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求助苏联遭拒，毛主席一决定彻底征服斯大林：中国同志真好！

随着麦克阿瑟无视周恩来总理的严厉警告，指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毛主席就决意要出兵朝鲜，保家卫国。

在敲定彭德怀为主帅以后，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赴朝作战。

但是，此时中国却面临着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当时中国武器装备较为落后，而且都相当紧缺。我们在朝鲜战场所面对的敌人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他们的工业体系发达，综合国力超强，武器装备更是先进。

正是这些原因，在当时毛主席决意出兵时，还遭到了林彪的反对，而林彪也是结合现实情况出发，考虑到国内经济状况和实力，着实没有把握与美国打这场仗。但是毛主席毕竟是高瞻远瞩，战略眼光非一般人可及，最终在周总理和彭德怀元帅的支持下，一锤定音，决意出兵。

但是，面临的现实情况的确有些棘手，现在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武器装备的问题，毕竟真要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拿着步枪上战场对抗美军的飞机大炮，那结果定然很惨重。

常言道，办法总比困难多！毛主席也是没有遇到过困难，在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一路走来，毛主席带领着革命队伍也遇到过无尽的困难，但是毛主席从来都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即便是爬雪山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被革命队伍征服。

眼前面临着武器装备的困难，毛主席也在想办法，毕竟还有苏联老大哥呢！

一

10月8日，周总理和林彪从北京出发，前往莫斯科。斯大林此时正在黑海海滨休假，两天后，周总理和林彪专程来到黑海之滨会见斯大林。

这一次，周总理和林彪是带着毛主席委托的重要任务而来，就是寻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并给予空军支援。

很明显，这是中国出兵朝鲜最迫切的需求，但是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也拿捏不准，不能够确定苏联就一定能够提供帮助，于是毛主席很明智的准备了两套方案：

如果苏联提供武器援助，特别是派遣空军入朝作战，中国就出兵；如果苏联不提供援助，中国将按兵不动、见机行事。

在见到斯大林简单寒暄之后，周总理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的态度：“我们考虑到这些问题了，准备在朝鲜和美国军队打起来，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也准备好了应付美国对中国的空中轰炸……”

很明显，即便是面对强大火力的美国军队，中国军队也不会怂！虽然美军很强大，空中轰炸也很具有破坏力，但是中国人既然选择出兵，那么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紧接着，周总理话锋一转，明确表达此行的真正目的：“这次毛主席派我来，为了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情况，希望苏联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和空中支援！”

本以为斯大林会爽快答应，毕竟朝鲜问题与苏联利益息息相关，没曾想斯大林竟然不明确表态。只见斯大林皱起的眉头说：“这个问题我们考虑过了。但苏联政府也有实际困难，我们早就声明过，苏军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出兵到朝鲜是有困难的，因为这等同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中国出兵，我们可以提供武器装备，并且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你们提出改善武器装备，我们在二战后剩余的军火很多，可以由军方同中国同志共同研究决定！”

斯大林内心惧怕与美国正面为敌，因为苏联在二战中遭遇极大的打击，现在还未曾完全恢复，而美国养精蓄锐，工业之发达，实力之强劲还在苏联之上。斯大林也害怕一旦苏联出兵与美国正面交手，那么极有可能导致世界级的大战，这是斯大林不愿意看到的。

感觉到斯大林的态度并不是十分爽快，周总理对此感到担心，最终，斯大林答应首先装备中国十个师，也同意派空军进驻安东一带沿海大城市协助防空。对于这个结果，中国还是可以接受的，随后周总理就立即返回莫斯科，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只是还没来得及高兴，周总理在晚上准备休息时接到莫洛托夫的电话，这位斯大林领导班子的二号人物，可是斯大林最为倚重的善于国际谈判的人物。只是这个电话有些不太妙，莫洛托夫丝毫不带感情的说：“周恩来同志，斯大林同志让我通知你一个新情况，我们的空军没准备好，要暂缓出动！”

莫洛托夫的一个电话直接把周总理干懵了，周总理很是震惊了，他理解不了斯大林竟然出尔反尔，随之说道：“刚刚决定的事情，你们这么快就推翻了，这让我很难理解。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你们的空军的掩护对志愿军入朝作战十分重要，我们也理解你们立刻出动的实际困难，但关键的是，苏联空军何时能够出动！”

