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1911.1.3—1994.10.25），湖南株洲人。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班长、排长、连长，第四十五师管理科科长、九十三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副师长，第二师师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三四四旅代旅长，冀鲁豫支队支队长，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旅长，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一、第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司令员等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陕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

生平简历

杨得志自幼随父亲学打铁，后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当工人。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武装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7师，并随部队到井冈山，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起任红4军第11师通信警卫排排长、特务连连长、炮兵连连长，参加了文家市、吉安战斗和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1932年后任红15军第45师新编第93团长、红1军团第7师20团团长、第1师1团团长。曾奉命率红1团坚守阵地三昼夜，打退国民党军3个师的轮番进攻，受到总部的表彰，并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率团担负前卫和先遣任务。曾指挥红1团强渡天险乌江，全歼嵩明县城守敌；继又组织“十八勇士”突击队强渡大渡河，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到陕北后，任红1师副师长。1936年参加东征战役后，任红2师师长，率部参加西征和山城堡战役。1937年1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5团团长，率部参加平型关战役。1938年任第344旅副旅长和代理旅长，带领100余人翻越太行山，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在滑县与689团会合后，取得全歼伪军扈金禄部的胜利。随后于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开辟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任冀鲁豫支队支队长，率部在冀鲁豫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曾连克曹县、定陶，全歼两县城的反动武装，并接连发起讨伐国民党石友三、丁树本等部数万顽军，创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起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组织军民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以“掏老窝”的战法，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同时组织部队和群众进行生产自救，战胜天灾人祸，巩固和扩大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返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旅长。

解放战争期间，任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1和第2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邯郸、正太和青沧战役。1947年6月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保北、清风店战役。11月在朱德、聂荣臻领导下，指挥石家庄战役，开创了夺取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指挥冀热察和察绥战役。平津战役中，率部围困、攻克新保安，全歼守敌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另2个师。后率部参加太原战役，继又进军西北，参加陇东追击战和兰州、宁夏等战役。

杨得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组织部队参加修建宝（鸡）天（水）铁路（即陇海铁路的盲肠段）和屯田垦荒。1951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第五次战役和秋季防御作战。1952年夏起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参与指挥上甘岭战役。

1954年回国，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并兼任该系主任。1955年4月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同年10月1日被授予上将军衔。1969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1979年1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指挥云南方向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继续书写英雄传奇。

198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不再兼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由杨得志接任；杨得志同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杨得志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九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著有回忆录《横戈马上》、《为了和平》。

中央军委对杨得志的一生予以高度评价：“杨得志同志从1980至1987年担任总参谋长职务，历时八年，这一阶段，我军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他深刻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组织指导部队顺利进行了百万裁军；他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应用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部队建设，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技术、红与专的辩证统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指战员，有力地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在实现军队建设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在开创新时期军事工作新局面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生平年表

1911年1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属湖南株洲市株洲县南阳桥乡）的贫苦农民家庭，少年到安源煤矿、粤汉铁路、郴州地区等地做工
1928年1月，投身革命参加湘南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军第十一师班长、排长、连长、第九十三团团长、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
1930年冬以后，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颁发的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在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带领红一团担负先遣任务，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掩护中央机关，为红军顺利北上抗日开辟了通路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副师长、第二师师长，指挥部队参加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重大战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1938年2月，率部进入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旅长、代旅长
1939年3月，任冀鲁豫支队司令员，后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4年4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担负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即杨罗耿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党委书记
1945年9月、10月率部参加上党战役、平汉(邯郸)战役
1947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率部参加张家口保卫战、正太战役青(县)沧(县)战役、保(定)北战役。

1947年10月，指挥清风店战役11月，指挥部队攻克石家庄，同年11月率部参加平津战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陕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率部参加抗美援朝，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指挥所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役、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枚
1954年，回国在军事学院学习，兼任战役系主任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5年后，历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等职
1979年2—3月，他同许世友指挥了著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维护了中国边境的安全
1980年后，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抗日战争

杨得志出身贫寒，参加红军前没上过学，只是1937年上半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过，这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惟一一次学习深造。作为一名从士兵成长起来的高级军事将领，他特别注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结合战争实践，自觉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部队建设和作战。在反“围剿”过程中，他体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1939年2月，八路军115师第344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杨得志奉命二出太行山，挺进直南(即冀南)豫北平原地区，任务是“整编、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3月，他率部到达河南濮阳、内黄、滑县交界处的沙区，与在这一带活动的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

