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管理智库】科技自主创新背景下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研究与建议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4月2日

科技自主创新背景下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研究与建议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与产业格局的快速演变，坚持“四个面向”的自主科技创新作为我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关键举措，成为“十四五”期间的重要发展目标。未来以出口为导向的“贸工技”产业发展模式，将逐步与国内消费驱动下的“内循环”发展模式相补益。因此，根植于我国内生动力的“产学研”科技创新模式势必迎来更有深度、更具内涵的融合。文章基于对国内外20家产业联盟协作创新行为的延展分析，归纳这些产业联盟的产学研发展模式及其优劣，探析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知识生成、协作动力、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创新模式，提出了产学研协作发展的新思考和建议。

随着我国稳步迈进战略新兴产业国际竞争格局的核心区域，国家愈加需要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以5G、人工智能、空间技术等为代表的前沿领域的技术研发、产业打造、市场应用肩负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重任，也是“十四五”期间的重大课题。近年来，面对科技创新的时代诉求，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秉承“四个面向”的科技创新理念，国家对科技体制改革进行了诸多探索，尤其是在产学研融合发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时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产学研融合是衔接研发与市场活动、弥合技术与产业鸿沟、强调企业在科技创新中主动地位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国内众多创新型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的联合探索下，一方面，产学研概念的外延逐步拓展，形成了“政产学研”“政产学研用”“政产学研用金”“政产学研用金服”等衍生模式；另一方面，产学研融合的模式也逐步深化、细化，包括了联合培养人才模式、产业技术联盟模式、第三方实体共建模式、资源共享平台模式、协作研发与成果转让模式等。笔者通过对国内外20家产业联盟协作创新行为的分析，探究当前的产学研协作模式及其优劣，思考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知识生成、协作动力、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趋势，为深化“十四五”产学研协作创新提出建议。

一、国内外产学研模式梳理及其优势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20个产业联盟的情况梳理和参照美国、日本、欧盟各国的先进经验，结合国内外产学研发展历程，笔者分析总结了常见的产学研协作创新模式，包括任务式、共创式、实体式、联盟式、园区式、共同体等6种，分别阐述其特征并分析了其优劣。

（一）任务式产学研协作模式

作为六种模式中最单调的协作模式，任务式产学研协作模式是指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将待研发的任务（如项目开发、技术攻关、预研等）全部或部分地委托给科研院所，企业提供经费，但不提供人员与设施，企业负责进度、质量、验收等方面的管控。该模式有别于纯市场性的商务交易，区别在于协作双方均在不同程度上对研发成果拥有权益，具体视协商情况而定。

（二）共创式产学研协作模式

该模式常呈现出虚拟化的协作组织模式状态。虚拟化协作组织是指产学研各方并不组建第三方实体机构，而是以契约形式，按照自己的业务专长，组建研发团队，共创研发内容、共享研究成果。例如，企业提供资金，高校提供人员与设备并负责研发，企业负责成果产品化及市场推广，协调各方，各司其职，各显其能。

（三）实体式产学研协作模式

该模式的特征是存在可见的实体来承载研发活动，产学研各方共同成立“第三方公司”“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等机构。独立的实体机构让协作更加规范，过程更加可控，各方权益更加明晰。实体模式在人才引进、政策对标、资金融通、品牌形象、发展壮大、善后处理等方面更具优势，但同时要接受政府和市场的普遍监管。

（四）联盟式产学研协作模式

产业联盟模式是最灵活的协作模式，联盟模式所秉承的开放共享理念，使其可容纳各类形式的协作。有别于上述三类模式，联盟模式将视野从微观合作行为上升到宏观产业提升层面，通过协作来提升区域内的产业水平，同时可以提升联盟内成员的创新能力。例如，国内的TD产业联盟、德国的弗朗霍夫协会等，均是由相关领域的众多创新主体（政府机构、科技创新中介、科研院所、企业）共同组建而成，承担着大量技术咨询、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成果转化工作，有效提升了该产业联盟所在国家或地区相关产业的创新能力。

