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的美学突破：重绘新纪元开创者的多元归一群像
02-08 12:25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网络空间

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接档《跨过鸭绿江》正在CCTV-1黄金时间热播，该剧以具有年代感的逼真生活场景、视角开阔的多维全景式刻画以及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再现出百年前中国历史新纪元开创时刻的生动画卷。

这些艺术形象此前已经在《开天辟地》《建党伟业》《我的1919》等影片以及《恰同学少年》《开天辟地》等电视剧中，程度不同地得到过一些刻画，但像在《觉醒年代》中这样，紧密依托《新青年》杂志的传播轨迹，将多种多样的人物和事件共同组合成一幅完整而又多元、多元而又归一群像的作品还是第一次见到，称得上是一次带有集成式意义的美学突破。

叙事结构
三大历史事件相互贯通而又主旨突出

在实施这一重要的美学突破过程中，这部电视剧在叙事结构上体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将百年前相继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等三大历史性事件相互贯通，对建党这一历史性巨变事件进行多维度全景式描绘，由此而产生的一种美学效果在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先后成为通向建党的两大必然而又重要的历史性步骤。

如果说，从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首次会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消息传来，叙述的中心事件是新文化运动，那么，从青岛问题凸显至陈独秀被营救出狱，主要叙述重点在“五四”运动；而从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长城谈话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及道路选择到剧终，则主要叙述建党前夕的诸多人和事，风起云涌而又纷纭繁复的线索九九归一地共同指向一个中心——建党伟业的成就。

从这个结构设置可知，全剧叙事的重心看起来在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进程，而对建党过程主要采取侧写、渗透或贯穿于前两场运动的方式，但其实后者才真正是前者的叙事主旨。这种结构设计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方面突出建党这一开天辟地事件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内含的成果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展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为先导性事件而成为建党运动的铺路石同样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人物塑造
历史辩证地重绘多元归一群像

电视剧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为建党大业的先导性事件加以叙述，因而两大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就必然被赋予中国历史新纪元开创者的正面历史地位及其意义。

陈独秀被视为与李大钊一样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而又作用有别的人物加以叙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五四”时期的作用得以突出，胡适、蔡元培、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辜鸿铭等曾经发挥的正面作用得到直接描写，现代文学首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写作和发表被浓墨重彩地渲染等，共同构成《觉醒年代》创作中的一次具有集成式意义的美学收获。

该剧在创作理念上实现了新突破：建党不是突然发生的或偶然的历史结果，而是中国历史新纪元开创过程中业已存在的多元选择中的一项必然选择。为了突出这种多元归一的必然性，全剧体现出一种历史人物评价上的辩证法：多元道路选项中的任何一道选项，在当时无法未卜先知的有限条件下，都是一种道路选择的艰苦探索过程，在电视剧中，这种探索本身被赋予一定的必然性和正面性。

《觉醒年代》精心重绘出这场中国历史新纪元开创者的多元归一的群像。

多元，是指在当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多种道路选项，主要有军阀专制、保皇派、文化复古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
归一，是指在已有的多元选择困窘中，后起的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后来居上的优势，是因为它在与已有的多种道路选项的比较中最具比较优势和吸引力，从而成为现代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当然选项。

群像，代表着谁也不可或缺的新纪元开创者的集束式肖像：代表军阀专制的北洋军政府徐世昌总统等，代表保皇派的张勋，代表复古派的林纾、辜鸿铭、刘师培等，代表自由主义的胡适，代表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以及代表社会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在这里展开了相互较量，共同构成相互异质、交融而又多元共生的关系。而最终给予年轻一代如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以最深刻历史性影响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选项。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林纾、辜鸿铭等具有复杂性的历史人物，没有被简单化处理，而是得到同样严肃而公正的对待。有关胡适和辜鸿铭演讲场面的戏剧化深描，令人印象深刻地分别展现出他们作为上述群像中无可替代的一员的独特价值。

这就给观众提供了一次集中回眸这群鲜活历史人物形象的美学机遇：李大钊是无可争议的完美典范，陈独秀功绩虽大但又聚讼纷纭，胡适是在开风气上有贡献但又道路不同的异己者，辜鸿铭有关“中国人的精神”的演讲颇为精彩，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和措施，客观上为上述三大运动顺利进行提供了制度条件保障。

至于同新文化派构成对立面的复古派（与保皇派不同），在当时也是多元之一元，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借鉴意义。恰恰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与林纾和辜鸿铭等的一次次短兵相接战斗中，《新青年》杂志和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力才不断地被放大、扩散和赋能。该剧在现代重要历史人物评价上体现了历史辩证法的智慧。

叙述动力
一刊二人三事推动情节发展

在重绘这组多元归一群像的过程中，该剧在故事情节设计上体现了独特的叙述追求：以一刊、二人、三事和多元思潮为中心，组织全剧故事框架和塑造人物群像。

一刊即《新青年》，二人即两个主角李大钊和陈独秀，三事即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建党等三次历史性事件，多元思潮即包含保皇、复古、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多种思潮的激荡。重要的是，以《新青年》杂志为基本叙事线索，由此展开全剧故事情节，有效串联起该刊创始人陈独秀和重要参与者李大钊的所有重要活动，重点强化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建党这三大历史事件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在多元思潮激荡中最终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作用。

现代大学制度、报刊和社团等向来被视为对现代历史走向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传播媒介，在这里依托《新青年》杂志而展开叙述，北京大学及其中报刊和社团的历史性作用也同时被凸显，从而体现了对历史事件的动力元素的一种深刻理解。

总之，该剧的显著突破或收获，集中在有关百年前中国历史新纪元开创者群像的完整而多元的塑造上，传达出当代电视艺术创作者的美学自信和文化自信，对于今后同类题材艺术创作也有着启示和借鉴意义。

当然，同样也应看到，该剧在一些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斟酌。在有的历史人物处理上就有可商榷之处，如写陈独秀与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之间的关系以及把后者叙述成为“工读互助社”的主要成员时，应更加注重史实与虚构之间的合理和平衡。

（内容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央视剧评）



附：个人观点
不是陈独秀李大钊，不是鲁迅，蔡元培才是《觉醒年代》中“灵魂”人物

我最近追剧观看《觉醒年代》，真的让人感慨万千，特别是一些文人，让人肃然起敬，如李大钊、鲁迅、陈独秀、蔡元培等等，多年来，针对中国近代最大之变革，一直多诸多杂乱印记，千头万绪，一直想系统地了解与研究这些文坛大师的风痱事迹，奈何苦于缺乏这方面的实际参考材料，因而拖泥带水。

