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主持
来源：新华社•新华网10-10 06:33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孙中山先生画像，10面红旗分列两侧，上面悬挂的“1911”“2021”字标格外醒目。

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强调，今天，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牢牢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奋斗。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历史机遇，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保持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意志品质，坚决战胜任何有可能阻碍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局面。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习近平指出，经过近代以来的长期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光荣，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我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汪洋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重大意义，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阐述了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郑重宣示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与坚定意志。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承和弘扬辛亥革命精神，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代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代表各人民团体在大会上发言。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部分人大代表，在京全国政协常委及部分委员，民族、宗教界和社会团体代表，部分外国驻华使节，应邀参加纪念活动的辛亥革命先驱后裔，香港、澳门、台湾有关人士代表及海外来宾，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10月9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以下为习近平讲话全文：

同志们，朋友们：

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探索。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同志们、朋友们！

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中国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英雄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屈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展现了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

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同志们、朋友们！

历史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点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灯塔。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帮助国民党完成改组，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打败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抚今追昔，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同志们、朋友们！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今天，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前景光明辽阔，但前路不会平坦。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牢牢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历史发展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充满曲折和艰辛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历史机遇，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保持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意志品质，坚决战胜任何有可能阻碍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孙中山先生说过：“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心聚在了一起、血流到了一起，共同书写了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统治、建设人民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革命史诗。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局面。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

孙中山先生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正像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同志们、朋友们！

经过近代以来的长期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光荣，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孙中山先生说：“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我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习近平阐释振兴中华奥义有“六论”
共产党员 10月11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特殊的年份总是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仁人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
　　“振兴中华”是辛亥革命的灵魂，也是110年来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目标。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振兴中华”这四个字，成为习近平总书记这篇荡气回肠的讲话的主线。

“使命论”和“规律论”

　　振兴中华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更是共同使命。这个“使命论”是习近平讲话的大逻辑。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耻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习近平用这12个字深刻概括了中华民族那段血泪史。

　　然而，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不会永远沉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沉沉暗夜中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梦想。他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这才有了不屈不挠的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辛亥革命这个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

　　也正因为他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当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时，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没有终结。辛亥革命10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无数先人探索，失败，再探索，可歌可泣。中国终于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有了踏上这条道路前行的坚强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在今年“七一”讲话中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说明了一个深刻道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使命，是激励全体中华儿女风雨无阻向前进的不竭动力。

　　同时，这段光辉历程也揭示了历史前进的规律——习近平强调，历史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带来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点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灯塔。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从规律中我们可以读出历史发展的大势。只要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前进。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认识论”和“方法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就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习近平深刻阐述了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五段“历史启示我们”和五段“我们必须”的深刻论述，可以看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这五段“历史启示我们”，是习近平对110年来中华民族奋斗史高度凝练、意蕴丰富的深刻总结，涵盖了对领导核心、旗帜道路、民族精神、团结力量、内外环境的深刻认识，这些都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决定性因素。

　　这五段话蕴含了过去110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成功之道，是血与火的考验中得来的，是汗与泪的灌溉下得来的，弥足珍贵。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仍须把握正确方向。针对五大历史启示，习近平提出了五个“必须”：
　　——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我们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我们必须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五大历史启示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辛亥革命110年来的深刻认识，而五个“必须”则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得出的精辟结论。总书记就这样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

　　习近平引用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的名言：“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紧紧遵循五个“必须”的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征程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统一论”和“光明论”
　　孙中山先生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这篇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要讲话，习近平重点谈到祖国统一问题。

　　习近平坚定表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他呼吁，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同时，习近平也郑重宣示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与坚定意志。

　　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习近平表示，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对于干涉台湾问题的外部势力，习近平表示，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习近平指出了祖国完全统一的光明前景，也昭示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引用孙中山先生的名言：“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置之于自身之肩上”，迸发出一往无前的磅礴力量。


对话孙中山曾侄孙女孙雅丽：为中国的伟大复兴共同努力
极目新闻10-09 20:55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孙雅丽就在现场，当她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她深受鼓舞。

这是她与生俱来、刻进基因里的情怀，来自她的祖辈——孙中山先生。

孙雅丽是孙中山先生的曾侄孙女。她的父亲孙满，是孙中山哥哥孙眉的长孙。孙满最重要的青年岁月，是在孙中山身边度过的。孙雅丽也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下，聆听祖辈的教诲长大。

父亲在孙中山身边长大，她在孙中山的故事里成长

1878年，已经在美国檀香山站稳脚跟的孙眉给家里去信，将小他12岁的弟弟孙中山和母亲从广东接来生活。檀香山后来成为“兴中会”的创始地，孙眉更是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一路支持、跟随。

1915年，孙眉病逝。1918，孙眉的儿子孙昌因公殉职，孙昌的儿子孙满、孙乾顿时成了遗孤。孙中山把兄弟俩接进广州大元帅府里，亲自抚养，当时孙满只有12岁。

多年后，孙满曾经回忆起这段日子：当时他们都住在大元帅府里，宋庆龄很疼爱他们，每晚亲自为他们铺床，给他们读书，还经常带他们上街出去玩、买好吃的……

孙满在孙中山、宋庆龄身边度过了7年时光，上完小学、中学、高中，直至1925年孙中山去世。

孙满晚年在族谱的序言里写道：“民国六年，先严为国捐躯，其时满12岁，乾仅10龄，先依祖母谭太夫人乡居，稍后又到广州，蒙国父抚育，得以聆听教诲。”

孙中山影响着孙满，这种家国情怀一脉相承，也激励着孙雅丽。

孙雅丽在香港出生，在海外求学，依然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因为她从小到大都接受了中文和历史教育。她几乎是在孙中山和孙眉的故事中长大的，传承先辈的精神和信念仿佛已经刻进了基因和血液里。
1987年，孙满一家移居美国。两年后，孙满带着全家回国探亲，这也是孙雅丽第一次回到故乡。

故乡的发展令她惊叹，多年埋下的爱国情怀悄然生根发芽。孙雅丽此后屡次回国，最终决定回来定居。

回国创业，最早将中国电影发行到海外

上世纪90年代，在海外生活20余年的孙雅丽，已经是资深的电影投资发行人。孙雅丽放弃了澳大利亚国家电影局的相关职务，毅然决定回国发展。

她创办的企业，是第一家将中国电影发行至海外的公司。随后，她也开始参与中国电影的制作。孙雅丽参与的作品在戛纳、柏林等多个国际电影节中获奖。

多年来，孙雅丽还成功推广和支持了大量的中国电影和导演，和谢飞、李杨、黄建新、孙周、巩俐、黄璐等电影人合作。

孙雅丽牢记孙中山的话“要恢复民族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2016年，孙中山文化基金会正式成立，孙雅丽任会长。孙中山文化基金会成为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桥梁，旨在扩大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

2017年，孙中山文化基金会与国内外著名电影节合作设立“孙中山博爱奖”，支持和鼓励带有博爱人文精神及对社会有正面影响力的优秀电影，共同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她们的努力很快就有了成效。“孙中山博爱奖”获奖影片《洞穴》（The Cave）获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提名，《洞穴》也是这届奥斯卡金像奖唯一一部有中方参与出品的入围电影。

这些年，孙中山文化基金会做了很多事：开展中非野生动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活动；搭建WomeninMotion中国论坛，支持新生代女电影人及探讨女性在媒体的形象；为中外学生文化交流牵线搭桥，增进海外年轻华人对中国新发展的认识和文化认同感；支持为教育欠发达山区的村级小学搭建远程教室等……

孙雅丽说，希望能通过文化软实力为民族复兴、振兴中华出一点力。

盼望海外华人团结起来

人民大会堂上，习近平说，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对此，孙雅丽深有体会：“孙中山一生秉持‘天下为公’的理念，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他的理想，正在中国逐步成为现实。”

孙雅丽说，回国多年，她亲眼看到了祖国的快速发展，如今中国脱贫攻坚也取得了巨大胜利。现在，作为孙家的后人，她深切盼望海内外华人团结起来，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共进大同”，为中国的伟大复兴及两岸的和平统一努力。


附：孙中山～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又名帝象，化名中山樵，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1]，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了《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原在香港学医，并成为西医医师。鸦片战争后，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孙中山早期受郑观应的改良思想影响，后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决心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决定当天晚上起义。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
中文名：孙文
外文名：Sun Yat-sen
别名：中山、中山樵、帝象、德明（谱名）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人物关系：宋庆龄（妻子）孙科（儿子）孙娫（女儿）孙达成（父亲）卢慕贞（前妻）陈粹芬（前妻）大月薰（前妻）孙眉（哥哥）宋嘉树（岳父）倪桂珍（岳母）孙穗芳（孙女）孙穗芬（孙女）孙穗（孙女）孙穗瑛（孙女）戴恩赛（女婿）
人物生平
童年时期
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他成长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其兄孙眉赴茂宜岛垦荒、经营牧场和商店后，家境有所好转。1875年（光绪元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孙中山的父亲，年轻时在澳门的板樟堂街当过鞋匠。孙中山从小常随父母往来澳门与家乡之间，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繁荣发展，孙中山耳濡目染。

艰苦探索
1878年，12岁的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
1883年，17岁的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同年前往香港读书。孙中山在香港学医的5年间，与杨鹤龄、陈少白、尢列结成被人称为“四大寇”的小集团。其时杨鹤龄在澳门的“杨四寇堂”，也成为孙中山在澳门时的重要活动地方之一。当时孙中山认为李鸿章不同于一般的官僚，而是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
孙中山早期的思想受郑观应的思想影响不少。1892年春，郑观应在澳门编成五卷本《盛世危言》，孙中山其时写的《农功》一文，经郑观应润饰而收入书中。
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1892年9月，26岁的孙中山来到澳门镜湖医院，出任新设的西医局首任义务医师，成为澳门的第一位华人西医。
19世纪末期，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他希望通过李鸿章能使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
1894年1月，孙中山写下了《上李鸿章书》，集中了孙中山关于仿效西方政治制度以图中国富强的革新主张。之后，孙中山偕陆皓东赴上海拜访郑观应，并通过新派人物王韬介绍孙中山到天津见李鸿章。
1894年6月间，孙中山偕陆皓东由上海赴天津，渴望能见到李鸿章，倾诉自己的救国主张。但是，孙中山此行并没有见到李鸿章，同时，孙中山在天津又看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腐败，使其思想发生了转变。因此，孙中山偕陆皓东离津转道上海赴檀香山。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从此，孙中山决心“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同时，孙中山也完成了由改良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早年追随孙中山的高级干部里面，广东人占了最大比例，如邓荫南、陆皓东、杨鹤龄、陈少白、尢列、李纪堂、谢缵泰、程奎光、史坚如、郑士良、冯自由、王宠惠、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高剑父、陈树人、古应芬、许崇智、邹鲁、邓泽如、李福林等等，这些人多数是广府人，个别是会讲粤语的客家。孙中山的革命经费由海外华侨和商人捐助，尤以李煜堂、李自重、简照南、简玉阶等为杰出代表。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康德黎等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即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

