史逻辑和历史文化等角度探讨了现代化的问题，特别是从唯物史观的理论深度和世界历史的宏观尺度上把握现代化问题。首先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必然。中国近代以来的惨痛历史教训说明，拒绝现代化，固守和退回传统社会的怀旧空想没有出路。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指出现代性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绝对权力，这使得现代化成为一切民族之普遍的历史性命运。用马克思的话说，现代化的历史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机器大工业和全球贸易使过去被自然分隔在各大陆板块的文明紧密联系为一体。但这里的“世界历史”不是各国单纯而自然的普遍联络，它意味着一切古老的民族都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洗礼，完成现代化的任务才有资格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否则将被世界历史所淘汰。用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的话说，这不是抽象的历史进程，而是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过程，并由此形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现代化最早出现在西方，其历史原因是什么？这是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时会自发提出的问题。对于现代化初始历史境遇的追问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也要警惕将特殊的历史条件抽象成为强制的“历史公式”。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现代化并不只有一种模式，不同民族由于自身的文化禀赋、时代条件和历史目标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本身就各有不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经历各种历史试错，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行”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具有被历史实践所证明的真理力量。现代化虽然是世界历史的必然，但它并不是世界历史的终点。率先进入现代化的文明也显露出一系列诸如贫富差距、世界大战、环境危机等尖锐问题。英国学者大卫·麦克莱伦在会议发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生态危机是有史以来影响人类最大的危机。现代性的这些弊病与中国近代落后境遇的历史重叠，大大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痛苦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同时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个敌人。马克思主义能够把握人类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更关键的是能够把握当下历史的特殊规律，即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这为我们准确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和现代化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教授指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具有肯定现代化的进步意义与否定资本现代性的双重视角。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指出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更高标准，提出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社会，这构成了马克思批判式现代化理论的内核。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不但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双重目标提供了理论指导，更为中国道路提供了更高的文明指向。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套用的知性体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会学者普遍认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实践的指导，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无不体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创造力。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无疑是浅白的错判，而德里达以“马克思主义以幽灵的方式存在”批判福山显得也不是那么恰当，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的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中以实体的方式展开自身，而非仅以意识形态“幽灵”的形式获得历史在场。清华大学艾四林教授指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中国式现代化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结合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深植于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这也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根基。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提出，“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与实践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底蕴和传统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扬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文明智慧，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文明类型指向。浙江大学刘同舫教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文明意义。陕西师范大学袁祖社教授提出中国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体现了一个自信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对和平、美丽的新世界的追求。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0 14:43中国管：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主编、《经济学动态》主编，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等。学术专长为企业管理与产业组织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独立撰写、参与撰写著作数十部，先后荣获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二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专著奖、第三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第七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等。代表作品有《理解中国制造》《企业家激励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与产业发展》《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新工业革命：理论逻辑与战略视野》。

#学术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步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按照“十四五”规划，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一项重大战略性任务。为此，要把握好以下两方面政策思路。

稳步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保持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经济增长目标。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保证“富裕”，保证不断提升“富裕”水平和持续做大“蛋糕”能力。基于现代化规律，到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经济潜在增速开始下降。根据人口预测模型、资本存量估算、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等测算，中国现代化进程总体趋势平稳，“十四五”期间中国平均GDP增速为5.4%，2021—2035年中国平均GDP增速将为4.9%，到2050年潜在增速保持在3.3%以上。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还将保持足够的潜力，我国有能力在“十四五”时期完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也有能力到2035年人均GDP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水平。但是，总体上看，到2035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潜力基础并不牢固。在新发展阶段，既要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与需求侧管理政策有效协同，从而实现经济潜在增长率；又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实施高水平开放，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和高水平自立自强能力，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断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格局

　　以完善分配格局为重要抓手，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动共同富裕。新发展阶段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推进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深化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而在分配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矛盾。从构建新发展格局角度看，这也是生产、交换和消费各环节循环畅通，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的一个关键制约。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都有待提高，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还比较大。在新发展阶段，需要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在一次分配中要注重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协调性，二次分配中要加大分配力度和聚焦公平公正，三次分配中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会直接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质进展，也会促进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的形成，从而有利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阶段，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速的前提下，要把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蛋糕既要“做大”又要“分好”。这对政府治理是一个更有挑战性的重大任务，对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学术中国·国际关系」探索国际发展合作的多重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19 10:22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周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主任/学部委员、研究员
　　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福利国家、欧洲研究、对外援助
　　代表作：《福利国家向何处去》《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外援书札》

　　和平与发展是国际关系的根问题，或者称原问题或基础性问题。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发展权、发展方式、发展组织等与发展相关的问题将日益成为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重要议题。而理解上述问题的一个关键切入点是国际发展援助，或国际发展合作。

　　国际发展援助的由来及发展阶段

　　主权体之间曾有过漫长的、往往不为外界所尽知的礼品互换历史。这种交换通常以实物的形式出现，服从于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乃至服从于在国家中起主导作用的集团利益。

　　真正形成规模和规则的国际间礼品交换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段时间里，国家间的礼品赠与获得了“对外援助”的称谓，通常体现为富国对穷国的赠与，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形成一套国家间的行为方式。这种对外援助的目的和宗旨是维护权力的平衡或利益的格局，例如用于维持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易关系。对外援助实践真实地反映了国际社会中各种交错的利益关系。从形式上看，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对外援助既有实物也有现款，通常是以双边的方式提供，且附加严格的条件。这些条件或用于交换权益，或用于获取财富，或用于攫取资源，真正的利他主义是很少的。

　　除了主权国家间的援助关系以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外援助实践还有些是超越双边、以建立战略阵营为目的的，例如《马歇尔计划》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马歇尔计划》从设计到实施，都是以建立西方阵营、巩固霸主地位为目标，其结果是推动了整个西欧的经济一体化，布局了二战后的经济和战略格局。

　　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发展援助的专业组织机构，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将世界划分为提供援助的北方和接受援助的南方，同时也使得对外援助进入国际发展援助的新阶段。专业性的援助组织机构通过整合双边与巩固多边的各种建构，形成了完整的西方发展援助平台，“对外援助”的主题也转换为“国际发展合作”，从而突出了以“发展”作为援助目标的取向。被双边援助国奉为圭臬的“附加条件”随着西方的推动，从早期的“经济社会附加条件”发展到冷战结束后的“政治意识形态附加条件”。

　　事实上，与上述国际发展援助发展同步的还有南南合作。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对南方国家提供援助的时间仅仅比《马歇尔计划》晚了三年，对非洲的援助几乎与西欧国家从联系国制度转向援助制度同步。随着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南南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北方援助国的经验、规则和方式。

