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drc.gov.cn/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http://www.drcnet.com.cn/
什么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作为正部级智库单位，国研中心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领域的最高智囊团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担多项国家规划的调研、起草工作。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前瞻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内国际知名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在宏观经济政策、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政策、产业经济和产业政策、农村经济、技术经济、对外经济关系、社会发展、市场流通、企业改革和发展、金融以及国际经济等领域拥有许多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及高素质的专家和研究人员。

　　自1981年成立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积极参与了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的制定，以及各阶段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研究和决策过程，并主持或参与了许多重大国家级的研究项目以及一些地区性发展战略和规划的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在国际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学术界和实业界以及国际组织建立有广泛的联系，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双边与多边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承担过一些重要国际组织和国外基金组织援助的在华重要研究项目，以及中国政府有关国际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问题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研究项目，取得许多建设性成果。中心还发起和组织了“九十年代中国与世界”高层次系列国际会议，2000年起，又主办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外政界、学术界和实业界高层人士的重视和高度评价。中心旨在通过这些交流与合作，吸收借鉴国际有益经验，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同时帮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5号(原外交部办公楼)
电子邮件：drc@drc.gov.cn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职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从事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是：
　　一.围绕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开展跟踪研究和超前研究，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为制定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区域发展政策提出建议；接受委托参与或组织对有关部门和地区拟定的发展规划进行研究和论证，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研究国民经济的发展动态，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运用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研究产业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方向，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技术选择、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发展政策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四.研究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利用外资政策，提出对策建议；研究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其经验教训，为我国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
　　五.研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人力资源开发、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政策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政策；
　　六.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以及与有关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交流，向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供涉外参考资料和政策建议；
　　七.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组织机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各类中高级研究人员160余名，内设办公厅和八个研究部，以及学术委员会和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此外，直属和挂靠中心的还有五个研究所、两个中心、两个协会，以及管理世界杂志社、中国发展出版社、中国经济年鉴社和报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是参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领导管理工作的学术管理机构。学术委员会委员均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有丰富的科研经历和相当的学术成就，在专业研究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并有一定的科研组织能力。
　　学术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秘书长一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学术委员会全体成员选举产生。秘书长由主任委员聘任。另设若干副秘书长以协助工作。主任委员负责学术委员会的全面工作。秘书长负责学术委员会具体工作的实施。中心科研处是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机构。

　　学术委员会负责中心科研工作的总体规划、研究选题、成果评审、推荐国家科技进步奖。学术委员会主要工作内容有：负责中心重点课题的立项；拟定招标课题，审议和确定中标课题；负责组织中心的学术交流和重点课题的中间评议活动；负责组织中心研究成果的评审和优秀研究成果的评选工作。负责评议、推荐中国发展研究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候选人等；定期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中心的研究工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根据国家有关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的条例，结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实际情况，进行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并制定评审受理申报的条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务院从事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直属事业单位。1985年10月成立。其主要职责是，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对重大政策的独立评估和客观解读，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马洪、孙尚清、王梦奎、张玉台、李伟先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马洪、刘中一、陈清泰、张玉台、李伟、刘鹤先后任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学习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
中国经济时报08-26 00:05国研中心学史讲堂（一）

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重要历史节点，全国正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下积极学党史、讲党史、懂党史、用党史。为了展示国研中心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初心使命、国研中心智库人认真履行“为党咨政、为国建言、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中国经济时报开辟“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国研中心学史讲堂”专栏，约请国研中心领导和研究部所主要负责人撰写主题理论文章，从理论层面总结思考、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丰功伟绩和宝贵经验。

从1921年7月我们党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前仆后继的不懈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奋斗历程，更能坚定今天我们奋进在伟大复兴道路之上的信心，增强“两个维护”的自觉。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这一精辟而又深刻的概括，不仅醍醐灌顶，深化了我们对党史的认识，而且鞭辟入里，阐明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意义、重点和要求。我们要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历史定力，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拥有95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在风云激荡的历史中书写“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政党传奇的不朽史书，生动诠释了党之所以能够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之所以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表现出卓越领导力和强大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从1921年7月我们党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前仆后继的不懈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回首我们党这一历史时期的艰苦历程和经验启示，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党在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立刻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斗争，积极开展工农运动。

