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4-04 18:31本文转自【经济日报】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面向未来，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卡脖子”难题，关键是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
突破科技创新关键点
本报记者 常 理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5年，科技创新任务艰巨。

“从国际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生命科技、信息科技、纳米科技等迅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加速向各行业领域渗透，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我们必须迅速抢占制高点，在世界科技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说。

唐华俊表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农业科技肩负新使命、需要新变革。“我们要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抢占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制高点，突破农业科技创新关键点，把握农业科技创新落脚点，加快农业科技现代化，充分发挥科技对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性、根本性和决定性作用。”

从国内看，我国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科技必须牢牢把握主动权，确保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要完善农业科技体系，努力提高科技支撑和引领乡村振兴的供给能力和保障水平，优化布局、调整方向，努力提高科技供给结构和质量。

唐华俊建议，要强化农业基础前沿与共性关键技术攻关，持续开展合成生物学、作物高光效、农业生物固氮、固定杂种优势等基础前沿研究，努力抢占前沿竞争制高点。围绕现代种植养殖业、智慧农业、都市农业、太空农业、未来农业等新业态、新模式，强化新兴交叉学科建设。

同时，要以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拓展农村科技和高端智库影响力。根据畜禽和作物产业变动趋势和区域发展需求，优化区域中心布局和科研团队布局。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和学科基础前沿创新需求，谋划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野外科学观测台站、试验基地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完善创新平台布局。

对于人才队伍建设，唐华俊建议，要健全以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人才年轻化，加大对无“帽子”、有贡献人员的支持力度。扎实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适应全球创新竞争新形势的高水平人才。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尚智丛
握紧创新发展主动权
本报记者 郭静原

为加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必须深化改革，将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尚智丛表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各国纷纷调整国家战略，以科学技术作为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利器，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

“当前，知识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其积极作用甚至超过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尚智丛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顺应历史潮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尚智丛表示，我国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过程中仍面临两个瓶颈。一方面，缺少原创性科学技术思想。“我国是一个科技后发国家。20世纪以来，我国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缺少能够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原创性科学技术思想。加快科学技术发展，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尚智丛说。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与生产生活的结合还不够密切。尚智丛认为，把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生活，需要有效地组织知识、资本、人力、土地、原材料及各种社会资源，支撑经济社会建设，“要加强科学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各环节有机衔接，助力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如今，在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的赛道上，越来越多的“中国选手”奋起直追。“以5G发展为例，我国已成为5G技术、标准、产业、应用的引领者之一，这顺应了移动互联时代的技术革新趋势，也满足了我国大规模、更便捷的通信需求。但是，我国高端通信技术产业链仍不完善，还需要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尚智丛说。

“牢牢把握创新发展主动权，目的是‘让科技创新更好地服务生活’，也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尚智丛建议，面对新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必须清楚认识和判断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以自主创新为根本，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注重原始创新，集合优势资源，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强化创新引领产学研用结合，充分调动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多出成果、多出精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
打好种业“翻身仗”
本报记者 常 理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提高良种自主可控能力。

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十三五”以来，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45%。

“总体来看，我国种子供应有保障，但种业技术和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特别是一些品种、领域和环境如果出现断供情况，会影响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说。

从品种来看，我国水稻、小麦虽然单产较好，但品质仍有待提升。在大豆和玉米方面，我国大部分品种单产只有美国的60%左右，这主要是受品种改良水平和栽培条件、生态环境制约。“近年来，我国不仅在玉米改良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还对作物的品质、抗病性、抗虫性、节水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坚信我们一定能打赢种业‘翻身仗’。”万建民说。

打赢种业“翻身仗”要做好哪几项工作？万建民表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重点研发不依赖受体基因型的高效遗传转化体系、新一代杂种优势利用技术、无外源基因无基因型依赖，以及特异性强或广适性高效基因组编辑技术、组合诱变技术、新型育种芯片和基因高效分型技术等育种关键技术，推动种业关键技术原始创新。

