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那就是试点扩面。几乎每一项重要成果背后，都离不开“试点”和“扩面”的良性互动——先进行局部试点探索，待取得经验和达成共识后，再把试点的做法加以推广。

所谓“试点”，即基层探索。这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在“无人区”探路，通过不断积累经验，为将来全局性改革提供示范、突破、带动的效能。

所谓“扩面”，即顶层设计。它立足全局，重视对试点的整体工作进行自上而下的统筹规划，在吸收来自基层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更大范围的成果，全面布局推行。

改革中施行的试点扩面机制，是我国探索的重要治国理政方法，抓好试点对改革全局意义重大。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共产党做事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推进改革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统一，对重大改革要坚持试点先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试点扩面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往往需要针对基层改革中各地出现的不同情况、暴露的各种问题，进行多次试点。

2019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文件在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平安乡村建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要求。随后，各地因地制宜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涌现出一批好做法。

2019年6月，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北京市顺义区“村规民约推进协同治理”、天津市宝坻区“深化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红白喜事规范管理”等20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这是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首次发布，既有市、县层面开展的创新，也有村、镇层面的探索实践，有效解决了乡村治理面临的一些难点、痛点、堵点。

随着不少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做法的逐渐涌现，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正式推向全国的条件越发成熟。不久，北京市平谷区、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等115个县（市、区）成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首批试点单位，试点工作为期3年。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健全乡村治理工作体系，要求扎实开展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推广乡村治理创新性典型案例经验。

经过1年多的探索实践，乡村治理“试验田”收获颇丰，“三治合一”实现形式日益丰富，基层管理和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农民群众参与积极性不断增强。2020年12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天津市北辰区乡村治理“五步诀”、河北省河间市“四位一体”联动工作法、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基层公权力“三清单”运行法等第二批34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从试点中总结经验，再通过顶层设计，将基层改革创新中发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蕴含的规律进行总结提炼，越来越多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改革举措被复制推广到全国。 

多种试点全面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以文化人、成风化俗，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之所需。2018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此后，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持续推进试点工作。仅一年多，试点单位从50家扩大到500家。在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下，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逐渐成为宣传理论政策的讲台、丰富文化生活的舞台、倡导移风易俗的平台。

在山东省青岛市，当地充分利用婚姻登记处、文化大院、企业公益场所、旅游打卡地等资源，让上班族摆脱为婚礼忙来忙去的苦恼，把一场场大操大办的婚礼变得既简约又充实。

新时代基层治理不断呼唤更多制度创新。因历史原因，不少地方的村庄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户多宅、违法建房、农家房破旧废弃等问题，针对此，2014年底，中央印发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在此后多年中，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陆续对农民住宅建设用地从空间规划、用地指标、耕地占补平衡、申请审批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增加了宅基地户有所居、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有偿退出宅基地、下放宅基地审批权限等政策。与宅基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在试点探索中逐步得到完善。

2020年，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成为全国104个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之一。2020年底，该县以此为契机，把推进农村宅改与推进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在5个乡镇5个村先试先行，不到1年时间，就激发出乡村发展新活力。

同样作为全国农村宅基地改革的试点区，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创造性发展“共享村落”，承租闲置宅基地者可拥有《不动产权证书》和相应的新建、改建、转让、融资抵押担保等权益。这一探索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和农房，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打通了城市和农村资源双向流动的渠道。

十年来，城市居民也广泛分享到试点探索带来的制度红利和治理成果。

2019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中央政法委组织开展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全国416个地区参加了试点。各地坚持维稳与维权相统一、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有效防范化解涉众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2021年，中央政法委创新开展试点分类指导工作，明确“创新体制机制”“防范五类风险”“发挥五治作用”的“1+5+5”共11个试点项目。各地按照11个项目明确的任务全面推进试点，并结合实际认领一个至两个项目重点攻坚、创新经验。

比如，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当地将根治农民工欠薪全面融入地区矛盾风险化解工作，对近3年在建项目欠薪案件发生频次、五项核心制度落实、行政处罚、严重违法失信等情况进行综合研判，创新制定《门头沟区建设施工领域分类分级监管试点工作方案》，将全区在建施工项目按欠薪风险划分ABCD四个风险等级，实行差异监管。3年来，该区主动为1184名劳动者追回工资1566.91万元，未发生一起群体性讨薪突发事件。

良性互动，提高可推广性

经过多年来的探索，中央及各级改革部门建立了改革的决策机制、评估机制、统筹协调机制、督办督察机制、宣传引导机制等新的工作机制，涉及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改革试点扩面机制更加健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启示。

——坚持从基层首创中汲取发展的活力源泉，为试点经验提供集成融合的环境。只要基层群众和地方党委政府立足地方实际，破除束缚基层治理效能的观念束缚和制度障碍，就可不断创造出好的经验和做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许多基层治理试点举措以系统集成的方式推出，对关联度高、互为条件的改革试点统筹协调推进，对领域相近、功能互补的改革试点开展综合配套试点和区域试验，强化不同领域关联性改革方案的统筹规划和系统集成，做到了横向联动、协调推进，提升改革整体效能。

——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深度融合，畅通试点做法经验上升为顶层设计的相关渠道。中国的改革已走过40多年的历程，靠单兵突进和零敲碎打式的改革行不通了，只有通过更系统的顶层设计，发挥牵引机和路线图的作用，基层探索才不会囿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减少试错成本。鉴于此，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高改革综合效能。

同时，还应看到，基层地域广阔而又差异极大，面向基层、针对基层治理的顶层设计不可能规划各种改革细节，也不可能要求各地改革步伐完全一致。很多时候，顶层设计指出了方向，确定了原则，但具体的路还要各自去趟。基层治理改革要处理好“点面关系”，支持地方试点单位因地制宜为面上改革创造新经验，同时建立制度化的推广机制，提高改革试点的典型性和可复制性。

——坚持为基层营造包容的探索环境，让改革试点推广的容错机制更加健全。基层探索，从试点到扩面，同时是一个试错过程，无论是失败教训还是成功经验，都是宝贵财富。探索成功了，把成功的经验推而广之，供其他地区借鉴。探索失败了，可以总结教训，找准堵点症结，不再走弯路。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征程上尚有许多前人未走过的路。因此，要进一步营造宽容失败、允许试错的良好氛围，将全面深化改革向基层治理纵深拓展。既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加强总体谋划，发挥其引领全局作用，又要给予各地更大的自主空间，激发基层广大干部群众敢闯敢试的改革创新激情，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之路收获更多亮点纷呈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