冀鲁豫支队成立后，确立了“依托直南，坚持豫北游击战争，开辟鲁西南”的斗争方针。1939年3月下旬，依据这一方针，杨得志率主力部队挺进鲁西南。陇海路沿线是敌人的重点守护地带，他指挥部队在铁路两侧反复打击日伪军，一度迫使敌陇海线交通中断。4月下旬，他又远程奔袭日军重要据点山东金乡县城，毙伤日伪军250多人。进攻金乡，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撼了驻济宁、徐州之敌。

冀鲁豫支队的一系列战斗，打开了鲁西南、豫东边界地区的抗日局面，但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9年7月至11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伪军采用“分进合击”战术，连续对冀鲁豫支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扫荡”，妄图摧毁这支年轻的八路军队伍。杨得志针对敌人的战术，指挥部队适时跳出合围圈，在敌人侧后频频出击，使敌人的“扫荡”屡屡归于失败。冀鲁豫支队的蓬勃发展，也引起了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顽固派极力限制支队的行动，特别是定陶县县长姚崇礼，多次向支队进行挑衅。1939年6月30日，杨得志指挥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一举歼灭定陶顽军500余人，有力地惩罚了顽固派。

1940年4月，黄克诚率领新组建的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由太行来到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至此，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6月上旬，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第2纵队部分主力南下与新四军会合。黄克诚离开以后，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这时边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实际上只有相当于1个团的兵力。6月10日，恰在黄克诚率部南下之际，日伪军2万多人分12路合围濮阳地区，妄图一举摧毁新生的冀鲁豫边区根据地。杨得志发动“活的人山”，指挥部队分散突围，“硬的不打，软的打”，从背后打击“扫荡”之敌。经过13天的斗争，奇迹般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1年3月，敌人在华北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4月12日，日军1万余人、伪军1万余人对濮阳、内黄、滑县交界处的沙区进行“铁壁合围”。根据“敌打我，我不打；敌不打我，我打敌”战术原则，杨得志率领纵队机关和主力一部突出重围，跳到鲁西观城县。然后，奔袭敌人后方清丰县城及周围据点。这一行动，打破了敌人的部署，缩短了敌人原定的“扫荡”时间。

这一次“大扫荡”之后，冀鲁豫边区敌情更为严重，周边地区驻有敌人重兵，根据地有日伪军7万多人，第2纵队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斗争形势更为严峻。1941年7月中旬，为了统一冀鲁豫平原抗日斗争力量，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决定，冀鲁豫边区和鲁西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区党委委员。两区刚一合并，杨得志和政委苏振华就主持召开了边区军队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严峻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问题。这次会议，坚定了冀鲁豫边区坚持平原根据地的信心，开始探索争取主动权的策略和方法，在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43年起，杨得志展开了积极的对敌斗争，派遣游击支队(亦称小部队)深入近敌区和敌占区开展反“蚕食”斗争，是实行敌进我进、开展分散游击战争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以吴忠为支队长、邵子言兼政委的昆(山)张(秋)支队表现很突出。自1942年底到1943年2月，昆张支队前后三进敌占昆山、张秋地区，配合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边区党委、军区总结并在全区推广了昆张支队的经验。

1943年里，全边区共派遣124支游击支队。这些游击支队积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阻止了敌人的进一步“蚕食”，坚持了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

1943年11月，在反击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的战斗中，杨得志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当他得知孙良诚的主力第4、第5军同时离开老巢——河南濮阳东南的八公桥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内部空虚时，果断采取“牛刀子钻心”战术，避敌主力，攻其虚弱，调集部队直插八公桥，全歼了孙良诚总部和直属队，捣毁了敌人的首脑机关并俘虏了伪第2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一举击退了孙良诚伪军的进攻。战役取得了巨大成功，收复了八公桥及周围200多里的地区。

到1943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全年攻克敌碉堡、据点比1942年增加了4倍多，收复、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约4000多个村庄。在这些战果中，凝结着杨得志的大量心血。

1944年元旦刚过，中央军委电令杨得志率部保卫延安，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旅长，担负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在冀鲁豫边区的5年零3个月，他为建设敌后重要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做出了杰出贡献。

解放战争

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华北战场，我军连续进行了正太、青沧和保(定)北战役，给了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敌人主力猬集，我军一时难以围歼其重兵集团。