1.党的创建和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大会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等9个决议案。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辩证统一的。最低纲领是最高纲领的必要出发点和条件，最高纲领是最低纲领的目标。后者为前者的制定与实施指明了方向，前者不仅包含在后者之中，并且为后者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2.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召开，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但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3.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随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突出表现为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这次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表明我们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这是我们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

4.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时，洪流中包裹的暗流、胜利中暗藏的危机也在发展。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为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

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

二、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探索

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我们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1927年8月，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后的一年期间，党领导和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领导者实行了错误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结果失败了。但一些起义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了下来，为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8年6月，党的六大召开。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所做的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的情绪，实现有关认识和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六大以后的两年间，由于党在工作中实行了坚决转变，党的组织有了较大恢复和发展。党中央在这个时期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使工作获得巨大发展。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万多人。但是，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结果导致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我们党失去了打破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对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时机，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的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伟大转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标志着党从思想上挣脱了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始在党内占居主导地位。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进入了抗日前沿阵地，实现了战略大转移。1936年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到达陕甘地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实现胜利会师。

三、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探索

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斗争，我们党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1.正确解决了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正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在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从最紧迫的政治路线问题上开始清算左倾路线的错误，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进一步加快向“联蒋抗日”转变，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实现了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战的统一战线。

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军实行军事战略的根本性转变，即从内战时期集中兵力打运动战转变为分散兵力到敌后广阔的乡村组织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并把游击战提高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度来认识。

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要想彻底克服各种“左”倾、右倾错误的影响，就必须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分析政治、军事路线错误的思想根源，只有形成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保证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的贯彻实行，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发展。

确立正确的组织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

2.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

在日本侵略军逐渐将它的主力用于进攻敌后抗日力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责任。从1938年冬到1940年两年多时间，我们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敌后游击战争，通过广大地区内以无数小的战斗对日军进行侵袭，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不仅需要根据地的扩大，更重要的还在于根据地的巩固。因此，我们党十分重视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在政权方面，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战；在经济方面，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以适当方式和步骤削弱和限制封建半封建剥削，发展生产事业；在文化方面，提倡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努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事业。通过根据地建设，党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对以后建设新中国也有深远影响。

3.开展整党整风运动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党中央1942年组织了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整风运动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44年5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同时，也完成了召开七大所需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党内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团结。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七大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英勇奋斗。

四、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探索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通过总结人民解放战争的实践斗争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1948年4月，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为了保证总路线和总政策的贯彻执行，我们党制定了一整套具体政策：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城市政策，对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等。

2.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1949年6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并对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及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作了充分阐述。“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基本经验，基本纲领。”它的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五、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艰苦奋斗的经验启示

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浴血奋斗28年，召开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奋斗历程，更能坚定今天我们奋进在伟大复兴道路之上的信心，增强“两个维护”的自觉。

1.政治方向是我们事业兴衰的关键

方向就是旗帜，方向就是道路。从党的一大到七大，是我们党在方向上不断探索、在曲折中走向正确的28年。我们党成立初期，走了不少弯路。有思想认识的问题，有方针路线的问题，有斗争方式的问题，归根结底，都与政治方向密切相关。面对一次又一次失利，我们党不断探索正确道路，逐步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并取得最终的胜利。今天我们学习党史，首要的就是要认清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决策咨询工作中，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旗帜为旗帜，坚决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确保中心首先是政治机关，努力建设党领导下的高端智库。

2.理想信念是我们奋进的力量之源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为了理想，他们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从党的一大到七大，是我们党在信仰上不断坚定、百折不饶的28年。共产党人胸怀崇高的理想和对祖国人民真挚的爱，所以他们目光远大、无私无我在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道路上宁死不屈、永不言弃，他们碧血丹心、舍生取义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为后人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故事。我们党之所以历经艰险，绝处逢生，靠的就是信仰信念的力量，靠的就是百折不挠的韧劲，靠的就是越是困难越向前的气魄。信仰的力量,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我们要通过学习党史致敬先烈，学习他们矢志不渝坚持崇高理想信念，用革命先烈、先进共产党员的事迹作为尺子、镜子，量一量自己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照一照自己身上有多少缺点要克服，有多少尘土要打扫。在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增强党性、坚定信念、砥砺思想，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做好决策咨询工作、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3.党的创新理论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指南

