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百年的对话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康喆 刘娟

　　青春，是人生中最美的一段时光，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中最动人的词汇之一。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上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

　　泱泱华夏，源远流长。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5月4日，是中国特有的青年节。与百余年前那一天不同，救亡不再是时代主题，图强已在实践之中。与百余年前相同的是，新的时代梦想中，无数青年依然满怀热情与梦想，冲锋在前。

　　回望历史，青春的血液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肌体里流淌。1921年，参加党的一大的13位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五四”运动的锤炼，一个崭新的青年群体脱颖而出，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

　　从那时起，一代代青年传递历史的接力棒，踊跃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镌刻下永不磨灭的历史印记。

　　一个人的青春记忆会令人久久难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青春记忆则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回响。当年参与、见证“五四”的先辈，不少是百年前的“80后”“90后”；相隔一个世纪，如今的“80后”“90后”也已自立自强，与新时代共同前进。

　　历史的细节，在前辈的光辉岁月里得以复原，指引着后来人行进的足迹。复兴的号角，由一代代青年渐次吹响，呈现出积极丰富的面貌，达成跨越百年的心灵对话。

　　透过时空的层层帷幕，百年中国跌宕前行的浩荡潮流中，那无数难以解释的疑问，彼此印证，有了回答。这一首清亮透彻的青春之歌，余音绕梁。

　　放弃百万年薪，从就职华为到支教西藏，从“大龄”女博士到我国人民海军史上第一位女实习舰长，今年44岁的韦慧晓在蓝海碧波中留下强军报国的青春纪念。

　　她曾经也困惑。在西藏当了两年志愿者，她写下心得，其中一句话是“我愿为国家和民族奋斗”。有朋友建议她改一改，说“这个说法看着有点大”。

　　她想，自己要走的这条路，是不是有点太引人关注了？

　　上世纪80年代，黄浦江上游白莲泾码头。30多岁的木材装卸工包起帆多次尝试，想研制出一套“不需要一个工人下船舱捆扎木材”的抓斗装卸工艺系统，屡败屡战。

　　妻子见他多日不回家，抱着儿子找到码头。两岁的儿子瞪着他，半天没喊一声。望着妻儿离开的身影，包起帆心里歉疚。

　　他想，自己亏欠妻儿的，是不是太多了？

　　小我与大我，怎么选择？时间回溯至上世纪20年代，有青年作答。

　　他曾是生活优裕的大学教授，却不惜以生命之钟撞醒旧中国的黎明。一袭长袍，两撇黑须，态度从容——临刑前，他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他曾是锦衣玉食的富家少爷，有“鸦飞不过的田产”，却在“秉志改革”的探寻中为救国救民英勇献身。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工农人民大众的”，“为了我们子子孙孙争得幸福的生活，就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他曾是才华横溢的柔弱书生，本可做渊博学者、文化巨匠，却振臂一呼刺向黑暗。他神态自若地走向刑场，沿途高唱国际歌，到达罗汉岭，选一草坡坐下，欣然饮弹。他说，“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

　　李大钊，38岁。彭湃，33岁。瞿秋白，36岁。这是他们从容就义的年龄。

　　视死如归，如何能义无反顾？这些受过良好教育、情感充沛、思想敏锐的青年人，如何能不计任何个人功利，勇敢地站在忧国忧民的时代前列？

　　一代代青年，不曾在抉择时相见，却隔着时空用行动对话：

　　革命年代，无数年轻的共产党人为了给中国一个可赞美的光明未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挺身而出、奉献牺牲；建设、改革年代，无数包起帆们一次次选择迎难而上，立志要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命运；新时代，无数韦慧晓们坚定着自己的选择，用双手让国家一天天强起来。