投身革命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选举刘祥（商店司理）、何宽（银行经理）为正副主席。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章程》，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规定以“振兴中华”作为立会的主要宗旨。他还起草入会的秘密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成立后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会，会员增至百余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兴中会曾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向爱国侨胞募集资金，以为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孙中山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
他自己也在1905至1906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他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至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孙中山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宣统三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帝制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以每省1票的方式16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267年的清朝统治和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其10万英里的铁路规划也远非当时国力所能负荷，孙中山的设想并未成为现实。
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民国二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武士英暗杀，孙中山认为是袁世凯所为，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民国三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民国四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1917年（民国六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民国七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从1918至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联俄容共
1917年（民国六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次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1919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
1919年8月，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民国九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孙中山从1920年（民国九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
1921年（民国十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
1922年（民国十一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6月，因政见不合与陈炯明决裂，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此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民国十二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同时，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革命未成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民国十三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

孙中山先生逝世
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2日，因癌症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遗嘱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

为政举措
孙中山制定三民主义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旨在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和谐社会，他宣誓要以“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己任，实现中国和世界文明共享，共同进步，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造就和谐安康幸福的人类社会。

政治（三民主义）
孙中山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族、民主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

三民主义相关书籍
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
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
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
注释“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建国方略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联俄容共
孙中山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三大政策是孙中山的重要政治主张，是他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

文化
孙中山是个很了解世界文化又很了解中国文化的伟人。孙中山一生追求的“天下为公”，正是源自儒家经典文献《礼记·礼运》篇，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说：“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14][15]。孙中山既要发展物质文明，又要发扬精神文明；既要传承旧道德中对今天仍然有用的内涵，又要创造新道德。他重视教育，提倡培养具有知识和崇高人格的新式人才。孙中山以人为本、重视科学、发展新文明的文化观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孙中山认为文化强、民族强、国家强。只有经济发达，才能解决国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只有民富，文化才能发达，只有科学文化发达，才有国家富强。孙中山又强调，“开发富源不仅仅是为了富有，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我国人民的满足和幸福”。所以孙中山一再指出要努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孙中山也称为“心性文明”，他说物质文明会使人类的生活“安逸繁华”，但它不能促进人类的心性文明，只有使用文字，进行启蒙教育，才可以“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他认为只有物质文明，政治不进步，文化不先进，我们也不能“齐家、治国”。因此他提倡新道德，“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
孙中山的新道德观真正反映了孙中山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观照。孙中山认为，新道德则新精神。他说：“救国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须有精神。”所以，孙中山强调，要创建新中国，改造新世界，“必有高尚思想，与强毅能力以为之先”。孙中山提倡的新道德就是要人们立志，为改良国家、实现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奋斗。孙中山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是在争地位。孙中山将旧道德由对个人私利的追求，改造为对人类、对民族和国家的奉献和热爱。他强调，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在于他有思想，在于有无所畏惧地追求真理的独立意志，以及有责任为人类为国家作贡献。所以，他的新道德是对中国旧道德的深刻革命，它改变了“一个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谁”这个根本性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努力方向、奋斗目标和成功、成仁指明了方向。
孙中山强调，只有文化才能使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他的文化观，不仅是中外文化互信、交流的桥梁，也是对中华民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导引。他指出，中华民族要有忧患意识，也要有强国富民的奋斗精神。孙中山用他的行动和言谈促进和推动中国各民族的融合、相互依存、统一和发展，构建共同的理想信念，昂扬奋发，和谐共生，用文化来延伸各族人民的中国情怀，实现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经济
1917年到1919年，孙中山写出《建国方略》一书，构想了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显示了他对中国发展的卓越见解和强烈期盼[17]。其中的《实业计划》共包括六大计划，第一计划：开发北部资源，以北方大港为中心，造西北铁路系统；第二计划：开发中部资源，以东方大港为中心，整治长江水道；第三计划：开发南部资源，以南方大港为中心，造西南铁路系统；第四计划：铁路建设计划，造中央、东南、东北、扩张西北、高原等五大铁路系统；第五计划：生活之物质原件工业；第六计划：矿业。
《实业计划》主要目标是在10年到20年内，修建相当于纽约港那样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和许多商埠，其中南方大港可选定在广州，东方大港可选杭州湾或改造上海黄浦江港，北方大港选址在天津塘沽以东滦河口附近；修建长达16万公里的五大铁路系统，把沿海、腹地和边疆联成一片；修建160万公里的公路，形成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并进入青藏高原，来促进商业繁荣；开凿和整修全国水道和运河，建设三峡大坝，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利、电力事业等10个大的项目。
由于“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亦无发达”，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生产钢铁、石油、机械制造、水泥等各种“工业之粮”成为当世之急。孙中山尤为重视钢铁工业，他指出，“今日之钢铁世界，欲立国于地球之上，非讲求制造不可”，在全国钢铁储量较丰富的海南、四川、云南等省开办工厂，对于已建厂的河北、山西、湖北、辽宁等地钢铁工业加大投资。对于农业，《实业计划》要广泛采用各种现代农业技术，实现农业机械化，移民垦荒，建设边疆。在此基础上，发展轻工业，使粮、棉、油、纺织、日用品、印刷、蚕丝、茶等的加工制造业，做到在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外销出口。
孙中山提出利用外资发展中国实业，应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矿产丰富、农业雄厚，但是不能独立发展，而要与世界各国互相提携，共同开发。外资必须操之在我，不可授之于外国人，反对外资借投资之名提出损害中国国家权益的附加条件。外资所有者与中国企业联合，共同开发中国实业。外国人提供机器，并且负担外国专家们在华的一切支出；中国人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共赢。孙中山深知中国正需机器来耕作广袤的农地，开采丰富的矿产，建设无数的工厂和扩建交通运输网络。
同时，《实业计划》也涉及住房等民生问题，孙中山认为要解决当时中国4亿人的住房需求，在未来50年内每年要新增居室5000万套，每年盖房子100万间，“为人民预备廉价居室”，家庭用水、电灯、燃气、电话都需要配备。“中国四万万人中，贫者仍居茅屋陋室，北方有居土穴者。而中国上等社会之居室，乃有类于庙宇。”孙中山非常担忧在住宅方面出现贫富分化，所以“为居室工业计划，必须谋及全中国之居室”，“一切的居室设计，皆务使居人得其安适”。在孙中山看来住宅是文明的象征之一，民众由住房里得到的幸福感比起吃饭穿衣要多得多。

法治
孙中山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同时吸取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学说，吸收了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思想，形成了他独有的民主政治观，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主要内容是：民主共和思想；人民自治的思想；直接民权（全民政治）的思想；民主宪政五权分立的思想。
1924年孙中山就讲：“政治里头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过，便成了专制”。五权宪法要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把自由的力量与维持秩序的力量调和统一起来；一个是打破治人与治于人的阶级划分，实行真正的“民治”。他主张自由与专制这两个力量平衡起来，不走极端。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就是人民组织起来管理国家的政事。同样，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作用和地位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工作的核心内容。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中国第一个民主主义的宪法性文件,用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在中国国家制度史上是一大创举，也是孙中山法治与民主相结合思想的集中体现。孙中山认为，要改变这人治的国家，必实行法治才行，而民权是法治的基本条件。所谓民权，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在《临时约法》中明确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人可以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并通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不同形式表达自己的意志。
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讲到三民主义时指出：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民权主义就是人人平等，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多数人，人人有天赋的人权，不能以君主而奴隶臣民。他要求保证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的完全自由权。真正实行“国人同属于法律范围之内，而无特殊势力之可虞。”孙中山坚决反对把民权当作自由的等同物。孙中山的看法，就是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他说：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范围，便不是真自由。

科学
孙中山对科学与技术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孙中山曾明确阐述：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中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孙中山称科学为“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即把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强调科学的系统性和条理性。“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中来也”，是指科学具有真理性和实践性。“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说明科学知识同一般的生活知识经验的累加不同，而是依据在实践中所获得的丰富经验，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梳理、归纳而成的规律而系统的知识。
对科学分类的探讨和研究。孙中山的科学观还体现在他对科学分类问题的研究上。科学分类是研究各门学科关系的一门学问。学科门类越多，越无法进行专门研究。这不单限制一门学科的研究，甚至影响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在他的大量著作里，事实上对科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类别的划分，例如：《上李鸿章书》涉及语言学、政治学、人文学、算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农学、矿物学、地质学等；《致港督论平治章程》谈及文学和法律学；《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论述到经济学、统计学；《孙文学说》详细论述了生理学、医药学、卫生学、金融学、文字学、逻辑学等；《公布考试组织条例》对农业科学的地质学、气象学、林学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孙中山曾明确地把科学分为两大类别，即为自然科学和人事科学。他说：世界之学有二大类，其一曰自然科学，其一曰人事科学。自然科学者，如天算、地文、地质、物理（声光热电力学等）、生物（动物、植物二学）、化学是也。人事科学者，如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历史学是也。在孙中山的分类中，这些科学学科是当时发展较为成熟的，也是客观存在的。

教育
孙中山的“教育救国”思想，把教育放在“立国根本”“振兴之道”的位置，强调教育是关系到人才培养和国家强盛的重大问题。鉴于此，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就强调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才可以使国家由弱变强。知识的传播，有赖于教育。纵览古今，教育与人才培养，国家富强，关系甚大。而忽视教育，将造成国家颓弱的严重局面，令孙中山深感痛心，所以他急切地提出要广设学校，培养人才，因为这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把“人能尽其才”称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四事”之一，而要做到“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之道”也，即人才的培养有赖于教育。孙中山关于“非学无以别其才”“非学无以成其用”，贤才需“有学校以陶冶之”的论断，认识到教育在人才培养、社会进步、国家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孙中山还谈到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对国家兴旺富强的重要意义：“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孙中山的科学教育思想在科学文化与人才培养方面的体现。孙中山提出了封建教育制度是对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的阻碍的观点。他指出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内容是由中国历代圣贤明哲“授受相传”的“古人的经传”，今日“科学的知识”远胜于此，应该把科学知识作为教育的内容。孙中山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多源于科学之昌明，要使中国物质文明发达就要学习科学知识。
1924年8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命令公布了《大学条例》。该条例的第一条便规定了：大学的旨趣之一，是“灌输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孙中山认为在大学教育中，教育所传授的应该是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使中国的发展进程加快。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科学文化基础知识，作为受教育者，只有很好地掌握了科学文化基础知识，才有可能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最新发明”。与此同时，作为大学中的教育工作者要很好的实现传授“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这一宗旨，必须密切关注世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发展的新潮流，必须不断地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孙中山的科学教育思想对今日的大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孙中山提出学校应该注重人的生产技能的培养：学校之目的，于读书、识字、学问、智识外，当注意双手万能，力求实用。在孙中山看来，学校教育不仅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受教育者的智力，而且还要进行生产劳动教育，使得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孙中山曾多次强调，学校教育应该使学生在“学成之后”能够“独立为一国民”，能够“自食其力”。也就是说，只有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兼具的学生才能够真正“独立为一国民”。