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党的一大到七大，是我们党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敢为人先的28年。我们党在28年的浴血奋斗中，不断从实践中总结、反思、梳理，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集大成的理论成果。我们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要深刻理解我们党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荡气回肠的奋斗中所蕴含的厚重的真理力量、强大的思想伟力，进一步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真正做到学史明理。我们要把一脉相承的党的创新理论联系起来，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我们的各项职责使命，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不断提高研究能力和水平。

4.拥护核心是我们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

伟大的实践需要党的领导坚强有力，需要全党团结统一；伟大的事业需要掌舵人、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从党的一大到七大，是我们党通过实践造就核心、通过实践形成核心的28年。我们党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重重磨难、历经生死考验，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保障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保障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邓小平同志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奋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5.群众路线是我们事业发展的生命线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党的一大到七大，是我们党创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实践群众路线的28年。我们党从最初依靠工人运动，到走向武装暴动；从城市斗争，到转向农村包围城市；从依靠工人阶级，到依靠工人、农民，再到后来的统一战线，实现了领导方式的不断完善、领导力量的不断壮大；从一个只有50多人的小党变成了一个有9500多万人的伟大执政党，最根本的是我们依靠人民、团结人民、为了人民。我们要深刻感受我们党风雨如磐的初心、浸透血脉的宗旨是我们党充满底气、无往不胜的法宝，进一步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在决策咨询工作中，坚决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倾听群众意见、反映百姓呼声，不断增强履职尽责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永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决策咨询人，自觉履行好“为党咨政、为国建言、为民服务”的职责。

6.斗争精神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

我们党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弱到强，就是一部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历史，在整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正是靠斗争精神赢得了胜利果实。从党的一大到七大，是我们党在实践上勇于斗争、敢于牺牲的2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正是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支撑我们党和军队，跨越白雪皑皑的雪山，走过险境重重的草地，征服无数的“娄山关”“腊子口”，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先烈的斗争精神，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中，不断从斗争精神中汲取攻坚克难的勇气和不断前行的动力，不断凝聚履职尽责的精气神，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推进实际工作的能力水平，进一步鼓舞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常抓不懈的韧劲全力加强中心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斗志。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学党史，就要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努力从党走过的风云激荡的历史中、从党开创和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中、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长期实践中，深化对党的信赖，坚定对党的领导的信念，努力为夺取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胜利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


不断提高开放水平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国研中心学史讲堂（二）2021-08-30 12:33 中国经济时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隆国强

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重要历史节点，全国正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下积极学党史、讲党史、懂党史、用党史。为了展示国研中心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初心使命、国研中心智库人认真履行“为党咨政、为国建言、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中国经济时报开辟“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国研中心学史讲堂”专栏，约请国研中心领导和研究部所主要负责人撰写主题理论文章，从理论层面总结思考、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丰功伟绩和宝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四个伟大成就”，其中，过去40多年来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总书记浓墨重彩的表述，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这一论断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从“康乾盛世”以来中国国力和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迁，都深刻证明了这一点。过去40多年，是我们党百年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这期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重要的吸收外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迅速提升。这段开放史，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分别是1978-1992年的对外开放启动阶段，1992-2001年的对外开放深化阶段，2002-2012年的规则化开放阶段，以及自2013年至今的大国开放阶段。

在对外开放的启动阶段，首先突破思想上的障碍，形成对外开放的理念，坚定不移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不开放死路一条。这期间，以兴建经济特区为突破口，打造吸引外商的投资环境；吸引出口型外商投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推进外贸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本土企业出口创汇能力。

在对外开放的深化阶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们改革的目标，对外开放战略不断深化；我国利用外资跃上了新台阶，开放向内地推进、特殊经济区增加新种类、外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实行汇率并轨与经常项目可兑换；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对外贸易实现快速增长。

