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三次分配 中国经济周刊10-14 15:28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李慧青 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下称《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三次分配
中国经济周刊10-14 15:28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李慧青
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下称《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会议》上提到的“三次分配”的说法并非第一次在中央政策中出现。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第三次分配将作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一、我国三次分配的内涵与意义
在我国,初次分配是指市场根据要素效率进行分配;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进行再分配,体现了国家意志强制性;三次分配则是社会各个主体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募集、捐赠、志愿等慈善公益方式自愿进行的收入分配。如果说初次和二次分配分别是由“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推动的,三次分配则可理解为不同于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的“社会之手”所推动的,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
我国的三次分配与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具有非常不同的性质。在西方的传统中, 社会福利历来是社会集体本身的功能, 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慈善事业,例如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捐款用于宗教组织。以现代欧洲福利国家为例,有许多社会问题单靠政府是无法解决,福利工作成为公共领域的基本组成要素之一。西方国家的政府致力于以社会福利和公共物品缓解分配不公等财富伦理危机,然而它将贫困的原因完全归于贫困者自身,却有意忽视由于资源配置不公,地域差异、代际差异等导致的贫困。在这种思路下,即使绝对贫困可以消除,相对贫困也永远难以消除。在西方社会大批产生富人的同时,也总是每时每刻在造就相对贫困者,永远不可能达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我国的三次分配是为了弥补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的不足,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及具有转移支付的功能,这对于缩小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以及共同富裕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由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首先提出,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西方的第三部门是要克服现代社会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具体地讲,就是“民主制福利国家失灵”与“规范竞争的市场失灵”。而我国的三次分配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我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财富积累,为三次分配奠定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老龄化的加速到来,全社会对公共物品的巨大需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形成的供求缺口,为三次分配提供了现实需要。
有人担心三次分配是劫富济贫,是重回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恰恰相反,三次分配是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的产物,其目标是和市场经济和公共政策一起推进共同富裕。在8月17日的会议里,已经明确了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模式,“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历史经验已经证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会降低全社会的效率;但如果一切“效率优先”,就会导致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不断积累,一旦出现阶级固化,私营部门活力就会下降,进而导致全社会效率反而下降。因此,三次分配应该成为推动私营部门活力的改革的一部分。不同于西方的福利经济学,我国的三次分配不仅要帮助解决伴随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严重社会不平等,还需要协助纠正长期性机会的不平等,也必须帮助纠正慢性不平等的机会。
二、我国三次分配的发展现状
公益慈善是三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各个层面,公益慈善的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正在积极探索和推进中。在中央层面,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从体制和政策上大力推进公益慈善发展。酝酿多年的慈善事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地方也陆续出台了促进公益慈善发展的地方性法规。
根据《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0 年底,全国共有经常性社会捐赠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1.5万个(其中:慈善超市4655个)。全年共有2401.4万人次在民政领域提供了5741.1 万小时志愿服务。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汇集的注册志愿者1.9亿人。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1059.1亿元,比上年增长21.3%。全国备案慈善信托482单,慈善信托合同规模24.7亿元。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9.4万个,比上年增长3.2%;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1061.9万人,比上年增长5.2%。社会组织具体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类,分别拥有374771个、8432个和510959个。从2016年到2020年,基金会年增长率分别为16.2%、13.5%、11.5%、7.8%和11.2%。
企业社会责任是现代慈善的重要支持力量,不仅表现为企业捐赠,更体现为企业对于劳工福利、环境保护、社区回馈等方面的综合公益贡献。近年来,我国各类企业公开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从无到有、成倍增长。从2016年开始,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社科院、责任云研究院连续五年发布《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表明中央企业上市公司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创造社会价值、防范社会环境风险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三、促进我国三次分配发展的对策建议
首先,三次分配体系的构建应该明确划分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边界。在我国,三次分配应成为社会组织对公共服务的补充和完善。不同于西方福利社会是为了弥补市场和政府双双失灵,我国的三次分配是将市场、政府和社会同步发展且相互融合,整个社会的公共物品和资源总量因此得到显著提升。首先,社会组织可以成为三次分配体系的主体。在坚持党对三次分配的全面领导的同时,政府的功能应该定位在顶层设计、政策引导和管理监督。比如,政府通过制定促进公益性捐赠的税收政策,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带动更多的民间财力投入我国的慈善事业。在质量监控比较困难、结果难以量化衡量的服务领域,政府可以将公共服务外包给非营利组织。其次,三次分配体系应当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平衡政府、市场投资者、社会组织等多方利益,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的三次分配。比如,社会金融(Social Finance,又称公益金融)就是使用金融工具来助力传统的慈善活动。这些金融工具通过融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在管理和运作上的合作与互动,使得双方整体的社会影响力得到提升。社会金融在直接资助社会项目方面的主要优势在于,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将干预失败的风险转移给了第三方,而第三方更有动力监控服务提供者,因为其收益取决于目标的实现。此外,社会金融具有内置的评估流程,可以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提供的透明度。