　　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里，除了北方传统的援助国、南方新兴的援助国以外，还有国际多边组织。多年以后，国际多边组织的发展观体现了北方国家的普遍认知。但是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确定以来，南北双方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始了越来越多的目标整合、方式整合和工具整合。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及至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快速变迁，世界见证了不同性质和多元化的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力和实践方式。这些动力主体是并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实践是多重重叠的。

　　国际发展援助多重主体的驱动力及互动方式

　　通过不同发展援助主体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驱动力。例如，从双边对外援助行动看，有以利益的实现和权益的交易作为驱动力，也有以名誉的获取或历史的继承作为驱动力；从多边机构的角度看，有以多边组织专业性和权威性作为驱动力；从南南合作的框架来看，可以看到国家利益的融合及互动；从多边机构，例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看，可以看到各个方面以调试共识并推动共识实现的努力作为驱动力。

　　由此可见，如果把国际发展合作的不同主体放在一个全景式的时空里，会看到一种新的多边主义外加多驱动力的多行为主体，在国际发展合作平台上共存叠加的时代。如何认识并协调这些差异，如何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提炼最大公约数，进而走向人类共同的未来，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要更好地理解多重世界下的国际发展合作，还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是要理解多重行为主体的动力源与互动的工程，这是复杂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工程。研究才刚刚开始，尚未得出理论性的结论。

　　二是在务实研究的基础上发展理论概念和学术语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发展援助（ODA）都被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去认识不同源流、不同方式的国际发展援助及其效果。但是当国际发展的视野开始转向更宽广的领域，可持续发展及其资源的广泛性被提上日程，“官方对可持续发展总支持”（TOSSD）概念被提出，国际发展合作开始真正超越了传统的界限，从概念到行动接纳了更多的行为主体，研究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场域。新的议题大量涌现，国际发展合作的相关资源和相关行为体进入研究视野。可以说，这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转型时期，研究的转型时不我待。

　　三是要认真寻找国际发展合作主体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以及它们的关联性与相互性。无论是北方国家还是南方国家，在该领域都存在着差异性、关联性和相互性，要从中提炼出最大公约数。在很多专业性的国际会议上，参与讨论的可以有中国人、印度人、德国人、美国人，他们之间的观点可能有所差异，但是共同讨论的结果却是另外一种中和的结论，也就是已经提炼出了最大公约数的结果。这种共同的结论中并非完全没有你输我赢，但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最大公约数是与双边国际发展援助的并行共生，也是对双边发展援助的超越。


【学术中国·文学】文学、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1-10-20 19:19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编者按：一百多年来，文学不仅以艺术方式鲜活呈现了中国现代化的恢宏景观，也密切参与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在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上，张江、南帆、汪晖、陈晓明、周宪、张福贵、党圣元、高建平、朝戈金、刘跃进、卜松山（Karl-Heinz Pohl）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围绕“文学、文化与现代化”这一主题发表了精彩的见解。本期“学术中国专刊·文学”推出部分学者的发言摘要。与会学者的发言，本版将分期陆续刊发。

张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会长
研究领域：阐释学和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研究
代表作：《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纲》《“阐”“诠”辨》等

阐释学的实践性品格、跨学科性质和跨文化意义，使得这门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具有悠久的文本阐释传统和丰厚的阐释思想遗产。但是，中国阐释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尚未建立，同西方阐释学思想的对话刚刚起步。发展阐释学学科，构建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有利于打破传统学科界限森严的学科格局，培养能够在学科交流与互渗中不断创新的顶尖人才，对于建设和创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阐释学，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有普遍意义。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强调中国传统，呵护中国价值；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阐释学，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尊重文化差异，注重“视域融合”；作为当代形态的阐释学，力求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突破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的边界，重视人文主义与科学实践的对话交融，强调工具性和价值性的交流互渗。对话交融是阐释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现代阐释学的必由之路。这种对话交融体现在三个方面：不同学科领域的交融对话、人文主义与科学实践的交融对话、中西文化传统的交融对话。

南帆：本名张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
研究领域：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
代表作：《冲突的文学》《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无名的能量》等

现代文学概念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现代性理论运作的产物。现代文学概念的定型至少完成了四个方面的理论建构：不同知识体系对接带来的理论扩展，经世致用思想传统的承传，文学语言问题的再认识，叙事文类进入文学视野的中心。相对于现代文学概念的标准含义，娱乐是一个备受压抑的主题。尽管遭到了启蒙与革命两种文学观念的强大抵制，但是，作为审美愉悦的一个组成部分，娱乐主题顽强地存留于大众之中。20世纪80年代之后，娱乐主题在“文化产业”的名义下声势浩大地回归，并且获得经济效益参与的评价体系大力支持。对现代文学概念来说，娱乐主题的重现意味着多方面的理论挑战：娱乐主题的位置，经典与“雅/俗”，大众的构成，商业、市场、传媒体系与文学。这些问题相互联系，持续发酵。现代文学概念应当开启多维的对话与争论，以主动的姿态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历史境遇。

汪晖：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研究领域：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社会理论、民族区域研究等
代表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世纪的诞生》《去政治化的政治》等

回溯“20世纪”这一范畴的诞生与1900年前后中国思想界之于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之间的复杂关系，可发现，现代中国的“世纪”意识与20世纪紧密联结。它与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意义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在这一独特的历史时刻，人们不得不去思考18、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欧洲和全球问题，以辨别中国在全球中的独特位置。

“短二十世纪”的诞生需要从对“薄弱环节”的探寻开始。从探寻革命契机的角度来看，不是旧的欧亚地缘争夺，而是亚洲地区的新格局（尤其是日本的崛起及其对俄国的胜利）造成的革命形势；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这些战争所触发的“亚洲的觉醒”，构成了“短二十世纪”的多重开端。因此，从时间上说，“短二十世纪”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始于1914年，而是始于1905—1911年；从空间上说，不是始于一个开端，而是始于一组开端；从契机上说，不是始于毁灭性的战争，而是始于突破帝国主义体制和旧制度的尝试与探寻。

20世纪的一个显著的文化政治现象是概念横移，即在共时性框架下，不同时间轴线中的历史内容被转换为可以在同一套话语中加以表述的现实，但这些话语或概念——诸如国家、主权、人民、阶级、公民等——的政治内容无法从其欧洲起源处得到界定。在这些陌生的概念被用到迥异于诞生它们的历史条件中时，不但催生了新的意识、价值和行动，而且也产生了新的政治逻辑。因此，离开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就难以解释20世纪中国的意义。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批评
代表作：《无边的挑战》《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德里达的底线》《无法终结的现代性》等

