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简历

成思危（1935年6月— ），湖南湘乡人，民建成员，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华东理工大学名誉校长，博士生导师。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其父为台湾世新大学创办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成舍我。

成思危 - 简介
成思危，现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名誉校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南开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化工系统工程、软科学及管理科学，近年来致力于运用复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努力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已出版独著的专著7部，作为主编及第一作者的专著18部，在有关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近300篇。

成思危 - 社会职位
1951年至1952年广州南方大学工人学院学习政治理论，后任广东省总工会组织部科员，广州珠江区“五反”指挥部民船业分队长。
1952年至1956年华南工学院无机专业、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专业学习。
1956年至1958年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技术员。
1958年至1973年化工部华北设计研究分院、天津化工研究院技术员、专题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
1973年至1981年石化部石油化工科研院技术员、化工部科研总院（科技局）化工一处、无机化工处工程师。
1981年至1984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84年至1988年化工部科技局工程师、总工程师。
1988年至1993年化工部科研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1993年至1994年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兼科研总院总工程师。
1994年至1997年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民建中央主席（1996年12月）。
1997年至1998年民建中央主席。
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04年12月再次当选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增选为常务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成思危 - 个人经历
成思危的父亲成舍我是中国报业杰出的开拓者，他从小就因为家庭的影响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1951年，成思危受到新中国建设高潮的感召，怀着满腔热忱，瞒着父亲回到内地。成思危将这视作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而他的第二个人生转折点是1981年赴美留学。当时已在化工部担任重要专业职务的成思危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原专业，选择了学习管理。这拓宽了成思危的专业领域，他从一名化工专家转换为一名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学者。

从青春报国到技术报国再到管理报国，成思危的前两大转折点为他从政报国写下了伏笔。从198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心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的成思危认真地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这引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注意，也成就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三次转折。

成思危 - 赴台湾参访
继许嘉璐、彭佩云后，又一位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将于2009年6月2日访问台湾。成思危18年前在父亲病危及过世后曾两度赴台，其后因身居要职被台湾当局拒绝来台。

成思危此行是应台湾世新大学邀请，出席两岸如何因应金融海啸学术研讨会，将在会上发表专题演讲。在台湾参访期间，成思危将到成舍我夫妻坟前祭拜。现年七十四岁的成思危（2009年），曾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大陆最早获得MBA学位的学者之一。

成思危 - 相关书籍
1）《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第一集）出版于2001年
2）《成思危论金融改革》出版于2006年底
3）《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第二集）出版于2008年3月
4）《成思危论风险投资》出版于2008年3月


成思危：论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
2010-10-08 19:41:43 来源：管理观察 浏览：7736次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管理科学文摘》编者按：如何从理论高度认识和提升中国100家成功企业案例，2002年10月9日，本刊召开成思危管理访谈恳谈会，成思危副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管理科学文摘》杂志的独家管理访谈，并接见了《管理科学文摘》编辑部的全体同志。
　　会议由朱鲜莉同志主持。杂志社主编就当前管理科学的几个重大问题采访了成思危副委员长。出席这次管理访谈的还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铁道部等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

