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位顶尖科学家的15个成才密码，你get了几条？
原创 李晨阳 科学网 8月30日作者 | 李晨阳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做科研容易，当科学家难。
被人尊称一声“科学家”容易，成为真正的大科学家，做出杰出的科学贡献，则是千难万难。
袁隆平、施一公、潘建伟、王小云……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科学大家，也曾像你我一样，一边读书一边玩耍，一边立业一边成家。
是什么，让他们登上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是天时地利，还是事在人为？
我们或许可以从未来科学大奖出品的《“未来”科学家》一书中寻找答案。这本书以访谈实录的形式，还原了未来科学大奖（2016-2019年度）获奖者的成长经历和奋斗故事。
有幸尝鲜的小编，已经从书里挖掘出15个“成才密码”，涉及原生家庭、亲密关系、个人品质和社会环境。
关注科学网的“未来科学家”们快来看看，你能get到其中几条？
这些大科学家——未来科学大奖历届获奖人
他们有这样的神仙父母

袁隆平：
我父亲叫袁兴烈，做过校长和督学。抗战期间，我父亲在铁路上做了很多为抗战军队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的工作。他和福裕钢铁厂厂长陈子山俩人筹资捐献 500 把大刀，赠送给西北军的“大刀队”。为这事儿，他受到了西北军爱国将领孙连仲的器重，做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上校秘书。
我母亲叫华静，也是教师出身。嫁给我父亲后，她辞掉工作，专门照料家庭和孩子。我母亲把自己教书时积累的知识和经验都用在我们身上了。她很会讲故事，还会说英文，这给了我很好的启蒙。

施一公：
我记忆中的父亲特别能干，甚至觉得他无所不能。为了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他会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住处装修一新，还隔出好几个小房间；他是位很好的理发师，全家人的发型都靠他打理；他是个出色的裁缝，哥哥姐姐的几乎所有衣裤和我过年时偶尔获得的新衣服都是由父亲裁剪缝纫的；此外，父亲还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艺，会打造很美观实用的家具。20 世纪 70 年代，我们家里用的床、柜子、桌子、椅子大部分都是我父亲亲手制作的。
1977 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父亲开始给亲戚家的孩子们辅导数学、物理、化学，甚至语文。为了能省钱，他们不用墨水和纸，就拿一个小石子在地上推演公式，每天放学回家，我总会看到父亲在家门口的地上，给表哥、表姐们推演我看不懂的公式：一元二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组，π，xyz……
这些东西让我感到非常的酷，觉得：哇，原来世界如此之神奇！我从小就觉得做科学、做基础研究很酷，可以改变世界。这个印象是我父亲带给我的。

卢煜明：
我的父亲是位精神病学家，也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他经常需要参加各种会议，在此之前他会在家中演练演讲，这时他会让我和弟弟当他的观众。所以从很早的时候，我就学到了如何准备一场演讲，这对我今后的发展很重要。
还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我想买台电脑，但那时的家用 PC 机非常昂贵。我母亲很好说话，答应买给我，但是要求我们对父亲保密。所以我都是趁父亲外出或者上班的时候偷偷在家里玩电脑。后来我才知道她其实早就告诉了父亲，父亲只是装作不知情。
不管怎么说，那台电脑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通过它学到了编程，训练了思维能力，在日后的工作中我也离不开电脑。所以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还在恰好的时间，遇到了足够好的老师

张启发：
我们那时候考上中学的难度，比如今高考还要大。我们班被中学录取的有7个。而我们公社别的学校，有的一个也考不上。可知我们老师好得出奇。
我们老师姓杜，家庭成分是地主，出身不好，所以读到高二就被下放。他一个人包了我们一个班，全科都教，从朝读教到晚自习，语文、算术、体育，做操、打球、画画等等都管下来。
他会吹拉弹唱，篮球打得特别好，而且会做收音机，把电阻、电容、晶体管这些元件组装起来安装成收音机，收听广播电台。后来我出来读大学了，还听说杜老师可以自己装电视机，村里很多人都向他买。
他在农村里能够自主钻研。我们跟着他，也学到了比较强的钻研精神。

