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开创中国革命理论的伟大历史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05-27 09:10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个重大论断，是基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走过的百年道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而作出的科学判断。那么，1921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凭什么可以经历百年、执政70多年而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最大的执政党，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有必要深入思考这个问题。这里，我重点从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创中国革命理论的伟大历史意义，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中国共产党接受、发展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的。这个革命的基本点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心城市起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在资本主义俄国的基础上发生的，尽管俄国还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很发达的国家。然而，近代中国却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虽然已经有西方列强在华开办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有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在中国全部经济构成中，资本主义不占统治地位。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外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内有封建统治的根深蒂固。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封建专制的君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在广大农村，封建制度的根基仍被保存着。民国初年的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以及军阀割据统治的形成，根本原因都是封建根基未能彻底铲除。

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列宁领导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在1919年组建共产国际的过程中，开始考虑在殖民地半殖民国家进行革命的指导理论。他在1920年写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称为民族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民族革命要联合农民；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由于没有在殖民地半殖民国家指导革命的直接经验，这样的革命怎么搞没有明确，也难以上升为理论。

中共一大明确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认识，尚未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中共二大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最低纲领，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作为最高纲领。这里就提出了反帝反封建问题，表明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思想。

但是，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对于怎样反帝反封建，怎样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没有自己的切身斗争体验。那时候，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只有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巴黎公社失败了，俄国的起义成功了，但无论巴黎公社还是十月革命，都是发动城市工人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这就形成了“城市中心论”的历史经验。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指导各国共产党的斗争，能够运用的经验也就是中心城市起义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

大革命失败后，从1927年8月到1929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和农村的大小起义有近百次。这一时期，由于受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无论在城市发动的，还是在农村举行的，基本上以占领城市为目标。这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共识。在大部分起义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从实际出发，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建立根据地思想，对于中国革命道路是极为重要的探索，到1930年，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这条革命新道路的正确性。1930年，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认识。这是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革命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个正确的认识，要为全党所接受，却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党内“左”倾路线领导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等原因，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主持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坚持“城市中心论”，不顾中国实际，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是导致这次失败的基本原因。

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惊醒了、教育了党，才有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1943年11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换句话说，这是在党中央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新革命路线的地位。在党中央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革命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城市中心起义”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一定时期、一定国情下的成功范例。如果把它看作唯一的形式，概括为“城市中心论”，就把夺取政权的具体形式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等同起来。而中国革命是在工业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进行的。中国工人阶级还不是很强大，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军阀割据的形势下，一定地域内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地波浪式推进政权建设、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这一套办法，才能坚定全国各民族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城市中心起义办法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办法，适合中国国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并根据这一理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人，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基本观点的延伸。《论新阶段》是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大会批准了这个报告。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在党内影响不断扩大。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到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938年武汉沦陷后，中共在广大敌后立足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依托抗日根据地，依靠广大农民支持，与盘踞城市的日军相周旋。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

中国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

“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中国的革命经验证明，农村包围城市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正确的道路。武装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般原理。是依靠城市起义来实现这个原理，还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来实现这个原理，则要依据不同的国情，灵活运用，不可教条化。“武装夺取政权”，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的，城市中心起义和农村包围城市都是实现这个原理的具体方法。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革命胜利之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提出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具体设想。

“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思想极为重要。“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是在城市，是要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44年8月，毛泽东写给博古（秦邦宪）的信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里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革命是为了什么？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革命不是为了保护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尽管从事小农经济的人口占绝大多数），而是为了消灭小农经济这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工业化，工业化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经济基础。共产党人的眼光不能仅仅盯着农村根据地，不能仅仅盯着小农经济，如果那样就是民粹主义。毛泽东这封信表现的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1949年3月，毛泽东提醒全党：“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这是一个极为睿智、极为重要的决定。这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重要转变，这个转变正好体现了上面所举的给博古那封信的思想，就是说农村包围城市的目的不是农村，不是个体经营的小农经济，而是城市，而是发展城市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确保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施，确保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

学党史，明未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使我们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重要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历史和社会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科学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创新理论，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既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懂得党的初心和使命之可贵，理解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之重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创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总结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建党百年之际，这一伟大历史功勋需要永远铭记。

作者：张海鹏（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百年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遵义会议精神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
来源：澎湃新闻06-02 11:40澎湃新闻官方帐号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继全国两会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关键词、“四史”关键词等专栏后，澎湃新闻继续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政治学会联合开启“百年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关键词。

今天的关键词是：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在路线、方针、政策上面临的突出问题。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强调“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遵义会议精神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1985年，杨尚昆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会上指出：“遵义会议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使我们的党,首先是实行正确路线的核心领导人员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道路。”