第二,推动三次分配健康发展,需要进一步健全法律和制度体系。在我国,目前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与三次分配相关的法律。各种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在法律上都有规定,包括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与税前扣除资格的取得,慈善组织自身活动的税收优惠,企业、个人等捐赠者的税收优惠,和受益人的税收优惠等,但单靠法律解决不了三次分配发展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社会领域立法整体滞后的格局下,涉及公益捐赠、公益认定、税收优惠、志愿服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应与事业单位改革、人民团体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避免出现立法方面不相协调的现象。此外,在我国目前有关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只有特定的捐赠项目、范围和途径才可以得到税收优惠,并且需取得相关凭证。而在实践操作中,我国公益性捐赠单位的资格认定范围过窄,慈善捐赠个人所获得的税收减免程序复杂,一定程度弱化了税收对慈善捐赠的激励作用。政府应适当放宽捐赠税前扣除的限制,简化税收减免程序,允许对超出捐赠进行结转抵扣,尽快推进捐赠“倒逼机制”,更好地发挥税收政策在三次分配中的激励作用。
第三,三次分配可以成为社会财富新的增长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金融与慈善之间会产生一批带着更强社会使命的金融创新业态,如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社会影响力债券(SocialImpact Bonds)、社会影响力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慈善超市和公益银行等。这些兼具公益性和市场性双重属性的金融创新业态,使得公益慈善超越了营利或非营利的局限,同时以产业化的形式在市场和慈善之间激发出巨大的社会共同利益。例如,社会影响力投资旨在产生财政收益之外同时获取社会及环境效益。此类投资对于政府部门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可以帮助政府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来调动更多的私有资本用于解决现存的主要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努力运用影响力投资推动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即全球各国政府及许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2016年初承诺将历时15年实现的全球目标。英国2014年颁布了《社会投资税收减免》。美国财政部和劳工部在2015年宣布了关于将社会影响力纳入投资决策考虑的有利决定和指导。同年,美国参议院颁布了《社会影响合作法案》。
最后,我国的三次分配尚处在起步阶段,需要多方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家族、家庭和个人的积极参与。以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为例,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9年全年,我国共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1701.44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17%,而该比率在2006年仅为0.05%。其中,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同比增长4.88%,为历年最高。但我国慈善事业的总体规模与发达国家及地区相比还有显著的差距。对比公益慈善繁盛的美国,其慈善捐款从1990年的133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超过4496亿美元,年捐赠总量约占全年GDP的2%。在欧洲,慈善部门在捐赠总额方面比美国小,但在基金会数量方面却比美国大。根据欧洲捐助者和基金会网络 (Donors and Foundations Networks in Europe,一个覆盖 23个国家并包括大约7500个基金会和资助者的网络组织)的数据,在欧洲运营的基金会约有141000个,而在我国运营的基金会仅为8432个。再如,目前我国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尚不足10个,而主要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分别为:德国133.3,美国67.8,英国40,差距还很明显。
2021年,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当绝对贫困消除而走向小康之后,分配不公便成为我国人民幸福的最大制约因素。实际上,分配不公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难题,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指数普遍低于某些并不十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便是证明。财富的生产以效率为原则,而财富的分配以公平为原则。这两者遵循不同的逻辑,因此分配不公问题不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而缓和,甚至反而更加凸显。历史证明,过度的平均将导致全体贫困,而过度的不均将导致社会动荡与政权交替。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中,需要依靠三次分配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摸索寻找一个二者兼顾的平衡尺度,在做到追求公平的同时,仍然保持效率最大化。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三次分配将越来越具有公共性和影响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什么“不可逆转”
10-14 19:19中国教育新闻网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这既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宣言,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势的科学论断,必将激励和引领中国人民开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质上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也符合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不断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过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动能。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在科技方面,四大发明深刻影响人类生活和军事政治布局;在制度方面,科举取士等政治行政制度领先世界;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语);在经济发展方面,“在宋朝的末期,中国无疑是这个世界上的领先经济”(英国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语)。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剥削与压迫,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的困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增强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不断提升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是屈辱后的觉醒、沉沦下的自救,同时也是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觉,是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担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为维护人类社会公平正义贡献更大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一开始就具有鼓舞受压迫、受剥削民族争取公平正义的全球价值。