莫洛托夫真不愧是斯大林器重的人物，还真有几把刷子，只见他含糊其辞：“我们出动空军很可能会引发同美国全面战争，甚至是新的世界大战，我们可以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至少在两个月或者两个半月以后，所以我们无法进入朝鲜境内掩护志愿军作战！”

更明显，苏联还是怕，就是怕出兵与美国作战引发新的世界大战，这种胆怯完全不像一个超级大国的表现，斯大林这个强人甚至想着放弃朝鲜！要知道，当初金日成开战之时就是专门请示斯大林，甚至还特意向中国保密，而现在在金日成走投无路之际，斯大林却不想被拖下水，这种作法可见斯大林的为人！

中国向来重视诚信，周总理没想到还被自己的盟友老大哥耍一道。对此，周总理内心愤怒无比，却沉默不言。莫洛托夫见状又说：“你们的困难我们也理解，可以暂缓出兵。斯大林同志指示，如果朝鲜失败了，就让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成流亡政府吧！”

对于苏联的的态度，周总理铿锵有力的表示：“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见死不救！”

二

对于斯大林的态度，毛主席虽然也有准备，但是还还是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前脚答应后脚反悔。在毛主席心中，对斯大林这套作法是很不感冒的，毛主席向来是无惧任何对手，即便是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他也认定那是“纸老虎”。而且，在朝鲜需要帮忙时，毛主席力排众议坚决出兵，这需要极大的魄力和决心，可是斯大林在朝鲜面临危机之时却选择了逃避，只是逃避永远都不可能解决问题，毛主席对斯大林的看法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这也似乎预示着两大强人在后来的会面会不顺利。

接下来，周总理与斯大林又进行了几天的会谈，进展并不如人意。斯大林始终认定：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飞机支援志愿军，即便支援，空军也只能到鸭绿江边。

可是，既然志愿军入朝作战，必须要跨过鸭绿江，苏联空军不过鸭绿江，这就相当于完全不会提供空中掩护。这种情况下，也导致毛主席迟迟下不了决心入朝作战。
毛主席深知，这种情况拖得越久越是不利，正所谓“求人不如求己”，中国的事情还得依靠自己！于是在10月13日下午，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出兵朝鲜一事进行进一步讨论，此时中国对苏联出动空军掩护我军不抱什么希望了。毛主席经过和彭总等领导同志商量后，为保障中国边疆的长治久安，毅然决然地最后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当美军向朝鲜北部地区大举进攻时，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都必须立即出兵援助朝鲜。

毛主席对于战略问题看得相当远，他内心最清楚不过，一旦美国将战线压在鸭绿江，那么对中国的侵略就完全看美国人的心情了，家门口的战火如果不及时摆平，战火定然会烧到家里面来。毛主席内心一直装着新中国和人民，在国家遭遇侵略，在人民遭遇冒犯之时，毛主席是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中国已经坚决要出兵朝鲜之时，斯大林却认为中国会因为苏联不提供空军支援而放弃出兵，于是斯大林就直接转告金日成，他说中国人已经决定不出兵，让金日成将剩余部队撤到中国和苏联境内，然后做好打游击的准备。金日成对这个消息感觉到很震惊，只能眼睁睁看着本以为很重视自己的斯大林放弃了朝鲜。金日成再痛苦，也只能执行斯大林的提议，被倚重的苏联所放弃，金日成估计也只感觉无力回天吧！

尽管斯大林已经放弃了朝鲜，毛主席却依旧在忙碌，他接连做了三手准备：

第一，他将坚持出兵朝鲜的决定告知苏联大使，让斯大林知道自己的决定：中国先派出9个师组成第一梯队，尽管装备差一些，但可以打李承晚的伪军；然后，再准备第二梯队。

第二，毛主席再次提出了苏联空军掩护的问题，而且“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

第三，毛主席通知周总理，让周总理“必须与斯大林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远在莫斯科的周总理也得到了毛主席的指示，收到电文的周总理感到振奋和鼓舞，于是，周总理当天下午再次会见斯大林，告知我方的决心。

当周总理走进斯大林办公室的时候，斯大林还以为周总理是同他就有关请苏联出动空军支援的问题再次讨价还价的，没想到，周总理没有等斯大林开口，就明确坚定的告诉他：“中国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不管苏联是否出动空军，中国照样出兵朝鲜！”

得知这个消息，斯大林深感意外，却又非常感动，他说：“中国同志决心要这么做，不知道要遇到多大的不幸，付出多大的牺牲！”

其实斯大林他完全没有想到毛主席决心如此之大。随后，他又开始做好人，在10月14日两度致电金日成：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来决定。而中国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祝您成功。