如今央视终于出了一部《觉醒年代》，犹如高山流水，让人赏心悦目，实乃三生大幸！《觉醒年代》无疑是给观众带来一场极其盛大的“历史盛宴”，有电影的质感，年代感画面感极强，清晰勾勒出大时代的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风貌，剧中所有大人物刻画得非常真实和生动。

展现了那个时代文化人之风骨，为天下苍生之担当，不畏牺牲，追求真理，着实令人钦佩不已！反思当下我等众生，物富思空，望尘莫及，勿忘历史，永留初心！

我个人认为，《觉醒年代》整部剧的灵魂人物，堪称一代国士的蔡元培，北大之校长非他莫属！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北大，就是有那些先哲大师们的存在，如：文学巨匠——鲁迅，扛“科学民主”大旗，一呼百应的《新青年》创始人——陈独秀，还有敢为人先，为人民发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革命家，思想家——李大钊，后来北大还聚集了胡适、刘半农、辜鸿铭、刘师培、周作人，梁漱溟、徐悲鸿等这些学术权威性人才。

当时的北大，真可谓是群星璀璨，大师云集啊，再加上他们在学术上的切磋与主张，简直像是风云际会，神仙吵架，精彩万分！促就这种“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局面，将中国文化短时间内达到这种高度，他蔡元培功德无量。若没有他这根“定海神针”，北大就是一盘散沙，这些牛人可能天南地北走不到一块，更不会有后面惊天动地的一系列爱国运动，也许伟人因此被埋没，中国何去何从，令人堪忧。

先普及一下相关的历史，北大在蔡元培上任之前到底堕落成什么样？

1898年戊戌变法，虽被慈禧太后叫停，但变法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当时被称为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也就是北大的前身，但此大学非彼大学，不光是学校，还是当时的“教育部”，学校满满都透露着官僚气息，学员无心做学问，也缺乏读书人之纯粹，老师也大多数出自于北洋政府的官僚，教书或许只是他们的“副业”而已。

一百年前的“北大”，普通家庭的孩子是不能上北大的，它是贵族子弟和官僚主义的欢乐园。直到1912年的民国，前后发生两次改革，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名虽改，腐败的校风依旧。

再看看历来的校长，有人评价说，北大的校长不好干，这是真的。

1915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就任，不到2个月时间就辞职了，原因有很多，例如北洋政府建学校缺钱，意欲解散北京大学，还有与教育部各方势力作斗争，在这里不细说了。

严复走后，章士钊出任第二任校长，但此人被学生驱赶（留严反章），一天都没有上任就退下了。第三任校长是何燏时，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上来就对学校进行改革，他主张人人都必须考试，因此预科班的学生视他为敌，再加上他与教育部和各方势力的矛盾，所以不久就辞职了。

直到1917年初，北洋政府教育部从法国请回蔡元培，这才开启北大新的里程碑。蔡元培不愧是蔡元培，上任的第一天就给北大师生上了一课，堪称真正“千古校训”，句句肺腑之言，直教人醍醐灌顶，受益匪浅，与其说给100年前的北大人听的，不如说是说给100年后的我们听的，一番道理，听得让人热血沸腾，心服口服，蔡元培不愧是学界之泰斗，世人之楷模！

身为北大之主，他大刀阔斧招揽各界人才，轰轰烈烈搞改革，并立誓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终生，有了蔡元培这个权威大师镇校，北大的校风与学术何患不能改良？

为了振兴中华，为了给北大招揽人才，蔡公3次冒雪前往陈独秀住处，让陈独秀出山，不是因为陈独秀摆架子，而是蔡公一向尊重人才。他坚持原则，解聘不合格的庸才，就连一向目中无人的周树人（鲁迅）都对他敬佩有加，唯命是从。

在蔡元培的带领下，北大人才济济，成为民族未来的脊梁，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曾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在那个黑暗的动荡年代，不光要枪杆子，更要笔杆子，一个都不能少，正所谓枪杆子出政权，笔杆子开智慧！

如果陈独秀是“科学与民族”的急先锋，是北大的一面旗帜，那么文学巨匠鲁迅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深深地解剖现实世界最黑暗“病魔”。在最新剧情中，周树人手里用力地握住笔，陷入沉思，一部经典著作《狂人日记》即将诞生，周树人不再是那个无人问津的周树人，改名叫大名鼎鼎的“鲁迅”，眼神犀利，笔尖如刀。无比期待《觉醒年代》的精彩剧集！

总而言之，个人认为，蔡元培才是《觉醒年代》的“灵魂”人物，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如今的北大！


附：观剧知党史《新青年》同人编辑的不同人生

《新青年》的同人编辑前后总共有八位，按照轮值编辑顺序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高一涵、李大钊。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新文化运动主将、《新青年》创刊人、“思想界的明显”、“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1月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力邀北京大学“新派人物”入《新青年》编辑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第五卷第一号、第六卷第一号轮值编辑。五四运动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1942年5月病逝于重庆江津。

钱玄同（1887-1939），字德潜，号疑古，浙江吴兴（今湖州）人。章太炎的得意门生、训诂学大家，“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之父。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第五卷第二号、第六卷第二号轮值编辑。积极为文学改良运动“摇旗呐喊”，主张“国语运动”，推行汉字改革，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历任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常务委员等职。1939年1月因右脑部溢血病逝于北京。

刘半农（1891-1934），名复，字半农，江苏江阴人。文学家、语言学家，编译经验丰富，译文老练忠实，颇得陈独秀赏识，1917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第五卷第三号轮值编辑，1920年赴英国留学，1924年回国。历任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辅仁大学教务长、北平女子大学女子学院院长等职。1934年7月染病逝于北京。

陶孟和（1887-1960），原名陶履恭。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社会学家、哲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英国，1914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第五卷第六号轮值编辑，中国社会学近代研究体系奠基人之一，长期领导组织社会学、经济学调查研究工作。1949年9月，陶孟和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后一直领导中科院图书馆工作。1960年4月突发心脏疾病逝世于上海。

