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北大哲学系教授张世英去世，享年100岁
光明网 9月11日科技管理研究所官网

以下文章来源于光明学人 ，作者赵凤兰

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消息，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黑格尔著作集》中文版主编、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世英先生，于2020年9月10日上午逝世，享年100岁。

张世英（1921-2020.9.10）

张世英，1921年生，湖北武汉人，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年—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自1952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2012年获北大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2015年所著《哲学导论》一书获思勉原创奖。2016年，北京大学设立“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2017年受聘为世界哲学大会荣誉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中西文化与自我》《哲学导论》《天人之际》《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20余部。2016年4月，《张世英文集》十卷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哲学思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世英教授与光明日报有着深厚的渊源：

在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张世英教授曾写下这样的寄语：“1954年3月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创刊，1958年底至1966年，我曾兼任哲学专刊的主编。当时只有光明日报有哲学专刊，其他报纸都没有。我乐在其中，倍感光荣。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从西方哲学史谈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从新中国成立第一天起我就看光明日报，一直到现在。因为现在的报纸中，光明日报的内容很适合我。”

光明日报“光明学人”版曾经对张世英教授的学术生涯做过全面深入的报道：
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之思

编者按：张世英的学术人生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追求真理、艰难求索的心路历程和生命轨迹。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年逾九旬的哲学家、美学家以一颗不同凡俗的游心，求索于天地间。他把中国哲学放到全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大视野中予以审视，力求超越西方和东方的畛域，以高远的视角占据学术制高点，用全球的观念和视野来统摄中西哲学，为转型期的中国当代哲学与美学构建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宽幅画卷，为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哲学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求知

1921年，张世英出生在湖北武汉城郊的一个农村，他自幼受父亲影响，熟读《论语》《孟子》《道德经》《史记》《古文观止》，尤其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辞》等名篇谙熟于心。陶渊明“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傲骨，屈原“以死明志”“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司马迁不甘作随声附和的风骨气节，都在其心灵深处打上了烙印。

上初中时，为了求证几何学上一个“九点圆”定理，张世英整天趴在桌上冥思苦想、废寝忘食，甚至睡梦中还在纠缠。突然间，求证成功，他会欣喜若狂，那是一种完全发自内心的对追求真理的兴趣和好奇，是在问题得到解决后所获得的一种精神愉悦。

柏拉图说，“惊异”是求知的开端、学术的开端，“知识是惊异的女儿”；亚里士多德说，由于惊异（好奇心），人们才开始思考哲学，“从无知到有知”。他们将这种毫无功利计较、纯之又纯的求知精神称作“科学的自由的精神”。正是源于对知识毫无功利的惊奇，以及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逻辑严密的数学头脑，为张世英日后卓越的哲学人生埋下了伏笔。

抗日战争血雨腥风，个人命运总在历史风浪中颠沛流离。1938年武汉沦陷，正在念高中的张世英被迫离家，辗转到鄂西山区的联合分校就读。因得罪了国民党下属的三青团成员，他被列入黑名单，成为抓捕对象。

流浪时的彷徨，使张世英萌生了读书救亡、改造社会的宏愿，并于1941年如愿以偿地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随后，他从经济系转入社会系，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奋斗的方向和目标。正巧这一年，他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贺先生在讲黑格尔辩证法时，用“荷出淤泥而不染”进行哲理分析，把人生观、价值观讲得十分透彻。

张世英觉得，哲学比起经济学、社会学更能触及人的灵魂，也为他自小崇奉的清高思想找到了精神依托。于是，他又从社会系转入哲学系。这三次转系可谓越转越空，由具体走向抽象，由实际走向空灵。

战争萌生苦难，同样也造就辉煌。作为中国最穷也最“富有”的大学，彼时的西南联大在极端艰难困苦中仍弦歌不绝，大师辈出，“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各种对立的学派和观点争奇斗艳、千秋各异。

贺麟先生是张世英哲学道路的领路人，他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系统介绍、翻译黑格尔著作和广泛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家。张世英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并成为西方教授眼中的“中国著名黑格尔专家”，与贺先生的鼓励和引领分不开。

冯文潜先生则是养育张世英哲学生命的恩师。冯先生特别重视熟读经典原著，尤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他认为这本书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必读之书，要像读《论语》一样读《理想国》，只有练就扎实的功底，才能发前人之所未发。