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打大歼灭战，一改华北局势。当年9月，东北我军发动秋季攻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也叫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后称华北军区2兵团、第一野战军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根据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的指示，为配合东北战场的行动，率晋察冀野战军再出保北，寻机在河北境内歼敌。他先以一部兵力围攻徐水，主力伺机寻歼来援之敌。果然，敌人自北平、涿县、霸县分数路向我军扑来。杨得志按预定计划，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徐水，以另一部兵力钳制容城之敌第16军外，集中主力求歼由固城南援之敌第5师等部。17日，双方打成对峙局面，胶着于徐水、固城、容城之间地区。此时，石家庄守敌、敌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第7师及敌第16军一个团北上，企图协同北平出援之敌夹击我军于徐水地区。杨得志敏锐地看出，北上之敌孤军深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歼敌机会。

他当即和杨成武、耿飚研究，决定以部分主力阻击北面之敌，集中六个旅迅速南下，歼灭罗历戎!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在和敌人密切接触的情况下，要在20多个小时内从保北绕过敌占领的保定，把主力南调200多华里，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啊!他一面向军区报告，一面指挥部队调头南下。

此时的罗历戎，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杨得志的歼击目标，还在做着南北夹击我军的美梦。他以为我军主力都被吸引在保北，此次出援尽可坐收渔翁之利。即使有什么危险，随时可以缩回石家庄老窝，所以毫无戒备。我军星夜兼程，一昼夜奔袭200余里，出其不意地包围了罗历戎。直到这时他才清醒，一面准备拼死突围，一面向上司求援。但一切都已经晚了，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发起了进攻。部队如猛虎下山般地插入敌阵，把敌人切割成数块。担负阻击的部队也把南援之敌牢牢钉在保北。激战两昼夜，全歼敌军1.3万余人，生俘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以下高级军官10名。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敌人从军长到伙夫，一个也没逃脱。更重要的是，从此我军在华北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这就是我军历史上有名的清风店战役。

这次战役创造了在平原战场大规模歼敌的奇迹，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受到党中央的褒奖，并成为载入我军史册的模范战例。今天看来，清风店战役阻北袭南，与当时华东战场上著名的莱芜战役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在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上，要创造并抓住这样的战机，需要多么大的智慧和胆略啊!为此，朱德总司令专门赋诗：“南合村中晓日斜，频呼救命望京华。为援保定三军灭，错渡滹沱九月槎。卸甲咸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笳。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1948年初，杨得志率杨罗耿兵团在河北安国地区开展了“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战斗力。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把战场引向蒋管区去”和“向外线出击，配合东北部队实行战略决战，就地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他率领部队进行了出击察南、转战冀东、跨平绥、战青康，牵住了傅作义的“牛鼻子”，拖住了他的主力不让其出关，配合东北部队“关门打狗”，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也为进行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1948年11月，解放石家庄战役，是杨得志戎马生涯中的又一杰作，也体现他迎难而上、千方百计完成任务的雄怀壮志。

石家庄位于平汉线和陇海线相交之处，是敌人联系各战略要地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非常重视石家庄，令守敌苦心经营多年，建立了由钢筋混凝土工事组成的三道坚固防线，组织了严密的火力配系，构筑了内外沟壕，并在上面架设电网，在当时可谓固若金汤。敌人狂妄地叫嚣，石家庄可以“坐守三年”。攻占这样的大城市，我军还是首例。为此，杨得志深入部队召开军事民主会，广泛听取各级指挥员的意见。那时，杨得志作战有个习惯，他的指挥所非常靠近前沿，经常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为的是实施抵近观察，做到对敌情了如指掌。为此，聂荣臻曾专门打电话提醒他“靠前指挥我不反对，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根据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勇敢加技术”，杨得志针对攻城作战中的重点、难点，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他集中有限炮兵，重点摧毁发电厂，使敌工事外围的环城电网瞬间变得形同虚设：他总结的对壕作业战法，解决了平原地区大部队攻坚隐蔽接近敌人的难题，甚至在战前就把战壕和坑道挖到了距敌人工事仅几十米的地方；他指导部队发扬我军用炸药包实施连续爆破的光荣传统，弥补了当时重火器不足的缺憾；他采用多路围攻、重点突破、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法，把技术、战术和部队的勇敢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军能够以完全劣势的装备，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战斗力。战役发起后，仅6天时间就歼灭了石家庄守敌，活捉了敌警备司令刘英，拔掉了蒋介石楔在我华北解放区中的这颗钉子。11月21日，朱德总司令电示“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家庄，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特嘉奖全军。”解放石家庄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1948年12月，在平津战役中，我军迅速包围张家口，切断了北平之敌的退路，傅作义急令第35军西进增援。而我军此举正是为了把敌35军调出北平，以便在城外打掉傅作义这块“心肝宝贝”。不久，傅作义发觉上当后，又令第35军火速东撤。毛泽东非常重视截住敌35军这步棋，把它看作是滞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聚歼的关键，电令在易县西北紫荆关的杨罗耿兵团，务必克服一切困难，在下花园、新保安堵住敌35军东逃之路，切断敌35军与驻怀来的敌104军的联系。