　　一、关于如何认识和理解以国家新时期管理思想问题

　　主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对管理工作十分重视，1994年江泽民在视察天津时曾指出，“加强科学管理，是企业固本治标大计”。1996年，朱镕基总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上又强调指出：“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新时期管理思想？当前，总结和研究新时期管理思想对深入贯彻“三个代表”具有哪些作用？它对大力推进我国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具有什么现实意义？
　　成思危：我从美国学习管理回来以后，一直从事软科学方面的研究和管理科学方面的研究。1996年以后由于工作关系，与中央领导接触比较多。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新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管理思想上有这么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对管理非常重视，管理科学在党和国家改革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天津时指出，“加强科学管理，是企业固本治标的大计”；朱镕基同志在自然科学基金会成立十周年建立管理科学部时，提出：管理科学、管理教育是兴国之道。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十五计划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有一句话：“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推动管理科学的发展’。在我的记忆里，把管理科学的发展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这还是第一次。这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管理确实是非常重视的，把管理提高到兴国之道这样的地位。
　　第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管理的实践问题，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的管理要紧密结合中国的情况，但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我认为，第三代领导人最重要的管理思想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分析和处理一些重大问题。
　　第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与时俱进。管理是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管理的对象是非常具体的，所以管理必须结合实际情况，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所以江总书记在纪念党的80周年的时候，特别强调“与时俱进”。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就是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既要继承又要发展，只讲继承不讲发展那就是教条主义；只讲发展而不讲继承就成了实用主义。所以我觉得江总书记提出‘与时俱进’，就是很好地处理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管理上也一样，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以前的好的成熟的东西，又要根据实际客观的情况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管理科学新的理论和方法。
　　第四，强调管理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在国际管理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也走过一段弯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军事发展的需要，运筹学发展很快，以运筹学为主的管理科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一直到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初我到美国学习的时候，还基本上把运筹学和管理学相提并论。当时我们学管理科学（Manage Science），基本上就是运筹学。但是实践证明，单靠数学为基础的运筹学是解决不了管理问题的，因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人的因素不是简单可以用数学来描述的。所以我曾经提出管理科学的三大基础，管理科学是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交叉融合。只有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推动管理科学的发展。所以我很赞成朱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中所说的上述那一句话，一定要促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才能够真正推动管理科学的发展。我注意到江总书记到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视察工作时，也非常强调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作用。我觉得在中国认识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的人比较多，但真正对社会科学的认识，相对来看还是比较薄弱的。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我认为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所以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提出这样的指导思想，我觉得对推动今后管理科学的进步一定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试论科学的融合’，就是说一定要在哲学的指导下，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四大类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推动科学（包括管理科学）的发展。

　　管理科学在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
　　首先，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方面来看，虽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力由三部分组成，那就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但我认为，单靠这三个因素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管理。管理可以说是生产力中的软件，只有通过管理，才能把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三种要素有机地组合起来，实现优化配置，来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看，应该说管理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其次，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看，也体现在管理科学和管理的实践中。管理实际上很大的工作量是对人的管理，所以在管理发展的历程上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经验管理阶段，就是管理者通过他的经验来进行管理；
第二阶段是科学管理。科学管理就是利用数学的方法，用计算机作为辅助手段来推行管理。如质量管理方面，我们国内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学习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强调PDCA循环，强调全员的、全面的、全程的质量管理。进入8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管理应进入
第三阶段，那就是文化管理阶段。所谓文化管理，就是在企业中培养企业文化，使职工树立共同的价值观，通过这些价值观、道德观来加强管理。当然，这三个管理阶段是相互联系的，我们既要有经验管理，又要有科学管理，更重要的是要有文化管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影响着人们价值观的形成，那么怎么样用中国的先进文化来培养中国的职工树立新的价值观、道德观呢？这就是管理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此外，还要用先进的文化来提高管理水平。
最后，从管理目标来看，管理的最终目标是要提高效率和效益，这也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觉得管理在贯彻“三个代表’思想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关于管理科学在国家重大经济决策中的作用及建设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