冯友兰先生有些口吃，但能诗善文，中国古典文学和英文功底扎实，善于运用逻辑方法进行细致的理论分析。冯先生讲的虽是中国哲学，却把张世英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使他从中深深领悟到，要想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否则很难有可观的成就。

人称“汤菩萨”的汤用彤先生讲课史料翔实、考证周密，他在课堂上讲得最多的是“物我两忘”和“即世而出世”的“大家气象”，张世英对他既能游刃于章句考证，又能寄心于玄远之境，深感崇敬。

吴宓更是一位“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名师，他讲西洋文学，却重中国古典，爱《红楼梦》，却崇奉孔子。金岳霖的讲课风格十分独特，常把学生引入它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他有时边讲边提问，把课堂变成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平等对话的伙伴。

此外，“旁听”在西南联大也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据张世英回忆，闻一多和沈有鼎各开一门“易经”课，闻是满腔激情的诗人和文学家，沈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逻辑学家和西方哲学家。有意思的是，闻的“易经”课堂上，坐在第一排中间的“学生”常是沈有鼎；而沈的课堂上，坐在第一排中间的则多为闻一多。

张世英曾是这两位先生的旁听生，亲眼看到他们在课堂上和课后讨论争论，那是一场非常难得的中西对话，哲学与文学相互通达。

“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我在联大几年时间，共旁听了四五门课程。从旁听中学到的东西似乎更牢固、更多启发性，因为那完全是个人兴之所至，无任何强制之意。后来有人问我，西南联大是怎么成就人才的，我说，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学术自由，如此而已！”张世英说。

求索

正当张世英沉浸在学术的象牙塔之际，昆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正蓬勃发展。是不问政治，还是投入现实，这让他处于两难境地。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后来的爱人彭兰。彭兰是思想进步的中文系同学，也是闻一多的干女儿和高足。两人同为湖北老乡，又常以诗相酬和，一来二去，便产生了爱慕之情。

闻一多得知他俩的恋情后，便约张世英到家中“面试”，并劝说他尽快走出象牙塔。临别时，闻一多还送给张世英一本《海上述林》，有意引领他走上革命之路。

对于这样的联姻，闻一多说：“你俩的姻缘是我促成的，算是文学与哲学的联姻了，世英要多学点文学，若兰（闻一多给彭兰取的名字）要学点外文，我一直主张学中文的要懂外文，我将来还是要回到书斋里一心做我的学问，我也不是一个闹政治的人。”不料这次谈话后，竟师生永别。

在张世英的哲学生涯中，闻一多对其影响最深远的一句话，莫过于“走出象牙塔”。“闻先生原本是研究古典文学和甲骨文的学者，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把他逼出象牙塔的。他在遇难前，虽有学者、诗人和民主斗士‘三重人格’之称号，但他当时想回到象牙之塔的理想和愿望表明他依然书生本色，是一个并没有彻底走出象牙塔的纯粹学者。”

“文革”十年，张世英不得不告别自己热爱的哲学专业，哲学方面的书都被推至书柜里层，他借养病期间熟读了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书斋成为他怡然自得的“桃花源”。这段寄情于诗词的蹉跎岁月，对他日后研究诗与思于一体的治学之路产生了积极影响。回首往事，张世英曾感慨地赋诗一首：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故园别久思归去，犹盼日西挥鲁戈。

改革开放后，当张世英准备重归思想征途时，他已是60岁的老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然而，为了找回和补偿已丢失的盛年，他秉持当年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治学品格，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在人生暮年之际与时间赛跑，终于如愿以偿走上了纯正的学术研究道路。

在开始真正学术研究的前八年里，张世英仍以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并多次应邀到国内外讲学、参加国际重要学术研讨，他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专著”。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世英的研究范围逐渐由西方古典哲学转向西方现当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他主要致力于中西哲学的结合问题，特别是关于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等问题的研究，同时不断向美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科学、宗教等领域扩展。

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张世英的《黑格尔〈小逻辑〉译著》《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天人之际——中国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哲学导论》《美在自由——中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中西文化与自我》《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等几部著作之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张世英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所写的文字几乎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六七倍，这对于一个花甲老人而言，是需要多么惊人的毅力和厚积薄发的创造力啊！他呕心沥血写下的这些精深的理论思考，并非是躲在象牙塔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玄思，而是洋溢着生命情调和烟火气息的性灵之作，是他愿意生死以之的独家创见和肺腑之言。