万建民表示，还要加强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以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为对象，重点攻克并建设高通量、规模化表型及基因型鉴定平台，研制种质资源基因型鉴定和表型精准鉴定的质量控制体系，发掘携带优异基因资源种质材料，加快建成现代化、自动化、智能化国家作物种质库。

此外，要围绕新时期国家重大需求，面向我国粮食主产区，加快培育环境友好、资源高效、优质和高附加值专用，以及适宜轻简栽培和机械化生产方式等突破性作物新品种；重点培育优质绿色超级稻、优质功能水稻、优质节水小麦、抗赤霉病小麦、耐旱宜机收玉米、抗虫耐除草剂玉米、优质蛋白玉米、高产高蛋白大豆、耐除草剂大豆等重大新品种。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
提升科技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

“当前，我国科技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这与我国科技发展阶段性水平有关，同时还存在一些制约科技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表示，体制机制障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科技人事管理制度。我国科研人员大致分布在国家科研院所、高校、国企、民企、新型研发机构。其中，水平最高的科研人员主要集中在国家科研院所、高校、国企中，而这部分科技人员的流动受到某些制约——收入不能用市场化机制来定价；身份认同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方便在国家机构和民间机构间自由流动。

二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组织制度。目前，重大项目攻关还依托于体制内院所、高校、国企等，很难做到汇聚体制内外的科研力量一起来解决“卡脖子”难题，缺乏可以吸纳和动员广泛社会力量的大平台。

三是科研机构的开放交流制度。我国科研机构开放程度不足，研发岗位和研发经费难以提供给外籍科学家。科学发现需要跨文化跨国界的交流碰撞，欧盟、日、韩等都有大量课题和经费向全世界研究者开放，而中国科研机构中外籍科学家占比非常低。

四是科研经费的筹集和分配制度。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类项目，因不能马上见到经济效益，企业不乐意投钱，基本由政府出资支持。而发达国家中的基础研究经费，很大部分来自社会资金，如企业捐赠、基金支持等。一些解决“卡脖子”技术的科学项目，也存在同样问题，缺乏社会化资金来源。

如何破除上述体制机制障碍？赵刚建议，要推进院所制度改革，让体制内科研机构拥有更大自主权，畅通科研人员在体制内外不同科研机构间的流通渠道。同时，大幅增强新型研发机构、市场化科研机构、民营企业的科研力量，要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和项目经费扶持，还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国家科技项目、科研经费，要拿出一定额度向国外科学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开放。此外，支持各类社会资本进入科研领域，鼓励成立支持科研的公益基金，对企业资本投入科研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被四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十四五”数字经济如何高质量发展？
来源：原创 彭娟 社会科学报社 4月4日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数字经济继2017年、2019年、2020年后，在今年被第四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2017年的“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到2019年的“壮大数字经济”，到2020年的“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再到今年“十四五”规划“建设数字中国”，可谓一步一个台阶，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决心。

原文 ：《“十四五”规划引领数字经济迈向高质量》
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彭娟

展望未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将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拓展，我国数字经济红利将进一步释放，向着数据流通服务创新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更深层次融合，数字基建全面推进，新业态，新模式日益成熟，治理数字化更加务实，数字贸易水平进一步提升等方向迈进。具体表现如下：

我国基础软件、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等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投入将持续加大，数据赋能效应与技术乘数效应相叠加，将推动以要素共融、资源共享、价值共创为核心的应用场景创新走向深入，加速产业要素裂变、融合、重构，引爆数字经济一个又一个新的增长点，为国内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

公共领域和重点行业“双向发力”，数据流通服务创新将大量兴起，数据要素市场领先优势争夺将日益激烈。

国有大型企业和民营中小企业数字化“携手并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将持续深入，数字强链、稳链成为重要方向。

以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基建”将从投资期加速向建设运营期迈进，在区域一体化战略引导下，各地政府将立足“数字基建”纵深推进，补充、优化、延伸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数字产业链，为构建梯次分明、分工明确、相互衔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提供坚实支撑。

传统行业与智能技术碰撞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火花”将不断涌现，为消费者带来更智能的交互终端、更丰富的内容资源、更有趣的场景体验，为生产者提供更智慧的生产决策、更精准的流程控制、更低廉的人力和资源成本。