当时正值隆冬，塞外高原滴水成冰，从紫荆关到新保安山高路险，仅有几条小路可以通行，大部队行进极为困难。杨得志不避艰险，率部队连续强行奔袭6昼夜，终于将敌阻截于新保安地区，打退了敌35军的突围，顶住了敌104军的接应，使两敌相距仅4公里而不能会合，完成了毛泽东在平津战役中“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略部署。

1949年6月，杨罗耿兵团序编为第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领导下，进军解放大西北。盘踞西北的敌人，除了胡宗南以外，就是当时气焰甚凶的青、宁二马(即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这两支敌军作战凶狠野蛮，又一直未受沉重打击，越发骄横无恐。对此，毛泽东在给西北我军的电报中专门指出：“……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杨得志一方面向部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仔细研究了青、宁二马的作战特点和惯用战术，着重组织部队进行打骑兵和拼刺刀等训练。扶眉战役后，敌策划在兰州与我军决战，企图以青马(马步芳部)吸引我军于兰州，以宁马(马鸿逵部)和胡宗南三面包围合击我军。鉴于青马在西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我军正欲集中力量打击它，彭总遂决定顺势发起兰州战役。我军以一部兵力分别钳制宁马和胡宗南部，主力第2、第19兵团迅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同时王震指挥的第1兵团袭占临夏，直接堵住敌人西窜的退路。

1949年8月21日，兰州战役打响。由于部队轻敌，在实施侦察性攻击时失利。杨得志一方面主动承担了责任，一方面组织部队分析原因，迅速消除了思想障碍，找到了对策。经认真准备，总攻发起后，一举攻破敌阵，激战数日，与友邻部队一起越过黄河铁桥，把红旗插上了白塔山。兰州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敌人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从此，西北地区的敌人再无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我军继续完成解放整个西北的任务，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这些胜利，与参加解放西北的部队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是分不开的，与彭总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也与杨得志敢于斗争、及时实施机动灵活的指挥也是分不开的。

西北进军，杨得志那横戈马上的生涯，又多了一份过关斩将的光荣。

抗美援朝

1951年1月初，杨得志率志愿军19兵团从西安到山东兖州、泰安地区集结待命，准备加入第二批入朝参战部队。出动前，他特派曾思玉率19兵团每师1名军事干部到朝鲜参加了多次战役总结会议，听取金日成首相的讲话和彭总作的总结报告，并听取了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军长、政委和朝鲜人民军军团长介绍同美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由于抓住了“联合国军”的特点和弱点，19兵团得以扬长避短，在天德山、马良山和上甘岭战役中，顽强阻击敌人，使这些山岭成为敌军丢盔卸甲的“伤心岭”。

针对“联合国军”火力强大的特点，杨得志将冀中地道战运用到抗美援朝作战前线，创造了依靠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抗击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重兵进攻，进行积极防御，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彭总对此十分赞赏：“这是一个创造。我就不信，他美国人能把地球给砸穿!”第五次战役中，担负19兵团第一梯队主攻的187师等部，就是利用工程作业伪装，预先将部队部署到敌人的鼻子底下。战役一发起，就迅速接近敌人，一举突破临津江防线，率先从西线打开战役缺口。美军惊呼，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后来，志愿军广泛推广了这一经验，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在持久的阵地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3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刚刚完成第一、二阶段的作战任务，正向“三八线”附近转移。“联合国军”摸到了我军每次进攻只能持续一个星期左右的规律，趁机向我军发动了疯狂的反扑，目的是要把我军反击到平壤附近地区。由于我军对敌人的反扑估计不足，转移计划不够周密，造成了转移初期比较被动的局面。根据这一情况，志愿军首长彭德怀要求各部队采取坚决的行动，阻止敌人的进攻。当时，杨得志任司令员的志愿军19兵团的正面，是美军第1军的主力。