　　主编：1992年10月，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年来，我国市场经济新秩序已初步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治理通货膨胀，化解金融风险，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入世参与国际竞争等重大决策。我们怎么从更深的背景上去认识这些重大决策？这些重大决策对振兴中国管理科学有什么作用？近10年来，我国已经在宏现经济管理、行业垂直监督管理以及企业质量与效益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都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这是不是标志着我国国家经济管理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当前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管理方面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成思危：邓小平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十四大，确立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目标。那么怎么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一设想，应该说解决了很久以来许多政治家们遇到的最大的矛盾：效益与公平之间的平衡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效益和公平之间的平衡问题。我个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来追求经济的高效率。应该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能够取得比较高的效率，我国的实践和西方的经济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学习国外在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一些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法，例如股份制、股份公司、股票市场，等等。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保障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因此我们要推行依法治国，注意在效益和公平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即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例如虽然在沿海地区投资的收益比西部要高，但是我们还要搞西部大开发，这不仅是要注意国家的均衡发展问题，也是要注意缩小东部与西部的差距，提高西部人民的福利。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虑宏观管理问题，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做出决策。
　　我个人认为，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政策，也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政策，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有有利及不利的方面。例如加入WTO，也是有利有弊的，关键是看利是不是大于弊。又如人民币不贬值这个决策，当时做出这样的决策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当时东南亚遇到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纷纷将其货币贬值，以提高出口商品的效力，我们如果不贬值，对出口可能有影响。但我们如果将人民币贬值，就会造成新一轮的恶性竞争，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当时中央决定人民币不贬值。像这类问题，都是在权衡利弊之后来做出决策的，这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我还认为，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政策，任何政策都要根据当时情况的发展来不断地改变，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比如我们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收紧了银根，就是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也采取了比较收缩的财政政策，这在当时治理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货膨胀率降低以后，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这时就要考虑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拉动内需，同时在货币政策上适当放松银根。
所以任何一种政策都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来权衡利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来与时俱进。我认为这也体现了中央领导驾驭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的能力。当然，根据决策科学理论来说，任何一个决策都不能说是十分完美的，十分完美的决策就像绝对真理一样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决策可以达到满意的程度。所以我认为从这些年中央决策来看，基本上达到了满意的程度，这一点就很不简单。今后还要不断迎接新的挑战和解决新的问题。
　　当然也不可能说在任何决策上都没有失误，这也是不现实的。有失误不要紧，只要及时纠正就可以了。例如国有股减持的目的是通过出售一部分国有股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应当说动机是好的，但在定价上由于采取了市场价格，使得投资者有意见，与其他因素一起造成了股市的下跌。由于纠正及时，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我们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应该说我们广大的干部，包括我们企业的经营者，都有不少需要学习的东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法制经济，
首先要有法可依。市场经济的立法，包括规范市场基本关系的法律，例如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例如合同法、信托法等；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例如反垄断法、反倾销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无法可依是很难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前这三方面的法律正在不断建立，但是还不够完善。
其次是有法必依，使广大干部树立依法行政的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应该说广大干部的法律观念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个别地方还存在着以权代法的现象。要不断加强法律观念教育，要使干部认识到他们手中的公共权利是从哪里来的。公共权利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他们的，他必须有公仆意识，这一点我觉得还需要进行长期的教育。
第三，干部的政治责任心，历史使命感，也非常重要。因为掌握了公共权利的一方就是强势的一方，公共权运用得好，就是为社会的发展和为人民的福利做出很大的贡献，运用得不好，就会产生负面作用。这也体现了干部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方面也是需要加强教育的。
第四是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决策能力。我们有的同志有责任感，也非常愿意搞好工作，但政策水平跟不上，有些‘土’政策在推出的当时看起来是有利的，但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例如有些地方上做出的一些决定，由于眼光短浅等原因，反而把投资者给吓跑了，甚至把一些好的企业给搞跨了。在一定意义上讲，管理就是决策，因此决策的能力和水平非常重要。例如有的地方打算建葡萄酒厂，厂还没有建，干部就让农民种葡萄，结果农民种了葡萄，厂还没有建起来，最后只好拔掉葡萄树，因为做酒的葡萄是不适合食用的。可第二年干部还要农民种，我去看的时候农民就说：成熟后不知道是不是又要全部拔掉。这就是决策水平的问题。
　　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我还是觉得任重道远。需要加强对广大干部的法治教育、政治责任心教育、政策水平和决策能力的教育，对这个问题不能估计过于简单。