（五）园区式产学研协作模式

综合评估来看，该模式是最成功、经济社会效益最高的协作模式，其逻辑是由政府主导搭建园区平台，围绕知名高校或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地，构建政策特惠区、产业聚集区，园区内部以市场化协作为主，辅以政策扶持、税收倾斜、科创服务等内容，实现产业协作的高水平发展。我国的中关村科技园、日本的筑波大学科技城、美国的硅谷皆属于该模式。

（六）创新共同体式协作模式

随着全球竞争加剧，开放式创新理论成为引领企业创新的新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资源需要在区域经济体内高效配置，区域内的创新主体通过产业互补或产业协作逐渐结成创新网络，创新网络在特定环境支撑下会“自然萌生”出创新共同体——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理念价值取向的创新组织方式。该类协作模式是迄今为止最为高级的产学研协作形态。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港珠澳地区均是容纳该类协作创新的母体。

具体来说，6种协作模式的优劣对比如下表所示。
表1：六种产学研协作模式优劣分析

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现状与趋势探析

上述六种产学研协作模式的内部生态包罗万象，呈现协作的多样化态势。
1.协作层面多样。包括区域层面协作、产业层面协作、主体层面协作。
2.协作内容多样。包括市场调研、技术探索、设备共享、人才培养、技术攻关、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等。
3.协作关系多样。包括长期固定合作、短期临时合作、周期性合作、不定期合作等。各地区、各产业皆因先天条件及后天定位的不同，采用了适应自身发展的产学研协作模式，以高产、高效、高质为模式合理性与科学性的评判标准。

随着国际高端产业竞争格局的剧变，区域创新一体化与跨领域创新成为协作创新新动能，产学研协作也呈现相应发展新态势。国内产学研协作的深度融合，需要政府分享政策方面的宏观推动力量，更需要创新主体自身的微观协作动机。

（一）产学研的协作动力现状与趋势

从政府的宏观政策推动方面看，各国均认可政府在协调产学研协作关系中的积极作用，作用或为直接，或为间接，涵盖政府在政策、税收、准入、金融等多方面的影响。创新虽然意味着对既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冲击乃至颠覆，但创新也面临着高失败率的风险，如创新需要先期资金投入，该投入存在无产出的风险。因此，创新活动通常无法通过市场自发完成资源配置和利益协调，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创新对现有秩序的突破也需要适配特定的监管政策。参与创新各方对创新成果的权益分配也需要中立方居间仲裁。具体来看，政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作用包括3个方面：
1.政府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平台配以管理规范与科技服务，建设信息通畅的技术成果转移与交易机制，落实知识产权的运用规范和保护条例，预防和减少创新成果的损害性扩散，保护创新主体的协作热情；
2.政府提供政策性的协作创新“优惠包”，对创新主体提供税收、信贷、金融、推广方面的支持，如以引导基金形式引入社会资本，同时也要避免对创新主体资金的挤出效应，严控政府资金的寻租行为；
3.政府作为可靠的中立角色，在相关利益方之间具有较大的协调能力，对利益的分配具有较大的周转和担保能力。同时，政府通过配套活动的开展，可构建社会的协作创新氛围，打破组织协作的文化和地域壁垒，降低跨区域、跨领域、跨组织协作创新的风险。

在创新主体的微观协作动机方面，可见的“市场需求”与隐形的“竞争压力”是创新主体参与协作的根本动力和终极目标。不过，随着产业的扩张与协作创新的开展，创新主体的动机逐渐变得复杂。通常细分化的市场格局迫使协作各方必须依赖自身的优势（资源、研发、市场、渠道、品牌等）参与到整个产业链条的某个环节中。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同创新主体对创新利益诉求的不一致，例如，完成使命担当、培养社会人才、履行职责定位、引领产业发展、压制竞争对手、竞争区位爬升、技术跟踪模仿、构筑竞争壁垒、战略性技术探索等，均是不同创新主体在产学研协作中存在的潜在需求。因此，政府应通过产学研融合机制的引导，破除创新主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想法，避免产业竞争演变成非合作博弈。政府的合理引导是协作创新内生动力的源泉，应该尤其被重视。