现代以来的文学最大可能地推动了普通民众接受文学的历史进程，也是通过文学的大众化和人民性，现代启蒙理念最大范围地传播给民众。尤其是1942年后的解放区和1949年后的新中国，文学的人民性借助政治力量的推动，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多样的形式与人民打成一片。当然，人民可以最大程度地欣赏文学，其前提还是教育的发展。中学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教育的迅猛发展，使文学的大众化和人民性的实现具备了充分条件。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和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文学传播和阅读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意义上，人民性以其自然的形式实现了它的理想形式。在理解人民性、民间性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伦理的同时，也有必要看到百年中国文学在拓展道德伦理边界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文学碰撞和破除那些陈腐道德禁区的同时，广大人民的身心也获得了更大的表达空间。百年文学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的重要力量，它使我们更加宽容地看待人性的需要，更加自觉地维护人的尊严。

张福贵：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
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
代表作：《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文学史的命名与文学史观的反思》等

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主要不是艺术判断，而是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判断。现代性价值是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自信的关键。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首先来自传统文化统摄下的古代文学的家国情怀，这是一种自古而然的人文精神。当然，文化自信也必须包括“五四”以来现代文化的自信，这种现代文化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教育体制、学术体系乃至道德观念等的建设不可或缺。新文化和新文学不是传统自然延续的一段线，而是传统质变的一个点，是传统发展的新阶段。现当代文学把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文化自信是文化建设的起点，终点是他信、互信、共信，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思考。就中国文学来说，文化自信是基础，是文学之根。文化自信应该包含个人文化、族群文化和人类文化的自信。而人类文化元素正是构成文化互信的基础，人性、人类性的文学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载体。对文化自信的探讨，需要一种开放的理解和连续的理解。

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文艺美学等
代表作：《文学价值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在现实与历史交汇处沉思——当代思想视野中的文学理论问题探析》等

“辨体明性”文体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乃至形塑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古人品诗衡文，往往首先确认文体。确认文体，离不开对文之“体”与“性”的识别，能“辨”之“明”之方为能事者。

作为传统文体批评的一个固有特点，“辨体明性”的批评指向与功能在于辨析文章形制与风格特征，即所谓体性。传统文学批评善于从文体与风格的相依互显中察体气观文象，古人以此为诗文评之本分。“辨体明性”中的“体”主要指文之体式、体制、体貌，“性”主要指与作者关联的个性风格，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本末相兼、体用相洽，涉及文体制式、文体分类、文类辨析、文体流变、风格特征、批评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所以，通过对“辨体明性”的体认，我们可知传统文体批评大体上主要在体裁、语言形式和风格构成、辨体和类分或曰体式、体性、体类这三个层面进行。

中国传统文体大多是在因用而成体的情况下形成的，但对文体批评来说，则是立体在先、辨体其后。《文心雕龙》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种总集和选本编纂，均为“辨体明性”文体批评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体观念意识。传统文体批评中以“辨体明性”为内核的辨体批评自此蓬勃兴起，并在唐宋及之后的各个朝代全面展开，枝叶繁茂和硕果累累。“辨体明性”成为传统文体批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本范式。

高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
研究领域：美学、文艺理论
代表作：《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美学的当代转型：文化、城市、艺术》《回到未来的中国美学》等

“美学”这个学科是在20世纪初引入中国的。在引入之初，一些美学著作就像外国人穿着中国服装，说出来的中国话很生硬。怎样让美学说中国话，前辈学者作了很多努力。在欧洲，美学也是一个18世纪才出现的现代学科。为这个现代学科溯源，从而写出从古希腊开始的美学史，欧洲学者作了很多努力。朱光潜曾对“美学思想”与“美学”作出区分，认为此前只存在“美学思想”，18世纪才出现“美学”。在中国，也可作出相应的区分。在美学这个学科引入中国之前，中国也有漫长的“美学思想”的历史。因此，中国的美学学科也出现了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发展，然后再进行历史的追溯，构建中国美学的历史叙事。这一发展路径对理解其他人文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具有启发意义。人文学科有民族性，也具有普遍意义，在处理这些学科内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有共同的路径可寻。当代，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人文学科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美学的发展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社会生活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卜松山 Karl-Heinz Pohl： 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曾任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研究领域：中国哲学史，伦理学与中国古代、近代美学，中西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等
代表作：《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等

在现代以来中国和欧洲的思想交锋中，美学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对中国学者而言，美学是萌发新思想的宝库。20世纪初，王国维等人开始将外国的思想文化同本国的传统理念相融合，并创造了一种基本的美学概念，即“意境”或“境界”，指的就是艺术理念与具体场景的完美交融。这也是中国传统美学最重要的一种意识，即审美境界才是生命中最崇高、最高尚的追求。直到19世纪，西方对中国画和中国文学才有了一些浅显的认知。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印象派和现代派绘画影响颇深，但西方学者对中国美学的哲学背景却一无所知。

由于东西方在彼此认知的过程中存在误解，尤其是西方对中国传统的不了解，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其实有天壤之别，因为其背后的哲学框架根本不同。想对彼此的艺术与美学形成正确的认知，需要对彼此的哲学和思想背景有清晰的了解。当我们在面对另一种文化现象时，必须保持批判性的自我反思。


「学术中国·公共管理」职业化展现中国现代化基本面向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0 15:42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鲍静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主要从事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和数字政府研究，并致力于将社会性别理论引入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学术中国#近代以来，中国有关国家现代化之路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长达180余年。从“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到“以俄为师”，最终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至今日，社会各界对现代化的基本指向形成了初步共识，对于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和主要议题也有了相对统一的看法。如何理解现代化？概括起来讲，现代化大体上有两个基本面向：一是制度的现代化；二是人的现代化。这里我重点从人的现代化这个角度，谈几点想法。

　　人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是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和受益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核心要素。所谓人的现代化，一是深层次的价值理念转变；二是人在适应和推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需的专业素养和技术技能，也就是人的专业化，抑或职业化。较之于传统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建立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合作之上，这对作为生产者的人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需求来说，发生了一次飞跃和质变，或者说是对作为生产者的人所掌握的技能要求更高、更具体、更科学。现代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迅猛崛起与不断发展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如何实现人的职业化。从个体的角度看，作为自然人的生理发育，需要有丰富的食物、健康的水源等物质条件。同样，作为生产者的人，也需有劳动工具和从事相应生产活动的必要技能。这种技能并非天生，而是习得的。专业分工、专业学习和专业培训是职业化的必备条件，而职业资格制度也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发展的。从域外经验来看，目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成为主要国家普遍采用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与发达国家实行职业资格制度多年的实践探索相比，我国1994年开始建立的职业资格制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不小的发展空间。因此，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如何设计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科学完备的职业资格评价、认证的体制机制，同时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对于推进我国人才队伍的职业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意义重大。对个人来说，职业资格的设计直接关系到其录用、定岗、晋级、调薪等切身利益；对国家来说，则是新时代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一大基础性工作。