该部敌军沿涟川向铁原方向攻击，企图将我军战线拦腰切断。敌兵力两倍于19兵团，补给充足。尤其是美骑兵第1师，是美军的王牌部队，成立于美国国内南北战争时期，号称没打过败仗，气焰十分嚣张。而19兵团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兵员减少，弹药奇缺，形势非常严峻。杨得志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涟川、铁原一线是朝鲜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线，铁原又是我军囤积物资的主要供应站，一旦被敌人占领，就会割裂我军东西线的联系，直接影响我全军的战场形势。他立即按志愿军首长意图调整兵力，将部队成梯次部署，准备层层抗击，决心以最大牺牲来换取整个战线的稳定。

他告诫部队大部队的正面顽强阻击后边，是更大的战略性行动。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便是这更大的战略性行动成功的关键。他甚至把兵团直属队都拿了上去，显示了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的坚强决心。在他的指挥下，担任阻击的第63军打得很顽强，也打得异常艰苦。有的部队一天要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弹药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石块与敌人搏斗：一些团队伤亡很大，有的营、连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阵地失而复得，一天之内就有好几次反复。打到最后，某团二排只剩下八个人，仍然抗击着敌人两个营的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19兵团与敌人寸土必争。铁、涟地区的阻击，整整进行了13个日日夜夜，粉碎了敌人把战线推进到朝鲜蜂腰部的企图，为兄弟部队按彭总的部署进行战略调整，将整个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次战役，19兵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减员严重，有的连队只剩下一两个人。这不仅说明1 9兵团战士打得多么英勇，也深刻反映出杨得志为全局利益勇于牺牲局部的高尚胸怀。彭总视察19兵团的部队时，激动地说：“给你们补兵，给你们补些老兵，能打仗的老兵!”

第五次战役后，我军转入阵地防御作战，不久，杨得志调志愿军司令部任职，协助彭总专门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他不负众望，先后组织了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和1953年夏季的战役反击，取得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和“金城反击战役”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的斗争，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1954年11月，杨得志又担任了志愿军司令员，肩负起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保卫朝鲜人民和平建设的光荣责任。

中越战争

中越战争，即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杨得志再次受命负责西线云南边境的战事，军事界普遍认为西线战绩优于广西边境由许世友负责的东线，单从战果上比较，我东线集团军的战绩要强于西线部队，东线集团军谅山战役全歼敌王牌13师，更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最大战果。但说到伤亡，东线集团军却远远大于西线，甚至还出现了整个一支连队被敌人俘虏的局面。也正是由于西线战功的卓越，杨得志事后得以晋升总参谋长。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许世友与杨得志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敌人近6万人，其中击毙敌人42000多人，击伤10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另外约有50000越南平民伤亡，在当时越南全民皆兵的情况下，可算作战斗人员伤亡）。但是我们也为胜利付出了27000人伤亡的代价，其中阵亡将士为6000多人，负伤战士为21000多人。


上将杨得志：夺得上甘岭却心怀内疚，68岁重回战场，79岁再度娶妻
05-11 18:50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相信很多人都学过这首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然而其中的“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两句，描述的正是我们熟知的“巧渡金沙江”、“突破乌江天险”、“强渡大渡河”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斗。

这些载入史册的战斗都离不开一位开国上将的身影——杨得志。

一、杨得志的第一支枪

1911年，杨得志出生于湖南醴陵县。1928年，17岁的杨得志因不满工头的压榨，和哥哥一起投奔了红军，他们加入的红七师是朱德、陈毅领导湘南起义时建立的一支队伍。

刚刚加入红军的杨得志表现异常活跃，对上级安排的工作是来者不拒，凭着勤奋和聪明，他很快就脱颖而出，从师属特务连的一名通讯员分配到一线战斗连队。对于一心想要扛枪打仗的杨得志来说，这简直是个天大的喜讯。

当他满怀希望跑到被分配的七班报到时，班长的一个举动让杨得志郁闷到了极点。班长给了他一个都快被磨钝了的梭镖头，并且告诉他“这就是你的武器，去找根木棍把它装好吧。”

原来当时的红军武器装备极其匮乏，几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很多战士都是拿着这种梭镖和大刀跟敌人战斗。

一心想要扛枪的杨得志闹起了情绪，“我不要，我要汉阳造！”