张世英的学术论著既思想深邃、逻辑严谨、说理透彻，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感染力，读之可烛照心灵、提撕精神、通达灵魂。

求通

因为既精通黑格尔、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西方哲学理论，又兼具孔孟老庄、禅宗等中国传统哲学功底，张世英在会通中西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是哲学界较早认识到西方传统哲学主题原则和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缺陷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即“万有相通的哲学”，为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哲学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在张世英看来，尽管不同的文化思想各有其独特的历史源头，但均可视为人类思想这同一棵大树上的枝桠，应将中西哲学的研究打通，将其放在同一条历史长河中，从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予以横向、纵向考察，从而为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探求新方向。

在比较中西哲学的优长和缺陷后，张世英认为，以柏拉图、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追求的是超感性的理念世界，他们的审美意识回旋在对上帝神性的追思，同时他们强调主客二分式思维模式，重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但容易陷入极端的个人自我中心主义；中国传统哲学崇尚的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具有和谐高远的精神境界和群体意识，但由于缺乏民主自由和个体性自我的独立主体意识，导致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不发达，尤其是压制了人欲与个性。为此，他主张将中国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核心思想同西方的主客二分、独立自我精神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所隐含的个性解放和独立意识加以弘扬，使中国哲学走向新的更高级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即“万有相通”。

张世英在研究中还发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后哲学”相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中国传统哲学多具有与诗结合的特点，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往往就是文学著作，哲学家往往就是文学家和诗人。但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则把人引向抽象的概念世界，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现当代哲学，跳出西方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窠臼，强调隐蔽与显现、在场与不在场的结合，这一哲学理念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中国美学的“意象说”“隐秀说”有相似之处，中国道家哲学与西方后现代艺术相通，二者都重视人的生活境界，崇尚生活美、思想美、心灵美。

对“只讲个人精神境界”的评价进行反思后，张世英创作《境界与文化》与《中西文化与自我》

受西方“后哲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启发，张世英意识到，哲学要在现世世界大有可为，就必须从纯概念、纯认知的抽象王国里走出来，摆脱形而上学的玄虚座位，让哲学仙女下凡尘，从抽象概念和思维逻辑理论的“天上”下到“人间”，使之与诗、文学和人生相结合，把哲学变成真正贴近于人、贴近于生活的富有激情的东西。

“哲学有如仙女，身居寂寞冷宫，它一方面很玄远，总要讲一些形而上的超越现实层面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它又同生活、同人生紧密相连，绝对脱离人生、脱离生活实际的哲学是没有的，就像没有不思凡的仙女一样。”张世英说。

为了揭开哲学抽象的帷幕，把它从孤寂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张世英后期的学术重点逐渐从哲学本身过渡到美学、艺术学、伦理学、社会学、科学、宗教等领域。他集中思考了个人的人生境界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关系问题，梳理了人生的四种境界、道德与审美、科学与宗教、审美境界、艺术哲学、希望哲学等，甚至当前社会的许多具体问题，他都从哲学层面和社会维度给予了解析，使每一个追求人生价值和精神境界的人都能从中受益。

在张世英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它所属成员的个人境界构成的，离开了个人的精神境界，所谓民族文化不过是空洞的名词。但个人的精神又是在他所属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人不能离开文化的大背景而有个人的境界，而文化总是有社会性的。每个人的精神境界之形成，既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更受文化环境的熏染和影响。因此，针对如何提高个人境界这一问题，是不能脱离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孤立地来考虑的。

张世英把个人境界由低到高归纳为欲求境界、求实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四种境界”，他没有把人格神意义下的宗教境界列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取而代之的是超功利性、愉悦性的审美境界。

“人生的最高意义和价值并不在超越时间之外、超越感觉之外的‘方外’和他界，而就在现实的、世俗的‘人间’或此岸，是诗意地生活着的现实审美世界。”张世英说。

张世英强调，审美意识具有直觉性、创造性，不计较利害和愉悦性等特点，因此，美学不能只讲感性事物之漂亮、美丽，而应以提高人的审美境界为最高目标。形式美、感性美、视觉美是低层次的美，心灵美、生活境界之美才是高层次的美。艺术作品如果仅有悦人耳目之外观，而无高远的精神境界之内蕴，则不可能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艺术家只有超越现实的功利性和实用性，用新鲜的目光观望一切，具备原样把握事物的清纯能力，才能创作出由内在呼唤自然显现出来的艺术作品。

