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简介

于幼军，男，汉族，1953年1月出生，江苏省丰县人，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学位，1971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工作后历任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期间1980年9月至1985年7月在华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大学本科函授学习)；
1986年8月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1986年11月，任广州市东山区委书记；
1990年3月任广州市天河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2年11月任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1993年3月，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
1994年8月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期间1993年3月至1995年8月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学习，1996年9月至1999年6月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
2000年4月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深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0年6月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3年5月任湖南省委副书记；
2003年6月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
2005年7月8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于幼军为山西省副省长、山西省代理省长。
2006年1月在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举为山西省省长。
2007年9月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接受于幼军因工作变动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
2007年8月至2008年9月，于幼军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2011年，于幼军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2015年1月退休。
2020年11月至今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顾问

《于幼军的从政之旅》

于幼军，1953年生于江苏丰县，于幼军的求学之路与文学爱好息息相关。他热爱阅读，更热衷于文字的创作。18岁时，于幼军开始在广州的109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尽管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但由于学识渊博，讲课出神入化，很快赢得了学生的喜爱。

时间的推移，于幼军的才华引起了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1975年，他受聘于越秀区教育局，正式步入体制内。这个时期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开端，同时也是他与黎元江合著《社会主义五百年》的时期。

这本书独辟蹊径，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演绎社会主义运动史，不仅具备了丰富的知识性，还融入了趣味性，一经问世，便引发了热议。从宣传的角度看，这本书几乎可以作为对社会主义的扫盲教材。于幼军在宣传领域展现出的深厚文化底蕴，使得在他的领导下，《广州日报》、《南方周末》等地方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声名鹊起。

1986年，于幼军已经担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与其他三位年龄相仿的文化界人士被誉为广东政府部门宣传口的“四大才子”。他在这一时期展现出的出色领导才能，使得广东的新闻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然而，政治生涯的曲折并未在此终结。2006年，于幼军接任山西省省长一职，这对他而言是一次空前的考验。煤炭产区的棚户改造成为困扰无数政府官员的难题。在他上任没多久，他亲自前往条件最艰苦的大同矿区进行考察。坐在公务车上，远远看见山坡上低矮破烂的石棉瓦棚子，触目惊心。不顾陪同人员的劝阻，于幼军执意要步行进入，走访每一户人家。

在一户人家里，他坐在既当床铺又当餐桌的木板上，眼前的贫困场景让他痛心疾首。这一幕勾起了他父亲老红军在战争年代里的回忆。建国已经半个多世纪，竟然还有工人阶级生活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深感责任重大，要求立即整改。省、市政府出资，差额由企业填补，确保每个矿工家庭只要花上几万块就能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这一决策，让山西的百姓对于幼军念念不忘，为他的决心和担当点赞。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黑砖窑”事件的曝光，于幼军因此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面对这样的处分，他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委屈。身为山西省的省长，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他理应为此负责。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于幼军并没有闲着，他将多余的精力转移到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创作上。距离前作已过去了20多年，社会变革，问题解决的方法需要不断更新。在这段时间里，他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专心致志地沉浸在图书馆的创作之中。这段时间的创作，让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好像完成了一次人生的充电。

随后，于幼军调任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为国家重大工程贡献自己的智慧。他在这个岗位上勤勉工作了4年，期间亲自走访各地，关心工程的推进。然而，对于于幼军而言，这或许是一段宁静的时光。他并没有沉湎于职务的权力，而是选择在这个时期停下脚步。他决定将《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稿费，整整160万，全部捐赠给山西的矿区，用于修建社区文化中心。

这一举动让人看到了于幼军作为文化人的一面。他的退休并非停滞不前，而是一次有深意的告别。身为文学家的他，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用自己的努力为改善山西百姓的生活贡献了一份力量。

于幼军的人生历程充满了波澜，从教育领域的开端，到政治生涯的高峰，再到面临困境时的坚韧和决断，每一步都凝聚着他对社会、对人民的深厚情感。通过他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为人民、为社会付出的政治家，也看到了一个不平凡而又充实的人生。在他的身上，我们找到了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信仰，找到了对人民苦难的感同身受，更找到了一份深刻的文化情怀。

山西前省长于幼军讲述曾经的“经历”及退休生活

于幼军曾在湖南任过职，“湘评君”对他印象深刻。
退休后，于幼军一直忙着读书、写书。

近日，于幼军在深圳家中接受新京报专访，讲述曾经的“深圳经历”，及退休生活等。

于幼军出生于1953年1月，教师出身，后从政。曾长期任职广州，后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任深圳市长；2003年5月，他调任湖南省委副书记，2005年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次年1月当选为山西省长；2007年8月至2008年9月，于幼军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2011年，于幼军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2015年1月退休。

问：2000年4月，你任深圳市长后，提出增创深圳发展新优势的思路，深深地影响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当时这个工作思路是如何形成的？
于幼军：我接任深圳市长时，深圳经过20多年建设发展，已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当时在投资发展环境方面确实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比如，城市交通体系需进一步完善，交通承载能力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大气、河流污染治理亟待加强；政府各种收费庞杂，企业运营成本较高；政府服务效率和水平与企业、市民期待差距较大，基层和企业抱有怨言等等。
2002年3月我在市政府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把新形势下深圳要增创四个方面新优势的思路和盘托出：
一是正确把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倡导全市干部群众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拓宽发展思路。
二是加快推进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机制的改革和创新的步伐，尽快建立起符合经济全球化与科技进步要求、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争取确立“入世”的先行优势，以体制机制新优势为深圳加快发展提供支撑保障。
三是进一步优化全市投资发展环境，尤其是法制建设先行、政府依法高效行政、市场秩序良好等软环境。
四是扎实推进全市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全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省全国率先实现产业转型。
我还在这次大会上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形势下，只要深圳自己不放弃努力，谁也不能抛弃深圳！
现在回过头来看，深圳自觉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比广东全省和全国早了十多年，为深圳加速发展把握了先机，赢得了主动。