博爱
孙中山认为享受博爱（即同类相爱）的幸福是一种天赋的人权。他多次强调，凡属人类一律平等，民众有享受幸福的权利，这是一种人心所向，不可阻遏。1912年他以大总统名义颁布了有关保护人民权利和革除社会恶习方面的法律和政令达30多件，就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孙中山说：“人权神圣，岂容弁髦”。这些法令表明，孙中山认为，不论何人，都有被他人作为人来爱怜的权利。
孙中山认为“博爱”又是一种好的道德观念。人不仅有被同类所爱的一种权利，而且还要看作是一种人生的义务，主张保护人的平等权利和人的尊严，要承担起拯救人类于水火的责任。孙中山说：“博爱”的本质首先在于奉献，在于为他人“谋幸福”，而社会的理想形态在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类互助互进，天下同谋幸福，因此“博爱”越过亲情，普及世间。这样就不仅使博爱成为一种奋斗的目标，远大的理想，而且使博爱成了一种手段，一种切实的精神，它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爱”是一种很宽大广泛的观念，内涵很多。既可以指亲子之爱，又可指友情之爱，也可以指人类之爱。孙中山把爱区分为“私爱”和“公爱”，认为妇人对子女的亲子之爱，只是一种私爱，只有博爱才是一种公爱，“非妇人之仁可比”。他对爱的区分并非到此为止，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进而把“博爱之谓仁”的“仁”区分为“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三种，认为救世是宗教家之仁，救人是慈善家之仁，“救国是革命家之仁”。从现实需要与实际效果来看，救国是当时第一位的。在实践中孙中山懂得了连生存权也没有的中国民众所受的苦难，不是宗教可以解脱，医术可以疗治的，只有实行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他毅然放弃当传教士或名医的理想，而甘做一名四处漂泊的革命家。从救世、救人到救国，正是他思想的升华，行动的进步，充分体现了这位民主革命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赤子情怀。
孙中山解释说：“我国古代若尧舜之情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情爱也者，然皆狭义的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这种博爱的精神则体现在：社会主义消灭贫富之阶级，并通过社会的发展，使人人都能得到幸福，所以，他认为“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地也”。在他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中，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主张经过经济手段来解决人民的疾苦，因此他对实现民生主义理想具有强烈的愿望。

军事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探索中国军事现代化道路的先驱。在西方列强的挑战下，面临着“新”“旧”“中”“西”的冲突，孙中山选择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道路。他继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又认真研究西方兵法，特别是努力学习近现代军事思想和苏联的建军经验。在探索中国军事现代化道路的斗争实践中，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军事思想，其中许多精辟论述，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冲破“中体西用”思想的束缚，开辟了中国现代军事思想的新篇章。
孙中山在青年时代，就强烈地渴望把古老衰败的旧中国改造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渴望中国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表达的正是这种期望，他主张以西方为楷模，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不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纲，阐述了自己的战争观。十月革命前，孙中山研究了大量西方军事理论和战例。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积极学习苏联红军的成功经验。孙中山晚年提出的许多军事思想，所采取的种种军事变革，都为了建立一支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能捍卫和发展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正规军队。
孙中山根据自己对苏联革命经验的体会，下决心办黄埔军校，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政治部、党部三重领导体制，建立起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以保证国民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逐步形成了孙中山先生那个时期比较完备的建军思想。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孙中山提出了全面建设陆、海、空军的思想。他特别重视近代海军的建设。认为“由于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兴衰强弱，常在海上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势者，其国力常占优势。”他明确提出“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并驾齐驱，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的海军建设目标。孙中山还认为，随着近代世界武器装备的发展进步，国家领空权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为保卫中国领空不受侵犯，必须建设空军。指出“飞行机为近世军用之最大利器”，应以之装备中国军队，建设一支近代化的航空队。后来他发出了“航空救国”的号召，要求国人努力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
为了实现建设陆海空军的目标，孙中山提出了许多措施，发展我国的海军和空军。向西方国家购置各种海陆空新式武器，如潜水艇、飞机、坦克等，聘请外国军事专家来华教练我国海陆空军学生，派遣青年军校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组织考察世界各国军备建设团，吸取外军建设的经验；依照现代化的先进标准，建筑军港、机场和要塞炮台。创建军事学校，形成培养现代军事干部的新摇篮，使中国军事教育制度发生了质的飞跃，是孙中山对中国近现代军事史的重大贡献。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具有现代战争思想和国民革命的精神的军事人才。

外交
孙中山根据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分析为前提，确立军事外交策略，孙中山的军事外交实践是极为艰难的，知其不易而为之，这恰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各国无不是以国家自身利益来权衡对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孙中山说：“盖今日国际，惟有势力强权，不讲道德仁义”。孙中山一生倡导世界和平，对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霸权主义。1912年，在《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孙中山将“维护国际和平”定入其中。不仅强调中国将作为一支和平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而且希望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或建立亚洲大同盟的方式在维护地区和平的基础上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来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关于如何恰当地运用武力和外交手段，孙中山主张伐战与伐交相结合。他认为，企图通过发动战争来达到国家生存和发展目的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应首先诉诸外交方式加以解决；若外交手段已尽，方可及于战争；战争结束，复进入外交程序。对于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威胁，孙中山认为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因此，孙中山重视对欧洲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以振兴工业，改良武器，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但这一力量的对外运用是积极防御的性质。
孙中山历来重视舆论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军事外交中其对舆论的重视程度，可从他历次与列强的军事外交尝试中体现出来。一方面，因为有着多年海外生涯，孙中山对西方国家体制中舆论的作用颇为了解，因此在军事外交中非常重视国外媒体的运用。无论是同盟会成立之时，还是国民党建立之时，孙中山总是及时将革命的主张、建国的理念尽早传递给西方民众，以期得到各国政府政治上和民众舆论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适时运用国内媒体就国内问题所涉及的西方列强种种不端予以批驳，以唤起国内民众的觉醒、对三民主义的支持，从而对西方列强以及与其勾结在一起的政府造成舆论压力。

民族
戊戌维新失败后，孙中山深感改良主义在中国不可行，于是力倡以暴力推翻清政府以达到政治革命的成功。为此，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以排满革命为己任，主张通过政治排满来达到民族革命的目的，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共和国家，达到保国保种之目的。在孙中山看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民族复兴必须以国家振兴为基础，而国家振兴则要依靠民族革命与民族运动。孙中山反对满清政权，但并不排斥满族的平民百姓。他继承了传统中国的各民族淡化血缘而种族兼容的观念，主张把满洲王室贵族与平民相区别，倡扬民族平等的革命观，以达到国家与民族的共荣，而不是种族的相互排斥与迫害。
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主张中华民国应当是一个新的、由大中华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亦同此。”孙中山还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孙中山于1919年提出了融合国内各族而成一中华民族的思想，民族革命的目标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个强大、繁盛的中华民族的积极目标转化。他说：“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主要著作
诗词：《挽刘道一》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这是孙中山唯一流传下来的完整的诗。诗中祭奠和追思的是萍浏醴起义烈士刘道一。

文献
标题 日期 责任者 来源出处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批查昆臣报告书（1914.12.23） 1911-08-1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论军事及对军人演讲（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9-12-01 黄彦 广东人民出版社
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8-11-01 黄彦 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8-11-01 黄彦 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8-11-01 黄彦 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论民治与地方自治（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8-11-01 黄彦 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自传及叙述革命经历（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7-11-01 黄彦 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重要论文（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7-11-01 黄彦 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革命方略（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7-11-01 黄彦 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三民主义（孙中山著作丛书） 2007-11-01 黄彦 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孙文选集（下册） 2006-11-01 黄彦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孙文选集（中册） 2006-11-01 黄彦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孙文选集（上册） 2006-11-01 黄彦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890-1911） 2006-11-01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 中华书局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1912） 2006-11-0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中华书局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1913-1916） 2006-11-0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中华书局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1917-1918） 2006-11-0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中华书局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1919.1-1921.11） 2006-11-01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 中华书局

家系历史

祖居：孙中山祖籍"东莞说"和"紫金说"两方面的意见。
祖祠：孙氏祖祠位于中山市南朗镇左步村，孙中山的祖先就是从这里搬到翠亨村的，村内历史建筑是中山乃至珠三角地区广府风格历史建筑的典型代表。实际上，孙中山及其后裔的孙氏族人也曾多次来到左步村祭祖，1912年5月27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回到香山省亲，专程回左步孙氏宗祠谒祖。5月28日，孙中山一行乘坐的船只抵达左步村，在左步码头上岸，经中兴里牌坊闸门进村，与宗亲聚会。在左步村的双壮孙公祠内，仍可看见一些反映孙中山及后人在此谒祖的留影。为纪念此事，左步人还特意在孙氏大宗祠前建造了“孙文谒祖门”。

孙氏祖祠
家族（前辈）：
祖父：孙敬贤（1789年－1850年）
祖母：黄芝兰（1792年－1869年）
父亲：孙达成（1813年－1888年）
母亲：杨可卿（1828年－1910年）
兄弟姐妹 ：
长兄：孙眉，字德彰（1854～1915年)
姐：孙妙茜（1863－1955)
妹：孙秋绮（1871年~1912年)
另有一兄：（孙德佑）五岁早夭
另有一姐：（孙金星）亦早夭
妻妾 ：
原配：卢慕贞（1867年－1952年）1915年与孙中山离婚
日本籍妻子：大月薰（1888年－1970年） 在日本期间，后未见过
妾：陈粹芬（1873年－1960年） 1912年离开孙中山
日本籍妾：浅田春（1882年 - 1902年）
末任妻：宋庆龄（1893年－1981年），1915年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
子女 ：
儿子：孙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20日）
长女：孙娫（1894年3月31日—1913年6月25日）
次女：孙婉（1896年11月12日—1979年6月3日）
日本籍长女：宫川富美子（1906年—1990年）（与大月薰所生）（1906年出生）
孙子 ：
长孙：孙治平（1913年11月15日－2005年4月6日)
次孙：孙治强（1915年-2001年)
孙女 ：
长孙女：孙穗英（1922年出生)
次孙女：孙穗华（1925年出生)
三孙女：孙穗芳（1935年出生)
四孙女：孙穗芬（1938年—2011年1月29日)
外孙 ：
王弘之（孙婉与王伯秋之子）
戴永丰（孙婉与戴恩赛之子）
宫川东一（宫川富美子之子）
外孙女： 王蕙（孙婉与王伯秋之女）
戴成功（孙婉与戴恩赛之女）