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推动了太平天国运动等中国农民革命的爆发,中国革命会反过来作用于西方革命,推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革命的进程。列宁也指出,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亚洲觉醒,是东方各国在西方国家的侵略和炮火中被迫向西方学习、实现独立自强的过程。抗日战争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全民抗战,为破除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发挥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废除治外法权,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为广大的原殖民地民族追求独立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鼓舞和可以借鉴的示范。当今时代,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进程中,致力于构建“一带一路”等各民族互惠互利、共建共享的共同发展平台,致力于团结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致力于维护国际贸易、全球气候、地球生态、地缘政治等领域的公平正义。可以说,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将在推动人类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日益增强的作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发展道路提供更多的选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定是中国历史的伟大创造,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和中国形态。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造福中国人民的事业,也是造福人类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光荣的、正义的,因而是不可逆转的。
时与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是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基础与时代逻辑。
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实与未来进程所逢之“时”。如果说21世纪头20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那么接下来的30年,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首先,中华民族当前和今后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新的技术革命、产业创新、经济社会变革相叠加,内涵更为丰富。其次,这种新的战略机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国际地位、中国全球产业分工地位以及中国国际规则体系话语权的提升相协同,因而时间将更为持久。第三,中华民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已经牢固确立民族自信,牢牢掌握历史主动,利用战略机遇的程度将进一步提升。总之,“时”在中华民族一边。
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回归中国,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实与未来进程所逢之“势”。纵观3000年来世界经济重心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一个空间变迁规律,即世界经济重心在北纬30度到北回归线的地带从东到西移动,迄今已经形成一次闭环。在农耕文明时代,世界经济重心位处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在商业文明时代,世界经济重心先是西移到地中海地区,接下来西移到“低地”国家。在工业文明时代,世界经济重心先是西移到英国,接下来西移到美国。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重心开始西移到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和印度等在内的亚洲地区,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回归到原点。世界经济重心由东向西的迁移,决定于人口、气候、资源、市场等客观因素,决定于文化演变、社会革命、制度变革、技术变迁等历史过程,因而是客观的历史规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这种重心回归带来一个重大的趋势性变化,即中西力量对比开始呈现全新的局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连续多年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又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上述世界经济重心回归中国的时代大势表明,“势”在中华民族一边。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实与未来进程所逢之“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伴随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凝聚、积累和形成诸多新的优势。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足、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宏观优势、动态优势与政策优势日益凸显。诸多优势能够不断巩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增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向好趋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实与未来进程的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时、势、利都在中华民族一边。时者,时机;势者,成事之借。只要坚持把握时机、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因利而制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实与未来的进程必定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进程,这样的进程必定是不可逆转的。
以伟大斗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不可逆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准备付出更加艰巨、更加艰苦的努力,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和挑战。
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一个民族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的正确与错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就开始了,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但中华民族真正获得民族解放,走上正确道路,大踏步赶上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真正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中华民族主心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者之后发生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强领导,是确保不发生道路错误、方向错误等重大颠覆性错误的关键,是党和国家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未来所依、成功所依。
