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一一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

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

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同志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中文名：贺子珍
别名：桂圆，自珍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09年9月28日
人物关系：毛泽东（丈夫）、毛岸红（儿子）、李敏（女儿）、贺焕文（父亲）、贺敏学（哥哥）、贺敏仁（弟弟）、贺怡（妹妹）、孔继宁（外孙子）、孔东梅（外孙女）、孔令华（女婿）

人物生平

1925年（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7岁）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
1927年（18岁）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其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躲避国民党追捕。
1928年（19岁）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被袁文才派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
1929年1月（20岁）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
1931年（22岁）担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
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长征路上，为掩护伤员，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终生没有取出。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1937年（28岁）年冬去苏联治病，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后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儿童院领导发生争执，由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1947年（38岁）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放回国。但毛泽东已和江青结婚。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1948年（39岁）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
1949年（40岁）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1959年夏，贺子珍与毛泽东在庐山最后一次相见。
1979年6月（70岁）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身体不好，一直在上海医治的贺子珍与世长辞，享年75岁。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人物故事

井冈之恋：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带兵走上了井冈山，由此引出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井冈之恋”。当贺子珍等人在指挥永新暴动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
塘边村遇险后，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迅速升华。毛泽东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就这样，“湖南佬”和“江西妹”他们俩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红色土匪”袁文才做了几个好菜，大家热闹一下，就算喝了喜酒。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伤员隐蔽。
正在此时，已经隐蔽起来的贺子珍发现钟赤兵正暴露在敌机的威胁之下。她奋不顾身地跳出小沟，朝着担架冲去，用毛巾利索地包扎好伤员的伤口，并扶他在担架上躺好，向隐蔽处拖去。然而，就在快要靠近隐蔽处的时候，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机枪猛射，并扔下了炸弹。在这危急关头，贺子珍毫不犹豫地扑在了钟赤兵的身上。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贺子珍感到浑身剧烈的疼痛，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弹片。钟赤兵没有再受伤，而贺子珍却伤痕累累地倒在了血泊中昏迷不醒。炸弹碎片嵌入了她的头部和背部，殷红的鲜血不断地流着，染红了土地。
警卫员吴吉清迅速跑了过去，颤抖着双手，弓身背起贺子珍，奔向担架，接着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当时缺乏麻醉药，医生和战友狠了狠心，咬着牙，几个人按住她，用夹子把身体浅表的弹片一块块地取了出来，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的纪念。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了泪花，却坚持着一声不吭。
经过几天的抢救，贺子珍才从昏迷中醒来。而她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询问钟赤兵的情况。然后，又嘱咐大家，千万不要把她受伤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以免他牵挂。
毛泽东听说贺子珍为了掩护战友而自己身负重伤，便立即把自己的担架和警卫员派给了她。贺子珍不同意，一再说不要因为自己而影响大家行军，主动向组织提出把自己寄放在老百姓家中。可是大家哪里肯丢下她呢，大家轮流抬着她前进，山坡高，担架上不去，同志们就背着她爬过去。后来等伤势稍好一点，她就再也不肯让大家抬了，坚持自己走，最终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艰苦的漫漫征程。

婚姻生活：从大革命年代的“井冈之恋”，到成为红色根据地的“模范夫妇”，贺子珍和毛泽东二人在政治风雨中荣辱与共，在长征路上艰苦相依，却没想到会突然发生婚变，贺子珍在延安窑洞“神秘失踪”。从此，一对患难中的革命夫妻由于性格上的原因彼此分离。