问：说到“谁也不能抛弃深圳”，不得不提网友“我为伊狂”的1.8万字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当时你力排众议与作者呙中校对话，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于幼军：该文在网上刊出当晚，我就看到了，第二天又阅读了两三遍。当时，市里一些同志认为这篇文章作者“唱衰”深圳，不要理睬他；有人甚至提出要反击。我反复思考，觉得作者写此文是出于对深圳何去何从的关心和担忧，爱之深、责之切啊。虽然作者受了解情况所限，言辞有偏激不实之处，但并非刻意抹黑“唱衰”深圳，不必苛责。
呙中校在文章中指出了几个方面问题，称深圳正在被抛弃，风光不再。世纪之交的深圳，真的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停留在原有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上，需要思考怎么办、往哪里走的问题。
虽是一家之言，但他做了很多调查和思考，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为什么不好好谈一谈、听听他的意见呢？这对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我决定约呙中校见面对话。
2003年1月19日，我在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在广东大厦约见了呙中校，谈了两个半小时。我们沟通得很好，他提的那些问题，我都记在本子上，写进了调研提纲，在后来政府工作中继续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

问：现在回过头来看，你怎么看这次对话对深圳发展的影响？
于幼军：这是一个问政于民的事情。我们经常说走群众路线、听群众意见，要科学民主决策，就算有些话偏激、措辞严厉，重了一些，但他的出发点还是为了深圳好。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封信对新世纪转折中的深圳来说，从原来享受特殊政策、依赖‘吃政策偏饭’，到依靠自己真功夫、真本事去开创建设发展新局面，起到了催化剂作用。

问: 你任市长时，深圳曾在全国监察系统率先设立行政效能监察室，下决心把严重行政不作为的干部免职。当时阻力大吗？
于幼军：阻力肯定有。当时一批就罢免了几十个干部，有些同志认为他们是工作中的失误，不是犯罪，不是道德或纪律问题，为什么处分这么重，要免职甚至撤职？被处分的当然也不服气，认为这样的事情很多，为何拿我“开刀”呢？我也收到一些来信，一些老同志出来说话。我说，市委市政府已定下的事情不能改。
第一，作为政府公务员、领导干部，理应履行自己的职责，你没有做到，追究失职渎职责任为什么不行？
第二，中央当时提出要实行问责制，责任没履行被问责有什么错？
第三，当时公开办事措施、向社会承诺的办事时限，都是经过讨论同意的，按这些条文追究为什么不行呢？
这样一下子全市就紧张起来，再也不敢怠慢。大家拿着审批项目清单，什么时间插手、什么时间办妥送出、是谁办理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个环节都明确了责任人，哪个环节出问题就问责谁，就像商鞅变法当年“徙木取信”，说到做到。如果说了不做到，就又成为一纸废文，谁会执行呢？

问：很多人说你是一个敢于打破“潜规则”的人。你怎么评价？
于幼军：我并非存心这么做，我只是凭着自己的良知去行事，凭着执政为民这个理念在从政，没有过多考虑所谓的“潜规则”。良知告诉我、我的从政理念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问：你具体的从政理念是什么？
于幼军：我任深圳市长时说过一句话，“敬民如父母”。
2003年5月，我50岁时到湖南任职，第一次与干部见面，很坦然地告诉大家，“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认为天命是客观规律，天命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知天命就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遵从人民的意愿、维护人民的利益去行政。”
2006年1月，我当选山西省长，我在省人大会上表态说，“站起来当伞，要为百姓遮挡风雨；俯下身做牛，为人民鞠躬尽瘁”。把与人民利益关系密切的程度，作为政府工作轻重缓急安排的依据。为地区发展，殚精竭虑；为百姓谋利，鞠躬尽瘁。 这就是我的从政理念。
十多年前，朱镕基总理给我说了一句话，“幼军啊，我们要记住一点，人民至上！”这句话对我影响至深。做官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真正体现中国人民的利益至上。

问：你曾说，“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在人生低谷时，读书如何帮你走出困境？
于幼军：2008年我被免职后，一头扎进了国家图书馆，读书、写书。早上按时间去图书馆，中午在图书馆午休，晚上六七点才回家，节假日我也天天在。图书馆长给我开玩笑，我比他的出勤率还高。
当时职务撤销了，什么也没有了。我当然有痛苦、感到难受，但扪心自问，我可以坦坦荡荡。那就读书、写作去吧，不想它了。
人们说读书有多种功能，我体悟到读书还可以疗伤治病。我进入读书的状态，确实把不愉快的事情全丢掉了，埋头专注于我要思考的问题，深耕下去。这对我疗伤治病很有帮助，否则没有精神寄托，容易胡思乱想。
后来心理学教授对我说，你这是转移治疗法。这期间我能够正常吃饭、睡觉、读书，过简单的生活，就这样挺过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两年多后，中央安排我到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工作。

问：退休后的生活是怎样的？
于幼军：现在以调养身体为主，每天散散步、读读书、听听音乐，也写一点东西。 亲友们劝我，退休了，已经解甲归田了，好好休息。但我的血液里渗透着家国情怀，无论何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想那些事情，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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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山西三晋律师集团事务所 郭耀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