人物轶事
名字：孙中山使用过不少名字，多数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部分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孙中山还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不再面临满清的追捕，其本人之所有公私档案均以本名“孙文”署名。
清政府官方文件中，皆在其名字“文”上作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
性质 名字 释义谱名 德明 族谱上的名字。
幼名 帝象 “帝”字，乃亲人为其请求“北帝”神，护佑之意。
名 文 在家乡上学时所取的训名。
字 载之
由名“文”而来，取“文以载道”之义。
号、教名 日新
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1883年于香港加基督教受洗时的署名，亦即教名号、教名 逸仙：由汉文教师区凤墀牧师依“日新”之粤语谐音所改。
罗马化 Sun Yat-sen “孙逸仙”的广州话拼音。因孙氏曾任医生，故常被尊称为“Dr. Sun Yat-sen”。
化名 ：中山樵 1897年，为掩护于日本流亡之行踪，日本友人平山周在陪同孙氏投宿旅馆时，想到附近有华族中山家宅邸，加上该家族成员中山庆子乃明治天皇生母，同时孙文亦钦佩明治天皇推动明治维新之举措，便为其取日本姓为“中山”，加上自取之“樵”。
化名 ：高野长雄 纪念日本维新志士高野长英医师而命名。
通称 ：孙中山 1903年革命人士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之著作《三十三年之梦》翻译为《大革命家孙逸仙》时，将本姓与化名连用，成为后人对孙文的通称。

尊称
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孙中山与宋庆龄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公家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未以官方名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的国父为孙中山或其他任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

遗嘱
孙中山临终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是《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但是，因为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他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这天就没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

孙中山《遗嘱》的全文
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在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拯救中国、拯救民众。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四分五裂状态，段祺瑞坚持召开“善后会议”，实行军阀间的重新分赃，使中国继续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孙中山则极力谋求和平统一主张召开有各界民众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决定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大计，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束缚，从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孙中山在遗嘱中谆谆以此为嘱，把希望寄托于“唤起民众”，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之心。 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真正做到鞠躬尽瘁，他临终时遗留下的私产，除了衣物书籍外，只有一幢南美华侨赠送给他的上海住宅（即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他的《家事遗嘱》写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成长，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晚年得到苏联的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很大的鼓舞，他亲自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这份遗书的中文译文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也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签字）”

人物评价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一生。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方面，知道他是很谦虚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 朱德：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邓小平：邓小平的谈话将孙中山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开创国共合作，导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江泽民：在1996年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就指出：“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我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先生代表着一个时代。”
胡锦涛：200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以“三个一生”、三个“始终”，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一生：“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始终与时俱进；一生不懈奋斗，始终坚韧不拔；一生热爱祖国，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
习近平：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封建统治的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列宁：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陈锡祺：孙中山先生领导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提出过系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计划，这充分显示了孙中山先生的气魄与眼光，他的很多设想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孙穗芳：祖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他的生活很艰辛，为了救国，他经常是吃不饱睡不好，颠沛流离。这些年我寻访祖父足迹的讲演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他的这种艰辛。
韦慕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他生前确实没有成功，他未能及身看到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可说是个失败者。但是，他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巨大影响，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在他身后，中国革命成功了，中华民族继承孙中山遗志，终于取得全世界瞩目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又不能说是一个失败者。

后世纪念（纪念大会）
2015年11月8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2016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为缅怀孙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巩固和发展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届时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亮相北京天安门广场
2016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91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马英九以中国国民党最高从政党员身份，到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向中山先生铜像献花致敬。
2016年11月11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主词条：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大会。
2020年11月12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4周年。

纪念币
2016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即日起陆续发行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3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1枚，铜合金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纪念展
2020年8月11日，“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95周年文物文献展”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开幕。


辛亥革命[xīn hài gé mìng]～1911年中国爆发的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
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
广义上辛亥革命指自十九世纪末（有的学者认为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算起，有的说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中文名：辛亥革命
外文名：The Revolution of 1911
爆发时间：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
结束时间：1912年2月12日
目的：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9日上午在京举行
10月9日上午10时，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网2021-10-07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名称
“辛亥革命”一词比较早见诸记载的，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文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成功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
“辛亥革命”随着时间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

背景（清朝衰落）
主词条：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瓜分中国狂潮，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辛酉政变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1894年甲午战争后，世界列强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

革命党反清运动
主词条：兴中会，孙中山伦敦蒙难，中国同盟会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1896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从海底电缆侦查到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坐船到英国，当时孙中山是钦犯。一星期后他在英国利物浦登陆。10月11日，孙中山被公馆抓住。12日到14日，孙中山设法与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ne）取得联系，但全都失败了。他扔出去的小纸条由于地理原因没有抛到街上，反而被人发现。清使馆决定以“遣送疯子”之名通过水运把孙送回清国。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馆仆人间传开，基督徒的女管家贺维太太知道后于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康德黎知道后，连夜寻找参赞马格里并且报案，但是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苏格兰场警察局报案，并无所获。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报》。而康德黎担心公使馆可能连夜把孙弄走，专门监视公使馆动静。19日，外交部已经开始行动——康、孟对此事并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录口供，申请开庭，监视水运。22日外交部转守为攻。马格里称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夹在中间确实难做。但龚拒不放人。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地球报》揭发这一消息，舆论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称英庭因为舆论压力才放孙中山之说也不成立。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被放。康德黎资助了孙中山50英镑，出版了《伦敦蒙难记》。“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使得他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世界级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后，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超过孙中山。
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署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密约》，这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恐慌，为了对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国内部的反清势力，先是对维新派极尽快笼络之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动起利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念头，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设在了日本。
革命党人章太炎创作了《正仇满论》《革命军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之道德》《中华民国解》等，邹容创作了《革命军》，陈天华创作了《警世钟》《猛回头》，打击保皇派，宣传革命思想主张，一些革命党人收集了明末清初作品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以及选录明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内的《原君》、《原臣》进行宣传。这些作品留给了人深刻的印象，影响很大，乃至流传到了南方新军与北洋军。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逐渐受自由平等学说的熏陶，接受革命排满学说的人也逐渐增多。在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前后，革命党人的书报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清末革命团体分布图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
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1903年11月，黄兴宋教仁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05年7月，孙文、黄兴、 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部分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文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文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文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后主张通过军政训政实现主张。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在东京召开后，一批日本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例如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宫崎滔天；又如长崎的富翁梅屋庄吉等。日本离中国很近，又是一个岛国，那里成为革命党躲避镇压、联络同志、建立组织、筹措资金、培养力量的好去处，并从当地引来众多帮助中国革命的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章太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1905年，同盟会成员在东京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中国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1907年初，主要因军事主张大量政治主张的不同，最后章太炎陶成章等人要求孙文辞去中国同盟会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总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张的。后因黄兴、刘揆一极力劝阻，为大局计，宋教仁改变态度。然而，革命阵营的分裂局面已经出现。
1907年7月一些革命党人和一些会外人员组建共进会，专门策划在长江中下游的起义。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等成立光复会。
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举事失败之后，悲观失望情绪笼罩一些革命党人，而中国同盟会的领袖孙文却对革命矢志不渝。坚持不懈。为了挽救革命，该年5月，趁孙文来日本之际，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请求孙文改革会务，扩大民主，减少决策失误。可是孙文却对宋曾经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怀，态度十分横蛮，而且极不负责任。他冷冷地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经取消，有力者尽可另树一帜。”
宋教仁等人对孙文彻底失望，为了让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废，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于该年6月，在东京研究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调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队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会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胆识，彻底否定了孙文在两广沿海地区零敲碎打的自杀式会党策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后，宋教仁作为中部总部的灵魂人物，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重心，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联合，并制订了1913年在两湖及江浙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

孙中山手书“十六字纲领”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革命党在武昌起义之前发动的起义
广州起义 自立军起义 惠州起义 萍浏醴起义
黄冈起义 七女湖起义 钦廉防城起义 镇南关起义
钦廉上思起义 云南河口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 黄花岗起义

立宪运动
主词条：立宪运动
虽然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及之前，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人就先后提出过立宪，1893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在我国比较早的使用“宪法”一词，由此开启了中国最高法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时代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原维新派领袖、后来的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主立宪制。

1906年，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与家人在东京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国内舆论是一致认为，“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要求清政府推行宪政。立宪人士积极奔走，立宪发展为一种全国性思潮。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认为以其国力不足以独霸中国。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同时遏制其他列强在华吞食过多利益，日本改变了对待清政府与革命党的态度，不再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取消了对孙中山长达十几年的政治庇护，查封了同盟会会刊《民报》。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45]。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全文）。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使得部分人对君主立宪信心大增。但《宪法大纲》虽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颁布的宪法为蓝本，但它删去了日本宪法中对天皇权力限制的条款。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冬天，爱新觉罗载湉和叶赫那拉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光绪之弟、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监国，为摄政王。预备立宪进入第二阶段。载沣监国摄政后，两次重申继续进行预备立宪与立宪作为国策的不可动摇性。取得了一些国际方面的认同。
1909年（宣统元年）10月4日，除新疆外，各省先后宣告成立咨议局。
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免职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官员，大肆提升载涛、载询等满族亲贵的官职，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贿。在载沣担任摄政王一年之后，一度对他执政前景相当乐观的西方媒体就改变了判断。同时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
1910年（宣统二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京师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的内阁。13名国务大臣之中，汉族仅4人，满族9人（一说满族8人，蒙古族1人），而皇族竟有7人（另有6人、5人之说），故人称“皇族内阁”（成员名单）。“皇族内阁”的成立，引起立宪派的强烈不满。但他们还没有绝望，又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名义上书力争，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但得到回答是：“黜陟百司，系皇上大权，议员不得妄加干涉。”立宪派纷纷感到失望，一部分人开始转向革命阵营。

保路运动
主词条：保路运动
兴建铁路作为一种官方政策是在新政之前就确立的，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自甲午战争结束到1911年，清王朝共建铁路4936公里，占近代中国所修铁路将近40%，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新政时期建设而成。但主要依靠外资资助修筑的就长达4029公里，约占总长度的81%。但是作为回报，帝国政府不得不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的借款公司，这就导致了中国利权的严重流失。即便如此，李鸿章在世时还是不无遗憾地说道：“目下经费难筹，必借洋款。”