　　百年荣光写就，离不开一代代青年的接力。穿越一个世纪，跨越五湖四海，个体生命选择不尽相同，但都有青春那勇敢的面容。

　　答案已不言自明：不同的人生轨迹蕴藏相似的成长之路，共同的理想信念，让他们凝聚在同一面旗帜下，勇往奋进以赴之。

　　怎样才能不虚度人生？过去、现在、未来，这是萦绕在每一位青年心头的青春之问。

　　“爱国、责任、奉献代代传承，无数优秀青年为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朝气和热诚。青年从不守旧、乐于奉献，执着于自身作出的选择。”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说，时代的使命、人生的际遇交汇成青春坐标，对国家的热爱，是青年人谋划人生、开创未来的基色。只有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化，了知国家所处的位置，将个体生命同国家、民族正在进行的奋斗相融合，让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时代变迁、场景变换，新青年们以崭新的姿态迈入新时代。

　　在茫茫大漠戈壁的火箭发射场，在脱贫攻坚的广袤土地上，在驶向深蓝海洋的护航编队中，越来越多的青年大显身手、建功立业。

　　那些坚信中国一定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的前辈们或许会好奇：今天的中国青年，如何唱响属于自己的青春之歌？

　　1920年的春夜，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两张长凳架起一块木板，既是床铺，又是书桌。桌前，一个人一边吃着粽子，一边忘情地翻译一本小册子，竟不曾发觉吃进嘴里的粽子上沾满墨汁。

　　他叫陈望道，他全身心投入翻译的册子叫《共产党宣言》。

　　物质条件今非昔比，当代青年随着祖国律动的赤子之心变了吗？

　　细长的弄堂、黑红的石墙，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青年的读书声和论辩声。“90后”施颖杰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他的工作是“播火”：向人们传递那份爱国的革命热忱，用讲解让历史更生动地呈现。

　　“先辈在风华正茂的年纪思考国家前途命运，用双手和热血推动旧世界向新天地改变。”施颖杰说，“坚守信念，将精神火种接续传递，这便是我爱国的方式。”

　　1918年，23岁的蔡和森在赴京寻求救国真理的路途中，毅然立下“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豪言壮志，开始了他为匡复中华而舍生取义的革命人生。

　　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当代青年“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使命感变了吗？

　　“我报名！”“我报名！”去年春节期间，疫情刚暴发不久，包头至南宁的Z338次旅客列车车队微信群里仿佛“开了锅”。

　　这趟穿越南北，途经蒙晋冀豫鄂湘桂七省区的列车，总运行里程3300多公里，单程最长运行38个多小时。由于34名乘务员先后居家观察，车队发出成立应急小组的召集令，29个名额瞬间被“90后”青年们一抢而空。

　　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放下精彩的电影和游戏、脱下漂亮的新衣，穿上分不出性别的厚重防护服，只为陌生人的旅程奔赴未知的危险。青年们用行动与担当证明：他们初心不忘，坚若磐石。

　　1927年6月，因叛徒出卖，时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陈延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身受威逼利诱，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依然不肯透露一句党的秘密。就义时，陈延年年仅29岁。

　　各种诱惑接踵而至，当代青年追求信仰的决心变了吗？

　　“以她的能力，留北京没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郝海燕没想到，学生黄文秀选择到广西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村里88户418名贫困群众脱了贫，贫困发生率由22.88%降至2.71%。这背后，是她一年两万五千公里汽车里程的奔波，是她难以尽孝亏欠父母的泪水，更是她被永远定格在山洪里的年轻生命……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是写在黄文秀入党申请书上的一段话，亦是新一代中国青年接过信仰接力棒的宣言。

　　百年前的“80后”“90后”早已化成时代洪流中砥砺不变的精神坐标，指引着当代青年不忘来时的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舞台、责任与命运。当代青年面对的不再是百年前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问题，但在一次次对价值观与人生方向的选择里，青年不老、精神永存。

　　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只有鲜花铺路。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既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挑战。

　　在战火纷飞、险象环生的长征时期，共产党人漆鲁鱼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3年间跋涉千里，辗转广东兴宁、汕头和上海等地，屡遭磨难也不曾放弃。

　　在探索中前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年仅20岁的张百发与其他11名年轻的钢筋绑扎工成立了张百发青年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参与北京众多建设工程，如期完成了许多人断言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期，30多岁的薛荣遭遇了企业破产，一夜间下岗，她9次创业、屡败屡战，最终用300元借款带领16名下岗姐妹成立圆方美洁公司，如今成了“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步入新时代，贵州安顺平坝区塘约村村支书左文学听着分红和脱贫庆祝大会上的鞭炮声，流了泪。历经过一次次被市场波动和天灾打回原地的创业辛酸，他带领村民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从贫困村到小康示范村的转变，迎来走出困境的喜悦。

