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担当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02-23 11:06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网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提出，要“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下一个发展阶段的纲领性文件，《建议》明确将三个地区及其承载的功能写入“十四五”规划，显示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新发展阶段的全局性战略地位和价值。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以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经济发展要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协调共享，互相给养，创新是第一动力，即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坚持创新驱动。
首先，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努力实现全球资本在中国的集聚和运转，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集聚起全球化的创新资源。
其次，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其关键节点就在于本国可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显然，只有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和实现自主创新，才可以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服务，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最后，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促进出口和进口协调发展，核心是通过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自给，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升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决进口和出口不均衡的问题。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依靠创新驱动，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就是全面实现新发展格局的“最佳极点”。

根据发展极理论，形成极点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基础。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就是要使其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首先，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需要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建立全球化的科技创新体系。必须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立国际最高标准，形成全球科创资源的集聚地和原创性科技成果的发源地。
其次，建设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需要我们瞄准国际产业发展前沿，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扎实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以创新引领全球新兴产业的发展。“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新产业、新动能、新机制。
因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不应是旧的世界分工体系下产业格局的改良和升级，而应该成为新兴产业的试验田和培育地，成为新时代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主阵地。

第一，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着力点在于推进全球化科创体系融合。推进全球化科创体系融合，应该充分重视和发挥香港、澳门的国际窗口和国际化平台优势。尤其是要发挥港澳国际自由港的优势，吸引国际科创人才集聚，大力推进离岸研发，推动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发挥更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在港两院院士来信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要“促进香港同内地加强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将香港发展成为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融资中心”，“支持香港成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国际化的科技创新人才。香港是全球最自由、最开放，营商环境最好，国际顶尖高校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加之澳门是国际上最知名的旅游休闲城市，具有“跨境自由流动+国际化科教资源+国际化旅游休闲”的特征。因此，港澳对于吸引国际科创人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各类科研资金募集、顶尖科研设备入境便利，非常适于开展离岸研发。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以港澳为主体的离岸研发将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赢得更大的空间。

第二，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突破口在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及重大科研平台布局。一方面，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技术创新成果市场化的“转换器”。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均是市场主体最集聚的地区。北京的特色是科教资源丰富、大型国有企业集聚；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拥有诸多跨国企业；粤港澳大湾区的特色则是拥有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为例，9市不仅拥有近4.8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又是中小企业最集聚的地区。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是粤港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核心平台和关键支撑。由此可见，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最大的功能就是将大湾区最优质的科创资源和平台串联起来，连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连接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为众多高科技龙头企业以及迅速崛起的“独角兽”企业提供广阔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市场。另一方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必须推进重大科研平台布局。国家级的大科学平台建设对于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研发、科研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周边产业集聚等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还应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实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当前，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均已布局自贸试验区，通过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科研经费过境、人才跨境流动、税收、知识产权保护、高校合作、科技体制改革等制度创新，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更加宽松和友好的制度环境，也为全国其他地区乃至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思路。因此，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应该充分用好自贸试验区这个绝佳平台，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蓬勃动力。



政治学的三大核心思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02-24 10:41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三大体系#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三大基础学科之一，同时也是一门现实感很强的学科。许多初学者认为政治学的理论性过强，离现实生活太远，缺乏法学、会计学那样的实用性。其实，这是对政治学的最大误解。政治学不仅贡献大量具体的理论知识，同时还培养人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政治学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对高层次的治理人才来讲，思维方式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具体的理论知识。

因此，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归纳与总结政治学的思维方式。有学者已经尝试进行总结，如复旦大学的包刚升将现代政治思维概括为国家思维、权力思维与因果思维，以区别传统政治的宫廷思维、阴谋思维等。但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思维还不够全面，并不能完全勾勒政治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在上述三种思维之外，本文尝试概括出三种思维方式，即系统思维、复杂思维、动态思维，以此来凸显政治学思维方式的独特价值。

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是指在观察与分析政治问题时，能够看到不同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并从整体上把握各方面的关系。系统思维主要源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复杂的“系统效应”。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总结出政治生活中系统效应的三种互动模式：首先，结果无法从孤立的行为中预测出来；其次，己方的战略依赖于他者的战略；最后，行为会改变环境。杰维斯主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明系统效应及其重要性，国内政治的研究中实际上同样存在系统效应。