在10月19日晚，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连声说道：“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

三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斯大林也是在试探毛主席的决心，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中国人认定的事情就一定会去执行。

毛主席更是高屋建瓴，能够最深刻认知到出兵朝鲜的十足必要性，对于苏联而言，朝鲜可有可无，有则是锦上添花，失去也影响不大，毕竟苏联的战略范围主要是在欧洲。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朝鲜绝对是影响极大，正如毛主席而言：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不能眼看着美国侵略者对其肆行践踏而置之不理；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经过这次试探，斯大林才真正认识到中国，也开始真正明白，中国是苏联不可或缺的盟友。斯大林这一认识的转变，也促使了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武器装备援助的力度。

斯大林不可能不明白，中国出兵不仅是为朝鲜作战，更是在为苏联作战，为社会主义阵营作战。因而，无论从哪方面看，苏联都应该有义务对正在战场上殊死搏斗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和支持。只是，他之前的各种推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毛主席的考验，只是毛主席坚定的态度让他感觉到新中国真的不一样，可以说，毛主席的态度让斯大林刮目相看。因为斯大林感觉到，即便是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依然有信心去打这场仗。

在此以后，中国与苏联的交往就顺利的多，而苏联对于中国的求助，可以说是有求并应。在抗美援朝打响后不久，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

11月17日，周恩来又致电斯大林：新的战役即将开始，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的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斯大林当天便答复同意，并完全交付新车。

志愿军空军实力太过欠缺，为了加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仅支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这一举动大大提升了志愿者的空军战斗力，对于后来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对于新中国而言，要在武器装备上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那是相当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仅从提供弹药这一项任务来看，中国就根本无法完成。
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只能完成1500多吨，当时国际上唯一可能供应武器弹药给中国的国家只有苏联。

在朝鲜战场上，苏联基本上满足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需求，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斯大林的举动表明了苏联作为一个盟国的诚意，毛主席对此也很满意。

四

不能否认的是，我们抗美援朝能够取得伟大胜利，离不开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彭帅的高明指挥、志愿军的浴血奋战，也离不开苏联老大哥对志愿军的武器装备的大力支持。

正是有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志愿军战士才能够在战场上应对美军的超强火力。随着后来与苏联关系复杂化，但是在抗美援朝前期，苏联给我们的帮助，是需要客观认知的。只是到了第五次战役之时，斯大林又开始玩手脚了。

在新一批武器装备运送到前线的时候，彭德怀元帅却彻底生气了。因为此时的斯大林实在是太过分了，他提供的武器大多都是二战时期遗留下的老旧武器，只不过重新刷了漆而已，这些破旧的武器完全无法对抗联合国军的精良武器，这是完全不顾志愿军战士的死活的作法。在这方面，斯大林真是心眼够坏，只是那时候，我们还得求助着别人，眼见别人玩手脚，我们也只能忍气吞声哑巴吃黄连，无怪乎彭帅在后来大发雷霆。

与此同时，我们要明白，苏联虽然给我们提供帮助，但并非是免费提供帮助，这并非像我国对朝鲜的无偿援助，而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尽管这些武器装备都是以半价方式出售给中国。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中国因此欠了苏联30亿人民币的款项，而这些贷款，直到三年困难时期才咬牙全部还清的。

所以说，指望着别人注定是不行的，只有自己强大才是王道。对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表现，斯大林前期是很佩服和感激的，只是到了后期心态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他对中国击退联合国军的成果表现出眼红，甚至产生一定的忌惮，这才不怀好意的给志愿军战士提供老旧的武器装备。

从周总理前往苏联求助，希望斯大林提供武器装备被拒绝，到毛主席坚定选择出兵，最终让斯大林改变态度。可以说，毛主席真是做了最艰难的决定。相信这也是毛主席一生中最煎熬的时刻之一，但是毛主席扛下了常人所不能扛的压力，用超乎常人的魄力和意志去迎战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唯有打得一拳开，才能免得百拳来！
毛主席用自己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力震慑住了斯大林，使得斯大林能够改变态度，给中国提供武器装备。强人斯大林都被折服，感受到这个素未谋面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气场，毛主席的伟大可见一斑。