　　千山万水、筚路蓝缕，总有这样一群青年，千锤百炼、百折不挠。正是凭借这样一种精神，指引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迢迢征途。

　　身处和平时期、物质极大丰富，当代青年的选择无限广阔。但今日的青年，也面临“带有这代青年特点”的困惑：如何锻炼自己的逆商？

　　“当代青年成长面对‘耽于安乐’的考验、多元的价值选择、更多的焦虑与诱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良驯说。

　　多位受访专家说，身处社会转型时期，青年人首先更需要理想信念这个人生的定盘星和压舱石。

　　“青年时期是价值观形成与确立的关键时期。”陆士桢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决定青年以何种姿态投身实践，青春岁月就不会像无舵之舟漂泊不定。

　　其次，要树立正确的顺逆观，正确面对人生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

　　“当代青年大多在顺境中成长，由于人生阅历较浅，一旦面对突如其来的逆境，往往表现出不适应。”张良驯说，面对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一时有疑惑、彷徨，是正常的人生经历，要允许挫败的存在，养成豁达的性格。

　　此外，青年要善于在逆境中寻找成功的机遇、积累战胜困难的经验、培养迎接更大挑战的能力，使逆境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包袱。

　　“比如实践中，派年轻干部到基层、艰苦边远地区和复杂环境工作，不是在档案上增加一段经历，而是要增强年轻干部应对和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也是在提高年轻干部的逆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鸣说。

　　世上有难走的路，也有无所畏惧的青年。正如高尔基所言，“青年是一种正在不断成长、不断上升的力量，他们的使命是根据历史的逻辑来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任凭时光荏苒，青年当志存高远，越是艰险越向前。

为了理想可以牺牲多少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郑明鸿 李惊亚

　　1931年，山东济南，中共一大年轻代表邓恩铭，身负镣铐，心怀坚定不渝的革命理想，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年仅30岁。

　　2018年，贵州遵义，在脱贫攻坚这一没有硝烟的战场上，“90后”扶贫干部徐梅在工作途中遭遇车祸，生命定格在26岁。

　　邓恩铭和徐梅，出生年代相距甚远，这两位素不相识的“90后”，却因为共同的理想而变得相似。他们既是贵州同乡，又是为人民谋福祉的战友，为了心中的理想，将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时代。在他们身上，理想的光芒闪闪发亮。

　　青春应当如何度过？面对这个问题，邓恩铭和徐梅给出了一样的答案：芳华正当时，志远当前行。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这是16岁邓恩铭的心声。1917年，为寻访救国真理，邓恩铭从老家贵州北上求学，临行前，他曾这样立誓。

　　这一次远行，邓恩铭遇见了足以激荡他心灵的力量——马克思主义。

　　认准了真理，就一往无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邓恩铭被选为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邓恩铭作为济南党组织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给青春写下了明亮的注脚。

　　和邓恩铭相比，徐梅的青春没那么轰轰烈烈，但也足以让人铭记。

　　2017年8月，24岁的徐梅来到遵义市习水县，成为一名扶贫督导工作队队员。

　　“她是组里唯一的女生，年龄最小，一开始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她。”督导组成员赵燚说，原本以为会让大家分心照顾的徐梅，下乡后却从不喊苦叫累，工作充满干劲。

　　“路再远、坡再陡，徐梅都坚持到一线走访。”督导组成员吴建强回忆说，有一次，督导组到习水县桑木镇香树村走访，道路崎岖难行，途中有段小路比较危险，有人提议让徐梅留在原地等待。“但她不肯，一定要走过危险路段，完成走访任务。”吴建强说。