比如，国家结构形式与政党体制在政治学教科书中分属不同章节，彼此之间看似没有直接关联。但在一个国家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国家结构形式与政党体制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必须以系统思维加以理解。一方面，国家结构形式对政党的组织与行为有重要影响，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政党建立之初往往就是全国性组织，地方性政党的影响要小得多；而在联邦制环境中，政党的活动重心在联邦组成部分的各州，联邦层面的全国性政党不过是各州的政党组织之间的联盟。另一方面，政党体制对国家结构形式也有着重要影响，政党体制可能重构宪法文本中的国家结构形式。以苏联为例，“苏联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其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国‘保留退出联盟的权利’。苏联共产党是执政党且实行民主集中制，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加盟共和国党委必须接受和服从苏共中央的领导。这意味着，只要苏共中央不同意，加盟共和国就无法真正行使退出权利。由此，苏联理论上是联邦国家，实质上是单一制”。这充分说明，苏联的政党体制重塑了苏联的国家结构形式，使宪法文本中的联邦制变成了事实上的单一制。

复杂思维

复杂思维是指认识到现象与现象、变量与变量间的复杂互动，而非简单的线性思维。线性思维通常体现为“自变量与因变量是正向关系，即自变量越高（大），因变量也会越高（大）”。线性思维过于简化政治现象间的关系，因而常常与经验世界不符合。其实政治学的大量研究发现，变量与变量之间更多的是倒U型关系与树状关系，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所谓倒U型关系，即在一定区间内，自变量与因变量是正向关系，即自变量越高（大），因变量就越高（大），超过一定区间，自变量与因变量反倒变成负向关系，即自变量越高（大），因变量就越低（小）。除倒U型关系外，还有大量更为复杂的树状思维或树状关系。树状思维，即某一现象发生变化时，不一定只会向A路径演变，其实还会存在向B路径甚至更多路径演化的可能性。

比较政治科学中的大量经典研究往往体现出线性思维，但实际上是倒U型关系和树状关系。比如，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研究文献中，早期研究多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是线性关系。李普塞特的现代化理论就认为，经济越发达，民主化的概率就越大。现代化理论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大量的现实反例，现实中既有经济发达的非民主国家，也有经济落后的民主国家。其实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罗伯特·达尔就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可能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存在一个有利于民主化的经济发展区间。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权转型研究中，早期的西方理论大多认为威权政体崩溃后就会转型民主政体。而实际上，政体转型过程是树状的而非直线的，威权政权崩溃后并一定会转向民主政体，其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克里斯托弗及其合作者就看到了军人政权转型结果的不确定性：军人政权的转型模式，像穿过丛林的小路，有许多不同的路径，而且所有的小路都非常难走，无论如何，大部分小路都不会通向你想去的地方。

动态思维

动态思维是指在观察和分析政治问题时，能够将事物看作处于变化中的存在，从而根据先前历史与未来趋势做出正确选择。就如政治学者蔡东杰所言，人类的历史一直处于演变当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终点的问题，因此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时，其实并没有“最好的方法”，而顶多只有“较好”的办法。美国学者莱斯利·里普森也曾提出“永恒的问题，变化的解决方案”。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不断变迁中，因此，我们深深地知道个人和集体适应于技术发明、社会变革、经济的不稳定、战争的威胁以及那些长期信奉的伦理价值相关问题的持续需要……所有的政府都面临着它们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政治的本质。它们是永久的和无法避免的，但是它们又允许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使人类得以在不同的取向之间进行选择和替换”。因此，在观察政治现象与处理政治问题时，要从具体的时空条件出发，既不墨守成规也不异想天开，而是要审时度势地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

总之，学习政治学可以使人的认知能力与思维水平获得极大提升。系统思维可以使我们具备全局意识与大局观念，复杂思维可以让我们克服简单的线性思维与直觉思维，而动态思维则可以超越思维的僵化，做到与时俱进和审时度势。对培养国家的治理人才来讲，这些思维训练都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宝贵的，因为它们有利于帮助决策者减少决策失误、提升整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这是单纯的知识教育无法取代的。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