除了思考中西哲学的差异和现世存在的问题外，张世英还对中西文化中有生命力的思想学说进行了比较和提炼，继而为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和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之路提出富于洞见和前瞻性的思考。他认为，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自我，强调个体的独立型和独创性，缺点或流弊是唯我独尊、极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互倚型自我，强调个体与他人、社会的相互依赖。虽有大一统的群体意识，具有雄狮般的凝聚力，但个体自我容易湮没在群体之中。如果一味强调互倚型自我，一味把“个体性自我”湮没于“属性化自我”之中，以依赖社会群体、依赖他人为至上原则，则必然抹杀个人的独立创造性。

“中国人爱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针对中国当前的现实，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不妨提倡一点一枝独秀、不怕摧折的独立自我的精神。”张世英说。

作为人类精神的守望者，张世英一生都在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唤醒国人内心深处潜在的灵商和美商，他用自己的心智灌溉生命于所见所闻，用自身的“灵明”照亮他所生活其中的世界。

对于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优秀学人而言，虽然鼎盛之年被政治运动和时代风云裹挟，但张世英仍以浮士德精神，孜孜不倦地在茫茫天宇和碌碌人生间做无休止的追问和探寻，并用人生的后半程完成了一位知识分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使命和伟大的精神创造。

如今，逾90高龄的张世英还学会了电脑、玩起了游戏、用上了微信，甚至洋洋洒洒写了万言字的网络哲学文章，的确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但这正是他的“超凡”之处。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个人的自我独立和个性解放得以充分彰显，张世英对网络哲学也做了一些前瞻性思考。他认为，除了“审美境界”抵达了“万有相通”的自由之境外，互联网也是“万有相通”哲学极为丰富的体现。互联网既为人们提供了自我表现的自由而又深入的平台，又为人们提供了迅速而广泛地相互交流——相互融通的天地。这两个突出特点为“万有相通”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特别是时下流行的微博、微信、微电影、微评论等各种“微文化”载体，将人们内心深处那些瞬间的情感、即兴的思绪、微妙的感受都充分释放出来，哪怕地球两端，相隔千万里，人们也可通过网络“面对面”分享各自的喜怒哀乐，这种现象是几千年来“原始天人合一”模式下个性“自我解放”的一大突破，大大扩展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性和表达欲，延展和丰富了世俗生活的意义。

谈到在市场化大潮和互联网时代下，中国哲学、美学如何现代化，怎样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时，张世英说：“中华文化和中国美学精神的现代化要结合时代条件，在‘万有相通’理念下更多地发扬科学的理性思维，倡导宽容的精神、包容的精神、海涵的精神，实现独立自主精神和个性解放。”