班长愣了一下，高喊道：“全班集合！”

当全班战士集合完毕后杨得志才发现，原来大家拿的不是梭镖就是大刀片，没有一把枪。

班长对低头不语的杨得志说：“想要汉阳造？有本事下次战斗时自己去敌人手里夺啊。”

“好，下次战斗我就去夺，我要夺两支汉阳造，一支给你。”杨得志攥着手中的梭镖头郑重其事地向班长承诺。

很快他们班就在一次行军途中与敌人不期而遇，一场遭遇战打响了。趁着昏暗的夜色，杨得志在班长的带领下挥舞着梭镖冲进敌群。战斗接近尾声时他终于夺了一支枪，可惜不是汉阳造，而是一支杂牌枪。
虽然略带失望，但杨得志还是欢喜地抱着枪去找班长，可是他看到的却是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班长。班长拼尽最后一口气，艰难地指了指身边的一支汉阳造，“给你的……”

杨得志就这样得到了他的第一支枪，掩埋了班长的遗体后，他怀揣着红色的理想和满腔的悲愤继续迈上革命的道路。

二、安顺场边孤舟勇，踩波踏浪歼敌兵

仅仅过了三四年，杨得志就已经从那个农家的毛头小子蜕变成一个作战骁勇，善于用兵的猛将。无论是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还是反围剿作战，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从没有一丝的动摇和退缩。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长征开始了。

此时的杨得志临危受命，担任红一军第一师一团团长，担任全军的先锋，当时的杨得志只有23岁。

作为开路先锋，首要任务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论战斗力红一团在中央红军中是绝对的主力，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担此重任。

在杨得志的出色指挥下，红一团像一把尖刀，撕开了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创造了一个个军事史上的奇迹，为后面的大部队打通了一条名副其实的“生命线”。

1935年5月24日，杨得志带领红一团一路血战，突破乌江、金沙江，终于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由于敌人怕红军渡河北上，所以早就撤走和毁掉了所有船只。虽然红一团仅用了二十几分钟就消灭了守备安顺场的两个连的敌人，但只缴获了一只渡船。

焦急万分的杨得志不能再等了，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强渡！
由于只有一只渡船，所以只能选十几个人参加行动，而且还要分两次渡河。最终一营营长孙继先挑选了17名战士，由自己亲率准备强渡。

5月25日拂晓，全团把最强火力装备收集上来分发给这18名勇士，他们人手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一把大刀，五六枚手榴弹。

“同志们！十万红军的生命就在你们的身上！坚决渡过去，消灭敌人！”
随着团长杨得志的一声怒吼，在近代军事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的“强渡大渡河”战斗打响了。

这场战斗取胜的关键就是一个“快”字。也许是上天的眷顾，也许是那些和蒋介石同床异梦的四川军阀心不在焉。
18名勇士在南岸战友火力的掩护下竟然分两次全部强渡成功，而且以18人之力硬生生扛住两百多个敌军，杨得志身先士卒，率领重机枪手紧随其后登岸进行火力支援，直到后续部队登岸。

经过整整一昼夜的战斗，红一团全部强渡成功，这次传奇般的战斗有力地配合了红四团飞夺泸定桥，让红军又一次化险为夷。
随着蒋介石想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破碎，杨得志率部一路披荆斩棘，翻雪山、过草地，最终顺利到达延安。

三、枪炮声袭震山谷，痛歼坂垣美名传

长征结束后杨得志经过短暂休整，紧接着就率部参加了东征战役。此战的目的在于打醒昏聩的国民党军，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思想，与共产党携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迫于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压力，终于同意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8月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得志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5团团长。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士兵战斗力都十分强横。不可一世的日军将领竟然放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这让八路军的一众悍将摩拳擦掌，一定要找机会灭灭日军的威风。
1937年9月，机会终于来了。素有“钢军”之称的日本第五师团（即臭名昭著的坂垣师团，该师团曾参与南京大屠杀）进犯太原。
为了支援太原会战，八路军开往平型关助战。

当惯了“先锋”的杨得志这次依然率领685团打主攻。杨得志作战虽然凶悍，但绝不是“一勇之夫”，多年的战斗磨炼早已让他成为一名胆大心细的指挥员。

日军第五师团的第二十一旅团来势汹汹，杨得志没有掉以轻心，通过周密的战前勘察，根据林彪的部署意图，他参与制定了一个完美的伏击策略，务求一战打出八路军的威风，灭掉日军的嚣张气焰。
日军一旦突破平型关防线，就可以与雁门关以北的日军合击太原，所以平型关是重中之重。而平型关东侧的辛庄至小寨村区域又是日军第二十一旅团的必经之地，所以这里也就成了战役的关键。
辛庄至小寨村之间有一条天然沟壑叫做乔沟，地势险要，属于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之地，在这里设伏简直是绝佳的选择。