1903年12月2日，满清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而且包括“干路或枝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朝廷还要“专折请旨给予优奖”。各省绅商随之掀起规模巨大的收回路权运动，这种行动在朝野上下产生了更大的共鸣。粤汉铁路于1900年承包给美国永兴公司建造，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士以美国商人违反合同为由，要求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转而自己修筑，此举得到张之洞的鼎力支持，湖南士绅王先谦从中周旋，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赎回原先由美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废除了与美商签订的建设粤汉铁路的合同。在这个成功案例的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的工作也先后付诸实施，要求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承办权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并实际收回了一批筑路权，铁路商办运动进入高潮时期。在此后4年间，全国在15个省创设了18个大型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

清末商办铁路虽然资本匮乏，但是在国人爱国主义的热情鼓舞之下，均设置了严格的受款规定，坚决拒绝外资、不招洋股、不借洋债，故而必须进行大量的民间融资。铁路建设费用极大，一时间又筹不到足够资金，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协助，一时“租股、派股”盛极全国各地。湖北咨议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项，其中包括对各房主以其两月房租收入购买股票，开设铁路彩票，不用外国技师以节省经费。并进而决定由各府县分担股额，各县从五万元到十万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会成员每人每月以薪俸的十分之一购股，由此合计可达四百二十余万元。他们进而估计，湖北各地的商会、军人会、及其他团体，均深受舆论刺激，分担股份不成问题，估计可达二千数百万元。但当时一些社会舆论也认识到，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资对办铁路无益，“反以致国民经济之压迫，不若借外债，资以开利源，而助国民经济之发达，巩固国家财政之基础之为优。”盛宣怀、梁启超也持此种看法。商办铁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资金短绌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存在经营不善、贪污挪用、亏损严重的问题。铁路建设领域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靡然成风，商办铁路公司的铁路建设就成了无全盘规划的“圈地运动”。
面对铁路国有化的世界趋势，在商办铁路公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清政府试图将实行铁路国有化作为一种经济政策确定下来。
1908年中央政府借规划全国铁路之名，下令切实勘查各省商办铁路的工程款项，已经流露出把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意图。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不单是政府层，国内大舆论也开始呈现出实行铁路国有的趋势。曾经引领国人成功收回路权的张之洞此时也在修正自己的铁路建设融资理念。
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帝国政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草约，总计借款为550万英镑，利息5厘，以建造陷入困境中的粤汉与川汉铁路。在当时，这一草约的签定并没有引起政府所担心的过于猛烈的反对声浪。民间舆论也有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迹象。随着津浦铁路、沪杭甬铁路、湖广铁路的借款基本洽谈完成，拒款运动已发生明显转向，在这种隋况下，报章开始公开讨论铁路外债的可行性问题。

1911年初，盛宣怀在度支部尚书载泽的支持下接任邮传部尚书一职后，更加快了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正式发布“铁路国有”上谕（全文）。5月13日，长沙市面就出现保路揭帖，次日长沙发生万人游行请愿，18日，第一次衙门请愿爆发；在川汉线已动工的湖北，盛宣怀为强夺股权，下令停工，引发宜昌商人、民众聚集抗争，清廷调集军队弹压，双方发生冲突，死伤20多人，这是保路运动的第一次流血事件。6月16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在成都召集川汉股东临时大会，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东达2400名，次日，闻讯而来的各界学生、市民使与会人数达到4000以上。

1911年6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当场被捕，这便是死伤众多、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1911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运动升级，清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抽调包括湖北新军在内的多省力量前往四川弹压暴动风潮[88]。这一事件对湖北影响很大，前往四川的湖北新军部队是革命党人占多数的新军三十二标，但是他们拒绝到四川，准备在进军荆州和宜昌的路上杀掉大臣端方。被居正阻止。

1911年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中国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9月中旬，端方抽调了1/3湖北新军军力取道宜昌，进入四川，武昌顿时空虚。

1911年9月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寓所集会，以为湖北新军主力调走后，武昌空虚，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鉴于对形势的共识，刘复基建议如果此刻发动起义，共进会、文学社的名义都应该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党人的名义进行合作，“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同心协力，争取胜利。9月23日，湖北境内最有影响的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宣布合并，大家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第二天召开干部会议，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起义时间定为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9月24日，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

武昌起义
主词条：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8日晚，蒋翊武被捕，后跳出巡警署围墙逃跑[92]。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不幸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湖广总督瑞澄闻听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就义。三烈士的牺牲，让武汉革命党的情绪已经是箭在弦上。但是，从后来的处理看，湖广总督瑞澂并不想扩大事态。10月10日，瑞澂即向中央政府报告事件经过，并邀功请赏。瑞瀓甚至采纳了很多拥护政府的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瑞瀓的处理办法与10月19日的上谕（全文）精神是一致的。

1911年10月10日早，梅宝玑到新军工程营，对工程营的革命党说彭、杨、刘就义了，谎称革命党名册被搜走，武昌城门关闭，瑞澂将按照名单抓捕革命党[98]。此时军中传言“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当天，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更加证实了传言的真实性。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99]。而在当时政府公署的往还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说法。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京师已经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
驻扎武昌各处的革命党人决定提早起义。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决定10日夜里第一次集合点名，在营房发动军变。当时，他们仅有20颗子弹，所需武器要靠夺取楚望台军械库[102]。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熊秉坤称“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哨宿舍有骚动声响。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等与清方营官、队官、哨长、司务长等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其中共进会员程正瀛响应金兆龙“动手”召唤，向哨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打响“首义枪声”。
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 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拉来队官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瀓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1911年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的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同盟会员），与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立即将军校学生组织行动起来，第一时间炸毁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1911年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湖北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革命党军驱逐瑞瀓出城后，即率队包围黎元洪住处，强迫黎元洪“主持大计”。把他簇拥到楚望台上，全体起义官兵举枪对黎元洪致敬，有炮兵高喊：“请统领下令作战！”湖北咨议局早已准备好了安民布告，并且替黎元洪签上了“黎”字。虽然此时黎元洪处于软禁状态，但他的威望稳定了武昌的军心，获得了一致拥戴[107]。当公推黎元洪任都督消息到军中，土兵都鼓掌欢呼。下午，当第一份《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张贴于武汉街头时，“到处挤满了观众，不识字的人请识字的人念给他们听。武昌街头巷尾，可谓万头攒动，群情兴奋，许多人流下热泪，感到扬眉吐气” 。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出了一系列电文的迅速发布，加快了各省的响应进度、加剧了清统治集团分化。以都督黎元洪名义《照会各国领事》，迅速送达驻汉口各国领事馆后，使各国了解湖北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各领事馆于10月18日宣布“严守中立”，从而避免了各国对武昌起义的武力干涉。

南北相持
1911年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清政府发出“剿办”武汉“革党”上谕（全文），陆军大臣荫昌率湖北周边的清军及北洋新军陆续压向武汉。

1911年10月14日，武昌起义后第四天，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派袁世凯的亲信阮忠枢持诏前往洹上劝驾。当晚， 洹上经过一场激辩之后，袁世凯决定奉诏出山。15日，致函奕劻复命。16日，拜折谢恩， 并致函内阁，提出了八项要求。然后南下督师。袁在拜折复出之初，自认为尚有控制局势的能力。袁世凯曾多次公开表白自己对解决辛亥危机的方案是实行君主立宪。许给革命党方面的条件也是实行君主立宪，责任内阁。由他本人出任内阁总理。未南下之前，袁世凯就招刘承恩到彰德，筹谋“招抚”革命党，并派亲信蔡廷干随刘承恩到武昌进行议和试探，条件就是君主立宪。奉了袁世凯之命的蔡廷干极力陈说共和政体的政府不适合中国国情。
1911年10月18日起，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展开了10余天的“汉口争夺战”。在汉口争夺战中，起义军虽取得“三战三胜”的刘家庙大捷。然而，由于前线指挥官的渎职，加上围攻汉口的清军兵力日趋加强，终使汉口于11月1日陷于清政府军。正当汉口危急之际，黄兴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11月3日，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并立即部署汉阳战事。然而，由于起义军“官长不用命”、“军队无教育”、“缺乏机关枪和野炮”等原因，27日，汉阳失陷，黄兴即于当日离汉赴沪。自此起，湖北革命党人转入御守武昌阶段。
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自安阳抵达湖北萧家港，正式出山。同日，奕劻内阁辞职。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军队仍然归其指挥。袁世凯回电须开会选举，否则一纸命令不算。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9日，袁世凯派赴武昌的“招安使”刘承恩、蔡廷干到达武昌，数日后带回了黄兴代表起义的革命党人以中国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的信函。黎元洪、汪兆铭都有过类似推举袁世凯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表达。

最后一位内阁总理、迫使清帝退位的袁世凯
1911年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同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1月11日，攻南京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
1911年11月21、22日，广安、重庆先后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和蜀军军政府，川东南57州县宣布响应武昌起义。
1911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1月27日，成都无血开城，“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旧八旗驻防城挂牌，同一天，远在资州的端方被起义的第八镇军官刘怡凤等，击杀于资中大东街禹王宫。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杀于皇城“明远楼”。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
1911年12月2日，联军一举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133][134]，各省代表从武汉移驻南京。同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12月6日，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2日，14省代表共39人，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决议于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副之。黄兴坚辞不就，遂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不及半月，正副帅位忽又倒置，时人讥为儿戏。而黄兴、黎元洪皆不能来南京赴任。12月16日，袁世凯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12月21日，黎元洪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黄兴再辞。
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经香港归国，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港迎接。胡汉民劝孙中山留广东，整训军队，举兵北伐。然后“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孙中山坚持前往沪、宁，主持内外大计，说：“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又说：“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12月25日，孙中山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报纸纷传孙携有巨款回国，记者问他：“你这次带多少钱来？”孙中山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同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南北议和
主词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1年12月2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世凯军队控制。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计有候选资格者3人；孙文、黎元洪、黄兴。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在上海的孙文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他说：“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同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协议。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2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请饬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用。同日，京东发生滦州起义。接着孙文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912年1月3日，陆征祥等驻外各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月10日，北洋军王怀庆镇压滦州起义。1月12日王公会议，奕劻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载泽、载洵、善耆及恭亲王溥伟反对，并与良弼、铁良、毓朗等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1月16日，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袁世凯对隆裕太后讲了法国大革命中法国皇室遭遇的屠杀，提出了退位的问题。当天，袁世凯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1月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宗社党成员仍竭力反对共和，他们建议隆裕用宫中金银作犒赏向乱党开战。隆裕并未同意。同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不愿干涉内政，不曾参加。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表示正在率兵进京。当天，宗社党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来上朝者寥寥。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到2月2日为止，各方请求清帝退位的联名增加到50人。