近年来，我国区域协作创新的方向更加明确，京津冀、长三角、港珠澳、成渝区域一体化态势尤其凸显。在新形势下，产学研融合发展肩负了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成为区域内产业互补、产业转移的重要抓手，产学研各方展现出更加深厚而持久的内生动力。该趋势对产学研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市场与经济因素外，协作应具有历史与政治高度，例如，既要注重依托产业园区来构筑产学研外围环境，也要注意破除行政壁垒和利益藩篱。

（二）产学研的知识协作现状与趋势

知识协作既是产学研协作中的基本动作也是终极目标。当前，不同创新主体间的知识协作具有如下特点：
1.共享性，参与合作的主体对特定领域或特定问题的基本知识具有共识，这是合作可行性与沟通顺畅性的基础条件；
2.差异性，协作主体的知识存量或知识区位彼此之间有差异，差异能激发思维碰撞，促进知识创新；
3.互补性，协作主体在知识结构上并非纯粹的竞争关系，其知识协作有互补性，能产生1+1>2的效果；
4. 协同性，协作主体的知识能够形成协同震荡，产生协同演化的效果，彼此在合作中不但能完成知识创新， 更能实现对原有知识的更新与升级；
5. 流动性，知识并不固化在某一组织内部，也不过度紧密地绑定于特定情境之中，这保障了知识能在机构间传递，扩大其运用范围和使用价值；
6. 私密性，知识因其价值而具有私密性，因而会被限定在特定组织内部，是知识的固有属性；
7. 特异性，知识由组织创造，其天然带有组织特有的基因和文化；
8. 外溢性，知识创新过程的主体是人，人的流动会产生知识外溢，因此应注意对知识安全的管控，但不要扼杀创新生态的开放性。

知识协作的上述8个天然属性是产学研融合中出现知识创新的要素，也是各类合作分歧的主要原因。对此，协作各方不但要就协作文化形成共识，更应提前制订技术性的知识协作方案，对知识协作的管理做到从源头上处理、在流程上管控、在实践中探索、在复盘中改良。例如，在知识协作中，合理配置知识创新团队人员，梳理沟通机制，完善组织文化培训，缓冲团队融合过程中的冲击。将知识创新过程分割为不同阶段，将知识协作层次化，对总体任务进行“剥洋葱”式的拆分，并配置不同的考核方法，以便创新主体逐步完成最终目标。充分利用各类知识协作工具，借助数据库、知识库、资源库等工具来辅助和落实协作中的管控机制。

（三）产学研的人才培育现状与趋势

知识由人才完成其创新，由人才承载并落实到应用上，组织中人才价值的提升也是知识产生价值的过程。因此，协同创新人才的培育是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关键问题。纵观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其产学研创新人才培育经验丰富，形成了各自的成熟模式和特点。

近年来，美国产学研创新人才的培育既有依托企业来联合培养的市场举措，也有依靠大学来革新教育理念的文化举措。美国以市场化引导手段，构建形式各异的产业协作区、企业孵化器、联合实验室等协同创新主体。上述机构大多围绕知名院校建立，人才在高校与市场间无缝衔接。政府为创新型人才提供引导基金，协助其完成原始创新，将人才的知识转化为产业进步的潜在动力。同时，利用政策扶持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知识成果的运用与保护，并配套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使创新成果能快速产品化，完成产学研的迭代流程。另外，美国的产学研协作模式是相对灵活而丰富的，高校与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通过委托开发或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形式，在科研创新执行过程中培育协作创新人才的模式也较为成熟。除上述市场手段外，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创新龙头，在美国产学研体系中一直扮演着教育理念革新者的角色。斯坦福工业园作为硅谷的原型，其先进理念是产学研领域的标杆。《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通过颠覆教学过程、重组教学架构来提升人才与企业的衔接程度。该计划可概述为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步调完成学习要求；对理工科学生强调“先行后知”，提倡其先打造能力再填充知识；学校按照上述理念重新划分学科学院。该教育理念的革新，有助于学生快速展现个人技能，企业也便于挑选合适的人才，尔后经人才的流动完成知识的迁移。