　　就这样，几个月里，这个城里来的姑娘自己带着方便面，走遍了习水县22个乡镇、4个街道办事处，访问了上千户群众。

　　在同事眼里，一步一个泥脚印，就是徐梅的青春之路。

　　天将降大任，邓恩铭的革命之路走得艰辛，凶险的敌人、疾病如影随形，用痛、累、血逼迫他放弃，但他从未妥协。

　　邓恩铭曾两次被捕入狱。一次是1925年11月，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机关被敌人破坏，邓恩铭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后染上肺结核，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获救后的邓恩铭秘密回到青岛，不顾疾病痛苦，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迅速把青岛党组织恢复起来。

　　另一次在1929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邓恩铭再次被捕入狱。狱中，敌人对他动用酷刑，但他坚持斗争，组织了两次越狱，7名同志得以脱险。他自己却因身体病弱，未能逃脱，被投入死牢。

　　1924年5月8日，邓恩铭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在邓恩铭心中，“所志”的唯有革命事业，为此，他愿意付出自己的所有，直至生命。

　　“努力到无能为力，坚持到感动自己。”这是徐梅的微信签名。徐梅牺牲已三年多，但同事们还是舍不得删掉她的微信。每次看到她的头像，总觉得这个上进拼搏的姑娘还在身边。

　　参加督导组之前，徐梅才刚刚工作不久，怎么帮扶困难群众，一开始她心里没底。“今天努力多做点，做不完明天就再接着干。”扶贫工作任务紧、分工细、压力大，徐梅加倍努力研究政策、实地调研，短短几个月就吃透了相关政策。每次进村入户走访群众之后，她还要花很长时间把各个组走访群众的基本情况归类统计整理好。

　　徐梅的男友曾数次前往习水看望她，每次都扑了空，“她太忙了，不是在下乡，就是在加班，常常到了深夜还在统计入户情况。”

　　“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定理想走下去，这样的青春才亮丽无悔。”徐梅总是这样微笑着面对生活和工作，忙完了自己的工作，还积极主动帮助其他同事。

　　努力没有尽头，但会有结果。2020年3月，遵义率先在贵州脱贫，812万老区人民告别贫困。徐梅是遵义市脱贫攻坚战中牺牲的15名干部之一。

　　1931年春，邓恩铭在狱中写下最后一封家书：“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当年4月5日，邓恩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行刑前，他发出了最后的呐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徐梅走得太急，甚至没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过去曾以为‘90后’是娇弱一代，现在看，他们是新时代的生力军，他们不怕苦、不怕牺牲，正用自己最好的年华创造历史。”徐梅牺牲后，当地有群众这样说。

　　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里，邓恩铭、徐梅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奉献给了时代。

　　百年前，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邓恩铭为多难祖国“不惜身先死”。“多想想受苦受难的同胞，少考虑个人得失，眼向前看……我们也要每人割掉自己身上的污秽、与《共产党宣言》不符合的污秽。”他追寻真理的铮铮誓言，仍绕耳间。

　　百年后，在与贫困决战的路上，徐梅将老百姓的一粥一饭装在心里。“我们吃了你家4个烤包谷，这100元钱一定要收下。”有一次，在困难群众家走访时，4个烤包谷成了督导组队员的一顿午饭，徐梅自掏腰包把钱塞进老乡兜里。

　　中国青年从来不缺乏“祖国需要就是最高需要”的爱国情怀，从来不缺乏“俯下身子，真抓实干”的奉献精神，从来不缺乏“敢为人先，奋勇向前”的创新精神，也从来不缺乏“不畏困难，不避矛盾”的担当精神。百年来，在有形、无形战场上，千千万万个年轻的“邓恩铭”“徐梅”在关键时刻为信仰、为理想、为国为民而奋斗。

　　戈壁滩上，第一批石油地质勘探队员在缺氧、缺水、缺生活物资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揭开了柴达木盆地油气的神秘面纱，在一代代人接续努力下让中国甩掉贫油国的标签；

　　科技战线上，年轻的科技人才喊着“我年轻我来”，无惧危险进行核试验，锻造守疆卫土的国之重器；

　　抗疫战线上，一批批年轻的医护人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在病毒前，每一次前方需要支援时，“我报名”“让我去”的声音此起彼伏……