毛泽东撤离了瓦窑堡来到延安后没几天，贺子珍就分娩了，她生了个女孩。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里，有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等32位女性。她们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她们有钢铁般的意志，也有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共同走过漫长的长征路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就问笑眯眯的毛泽东：“生了没有？”“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毛泽东一副高兴的表情回答说。
战友们走进窑洞，看到贺子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1947年娇娇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给她取了个学名：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从长征时期，贺子珍就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并照顾主席的起居生活。
1937年在延安，她和毛主席住着一幢一溜三孔相通的砖窑，这种一明两暗的住室布局，有卧室和会客室，毛主席也有办公的地方。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她生气时也常把负责警卫的同志找去诉说不平，为她评理。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内中有一段曾志与毛泽东的对话，可印证史沫特莱和斯诺所叙述的故事。当曾志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苏联养病：1937年，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伤病体弱的她到西安养病，又辗转随共产国际的代表从新疆去了苏联，没有理会毛泽东的召唤和中央的指示……母女俩和杨开慧所生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真情相处，享受着异国的一份亲情欢乐。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1938年，贺子珍在莫斯科生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那个男孩，只有俄文名字廖瓦，在十个月时染上肺炎夭折。
当贺子珍悲痛欲绝地告诉岸英岸青哥俩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贺子珍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贺子珍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哥俩第一次向贺子珍喊出“妈妈”，这样的亲情悲情，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关入疯人院：正在贺子珍为女儿的寒冷愁肠百结的时候，新的麻烦又来了。
一天，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来了，找贺子珍谈话。
他是国际儿童院的绝对权威，整天板着脸，走路腆着肚子，俨然一副大官大员的派头，一年难见他有一个笑容，说话就是千篇一律的命令口气。他一见贺子珍，没有寒暄，也没问娇娇的病况，就说道：“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到集体中生活了。”
贺子珍一听急了，连忙解释说：“不，娇娇的病还没有完全好，现在还不能回到儿童院去。”
“不行，你应该马上去干活，你的毛线活好久没交了。”院长冷冷地说。
“院长，我要照顾女儿，有些活暂时没法去做。”
院长听了贺子珍的话后，轻蔑地说：“你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贺子珍一听，立即反驳说：“我从来不偷懒，没少干事情。我的口粮都是自己用劳动挣来的，没有白吃饭。”
这时，为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她向院长伸出她那双粗糙皲裂的手。这时，院长无话可说，反过来质问她：“谁给你权利带走孩子？”
“一个母亲的权利！你们太残忍了！”贺子珍据理力争。
“你是想呆在家里带孩子，不干活！你这个懒虫……当心我把你送到疯人院……”院长气势汹汹地威胁。
“你胡说，我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贺子珍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他，“我从来没懒过！”
“你这个女人，你有什么权利烤火，你算个什么人？”
在这位院长看来，贺子珍再也不是苏共兄弟党的领袖的夫人，而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贺子珍的反抗更让他怒不可遏，歇斯底里了。
贺子珍十四五岁参加革命，是枪林弹雨、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战士，严守着人的尊严和不畏强权的秉性。她完全读出了话里的潜台词，但她怎么会向强权屈服？立即回答他：“我们有生存的权利。室内零下40多度，生重病的孩子怎么受得了！我是什么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金子做的！”
贺子珍的回答更是惹恼了暴怒的院长。
他是国际儿童院绝对的权威，从来没有受到过别人，尤其是中国人的这种批评及冷嘲！他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用俄语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堆的话，越说火气越大。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贺子珍没有完全听懂，但最后两句话听懂了： “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听了她的话，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她的血顿时涌到了头上，苍白的脸一下变得通红。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这些日子来所受的委屈，所积累的不满，一下子爆发了。她的声音颤抖着，同他吵了起来。她逼视着院长，要他回答：“我怎么疯了？你有什么权利，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院长无话可说，只是恶狠狠地盯着贺子珍：“走着瞧吧！”说完，就撒手气呼呼地走了。
虽然双方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但是，事情过去了，贺子珍生了几天闷气，也就把它丢下了。
然而，她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争吵竟然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
一天，贺子珍正在拼命赶织毛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她来到门口一听，来人边敲门边小声叫她的名字：“子珍，子珍，是我！”
贺子珍听出来人是一位与她要好的中国女人。这个女人之所以要留下来，也是因为她遇到了个人的感情问题，因此，同贺子珍一样，不愿意回国去，并且最后也随同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夫城来。平时她跟贺子珍常有来往，而且关系相当好，应该说，她是贺子珍在苏联时最好的朋友。
当贺子珍听出是好朋友的声音时，她很高兴，一边开门一边嗔怪地说：“是你啊！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
然而，当她把门一拉开，那个叫门的女子一闪身竟然躲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他们冲了进来，见到贺子珍，一句话不说，就抓住她的手臂往外拖。
贺子珍被这一幕惊呆了，她出于自我防卫，本能地挣扎着往屋里逃，嘴里一面说： “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
“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其中的一个大声说道。
贺子珍一听这话，大吃一惊，她马上想起前次与她争吵的国际儿童院院长的话！
她拼命地反抗，大声说：“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
“疯子会说自己是疯子吗？”穿白大褂的人呵呵大笑，野蛮地拖着贺子珍往外走。
“我不是疯子！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我的女儿病还没好，我不能离开生病的女儿啊！”
贺子珍边说边想走到女儿的身边，把女儿抱在怀里，不让任何人把自己同女儿分开，但是，大汉们拽着她往外拖。她先是一把抓住了床把，想借助床的力量，留在屋里。但是，瘦弱的贺子珍怎么敌得过几条大汉。
她的手被粗暴地掰开。她硬是被拖出了房门，塞进了汽车。