在随后的规则化开放阶段，我国落实入世承诺，以大开放促大改革；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举，贸易大国地位确立，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额首次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成为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第一大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跨境投资大国地位初步形成，2012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区域经济合作启动，提出自由贸易区战略；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启航。

进入大国开放阶段，我国以自贸试验区引领，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立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启动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这期间，我国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进行大量的试验，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很重要的贡献。在不断扩大开放、促进发展过程中，我们主要形成了五条经验：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制定对外开放战略；二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三是牢牢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与时俱进地调整开放重点与策略；四是量力而行，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五是统筹开放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防范风险。这些经验，是指导我们未来对外开放工作的重要遵循，弥足珍贵。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大国博弈日益激烈；信息技术革命突飞猛进，抢占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绿色低碳发展渐成潮流，转型压力日益加剧；全球经济治理加速调整，争夺规则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激烈。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对外经济关系加速调整，参与国际竞争有了新优势。以上方面的变化决定了未来开放战略必须进行重大调整。

我们应当看到，大变革时代既面临新挑战，也蕴含新机遇；同时，要看到我们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新优势，进而提出开放新目标，实现新发展。

从新挑战看，主要是美国联合其盟友全面围堵中国，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国际市场地位面临“两头受挤”压力；经济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技术“卡脖子”、资源能源、信息安全、不良债权等问题，需要努力化解。

从新机遇看，主要是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带来我国换道超车历史性机遇；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稳定发展前景，吸引投资、人才、技术向我国加速汇聚；率先防控疫情和实现复工复产，给我国带来相对竞争优势。这些是短期优势，能不能转化成长期优势，需要我们好好研究。

从新优势看，主要是人才成本优势正在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产业配套能力强；基础设施完备；外汇充裕；国内市场规模巨大。

由此，我们需确立对外开放新目标，即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保障我国的和平发展；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推进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面对国内外环境条件的深刻变化，中央明确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根本遵循。

第一，以开放促创新、促升级，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加大服务业创新发展试点力度；加大招商选资和招才引智力度，增强创新能力；将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变为开放发展，打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提高数据监管能力和水平，以精准监管促进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大力支持对外贸易新业态和数字服务贸易；支持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合作等多种方式获取境外技术、创新资源和能力。

第二，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自主开放和制度性开放，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通过加大授权和建立容错机制，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开展压力测试，大胆试、大胆创、自主改，及时总结评估、复制推广改革开放制度性成果。

第三，多措并举，塑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保持战略定力，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基本面，寻求合作新领域，深化利益交融。深化中欧、中日经贸合作，推进中欧投资协定、RCEP等实施落实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做好加入CPTPP相关工作。避免经贸合作政治化。

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五通”“六大走廊”建设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数字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深化产能合作。妥善处理好对发展中国家不良债权问题。充分发挥好国际发展援助和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试点推进知识援助。发挥好进口博览会作用，扩大进口，针对双边贸易严重失衡的重点国家综合开展经贸合作。大力提升软实力，增强议题设置能力、规则研究能力、对外谈判能力和对内协调能力，积极参加国际治理体系改革，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统筹开放发展与安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意识，完善防范风险机制。推动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供应的多元化，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提高大宗商品定价的影响力，通过深化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融合，增强资源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开展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和种业合作，增强粮食自给能力。审慎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增强金融监管能力，防范金融开放风险。完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增强信息监管能力，以“管得住”促进“放得开”，提高数字经济竞争力，保证国家信息安全。

总之，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胸怀“两个大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作出新贡献。


新时代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09-07 08:04国研中心学史讲堂（三）■陈昌盛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宏观调控实践的学习体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在有效应对错综复杂的外部冲击、化解国内转型压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推动经济加快升级的实践过程中，对新时代的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创新，逐步形成了“一个核心+五项原则+七大支柱”的转型宏观调控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对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党的百年伟大历史，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在有效应对错综复杂的外部冲击、化解国内转型压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推动经济加快升级的实践过程中，对新时代的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创新，逐步形成了“一个核心+五项原则+七大支柱”的转型宏观调控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对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创新宏观调控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