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字秋明。祖籍浙江湖州，生于陕西汉阴。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1913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第五卷第五号、第六卷第六号轮值编辑。后任教育部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1年病逝于上海。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糜，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早年留学美国，1917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第五卷第四号、第六卷第四号轮值编辑。后任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公学、北京大学校长，中国驻美大使。1962年病逝于台北。

高一涵（1885-1968），原名永浩，别名涵庐，安徽六安人。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轮值编辑，积极协办《每周评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等职，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病逝于北京。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革命家、思想家，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起受聘北京大学，先后任图书馆主任、史学系、经济系教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轮值编辑。领导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系统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第一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的播火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逮捕，28日于北京慷慨就义。

《新青年》同人的结合，不仅有共同的学术旨趣，还有相通的思想基础。同人们各展所长，将新文化运动迅速地推向全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思想解放运动。同人们各自的人生，也如《新青年》杂志本身，几经流变，书写出不同的篇章。


附：
《觉醒年代》觉的是爱、醒的是使命、北大南园是精英南迁掘爱之地
02-17 10:16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觉醒年代》是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竖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说起。科学是工具，需要学习、研究、应用科学可以解决问题。民主是制度，需要学习、理解、实行民主可以改变社会。科学不是能觉醒的事物、民主也不是能觉醒的概念，不能否认从《新青年》打出科学与民主大旗开始，到《湘江评论》等一系列与之相呼应的文化作品问世，新文化运动的确将四万万同胞唤醒了……然而在那个觉醒的年代人们究竟觉醒的是什么呢？觉醒的年代华夏儿女觉醒的是“爱”，爱国家、爱人民、爱青山绿水、爱人如己，彻底抛弃皇权至上、抛弃臣民奴隶思想。所以觉醒的年代主要特征是反帝反封建、打倒孔家店从思想根源上解放自己。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教育改革，陈独秀受聘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将《新青年》带进北京大学、开启同仁编辑，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此将人们心中“爱”的自觉意识唤醒了，人一旦觉悟到“爱”其使命就觉醒了。

封建帝制思想依靠三纲五常之“法”来约束百姓顺从臣服，而有“爱”的社会是由“自律”来维护社会秩序。爱是根植于人内心的系统程序，唤醒了心中的“爱”就会让人的使命觉醒、就等于开启了操作程序、其它应用程序就可以随机使用了。觉醒年代唤醒国人“爱”的自觉意识，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新青年》功不可没，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裹挟在潮流中的精英功不可没。是什么原因让精英们认清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肩负起唤醒民众的历史使命？是苦难的时代、是悲惨的环境、是列强的压迫，所谓天将降大任之前，必先苦心志、饿体肤、劳筋骨。人的本性是不会在看不到结果时就自觉接受“苦心志、饿体肤、劳筋骨”之疼的，都是被裹挟在时代潮流中或处在特殊环境下被动接受这些磨炼。

如此看“吃苦是福”不是随便可以享有的，人生的困苦来到面前时不仅要坦然接受、还要去思想上天的意思是好的、只有挖掘上天对你的“爱”意才能找到改变之路，顺应使命、觉醒求真！北京大学在百年前引领国人觉醒，造就了一批带领国人站起来的精英，诠释了苦难面前“掘爱”的真谛：感悟“爱”让使命觉醒。国有难要爱国、民有难要爱民、家有难要爱家、还要爱人如己，需要在苦难面前主动去挖掘“爱”，有了爱才会探索出路、才会改变苦难、变被动接受苦难为乐享上天的美意。掘爱是个过程，觉爱是发芽并开枝散叶，使命觉醒是开花与结果，享受爱需要忍耐，爱是恒久忍耐。

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北京大学三千两百名教职员工奉命到江西南昌鲤鱼洲（鄱阳湖畔垦殖农场）参加农耕劳动，北大南园（北京大学南昌农耕园）就因此诞生了。从首都北京被派遣到血吸虫病重灾区劳动生活，这无疑是摆在北大人面前的一种“苦难”。如何面对突然来到的苦难？北大人的心境各不相同，无奈承受的有之、等待观望的有之 、坦然接受的也大有人在。尽管三千多名北大精英的心境各不相同，两年后忽然又接到命令集体撤回北京，而之后这些学者、教授、专家的成就却相差甚远各不相同。其中的代表人物厉以宁教授成为国家经济改革开放先锋，他在亲历北大南园的日子里写了26首诗歌赞美劳动生活，可见他面对农耕劳动之苦的态度。厉以宁教授坦承他的经济学思想源于亲历北大南园的劳动生活。这显然是传承了北京大学精英面对“苦难”时应该有的“掘爱”精神，掘爱而让使命觉醒，顺应使命、觉醒求真的结果。

诚然，有不少亲历北大南园生活的北大人对往事不堪回首，埋怨与委屈陪伴一生。觉醒的年代之所以出现了陈独秀等一批领军人物，是上天的拣选、更是裹挟在潮流中人物的自觉。亲历北大南园掘爱实践的厉以宁教授之所以成功同样不是偶然，一样的环境、一样的农事劳动、不一样的心境，有掘爱精神就能觉察到“苦难”中的“爱”，因为有了“爱”就能感悟到使命，就能有所作为：传递真爱造福社会。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百年前四万万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大精英的使命因爱觉醒了，五十年前备战备荒经济改革前夜北大南园的精英使命因爱觉醒了。当下世界正处在一个百年变局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觉醒？是不是该以北大人为鉴，勇于掘爱实践、觉爱而让使命觉醒，顺应使命、觉醒求真！


《觉醒年代》高分出圈，2021献礼剧大年来临
02-21 01:05 文｜零壹

目睹表弟久荪发疯病的惨状后，鲁迅手执刻刀和木板沉沉思索。

他瞟见桌上的关公木雕，拇指微动，抚摸青龙偃月刀的刀锋，回想起闹市砍头杀人、小孩围观、愚妇争相接人血沾馒头的情景。音乐渐渐急促，鲁迅持笔思索良久，终于在纸上写下了《狂人日记》的标题。煤油灯下、纸窗外，鲁迅奋笔疾书，音乐越发激昂，镜头渐渐拉远。

这是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名场面”之一。这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为主要人物的作品让人颇为眼前一亮，鲁迅这段戏是其中一个缩影——有历史、有情怀，同时有审美，重视视听语言呈现效果，最终凝聚成兼具史诗气质和真诚情感的作品精神。