　　扎实推进“职业中国”战略，深化职业资格制度改革。实践表明，完善的职业资格制度是健全人才评价体系、促进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公共安全、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深化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对我国职业资格制度的标准化、专业化、国际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问题在于，新时期完善职业资格制度，仅依靠职业技能培训无法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需求，还需要在技能人才的入口上释放活力、培育动能。因此，职业教育在教育现代化中的地位愈发凸显。

　　促进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制度建设一体化发展。近代以来，中国的职业教育伴随现代教育应运而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但较之普通教育（俗称“学历教育”），整个社会层面和国家战略层面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相较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总体目标，中国职业教育还存在诸多有待加强的方面。只有全面改进和完善职业教育，才能有效适应和满足社会分工的多样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为此，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从现实来看，职业教育的功能在于培养合格的技能型人才，破解职业技能培养与产业结合度不高、市场适用性不强等突出问题。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制度分属两个主管部门，各自的评价标准、规则制度体系并不完全协调，很难从整体上形成推进“职业中国”建设的有效合力。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需要从国家层面建立有效的协调推进框架，促进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制度建设的一体化发展。一是加大职业院校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互认互通。公办职业院校，要深化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加强技术技能培训，增强学生实践技能。学生在经过考核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同时，可获得国家承认的相应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民办职业院校相应专业经国家主管部门评估认证后，也可取得相应待遇。二是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将职业资格评价主体向社会开放，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评价主体作用。三是密切跟踪“三新”经济的新发展，及时发布新职业资格目录。许多新职业的产生，本身就蕴含了巨大的就业潜力。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区块链等新技术、新产业的兴起，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叠加，许多行业的技术集成度、复合度进一步提升，技术技能人才不仅需要更完整的知识体系，还需具备更加复合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技能。因此，有关部门应与时俱进，对已颁布的职业资格目录及时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订。四是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地区，推进职业资格的国际化。特别是在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交通运输业、新能源和信息等领域发挥领先者、领跑者的地位和优势，积极参与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修订。


「学术中国·公共管理」中国贫困治理强调国家善治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0 15:38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等。长期从事农村问题与中国政治研究，将实证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提出了建设“政治学的‘田野学派’”，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

#学术中国#2020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消除了与人类相伴的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出了一条致力于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贫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及其相应精神生活匮乏的状态，是一种与人类相生相伴的久远的社会历史现象。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人类长期生活于农业社会。生产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主要依靠人工劳动，生产力水平较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为人类减少贫困提供了物质条件。但在这一转变中，作为传统农业社会因子的农民贫困问题突出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问题与贫困问题相生相伴，农民贫困成为现代化中的世界难题，并决定了现代化的不同道路。

　　与其他国家一样，贫困与中国人一直紧相伴随。尽管中国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但贫困问题始终存在。中国是在一个大规模农业社会基础上迈入现代化门槛的，并以革命方式步入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到1949年，中国还是世界上贫困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现代化进程，中国致力于减少和消除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就，并走出了一条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对贫困状况的改善，不仅是简单地减少和消除贫困，更重要的是不断消除贫困产生的自然和社会根源，是一项改变人类社会生存状况和生存条件的巨型社会工程。社会工程是旨在改变人的状况和条件的大型项目。改变人类贫困状况的社会工程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工程所要改变的对象不是个别人或者少数人，而是所有贫困者；二是工程不仅是改变贫困状况，更重要的是改变造成贫困的条件，阻断贫困的再生产，包括自然和社会条件。

　　中国改变贫困状况是一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型社会工程，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极其艰难，如贫困人口多、自然条件不平衡、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对贫困的改变，不仅改变了贫困状态，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然和社会条件，建立了阻断贫困再生产的机制。对于后者，即使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难以达到。

　　巨型社会工程的建设主体是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贫困者所依存的生产力较为落后，依靠其自身力量很难改变命运，他们需要依靠一种外在力量来改变自己的贫困命运。虽然市场机制在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改变贫困，但市场总是将资源配置在最能够产生效益的地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会产生社会分化，它没有也不可能自动带来贫困的消除。要推动改变所有人的贫困，特别是改变造成贫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只能依靠国家。

　　在中国，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是国家有目的、有计划改变贫困状况的过程，也是有计划、有举措改变造成贫困状况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过程。消除贫困仅仅依靠个体、区域、民间等力量远远不够，而是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国家行动。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不仅要消除贫困状态，还要消除造成贫困的条件。要完成这一巨型社会工程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

　　中国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得以取得成功，一是来自善良意愿，二是强调治理，集聚了巨大的善治能力。这种能力是蕴藏在中国政治社会制度之中的内生力量，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外在表现。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善治能力赋予了内在规定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贫困状况得到有效改善。更重要的是，在强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十分重视防止两极分化，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减少和改变贫困；二是走向共同富裕。这一巨型社会工程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才有可能成功。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为获得巨大的国家善治能力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需要巨大的和可持续的国家善治能力。这种能力需要一种具有总体性的力量加以统领，并有明确目标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加以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谋划，强力推进，持之以恒，将各种力量聚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国家善治能力，从而推进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的实施。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迈入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也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国家善治能力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消除贫困的巨型社会工程取得了阶段性的巨大成功，并将在新的阶段继续取得巨大成功。


「学术中国·公共管理」政府职能转变认识过程与建设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0 15:55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朱光磊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教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现代政府理论与当代中国政府、中国阶层问题、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政治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

#学术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分析下一步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逻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也是一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层次上的重要课题。

　　分析研讨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关问题，要从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认识过程出发。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没有使用“政府职能”这一概念。当时的处理逻辑是，将“国家基本职能”划分为“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而且对国家的“社会职能”理解和解释也比较简单。1982年，在启动企业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的问题；1986年正式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这是一个较大的历史进步，但这一工作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结构性调整，至今还未完成。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之后，随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的认识逐步深入，中国在1995年前后对政府在总体上“应当做什么”的认识已经基本清楚。但是，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具体认识，对政府职能的内部结构，包括在横向和纵向上的构成等细节性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