结果
清帝退位
1912年2月2日，清廷举行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要求共和的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全文）。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直至这天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

袁世凯上台
主词条：宋教仁遇刺事件，二次革命，三次革命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议决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袁前来受职；未受任前，政务仍由孙中山继续执行。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坚持迁都北京。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3月8日临时参议院又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外国列强的支持武昌起义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了观望态度，并试图从北京政权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直到此时，各强国才开始陆续承认中华民国。8月，宋教仁牵头组成了当时中国人数最众、规模最大的政党国民党。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弑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策动暗杀者。宋教仁之死激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他的被刺使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建设计划几乎破灭，国民党也一时分裂和没落。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被袁击败。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了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但是袁世凯1915年废共和称帝，遭到反对，引发护国战争，旋即宣布取消帝制。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时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孙中山则在广州多次组织护法政府（即“三次革命”），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

影响
废除帝制
辛亥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则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要想救亡图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权。
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依附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也被次第扫除，例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等。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局面。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
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不但从行动上坚决地打倒皇帝，并从舆论上对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挞和批判，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为探索救国兴邦的道路打开了新的思想境界。
其次，辛亥革命传播了民主思想。早在兴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就重视学习和传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共和政体和自然科学。他们通过宣传天赋人权的学说，使人民能理直气壮地争取民权；通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使人们了解“自由、平等”的涵义；通过介绍西方政党制度，倡导发挥新型政党的作用。这些有关民主和科学的学说，成了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和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做了思想准备。

除旧布新
辛亥革命促进了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辛亥革命的实际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带来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正是这些新的变化，打开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闸门。
辛亥革命不仅召唤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陈独秀和知识界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把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随着一批觉悟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不断传播开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启蒙，然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经济发展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156]。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启蒙革命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尽管以后还出现过几次短命的复辟丑剧，武昌起义终究导致了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能抹煞的。

国际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156]。 引领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以孙中山的后继者自励，从来都尊崇孙中山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发展，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孙中山及一切革命者们憧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变为现实。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辛亥革命虽然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果也未直接促进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官僚，大多在辛亥革命大风浪中，随机转投向了革命而获得了地位和利益，反而更加巩固了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构建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大多数人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未给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根本利益。

男女平权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新式女子教育产生发展，辛亥前后在社会上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新知识女性。她们关心国事，振兴女学，创办报刊，组建女性团体，办实业，投身反清革命，争取男女平权，使女界呈现一派活跃气象。因此，妇女的觉醒成为当时中国最亮丽的风景。
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除耳熟能详的秋瑾、何香凝外，还有湖南的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蔡蕙，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锐志和尹维峻姐妹、沈佩贞，广东的徐宗汉、张竹君、张昭汉（后改名张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吴木兰，江苏的吴芝瑛等人。不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只限于一部分先觉知识妇女，未能唤醒广大劳动妇女一道投入到斗争中去，纵然有思想和热血，不免力量单薄，敌不过传统社会的歧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同样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斗争的巨大启蒙作用。辛亥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在先进妇女惊世骇俗的言行中，封建礼教的根基有相当大的触动，社会习俗、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因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评价
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辛亥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辛亥之前国民意识模糊性，清朝百姓对外声称自己是大清子民，都说“我们大清怎么怎么样”，当然明朝的百姓则自称“大明如何如何”，百姓自觉地把自己隶属于某一个朝代。而辛亥革命后，国民意识里有了“中国人”的概念，从这个层面上说，辛亥革命意义重大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人民网）

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的发挥。
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中国政协新闻网）。

辛亥革命成功的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中国政协新闻网）。

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中国新闻网）。

抗日战争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功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中国政协新闻网）。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 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它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 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江泽民)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胡锦涛）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政务：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2021-10-13 16:16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光荣，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孙中山先生说：‘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我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社上海市委主委钱锋希望广大社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号召社员们发扬辛亥革命先驱伟大精神，“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把个人发展融入到科学报国、兴国、强国的事业中。

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孙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社上海市委经济专委会、文化专委会委员冯丹龙应邀参加了纪念大会。她说，作为革命志士的后裔，我将传承好辛亥革命先驱的崇高精神，努力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献智出力。

10月9日上午，我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观看了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直播。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功绩，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宣示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总结了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并呼吁海内外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总书记的讲话思想深邃、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将带领广大社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征程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履职尽责。我们将充分发挥九三学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引导广大社员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始终把个人发展融入到科学报国、兴国、强国的事业中，奋进科技新领域，勇闯创新“无人区”，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奋力拼搏，以高效履职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新作为，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多九三学社的贡献！

2021年10月6日，我到北京参加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系列活动，一下飞机就跟亲友们直奔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这个纪念园是1936年祖父冯玉祥将军为滦州起义殉难烈士修建的。滦州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辛亥北方革命达到高潮的标志，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82年9月，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我曾随父辈们来这里拜祭辛亥先烈；2011年，参加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动时，我也曾经到此拜祭。

虽然这天下着蒙蒙小雨，但是很远就可以看到巍然屹立着的纪念塔和“精神不死”四个大字。我们站在山顶俯瞰四周，山峦苍翠、林木葱茏、环境优美而憩静。纪念园矗立了近90年，它象征着烈士们坚贞不屈、挺然屹立的英雄形象，正如爷爷冯玉祥将军的《滦州起义诸先烈纪念塔铭》：“卓哉先烈，死哀生荣，西山塏爽，滦水澄清。国家崇德，民众景行，巍巍层塔，万世长城。”

10月9日上午，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整个讲话从10:21分到10:55分，11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当习近平总书记讲道：“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今时今日，我们依旧应从辛亥革命的历史传承与伟大精神中汲取养分，将振兴中华之重责，扛在自己的肩上，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追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并强调：“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这时会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最后，总书记铿锵有力地发出呼吁：“我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能够实现！作为革命志士的后裔，我将传承好革命先驱的崇高精神，努力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献智出力。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后，这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感慨说……
原创 人民政协报 10月15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10月9日上午，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动员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聆听讲话后备感振奋。

不忘历史，砥砺前行。
多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表示，将不忘初心，把使命扛在肩头，不断提升创新发展能力，积极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
民营企业家应秉持家国情怀 永远跟党走

“10月9日，我通过电视直播收看并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感到很震撼，也很感动。”作为一名武汉人和公司的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委员、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告诉记者，他曾多次组织公司员工参观位于湖北武昌的辛亥革命纪念馆，缅怀先烈，铭记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也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一直激励着他和公司始终坚守科技创新。

回望历史，聆听讲话是又一次的精神洗礼，对此，黄立谈了几点深刻认识：
首先，我们最大的时代机遇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直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中国历史舞台，中华民族才终于迎来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曙光。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黄立有着很深的感触。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旗帜鲜明地支持、鼓励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取得了“56789”的巨大成就，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党的正确路线，才有我们国家的今天，才有我们民企的今天，所以说党的领导是我们民企发展最坚强的后盾。
同时，黄立也深刻认识到民营企业所应担负起的责任，他提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民营企业应承担起更大的使命，展现出更大作为。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他指出，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对此，黄立认为，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在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的团结、教育、引导下，大批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把个人的成长、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牢记总书记嘱托，身怀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力践报国之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我作为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创始人，更应始终把科技强国、实业报国铭记在心，将继续坚持走自主研发道路，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应有的贡献。”黄立说。
回望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对中国企业家提出的“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的要求，黄立认为，这既是我们新时代民营企业家努力的方向，也是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实现更大发展，展现更大作为的现实路径。
“我们民营企业家应该不忘创业初心，永葆创业激情，秉持家国情怀，紧跟国家发展和时代前进的步伐，争当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排头兵，切实用实际行动践行‘永远跟党走’的庄严承诺。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新的百年征程上，为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黄立最后说。

全国政协委员、佳都科技集团董事长刘伟：
不忘初心 用科技力量实业报国

谈到聆听讲话的感受，全国政协委员、佳都科技集团董事长刘伟表示，辛亥革命始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在这个重要时刻回望历史，会更好激发我们努力前行。
回望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为了振兴中华的理想而奔走呼号，奋斗终身，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把民族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其中民营企业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正在承担不可替代的重要使命。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刘伟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此时更应作出深刻地思考，在新的历史进程中该如何发挥作用。
无疑，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显著的发展成绩，正是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得益于党对于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十九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寄予了厚望。
对此，刘伟表示深受鼓舞，同时也深感使命责任重大。正如他所说，他所带领的佳都科技集团正是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民营科技企业，一直以来紧跟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全面布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战略新兴产业，至今已一步步成长为行业领先的科技龙头企业。
刘伟深刻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广大企业家要增强爱国情怀，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我们只有服务国家大战略，随时勇担使命，企业才能保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刘伟如是说。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技自立自强才是促进发展的根本支撑，民营企业更是需要在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承担更加重要的使命，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佳都科技集团正在结合自身在人工智能和轨道交通领域长期积累的落地应用、以核心技术突破带动产业链创新发展。”刘伟表示，在城市交通方面，佳都首创的IDPS城市交通大脑，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首个在超大型城市商业应用的智能交通系统。目前佳都正在量身打造智慧交通大脑的广州样本，带动包括华为、百度等在内的一批行业高科技领军共同参与。未来还将聚焦产业发展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产业链补链强链。
“不忘初心、实业报国”。刘伟表示，在党和国家领导和支持下，我们有信心在新的历史节点再出发，扛起新时代民营企业的责任，争创世界一流的企业，为共圆伟大中国梦汇聚更大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英视睿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宗：
从辛亥革命精神中汲取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向全世界昭示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英视睿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宗看来，此时重温辛亥革命可以从中汲取新的力量。
作为一名创业者，陈宗能深刻领会到坚守与坚持的可贵与重要。而此时此刻，缅怀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崇高精神，可以让众多创业者更加深刻感悟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深切体会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幸运与自豪，也能更好地激励一批一批的创业者更好地坚守初心，坚守大义，在社会发展中更好履行企业之责。
谈到感想和领悟，陈宗表示，他认识到，首先就是要遵循历史规律。他认为，作为一名创业者，一名企业家应具备深邃的历史眼光，能够细心体味宏大叙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中汲取营养，看清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从中找到企业的位置，做历史长河里的一朵美丽浪花。
同时，也要紧跟时代步伐。民营企业要善于守正创新，不断超越自我。陈宗表示，最近有一些民营企业因过度依赖自身成长经验、坚持外延式的粗放发展，导致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令人惋惜。经济发展有其自身演进逻辑，市场瞬息万变，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就会被淘汰。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而最重要的是要围绕国家战略。”在陈宗看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发展同心同向，同国家战略紧密相连。“我所在的企业是一家环保大数据公司，就是因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而设立，目前高度关注‘双碳’战略，正在努力为未来发展做好技术储备。民企一定要服从国家大政方针，在服务国家重点工作中寻找商机、谋求发展。”
企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实现更多社会价值。在陈宗看来，每一位民企工作者都应该牢牢记住，企业只有能够满足百姓生活需求、解决百姓生活痛点，才有存在的价值，也方能长久。“我所在的公司作为一家高科技企业，一直在坚守科技向善理念，用大数据手段实现精准溯源、科技治霾，希望在助力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中能贡献企业之力。”陈宗期待地说。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艾尔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正国：
让民族企业本土产品更具竞争力