　　三、关于中西管理比较的问题

　　主编：据了解，您正在主持和研究“世界500强管理经验”，并让更多的中国企业从中借鉴和受益。西方最新管理理论和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中国企业和世界500强企业相比在管理上有哪些差距？中国企业在管理方面要向世界500强学什么？
　　成思危：我们应该承认，管理科学在中国真正的发展也不过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旧中国时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那时有些大学虽然有管理系，但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争取民族的独立，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可能在发展管理科学上下很大的功夫。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主要是学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苏联的管理有一定的特色和经验，但与主流的管理科学相差比较远。我国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接触一些西方的管理科学，才真正开始系统地学习管理科学方面的理论，并以此研究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所以说历史不长。但是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这20多年来我们在推动管理科学的发展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一方面，我国的高等院校，以及中国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不断努力将西方的管理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广大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不断总结他们的经验。虽然他们的经验还没有完全上升到理论高度，但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为真正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理论准备了条件。
　　我现在认为，还不能说已经创造了自己的管理理论，比如中国一些著名的企业家演讲，他们写的文章我也看了，我认是很好的资料，但是要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现在对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要看到成绩，另一方面不可估价过高。我们还要继续研究西方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因为他们的市场经济比我们发展得早得多，在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再加上他们在管理科学理论上的研究历来是投入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方面有不少东西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从泰勒开始也是经过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泰勒为代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间，主要是提高工效，把人当做活的劳动机器，来研究怎么样节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工效，泰勒制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追求提高工效。到20世纪30年代，有的学者感到人的因素非常重要，所以就开始研究在管理中人的行为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研究用数学、运筹学的方法优化配置资源的科学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80年代，西方管理科学曾诞生过11个学派，那是百花齐放的时期。由于计算机和行为科学的进展，管理科学就从单纯用数学工具转变为与行为科学、信息科学等结合起来，这样更好地提高了管理的效率，所以他们的发展道路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的。
　　从现在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来看，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管理是把运筹学、信息科学和行为科学综合起来，提高管理的有效性。例如从亚运村开车到天安门，怎么走路最近？在管理科学上，运筹学是有一整套算法的，叫最短路径算法，可算出最短路线，但这样算出的路线在实践上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这条路上堵车的话，在这条路上花的时间可能更长，而且因为老刹车，油耗还会增加，所以应当通过广播，把路况告诉每个司机，这样有了路况信息，就可以更好地选择道路。现在已经这样做了，开车的司机都知道，交通台告诉你哪儿堵车哪儿不堵车。但行为科学家认为即使各个司机获得的信息是相同的，但他们的择路行为也是不同的。因为一个有经验的司机知道哪个地方堵车是暂时的，哪里一堵就很长时间也通不了。这就说明要把数学、运筹学、信息学、行为学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出有效的管理决策。我认为西方非常重视行为科学，包括在金融方面，现在也出现了行为金融学学派，就是研究在股市等方面人们为什么会有跟风等行为。人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有他的特点，人的行为不是千篇一律的，所以不研究人的行为是不行的。
　　第二个特点是：非常重视战略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相对我们来说是比较薄弱的。因为以前计划体制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国家下达的计划执行就可以了，不需要研究什么战略。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要真正能做到独立经营、自主决策，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瞻望企业的发展，战略研究就非常重要。企业的战略研究包括战略的拟定和战略的实施两个方面。