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必须牢牢把握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二战后诸多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没有真正实现民族独立,被不合理国际体系所裹挟,迄今难以实现民族兴盛,饱受发达国家盘剥,被国际分工体系“锁定”,甚至被强加所谓“颜色革命”的苦难,根本上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掌握发展的主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关键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唤醒中华民族、武装中华民族,促进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站立起来、自信起来、自觉起来。新征程上,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可逆转,牢牢把握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关键要在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掌握主动;要在统筹“两个大局”、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上掌握主动;要在厚植新发展优势,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链、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上掌握主动;要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中国和平发展国际空间上掌握主动。
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必须全面动员和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建立在全体人民为之奋斗的基础上。人民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之源。民族复兴越是到达关键阶段,越需要全体人民付出更大努力。当前阶段,要大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守好人民的心;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要用好爱国统一战线这一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法宝,最大限度凝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的力量。
(作者单位分别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凌云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10-16 10:10作者:董晓辉(国防科技大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一、征途如虹,初心永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共同富裕、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为天下劳苦人民谋幸福”的目标,这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守这个初心,为实现人民幸福、迈向共同富裕进行了不懈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了改变穷苦人民的命运。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我国发展富强的目标,指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踏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实现共同富裕是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重大时代课题。共同富裕,说到底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会上庄严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美好生活”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迫切需要。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层次更高。现阶段,我们要着眼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努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把握我国发展的新方位,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促进共同富裕。
70多年取得的辉煌成就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我国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建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0%左右。特别是“十三五”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可以说,我们的成就是全方位的,“中国奇迹”、“中国速度”、“中国创造”为我们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基础。今天,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我们前所未有地具备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擘画了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两个十五年”,既是我们迈向社会主义强国的“两个十五年”,也是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十五年”。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迈出坚实步伐,人民生活更为宽裕,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社会主义优越性将充分显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到2035年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些论述,既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也实事求是、符合发展规律,有利于在工作中积极稳妥把握,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
新时代党的坚强有力领导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统筹谋划,强力推进。目前,共同富裕正在一个一个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实现共同富裕,涉及当前与长远、公平与效率、发展与民生等重大关系,唯有协同推进,目标方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将收入提高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将福利水平提高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三、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新时代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但最终靠的还是“发展”。
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迈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自觉用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着力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共同参与,共同奋斗。这方面问题解决好了,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实现共同富裕也才能具有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重中之重。“十三五”期间,我国加大资金投入和改革力度,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随着改革持续推进,我们应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牢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人间万事出艰辛。实践证明,伟大的奋斗精神是我们战胜困难、破浪前行、走向成功的重要动力。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因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容不得我们安于现状、贪图安逸,容不得我们精神懈怠、固步自封,也容不得我们徘徊彷徨、无所作为。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大无畏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用奋斗绘就新时代共同富裕壮美画卷。
推进共同富裕需坚持系统性思维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10-16 19:25来源:光明网