遭遇婚变：贺子珍正沉浸在相继失去了五个儿女的哀痛中，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吗？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此饮恨终生！
得知婚变的情况非常偶然：1939年的一天晚上，八部的学员们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全场包括贺子珍在内，都没有料到，大家久久沉默着，贺也不作声。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眼泪和悲诉。一段时间后，她才向其他红军中的女同志略略说了一些她的家庭生活——贺子珍就是这样默默咽下了苦水，去忍辱负重，保持自己苦涩的尊严。 后来，到苏联来的周恩来同志给她带来了一箱书、一封信。1940年初冬，毛泽东送女儿娇娇（李敏）去苏联看望母亲，同去苏联的孩子还有朱德的女儿朱敏以及罗亦农和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王继飞。
1948年深秋，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困苏十年贺子珍带着岸青、娇娇回归故国迁到了沈阳。在这里，贺子珍与分别了十三年之久到东北来疗养的妹妹贺怡重逢了。

庐山重逢：1959年夏，贺子珍应邀到庐山休养，殊不知是毛泽东要接见她。

夜色中，杨尚奎之妻水静陪同贺子珍来到“美庐”别墅。
当水静将贺子珍领进客厅时，贺子珍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那个人竟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很客气地对水静说：“谢谢你。你可以走了！”卫士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对卫士说：“这里没你的事了，你也走吧。”
屋子里于是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他们就隔着一张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
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痛哭失声，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毛泽东见状，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他问贺子珍：“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吧？”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倒大不如前了。”
毛泽东说：“66岁啦，老了！忙呀，比过去打仗还忙！”
接着，毛泽东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讲了一些。毛泽东听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凄然。贺子珍眼睛里充满着惆怅和柔情，眼泪禁不住又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两个人沉默了好久。
贺子珍忽然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
毛泽东听了觉得好笑，点点头道：“我会注意的，你放心。”接着他告诉贺子珍：“娇娇（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有对象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贺子珍回答道。
毛泽东告诉她，等这次会议结束，回北京就为他们举办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水静坐在“美庐”值班室等候贺子珍。
“铃、铃、铃……”清脆的铃声，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的水静霍地站了起来，她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召唤卫士小封。
过了一会儿，小封把贺子珍扶进了值班室。待她坐下后，小封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当水静走进毛泽东客厅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说说就乱了，答非所问。”毛泽东像是对水静，又像是自言自语。
水静盯着毛泽东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她出去会乱跑的，碰到熟人，很不好。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水静感到毛泽东考虑问题真周到。她当然知道，在离此不远的河南路，就住着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这些领导人很少有不认得贺子珍的。她于是说：“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半步。”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抢走了我三瓶安眠药，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也不准我吃药。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把药拿过来。那药很厉害，吃多了会出事的。”
“好，我会办妥的。”水静心事沉重地回答毛泽东。
由于贺子珍听毛泽东亲口对她说，第二天还要见她，所以信以为真，翌日起床后便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直到水静和朱旦华领来一个工作人员。进屋后，这位工作人员就很有礼貌地对贺子珍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着水静、朱旦华上车回了南昌。
22年阔别，22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谁知，庐山这次匆匆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弥留手语：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圆圈的手势。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圆是贺子珍的小名。毛泽东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

北京之行：等待30年的北京之行。贺子珍秘密参观毛主席纪念堂被安排在1979年的9月8日，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前一天。对贺子珍来说，这次的北京之行，她足足等待了30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她想来北京，未能如愿；1966年，她想来北京，依然未能如愿；这一次，她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北京之行：贺子珍的北京之行是非常不易的。
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建成，9月9日对外开放。
1978年，中央开始安排各地老红军、老干部专程到北京瞻仰毛主席的遗容，而贺子珍则在上海足足等候了一年多。
1979年9月3日，在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的多方奔走之下，中央派专机将贺子珍接到了北京。一到北京，她就急迫地要求前往纪念堂，经过周密准备，这次瞻仰被安排在了9月8日。
过去的战争岁月给贺子珍留下了一身的病痛，已经70岁高龄的她因两年前的一次中风只能坐在轮椅上，口齿表达也不太清楚。但银白的短发整齐地梳在脑后，仍然明亮的眼睛，雪白的衣领、蓝灰色外套，干净朴素的装扮，处处透出当年“永新一枝花”的风采。在毛泽东坐像旁边，贺子珍凝重地坐在轮椅上，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她想到了什么？是42年前的延安之别，还是20年前的庐山匆匆一会？抑或是女儿李敏告诉她的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毛泽东的情形：毛泽东发现女儿站在面前，但已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就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给女儿看。这个圈，是否就是指要照顾好贺子珍呢？因为贺子珍的乳名叫“桂圆”。