对于抗美援朝，毛主席也是势在必得，他从战略上看出美国的战略重心是在欧洲，不可能在朝鲜战场上动用原子弹，于是他就从中国最善于大军团作战粟裕林彪和彭德怀中选择，只是粟裕和林彪身体状况都不理想，于是彭老总就临危受命，接下千钧重担。彭老总果然威猛无双，最终不辱使命，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当然，斯大林给中国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的支持很大一方面也是考虑自身的利益。本身，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就源于美苏在二战以后进行的利益瓜分，北朝鲜也很大程度上属于苏联的实力范围，若是真让北朝鲜彻底失去掌控，斯大林肯定不甘心，现在中国愿意出兵，这就让斯大林看到了维持势力范围的希望，于是他就没有理由拒绝。

毛主席也是看准了斯大林内心的小九九，所以在斯大林出尔反尔之时毅然决然选择出兵朝鲜，这就让斯大林维持自身利益的希望，于是斯大林这才改变态度，对志愿军装备加以支援。

可见，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战略眼光，还在于他能够真正看穿世界上这些强大人物内心所想，然后有的放矢，让一贫如洗的新中国获得更多的战略机会，为后来新中国的强大奠定基础。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中国再也不是70年前的中国！现如今，我们的空军和海军都强大起来，武器装备也极为先进，而这一切，都是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烈用鲜血和生命争取来的，祖国越强大，越是不能忘记伟大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不能忘记横刀立马的彭老总，更不能忘记牺牲在战场上的英烈们。



附：
志愿军的五任司令员，竟都是湖南人，无湘不成军放在这里太合适了

“无湘不成军”这本是近代起源自曾国藩建立的湘军的一句话，这句话之后，是当年湘军在晚清朝堂上重要影响的写照。而细数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也十分的符合这句话。

解放战争时期，运筹帷幄的五大书记中，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皆为湖南人；1955年授衔时，十大元帅中湘籍占3人，为彭德怀、贺龙、罗荣恒；十大大将中湘籍占6人，为粟裕、陈赓、许光达、萧劲光、黄克诚、谭政。

在抗美援朝这场立国之战中，湘籍将领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就直接决定战场指挥的志愿军司令员而言，志愿军总计五任司令员，皆为湘籍。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为抗美援朝战争最终的胜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一路向南，28日就占领了南韩首都汉城，美韩联军节节败退，被压缩到了洛东江以东大丘、釜山间仅约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

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美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仁川登陆，朝鲜战局瞬间逆转。美韩联军迅速夺回汉城，一路向北猛攻。不顾中国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并派遣轰炸机轰炸中国丹东地区。

1950年10月8日，朝鲜首相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援助，在经过反复地讨论之后，中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抵抗美国侵略者。

第一任司令员——彭德怀元帅

彭德怀，湖南省湘潭人，1950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朝鲜战争爆发时正在西北搞建设。当时原本定下的志愿军司令员是粟裕，但在战前粟裕残留在头部的三枚弹片发作，无法指挥部队。毛主席便将人选定为了四野原来的司令员林彪，由于林彪一直不赞成出兵，便以怕光、怕水、怕风的怪病，申请去苏联治病了。

又到了“横刀立马”于阵前之时，毛主席只能将这个重任委以正在西北搞经济建设的彭德怀。10月2日，中央正式决定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10月4日，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被专机接到了北京。

彭德怀原本以为只是来京报告建设工作，带着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的各种报告和计划，急急忙忙地赶到北京怀仁堂参加会议。结果到了才知道是在讨论抗美援朝，当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彭德怀又没什么准备，所以这一次会议就没有发言。

散会后毛主席找彭德怀谈话，向他宣布了中央任命他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决定。彭德怀也坚决支持毛主席出兵朝鲜的决定，并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带兵出征。

10月19日晚，彭德怀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他指挥百万部队，在严酷的对敌环境中，克服了种种困难，运筹帷幄，最终逼迫美韩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实现了军事停战。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养病，但一直没有放松对前线工作的部署，决胜于千里之外。最终率领志愿军走向胜利，代表中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并豪言：“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任司令员——陈赓大将

陈赓，湖南省湘乡人，1952年4月至6月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代政委。

1951年4月25日，陈赓以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和政委的身份奔赴朝鲜战场。当时志愿军已经完成了五次战役，由战略反攻阶段转入战略防御阶段，从大规模的运动战转为两军相持的阵地战。

如何在美军优势的炮火力量下，顶住联合国军的进攻，成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入朝后，陈赓就深入前沿，总结基层反映的防御作战经验，最终将目光放在了坑道作业上来。陈赓认为，在1951年秋季的防御作战中，一些阵地出现的坑道工事，在敌强我弱的阵地防御战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陈赓总结的经验得到了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的大力赞同，很快便以志司的名义通告全军，原文如下：