　　2002年至2003年，中央明确提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这“十六字职能”奠定了目前中国行政管理领域研究工作的基本平台。但是，从发展上讲，“十六字职能”作为最基本的、框架性的表述，仍然是一个过渡性的概括。首先，“职能”的概念比较宽泛，容易被拿来当作可以装下一切东西的“筐”，没有明确的具体指向。其次，“职能”的具体执行主体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有待明确。最后，除了新加坡等极少数国家以外，大众所接触的总是一个个具体的政府，这类宏观表述与具体政府之间存在理解上的鸿沟。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于“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的表述，是对政府职能转变理论和工作思路的新发展。这一论断的重要意义可以用“五个第一次”来形容：第一次明确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做了分别表述；第一次明确区分了政府的“职能”和“职责”；第一次没有单列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方面的职责；第一次把“公共服务”提升到地方政府职责的最前列；第一次单列了“环境保护”职责。

　　从政府“十六字职能”到“两层次职责”，关于政府职能的认识与表述经历了四个变化：第一，从“列举”到“分类”思维方式的转变；第二，从“十六字职能”到“两层次职责”的凝练性转化；第三，政府职能转变的总特征是“深化”和“细化”；第四，“政府职能”是有其内部结构的，需要关注政府内部结构的差异性。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政府职能又使用了不分层次的列举表述方式，但将“环境保护”职责补充为“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应当说，对中国政府职能表述的这两种处理方式，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各有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转变政府职能问题进行了多轮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相关认识不断深化，但转变政府职能的工作“始终在路上”，推进速度和“到位率”还不够理想。重要原因在于，除了这一结构调整工作本身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外，对其中的逻辑和一些规律性问题、细节性问题，还缺少足够的理论积累，这应当是重要因素。第一，政府职能是一个复杂系统，其特定结构包括功能和职责两个层面。转变政府职能不意味着政府不调整社会关系，而是意味着政府承担工作任务的改变。第二，政府职能转变应当进一步精细化，明确这一转变包括优化政府功能、转变政府主要职责、实现政府全面履责和削减政府的不必要职责四个方面。第三，转变政府职能不是修修补补或单项推进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单一地推进某一方面的改革并不足以形成对政府职能的转变。

　　深化政府改革，切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包括推动地方政府创新、推动“放管服”改革等工作，需要具有更加系统性、框架性和引领性的理论创新指导实践，特别是需要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在法理上又讲得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责体系”。这是对新时代中国政府发展路径的再思考。

　　合理确认各级政府职责是实现科学有效治理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的体制机制保证，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职责同构”的政府间关系模式。中国政府职责纵向配置的主要特点是“职责同构”，即我们的五级政府管理的事务大体上是基本一样的，这个模式有其优势，但在某些方面不利于地方政府通过合理分工全面履行政府职责。我国政府正在走向服务型政府，这就要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应由各个层次的政府共同提供。第二，各个层级的政府应当直接提供公共服务，但不应提供相同的服务，而是要通过合理划分职责提供各自具有优势的服务。对于高层政府而言，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职能权重较大；对于中基层政府而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权重较大。

　　合理确认各级政府职责是长期任务，通过确认各级政府职责配置，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责体系”，是转变政府职能工作真正到位的具体体现，也是政府职能发展的新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现代化理论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1 11:22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学术中国#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离不开时空坐标的勘定。而时空坐标的确定，则由历史观与世界观所规定。纵观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讨，既需要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伟大实践进行总结与展望，也离不开在学理上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与推进。库尔特·勒温曾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真实。”透过剖析早期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观与世界观，“传统—现代”二分的思维模式遭到普遍检视，传统在现代化中的延续性与影响力得到了不同学科的重视与阐发；而以西方为样板的单一现代化模式遭到批判，现代性的多重内涵、实现现代化的多重道路得到更加深入的阐发，并由此奠基了对未来世界格局与人类社会的新构想。更为重要的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思考，实际上蕴含着现代化与现代性关系的重构：现代化道路不仅由现代性所规定，现代性亦经由现代化实践得以更新与建构。

　　反思西方现代化理论

　　在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包括政治学在内的诸多学科深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世俗化、管理的科层化等指标构成了现代化的诸多面向，也引导着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以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为内核的现代化，不仅被宣称为主导当代世界历史的“时代精神”，更是被福山视为“历史的终结”的标志。

　　正本清源是理论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前提与基础。检视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研究的历史根源，才能更好地辨识其本质属性。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新成在开幕式演讲中指出，现代化研究“不源于任何学科”，而是“一种国际政策的产物”。他指出，现代化理论是二战结束后，在美苏争霸、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背景下，美国为争夺新生的前殖民地国家采取的战略举措。这决定了现代化理论兴起之初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其基本的理论范式。

　　具体而言，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以发达与欠发达的二分法为基础，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为主轴，以西方国家为范式，为非西方国家描绘了一条标准的现代化之路”。然而，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广泛存在的国家失败到“阿拉伯之春”，许多非西方国家因实行美式现代化方案而陷入经济凋敝、政治衰败的困境；从“9·11”恐怖袭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疫情应对以及最近在阿富汗的惨淡收场，曾被标榜为现代化范本的美国亦不复昔日辉煌。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正在于从实践到理论都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才能使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在政治学研究中，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则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将国家带回来”潮流，对以代议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的批判，关于治理等概念的解构与国家治理的提出以及近年来关于政治学本土化的各种努力中。

　　现代化与历史观

　　顾名思义，现代化作为一个历时性过程，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从历史观切题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诸多与会学者的选择。不少学者主张以大历史观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也有学者强调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史观在摆脱西方现代化理论桎梏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具体认识上，本次论坛的重要共识之一在于，深刻反思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分对立式理解，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延续性，并从不同角度挖掘推进现代化发展的传统资源。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核心，要构建中国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需要从中国丰富的政治经济实践中挖掘资源。根据他的总结，这些资源可以概括为三种传统：一是中国自秦汉到晚清两千多年的“大传统”，其核心特征就在于三层混合市场结构下的政府—市场均衡；二是近代以来的“中传统”，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传统”，即走出一条既开放又实现了独立发展的现代化模式。而在这三种传统中，亦存在着延续性。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已经发展出不同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从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关于传统—现代之间历史延续性的主张认为现代化研究拓宽了研究视野和理论空间，那么，关于学术研究与历史观建构之间关系的阐发，则对于勾连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杨光斌指出，中国政治学学科与现实政治之间长期存在着紧张关系，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政治学过去深受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的影响，并按照这些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来对照中国的现实。因此，中国政治学必须发展能够寻找重大现实问题、重大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历史轨迹的方法论，也就是“历史政治学”。杨光斌指出，基于新的方法论，今天的民主集中制与古代的大一统、今天的协商民主与古代的协商政治、今天的巡视与古代的监察制度、社会主义与传统的民本主义都可以对应起来。因此，政治学方法论对于历史观的建构，对于理解、阐释当代中国政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化与世界观