张世英卷帙浩繁的哲学专著，既有对人类文明和理想社会的宏观论断，又有为俗世答疑解惑的微观思考；既有对中西差异和古今流变的洞悉察识，又有对中国学统道统的独立阐释和精心爬梳。他是一位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的智者，哲学赋予了他高远的境界和轻快的心灵，使他一生不为俗世所累，哪怕在人生暮年，仍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思考，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为中国造12种火箭，今天是他99岁生日！
两弹元勋王希季，中国有您，幸甚！
今天，是一位老人99岁的生日， 他叫王希季， 这件事或许算不上是新闻， 更不会霸占头条或者热搜， 但他值得所有中国人的感谢和祝福！ 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仅有3人在世， 91岁的孙家栋， 91岁的周光召， 今天99岁寿辰的王希季， 是目前在世的“两弹元勋”中 最年长的一位！
1999年9月18日，人民大会堂，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表彰大会。 当78岁的王希季， 听到表彰词中介绍自己 为中国航天发展做出的贡献时， 老人突然眼圈泛红， 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东方红一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 主要研制名单中， 都没出现过他的名字， 长达29年的埋头苦干、默默无闻， 他为中国运载火箭所做的 奠基性贡献一直鲜为人知……
今天，7月26日， 在王希季老人99岁生日这天， 北洋君想告诉大家， 他是中国第一枚 探空火箭技术负责人， 他是中国第一枚 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总体方案设计者， 他是中国第一颗 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 在中国的18种型号火箭中， 有12种是他担任负责人设计研制出来的！
云南白族天才少年 立志“工业救国” 1921年，王希季降生在云南昆明 一个富有的白族家庭。 和爸爸去看戏、听妈妈讲故事， 是他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然而，在他十岁那年， 1931年长江水灾， 父亲经营的货物全部在武汉泡了汤， 一夜之间血本无归、债台高筑。 小小年纪， 他品尝到了“家道中落”的味道， 也激发了他从此奋发读书。 几年后， 王希季凸显出天才少年的气质， 小学毕业会考拿了全市第一， 初中三年把学校图书馆的书看了个遍， 踢足球，是学校当仁不让的前锋， 游泳，更是出了名的“浪里白条”。 高中才上了一年， 刚满17岁的他， 就被老师同学“怂恿”去考大学， 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是， 王希季竟然一下子就考上了当时 中国最著名的学府， 西南联合大学！
这一年，跟王希季一同 考入西南联大的 还有杨振宁和许渊冲！ 当时，给这些大一的新生 一起上国文课的老师都是大家： 闻一多、朱自清、陈梦家…… 还有钱锺书先生， 当时给他们上课时才28岁， 戴一副黑色大眼镜， 说一口流利的标准伦敦音。 王希季在西南联大的学籍卡 最让王希季难忘的是， 机械学大师刘仙洲先生给他的“零分” 在一次测验中， 刘仙洲先生给出题目， 要求计算准确到小数点以下三位数。 王希季举起计算尺刷刷刷就算完了， 因为没有笔算， 小数点第三位错了。
90多岁时，说起这个“零蛋” 王希季对老师的教诲还牢记在心： “刘先生给了我零分， 让我终身受益。 搞工程的人必须要坚持零缺陷。 我考试中的小数点下三位就是缺陷。 如果有缺陷，工程就会变成零。” 尽管西南联大 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 但条件不是一般艰苦： 宿舍四处漏风，米饭里夹着沙子。
1940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越南后， 飞机对昆明进行狂轰滥炸， 西南联大更是重点被炸的对象！ 中华之大， 已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年轻的王希季 亲眼目睹国土被践踏得支离破碎， 亲眼看到同胞被炸得血肉模糊， 悲愤交加的他立志成为“人杰”。 他和老师同学们一起 高唱着校歌“千秋耻，终当雪”， 希望将来为民族建设出力， 让中国变得强大起来， 摆脱这种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从那时起，“工业救国”的梦想 在他的心里萌芽。 他想成为一名电力工程师， 为家乡云南建设一家相当规模的发电厂。 1942年，王希季从西南联大毕业， 面对国家需要， 他暂时搁置了自己当电力工程师的梦想， 选择到兵工厂工作。 1947年，中国抗战胜利两年后， 他又重拾自己的梦想， 辞别未婚妻聂秀芳 踏上了去美国的留学之路。 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 王希季选择攻读燃料 及动力专业硕士学位， 为将来回国建设发电厂积蓄力量 为了尽快积累实战经验， 每天下午3点上完最后一节课， 王希季就到电厂去实习， 他从锅炉工、加水工、电工、主机工， 一直干到领班， 每天在工厂干满八个小时， 忙到凌晨一两点才能躺下。
▲1948年，王希季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生宿舍 两年后，王希季不仅顺利拿到了 动力专业和燃料专业的硕士学位， 在电厂也能独当一面！ 就在他考虑是否继续在美国 攻读博士学位时， 《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两张照片 让他顿时泪流满面： 一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张是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 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 这两张照片让他万分震撼。 经历过军阀混战、日寇侵略的王希季 难掩激动之情， 攥着报纸的双手甚至有些颤抖， 也就是在那一刻， 28岁的他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抉择： 放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回到祖国， 为新中国建设大型发电厂！