原标题:推进共同富裕需坚持系统性思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之一,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原则。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会议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系统观念,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系统性思维是指以系统论为思维基本模式的思想形态,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主要以整体性、结构性、动态性、综合性等特点见长。必须牢牢掌握系统性思维,深刻认识把握系统观念的科学内涵和价值,采用系统方法从整体进行规划,为共同富裕的各方面工作统筹谋划。
坚持系统性思维,全面认识共同富裕深刻含义
坚持系统性思维推进共同富裕,就是要把共同富裕作为动态发展的整体系统来认识,始终把这一目标放在系统之中加以考察和把握,跳出局部限制,以更全面、更综合的思维看待共同富裕问题。
第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这是一个由部分富裕逐步发展到整体富裕、从低层次富裕到高层次富裕的过程,其动态过程性,也是由人类追求富裕生活的无止境性决定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共同富裕就是物质资料不断积累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总量飞速增长,经历40余年的积累,我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人均GDP也大幅提高。从区域差异角度看,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合法途径先富起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争取率先实现现代化,同时帮助落后地区发展以实现全国各地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第二,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忽略精神富裕仅注重物质上的富足。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强调物质决定意识,同时意识也能够反作用于物质。一方面,物质生活的富裕必须有赖于精神生活的指导才能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拥有闲暇时间将成为富裕生活的一个显著标志,如果没有精神生活作依托,闲暇时间不仅无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相反可能成为滋生惰性、产生新的社会问题的温床。用结构性思维来看,物质富裕作为精神富裕的客观物质基础,首先要保证物质生活的发达,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人民的基本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发展也需要跟上脚步,二者协调一致才能够真正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共同富裕。
第三,共同富裕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要坚持均衡与非均衡相结合的观点来看,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共同所对应的是贫富差距所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富裕所对应的是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提高问题。消除两极分化,实现普遍富裕体现了“均衡性”观点,但共同富裕反对盲目的平均主义,反对“吃大锅饭”的思想。我国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则更加注重公平,也体现了“均衡性”与“非均衡性”的统一。
坚持系统性思维,科学引领共同富裕实现途径
坚持系统性思维来推进共同富裕,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贫困一直是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尤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贫困和两极分化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写在党的旗帜上。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贫困问题为切入点,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法,共同富裕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坚持系统性思维推进共同富裕是避免盲目片面,抓好工作落实的重要法宝,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举措。坚持系统性思维来推进共同富裕,是由当前我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共同富裕是要达到人民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等。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收入分配格局有待进一步调整优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从政策制定、资源配置、改革导向、绩效评价等方面整体性推进,坚持系统性思维才能进一步优化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坚持系统性思维来推进共同富裕,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方向性指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确定“路线图”、制定“任务书”、绘好“时间表”。明确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和相关举措,系统性思维发挥的“领航引路”作用不可低估。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共同富裕进程,需要坚持系统性思维,特别是要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主攻方向和重要着力点。
坚持系统性思维,擘画实现共同富裕宏伟蓝图
提纲挈领,坚持关键性思维。推进共同富裕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共同富裕并非一蹴而就,注意推进共同富裕的难点和障碍。要认识到我国当前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除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还体现在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要充分挖掘其形成背后的原因。而发展不充分则主要体现在与城市相比发展不充分的农村地区,以及与发达地区相比发展不充分的欠发达地区,需要统筹全局,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充分流动,进一步缩小差距,探寻促进地区充分发展的障碍及突破路径。明见万里,坚持前瞻性思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前瞻思维是一种在立足当前谋规律、着眼未来定目标的基础上推动系统不断发展的思维方式。要科学预见共同富裕发展的未来走势、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透过现象看本质,抓好战略谋划。在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中积极探求规律,着眼长远、把握大势,从而作出科学性的预见。要充分把握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特别是敏锐发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充分发挥信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超前思考、创新谋划。以点带面,坚持全面性思维。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抓住“以人为中心”这一核心重点,全面推进共同富裕。既要注重物质层面的富裕,也要注重精神层面的富足;既要追求生活环境的舒适,又要注重社会环境的和谐;既要注重全体需求的普惠满足,又要注重个体需求的差异满足。在覆盖内容全面的同时,也要平衡系统间要素的关系,做到结构协调,特别是城乡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享有成果的公平性,要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只有将覆盖内容与结构均衡统筹起来,实现“做大蛋糕”和“分匀蛋糕”的辩证统一才能实现全面共富。