离开毛主席纪念堂之际，在李敏也进入车里刚刚坐下那一刻，贺子珍忽然转过头，望着纪念堂，微微发红的眼眶里含着泪水，嘴唇颤动着，似乎想倾诉什么；女儿李敏也不约而同地侧头望去，脸上泪水纵横。吕相友及时按动了手中的快门，虽然在拍摄那一刻，他也同样被泪水模糊了眼睛。照片上，贺子珍和李敏的眼神都落在同一个方向：那是毛主席安息的地方。

这是一次没有哭声但充满了泪水的拍摄经历。每当吕相友想起贺子珍含泪的眼睛，始终克制着自己不发出哭声的表情，他就总是落下泪来。
这是一次秘密的瞻仰。《伟人安息的地方——毛主席纪念堂纪实》一书的附录“毛主席纪念堂大事记”里详细记录了自1977年到1992年来纪念堂参观的重要人物，但贺子珍的这次行程并未收入其中，吕相友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贺子珍这次行程的唯一记录。
在这次拍摄之前，吕相友本想请贺子珍谈谈来到纪念堂的感受，但当他见到贺子珍时，就知道由于疾病的影响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但全程拍摄的吕相友又分明并不觉得遗憾，因为在与贺子珍相处的短短时间中，她的眼神、表情，早已将他想知道的问题全部解答。

弥留之际：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接到中办的电话：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李敏听到这消息，知道母亲的病情已是十分严重了，马上对丈夫说：“母亲病重了，我们马上去上海！”
孔令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这时接他们去机场的汽车已经来了。孔令华搀扶着李敏上了汽车。
李敏早几年就患了心脏病和淋巴结肿大，此时也正在病中，听到妈妈病重的消息更是紧张，上了飞机，心仍咚咚咚地跳着，脸色苍白，她为了减轻心中的痛苦，用手捂住胸口，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孔令华马上给她服了治心脏病的药，安慰她不要过于担心，女儿东梅懂事地说：“我姥姥会好起来的。”
飞机到达上海后，一部小汽车已经等候在机场，他们被直接送到了华东医院。
李敏来不及听医生介绍母亲的病情，直奔病床前。这时，贺子珍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消瘦憔悴，非常虚弱，眼睛微微闭着。
李敏俯下身子，刚想叫声“妈妈”时，贺子珍睁开了眼睛。当她看到女儿和孩子们都来了时，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你们来了。”
李敏俯身靠近母亲，轻轻地说：“妈妈，你好吗？我们看您来了。”
贺子珍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她看着女儿深深地点了点头。她嘴唇动了几下，还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医生，就是为她看病的医生。贺子珍自从偏瘫后，说话就不太清楚，正在高烧中，没有力气，说话更轻。李敏听不清楚妈妈说什么，但她明白她的意思，这是母亲在向她介绍给自己治病的医生，告诉她：自己生病住院了，医生们在照顾。李敏向医生说了声“谢谢”后，问母亲：“妈妈，您哪里不舒服？”
“我肚子痛。”贺子珍的神智非常清楚，只是衰弱得很。
这时，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他们接到居住在上海的女儿贺小平打来的电话，知道贺子珍病重，怕有什么不测，也马上赶来。贺敏学一来，听说贺子珍高烧不退，立即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这是危重病人退烧的良药。贺子珍服了药后，体温降下来了，并沉沉地睡着了。李敏这才放下心来，离开病房让母亲休息。
在以后两天，贺敏学一家和李敏一家天天去看望贺子珍。
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清楚了，她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她还让护士给外孙女儿东梅弄点好吃的。大家一颗心放了下来，以为病情好转了，谁知这是回光返照。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又陷入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再也没有显示了。

人物去世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去了，享年75岁。
贺子珍逝世后，对于她的后事怎样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中共上海市委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中办，中办也有些为难，又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说：“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
1984年4月25日，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举行。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杨尚昆、杨得志、宋任穷、陈丕显、胡启立、乔石、郝建秀、王首道、蔡畅、康克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
白栋材、王芳、陈国栋、胡立教、杨堤、汪道涵、阮崇武、李坚真、曾志、陈琮英、刘英、彭儒、钱希钧、孔从洲等也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上海市、江西省、湖南省、福建省、浙江省、陕西省、贵州省、江西吉安地区、永新县的党政机关送了花圈，并且发来了唁电。