　　现代化带来的不仅是地方性的历时性变迁，更构成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驱动，与全球化相交织而深刻形塑着当代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提出与实践，标志着西方单一现代化模式论的破产。承认并尊重通往现代化的多元路径，构成与会学者的基本共识。

　　对多元性的承认，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多样性、政治独特性之间的分歧、碰撞在所难免。尤其在当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局势加剧了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复杂关系，也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带来了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如何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重大的现实与理论命题。

　　围绕上述问题，强调在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构建、展示中国的“主体性”构成了政治学者鲜明的学术自觉。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张树华研究员指出，中国学术要抓住时代变局带来的机遇，在科学认识冷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特征与逻辑中找准自我定位与方向，加强对国家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通过理论突破与实践超越，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与郑永年主张从中国历史中挖掘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资源、从实践中找到中国命题，杨光斌提倡以历史政治学构建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历史观，共同体现了政治学界对于学术研究“中国性”的自觉与努力。

　　面对全球化的深刻调整，各种“逆全球化”“后全球化”浪潮的此起彼伏，学者们对于中国在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寄予厚望。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进程中提炼国际发展合作中的“最大公约数”，关注全人类共同价值，抓住全球治理中蕴含的政治机遇等命题，成为讨论的热点。外国专家尤为关注中国现代化对于世界的积极意义，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之于人类进步的贡献抱以更具体的期待。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库恩博士强调了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合理处理电子信息和大数据等方面的未来意义；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黑尔佳·策普-拉鲁什则着眼于未来视野下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主张中国就经典文化加强与欧美的对话。

　　实际上，经由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多重形塑，关于“世界”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是围绕现代化的跨学科讨论带给政治学研究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正如国际关系学者所指出的，当前已经不能以“国际”本身来理解国际格局，各种新的发展变化正在作用于全球乃至地球之外的新疆域。这种国际社会、世界社会、地球社会的叠加状态，构成了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背景，也加剧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复杂性。同时，这也为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分析对象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启发，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政治学的核心命题——现代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现代化与现代性

　　对于现代化的探讨，离不开关于现代性的理解。如果说早期的研究是在与传统的对比中使现代性加以显现，并由此规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内涵；那么，在强调承认与尊重现代化多元路径的背景下，在比较视野下总结现代化道路乃至现代性的中国性构成了与会学者的关注重点之一。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南开大学讲席教授朱光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鲍静研究员从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等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入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展开分析。围绕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徐勇从国家能力建设的角度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阐发。徐勇认为，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功源于中国特有的国家善治能力，具体表现为国家动员能力、国家改造能力、国家整合能力、国家发展能力。这些善治能力内生于中国的历史和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内在规定性，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的现代化，这与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西方现代化有着根本区别。而指引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基础，则在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现代性批判，体现为“肯定现代化的进步意义与否定资本现代性的双重视角”。在这个意义上，以共同富裕为特征、以人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开辟了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类型，也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现代性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具体到政治学研究，如何在理论上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以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于现代国家、现代政治以及政治现代性的价值与贡献，或许是未来重要的研究议题。

　　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现代性的贡献，需要回到现代性本身的特质。现代性并非一个封闭的概念，而是具有开放性、流动性与反思性的特质。这些特质意味着，关于现代性概念的定义与解释不应该被任何人或国家所垄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有权根据自身的现代化实践来充实或修正“现代性”的内涵。可以说，正是现代性的开放性、流动性与反思性特征，使得现代化过程具备了建构现代性的可能。流动的过程、变化的关系赋予了现代化以建构的力量，并由此改变现代性的质的规定性。正是在这种流动与反思中，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当然，现代性如何在这种开放性中实现其作为统摄性概念的存在意义与实际内涵，反过来亦关系到现代化的样态与关系的建构。这种影响在政治层面可能体现得尤为明显，也对政治现代性与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提出了更艰巨的任务。

　　（本文系作者参加开幕式以及“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国际关系学”平行分论坛所感）


「学术中国·历史学」从大历史观解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0 10:29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韩东育

　　东京大学博士、博士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东亚思想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出版《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自中心化”之行动过程》《从“道理”到“物理”——日本近世以来“化道为术”之格致过程》等专著数部，发表《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徂徕学与日本早期近代化的思想启蒙》《关于“武士道”死亡价值观的文化检视》等论文多篇，主持多项中外研究项目，先后荣获教育部第七、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学术中国#中国共产党用百年时间带来了华夏的腾跃和发展，首次使“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成为可能——尽管这伴随着极为艰苦的奋斗，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这个世界。

　　百多年来的核心困惑

　　“欧洲中心论”批判，可以被视为非西方世界自我意识觉醒的文化表现，它反映了东方国家试图反思和平视西方价值的夙愿和情结。英国人华特生（Peter Watson）曾广泛求教于研究印度、中国、日本、南非与中非、阿拉伯世界等文化、历史的专家。使他震惊的是，他们竟众口一词，都认为这些非西方文化在20世纪并没有创造出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足以与西方媲美，无论是哲学、文学，还是科学与艺术，都是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整个20世纪东方的主要努力都在于怎样适应现代世界，怎样对付西方的行动和思想形态。近年兴起的黑格尔主义批判，显然与黑格尔是最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者有关。可是，连马克思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欧洲近代化变革，给人类带来的财富超过前资本主义全部社会形态所能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这样才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脱亚入欧”，而中国人又为什么一定要“向西方寻求真理”。

　　马克垚先生也系统叙述了国际史学界曾做过的如何构建“真正世界史”框架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逐一落空。他发现，不尽符合事实的“欧洲中心论”之所以能构建“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欧洲历史学者用近代主义的“进步”眼光对自身历史进行了倒叙和夸张式的“补述”，所以这一问题并不难于解决。真正难于解决的，乃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这一理论构成了近代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它包括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政治社会方面则有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合理的企业组织、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代表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标志，因而也构成了一个进步的系列”。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意味着，我们以往对盲目追随“欧洲中心论”的不满和对急迫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担心，均已在今天才有的新世界格局面前逐渐冰释，且步入了平静和日常。