　　在拟定时，首先要拟定战略目标。这里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是增长和赢利之间的平衡。在我参观一些企业时，其负责人多半是说我的目标几年之内产量和销售量增加多少，进入中国的前多少名。仅仅以此作为战略目标是很不够的。如果销售量增长很快，但没有利润，那是不够实在的。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日本和韩国的企业会遇到很大困难？就是因为偏重于增长而不看重赢利性。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1996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收益率为2.90%，其中美国有162家，平均收益率为6.10％；英国有34家，平均收益率为7.22%；德国有41家，平均收益率为2.36%；日本有126家，平均收益率为1.23％；韩国有13家，平均收益率只有0.77％。1997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收益率提高到3.20%，但其中的112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收益率却降低到0.52%，韩国的12家企业的平均收益率更降低到只有0.33％。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和韩国的大企业过分地注重扩张，过分地注重增长速度，而对利润重视不够。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由于这些企业本身的赢利能力不够，又借了很多债，就容易受到冲击，反过来也会使危机加深。
第二是短期的运营利润与长期的价值增值之间的平衡。我国在以前搞承包制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承包制通常以三年为期，容易引发短期行为，用俗话说经营管理者就是只种草不种树。种草长得快，但种树三年还长不大，承包期就到了。所以有很多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去搞根本性的工作，不重视研究开发企业的基本建设，而是搞一些急功近利的事情。有些承包者甚至还牺牲企业的长远利益来增大承包期内的效益。因此在企业的短期利润和企业所有者的长远利益之间也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平衡。
第三是企业自身利益与顾客利益之间的平衡。一个企业如果只管自身的利益而不管顾客的利益，这个企业是难以长期存在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顾客手中的钞票就相当于一张选票，他买你的产品就是相当于投这个企业的赞成票。如果一个企业不考虑顾客的利益，顾客就不会支持这个企业，这个企业也就难以长期存在下去。因此很多国外的企业都非常注意与顾客的关系，现在所谓推行的CRM（顾客关系管理）已经成为非常热门的话题。第四是企业自身发展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因为社会上很多人都可能是一个企业潜在的顾客，企业如果不考虑对社会的贡献，例如企业不关心所在的社区的就业问题，污染周围的环境等，就不会受到社会的支持，这样企业也难以长期存在。
综上所述，在企业的战略目标中，不但要有短期经营目标，更要有长期经营目标，还要有顾客满意度的目标和社会支持率的目标。我们很多企业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由此可见研究战略非常重要。当然在确定战略目标时，一方面要根据需要，另一方面要看可能性。确定目标以后再制订实施的措施，以分步达到战略目标。
　　第三个特点是重视组织管理。一个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对其自下而上和发展至关重要。从亚当•斯密强调分工论开始，企业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例如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把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分成8772个工序，这样形成的组织形式必然是金字塔式的，在结构上必然要有很多层次。
但是层次多也造成许多问题，一是使劳动者不关心全局，没有创新精神。因为他每天在生产线上都是重复同一单调的操作，比如说他负责拧螺丝钉就是拧螺丝钉，他怎么会关心全局、怎么会创新呢？二是层次多了，信息的传递就必然受到影响，甚至会有失真。上面有个很好的规定，传到下面可能就走样了，三是层次多后，部门和部门界限分明，但又肯定要相互联系，扯皮现象和不一致的问题就会发生。有时在这个部门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那个部门看来可能不重要，所以凡事都是在部门的界面上产生。由此可见，这样的组织形式不能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发挥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扬创新精神。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当然要有各种激励的机制，另一方面就是组织结构上要扁平化。以前在管理科学中有一个控制幅度法则，一个领导最多只能管3至9个下属，太多了会管不过来。但现在有了计算机辅助后，一个领导可以管到20多个人，这就为组织扁平化创造了条件。此外，要鼓励创新精神就要有各种新型的组织存在，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会造成没有边界的固定组织、半自治式的组织，等等。因此从组织形式来看，西方已经发展到了趋向灵活的、应变的组织管理，而不是坚持过去的金字塔式的管理。
　　第四个特点就是竞争合作理论。过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只讲竞争不讲合作，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多占领市场，似乎非要把竞争对手压倒在地，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但新的管理思想认为，竞争是必要的，但合作也是必要的。因为企业之间通过合作，建立企业联盟，把市场作大，尽管仍然有竞争，但每个企业也取得了发展。而如果企业在某一个领域中竞争能力不强，那就趁早离开这个领域。所以现在非常强调企业的核心能力（另一种说法为核心竞争力）。就是说企业要想长期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有核心能力。核心能力就是树根，要不断吸取各种养份，使企业这棵树枝繁叶茂。所以现在国外企业的兼并和重组那么频繁，应该说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增加它的核心竞争力。我认为中国企业都要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做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趁早转向。如果非要硬着头皮做下去，可能短期会获利，但长期来看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在国内不能领先，国际上不能达到一流水平，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就很难长期生存下去。与其勉强维持，还不如赶快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新的增长点，新的赢利点。所以我认为21世纪的企业管理，上述几个方面都很重要，当然我可能说得还不够全面。