“回望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重大意义，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在回顾与思考中，全国政协委员、西安艾尔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正国表达自己切身的感受。
在杨正国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建立起了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今年初，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杨正国认为，作为民营企业，应深入学习并不断接受党史教育，这样才能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
作为一名委员、一名民营企业家，杨正国有着很强的家国情怀，正如他所说，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引领下才过上了好日子，才实现了企业发展。他也一直在为“让民族企业本土产品更具竞争力”而努力奔走。正是这种理想信念让他更为清楚作为民营企业学党史的重要性。
作为秦商总会副会长，杨正国已组织多次学习党史活动，同时提出了“三统一”的学习思想：作为民营企业，我们就是要真正做到思想统一、目标统一、行动统一。
杨正国表示，民营企业要做到思想统一，就是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刻坚持拥护党的领导，严格执行统一战线工作要求；同时必须积极参与理想信念教育，深入领会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深刻内涵，将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作为企业发展的座右铭；此外还要必须坚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要辩证看待民营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坚定信心、保持耐心、瞄准靶心，要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民族文化、发展前景充满信心，遇到问题多往好的地方看，不要随随便便唱衰中国，不要遇到问题就想移民，不要看到个别不好的案例就一叶遮目、妄下结论。
而要做到目标统一，杨正国则认为，首先就是要加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积极宣传和贯彻党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纠正民企只看钱的错误思想；还可以通过培育和发展中国特色商会组织，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向商会组织有效覆盖，做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政策学习和宣传。
“最后还要做到行动统一”。杨正国对此提出，可以围绕五大发展理念，按照“十四五”规划要求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产业发展规划，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要充分调动和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响应迅速优势，协助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全力协助国家解决各自范围内的“卡脖子”问题。

“总之，民营企业是社会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在辛亥革命精神之光的普照下，民营企业努力做到思想统一、目标统一、行动统一的‘三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接续奋斗！”杨正国表示。



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新民晚报10-16 15:15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一金冲及

2021年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指出：“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辛亥革命拉开中国社会变革的序幕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相隔只有九年多，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中国革命的形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

怎样看待和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这段有着重要意义而不容忽视的历史？

亲身经历过这场历史演变的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讲得很清楚。他说，“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而作出的重要判断。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哪些“准备”，为什么把它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身”？
讨论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首先需要剖析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恣意破坏，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道路，国家的命运不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任人摆布。创造过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遭人贱视，甚至被呼为“劣等民族”。这不能不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受到极大的痛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革命先驱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在兴中会章程中第一次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面对的民族危机急遽恶化。当年还在四川家乡求学的吴玉章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苦不止。”“我对当时国家危亡的大势是了解的，我正在为祖国的前途而忧心如焚。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激发了我的救国热忱，我需要找寻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开启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壮阔历程。图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浮雕（东）《武昌起义》。）
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争夺并划分势力范围，外国报刊公开议论如何对中国进行“瓜分”。当历史刚刚进入20世纪，西方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了中国首都北京。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强国联合起来，向一个落后国家发起军事进攻，这是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他们在北京实行分区管制，任意屠杀劫掠，为所欲为，中国人家家户户还要悬挂他们的旗帜。这是多么大的灾难和耻辱，不能不深深地刺痛中国人的心。

90年后的1990年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还说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可见这件事对中国人刺激之深。

当时统治着中国的清王朝是一个专制的、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签订后，它更是一味媚外，对列强俯首听命。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甚至说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样的话来。再也不可能指望依靠它来外抗强敌、实现自强了。

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烈士陈天华，怀着炽热的激情，在他流传很广的名作《猛回头》中写道：“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洋人的朝廷”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被陈天华一语喊破，在爱国人民中间立刻激起巨大反响，形成一种新的觉悟。

就在同一年，刚从日本归国的18岁留学生邹容，写出了他的著作《革命军》。一打开这本书，劈头就可以读到邹容热情洋溢的赞颂：“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他以充满青年人激情而又明白晓畅的语言，阐述他的主张和理由。鲁迅回忆道：“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的牺牲来拼命，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发生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华民族已经面对一个极其严峻的局势：只有进行一场革命，改变旧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才能避免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清王朝反动统治长期郁积的焦灼和愤怒的大爆发。离开这个根本点，对中国当年的事实，对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便不能正确地了解。

回顾一百多年前，为了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命运，这些先人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奋不顾身地起来顽强奋斗，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不能不使后人肃然起敬。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屹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辛亥革命时期的英雄形象，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不能简单地绝对地说它的一个方面，而忽略它的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所说：“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如果只看到它的一个方面而看不到它的另一方面，就是片面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先来谈谈它的胜利的方面、成功的方面，值得我们隆重纪念的方面。曾经亲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林伯渠，在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时写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同时中华民国的诞生也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民主。”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这是一个鲜明而中肯的评论。

具体地说，它的成果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把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打乱了。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几千年来都是如此，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秩序就乱了套。袁世凯的洪宪皇帝梦，不过百日便破灭流产。张勋扶溥仪复辟，倒得更快。从北洋军阀到南京政府，像是走马灯似地一个接着一个登场，都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自然便于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辛亥革命把历来被奉若神明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翻，建立起共和政体。中国这种政体建立后，制定了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法律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尽管“民国”只是一块招牌，国家主权并不真正“属于国民全体”，但有这块招牌和没有这块招牌还是有区别的，人们开始认为自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了。只要比较一下，甲午战败后的“公车上书”只是一百多个举人要通过都察院把他们变法维新的意见转呈皇上，还没有被递上去；而巴黎和会时为了山东问题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群众性五四爱国运动。相隔仅仅二十几年就有这样巨大的变化，也许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不大可能在这时出现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也曾参加中国同盟会的董必武写道：“民主运动已自辛亥革命开辟途径，不管途中有何阻碍，它必要达到目的，才会停止。”

第三，辛亥革命也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以前被称作“奉天承运”的“天子”。人们从小就被灌输“天地君亲师”的观念，仿佛它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打倒皇帝，一般人是想也不敢想的。如今，连皇帝都可以打倒，那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合理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能够打倒呢？亲身参加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种破除迷信的思想一旦深入人心，对不久后的五四运动以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起着摧陷廓清的作用。

前人的业绩，是后人不容遗忘的。

全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得极为迅猛。这是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必然产物。武昌起义枪声一响，革命烽火迅速传遍全国，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清朝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轰然倒塌，新生的共和国在一片欢呼声中诞生。

可是，透过表面上一派热烈景象，不难看到在它背后存在着严重危机。革命刚刚取得第一步的胜利，革命营垒内部立刻出现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景象。以富有反动政治经验的袁世凯为代表的旧社会势力，在形式上做了一点化装打扮后，以逼迫清皇帝退位为交换条件，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控制住局面，然后反扑过来，使革命党人遭受惨重的失败。

亲身经历过这段令人痛心岁月的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忆道：“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为什么辛亥革命不能巩固它的胜利反而陷于失败？从当时的先进分子方面来看，存在着三个根本的弱点：

一是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对中国的社会情况和各种社会力量没有正确的了解和分析，也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张。很多人把革命的目标几乎全集中在反对清王室上，认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因此，当清王室一宣布退位，民国的招牌挂了起来，许多人便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不需要再从事什么革命工作而陷于四分五裂或相互倾轧争斗。甚至认为只要袁世凯能逼迫清王室退位，就可以让他来当民国总统。等到袁世凯站稳了脚跟，控制住局面，立刻翻过脸来，对原革命党人进行镇压，革命便失败了。

二是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期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主要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会党、新军、华侨中做了一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中的不少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博得广泛的同情。因而，在武昌首义之后，革命得到各省响应，取得重大成功。但是，他们没有依靠并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同他们相脱离了。这样，革命党人便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当反动势力站稳了脚跟，反扑过来，他们没有力量抵抗，从而走向妥协或失败。

三是缺乏核心领导力量。当时革命党人成员复杂、组织松散，没有形成一个由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约束而组成的坚强核心力量，来带领人们前进，遇事难以始终同心协力，甚至互相争斗，更谈不上有正确有力的战略指导和统一行动，甚至不断发生自身内部的纠纷和争夺。当时就有“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说法。在具有较丰富反动政治经验的旧社会势力有计划地集中力量进攻下，便四分五裂，很快归于失败。

结果，令人惊心动魄的革命高潮只是一时的，革命中产生的政权又落到反动势力手里，人民依然生活在他们的统治下，革命并没有成功。

失败令人悲痛，但失败的教训也可以鼓舞人前进。林伯渠在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时还写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董必武也说：“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但它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进一步找到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

林伯渠、董必武两位都曾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亲身经历这一段历史的共产党人，他们的这些肺腑之言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人类历史从总体来说是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而且会不断赋予它以新的内容。这种变化并不是直线式的，在中间会有迟缓以至曲折，但这种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当条件具备时甚至会令人吃惊地加速表现出来。

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相隔不满十年，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惊天动地的变化？同样需要剖析这段时间里国际国内的情形，否则也不能明白它的缘由。

先说国际范围的变化。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世界舞台上发生了两件震动全球的大事：一件是爆发了以往从来没有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原来被视为西方文明中心的西欧，无论英国、法国、德国，留下的都是遍地疮痍。直接死于战争的军人达900万人，平民因各种原因死亡的更是不计其数。战争期间，大量的房屋、铁路、桥梁、工厂被摧毁，西方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天赋人权”在哪里？原来被描绘得像人间天堂的西方社会顿时失去了很多人心目中原有的光彩，不再把它看作向往的美好榜样。另一件更重要的是战争后期在俄罗斯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往遭人轻视的工农兵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活生生的事实，它在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前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现实的榜样。

整个国际形势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然极为重要，但它仍是外因。国际范围内的变化，是放在世界各国或各处面前共同的事物，但它在各国或各处引起的反应却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这是因为它们的内部状况各有不同。中国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考察，还是中国社会内部情况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社会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在近代却大大落后了。先进的中国人从来不甘心这种悲惨的处境，前仆后继地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它给人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带来的巨大影响没有消除。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着救国救民道路。但新的路子在哪里？人们一时并没有立刻找到答案，陷于巨大的失落和苦闷中。