德国采用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两层协作的方法培育人才，联邦政府出台政策与法规，地方政府进行具体操作。国家出资构建各类产学研合作中心以及统一的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地方政府视具体情况给予企业税收政策优惠，并部署联邦政府统一下设的分支机构。在教育层面，德国长期以来重视职业教育培训，采用“双元制”模式。该模式将职业院校的技能培训和企业的学徒制结合起来，一方面确保企业能得到满足特定技能要求的员工，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学员能够学以致用。例如，弗朗霍夫协会就是贯彻上述理念的科研机构，该协会下设70余所科研机构，拥有大量本科生及在读研究生员工，这些学生通过实际参与企业项目来获得满足企业需求的技能，完成由学到产的衔接。

日本的经济产业省与文部省承担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工作。在政府的行政命令指挥下，日本各大学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同时，日本知名大学普遍施行“双师”制度，除自有的教学力量外，也拥有庞大的产教融合师资，有相当比例的大学教授接收企业的外聘。另外，日本大学老师也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可去企业兼职并参与各类产学研活动。该理念在日本庞大的经济体量下得以形成规模并成熟化，产生了如“筑波科学城”等产学研融合典范。

综上，国外发达地区在培养协作创新人才方面，存在共同点可供借鉴：
1.构建产学研多元化载体；
2.注重实训与实践教育；
3.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创新文化；
4. 一定体量的产业规模。

当下，我国围绕“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形成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战略，其中就包括实施产学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政策。中国政府在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的进程中，在培养产学研人才方面的模式和趋势可归纳为：
1.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的培养模式，如高校依托自身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在企业发展中培养人才，或依托高校成立科技园、产业园，在园区中孵化人才；
2.依托国家重大项目或企业委托项目，在科研攻关中培育人才；
3.建立产学研一体的产业联盟或创新共同体，将培育人才设置为组织发展目标之一；
4.在国家、各级政府、高校所成立的各类创新实验室、工作站中培育人才。

三、面向“十四五”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建议

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其理念在于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目的是突出企业在产学研联合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扮演创新的“出题人”“合作者”“管理者”三个角色。对此，各级政府在战略层面可采取如下措施，具体包括：
（一）鼓励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成立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关系，深化协作网络，国家支持龙头企业组建产业联盟、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联合技术中心等；
（二）国家统筹规划各类创新平台，含国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
（三）针对关键核心技术，构建新型举国创新体制，科研院所、企业牵头成立团队，承担国家重大项目；
（四）继续引导深化利益分配和风险控制机制，明确创新主体的权益与责任边界；
（五）优化创新人才培养使用和流动理念，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相互兼职。

各级政府在战术层面要积极利用产业园区作为配套政策的落脚点，确保“国家综合性政策”“人才服务政策”“前沿产业政策”“现代服务业政策”“创新生态政策”“土地规划政策”等在产业园区的宣讲、实施与服务。例如，针对产业联盟等创新共同体组织，提供运营经费支持；针对前沿技术在园区中的示范性应用，给予补贴；针对产学研一体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给予奖励；针对职业技能型的产教融合基地给予认定等；针对产学研融合的项目申报给予配套资金，对其专利申报开启快速通道；针对园区的协作创新网络生态给予鼓励，支持孵化器建设、创新创业大赛、境外人才落地、境内人才引进、金融基金扶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