　　四、关于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管理本土化）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主编：我们大家都知道，您是80年代我国最早念MBA的。您对解决洋案例在中国水土不服，实现MBA本土化问题非常重视。据了解，您在1999年亲自作序的《中国企业管理科学案例库全集》新成果发布会上指出，要拯救中国的MBA，并严肃地提出：如果是一糊眼老师，加二糊眼的学生，加上外国的课本，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三糊眼，在中国是没用的。您认为，我们怎样才能解决洋案例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实现MBA的本土化？
　　成思危：我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较早时期去美国学习管理的，并取得了MBA学位。应该说，近几年中国的MBA教育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因为管理是一门科学，同样需要学习和研究。并不是说当了领导就自然懂得管理，而是当了领导更需要掌握管理科学的基本知识。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管理本身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过程中科学规律的科学，但另一方面管理也有艺术运用之妙，这一点绝对不能忽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读了MBA就懂管理了，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读了MBA可以说你懂得一些管理科学的知识，但你不一定就会管理企业，因为管理好企业有很多艺术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同样在美国，同样在汽车行业，美国20世纪有三位杰出的人物，一个是亨利•福特，提倡分工论，把流水线分工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分成8772个工序。第二个是通用汽车的斯隆，他的管理风格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人，他在组织和用人方面创造了很多好的思想，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学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去世时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句话：“这里埋葬的是斯隆，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发现比他更能干的人。”第三个杰出的管理者是艾科卡，他是在克莱斯勒公司濒于破产倒闭的时候出来挽救了该公司。有些美国人认为他是企业管理界的英雄。他的管理应该说是着重于战略，着重于市场，所以即使同样在美国，同样在汽车行业，不同的人还是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因此我在“世界500强丛书”中特别强调这一点，这就说明管理的艺术性，艺术这方面不是你在MBA课堂能学到的。
　　第二，学习MBA一定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西方管理理论，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消化、吸收、运用这些理论。适合我们需要的就发展，不适合我们需要的就放弃。其实美国也是这样做的。在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的汽车工业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日本占领了一大部分美国市场，当时美国有人惊呼日本人“厉害”，自然就非常重视研究日本的经验。当时我正在美国学习，我所在学校的一位叫大内的教授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Z理论》，就是说美国企业应向日本企业学什么，介绍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但是美国企业向日本企业学来的一些管理方式却难以应用，比如日本企业上班要升社旗唱社歌，日本的百货公司在开门前，总经理带着职工在门口迎接顾客，顾客进来一个九十度鞠躬，并向顾客问早安。这些都是日本的习惯，美国没有这样的习惯。日本企业老板到车间去和工人聊聊天，问问家常什么的，或者祝你生日快乐等；美国习惯一般是不问隐私的，因为问不好可能会影响关系，因此美国老板到车间去一般不问私事，最多就是谈论昨天晚上那场橄榄球挺精彩。这说明国情不同，文化不同，决不能够照搬别人的管理方法。中国也是这样，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管理。我们需要消化吸收外国的管理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所以我非常主张研究中国的案例，要从中国的案例中总结经验，再进一步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管理科学的理论。
　　第三，我认为中国的MBA教育的教学内容还主要是搬西方的，这在开始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一定要重视中国特色。有些课程在中国的MBA中应该研究，比如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孙子等都有很好的管理思想，要很好地认真研究。另外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我们的MBA课中应该包括进去。因为国外的市场经济与国内的是不一样的，光讲国外的市场经济如何如何是不够的，还应当使中国的MBA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第四，管理科学与经济科学不同之处在于，经济科学研究的是理想模式，以及这种模式为什么是最好的，即研究的是WHAT和WHY的问题；管理科学研究的是如何从当前的状况达到理想的状况，也就是研究怎么走，如何做的问题，即研究的是HOW的问题。所以重要的就是要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一步一步走到理想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个路径依存的作用，像下象棋一样，你走了第一步，后面几步都会受到第一步的影响。
　　研究管理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实施的问题，这在MBA课程中讲的还是不够。在此我想再次强调，MBA要想搞好，第一要有高素质的老师，这些老师应该比较精通现代的管理理论，如果你自己都昏昏然，怎么能使人昭昭然呢？第二是学生，我不主张大学一毕业就来念MBA，现在规定有二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能念MBA。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没有社会实践，读了MBA后就以为自己懂得管理，到企业中指手划脚，多半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第三是教材，现在许多学校的MBA教材是直接用的英文教材，我觉得对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直接吸收西方的管理科学是必要的，有条件可以这样做。但另一方面，也要编一些适合中国情况的管理教材，完全用国外的英文教材而不结合中国的情况，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我看也是有缺陷的。第四是学制，学制上我觉得MBA一般应有两年的学制，要修够必要的学分才能毕业。现在有的速成班一年就可以拿到学位，我认为是不合适的。此外就是除正规的MBA外，可以有业余的MBA,就是EMBA。为了企业的需要，也可以办一些所谓单科的MBA课程。国外有这样的办法，就是把老师请到企业去集中讲几天课，讲完后通过考试，可以给学分的证明，学分积累够了，经过最后认定，也可以授予MBA学位。我觉得这是适合中国不能脱产的企业管理者学习MBA课程的有效措施，应当积极研究实行。