当然了，有一位互相扶持的伴侣，也很重要

王小云：
1996 年起，我开始做 HASH 函数的安全性分析，分析过程中需要借助计算机编程，并且需要不停打印分析表格。但是每次打印，都需要专程到数学系机房里的激光打印机上进行，有时甚至要排队等上很久。为了节省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的时间，也为了方便照看孩子，我和丈夫商量之后，花掉了当时家里的所有存款买了计算机、打印机和扫描仪，在自家的办公桌上搭建了“工作平台”。在那个年代，这是很不一般的选择，同事们都很羡慕我。
2005 年，我受聘于清华大学，全家都跟着我来到北京。我爱人初来清华时没有充足的科研经费，他从事的生物医学又恰恰需要大量的专业设备做实验。我从我的奖金里拿出了近 50 万，为支持丈夫筹建自己的实验室出一份微薄之力。
回想十年前，他义无反顾花掉了家里所有积蓄买电脑和打印机，为我今天的成功给予了最务实的支持。夫妻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扶持，是很重要的。

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怀抱一份值得追寻的理想

李家洋：
我爱读历史，这让我认识到改朝换代大多数时候是出于自然灾害，人民吃不饱饭所以起来造反等原因。而那时候我们国家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一粒米饭掉到地上都要捡起来吃掉，因此我更加知道饥饿的苦难。所以我觉得“吃”是非常重要的，让大家都吃饱极为重要。这对我之后的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影响。
对粮食产量的关注可能是一直在我潜意识里的。后来随着知识增加和环境改变，意识慢慢苏醒，直到某一天突然发现条件都已成熟，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好似“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大科学家都是集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儿？

但幸运到来的时候，只有最顽强的人才能抓住

周其林：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从地里直接去考试，什么也没准备，也就没考上。但我发现卷子不难，后来参加了补习班，终于在 1978 年考上了，补习持续了大概三、四个月，这是我人生中最辛苦、也是最充实的一段时间。
说起来别人都不相信，白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我一分钟都不落。一般早上六、七点钟上班，晚上六、七点钟下班，再参加晚上八点的补习。这意味着我一下班得马上去城里。路程大概十几公里，还得过江，有时我来不及就不吃饭了，或者十点结束后再吃。十点结束后离家最近和第二近的渡口已经关了。我回家要多骑行十几公里，到家快凌晨一点了，吃点泡饭再睡觉。
当时一边骑车一边想，为什么这么干？还是因为自己喜欢。古人为了求知也是这样干的，想想他们，我吃的苦也算不了什么。
也是这段时间特别忙碌辛苦，身体弄坏了。到了考试时我身上到处长风疹，看医生也老看不好。医生说是免疫力下降了。一痒就要吃抗过敏药，这个药会让人想睡觉，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参加考试的。

他们奋斗的时候，也像我们一样吐槽过“内卷”

潘建伟：
我们科大人确实都非常用功，回想起来，这一方面让我觉得比较好，一方面也让我非常“痛恨”。
同寝室有 4 个同学，其中有一位特别用功，他每天都要学到很晚。我和山西那位同学都是到了十点就困得不行了，他搞得我们躺在床上的心理压力特别大。当然我们都是好朋友了，但他本来考得比我们好，然后又比我们用功，这还让不让我们睡觉了？
我们只能努力跟着他一起学到十点半，后来是十一点，最后又搞到十二点，搞得我们第二天上课睡觉都要趴着流口水了。好不容易学校有了熄灯制度，这令我们感到幸福，但他为了继续努力，早上又很早起来学英语。没办法，他起来了我们也得起来，不然我们就有一种罪恶感。
我们还有一位同学，是湖南省的高考第一名，底子已经很好了。但他每天早上起来在我们隔壁的小教室里大声朗读英语，让我们更加没法睡了。
所以当时有种说法，不要命的上科大。我们这些想从容一点的人都没法从容，在基本功底上确实是得到了很好的训练。

难得来到“大牛”门下，却发现导师没空管他

邵峰：
我加入了博士导师 Jack Dixon 教授的实验室。但他那时是系主任，没有时间给学生提供具体的指导。而实验室里又都是很有经验的“如狼似虎”的博士后。博士后的压力非常大。他们要做几年研究，发表非常好的论文才能去找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帮助别人去建立课题。
所以我当时做了一年多实验，没有任何进展，想着这样下去肯定毕不了业了。其实我很想做科学，但当时怕了，觉得很绝望，几乎都要改行退出研究生的学习了。
后来还是要感谢我的导师。他给了我鼓励，让我不要着急。他是一个很积极乐观的人。他用自己的经历来安慰我。所以我又坚持了几个月，就出了结果，后面就比较顺了。
偶尔也会“凡尔赛”一下，顺便总结一点人生哲理