　　英雄不会远离，牺牲者化为星辰。时光穿梭，在邓恩铭、徐梅两代“90后”的对话里，流淌着不变的红色基因、红色精神，他们的精神激励着当代青年将他们未竟的事业接续完成。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谭元斌

　　生命，为祖国澎湃燃烧。青春，为祖国挥洒绽放。

　　半个多世纪前，面对祖国的召唤，她坚定地说“我愿意！”随后为我国核事业发展隐姓埋名30年。原本的国际学术明星，从此默默无闻，尽此一生。

　　11年前，面对国际能源巨头的高薪挽留，他毫不动摇地回归祖国怀抱，只因“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时期，需要各个领域的人才”。“十年磨一剑”，“越是艰险越向前”，岁岁年华在重大医疗设备攻关中磨砺灿烂。

　　她，是中国的“居里夫人”王承书。他，是“创新争先”的青年科学家周欣。像蜡烛，在奉献中活出自己。像水滴，在伟大事业的河流中闪耀光芒。他们，都是民族复兴的“追梦人”。

　　谁说年轻不堪大任？王承书和周欣用行动给出了答案：理想不分早与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龄女孩多在学棋琴书画，出身于书香门第、体弱多病的王承书，却对物理学情有独钟。她的想法很不一般：世界上影响最大的自然科学是物理学，积贫积弱的中国要想崛起，没有先进的物理学是不行的。

　　为中华之崛起而学物理学，1930年，18岁的王承书被保送至燕京大学物理系，在班里13名新生中，她是唯一的女生。

　　理想给予年轻生命不竭的动力。1941年，王承书被美国密歇根大学录取，成为著名物理学家乌伦贝克的女弟子，三年之后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和导师一起创建“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轰动国际学界时，王承书只有39岁。后来，她又证明了索南多项式，再次引起轰动。年纪轻轻，已成为世界知名物理学家。

　　几十年后，另一位青年与王承书怀揣着同样的理想。

　　“中国在重大医疗设备上要尽快强起来。”在武汉，我国最年轻的国家重大科学仪器研制专项首席科学家周欣今年才43岁。在过去11年里，他焚膏继晷，竭尽所能，成为人们健康“守门人”。

　　取得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博士学位时，周欣年仅26岁。之后，他赴美国深造。2009年，周欣通过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回国，成为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一肩扛起超灵敏磁共振成像技术攻关的重任时，年仅32岁。

　　“肺癌，是我国癌症中的头号杀手，只有攻克了肺部磁共振成像技术，才能点亮肺部，解决肺部影像学难题。”周欣说。

　　年轻成名意味着财富、地位、聚光灯，对于王承书和周欣这样的“天才型”选手来说，获得这些并不难，难的是放弃。

　　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后，王承书在美国拥有了体面的工作、优厚的待遇和幸福的家庭。但得知新中国成立，王承书坚决要辞职回国。

　　为了挽留王承书，美国政府开出丰厚的条件，她的导师说：“你若继续留在美国，日后有极大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王承书拒绝了：“我的祖国虽然很穷，科研条件也不好，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了再回去，我一定要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

　　1956年，在经过了长达七年的漫长拉锯战后，王承书终于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王承书住在简陋的楼房里，每天上下班挤公交车，甘之如饴。短短几年，她以国家的需要为己任，为热核聚变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61年，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钱三强提出，让王承书前往我国第一座浓缩铀生产工厂——504厂。这意味着她要在浓缩铀这个新领域从零开始，再度拼搏。

　　“我要为国家做贡献，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王承书二话不说，立刻去浓缩铀工厂报到。这一去，就是30年隐姓埋名。甚至连她深爱的丈夫，也不知她究竟去了哪里。

　　不同的时空，相同的选择。

　　义利冲突怎么选？周欣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多少金钱都不能衡量家国情怀。”

　　2009年，有美国企业给周欣开出10万美元年薪外加奖金的待遇，想把他留下。而回国，年薪只有9万元人民币，差距巨大。周欣没有犹豫：“回国有归属感和自豪感，有家的感觉。”