　　“大历史观”下的自我总结

　　“七一”重要讲话，是一个百年大党和9500多万中共党员对过往历史困惑给出的答卷。这份答卷，远则对标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伟大文明史，近则跨越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民族遭受”的“前所未有”的屈辱史，今则标志于一个创巨痛深的大国又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中央，并且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接近于这一目标。然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根源于鸦片战争，即从此在西方列强的欺凌下，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由此凝成的痛苦记忆，凸显了这个曾经的文明古国倏忽间跌入谷底后难以名状的屈辱感和非同寻常的雪耻意志，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七一”重要讲话中频频出现的“以史为鉴”，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眼中的“大历史观”，而非一时之得失和一代之兴衰。于是，“七一”重要讲话不但溯及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光荣历史，还从国家蒙辱后中华民族的整体抗争史入手，追怀和铭记了那些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人和事。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追忆者不菲今，不薄古，无异己之见，无一党之私。其中，对“近代以来”“所有仁人志士”的缅怀，让人想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已有之的“大历史观”手笔——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对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代表人物的一一道出，则不啻向全体中国人民交代了这个国家之所以会“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整部奋斗经纬。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所作的“庄严宣告”，即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关键的改革开放，已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这一神州最强音，还昭示了中西文明间的时代“错简”和百多年来我不如人又不甘不如人的精神自卑，至此已发生了质的改变。

　　“新世界观”下的未来展望

　　“以史为鉴”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开创未来”。这意味着，与以往不同，一个形成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轮廓清晰、棱角分明的“新世界观”，即将或已经步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并且还将开启引领人类未来的征程。“七一”重要讲话中，言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者，共九处。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形成于中西文明的优长融合和优势互补。微观上，它需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宏观上则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必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七一”重要讲话中“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要义，笔者以为在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合璧，尤其是中西文明的合璧。在特质上，它往往呈现为海纳百川又不失个性的“第三种文明”；而在形态上，则多展开于求同尊异、一体圆融的“新文明体系”中。这是一个能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复合型文明形态。它体现为熔铸古今中西文明优长的观念模式、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了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它呼唤着全球“新文明体系”的适时创建和普及。而“新文明体系”中，应既包含中国的发展论原理，又兼容了西方的现代化价值；既能克服自文化中的惰性因素，亦堪抵制异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它不须追问纯然的自我，因为自我与外来已无法拆分；也无须苛察体用的畛域，因为体和用已融为一体。如果说，“核心价值观”是它的理念，那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便是它的实践。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七一”重要讲话中所强调的尊重彼此和全球视野，都极大地凸显了“博采各国文明之长”的优势互补意义。在这个意义面前，任何褊狭的认识，都不是客观的，更不是历史的。

　　这意味着，建立全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不再是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如此的问题。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摆在学界面前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速度也足以让西方惊诧了，可我们的说法和理论却从来没有跟上，更谈不上什么引领了。马来西亚总统经济顾问沈联涛曾感慨说，擅长于发展的东亚国家却不擅长于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到1998年为止，得到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只有印度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因此，虽然所谓经济出现奇迹的国家大多数在东亚这个地区，可是还没有一个东亚人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东亚的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使本国摆脱了贫困。如果我们能把现实已经发生的、摆在我们面前活生生的事实，用学术理性疏解并理性地传播开来，上述“三大体系”也就庶几形成了。可是，这个工作，往往需要学者认认真真地沉下来去苦思深虑，需要极其扎实的基础研究甚至是经院式的思考做前提。它需要假以时日，也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时代特质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1 15:55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袁鹏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战略与安全、亚太安全
　　代表作：《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美国与世界新秩序》《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太平洋足够宽广——亚太格局与跨太秩序》

#学术中国#目前，“国家安全学”被教育部列为一级学科，这就凸显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性。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政治理论，不是一个学术理论，学术话语还没及时跟进政治性话语，换言之，两者还未实现整合。基于此，有必要首先对“什么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做进一步阐述。事实上，在一段时间里，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两个概念存在互换。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第一次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个要求单独提出来。自此，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之间的关系得到确立，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理论思想指导，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具体实践。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应然

　　要想回答“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什么”这一问题，简单的做法是采取排除法，确定它“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肯定不是“美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因为美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具有全面性、进攻性和自私性。全面性是美国可以全天候、无死角地维护其国家安全。进攻性是美国为了自身的国家安全，可以通过颜色革命、军事手段、经济制裁、长臂管辖等手段，御敌于国门之外。自私性是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置人类共同利益于不顾。更主要的是，美国的安全目标是维护其世界霸权，而中国的安全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也不能是“俄罗斯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俄罗斯国家安全道路的特点是国家安全高于一切。首先，俄罗斯地广人稀，缺乏有效的战略屏障，这导致俄罗斯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尤其是随着北极的解冻，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进一步上升。其次，苏联解体的惨痛历史教训是刻骨铭心的教育。最后，美国对俄罗斯的穷追猛打，导致俄罗斯对国家安全的敏感性上升，其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性非其他一般国家所能比。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此外，我们更不能学欧洲或日本，他们的国家安全目前仍然是依附性的。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四个特点

　　那么，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什么？我认为至少有四个特点。
　　一是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的高度统一。中国的追求是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三位一体，即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人民利益和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不要把党和人民分开，它们是高度整合的，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在代表人民群众，就是在维护国家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维护可能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具有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这不是政治表态，三者是统一的。较之其他国家，这是中国的一个很鲜明的特色。

　　二是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仍然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和平发展道路给出了三个条件，破解了和平发展道路此前一直有待完成的理论难题。首先，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是否走得通将取决于中国能否抓住世界的机遇，以及世界能否抓住中国的机遇，只有在两个机遇互换中才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次，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能以牺牲主权领土为代价，换言之，不要借“走和平发展道路”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最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了这三个界定后，和平发展道路就更完整，这样的和平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应有之义。

　　三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开始，我们更加重视安全问题，在富起来阶段，我们更加重视发展问题，到了强起来阶段，就要求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这也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最具灵魂的一个概念，即统筹发展、安全。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现在大家也试着在安全理论上去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在当前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最当务之急是补足安全短板。虽然是“统筹”，由于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发展理论，相比之下，安全则刚刚起步，整个国家的安全意识和当前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相比还存在巨大落差。其次，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是无区别的，统筹就是要不同地域、不同时段、不同领域各有侧重。比如，军队和国防部门与国家安全联系紧密，其安全意识很强。但有些部门长期以来安全意识薄弱，甚至诸如“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这种常识性的知识都不清楚。总之，有的部门可能缺少安全知识的普及，有些还需要在发展进程中加大力度。最后，统筹发展和安全，需要尽快构筑一个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大安全格局，新发展格局已经有了，但大安全格局还未形成。仅仅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两个大局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胸怀新发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这两个格局。尤其是只有同时具备两个大局和两个格局，才是一个合格的强起来阶段的领导干部。