“鉴于战争已从大规模的运动战转向两军相持的阵地防御战，要求全军构筑坚固防线，严防敌之登陆反攻。”

依靠坑道战，志愿军在“联合国军”绝对的炮火优势面前，顶住了压力，死死地钉在了阵地上，最终扭转了战局。即使美军靠炮火在白天夺得了地面阵地，躲在坑道里的战士，一个晚上就又能将阵地夺回来。

1952年4月，彭德怀因病回国休养，陈赓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和代政委。不过在两个月之后，陈赓就奉调回国，毛主席亲自点将，让陈赓着手组建哈军工，为我国培养各类军工人才。

第三任司令员——邓华上将

邓华，湖南省郴县人，1952年7月至1954年9月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代政委，1954年9月至10月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邓华虽然在停战协议签署前，一直以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身份指挥部队，但邓华却是唯一一位全程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高级首长，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邓华从头打到尾。

早在1950年7月8日，邓华就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准备根据形势随时入朝作战。在此后三个月的时间里，邓华一直在研究如何入朝作战，紧跟朝鲜战局变化，对朝鲜的战局进行深入的分析。

8月31日，邓华就率先提出了美军可能会在朝鲜人民军侧后大举登陆，以截断人民军补给线，实现前后夹击人民军的战略意图。

邓华的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在研究后，也肯定了这一猜想。要严防美军在朝鲜人民军后方举行登陆作战的建议，很快就被转达给了朝鲜方面。遗憾的是，并未引起朝鲜人民军的重视，最终美军以极小的代价，击败守备仁川的人民军两个新兵团，实现登陆作战，一击扭转战局。

1950年10月8日，邓华率领十三兵团入朝参战，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1951年7月，邓华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了朝鲜的停战谈判。

1952年，彭德怀、陈赓先后回国，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和代政委，指挥志愿军继续战斗，直至签署停战协议。1954年9月，邓华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一个月后，奉调回国出任副总长。

第四任司令员——杨得志上将

杨得志，湖南省醴陵人，1954年9月至1955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员。

杨得志于1951年2月，率领十九兵团，作为第三批参战部队入朝参战，正好赶上参加第五次战役。杨得志率领十九兵团作为右翼突击集团，浴血奋战50余天，粉碎了美军企图在志愿军侧后登陆，再次重演仁川登陆作战的企图，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阶段。

进入防御战后，杨得志根据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敌经验，决定对敌展开“地道战”。这个想法先后得到了陈赓、彭德怀的肯定，使得我军可以依靠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抵挡装备现代化技术的美军的强大进攻。

杨得志在任志愿军副司令员期间，协助彭德怀进行战场的作战指挥工作，先后组织了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和1953年夏季战役反击作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有力地支援了停战谈判。

1954年9月，杨得志接替回国的邓华，任志愿军司令员，肩负起保卫朝鲜停战果实和建设朝鲜的任务。1955年4月，杨得志奉调回国，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第五任司令员——杨勇上将

杨勇，湖南省浏阳人，1955年4月至1958年10月任志愿军司令员。

杨勇可以说为抗美援朝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不仅是战争状态的句号，还有和平建设时期的句号。

1953年4月，杨勇率领二十兵团入朝参战，主要在三八线金城北侧担任防御任务。当时双方的和平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但就当中美朝三方决定签署停战协议时。伪韩总统李承晚悍然单方面破坏协议，叫嚣着“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

6月21日，志愿军决定以二十军团为主，发起金城反击战役，主要以大量歼灭韩军有生力量为目标，最终达到迫使美韩老老实实地坐在谈判桌前的目的。

杨勇迅速部署作战计划，计划得到了邓华和杨得志的全力支持，以二十兵团原有3个军的兵力基础上，在配属3个军配合作战行动。

1953年7月13日，随着千余门火炮的齐射怒吼，志愿军对南韩阵地发起猛攻，仅用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面突破了南韩军队的前沿阵地。最终经过两周的作战，志愿军歼敌5.3万余人（主要为南韩军队），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

美韩迫于压力，最终相继发表声明，同意签署停战协议。7月27日，停战协议在板门店正式签署。杨勇为抗美援朝战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55年4月，杨得志被调回国内后，由杨勇接任志愿军司令员兼第一书记，担负起建设朝鲜的任务。