　　回国后，从6块瓷砖大小的实验室起步，周欣开始设计制作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仪器。十年如一日，从计算机到物理化学，从生物再到医学，他带领团队研制出了世界领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仪。这项技术能够“点亮”肺部的角角落落，不仅能“读懂”肺部气体与气体交换的信息，而且能“捕获”气体与血交换的信息，让肺癌这种我国癌症中的“头号杀手”能在早期就被揪住。

　　目前，这项技术全球只有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4个国家的少数研究团队掌握，对我国开展肺部重大疾病的诊断意义重大，是我国超灵敏磁共振研究技术的重要里程碑。

　　“要在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地方发挥最大价值，绝不能碌碌无为地过一辈子。”周欣说，这项研究的意义远远超过金钱能带给自己的满足。

　　一时吃苦并不难，难的是坚持吃苦，不改其乐。

　　在504厂，王承书拼命工作，日复一日高强度运转让白发早早爬满她的头顶。经过3年艰辛研发，504厂的浓缩铀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但王承书的使命远未结束，她继续当着无名英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对于老一辈科学家们的付出和选择，周欣说：“科技是强国利器，生逢其时，当盛其事，才能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时代，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和价值。”

　　在周欣的团队中，除了两位他曾经的老师外，其余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30岁左右。“回首这十多年，当初选择回国的决定非常正确。奋斗的人生不会虚度。”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周欣带领团队挺身向前：“我们的科研团队就在武汉，并且我们的研究方向正是肺部磁共振成像，这正是我们用医学技术回馈社会的重要时刻。”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马克思曾在《青年的选择》一文中这样写道。

　　70多年前，方志敏烈士曾在狱中写下了他心中新中国的样子：“我们民族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没人能计算出，为了理直气壮地说出这句话，多少国人付出了一辈子。以沉默，以奉献，以倔强。

国之脊梁我来撑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贾远琨 赵逸

　　1983年的10月，32岁的包起帆在北京参加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无意识地把圆珠笔拿在手中一揿一按，突然眼前一亮：“对啦！圆珠笔的伸缩原理，木材抓斗的启闭机构是不是也能试试？”

　　那时，这位上海港木材装卸公司机械员日思夜想的是：怎样让抓斗在任意点上自如开合？他想让中国靠人力装卸木材的历史结束。

　　这年10月，吕义聪出生在安徽滁州农村。之后的20多年里，他经历了痛失双亲、被迫辍学，后到浙江台州苦练汽车装调和维修技能。他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所有车辆异响要自己排除，车子的电器件出了问题，要自己查到、拆装并恢复好。

　　那时，这位普通汽车工人日常生活的动力是：丰富汽车理论知识和操作经验，解决遇到的每一个故障难题。

　　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包起帆做到了。从仅有初中学历的码头装卸工到获奖无数的国家级专家，他改进了抓斗的启闭系统，被誉为“抓斗大王”；亲身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80后”吕义聪做到了。短短七年时间从一线工人成长为技术能手，他屡次在全国装调工技能大赛中获奖，拥有200多项改善创新成果。

　　国之脊梁谁来撑？一个国家的进步，刻印着青年的足迹；一个民族的未来，寄望于青春的力量。

　　青年的自信从何而来？

　　从平凡的岗位一路走来，包起帆和吕义聪在理想中找到动力。“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历史逻辑，现实而真切地影响着他们的前途命运。

　　1968年，17岁的包起帆在白莲泾码头当上了一名木材装卸工。这是一桩粗活、重活、累活，更是危险活。粗重蛮实的原木，全靠码头工人下船舱。包起帆亲眼目睹，有的工友刚刚还活生生有说有笑，转眼间就阴阳两隔。

　　他在心里暗暗立下誓言，一定要制服原木这个“木老虎”。

　　有好心人劝他：“你一个普通工人操什么心？多少年来就是这样装装卸卸。如果有什么好办法，早就用上了。”

　　包起帆不为所动。他想，普通工人也要肩负起为国家奋斗的神圣责任。抱着这样的情怀，他踏上创造之路，解决了受力钢丝绳“咬”绳的问题。

　　回头看，记者问他，“您觉得自己的经历能被复制吗？”他很笃定：“我相信能。就算没有学历、资历、背景，只要用心做事，矢志不渝为国家发展进步贡献力量，一定能成功。”