中国探索太空的第一步 在上海郊区的稻田里 腾空而起！ 1950年3月， 王希季同几十名中国留学生 一起踏上了驶往祖国的 “克里弗兰总统号”， 这其中，就有核物理学家朱光亚， 地质学家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 数学家华罗庚。
▲1950年，王希季留学回国途中在“克里弗兰总统号”邮轮上 他们面朝大海、对着祖国的方向， 放声歌唱。 正是在这次海上旅行之际， 华罗庚写下著名的 《致全体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 向海外留学生发出回国的号召：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归去来兮!” 王希季回国之后， 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 1958年11月，他突然接到通知： 到保密单位 ——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 当时，王希季已经是 热电厂发电领域的专家， 自己的科研项目即将出成果。 面对这个未知的新任务， 他着实有些为难， 但在国家发展与个人前途面前， 他还是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 报到之后他才被告知， 自己即将从事的保密任务 是为新中国研制运载火箭， 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 只有37岁的他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 负责火箭和卫星的总体设计。
十几年来搞火力发电专业， 从来没有接触过火箭的王希季有点蒙。 但他很快意识到， 造出自己的火箭是国家战略， 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目标! 残酷的现实还是给了他当头一棒！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新中国“一穷二白”， 在国际上又被西方国家孤立和封锁。 没有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 没有技术资料， 没有国际援助， 王希季带领的是一批缺乏技术背景， 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年轻人， 艰难可想而知。 缺乏技术， 他晚上找资料自己先学， 白天给年轻人讲课； 没有电子计算机， 他就带着团队用计算尺、手摇计算器， 甚至干脆拨算盘珠子。 然而，王希季眼下最大的难题， 是经费紧缺， 当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 设计院连个发动机实验室都没有。 一天，同事们看到王希季站在 厕所前不停地用手比划着什么， 正当所有人都疑惑不解时， 王希季突然高兴地对大家说： “就是这里了！ 厕所前面的这几平方米空间 足够咱们建一个推进剂供应系统的 液流实验室了！”
不仅把厕所改造成实验室， 王希季还带着大家当起泥瓦匠， 把一个日军废弃的旧碉堡 生生改装成火箭发动机试车台。 他们想遍了办法克服困难： 控制火箭头体分离的定时装置， 是用一个7元的闹钟改装的； 火箭点火装置是用手电筒的灯丝 裹上硝化棉制成的。 火箭终于到了最后的发射阶段， 他们又遇到了难题， 没有发射场！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样的困难王希季也用土办法解决了： 把稻田当做发射场； 没吊车， 用辘轳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 没打压泵， 就用打气筒打压， 给火箭加燃烧剂、助推剂； 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 就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来跟踪火箭； 没有指挥所， 王希季坐在用麻袋堆积而成的“司令部”里； 没步话机也没电话， 他就扯着嗓子大声喊…… 用麻袋堆起来的探空火箭发射指挥所 1960年2月19日， 王希季和他的团队 在上海郊区的一处稻田里， 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虽然它的飞行高度只有短短的8公里， 却是中国航天史上的里程碑， 标志着中国奔向太空的征程 迈出关键的一步。
▲1960年4月29日，T-7M探空火箭发射和回收成功后，王希季（第二排左八）与钱学森（第二排左九）等在火箭发射架前合影 成功发射四个月后， 毛泽东在上海参观时激动地说： “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 我们就要这样， 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 搞它个天翻地覆！”
整整60年后， 我们回过头再看这次 有些不可思议的里程碑式的火箭发射， 既替他们骄傲又有些心酸， 这真的是只有中国人 才能创造的奇迹！
为新中国总体设计 第一枚运载火箭 第一枚返回式卫星 在之后的几年里， 在王希季的带领下， 中国的一系列探空火箭陆续研制成功。 1965年两弹基本完成之后，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任务提上日程， 一项极为重要的使命落在王希季的肩上： 主持中国第一枚 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 总体方案论证和设计工作。 这一年，王希季任职的 上海机电设计院迁往北京 更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 承担卫星运载火箭的总体任务， 他本人被任命为该院的总设计师。 王希季一家从上海来到北京 面对国家赋予的重任， 王希季深知， 制定一个符合国情的 可行技术方案才是关键， 无数个不眠之夜之后， 他创造性地 将导弹技术与探空火箭技术相结合， 提出了“长征一号”的 总体设计方案。 就在王希季 带领团队整整奋战两年之后， 就在“长征一号”研制攻克了关键技术， 走到取得胜利的关口时， 国家对王希季又有了新的安排： 将“长征一号”总体任务 移交给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院)， 担任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总设计师。 从探空火箭到长征一号， 将近十年的时间， 王希季硬是把自己从一个火电专家 变成运载火箭专家， 眼看到了收获胜利的时刻， 却要离开火箭事业， 进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再一次接受全新的挑战。 对任何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曾有记者采访他： 这个时候让您来移交， 您舍得吗？ 他回答：我从没考虑这些！