王贻芳：
到我这个年纪，见到的同学、朋友里比我聪明的人多了。但是聪明的人有什么问题？机会太多。任何时候都有新机会给他，他什么都想得到，老是做选择，走到一个地方东张西望，再走到一个地方再东张西望，最后不知道走到哪去了。
关于选择和机遇，过个三五年思考一下就可以了。总体来说，我不是一个非要怎样不可的人，走到哪，就沿着惯性往前走，不会东张西望地老是想找一个最好的选择。
漫漫科研路，谁不遇难处？

冯小明：
入职四川大学后，我开始筹建课题组，面临的困难不可想象。当时各种条件还很不足，我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哪里出问题就去找哪里的负责人。水停了就去找供水的，电停了找供电的。实在不行，就一级一级地往上找，最后找到校长那里去了。
当时为了科研的事，可以与天斗与地斗，斗得还有点其乐无穷。当时四川大学的卢铁城校长，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一天半夜 12 点多，实验室再次断电断水。于是我给他家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卢校长，川大要想成为世界先进大学，到了晚上 12 点就不能停水停电，不然工作没有办法做。”他说：“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通水通电！”自此以后，四川大学的实验室 24 小时通水通电。
所以说那时候能做工作也与他有关系，他能容忍我这种半夜 12 点给他打电话的人。

林本坚：
我在 IBM 的时候是做紫外线光刻的。可那时候大家认为紫外光快要做到底了，都要做 X 射线。
有一个头脑风暴的会，我去做演讲，那时候用紫外线做只能做 1.25 微米，但我就提出来要做 1 微米，甚至0.7微米。有个很厉害的同事评论我的想法为“一个很好的科幻小说”。
那时候 IBM 的重点都放在 X 射线上，花了很多钱，只给我一点点钱。我说你只要给我 X 射线十分之一的钱，就帮你做出十倍的成果，他们都听不进去。
但是我对自己有信心。现在证实我能一直从 1000 纳米做到 7 纳米。

当科研生涯峰回路转，就是他们最大的“确幸”

陆锦标：
大家可能以为我最难忘的经历是发现θ13不是零的一刻。但是在我的科研生涯中，我已经有过几次这种的兴奋经历。
对我而言，最令我难忘的经历是当陈和生所长告诉我中广核电集团让我们使用大亚湾核电站的场地的那一刻。我知道如果我有一个好的实验方案，我可以说服资助机构提供支持，这完全在我掌控中。但是，如果没有核电厂运营商的同意，即使这是一个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实验，我也无能为力。
可以这样说，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来解决全部困难。

马大为：
第二代催化剂的发现者实际上是一个硕士生，他并不太清楚这里面很多的利害关系，也就是偶然地把一个试剂放进去了。
放进去以后，我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认为不太可能产生好的结果，但是他告诉我结果很好。一开始我是不相信的，就让他重复。当他给我讲还能够重复，我意识到反应里面肯定有另外的因素在起作用了。这时候我指导他，你把整个复杂体系分析分析，找出来什么样的因素在里面起这个作用。这样推导回来，就发现了第二代催化体系。
从 2005 年有想法开始，一直到 2015年我们才发展出第二代催化剂，整整花了十年时间。第二代催化剂出来以后，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地位是非常领先和稳固的。

许晨阳：
我在博士后的时候写了几篇我觉得不好的文章。那时整天睡不着觉，就觉得写文章怎么这么没意思。当时我选的方向一直非常不顺利，直到有一天和导师聊天。导师就给我指出来说你做的那个方向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当时如释重负，觉得我终于不用再考虑它了。
那个时刻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从那时起我的研究转了一个很大的方向。研究的是更重要的问题，但是反而很顺利。
所以后来我告诫学生，你无论做大问题还是小问题都很困难，因此还是应该做更重要的问题，更基本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这样收获更大。
还有还有，怎么组建团队，怎么培养学生，甚至怎么跟老师“套近乎”，怎么向企业“推销”自己的科研成果……
你关心的问题，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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