1958年，杨勇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返回国内，周总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周总理紧紧握住杨勇的手，高兴地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完美的句号！”这个句号，既指战争状态下金城战役的完美收官，又指援助朝鲜战后重建的完美收官。

五位志愿军司令员，均是湘中虎将，为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无湘不成军”这句话放在这里，真的是太贴切了。


附：我们培养的学生，一定不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德育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所有的教育最终都要回答好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将‘成全’怎样的人？”在采访的开始，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校长吴国平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他对中学德育工作的基本判断。

从首届毕业生、党章守护者张人亚，到2017年感动全国的援疆教师姚仁汉，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镇海中学带着“以德育人”的理念在百年发展中砥砺前行、薪火相承。在该校校长吴国平看来，最好的教育是有智慧的陪伴，德育工作同样不例外。

1.爱国主义永远常讲常新

“无论是对于90后还是00后而言，爱国主义四个字永远常讲常新，永远有着沉甸甸的分量。”镇海中学校长吴国平说。

在吴国平眼中，新世纪后出生的这一代中学生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倡导爱国主义是对集体主义教育的升华，是倡导孩子们为他人考虑、为集体考虑、为国家考虑，是培养孩子们的家庭责任感、集体责任感、社会责任感，这些最终都有利于促进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

追求远大理想的进程，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场”——这是镇海中学师生们普遍认可的奋斗理念。“现在的人们总是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我认为学习最大的动力是家国情怀，这是一种价值追求，也是一种责任担当。”吴国平说。

迈入镇海中学校园，犹如迈入一方历史气息厚重的江南园林。校园中抗倭、抗英、抗法、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遗迹共有17处，其中3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绕过抗击英军的清军统领裕谦自杀的泮池，站立在抗倭名将俞大猷的生祠碑前，走进牺牲在台北的朱枫烈士的纪念馆，穿过左联五烈士柔石教过书的柔石亭……文脉之气、英雄之气弥散在校园的各个角落。

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学校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到张人亚、柔石、张困斋等一批教员校友投身革命的浪潮，镇海中学始终传承红色气质，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吴国平校长与镇海中学学生不定期开展“校长有约”交流活动

从“元宵之和”绘画摄影赛到“我们的清明”活动，从校园“汉文化风暴”到纪念“一二九”集体舞大赛，镇海中学致力于将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贯穿于学校培养的全过程。

吴国平说：“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一个有爱国情怀的青年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就实现了自我价值。”

2.我们培养的学生，一定不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吴国平看来，一个真正意义上“德才兼备”的学生，应当具备三种素质：一是知道自己“想要走什么路”，二是知道自己“如何走对这条路”，三是“勇于去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德才兼备意味着有温度、有情怀，意味着在学习力、创造力、领导力、审美力、自制力方面的全面发展。

“我们培养的学生，一定不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社会越发达，越不能忽视道德建设。拒绝道德冷漠，要从培养乐于奉献、勇于担当的学生开始。”吴国平说。

2019年，镇海中学学生韩新叶在高考结束后就开始准备材料，将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作为送给自己的18岁“成人礼”。在韩新叶爱心举动的感染下，镇海中学又有9名师生进行了器官捐献登记。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扩散蔓延，居家学习的镇海中学学生自发提起倡议，为湖北22家医院、37个社区筹集17万余元的善款，还有学生创作了诗歌、乐曲、绘画作品，为前线医护人员加油鼓劲。日常偌大校园公共场地的保洁都由学生自己完成。

吴国平说：“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要逐步学会如何抵抗压力、如何疏导情绪，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学生要逐步学会如何思考问题、如何表达想法。学习过程绝不可能都是快乐的，校园中那些有苦有泪、有欢有笑的经历，都将指向一个更加完善的人。”

3.最好的教育是有智慧的陪伴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觉得，对中学生谈‘爱国’有难度，因为现在的学生个性较强，不听大道理；还有声音认为，学生爱国是没问题的，不需要学校再花大量时间精力去教，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到更重要的学业上去。这两种想法都是需要纠正的。”吴国平说，树人重在立德，而立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个人没有爱国情怀，学业再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民族社会有用的人。当然，德育一要贴近学生实际，二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学生不听所谓大道理的原因，很多时候在于我们的教育方式与他们所接触的信息相脱节。”吴国平表示，倡导“教育自觉”，就是倡导老师主动去了解现在的学生关注什么，对什么感兴趣，要让学生通过实际案例去感受爱国主义的作用和意义，绝不能一知半解，让学生误入歧途。“作为学校更应该主动遵循教育规律，在学生‘孕穗拔节期’积极作为、创造条件，开发教育资源、搭建实践平台，为爱国主义教育创造各种合适的载体、路径、方法等。”