目前《觉醒年代》在豆瓣评分高达8.8分，在CCTV1黄金档播出，据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2月6日-12日《觉醒年代》虽然仅播出六集，收视率却高居榜首。《觉醒年代》是如何将主旋律剧拍出精彩和新意的？2021年百年献礼背景下，还有哪些剧目值得关注？

稳立意、高审美的《觉醒年代》

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觉醒年代”众生态，《觉醒年代》的历史时代背景早已被演绎过多次。但与过去的影视作品相比，《觉醒年代》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这部作品较少涉猎那个军阀混战时代下的战争场面，而是更聚焦于人的“觉醒”。

《觉醒年代》的主线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者的人生轨迹，辅线则是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的理想和成长历程，乍一看，并不是容易拍出新意的题材。《觉醒年代》之所以能获得超高的评分，读娱君认为原因在两大方面——其一是立意客观，其二是审美突出。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前到建党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思想界处于一场新的“百家争鸣”时代中。诚如剧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在第一集中所讨论的那样——
“只有找到一条新路，中国才不会亡。”
“那何为新路呢？”
“不知道。”

不知道，所以困惑，所以是一个重视思想探索、寻求觉醒之路的时代。今人站在新中国的现实上回顾往昔，既要看到先驱者们的勇敢和求索，也要对特定时代下的人物思想有包容之心——这样一个寻路的时代，出现大量思想碰撞再正常不过。

《建党伟业》中安排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与辜鸿铭的那场辩论就是很好的处理，而在《觉醒时代》中，对陈独秀、胡适、辜鸿铭等人的塑造相当客观和立体，呈现出了时代巨变中的激烈思想交锋和观念锤炼；同时在人物塑造方面，《觉醒时代》更重视呈现出历史人物作为“人”而非“符号”的一面，是“立人”而非“造神”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这不仅撑起了其作为长剧所需的丰满真实的人物画像，也为整部剧建立了一种“见微知著”的叙事风格。

在剧中，陈独秀不仅是那个创办《新青年》，入驻北大做文科学长的风云人物，也是一个会为筹款卖字，雅时与人亭中赏景饮酒，俗时学百姓涮羊肉狼吞虎咽；李大钊从日本归家，看到妻子和女儿在院中捉鸡纵声大笑，为帮助路上结识的工人葛树贵典卖财物，又和杂志社借钱赎回……

《觉醒时代》的细节叙事通过场景环境、服化道共同完成。从这一点展开来说，读娱君认为《觉醒时代》成功的最重要元素在于“审美”——这是一部呈现思想碰撞的作品，其主要人物大都是“文人”，而电视剧则用多种方式体现出了这种“文化”之美。

于剧中而言，在于人物的行为举止和造型，于影视创作而言，在于这部剧的镜头设计、音乐设计、意象表达的突出。其中最为观众称道的是青年毛泽东出场的一段蒙太奇，磅礴大雨中，镜头中的市井即是当时的“中国”——混乱的街道，纵马而过的军阀军队，卖儿鬻女的贫苦百姓，坐在汽车中吃三明治的富家少年，躺在泥水中的乞丐。这一系列意象通过慢镜头的呈现和多种镜头视角语言让社会的分裂，人民的处境得到直观呈现，但这段音乐却并非煽情悲苦而是急促而激昂的，伴随着青年毛泽东怀抱《青年杂志》在雨中的重重脚步和复杂的眼神，星星之火其实已经出现了。

在《觉醒时代》中，处处可见这种用镜头语言成就的“质感”。如5-6集中北京的漫天大雪，就成就了多个富有诗意、美感的画面——
陈独秀归家，前来邀请他的蔡元培在楼上等候，两人热情拥抱，镜头却转到了楼下的西洋女画家在写生，记录了这一刻；
陈独秀与钱玄同雪中相会于陶然亭，古琴乐声之中大雪冻湖一片苍白，黄纸伞下三人相会、腊梅在雪中的一抹鲜红、弹琴者的手部特写、弥漫出雾气的热酒……真是雅致到了极点。

这种镜头风格和审美水平赋予了《觉醒时代》很强的仪式感、史诗感，所谓电影质感的来源，不外乎如是。这其实也是导演张永新和摄影执导张文杰、美术设计韩忠的拿手好戏，同一套班底曾经在《虎啸龙吟》中就大放异彩过，司马懿身着红衣起事的那一集至今仍是国产剧中的佼佼者。

立意正，审美足，《觉醒时代》是一部用实力打动观众的精品。


陈独秀与钱玄同：觉醒年代中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猛将
02-23 11:20党史博采杂志社官方帐号 文/张家康

钱玄同先于陈独秀执教于北大，后陈独秀应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因之落户北大。这就使他们因《新青年》而相识相交，因新文化运动而志同道合。钱玄同自称是《新青年》的“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而称陈独秀是“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

可为文学革命“浮一大白”

北京大学因陈独秀的到来而活跃起来，因《新青年》的出现而展现出新的气象。胡适一纸《文学改良刍议》，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陈独秀紧随其后的战斗檄文《文学革命论》，更是“山鸣谷应，风起云涌”。他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得着这样一位如胡适所说“老革命党”的支持，文学革命吹起了奋进的号角。

此时，文学革命毕竟荆棘丛生，视为畏途，极需要有“犯当世之不韪”、“闻风兴起者”。钱玄同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读过《文学改良刍议》后，给陈独秀去信说： “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之不通，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且又是古文大家的钱玄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其影响力如何估量都不为过。陈独秀尤为欣喜，立即给钱玄同复信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所谓“浮一大白”，乃是喝一大碗酒。有此国学高足的支持，陈独秀底气足了，胆子也大了，当然要“浮一大白”了。

最初，文学革命也只是《新青年》说说而已，没有产生出号召性力量，产生号召性力量，是后来的事情，即周作人所说：“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有了旗帜，喊出口号，文学革命才在学界震动起来，而这正是钱玄同的远见卓识。

文学革命本应龙吟虎啸，轰轰烈烈，可他们所针对的敌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却不放一枪一弹，这种寂寞让《新青年》同人“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他们着急了，如此冷清下去，文学革命的主张是不能传播开去，是不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也将悄然沉寂。他们商量要演一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旧文人的许多迂腐、陈旧的见解罗致到一起，以信的形式在《新青年》发表，而后，再由刘半农予以反驳。这是一出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苦肉计。