　　吕义聪的想法不谋而合。“岗位有区别，但没有轻重之分。无论起点在哪，将人生追求自觉融入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就能找到建功立业的平台。”

　　19岁那年到台州投奔姑姑，十几个小时的长途客车上，吕义聪暗自落泪。但他很快调整自己，从汽车修理厂学徒，到汽车公司整车调试员，他苦学技术，汽车从此成为他生活的全部。

　　2005年，22岁的吕义聪以最年轻选手的身份，夺得了全国第二届汽车装调工大赛的二等奖。这极大地树立了吕义聪的自信：“我逐渐意识到，在这个时代，通过脚踏实地的奋斗，任何人都有机会将命运改写。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融入时代主题，每位青年都会迎来他的机遇。”吕义聪说。

　　青春，就一定意味着无限可能？

　　包起帆和吕义聪用持续的努力回答了这个问题：是，也不是。青年，往往敢于放飞梦想，但更要善于一步一个脚印，用实干实现梦想。

　　人们认识包起帆，是从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抓斗大王”开始的。在此之前，为研制木材抓斗，包起帆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生活被浓缩在起重、力学、机械之间，他像海绵般地汲取物理、数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走遍了上海水陆木材运输单位。周末、节假日，他出入于图书馆、科技资料站。家中十多平方米的斗室中，墙上、衣柜上到处贴着草图；码头上，他忙起来三天三夜没回家，累了就裹着棉大衣在船舱的餐厅里睡一会儿。

　　吕义聪相信，不走捷径就是最快的捷径。

　　为了多学技术，他常常一个人钻进成品车里研究汽车故障，一钻就是几个小时。床头贴着巨幅的汽车原理图，床边放满了各类汽车书籍。

　　在车子的后备箱里，吕义聪时刻准备着一个工具箱，同事、朋友的车子在路上发生了故障，他都会免费处理。不为别的，就为增加接触问题的机会，帮助自己快速提升。

　　长时间的拆装维修，吕义聪练就了单凭耳朵就能准确辨别40多种故障声音的绝活。一辆汽车1200多个整装配件，每个配件位置他都清清楚楚。

　　有人夸吕义聪是汽车领域，尤其是装调方面的天才。他笑了：“青年时期宝贵也有限。哪有什么天才？无非是花了比别人多的时间学习和钻研。”

　　是后浪，还是前浪？

　　熟悉包起帆的人，有一个同样的结论：一辈子完成一项创新了不起，一辈子都致力于创新更是难能可贵。人生对他而言，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

　　哪里不安全，哪里效率低，哪里成本高，他就在哪动脑筋。从业几十年中，围绕码头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和节能减排需求，他的创新版图不断扩大。

　　2006年5月，在巴黎国际发明博览会上，包起帆发明的诸多应用获得4项金奖，成为105年来在该展会上一次获得金奖最多的人；他提出的公共码头与大型钢铁企业间无缝隙物流配送新模式，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码头建设的典范。

　　“不能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未来靠什么立于潮头？仍然要创新！”包起帆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唯有不断突破瓶颈，才能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现实。

　　吕义聪则有他自己的回答：无论后浪或前浪，都在主动拥抱变化，在创新和超越中创造价值，勇立“浪”头。

　　2011年，吕义聪转岗到公司技术质量科，将目光盯在了改善创新上。针对传统调试工作靠师傅手把手教、作业内容缺乏工艺性文件，导致交检的车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他编制调试组的作业指导书；他还进行技术改造创新，至今已拥有200多项改善创新成果。

　　从救亡图存关头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大声疾呼的五四青年，到工地、电站、车间为社会主义建设燃烧奋斗热情的青年突击队、志愿垦荒队，再到新时代追寻着探月梦，以“80后”为主力的“嫦娥团队”、“战台风，斗酷暑”的港珠澳大桥建设者……

　　时空流转，在这片全世界最有活力的热土上，有太多年轻人，用不懈奋斗为自己的人生赋值，用心血和汗水书写国家发展的灿烂篇章。

　　他们，不愧为共和国的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五四寄语”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