以系统性思维推进制度安排,是推进共同富裕等战略部署的重要方式,唯有坚持系统性思维,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才能使各项政策在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全面认识共同富裕的深刻含义、科学引领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擘画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要注重系统的整体性和要素与要素的协同性、系统的开放性与环境的协调性、系统的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更要注重坚持系统性思维,着重解决非平衡问题,推进系统走向动态平衡。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在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全国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激发干事创业的巨大政治热情,乘势而上奋力书写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社论:做大和分好蛋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第一财经 10-17 21:21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为努力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基础,共同富裕也成为了党和国家下一步重要的工作目标。日前,《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其中对共同富裕的理念、目标、实现路径等进行了深刻阐述。这也是将来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的重要指针。
文章中强调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继续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
促进共同富裕,首先是要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继续做大蛋糕,发展是必由之路。
要继续做大蛋糕,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总量还不够,人均更是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虽然我国2020年的GDP总量超过了100万亿元人民币,居全球第二位,但人均GDP仍然处在全球六十名以后的位置;同时,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发展存在较重的不平衡现象。仅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东部沿海的浙江省今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3.1万元,是湖南省的近2倍,是甘肃省的近3倍。
要继续做大蛋糕,就需要东部发达地区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上海市浦东新区就在积极开启新征程,努力成为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强劲活跃动能的“主引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等重要文件陆续出台,也是为支持经济发展的区域引擎提供更多的动力。
同时,要积极调整区域结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近来,国家频繁出台区域平衡发展的规划,其中就包括日前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规划范围为黄河干支流流经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9省区相关县级行政区。
不管是东部引领还是中西部迎头赶上,都需要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一前提。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
其次是要分好蛋糕,这就关系到分配机制问题。
分好蛋糕的目标在于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这就需要着力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
蛋糕并不是随意分的。将来在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同时,更加要强调劳动价值的体现。总书记在文章中指出: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
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当然也要分阶段: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但当前我们还面临几个不平衡亟待解决,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不同地区和城乡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分配机制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方面。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蛋糕做大,是为共同富裕奠定强大的财富基础;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分好蛋糕,是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但当前我们还面临几个不平衡亟待解决,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在分配机制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方面。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蛋糕做大,是为共同富裕奠定强大的财富基础;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分好蛋糕,是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人民日报:第三次分配不是“劫富济贫”,也决不搞“逼捐”
人民网 10月18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万企帮万村”行动蓬勃开展。很多企业投身其中,通过扶持产业、美化村居等方式参与扶贫,仅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就达1万多亿元。“万企帮万村”行动,既彰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也为脱贫攻坚注入动力,更说明“先富带后富”的巨大潜力。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国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不同,共同富裕不能整齐划一、齐头并进,而要循序渐进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需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是一个逻辑整体,既要鼓励“先富”,激发发展活力;也要带动“后富”,体现社会公平。我们要切实保护劳动所得,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充分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同时,也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从提出“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到搞活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从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系列改革举措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激发创造热情、点燃创业激情,为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等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拓展了社会创造财富的空间。包括近期出台的一系列监管举措,也是为了促进相关行业、相关企业更加健康、更可持续、更为长远的发展。我们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从长远来看,鼓励先富,最终目的是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任何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都是社会的企业。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近年来,在公益事业中用心用力,在抗疫斗争中捐款捐物,越来越多企业家在回报社会中获得社会认可。民营企业家富起来以后,要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怀、担当社会责任,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共同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必须看到,第三次分配不是“劫富济贫”,也决不搞“逼捐”,回报社会应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高收入群体和企业积极主动投入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必将点亮道德之光、汇聚社会暖流,更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20多年前,10名民营企业家发出《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号召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到老少边穷地区扶贫开发,促进共同富裕。鼓励先富起来的群体,秉承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理念,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准则,把自身发展与国家建设结合起来,“先富起来”的活力定能汇聚起“带动后富”的动力,奔赴共同富裕的美好前程。