　　五、关于管理访谈系列活动的问题

　　主编：《管理科学文摘》管理访谈活动，受到了各级政府和广大管理工作者的高度重视，2002年至2003年，我们将陆续开始“中央10个部委领导人管理访谈”、"10位市长管理访谈”、"10位企业领导人管理访谈”和"10位医院院长管理访谈”等系列活动，您对管理访谈系列活动有什么指示？
　　成思危：我觉得《管理科学文摘》搞的管理访谈的计划很好。因为在中国宣传推广管理科学，研究和发展管理科学都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我认为你们这个工作，在宣传推广管理科学方面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让广大读者了解我们各部委在加强宏观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所以我认为《管理科学文摘》举办的管理访谈很有意义。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宣传管理科学的重要性，普及管理科学的基本知识，使人们逐渐树立管理也是生产力，管理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源这样的观念。我想这对促进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必将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成思危：为建立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体系而奋斗
2010-10-08 19:40:35 来源：管理观察 浏览：3558次
成思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管理是生产力中的软件，只有通过管理才能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合理地组织起来，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中客观规律的科学，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技术改造的进程中，它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于1996年7月召开的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研讨会上，朱镕基同志提出“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许多有志之士在实践中已逐渐认识到，管理科学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发展管理科学是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

　　管理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是在本世纪内发展起来的。在本世纪的前半叶，其主要发展是从泰勒式的科学管理到以运筹学为代表的着重于数量分析的管理科学。而在本世纪的下半叶，管理科学与信息技术和行为科学共同演化，从一棵孤立的管理科学大树（Management Science）发展成为管理科学的丛林（Management Sciences）。我深信，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管理科学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在研究中必须联系实际，结合国情。我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务之急是要坚忍不拔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千千万万个独立经营、自主决策的企业是市场的基础，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自组织过程是市场之所以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说没有自由企业制度就没有市场经济。政府的宏观调控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不应违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更不应干涉企业的自主经营。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管理体制是管理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管理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管理是管理者在多变的客观环境下设法运用各种资源来达到既定目标的各种活动和全部过程。它既有科学的规律可循，又有艺术的运用之妙。管理科学家的职责是探寻管理的科学规律，以帮助管理者更好地达到其目标。在企业管理的研究和教学中，以描述和分析对某一具体管理问题做出相应决策并实施的全过程为主要内容的案例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自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于1921年首创管理案例教学方法以来，案例教学已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应用。而近年来得出的一些新的管理理论，例如企业重建（Reengineering the Cooperation）、核心能力(Core of Competence)、第五项修炼(The Fifth Discipline)等等，都是由美国管理学者在研究了大量的企业实际案例后形成的。

　　由于种种原因，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国有企业遇到的困难最大。为了搞好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各类企业，一方面要认真研究企业中的管理问题，注意总结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并将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努力促进我国企业在管理思想、管理组织、管理方法及管理手段等方面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培养大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员。因此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培养已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应当承认，设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西方培养管理人才行之有效的途径。但在我国实施时首先要有掌握现代管理理论并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要招收基础扎实，有上进心，并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学生，还要有一套既能准确而详尽地阐述西方管理理论及方法，又能联系我国实际的教材（包括管理案例），这都需要我们做出极大的努力。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的同志们长期致力于组织和进行我国企业的科技管理与科技进步案例研究，成效卓著。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中国企业管理科学案例库》大型文库，我相信此书的出版不仅会为我国的管理教育提供内容丰富的教材，也会为我国企业界的人士提供极为有益的借鉴。

　　近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正在从事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艰巨的、复杂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改革，其结果必然会大大地解放我国的生产力。这里有许多问题从书本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特别是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再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我希望我国广大的有志之士都能自觉地积极投身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并通过研究及实践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体系。