这一招果然很灵，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致信陈独秀，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此乃正中《新青年》同人的下怀，终于有人接招，他们的挑战再也不是空中挥拳，无的放矢了。陈独秀当即给署名“崇拜王敬轩者”复信说：“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新青年》所愁者，正是反对的议论太少，讨论的空气太宁静，如今不同了，一下子热闹起来，而这个功劳当然要归于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和对之批判的刘半农。

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来

1918年5月15日，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以后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说。至于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呐喊·自叙》中，鲁迅的叙述最为详细了。当时，鲁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闲来无事，常在屋里抄古碑。一个星光灿烂的夏夜，钱玄同来了。

鲁迅写道： “那时偶然来谈的一个老朋友金心异（按：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着，鲁迅终于产生出“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写道： “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钱玄同对此也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7年（按：1918年）1月起，就有启明（按：周作人）的文章。但豫才（按：鲁迅）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

正是《狂人日记》引起陈独秀的注意，当时的鲁迅还在《新青年》的圈子之外。陈独秀通过周作人与鲁迅建立了联系。1920年3月21日，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以十分恳切的态度表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时隔五个月，陈独秀又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写到这里，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的脉络已基本清晰。钱玄同是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的最重要的促使者，而这“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的最大原因，当然是与陈独秀密不可分的。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这一年，陈独秀“运交华盖”，既被中共开除出党，又被国民党关押囚禁。此时的鲁迅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奠定了坚实的地位，在谈起这件值得“纪念”的事情时，他没有忘记的人，还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陈独秀。

鲁迅还说自己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这里所特指的“那时革命的前驱者”，显而易见，指的是《新青年》迁入北大后所兴起的文学革命，那时的鲁迅尚在教育部供职，而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都已是《新青年》的“老战士”了。因此，在鲁迅看来，他们都是“那时革命”即“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他所尊奉的“命令”就广义而言，是《新青年》的命令，而就狭义而言，则是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编辑部的“命令”。

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中华民国已经建立好几年了，可却出现了一件被钱玄同称为“至奇极怪之事”，这就是康有为主张要将“尊崇孔子”写入宪法，定孔学为国教。这“至奇极怪之事”同样引起陈独秀的警觉，他发表《吾人最后的觉悟》，这“最后的觉悟”就是“伦理的觉悟”，即“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钱玄同最为赞赏这个“最后之觉悟”，致信说：此乃同人“最要之图。否则尽管挂起共和招牌，而货不真，价不实，不但欺童叟，并且欺壮丁。此种国家，固断无可以生存于二十世纪之理”。

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他们时常讨论的话题。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钱玄同之否定孔子，否定的只是纲常伦理制度。陈独秀则比钱玄同坚决得多，他在复信中说：“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怀复辟。”
在陈独秀的启发下，钱玄同重新检讨孔教，以更为激进的姿态抨击孔子，认为“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对旧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他说： “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以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如所谓平定什么方略之类。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始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

钱玄同提出更为激进、绝对的口号：“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这多少有些痛快淋漓，快慰人心，但必须要有学理上的支持。他说：“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辨认和书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读音也不易掌握，正是如此，所以，在最近的二十年来，才不断有人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他指出：“除了那‘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外，殆无不感现行文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适用。”这些言论自然是捅了马蜂窝，旧派人物群起而攻之，大有泰山压顶之势。

陈独秀是钱玄同的后盾，针对旧派人物的攻击，与钱玄同一唱一和：自古以来的古籍，“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的臭味”，那些开口国粹，闭口古说的人，说穿了就是要做民主与科学的死对头。这也正是钱玄同的愤激的情绪和过激的言论的真正诱因。

陈独秀说： “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与他辨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在为钱玄同辩说时，陈独秀义正词严地声明：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他说齐梁以前的文学，如诗经、楚辞和后来的汉魏之歌诗、乐府等，都是从来不用典。“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最下劣者。……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小说因多用白话，用典之病少。”

如此评说，被陈独秀称之为“崇论宏议，钦佩莫名。”他告诉钱玄同，中国文人有种不好的习气，那就是鄙视戏曲小说，很多有才华的人都不屑于作戏曲，写小说。他说：“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字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子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

他们由文学革命的讨论，又触及到应用文的改革。钱玄同致信陈独秀：“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所谓“表象语”就是乱用典。
1917年7月1日，钱玄同致信陈独秀说，受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启发，很想写一篇应用文改良的文章。他提出“应用文之改革大纲十三事”。其中提到应用文宜用最普通常用的汉字，绝对不用典，数目字改用阿拉伯数字，纪年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等。

这十三项改革大纲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是“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这种文书格式的改革，在一个多月前，钱玄同就给陈独秀提出： “我固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轻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

陈独秀立即复信：“先生所说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钱玄同是个急性子，他的改革的建议提出一个月，《新青年》仍没有丝毫的改变，所出杂志仍为“右行直下”。他着急了，又给陈独秀去信询问，你既然赞成“左行横迤”，《新青年》怎么还不改用横式呢？“《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除旧布新。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多少已有嗔怪的意思。

钱玄同认为《新青年》既然主张白话体文章，自己就应该率先垂范，“渐渐的改用白话”。并且表示：“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他还邀约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共同“尝试”白话文，并说只要大家都肯“尝试”，那么白话文一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
面对老友的责怪，陈独秀完全理解其积极变革的心情，复信时耐心地解释道：

“《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但是改用白话一层，似不必勉强一致。社友中倘有绝对不能做白话文章的人，即偶用文言，也可登载。尊见以为如何？”
显然，钱的态度更为激进，陈的态度虽也激进，但多少有些包容的成分。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之下，沿袭了几千年的“右行直下”的书写方式，才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左行横迤——这种新的书写方式，开启了崭新的文风，从而造福于中国文化，惠泽于后世子孙。

无论何种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 1922年3月，非基督教运动在上海兴起，起因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在北京召开第十一届大会。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就是此时在上海成立，以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非基督教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王星拱等都是这一运动的支持者。

钱玄同很不理解，几年前，陈独秀不是也主张以“美与宗教”，丰富、发展、引导人的“情感”的健全发展吗？怎么突然之间，他也会卷入非宗教的狂热之中了呢？他给周作人去信，以其尖锐、坦诚的语气，抨击非基督教同盟：“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列。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意欲同非基督教同盟辩一是非，以正视听。他还和周作人、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共同在《晨报》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