贺子珍的遗体安放在大厅中央，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遗体前摆着她的亲属贺敏学、李立英、李敏、孔令华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汪道涵、阮崇武，以及贺子珍的亲属生前好友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在贺子珍的遗体前默哀，鞠躬，缓缓地绕遗体一周，向这位长征老干部告别。
1984年4月25日下午，贺子珍的遗体火化。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到北京。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的骨灰被运到八宝山后，一些未能去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老大姐，都自动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些当年曾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革命子弟，以及认识贺子珍的一些人，和不少不认识的人也来了，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了最后的敬意。
安放仪式非常简单。李敏把捧着的骨灰盒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大家围着鞠躬，致敬，然后由李敏把它送进了一室。
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北京及全国各大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贺子珍逝世的电讯，并刊登了她的照片，介绍了她的革命简历，最后做了历史公正的评价。

人物评价

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贺子珍，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这位最早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终于走完了她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含着微笑离开了人世。她的一生中有慷慨激昂、英勇悲壮的战斗岁月，有遭受磨难与不幸的艰难时光，更多的是心里流着血、眼里流着泪的沉默的悲苦日子。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她，因为她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她——一位平凡的女性，为中国革命几乎流尽了身上最后一滴血……是她，伴随毛泽东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也是她，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大局默默忍受个人的悲苦，过着孤寂的生活。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却镌刻着一个不朽的名字：她就是——贺子珍！

家庭情况

家人：贺子珍一家都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后来任福建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曾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因为去寻找贺子珍留在苏区的儿子未果，在赣南因车祸身亡，其子女被贺子珍抚养长大。
贺子珍的表妹是贺珠玑。

子女：贺子珍和毛泽东共怀有10胎，生了6个孩子，但只存活4个。其中3个孩子因红军转移被留在苏区不知音信。只有李敏一人在苏联陪同贺子珍。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孩子，丈夫孔令华曾在国防科工委工作。

子女分别如下：杨月花，原名毛金花，1929年3月贺子珍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龙岩时所生，后寄养在老百姓家里。1973年被找到，并确定身份。
1930年生一男孩，夭折。
毛岸红，1932年11月于福建生，长征开始后，由毛泽覃抚养，毛泽覃死后下落不明。
王秀珍，1935年2月长征时于贵州出生，之后下落不明。
李敏，原名毛娇娇，1936年生于陕北。
廖瓦（俄文名）（1938年10月）被送到莫斯科后产下一子，不久夭折。

人物纪念

纪念馆：贺子珍纪念馆，位于永新县三湾公园旁，占地面积8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1617平方米，分上下两层，第一层为贺子珍生平事迹陈列，第二层为永新籍将军陈列。展厅运用图片、资料、文物、场景、蜡像以及声光电等现代化的表现手法，生动形象立体地再现了贺子珍光辉灿烂的传奇人生和英雄风采。永新县委书记黄少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贺子珍纪念馆是继“三湾改编”纪念馆之后又一大型红色纪念馆，将成为大井冈红色旅游圈的又一重要景点之一，和宣扬爱国主义教育的又一红色基地。毛泽东患难妻子、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贺子珍纪念馆在江西永新县正式开馆，纪念馆运用多种现代化手段再现了“永新一支花”奇女子贺子珍一生的传奇故事。当日，永新将军馆也同时开馆。18日上午，永新县隆重举行贺子珍纪念馆、将军馆开馆仪式暨“三湾改编”80周年纪念大会，贺子珍之女李敏、永新籍老将军张铚秀，江西省纪委副书记王殿军，吉安市委书记黄建盛、市长周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有，永新县委书记黄少峰、县长刘洪出席。80年前，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镇，创造性地对部队进行整顿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革命的星星之火燎原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数以万计的永新儿女参加红军，其中1.25万人参加了长征，走出了毛泽东患难妻子、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贺子珍，涌现出王恩茂、王道邦、旷伏兆、张国华等41位开国将军。



贺子珍的长女杨月花，64岁对镜头感谢：谢谢帮我找到爸爸毛泽东 
红色先驱05-30 16:11

如果问毛主席有几个后世传人，确切地说是4个，他们是毛岸青与邵华的儿子毛新宇，李敏与孔令华的儿子孔继宁、女儿孔东梅，李讷和离异丈夫所生的儿子小宇。

毛主席一共有10个孩子，其中杨开慧所生的三个孩子只剩下毛岸青，贺子珍所生的孩子只剩下了李敏。

但好在，贺子珍的长女毛金花被找到了，她有6个子女，他们也是毛主席的后人。只是毛金花遗落在民间近50年，久经磨难，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身份。