成思危：中国要有自己本土品牌的案例
2010-10-08 19:39:38 来源：管理观察 浏览：5302次
成思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会议预定四点结束，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我就不能多讲了。刚刚几位讲话讲的很好，另外，我的意见也在总序里都写了，所以我讲两个意思：
　　第一个，我觉得《中国企业管理科学案例库全集》的出版，在中国管理科学发展中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管理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国家的实际、行业的实际和企业的实际，而不是能够有一种模式、一种理论，用之四海而皆准，这很难的。当然有些基础理论是可以用的，但真正从管理科学角度来看，要结合这三个实际。比如说日本的管理方法，就不能搬到美国。日本的教授写过一本《Z理论》，就是说日本企业为什么会成功，但是拿到美国去，美国人用不了。日本人一开门一大早总经理带着职工，在门口一个九十度鞠躬问好。美国人是到上班的时候，差两分钟开车到停车场，一下车就进办公室，谁给你搞这些礼节，升社旗、唱社歌，他不干这个。美国公司没有社旗，公司旗有，但基本没有社歌可唱，所以这个文化带不过去。所以这本书在美国出来以后，美国企业想学也学不了。最后还是皮特森教授，调查了美国五十多个企业，写了一本书叫《追求卓越》。它结合了美国的实际，来谈美国公司成功的经验。所以我觉得结合国家的实际，结合行业的实际也非常重要。因为行业大体上是两类，一类是所谓工间型企业，如电子、机械这类企业是一个一个对设备加工的；另一类是物流型企业，像化工、石化、冶金， 这种是处理物料流的。这两种企业的管理方法也绝对不一样，在工间型企业总结出的经验，比如说零库存，这个在物流型企业就很难办，对不对？因为它不断地加工，没有库存怎么办？所以这是由行业的实际决定的。企业的实际，就是企业的历史、文化，有传统。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人，每个企业的员工水平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企业成功的经验、做法搬到另一个企业就不一定能够成功。我们说案例的研究非常重要，就说明它是结合实际来研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案例研究，如果说我们只是研究案例，只是一个一个企业给它描述这没用，还要给它提升成为理论，从中能够总结出一些一般性的规律，而这个难度就更大了。从哈佛二三十年代开始采用案例教学办法以来它的案例就在不断更新，它有一个案例库，案例是不断更新。我去看过它的案例库。它的案例库也给它带来很大效益，因为谁用它的，都要付版权费。但是它的案例本身并不能够从品牌总结出很多东西，要总结东西，还需要在案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去做工作。比如《公司重组》是经过对很多企业的调查研究而成的，作者认为“分工论”到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福特本世纪把汽车的分工分成了8772个工序，每个人只管一小段，这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现在需要面向流程，进行企业的重组，这是从实际总结出来的。比如说，讲核心能力问题，是经过对比了NEC和ATMP的发展道路，认为NEC的发展道路是抓住了核心能力，不是搞这种无相关的多元化；而是抓住企业的核心能力来搞多元化的，所以它是根据一定的成功经验来总结出这样一种说法的。“第五项修炼”是彼得•圣吉搞出来的，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研究。因为原来的概念是组织只有一个最适合的组合概念，实际不然，因为组织要根据你的目标，你的环境，你的战略来确定的，所以组织应该是学习型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固定形式。组织要适应形式的变化而变化。这些新的观念都是在大量的实践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希望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研究所要继续做、要深入地去做管理案例，多搞些我们中国自己的案例来，这样才能教出中国自己的MBA。我说了，中国的MBA教育，我很赞成。我是中国很老的MBA了，我是八十年代初念的MBA，那次在MBA欧美同学会和联谊会，我就说了，你们选我做名誉会长是错了，因为MBA是越老越不值钱，因为老了你的知识就旧了，越新的越值钱。所以老MBA就要不断学习，但是中国要培养自己的MBA，一是要有了解西方管理并且真有实践经验的教师；
第二是要有高素质的学生，这个高素质学生绝对不是大学刚毕业就来念，而最好有两年实践经验，像我在美国读MBA时，学校招生的要求就是要优先考虑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学生；你考GMAT，考TOFEL成绩稍差一点，但你有实际经验就优先录取；
第三个要有好的教材，包括案例教材。
我们搬哈佛的案例来中国教，最近出了好多哈佛的书，来中国教，我看恐怕不行，还是要有中国自己的案例。所以，我说如果是一糊眼老师，加二糊眼学生，加上外国的课本，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三糊眼，就没用了；在中国是没用的，所以我说本土化案例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第一要编写出好的案例来，我希望我们的大学教授、科研人员要深入实际去进行调查研究编出好的案例来；另外就希望在案例编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探讨，从中总结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管理科学的规律来。
我就说这么多，已经超过时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