从凯恩斯经济学侧重有效需求不足，到新古典经济学关注供给和预期管理，新凯恩斯经济学兼顾供给和需求管理，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金融不稳定性、生产率增速放缓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引起更大关注，宏观经济学及其指导的调控实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会随着发展阶段、时代任务和约束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在类似阶段各种矛盾多发易发，增长进程被打断、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不在少数。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我国国内有效需求增速放缓，结构性问题不断凸显，加上全球经济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势头、凝聚广泛发展共识更为紧迫。基于发展的普遍性、转型的必要性和国情的特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调控创新的核心问题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顶住转型期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在更高水平更高形态上实现动态平衡，为深化改革、重塑新动能、推动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环境。

创新宏观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后发经济体跨越高收入门槛时要破解的普遍性难题。从国际经验看，部分后发国家在经历工业化前期的快速追赶以后，由于经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不能实现持续升级，原有增长动能衰竭，加上全球化背景下宏观管理和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结果在转型期经济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被打断，高速增长的潜力未得到足够释放。部分国家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且也比较成功地跨进了高收入门槛，个别甚至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但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都曾经出现过深度回调，有的还爆发了金融危机。从高速增长均衡被打破到构建中高速均衡，各种潜在问题和矛盾不断显露，中间过渡相当于惊险一跃，实现路径相当不确定，各方面对宏观调控的诉求分歧也更为明显。有的仍然寄希望通过放松货币和扩大赤字以拉高经济增速，结果推升通胀，债务规模和资产价格泡沫也快速膨胀，埋下巨大的经济隐患。有的则忽视必要的宏观调控，寄希望通过市场出清，放任经济下行，结果增速下行与预期悲观相互强化，经济长期陷入萧条。如何更好平衡多重调控目标，处理好发展、稳定、改革关系，使经济运行在合理水平，是转型期宏观调控实践必须要突破和创新的重大理论问题。

创新宏观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行列的重要前提。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经济保持一定增速，追赶进程不停滞、不中断，才能保证长期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才有底气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主要经济体的经验看，经济停滞和不发展的问题更大。我国转型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交织，地区发展不平衡，民生短板和生态问题突出，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上述问题，一旦经济的发动机熄了火，再启动的难度很大，发展的共识就更难凝聚；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是国际治理的积极维护者，也是世界和平积极建设者。实现持续平稳的增长，才能推动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才能促进世界秩序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演变。

创新宏观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增强超大规模性经济体发展韧性的重要条件。作为一个开放型的超大规模经济体，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强，有扎实的物质、经验和制度基础顶住下行压力，保持稳定的发展势头。但当前我国面临国际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高质量发展任务繁重的双重挑战，经济运行的内外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美国单方面大幅度快速升级关税战、打压我国核心高科技产业链，推动经贸摩擦继续向金融、文化交流等领域扩散，我国融合全球产业布局的进程受到干扰，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供给体系质量不高、金融服务实体能力不足、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较大、民生创新生态短板明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任务非常艰巨。只有充分发挥体制优势，不断创新宏观调控，从供求两侧精准发力，挖掘城镇化这个最大的内需，激发亿万群众所蕴含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抓住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东风，才能应对经济运行大幅波动的挑战，才能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均衡，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二、创新宏观调控坚持五项原则

1.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

从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和部分国家的宏观调控实践来看，往往将需求和供给分别对待，需求管理针对短期，供给管理针对长期，围绕宏观调控是否就只是需求管理等相关议题的争论似乎也从未平息。实际上，需求和供给是经济循环的两大环节，两者并不能简单割裂。在转型期，由于一些传统需求日渐饱和，供大于求的问题凸显，同时围绕转型推进的部分结构性改革可能会产生一些紧缩效果，从其他转型经济体的经验看，经济增速存在过快回落的可能。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在需求侧进行适当对冲，有助于缓解调整的阵痛，同时避免经济硬着陆，导致结构性改革半途中断。与此同时，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模式转换、结构调整、动能升级，将有助于畅通需求管理政策的传导机制，提高经济运行可持续性和抗冲击性，进而为需求管理打开更大政策空间。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既有趋势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既是市场主体自发的行为，也是体制机制约束的结果，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在这样更为复杂的增长环境下，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宏观调控必须兼顾和平衡多重目标。将需求和供给管理结合起来，才能有足够多的手段和工具完成好复杂局面下的宏观调控任务。