中国的现状得不到改善，国家的处境反而一天天坏下去。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利强行转交给日本，国内许多旧社会势力沉渣泛起。中国上空又满布着黑暗的阴云。这一切，迫使许多爱国者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求新的未来。

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从对辛亥革命缺陷的反思开始的，它在中国思想界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它最初追求的目标是“个性解放”，这还没有跳出西方思想界的旧窠，以后就逐步发展到对社会改造的探索。的确，如果旧有的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对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就没有什么“个性解放”可言。这在中国思想界是一个根本性的飞跃。

五四爱国运动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爱国群众运动。吴玉章在《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中对这次运动写道，“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这不仅是吴玉章一个人的思想经历，也是当时中国许多先进分子的共同思想经历。

因此，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这是铁的事实。
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这个判断。我的理解，“开天辟地”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它由此开辟了一个以往从未有过的新天地；第二，既称为开辟新天地，那就不是局部性或一时性的变化，而是具有总体性、根本性和长期性意义的大变化。

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在中国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有着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能够发动并依靠最广大民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下层工农群众）齐心奋斗、并且形成由民众中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为核心所组成的政治力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要在中国这样幅员广阔、情况复杂的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把这里说到的三个条件同前面所说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三个重大缺陷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吸取辛亥革命失败教训并加以克服和改变的基础上跨出全新步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内年长的老一辈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朱德等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对创立中国共产党作出巨大贡献的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是重要革命团体岳王会的领导人，并担任独立后的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年轻些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也受到辛亥革命的很大影响，毛泽东在湖南起义后投身起义新军，当了四个月的列兵。他们都是从辛亥革命中打开眼界，提高了对救国和民主的认识，以后又看到辛亥革命的严重弱点，继续向前探索前进，成为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的。

路总是一步一步走的，这就是历史。后人总是以前人已经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再向前继续前进，又大大超越前人。但前人的历史功绩不容遗忘，因为没有昨天，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


辛亥革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里程碑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28 10:24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英雄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屈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展现了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孙中山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被称之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声”。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堕落的清朝政府，这是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的探索。可以说，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树立了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创造了历史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而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撼动了反动统治的根基，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人们集会、结社的权利，在法律意义上为政党的产生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民国初年，各种政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多达300余个，具有健全纲领或某一方面纲领者也多达35个。辛亥革命为民国初年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许多政党的创立，准备了环境条件，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辛亥革命涤荡了封建文化残余，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思潮的广泛涌入和传播创造了社会条件，从而打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渠道。辛亥革命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重要条件。辛亥革命锻炼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准备了人才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正是由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的革命分子和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最初几批党员中，具有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经历的人数约占三分之一。其中，一则是辛亥革命的直接亲历者，比如陈独秀、朱德、董必武、吴玉章等人作为同盟会会员，直接领导或者参加了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的实践淬炼和反思总结中走上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二则是辛亥革命的间接影响者，比如李大钊、蔡和森、何叔衡等人，通过大量涉猎进步书刊或者接受同盟会会员的精神启蒙，在辛亥革命的思想洗礼中民族意识、革命观念和理论信仰广泛觉醒，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共产主义者。

　　辛亥革命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华民族历尽千辛万苦探索出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辛亥革命创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辛亥革命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争取了短暂的“黄金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设立实业部、经济部，颁布有利于民族振兴的政策和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民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33年中华民国第一次工业普查，由刘大钧领导经济统计所的调查者们直接从工厂经理那里收集统计资料。1937年，刘大钧发表调查结果（除外资企业以外），记录了2435家中资工厂，总资本高达4.06亿余元，雇佣工人有49万余人。相比于清末民初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总资本增加了约3倍，充分体现了民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取得的瞩目成就。辛亥革命使中国的政体由封建君主制转向民主共和制，促进了人民民主意识高涨，推进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正式在中国确立，使“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这极大地提高了人民民主意识，表明中国社会迈出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另外，辛亥革命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开放，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大力革除封建陋习，提倡社会新风。比如废除“跪拜礼”，废除“大人”“老爷”等封建代称；废止奴婢，解放“贱民”；男子剪辫，女子放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等等。这些措施，使社会出现了生机勃勃之象，对改变社会风气产生了长远影响。虽然辛亥革命所探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为之后中国共产党走出一条与之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历史教训，积累了历史经验。

　　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了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正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锻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辛亥革命时期逐渐凸显与强化。

　　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杨度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过“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但是“中华民族”多意指“大汉族”。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与“民国”旨趣之自觉组合的词语形态，增强了国人对于“中华”一词的认同感，使得国人在考虑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时倾向于用“中华”的字样和符号。民国初年，各种以“中华”命名的组织和事物蓬勃兴起，如“中华书局”“中华银行”“中华革命党”等。此种用语习惯及运思导向，使得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应运而生，并且逐渐流行传播。这一时期，国人之所以能够转换思维意识，将“中华民族”视为民族共同体，而非清末的“大汉族”代称，实则源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即《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的，“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以及随后《临时约法》中进一步阐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在法律意义上确证了新建国家属于一个多民族国家，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的生成奠定了稳固的法理基础，同时增强了国人对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1919年，孙中山主动摈弃了“五族共和”的提法而正式代之以“中华民族”的概念，他提出，“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见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民族熔炉”思想的提出，既凸显了孙中山国家—民族同构的建国主旨，也更加有力地整合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激发了人们追求民族团结、国家兴盛、社会进步的爱国主义情结。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以社会变革为己任，主动承担起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民族复兴伟业。

　　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思想自觉提供了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历史发展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充满曲折和艰辛的。”奋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底色。

　　辛亥革命之前，处于封建社会体制机制下的“臣民”恪守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约而行动，他们长期被剥夺政治参与权利的事实使其对周围的社会环境和政治事务养成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心理以及奴性的依赖状态。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它不仅确证了国人从“臣民”向“人民”身份的转变，而且赋予了人民国家主人的身份，这就使人民的心态发生了变革。人民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提高了参与政治事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思想的觉醒从其参与政治事务的态度中可见一斑。1915年，北京爆发了抵制“二十一条”的外交运动，80万人口的北京城，仅一次大规模的集会，人数就有30万；而在天津，连续几次大规模的集会，每次都在10万人以上，而当时天津总人口也不过70万人。可以说，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对人民民主权利的确认，为促进中华民族思想从“自在”转向“自觉”提供了启蒙条件。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觉醒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思想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且矢志不渝地为之而奋斗。

　　辛亥革命为推动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8、19世纪之交，欧美国家相继完成产业革命，近代资本殖民主义势力随之兴起，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成为被殖民入侵和任人宰割的对象。辛亥革命的发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势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亚洲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对亚洲其他被压迫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0世纪初亚洲的觉醒是世界革命风暴的新源泉，它与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一起，揭开了世界革命的序幕。列宁曾经对以辛亥革命为主要标志的20世纪初期的亚洲觉醒评价道：“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开始，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初期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终究行不通。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实践表明，中国革命亟须在新的领导力量下探索新出路。辛亥革命爆发十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作为辛亥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孙中山先生遗志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坚强的领导者，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的牺牲、奋斗、创造，奠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深刻认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11-08 08:08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忠实继承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事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天，我们要深刻认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不断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斗争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人民在民族屈辱和历史沉沦中奋起抗争。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历史进入重大转折时期，辛亥革命应时应势爆发。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重要里程碑。辛亥革命发生前，中国社会各阶级和政治力量所进行的社会运动存在着一些共同缺陷，比如缺乏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阶级基础，缺乏明确系统的指导思想和先进合理的制度建构等。因此，它们或者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等，虽然持续多年但最终失败，或者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虽蓬勃兴起但迅速走向败亡，都没有探索出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相比之下，辛亥革命是一场有主义指导、有政党领导、有阶级基础、有制度建构的革命运动，它拉开了近代以来中国发生深刻社会变革的序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孙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过程中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创造。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标志。经历洋务运动以来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重要阶级基础，迫切需要表达自己政治意志的思想主张和理论指导。孙中山先生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及改良派思想等进行了激烈交锋和论战，系统阐述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成为指导辛亥革命的思想旗帜。三民主义的提出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也推动了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具有重要的思想创新意义。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创建了新的社会制度。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驱，痛感于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华民族的危难，果断告别渐进改良的方式，经过艰辛曲折的努力，终于以革命方式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具有重要的道路探索意义。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以新的政治制度维护了社会变革成果，具有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意义。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的建立广泛影响了亚洲和世界各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具有重要的世界性意义。同时，孙中山先生领导创立的同盟会这一具有现代政党意义的政治组织，为唤醒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精神，在一定时期内动员、组织和凝聚革命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具有重要的政治组织创新意义。

辛亥革命留下了宝贵精神遗产。辛亥革命广泛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使民主共和精神深入人心，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促进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在这场革命中接受精神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继续苦苦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孙中山先生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率先呼喊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成为激励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政权的精神动力，也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勇前进。辛亥革命所弘扬的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不畏强权的革命精神、反对专制的民主精神、舍生忘我的牺牲精神、愈挫愈勇的奋斗精神、胸怀大局的协作精神等，都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各种反动势力窃取，最终归于失败。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

指导思想方面，三民主义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民族主义具有狭隘性，只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而对帝国主义不加反对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民权主义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民生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其政治基础和制度范式并不会有根本改变。总之，三民主义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准确地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从而也就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就无法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

阶级基础方面，作为辛亥革命领导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阶级局限性。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面前，民族资产阶级缺乏革命的坚定性，不能真正担当起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没有真正组织和动员广大民众，这使得辛亥革命从根本上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政治制度方面，中华民国是照搬欧美模式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没有很好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主义的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基础。同时，同盟会在组织和思想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例如，没有明确的党纲党章，缺乏严密的政治纪律和组织原则，导致其在革命过程中就充满着内部冲突，难以形成领导核心，更无法凝聚起广大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因此，辛亥革命果实很快就遭到窃取，民主共和制度在帝制复辟和军阀混战下处于危机之中，中华民族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振兴中华的梦想归于支离破碎，中国人民又陷入彷徨之中。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力量

受制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起落兴衰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没有科学思想的指引和先进政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难以摆脱精神上的被动，难以摆脱一盘散沙局面，从而也就难以上升为自觉的历史主体，形成强大的历史合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难以实现。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就接过历史接力棒，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从而使我们党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定拥护和信赖，能够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忠实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事业，使他们的夙愿一步步成为现实，而且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断推向前进，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创造了更为伟大的历史功绩。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领导力量。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确保自身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力量。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和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