1996年，江泽民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到：“长征途中，我们党举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我们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2012年，胡锦涛瞻仰遵义会议会址时指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革命前辈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和建立的丰功伟绩。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视察指导，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强调，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为什么遵义会议召开时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01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三天，是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的三天，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天。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4年4月中央苏区重镇门户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已极小。湘江战役虽然使得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李德等人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作“反报告”的话音刚落，毛泽东便一反常态，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他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你们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部署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博古被批驳得面红耳赤，无奈地说道：“我要考虑考虑。”素来谦逊稳重、宽厚慈祥的朱德，这次也声色俱厉地追究起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他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样仗？”同时，他还严肃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李德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其他人在说什么。他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凯丰在会上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你就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

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之后，来自作战第一线的指挥员们出于对错误路线危害的切肤之感，个个言辞激烈。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主张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毛泽东出来指挥。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后来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伟大事件，它奠定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先河，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对于当代，遵义会议精神中体现出的坚定信念破困局、实事求是闯新路、独立自主开新局、民主团结写新篇等精神特质，也激励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应对各种风险考验、再创第二个百年辉煌。


【党史天天学】(30)“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
政务：陇南成县人民法院 2021-06-02 16:49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特开设“党史天天学”专栏，以不同时期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线，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岁月中发生的那些故事，和大家一起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各方面工作的艰难进展

1966年，正当我国克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此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到1968年9月，全国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无政府状态。10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使得各方面工作有了明显起色。1973年8月召开的十大继续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的十大以后，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使身处反复动乱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

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考虑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由于“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累积发展，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最终酿成了内乱。

“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对“左”的错误的斗争直没有停止过。正是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一定进展，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但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文化大革命”初期，动乱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系统未被打乱，特别是五年调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所以1966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仍然取得比较好的成绩。1969年以后，随着国内局势稍趋安定，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着手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他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加强了对经济的计划管理。1969年的国民经济扭转了前两年连续下降的局面而有所回升。1970年经济建设中，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重点是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全面铺开，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迅猛发展。到年底，当年经济指标以及“三五”计划主要指标大体完成。

1971年，我国开始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忽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矛盾，继续追求高指标，经济建设的冒进之风有增无已。1972年至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3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在此期间，我国第一次把人口控制指标纳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制定了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文件，陆续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对我国此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三线建设成果引人注目。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提出三线建设问题，随后三线建设开始启动。1970年7月至1973年10月，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铁道兵指战员和铁路工程建设人员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克服重重困难，相继建成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此外，在建和建成的大型企业还有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等等。在金沙江边，建设者“三块石头支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依靠人力搬运成千上万吨的大型机械，终于建起“象牙微雕”式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三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设施相继建成。196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经过改造的宝成铁路成为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1974年，我国建成大庆至秦皇岛的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道。

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于1975年11月发射成功。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功提取出一种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1973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

科技战线上的这些重大成就，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战略防御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邓小平后来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成就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排除干扰、共同奋斗的结果。

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工作受到干扰冲击。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这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提供了机遇。经过多方面努力，到70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打开新的局面，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

局势转变的关键一环，是中国同美国关系的缓和。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维持它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要应对苏联的挑战，迫切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应对苏联当时对我国安全所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国家统一大业，要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需要缓和同美国的关系。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表示有意改善中美关系。1971年4月，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出人意料地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消息震动了世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这是中国外交战线的一个重大胜利。从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9月25日来华访问。中日双方于9月29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到1973年底，我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发展。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改善和发展。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另一个显著成就，是发展了同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形成又一个更大范围的建交高潮。中国先后同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这些国家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国真诚维护并努力促进这些国家之间的团结，为打破大国欺侮小国、富国压榨贫国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奋斗。

还在7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估计。他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对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发挥过重要作用。7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0多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我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前提，打下了基础。

1975年的全面整顿

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

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等等。

整顿铁路部门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党中央于1975年3月5日作出决定每桌中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并派出工作组，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在一些单位撤换一批派性严重、不停捣乱的坏头头，平反错案，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

这期间，党中央在组织工作中采取一些重要举措，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使被打倒的老干部尽快恢复工作。军队整顿在解决“肿、散、骄、奢、惰”，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落实干部政策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文艺工作方面重新强调党的“双百”方针，解除对一些优秀作品发表和演出的限制。特别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在工业、科技领域系统地提出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确立正确政策的要文件，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经过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照“四五”计划基本完成。邓小平后来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6年1月8日，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怒。自3月下旬起，各地群众冲破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锋芒直指“四人帮”，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

1976年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逝世。

1976年9月9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党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深思虑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遭到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自己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以未曾想见的形式，暴露出当时党和国家在体制、政策、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正如邓小平总结1957年以来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了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我们党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提出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个步骤，进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两个阶段；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尊重价值法则，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