1929年3月，贺子珍已有身孕，当时毛泽东患病工作，还要转移，贺子珍就一直陪在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实在不方便工作的时候，贺子珍就主动帮助毛泽东抄写议案，当时她已挺着6个月的大肚子却不辞辛苦。

古田会议闭幕后，毛泽东安排贺子珍待产，当时给贺子珍接生的医生姓江，他并不认识贺子珍，只是和寻常的病人一样，江医生无微不至地照顾着。

贺子珍曾问过江医生：“你知道我是谁？”江医生说：“有人告诉我，说毛委员的夫人将坐月子了，此人肯定是贺子珍无疑。”贺子珍笑着说：“快点，生了孩子，我还要归队，照顾他。”江医生心中默默感叹：多么坚强的女性。

贺子珍生下孩子后，给孩子取名毛金花。这是贺子珍的第一个孩子，她十分喜欢，但是在那个时期，带着孩子非常不方便，她便到处找人抚养。

第二天，贺子珍抱着这个女婴来到了翁清河家里，把孩子放在了一个竹篮里，里面放着20块钱，还有银圈、脚镯等。

这年端午节前，贺子珍要离开龙岩了，在临走之际，贺子珍又来看望女儿，坐在炕头上，贺子珍用手逗着金花，十分想让孩子叫自己一生妈妈，但是孩子刚生下来怎么会叫妈妈呢？不一会孩子就哇哇地啼哭起来，这家的女人林大姑是当过母亲的人，知道是孩子饿了，便喂了孩子一口吃的。

贺子珍看到这一幕，心疼无比。还没有十天，妈妈就要离开你了，妈妈对不起你，贺子珍心想着，头也没有回地离开了翁家。

翁家和贺子珍不是亲戚，但知道贺子珍是“毛委员”的夫人，还没有一年的时间，翁清河就担心毛金花会给自己的家里带来不好的事情，便和妻子商量，把孩子再送人。

在那个年代，把孩子送人是很常见的事情了，但翁清河没有出面，而是把孩子放在了大街上的小卖部门口。最后毛金花被转手给了一个山东汉子抚养，据说这个男人曾是个当兵的，他的妻子十分喜欢孩子，但这女人在毛金花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5岁的毛金花无人抚养整天在路边玩耍，最后被一个开煤窑的看中，心疼这个娃娃，付了20块钱把毛金花带回了家，一直养到了19岁。
毛金花19岁的时候，被养父带到了厦门，后来便没有了消息。这一年，是1949年，新中国已经成立。
毛金花的养母曾说，毛金花小时候十分聪明，而且勤奋好学，在学校都是拔尖的，13岁的时候给毛金花取名叫杨月花。

其实，在1936年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得知女孩不在翁家了，就到处打听毛金花的下落，毛泽东曾嘱咐林彪聂荣臻等，在东征时留意这个女孩的下落，也曾让毛泽民代为寻找，但是多次无果。

当年毛泽民找到翁清河时，翁清河一口咬定，这个孩子已经去世了。并声称还有墓地。毛泽民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写信回复：真是可惜啊。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向龙岩的县长传到了毛主席的意见，希望继续调查长女毛金花的下落。因为大家都对翁清河说的话存疑。

当时贺子珍已经从苏联回来，居住在了南昌的贺子珍也曾和江西省委的方志纯汇报过，希望寻找毛毛。贺子珍所说的毛毛，其实是她生的第三个孩子，当时起名毛岸红。

毛岸红是个男孩，出生后交给毛泽覃抚养，由于战乱的原因，毛泽覃也托付过好几个人，毛泽覃牺牲后毛毛便下落不明。比起来毛金花，贺子珍更相信毛毛还活着。

1952年，毛主席收到了来自翁清河的求助信，说自己家庭苦难，希望毛主席考虑到当初抚养毛金花的事情，给自己一点帮助。毛主席委托邓子恢给翁清河送去了300元。
翁清河收到毛主席的慰问后，心里极其矛盾，对邓子恢说出了详情，但是毛金花究竟在哪里自己确实不知道。

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是高兴的，至少说明自己的长女不一定是去世了。与此同时，江西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说毛毛也找到了。
当时江西省委王家珍告诉贺子珍，说在江西找到一个名叫“朱道来”的孩子，他的身世和贺子珍描述得十分相似。随后，把朱道来的照片寄给了贺子珍。