他们都与陈独秀有过颇深的交往，其中尤以钱玄同的交往最深，文学革命、应用文改革，他们有过共同的思想基础，可如今却出现这么大的分歧，以周作人、钱玄同等在学界的影响力，陈独秀不能不给以公开的答复。4月2日，陈独秀发表《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

“启明、玄同、兼士、士远、幼渔诸先生：
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殊难索解。无论何种学说何种主义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像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公等何以如此惊慌？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信阐明了这样的态度，信教和不信教都是自由的。当时的中国，基督教的背后站着强大的洋人，他们才有真正的自由。相反，青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是弱者，是被排斥的，当然也就没有自由。这场论战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的政治分野，而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与自由主义思想家钱玄同，已经有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尽管如此，钱玄同对陈独秀在思想界的影响，还是由衷地钦佩。1923年7月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谈到批判“国粹”时，情不自禁地赞赏道：“觉得说来说去，毕竟还是民国五六年间的《新青年》中陈仲甫的那些‘西方化’的话最为不错。还是德、赛两先生最有道理。”“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还是陈独秀。他还告诉林语堂：“八九年来，我最佩服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的话”，这话就是中国人“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觉醒年代》是一部具有思想深度、历史深度与艺术深度的优秀电视剧。它第一次全景呈现了对现代中国产生划时代影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生动塑造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以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代新文化巨人的群体风采，第一次在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下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逻辑和中国共产党出现的必然性，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摧枯拉朽、一往无前的时代精神表现得历历在目、酣畅淋漓，第一次将五四青年追求祖国新生、追求民主科学、追求自由解放的初心表现得青春激荡、热血沸腾。正因为如此，在五四运动刚刚百年之后、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一次崇高的献礼。

《觉醒年代》的艺术深度体现在它并不是历史文献的影像还原，也不是对历史人物的“概念化”重现，更不是历史事件的编年堆砌，而是把每个主要人物都作为完整的艺术形象来刻画，借助大量历史资料的线索，利用创作者的想象，找到了每个人物的性格之核，也找到了他们共处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化共性，从而使得这些人物的思想动机、行为方式、道路选择、情感冲突都有了性格支撑，也有了时代烙印。每个人物的复杂性、多样性也都统一在人物性格的内在一致性中。陈独秀的雄才大略、光明磊落、刚愎自用、专横霸道、视死如归都是连为一体的，他与蔡元培、胡适等同仁，特别是他与两个儿子的关系、与朋友们的关系，把陈独秀天马行空的性格体现得栩栩如生。人们会相信，艺术虚构而塑造的“陈独秀”就是“真实”的陈独秀。此外，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胡适温和、务实、自由派的性格，李大钊平实、亲民、醇厚的性格，作为长者的蔡元培沉稳、睿智、从容的性格，甚至辜鸿铭这种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自傲、自居、自大的性格，都塑造得生动准确细腻，观众甚至都能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来解释这些人物的政治道路和人生轨迹。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这部剧艺术地“活化”了历史人物，从而证明了历史剧创作的一个“原理”：人活则历史活，历史活则电视剧活。

正因为人物被“激活”了，电视剧才能不依赖外在的戏剧性、情节性和动作性，而是巧妙地以新文化运动各位先驱与旧文化、旧势力、旧军阀的对立作为冲突，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三只“北大兔子”(三人各差12岁，均为农历卯年出生)以及李大钊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的情感关联为主线，形成了“桃园三结义”式的人物结构关系；以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青年人在新文化影响下逐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以陈独秀与两个儿子之间相敬相争、殊途同归作为两条副线，使得电视剧的所有戏剧冲突，都成为人与人的冲突，成为情感、思想、性格、道路的冲突，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峥嵘岁月，与这些人物一起痛苦、一起焦虑、一起选择。观众因为人物的鲜活而置身于剧，置身于历史，这是这部剧最杰出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在注重历史质感、人物鲜活的同时，还在叙事中注入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历史诗意。在故事与人物的推动中，它经常用一种情绪化的音乐、形式感的画面、诗意的空镜头、别具一格的小道具，放大、渲染、强化电视剧中那些崇高的、细腻的、悲悯的、信仰的、意味深长的细节、情绪和历史感，在这种诗意的“间离”中，完成了史诗品格的美学定位。

作为一部历史正剧，历史深度是这部电视剧的重要价值。全剧以袁世凯复辟、《新青年》杂志创办、北京大学改革、张勋复辟、文学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分化、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核心事件，全面展示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如何变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传播等历史进程，呈现出那个历史时代绝望与希望、衰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生死决战的历史氛围和时代趋势。电视剧用两代人的选择告诉我们，在那个中国即将被开除出地球“球籍”的时代，唯有壮士断腕、革故鼎新才是中国的出路。虽然，历史从来都不是按照人的主观意愿而发展的，历史的河道有许多人们无法控制的暗礁、逆流，但是我们不能用所谓后来的“正确性”去否定昨天先驱者的呕心沥血和前赴后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电视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正是这种态度确立了电视剧的历史深度。

艺术深度、历史深度必然会为思想深度奠定基础。当胡适还停留在“新文化”“新人”的阶段，面临民族危亡的陈独秀在李大钊影响下，已经从启蒙之路急不可待地走上政治之路、政党之路，表现出对中国道路的不同选择。电视剧对人物命运的历史再现，深化了“中国道路”的思考。从全盘西化到中国国情，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从俄国道路到中国实践……电视剧呈现了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以及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求索之路。传统与现代、启蒙与革命、政治与文化、救亡与图存、学术自由与民族兴亡、人道主义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自由解放与民主富强……所有这些一百多年来缠绕着中国人的问题，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深入探讨。虽然并非所有的疑问都得到了最终解答，但它们对观众思想的冲击和激荡，依然体现了电视剧穿透百年的思想深度和强度。

曾经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大影响并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毛泽东说过，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趋势在《觉醒年代》中也得到了清晰的体现。《觉醒年代》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时代、特定创作方式的时代影响，但它无疑是向拉开现代中国大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崇高致敬，是对新文化仪态万千的思想遗产的慎重继承，剧中所谓中国“三千年之大变局”，第一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用不同的方式对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作为世纪考卷，至今依然振聋发聩。思想深度、历史深度和艺术深度所支撑起的这部电视剧的特殊意义，值得珍惜。