“在你心中，镇海中学的底色是什么颜色？是青石板的苍翠，还是银杏林的金黄？在我看来，它的底色是一抹红色。深秋柿子树的浅红，大成殿肃穆的朱红，红廊璀璨的殷红，融进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2020年“七一”前夕，镇海中学教师周爱红用饱含深情的语言给学生上了一堂特殊的爱国课，激励毕业学子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备受学生好评。

“升旗仪式、国旗下讲话、业余党校活动都是在家庭教育中无法实现的，校园文化的熏陶有其独特的作用和意义，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无法替代的。”吴国平认为，学校要善于以仪式感召人心，以氛围培育红色基因。实践证明，“见贤思齐焉”，学校氛围的熏陶在人的成长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正因为这样，不同学校毕业的学生往往具有不一样的气质和品性。

“最好的教育是有智慧的陪伴，德育工作同样也不例外。”吴国平说。

40集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以浩荡民族史诗赓续家国情怀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网2021-02-03 08:28:38

在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之前，围绕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创作中曾陆续涌现出《上甘岭》《英雄儿女》《战地之星》《神龙车队》《金刚川》等代表性作品，电视剧方面则仅有《三八线》《战火熔炉》等寥寥几部。《跨过鸭绿江》的开拓之处在于，它借助电视剧的体量优势，成为首部全景式、系统化呈现抗美援朝历史的影视作品。自1987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以来，表现我国历史进程中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影视剧已经成为主旋律创作中的荦荦大端。近年来，从电视剧《大江大河》《山海情》到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这些“新主流影视剧”自觉追求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统一，寻求与时共进的话语表述方式。在这一背景下，《跨过鸭绿江》体现出了主旋律创作的新突破，也呈现出不容忽视的文化意义。

史诗品格：追求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融合

就影像风格而言，《跨过鸭绿江》的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其显著的史诗性。该剧全方位地呈现了抗美援朝纷繁壮阔的历史，塑造了多侧面的英雄群像，构成了一部浩荡不已的民族史诗。

这种史诗品格首先体现在叙事结构的立体宏阔，尤其是空间与人物的多维度建构上。《跨过鸭绿江》的镜头游走于国际与国内、前线与后方之间，营造起了三重空间：后方高层空间、前线指挥空间与前线战斗空间。故事情节在三重时空中反复穿梭，将错综复杂的多国博弈与险象环生的前沿战事相交织，一个富有纵深感的鲜活历史现场便在多线平行叙事中跃然而出。如此一来，战争发生的根源、战争局势是如何被国际风云所左右的、不同阶段的战略与战术是如何被制定的等问题便被娓娓道出。与此同时，类似高层召开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只身会晤金日成、停战谈判的反复拉锯等段落又以解密历史内幕的方式带给观众以强烈快感。

《跨过鸭绿江》的人物塑造同样也是多维度的。整体上看，该剧塑造了后方高层、前线指挥官与前线战士三重人物形象，且较好地刻画出了不同人物迥然各异的性格。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彭德怀的直率果断、麦克阿瑟的刚愎自负、李奇微的老谋深算等都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影片塑造了梁兴初、毛岸英、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冰雕连”等形形色色的将士形象，共同构筑起了抗美援朝的英雄群像。创作者还有意变换手法，以凸显不同人物的性格特色。例如，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出场便颇有新意。剧中，在后方高层选定主持停战谈判的人选以及前方指挥部认可这一人选的片段中，剧中人物在知晓结果的情况下有意隐瞒观众，营造了一种“他是谁”的悬念。这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出场方式，也在有意无意中符合了李克农长期领导隐蔽战线的神秘身份。待到出场后，观众才知他不仅抱病出征，还看到他面对父亲的离世只能异国遥祭，种种刻画令这一人物更具感染力。