　　四是独立自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重。我们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但同时还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美国已经明显走上了自私性的维护国家安全的道路，而有些国家则身居幕后，不愿面对或处理类似阿富汗等乱局。中国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推进，需要在独立自主的同时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和很多大国的国家安全道路的不同之处。


「学术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建构情境化的比较传播学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19 13:25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单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与比较传播学研究。代表作主要有《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想象与教育反思》等。

　　#学术中国#现代传播的全球化发展在多样化的情境中展开，不断挑战“现代—传统”“中心—边缘”等单一现代化比较视野，从而使比较传播学转向情境化比较。1989年，在国际传播学会（ICA）以“比较而言”（Comparatively Speaking）为名召开的年会上，与会者强调比较传播研究首先要理解情境如何形塑传播现象。互联网时代，全球与地方的复杂互动为这种转向提供了有力支撑，网络虚拟社区成为全球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对话的场所。

　　在此背景下，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或以“国家”为语境的比较研究已经无力呈现全球传播的图景。此时，国家处在“全球”与“地方”之间，国家层面之于全球层面可以说是地方性的，但是从国内关系来看，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多种多样的地方性身份和话语的竞争场所。同时，后殖民理论的“批判地方主义”，解构“中心—边缘”现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狭隘地方主义谱系，把地方与地方相互勾连，建立地方与更大范围的政治模式、历史和文化的连接，这种连接是通过共享历史经验建构某种集体想象而形成的，比如纪念“一战”“二战”的新闻引发地方间的历史记忆互动，关于环境危机的报道刺激地方间环保群体的对话，等等。在这一视角里，“地方”不是确定的、有边界的场所，而是由文化、历史、权力关系、政治等多重角力所建构的。

　　到21世纪，比较传播学的情境化转向变得越来越明显。2012年出版的《比较传播研究手册》倡导在方法上“尝试超越单一案例达成结论，并在其各自的情境中解释分析对象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作者保罗·曼奇尼和丹尼尔·C. 哈林把“情境的作用理论化”视为媒介比较研究的本质。总的来说，情境性思维由三重意义构成：作为研究对象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外在条件，情境具有形塑性力量，有助于克服比较的同一性悖论；作为研究主体采纳的一种阐释意义的方法，情境具有解释性力量，有助于克服比较的规范性悖论；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共同存在的方式，情境具有对话性力量，有助于克服比较的去中心化悖论。

　　基于情境的三重意义，我们可以建构比较传播研究的三种维度：客观情境、主观情境和关系情境。

　　第一，所谓客观情境是指研究者将新闻传播活动和情境看作客观存在，并将其转换为多个变量/指标，通过建立假设，收集数据，经由相关性分析等科学方法确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关注情境对于新闻传播结果的解释相关性，以及宏观层面的情境如何有差异地形塑新闻传播现象。到2013年，客观情境比较研究已经发展出一套固定程序：第一步是提供关于其他体制和文化的情境描述，以提高我们对不同传播活动的理解；第二步是经由情境描述辨识不同体制和文化中的功能对等，也就是确定什么是可比的、什么是不可比的；第三步是建立分类或类型，通过辨认共有特性将不同的案例归为同一类型，这些共有特性将成为发展理论时必需的维度；第四步是对各种相似性和差异性作出解释，从而理解不同情境如何塑造了不同的传播活动；第五步是预测，基于前期确立的理论假设，对尚未研究的国家作出预判。

　　第二，主观情境是指进入传播者和传播实践的内部情境，以人类学“深描法”或历史学“过程分析法”，观察不同文化中的人们赋予特定行为的意义和价值，透视传播实践背后的文化心理以及意义理解。作为一种主位（emic）研究，它要求研究者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传播活动和媒介文化。因为每一种传播活动都有着自己的现代性，有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们的传播实践是植根于自身语言和语境的。

　　第三，全球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复杂互动使人们进一步看到关系情境，即新闻传播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背景，在持续不断的关系中发生，同时也构成了人与人交往关系形成的现实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文本的互文性关系，驻外记者与本土助理、冲突双方的记者间的互动关系，国际新闻流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等，都进入比较传播学视野，成为全球化时代新闻传播的重要景观。

　　循着三种情境化比较研究路径，可以发展多个向度的比较理念。第一，客观情境化比较，通过“功能对等”重构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可比对象，面向可比性和情境性提问，从而在追求同一性的过程中保留差异，保留差异生成的情境，形成三个向度，即差异化的传播、类型化的传播和功能化的传播。第二，主观情境化比较，以多点民族志或比较历史社会分析方法进入传播活动及其存在，脱离规范性话语的思维约束，面向人类的表达与交往实践，由此通向三个向度，即时空情境的传播、建构意义的传播和价值取向的传播。第三，关系情境化比较，关注不同文化间传播的全球互联与跨国流动，建立基于跨文化关系的情境性理解，超越隔离的研究情境，从而展现我—他传播关系、我—你传播关系和跨文化传播关系三个向度。最终形成三种情境九个向度的比较传播学体系。

　　情境化比较的目的在于去蔽。然而受到研究者视域、可获取资料以及文化环境等条件限制，任何一种情境化比较在不断去蔽的同时往往会生出新的遮蔽。以比较媒介体制为例，客观情境化比较以比较政治体制为思想资源，发展了媒介体制的维度和类型，但由于依赖科学方法论和可利用数据，走向了因果决定论。主观情境化比较去除了概念化、类型化、静态化的遮蔽，然而这类研究基于研究者/行动者对媒介发展过程的理解，容易受主观情感和价值因素影响。关系情境化比较以传播关系、权力关系、跨文化关系为思想资源，去除了独立化、区隔化、方法论民族主义的遮蔽，可是这类研究既要警惕全球化动力机制对地方性实践的遮蔽，又要避免对平等交往的浪漫想象。

　　比较研究蕴含自我和他者的对话与互动。以自我为中心看到的差异无法揭示存在，只能加深人的自大感或自卑感，进一步将自己幽闭在回音室内，隔绝任何不同的声音，比较便失去意义。真正的比较研究必须破除自我中心的弊病，面向可比性和情境性提问，不断反思，还要通过去地域化进入全球互联和流动的关系网络中，达成自我超越，面向人的普遍交往的事实，从而实现人类传播经验的整合。

　　从根本上说，比较传播研究的使命是揭示传播关系的存在和存在的传播关系。为此，研究者必须充满存在感地观察人类传播实践，才能找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出路，还原“比较”一词的本义，即平等地汇聚在一起。比较的逻辑不是分离，而是以和谐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尊重彼此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比较即传播，传播即比较，这样的比较传播研究才能帮助人类丰富传播智慧，恢复交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