《烈的青春之歌》
03-08 09:36作者：曾庆江

在庆祝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历程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目前正在央视热播。该片以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掀起新文化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历史为叙事空间，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从“红楼”到“红船”的曲折探索史，谱写了一曲壮怀激烈的青春之歌。

让历史告诉未来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国人在各种教科书和相关著作中都已经系统学习了解过，再加上《建党伟业》等历史大片的影像呈现，这就使得再对其进行表达和重述就存在新的挑战。《觉醒年代》迎难而上，精心谋划，精雕细琢，最终以实力征服了观众。它的成功告诉我们，主旋律剧也可以成为老少皆宜的精品力作。

著名文艺批评家尧斯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接受者在进入接受过程之前，往往会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等对作品进行预先估计和期盼。一部作品只有不断打破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不断给接受者制造各种意外和惊喜，方为上乘之作。《觉醒年代》通过“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方式，不断打破观众的“期待视野”，从而成就自己的品质。

历史已经有定论，线索也非常明晰，这自然给后来的影像创作者提出了相当的难度。《觉醒年代》明确定位为“年代”的呈现，即自然演绎当时的历史状态、民众觉醒过程和思想交锋的场景，因为历史往往不是线性发展，不是一帆风顺，更不是顺理成章，而是各种力量交锋博弈的体现，是螺旋式上升，甚至还有可能出现短暂性倒退，最终才可能是水到渠成。《觉醒年代》演绎了当时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状况，更揭示了觉醒的中国人为求得民族独立而做的种种努力。《觉醒年代》将各路人士为探索民族独立和中国文化传承方面的想法和做法全景式地展现出来，让观众结合自己的理解进行判断，将历史的裁判权交给未来去检验，这是对历史现场的最客观还原，也是对历史最真诚的负责。

让历史告诉未来。《觉醒年代》全景式展示了1915年—1921年期间各种思想的碰撞和博弈的状况，在经过“德先生”“赛先生”的洗礼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1年建党，从而推动中国革命面貌的焕然一新，让人感受到历史选择的艰难性和必然性。这才是主旋律的根本要旨之所在。

经典场景的再现

1915年—1921年是中国风云激荡的年代，这期间发生的不少重要事件场景，已经为人们熟知。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场景或是当事人的口述记录、新闻媒体的报道描述，或是文学作品的想象和再造……这可能使得每个人对历史场景的理解都存在些许不同。在《觉醒年代》中，导演和编剧在对历史细节充分考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声音、影像以及演员的到位表演，将其再现还原出来，真正让青年一代观众回到“历史现场”。

陈独秀将《新青年》移师北京后，决定邀请钱玄同加盟编辑队伍，两人相约陶然亭。大雪纷飞，红梅绽放，天南地北相慕已久的两个人，鞠躬互致问候，吟诗，畅谈，再配上烫好的花雕酒，悠悠的古琴声，浪漫之至，风雅之至。这一经典场景，展现了风云激荡大背景下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场景，让人过目不忘。

鲁迅接受陈独秀的约稿后陷入深思，而突如其来的被逼疯的“表哥”极大地刺激了他，他奋笔疾书写下了《狂人日记》这一彪炳千秋的小说，最后在钱玄同的提醒下趴在地上署下了“鲁迅”之笔名，从此以后，鲁迅走入大众视野。为了让观众有更深的印象，导演还不忘在鲁迅院内植入“两棵枣树”……正是这种匠心独运和细节考辨，才使得这些经典场景能够深深打动观众。

因为辞退外籍教授克德莱，北京大学被迫面对一场外交谈判。在蔡元培校长的建议下，辜鸿铭教授被纳入谈判小组名单。但是如何请出这位既有爱国情怀又极端排斥新思想的老先生，却颇费周折。《觉醒年代》通过一场饭局，成功邀请辜教授加盟，最终使得谈判取得胜利。这一经典场景，把“性格古怪”却又到处宣扬“中国人的精神”的辜教授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1919年，因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在北京引发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等社会各阶层共同参加的示威游行活动，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五四运动”。《觉醒年代》也将这一经典场景具象化，让人印象极深。

当然，经典场景的再现，不可能是对历史现场的根本性还原，依然饱含着创作者匠心独运的创造。比如，当时知识分子经常在书房进行思想激辩，《觉醒年代》创造性地将其改设为“围炉叙事”的生活场景，一方面使得人物更加生活化，另一方面也更便于观众接受。《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篇战斗檄文，导演也有意识地将其场景化地变成一篇篇公开演讲，让观众感到既熟悉又新奇……这也是《觉醒年代》能够实现实力圈粉的又一个原因。

人像展览式表达

英雄人物应时代而生，因此他们的出场也就非常关键。《觉醒年代》展现了国人从“红楼”到“红船”的心路历程，这一过程是多种思想荟萃碰撞、各派人士反复斗争的结果。在这一时代，各种人物在不同的场景中纷纷登场，《觉醒年代》有意采用了人像展览式的方式进行表达和呈现。

所谓人像展览式，就是选择相应的特定场景，让相关人物陆续登场亮相。在《觉醒年代》中，先后出场的人物有好几十个，却能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袁世凯签署了“二十一条”，这引起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极度愤慨。日本早稻田大学里，中国留学生慷慨激昂地发表爱国演说，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出现在荧幕中……这是《觉醒年代》中陈独秀的出场，特立独行却又具有领袖风范。瓢泼大雨的街上，满街穷苦的小商贩冒雨叫卖，流浪汉衣衫褴褛地乞讨，军士骑着马横冲直撞，一个青年人抱着刚出版的《新青年》在人海中奔走……这是青年毛泽东，别具风采。

一队凶神恶煞的军士推着几个死囚在菜市口行刑，麻木的群众前往围观，一个老太太用颤抖着的手捧着装蘸过人血馒头的碗……一个身材瘦削的中年男子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喝下一口酒，将碗重重地放在桌上，然后镜头扫过他忧愤深广的眼神……这是鲁迅小说《药》的经典场景，被《觉醒年代》用来作为鲁迅的出场景象，实在是再贴切不过。

对于一些非重要人物，根据表达的需要，《觉醒年代》也一一进行精心设计，让其出场更为生活化。比如保守派代表性人物辜鸿铭、林琴南、黄侃等，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觉醒年代》也对他们的出场和言行予以充分关注，既还原了历史时代，又突出了引领时代的主要人物，让人赞叹。对于受到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人，《觉醒年代》也着墨不少，且符合他们的身份和性格，比如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傅斯年、郭心刚等人，真正体现了当时整个国家正处于“觉醒”的年代。