《跨过鸭绿江》的史诗品格其次还体现在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融合上。在历史书写中，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是充满对立紧张的两种叙述方式。前者追求的是整体的、普遍的、抽象的历史叙述，后者追求的是微观的、个人的、具体的历史叙述。史诗作为一种典型的宏大叙事，是建构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的有力形式。这也是为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流露着强烈的史诗化冲动，涌现出诸如《巍巍昆仑》《开天辟地》《大决战》系列、《大进军》系列等作品。新世纪以来，着重展现个人化经验的个体叙事日渐上扬，主旋律创作呈现出越来越平民化、微观化的局面。从《我和我的祖国》的片段式叙事到《决胜时刻》的散文化叙事，都可以看到这一显著变化。就此而言，《跨过鸭绿江》可谓一次史诗叙事的复归。不过，它是在吸取以往史诗叙事经验的同时，顺应当下主旋律创作的日常化趋势，努力实现宏观与微观的融合。创作者不仅注重国际形势与战争场面的渲染，也注重生活细节的描画。例如，彭德怀在决定是否受命出征的前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无奈之下，他便将被褥铺在地板上睡下。这一细节看似闲笔，实际上很巧妙生动地展现出了人物彼时彼刻千钧重负下的心理焦虑状态。

虚实交织：在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之间

除了宏观与微观的交融之外，《跨过鸭绿江》无法回避的另一个问题便是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能否抵达历史真实、历史应该如何重述等问题向来是历史题材作品的争议焦点。对此，《跨过鸭绿江》的做法是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努力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一方面，对于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创作者虚构了大量的细节。以毛泽东、杜鲁门、斯大林的出场为例：毛泽东与厨师交流湘味鱼的味道，杜鲁门俯身在地上找纽扣，斯大林则专心研究堵塞的烟斗。这些细节的加入让人物形象顿时鲜活起来。再例如，剧中还有意加入了毛泽东、彭德怀等人与家人温馨互动的日常生活场景。这些场景的增添，展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和欲望、敏感与脆弱，让人物形象更加可亲可近。尤其是对于毛泽东、毛岸英父子关系的描画，更体现出民族传统中历久弥新、绵延深厚的家国情怀。

另一方面，该剧在艺术虚构方面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塑造了侦察员郑锐、狙击手陆乘风、运输员马金虎等几位普通战士形象。创作者对于郑锐与母亲、妹妹的家庭生活的描画，意在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彰显家国同构、舍家为国的民族心理。同时，这几位角色的战地生活和情感经历，为影片增加了难得的轻快色彩，有效拉近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距离。这些虚构人物一方面弥补了历史人物被种种因素所局限的塑造空间，另一方面也作为一种象征，指代着那些数量上为庞大、但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无名者。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跨过鸭绿江》的艺术虚构之所以较为成功，在于它没有凭空捏造、反客为主。无论是细节还是人物的虚构都是按照人物的性格逻辑和历史的发展逻辑而展开的，它服务于想象性真实的建构，并通过想象性的艺术真实尝试去叩访历史真实。去掉这些部分丝毫无损这段历史的呈现，增加这些部分则又能显著提升历史书写的丰富度和情感温度。

总体性叙事：重塑日趋薄弱的历史意识

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是，《跨过鸭绿江》在当下重返看似过时的宏大叙事，有何意义？《跨过鸭绿江》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在于，它表现出强烈的普及历史的冲动。创作者用大量的史料和充分的细节重述了一段逻辑缜密、脉络清晰、主题鲜明的整体性历史。剧中人物还充当起“历史导游”的角色，不厌其烦地以浅显的话语向观众讲解和分析彼时的国内外形势与战争走向。这种总体性叙事的路径，显然与当下许多主旋律作品有所不同。例如，《我和我的祖国》就采取了另一种片段式、集锦式的方式。影片截取了几个代表性历史瞬间，拼接与综合为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提喻法，从某个部分或切口入手去展开对历史整体的想象，类似《金刚川》《我和我的家乡》等作品也是如此。这样的创作路径，可以专注于微观的、局部的历史，但也容易只见树木，遮蔽了历史的总体样貌，从而阻碍了对历史本质规律的进一步认识。

应当看到的是，我们所身处的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抵抗宏大叙事、消解权威的社会。尤其是随着虚拟化、网络化生存的愈演愈烈，人们的历史意识正日趋淡薄，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人类对于历史的认知正变得越来越碎片化、片面化，缺乏总体性的历史思维，甚至会进一步影响到文化传统的赓续与国族认同的建构。就此而言，《跨过鸭绿江》的真正意义或许正在于用整体性历史的书写去召唤和重建日渐匮乏的历史意识。透过这种总体性叙事，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到民族的来路，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为何当年一个百废待兴、内外交困的国家要卷入一场看似以卵击石的较量，为何无数青年会自愿远赴异国，用血与泪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无尽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