面对国家战略和个人利益， 王希季再一次毫不犹豫 服从国家需要！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 在“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中, 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 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
然而，在万众瞩目、举国欢腾的时刻， 王希季错过了在发射基地 主持发射的光荣时刻！
此刻，他正埋头于一项新的难题： 就连美国也一连失败了12次的 返回式卫星！ 1975年11月26日， 在“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五年后， 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尖兵一号”穿云破雾， 顺利升空。 当人们都沉浸在 卫星发射成功的喜悦中时， 王希季却提着行李赶到了卫星测控中心， 他要等待那颗卫星返回地面， 发射试验才可以宣告成功。
三天以后， 当天空中出现那顶红白相间的降落伞， 王希季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
1975年，我国第一个返回式卫星成功回收 “尖兵一号”的回收成功， 使得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 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和 航天光学遥感技术的国家！ 在上世纪80年代， 我国先后成功发射8颗返回式卫星， 其中有6 颗是王希季负责研制的。
▲上世纪90年代，王希季在卫星总装现场。 正是因为王希季又一次的 为国家需要“转行”， 正是因为他深藏功与名，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长征一号和东方红一号的主要研制名单中， 都没出现过他的名字…… 直到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表彰大会， 当已经78岁的他站在人民大会堂， 人们才知道， 这个不起眼的白发老人， 为中国航天所做的奠基性贡献！ “祖国没有忘记我！” 已经78岁的王老突然红了眼圈。 他不止一次地说： 我没想到， 我真的没想到…… 99岁生日快乐 中国，有您，幸甚！
2003年10月15日， 中国成功发射神舟5号载人飞船， 杨利伟实现了中国人 千年来梦寐以求的飞天之梦。 然而鲜有人知， 在中国研制载人航天器的论证阶段， 曾经有过一场 激烈的、力量悬殊的争论。 当时，处于弱势一方的主要人物， 就是王希季！
▲20世纪90年代，王希季与任新民（右）、梁思礼（左）在一起 上世纪90年代， 中国研制宇宙飞船的工作启动， 当时，在飞行器的选择上， 大多数人选择了 价格昂贵的航天飞机。 70多岁的王希季， 坚持从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 近乎是以非常强硬的态度 坚决反对中国选择航天飞机， 坚持以宇宙飞船器起步。 他毫不留情地说： 航天飞机是美国发展走的一个弯路！ 他甚至在会上放话： 我们不能拿老百姓 这么多铜板来这么干！
一生坚持尊重客观规律的 “倔老头”王希季赢了， 最终引领着中国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 所以才有了神舟系列飞船， 才有了杨利伟、翟志刚等 一批批宇航员顺利飞天、遨游太空。 80多岁之后， 他提出“天疆”的概念， 认为太空是国家主权的重要部分。 他不顾自己的身体， 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走， 尽力阐述航天技术 对我国开发利用太空资源的深远意义。
▲2013年11月5日，92岁的王希季在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咨询评估会上发言 90多岁时，他依然活跃在办公室， 仍然不知疲倦地 为中国航天发展思考、研究， 仍然不知疲倦地为中国航天发展献计献策， 满头白发的他， 手边总是拿着一个小本子， 那上面记录着 密密麻麻的科研数据…… 2019年12月27日， 中国大推力火箭长征5号发射成功！ 2020年6月23日， 北斗第55颗卫星发射成功！ 中国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星座部署 宣告全面完成。 而就在几天前， “天问一号”成功发射， 中国人开启了探索火星的征程！
今天是99岁航天元老、 两弹功勋王希季的生日， 对于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来说 天问一号， 是共和国送给他最好的生日礼物！
从1950年回到祖国， 整整70年过去了， 王希季，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航天 每一个重要时刻， 陪着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今天，当我们一次次沉浸在 中国科技事业 取得巨大成功的喜悦中时， 不能忘记王老， 不能忘记用一生的心血为国铸核盾、 让中国挺直脊梁， 为中国找到开天的路， 在浩瀚宇宙、苍茫太空镶嵌中国星辰的 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直到今天， 99岁的王希季仍坚守着他的初心、 践行着他的誓言： 我愿做太空的铺路石！ 世纪报国路， 笑看云起时！
今天，让我们所有人一起， 把最最美好的祝福、最最真诚的感谢， 全部送给99岁的王希季： 王老，祝您生日快乐， 中国，有您，幸甚！
中国人，有您，幸甚！

参考文献：
1.央视科技频道：大家《王希季》
2.天津卫视：航天元勋 王希季
3.央广军事：《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让中国的星辰闪耀太空》
4.国家民委：一位白族科学家的初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