“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 科技创新是重要驱动力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10-21 12:39《中国科技信息》杂志社
时代的步履从不停歇,而中国赋予每个时代的经济内涵也在不断深化、蜕变。如果说 “十四五”前我国作为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那么“十四五”时期则需要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此前,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装备制造业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强调,高质量发展,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要坚定不移、再接再厉、更上层楼。他强调,要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基础性制度的配合。其中,收入分配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其作用在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推动生产力的发展。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系统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论断,释放出“十四五” 期间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强烈信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人们还在深刻理解科技创新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竞争优势的积极作用时,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也逐渐成为了顶层设计者思考的主要问题。
再次被中央提及的“三次分配”究竟如何理解?而科技创新与“三次分配”“共同富裕”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在“三次分配”与科技创新相关的经济活动又呈现怎样的趋势?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理解“三次分配”
随着我国进入到新发展阶段,有了新的发展基础和条件,“三次分配”这个1994年就曾被提出的概念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概念由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此后逐渐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相比于市场根据要素贡献进行的初次分配、政府通过国家意志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
初次分配,是指市场经济体系中按照各种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进行分配,比如居民收入、资本的投资收益等。初次分配主要体现效率优先原则,即以生产中要素的效率功能来进行分配。其中,劳资关系是决定初次分配水平的一个重要影响要素。
再分配,是指生产之后政府利用税收与财政支出,在不同收入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再分配主要通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及一些补贴体系等实现收入分配的相互协调。相对于初次分配,它主要体现在非生产阶段。
三次分配,有别于前两者,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不同阶段,三次分配的占比会有所变化,但是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初次分配、再分配的一个补充。
在“三次分配”概念下,实现共同富裕,关键仍是高质量发展,而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因此,回归到科技创新的角度,在三次分配过程中,资本持有者通过对科技创新及其相关工作的投资和支持,就是在“履行”三次分配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效益,就是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
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是“三次分配”具体体现之一
对于在科技领域来说,社会资本投资科技成果转化,或许正是“三次分配”的第一步,也是重要一步。这背后,要探讨的便是长期以来科技领域始终关注和探讨的问题——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科技创新承载了“开天辟地、探索未知”的任务,引领未来、具有颠覆意义。因此,在科技创新中掌握主动权,就有利于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若科技创新不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就如同束之高阁。因此,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与经济,如何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在实现科技强国目标的同时,也能促成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应运而生。
因此,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是“三次分配”的具体体现之一。“三次分配”强调高收入人群按照社会公益、社会公德、社会和谐等道德伦理体系来行动。
而科技成果转化不仅能够促进科技高质量的发展,创造出新产品、新产业和新岗位;还能促进国家达成高强度战略,面向国力竞争和国家战略直接实现科技成果应用和转化。催生高水平科研,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如此看来,科技成果转化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企业家、投资人从这一家角度出发,投资科技项目,助推科技成果转化,则符合“三次分配”的“内涵。
未来已来?共同富裕的全面发展在路上
无论是三次分配概念的提出,还是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意义,其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那么,科技创新、三次分配、共同富裕,这三者间的逻辑关系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通过三次分配等手段,引导资本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一方面提升科创经济实力,一方面可以让更多的人和科技成果实现共享,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这一路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之,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科技创新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动力,也可对财富创造的分布、财富合理分配等产生影响,将在促进共同富裕中起到引领和支撑作用。
不仅如此,在理论上,三次分配分别由三个部门来完成:商业、政府和公益。因此,在科技领域,未来三次分配的实现还需要资本持有者对科技相关的投资增添一份“慈善”心态。以投资科技成果转化为例,不应以“割韭菜”、“骗补贴”为目的,而是真正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角度,通过对科技成果潜在经济价值、市场估值、发展前景等进行商业化评价,遴选出要支持、要投资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在此基础上,也应该发挥资本优势,进行社会捐赠,不再仅追求商业价值,也要抱有更长远的眼光,例如成立基金、为科研项目进行捐赠,从而为科技的发展出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