 林彪将686、687两个团的兵力分别埋伏在乔沟两侧及退路上，685团则在正面堵截迎敌。
“口袋阵”布置完毕后，杨得志亲率685团开进辛庄附近的老爷庙设伏，准备给日军二十一旅团长三浦敏事来个“碰头彩”。
9月25日清晨平型关战役打响，闯进杨得志他们伏击圈的是日军二十一旅团的车队及辎重一部。在第一轮重机枪和手榴弹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日军完全懵了，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八路军吹响了冲锋号。

日军在短暂的慌乱后也摆开阵势，与这些势如疯虎的中国军人展开了惨烈的短兵相接。抗战初期的日军在兵员素质上确实十分强悍，他们依托岩石、汽车等做为掩护与八路军周旋，固守待援。
中午时分，日军第21联队第三大队赶来救援。当八路军115师得知友军不能赶来助战，只得孤军奋战时并未慌乱，而是稳扎稳打，继续扩大战果。

杨得志的685团做为主攻部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老爷庙附近的高地与敌人反复拉锯，一直死死地压制着日军，把高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随着老爷庙战斗的胜利，杨得志奉命继续出击至关沟方向，准备抄日军增援部队的后路。

发现情况不妙的日军仓皇逃往东泡池，一路掩杀过去的685团在追击过程中缴获了一门九二式步兵炮，如获至宝。
战至黄昏时分，115师已经掌握了战役的绝对主动权，在几路部队的合围下日军的防线彻底崩溃，最终连二十一旅团指挥所都被八路军攻下，只可惜让旅团长三浦敏事侥幸逃脱。
平型关一役毙敌一千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及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也可以说平型关大捷的政治意义远超毙敌数量和缴获装备带来的物质意义。杨得志在此战中表现极为优异，林彪、聂荣臻对他大加赞许。

四、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

直至1945年，经过八年抗战的血雨腥风考验后，杨得志已经从一个中层指挥员升至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1、第2纵队司令员，其指挥能力可见一斑。

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杨得志以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的身份，指挥了保北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一路所向披靡，无敢当者。
1948年12月，杨得志率领二兵团及冀察热军区三兵团一部参加了“平津战役”，并打响了第一枪——新保安之战。这是一场被载入中共军史的著名战斗，此战全歼傅作义的“命根子”35军，从此杨得志“沙场疾风”的名号响彻全军。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人们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和平。
1950年，杨得志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带领部队投入到支援国家建设的工作中。杨得志本以为就此能过上几天太平日子，谁曾想国际形势风云突变，朝鲜战争爆发了。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伴随着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邓华的13兵团、宋时轮的9兵团、陈赓的3兵团陆续入朝作战。而同样任19兵团司令员的杨得志正在磨亮自己的战刀，积蓄着力量。
1951年2月，杨得志终于接到命令，率部入朝，参加第五次战役和秋季防御作战。早已手痒难耐的杨得志告别了帮助他整训部队提供保障的许世友将军，火速赶往朝鲜战场。

当时两位将军肯定都没有想到的是，为这次没能携手入朝作战而遗憾的二位，在二十多年以后终于在西南边陲如愿以偿地联手了……
一提到抗美援朝，很多人应该都会第一个就想到“上甘岭”，在那场被称为“绞肉机之战” 的拉锯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一万人对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七万人，众寡悬殊。

后人对这场战斗提到最多的可能是：黄继光、龙世昌、王近山、秦基伟，但在这场恶战中杨得志也功不可没。
因为杨得志才是上甘岭之战真正的总指挥。1952年夏天，杨得志改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随着彭德怀回国休养，整个朝鲜战场其实是由杨得志和邓华全面负责指挥。当时邓华的主要精力都是在谈判桌上与美国周旋，军事工作由杨得志负责。

戎马半生的杨得志敏锐地察觉到一场大战在即，他经过仔细勘察地形后，反复叮嘱负责防守上甘岭的王近山，“恶战即将到来，要准备付出巨大的牺牲。”
之后的战况果如他所料，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之战打响，短短一天的时间里，美军就向上甘岭倾泻了30万发炮弹，把上甘岭山头的高度硬生生削掉两米有余。