《觉醒年代》除了表现各个风云人物在思想上的交锋外，还用心表现他们的生活状况。比如陈独秀与陈延年之间的父子冲突、李大钊乐善好施结果差点不能请孩子吃顿羊肉、蔡元培的大碗茶……这些都使得人物有血有肉。意境的营造，也是《觉醒年代》极为擅长的。比如胡适回家乡完婚前，打伞经过石桥，一个女子在亭子里拉小提琴，他徘徊良久讪讪而去。一个细节，将留美归来的胡博士内心的苦楚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象征、隐喻在《觉醒年代》中也别具一格，比如蚂蚁、死水、青蛙、车辙等都让人感觉意味深长。暖色调烘托出的理想主义情怀和黑白版画体现的深沉感交织在一起，这真是一部“特殊年代”的大剧！（曾庆江）


建党百年献礼巨作《觉醒年代》高燃收官 火到网友“催更”外媒点赞
海报新闻 03-24 23:07大众报业集团旗下帐号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漫长的等待啊”“哭了哭了”……这是不久前国内一视频网站的弹幕内容。粉丝期盼的并非流量偶像剧，也不是热播动漫，而是一部根正苗红的党史题材献礼剧——《觉醒年代》。

网友催更 外媒点赞 行业内外一致好评

近日，这部巨作在央视一套高燃收官。《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觉醒年代的社会风情和百态人生。通过重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毛泽东、周恩来、鲁迅、胡适、辜鸿铭等历史人物，让我们“对话”100年前的“新青年”。

该剧播出期间收视口碑一路飙升，观众观看热情高涨，连连“催更”，不仅俘获了诸多年龄层的观众，更获得了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和专家的一致肯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主流媒体相继发文点赞。3月2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记者特稿，积极评价《觉醒年代》再现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建党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是一部制作精良、好看耐看的历史大剧。

口碑炸裂 热血沸腾 《觉醒年代》实力圈粉

“没有枯燥乏味的说教，没有简单粗暴的灌输，不回避曾经走过的弯路，不掩饰曾经遭遇的困难。”这是不少网友对《觉醒年代》的评价。

有血有肉，人物形象立体丰满

在《觉醒年代》中，那些我们从课本中了解的历史人物，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不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他们有血有肉，有笑有泪，被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剧中，陈独秀与两个儿子矛盾不断、李大钊面对妻儿温情脉脉、辜鸿铭对新文化不屑一顾……这些场景无一不充满烟火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李政说：“这部剧在创作上的大胆尝试，一下子拉近了历史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让人倍感亲切。”

剧中，陈独秀请汪孟邹吃火锅的细节被网友津津乐道。二人等不到位子，只好跟一个车夫“拼锅”，不料被车夫“秀”了一把。

李大钊与妻子赵纫兰的对手戏也是一大亮点。剧中，赵纫兰、李大钊在家里盘炕，技术不熟练的李大钊被妻子赵纫兰一顿嫌弃。有意思的是，剧中李大钊比妻子小六岁，李大钊管刘琳扮演的妻子赵纫兰叫“姐”，赵纫兰则唤李大钊小名“憨坨”。

真实再现，全景描绘建党历程

虽说该剧充满生活气息，但是关键的历史时刻却一个都不少。从思想启蒙到革命行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激荡思想、奋起抗争，鲁迅《狂人日记》的写作和发表、李大钊与毛泽东公开演讲痛斥旧势力的虚伪……这些画面在《觉醒年代》中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精益求精，真诚致敬革命先驱

《觉醒年代》由张永新执导，张桐、于和伟、侯京健、马少骅、朱贺日尧领衔主演，张晚意、毕彦君、曹磊、何政军、刘琳等实力派演员联袂出演。对于这部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精品剧目，剧组上下都抱持着一颗敬畏之心，无论剧本、表演，还是服装、化妆，各环节都力求精益求精。由于年代的特殊性，该剧对于背景细节的把控尤为重要，制片人刘国华介绍，剧中大到当时年代的建筑，小到制服上的金属纽扣；大到外交部的陈设，小到剧中人物所用的牙刷牙粉，无论是大小还是材质，都力求真实再现。为了拍摄出最佳效果，剧中的北大红楼建筑甚至按照1：1.2的比例复刻原版。

诗意浪漫，电影感表达仪式足

随着观众审美口味的提升，“电影感”成了好剧的衡量标准之一，《觉醒年代》在影像表达上便力求做到这一点，用大量的隐喻作为镜头语言勾勒出时代风骨。剧中青年毛泽东的出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剧中青年毛泽东出场时采用慢镜头，怀抱《新青年》杂志在泥泞街头奔跑，周围牵着牲口、面无表情的百姓接连入镜，坐在车子上的富家公子吃着三明治，蜷缩在路旁等待被卖掉的女孩灰头土脸、痛哭不止，社会历史环境不言而喻。网友评论说：“这一段的表现手法真的是相当厉害了。‘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毛润之就是一道光。”

年轻人也爱主旋律 “泛娱乐”中一股清流

值得关注的是，《觉醒年代》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追剧。根据视频网站的站内数据显示，《觉醒年代》发布弹幕的人群中，90后、95后占比是全站基准值的1.6倍。也就是说，《觉醒年代》的年轻观众数量超过了影视剧中该年龄段人数的平均值。一方面，该剧在主旋律作品中有较强的生活气息，比较“接地气”；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觉醒年代》把“中国该往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转化为了剧中多个不同个体、不同理念的冲突与抉择。这样“以大化小”的方式，拉近了年轻人和历史的距离，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心理共鸣。

对于主旋律作品而言，如何走近观众是必须面对的话题。其实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对历史故事、伟人风骨都有着信仰和追求，只是在日常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不易显现。而《觉醒年代》这种有血有肉、真诚精良的主旋律作品帮助我们点燃了心中的“火花”。正如导演张永新所说：“年轻人并不是对西方舶来品无条件接受的，他们善于寻找和发现我们传统文化里那种美的东西，那种与时俱进的东西。”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从这段激情澎湃的历史中走出来，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现代的年轻人该如何成就自己的生活。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应仅是过去的历史，还有人生路上的坐标和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