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协同并进，将有更多地方致力于打造统一集约的“城市大脑”平台，基于政务数据整合共享进一步推进各领域数据的汇聚、融合和治理，通过平台数据、技术、工具的逐步丰富，不断强化软件定义、灵活配置、按需调用、安全可靠的“城市智脑”能力，赋能政府管理、城市治理、民生服务、行业应用等各类场景建设。

服务输出和规则输出两相并重，数字贸易将成对外开放核心议题，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构建。

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数字经济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呈现出如下几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是数字经济发展路径同质化趋势明显，资金、人才等关键资源争夺加剧不平衡发展。各地政府纷纷把数字经济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领域，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智慧城市、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等方面都进一步加大投入。但由于缺少地区间统筹规划和分工协同，大多数地区在产业方向、政策设计、项目建设等方面的举措和路径相似，并没有深入思考和研究本地区的天然禀赋和条件约束，导致数字经济规划特色和亮点不足，而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是企业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面对当前需求更多元、产品迭代更快的市场，企业经营诉求已从便捷准入向政策宣贯、精准补贴、市场对接、包容创新等方向转变，而部分现行政策扶持精准度不高、奖励兑现较慢、“刚性兑现”不足等问题亟待进一步优化。

三是数字平台垄断监管加强可能阻碍市场创新，平台自治、数据垄断等监管难点亟待突破。随着数字平台规模的不断扩大，平台对资本、流量、技术、数据等的控制力随之增强，“大数据杀熟”“二选一”等利用算法规制用户的现象频出，平台对于用户行为、企业运作、市场运营等的自治规则有强买强卖的胁迫行为。如何在监管加强时，不影响平台企业的创新、自治，这是考验监管机构管理艺术和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担当的问题。

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解决方案：

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顶层设计。

1.总结和推广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特色经验，进一步扩大试验区范围，推动试验主体向市区县级下沉，聚焦新基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贸易等发展主题，支持探索立足地方产业基础、体现区域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2.结合京津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支持组建区域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协作小组，以开放、共享、共建、共赢为原则，以数字基础设施通、数据要素市场通、智慧城市服务通、数字产业集群等“三通一集群”建设发展为牵引，以数字经济赋能跨区域、跨领域、跨主体资源优化配置和要素融合创新，打造数字经济区域发展高地。
3.聚焦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命脉的数字产业，实施全国统筹和相对集中布局，结合地区优势推进产业链协同建设和供应链高效配置，避免各地全产业链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投入。

持续推进数字经济政策服务手段创新。

1.深化各类数字技术在问题研究、政策设计、落地实施、政务服务中的应用，充分掌握企业在政府购买服务、市场拓展、上下游协作、培训咨询等方面的需求，主动精准施策，提高服务效能。
2.完善重大政策和专项基金的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疏通企业及个人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提高决策水平。
3.支持有能力的地区和研究机构研究发布数字经济相关业态指数，为企业战略制定、市场拓展等提供指引。

构建公平透明高效的多元协同监管体系。

1.明确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各主体的责权利，针对不同类型的数字平台实行差别化监管、精准施策。
2.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平台治理与监管中的应用，提高监管效率，创新监管模式。
3.遵循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律，厘清数字平台的责任与义务，明确互联网服务模式的监管范围，优化平台治理方式，激发市场创新能力。

统筹推进、分类施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一方面，在充分考虑各地财务和债务承受实际情况的前提下，明确“数字基建”涉及各领域投资重点和次序，制订详细的投资计划和投资金额，做到建设“一盘棋”。
另一方面，对“数字基建”不同领域实施不同发展策略，比如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数字基建”，包括5G基站、轨道交通、能源互联网等，应该由政府主导;对于涉及高新技术和专门领域的“数字基建”，如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新能源充电设备以及部分大数据中心等，应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政府则重点做好环境营造和政策引导工作。

数字经济以信息网络作为基础设施，以平台应用作为生产工具，以数据作为基本生产要素，其发展对地理、资源、环境依赖度更小，更加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但从数字经济自身发展而言，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创新、监管治理能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逐步升级、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