联军司令范弗里特本来以为用200人就可以拿下的上甘岭，让他损失了8000人后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志愿军手中。
杀红了眼的范弗里特跑到前沿阵地亲自督战，然而即使他使用了五倍于常量的“范弗里特弹药量”猛烈轰击，也没能冲上去。志愿军利用坑道战术有效地牵制了联合国军的进攻，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

在这架“血肉磨盘”的转动下，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作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杨得志不是在蛮干，他在全力调集兵力增援上甘岭的同时，还暗中调动大批炮兵向五圣山附近集结，与美军展开炮战。如果不是杨得志的这个果断决定，上甘岭之战鹿死谁手尚不好说。

11月2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终于扛不住了，扔下2.5万具尸体，撤出战斗，结束了这场历时43天的“地狱之战”。
据战后统计，敌我双方在此战中反复抢夺阵地59次，志愿军共计击退联合国军进攻900多次，伤亡1.5万余人。
后来每逢谈起这段往事，杨得志总是扼腕叹息，泪流不止。那一个个年轻而鲜活的生命在炮火中转瞬即逝，甚至连尸首都找不到。

刚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不论是工业能力还是军事装备都无法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志愿军完全是在用勇气与热血同敌人奋战到底。
杨得志做为当时的最高军事主官，杀伐决断只在一念之间，然而又有谁知道，胜利的背后他背负着多少愧疚和悲伤。

五、南疆战火二月天，猛虎雄狮杀敌前

抗美援朝胜利后，杨得志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协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工作直至1955年回国。

1955年9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授勋仪式中，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5年、1969年先后担任济南军区、武汉军区司令员，这位当年拿着梭镖夺汉阳造的红小鬼，已经成为了一颗耀眼的将星。
1979年，就在已经68岁的杨得志萌生解甲归田之意时，也许是上天还要让这位老将再创一次辉煌，西南边陲烽烟再起。

原本与中国睦邻友好的越南，在苏联的挑动下突然与中国翻脸，不断在边界制造摩擦和挑衅。自诩“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南妄图以弹丸之地与中国一争高下。

1979年2月17日，在领土受到侵犯，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文章，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邓小平亲自点将，命令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指挥云南方向的西线作战。并同时命令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负责指挥广西方向的东线作战。这两位在抗美援朝中擦肩而过的将军终于联手出征了，颇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之古风。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整体作战周期虽然长达10年之久，但真正的大规模惩罚性作战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
杨得志这位已经68岁的老将打起仗来可是毫不手软，在他的指挥下，解放军很快就攻克了老街、孤柳等战略要地，越南人民军的四个正规师在他面前如木雕泥塑一般。

1979年3月5日，东西两线解放军已经深入越南境内40公里，越南北部的各个重镇均已被攻克，基础设施损毁殆尽。首都河内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火力之下。就在越南人心惶惶之时，已经达到惩戒目的的解放军迅速脱离了战斗。

1979年3月16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了国境内，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后面持续了10年边境轮战，主要是以不甘心失败的越南军队为对手，我军各大军区轮番上阵练兵及实验新式武器。直至1989年中越战争彻底结束。

由于指挥西线作战的出色表现，1980年，69岁的杨得志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直到1987年他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得志终于结束了他长达近60年的军人生涯。

六、江山多娇人多情，自古美女配英雄

就在杨得志结束军人生涯两年后，与他相濡以沫了近50年的结发妻子申戈军不幸病逝，这对杨得志精神上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而且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他的生活起居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父亲，杨得志的子女找到了父亲的老部下李雪三中将，寻求帮助。李雪三夫妻俩为老首长物色了一位非常不错的人选——石莉。其实早在抗美援朝时期他们就见过面，当时的石莉是志愿军文工团的一名演员，在一次慰问演出中她就见过这位名动一时的首长。

1990年，79岁的杨得志与相差24岁的石莉终于走到了一起，石莉对这位仰慕已久的老首长照顾得无微不至，二人关系非常融洽。
1994年，一代名将杨得志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老将军戎马一生，经历了我党我军几乎所有阶段的重要战斗：国内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越战争。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为了维护祖国的和平与统一鞠躬尽瘁，实属我辈之楷模。今天的我们以及未来的后辈都应铭记：今天的岁月静好，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