贺子珍看过照片后十分高兴，她告诉王家珍，从材料反应的情况来看，朱道来很像是毛毛。当时江西省委也把照片寄给了北京，毛主席看到照片后没有肯定，但他说：“这个孩子很像年轻时候的毛泽覃。”
1953年，朱道来的养母带着他来到了上海见到了贺子珍，贺子珍看到朱道来突然大哭：“这是毛毛，这就是我的儿子啊。”
其实，贺子珍如此肯定，是因为养母拿出来一件小棉袄，贺子珍在当年临走时也留给毛泽覃一件小棉袄，为了再次确定，他们还去医院查看血型，发现血型也一样。

虽然依靠当时的技术并不能证明这就是毛毛，但是贺子珍凭这几点，大概是八九不离十。最后朱道来还去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欢迎，李敏还叫他哥哥。

但就在这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有个当年的女红军也说这是自己的孩子，而且把孩子托付给别人时也留了一件小棉袄。这一下，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起来，到底是谁的孩子呢？

无奈之下，周总理向毛主席做了汇报，说明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这种心情毛主席十分理解，不管是哪位父母都希望找到自己遗失的孩子。毛主席作为领袖，更不能“横刀夺爱”，最后毛主席表示，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当时中组部部长帅孟奇收养了不少遗孤，最后这个孩子被送到了帅孟奇的家中。

朱道来的事情刚过，毛金花又有了消息。1963年1月，杨月花（毛金花）时任龙岩县工商联干事，当时全国各地正在贯彻中央“两个十条”的指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

杨月花动员自己的家人，希望把听说的关于把女儿丢到街头的苦情说出来。却不想，他的养父把她不是亲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养父告诉她，他是抱养的，是一个老红军生的，但具体是谁不知道。以前总觉得说出来会招来祸端，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养父也有苦难言。杨月花听到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自此，杨月花迫切地希望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随后，杨月花给吴朝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身世，这引起了邓子恢的重视，他觉得这是毛泽东寻找长女的一个线索。
不久，邓子恢马上去杨月花家调查，又让翁清河回忆当年的事情，但是这件事确实过于复杂，收养毛金花的人有很多，大家都不知道是谁的孩子，主要是翁清河不知道当年谁收养了孩子，他只是把孩子放在了一个店门口。

而杨月花因为频繁地被调查，自己在别人眼中一时间也变成了“没有爸爸“的孩子，她不得已向邓小平写了几封信，希望组织对她的身世继续调查落实。

1964年，邓小平曾回复杨月花，这件事需要一个过程，不要着急。
时间来到1971年，贺敏学知道贺子珍寻子心切，便抓紧了寻找杨月花的事情，当时翁清河已经去世，贺敏学联系到了在龙岩唯一的几个知情人，最后得知翁清河当年弃婴的地方是一个酱油店。

顺着这个线索，贺敏学顺藤摸瓜，逐渐打听到了第二个收养毛金花的人，然后又打听到第三个收养毛金花的人，最后终于到了毛金花养父这里。
1973年，贺敏学高兴地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周总理，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身体都不太好，但是得知是毛泽东的长女，周总理当即安排了贺麓成（父亲毛泽覃，母亲贺怡）的妻子周剑霞去核实。

根据贺子珍的回忆，毛金花的右脚膝有一个较大的黑痣，周剑霞到了杨月花家，先确定这个事情，最后也看到了杨月花的右脚膝处确实有黑痣。
周剑霞说：“杨月花长得十分像毛主席，其行为举止，和姨妈贺子珍很像。”
最后确认后，周剑霞向组织汇报，说基本上可以确定，杨月花就是当年贺子珍托人抚养的孩子毛金花。

终于确认了自己的身世，杨月花感叹万分，她十分想去上海，面见自己的亲生母亲。要知道当时杨月花已经44岁，贺子珍也已经是个年过六旬的老人，身体也不好。

他来到上海第一个见到的是贺敏学，贺敏学是贺子珍的哥哥，也就是杨月花的舅舅，杨月花激动地大哭，他在人间零落近半个世纪才确认了身份，这种激动是无言以表的。

贺敏学安慰道：“月花，你是革命后代，不要伤心，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贺敏学告诉杨月花，你妈妈她身体状况很不好，情绪稳定对于现在的她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还不是你们见面最好的时候，以后会安排你们相见的。

殊不知，1976年毛主席逝世，杨月花之前还想着去北京看望自己的亲生父亲，如今成了遗憾。其实当时贺子珍也十分想见自己的这个女儿，但是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便耽搁了下来。

但杨月花是见过李敏的，1977年7月，7月，李敏和孔令华二人以省文化局领导检查工作的名义来到龙岩。杨月花当时在电影工作站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职。但在此次“汇报会”，杨月花发现身边坐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女同志。

她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这个就是当年去找过她的李敏，也就是自己的妹妹。杨月花十分想喊一句妹妹，但那时最终还是没有喊出口。
她也和贺敏学说过这件事，贺敏学感慨道：“哎，你怎么不喊一句妹妹呢？”杨月花摇摇头说：“我比她年纪大，她没有认出我，我怎么好意思是开口呢。”杨月花的心里充满了心酸。

然而，天不遂人愿。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病逝，第二天广播播报了这条重大新闻，杨月花听到后泣不成声。她多么想见贺子珍一面，也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她也不知道，这也是贺子珍的愿望，为了寻找杨月花，贺子珍也要付出了很多很多，当年刚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她承受了无限的孤寂，李敏送到了毛主席身边，朱道来又没有得到最终确认，唯一剩下的就只有毛金花了。
杨月花没有见到母亲，成为了她深深的遗憾，对于她来说，可能人生最后的亲人就是贺敏学和李敏了。

1986年，杨月花常常去上海看望舅舅贺敏学，并且常常给贺敏学带点吃的，还让贺敏学出门多穿点衣服。贺敏学其实早就查出了癌症，但他依然告诉杨月花，说自己身体很好，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和自己的孩子。

谁知道，不到两年，贺敏学也离开了杨月花，1988年4月26日，贺敏学病逝后，在贺敏学的吊唁厅里，杨月花扑在贺敏学身边，撕心裂肺地喊着：“舅舅，舅舅啊，你不能走啊。”

没有人知道杨月花的心中有多痛，因为这是她最后的长辈了。 此后，杨月花便默默离开了上海，她有自己的生活，也育有6个孩子，个个学有所成，生活得非常好。

李立英是贺敏学的夫人，也是杨月花的舅妈，此后李立英多次去看望杨月花和她的家人，李立英也经常感叹：“月花真的像贺子珍，讲话，行动，还有脾气，真的一点不差。”

可杨月花从来没有对人炫耀过自己是毛泽东的孩子，反而生活得非常低调。
和杨月花命运相似的，其实还有贺麓成，他原名叫毛岸成，是毛泽东三弟毛泽覃的儿子，他的母亲贺怡和毛泽东之妻贺子珍又是亲姐妹，所以毛岸成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

贺麓成也是隐姓埋名，从来没有提及过，自己是伟人的家属，贺麓成晚年曾说，把他孩子的姓氏恢复到本姓，毛，来纪念父亲毛泽覃以及伯父毛泽东。

对此也有人给杨月花提过建议，说既然是伟人的后代，不如就把姓氏改过来，改成毛。杨月花表示很坦然，她说：“前些年肖克同志打电话让我把姓改过来，我说都这把年纪了，还改它做什么?”

杨月花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她说：“每年春节文化局和电影公司的领导都来慰问。1989年陶铸夫人曾志到龙岩，我去看她时她问我地方上是否关心我。我说，照顾得不错，特别是组织把我的身世搞清楚了，公开化了，我非常感谢组织，我不要求什么，什么都不要求。”

杨月花和母亲贺子珍一样，也有六个子女，而且同样是三男三女，又都是男女相间出生。长女郑栋英、长子郑栋强、次女郑栋慧，次子郑栋新、三女郑栋萍、三子郑栋基目前都在龙岩市工作。

1993年7月18日，中央电视台要拍摄大型专题片“毛泽东”，工作人员来到龙岩，特意找到杨月花家，拍摄珍贵的镜头。
杨月花虽然已经64岁了，但她面对镜头依然很慈祥，她说：“我感谢党，感谢革命老前辈落实了我的身世，让我知道了我的父母究竟是谁。”

杨月花现在有美满的家庭，也有孝顺的孩子，生活得非常幸福，纵然她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可她的骨子里仍然流淌着贺子珍的血液。
这一生，遗憾没有见到毛泽东，也没有见到贺子珍，但杨月花一直心存感激，她感恩她还活着，也感恩父亲和母亲花了大量的时间寻找自己。

李敏曾回忆说，当年父亲毛主席去世前，曾艰难地抬起右手，用拇指与食指做了一个圆圈，嘴里好像还说着什么。
但李敏没有听清父亲说的话，也没有看明白父亲那个动作所表达的意思，最终这个疑惑一直留在李敏心中，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谜。

有人告诉李敏，可能是在挂念她妈妈贺子珍，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就是桂圆。也有人说告诉她，这是在挂念她的长女，这是团圆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