2.宏观稳定和结构调整相结合

在一个产权激励相容、价格形成机制健全、法治体系完备的经济体中，微观结构层面可充分响应宏观变量的调整，宏观调控可以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宏观经济模型当中，并不引入结构变量。但对于一个正在转型的经济体而言，结构优化和总量稳定有时候并不完全自洽。如果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失衡，宏观总量层面的稳增长措施甚至可能加剧结构扭曲，出现所谓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局面。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结构调整，就没有真正可持续的宏观稳定。另一方面，结构调整往往涉及到存量，历次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经济不能保持一定增速，没有增量来调剂存量格局改变之后形成的利益缺口，没有足够投入补齐分配、民生、生态、创新等短板，实现结构优化的难度也可能更大。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有与高质量增长相适应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区域结构。将宏观稳定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畅通宏观总量波动与微观基础变动传导渠道，实现速度稳质量优的增长。

3.要素重组和要素提质相结合

高效的要素配置和高质量的要素供给，是保持经济长期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必要条件。高效要素配置，就是要填平洼地，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产权激励，搞对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各种软硬基础设施，引导更多资源要素流向更有效率的部门和地区，提高要素的生产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不仅要提高现有要素的配置效率，还要有更多中高级生产要素的供给。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口规模，但人力资本质量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人均资本存量不足前沿国家的40%,新经济基础设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我国研发投入规模占比持续上升，但真正原创性的科技成果还很欠缺。要素质量的提升，是一个长期持续过程，需要有稳定的预期。通过创新宏观调控，不搞大水漫灌，可以避免因为通胀或者资产价格泡沫造成社会心态浮躁，将过多资源用于炒作和赚快钱，从而浪费宝贵的社会资源，耽误长期持续投入。通过政府优化税费结构和财政收支结构，也能够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更有利于中长期增长的重点领域，加快要素优化配置和促进要素质量升级。将要素配置和要素升级结合起来，才能最大程度提升要素生产率，打开更为广阔的增长空间。

4.更多放权和更好服务相结合

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向改革要动力，是促进经济平稳转型的先手棋，更本质上说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我革命，是一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变革。2013年以来，通过减少行政和非行政性审批、全面改革商事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负面清单制度、推动利率市场化和扩大双向开放等改革，再配合大规模减税降费、创新驱动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营商环境有了显著改善，更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各种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迸发，对稳住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凡是市场能够做的，就充分相信市场，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自主调节，但这不简单等同于欧美国家的去管制，也不意味着政府做甩手掌柜。相反，政府需要通过完善信用体系、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创新监管方式、改进服务质量，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将更多放权和更好服务结合起来，才能理顺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面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难题。

5.改善民生与挖掘潜力相结合

实现精准调控，关键是要瞄准经济运行的突出短板和瓶颈发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事半功倍的效果。差距就是潜力，短了看是问题，长了看是机遇。往往民生的难点和痛点就是创新宏观调控、激发有效需求、丰富有效供给的着力点。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由于对民生短板重视不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广泛公平参与不够，社会阶层分化严重，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泛起，宏观调控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受到侵蚀，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也明显增大。转型期，我国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服务业生产率不高、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改善型和发展型需求被束缚、绿色生态型产品和服务供给缺口大、新经济和民生类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而解决好上述问题，可以起到挖掘增长潜力、实现包容发展一石二鸟的作用。将改善民生和挖掘潜力结合，既丰富有效供给，又充分释放有效需求，才能有效兼顾效率和公平、增长和分配，让发展成果和红利为更广大人民群众共享。

三、创新宏观调控突出七大支柱

1.调控目标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

调控目标需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是凝聚不同经济主体共识的“定盘星”。转型阶段，由于经济结构变化快，单纯以经济增速判断调控力度是否适宜，既有难度，也不全面。只要物价基本稳定、就业较为充分、收入稳定增长、风险总体可控、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财政和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对应的增速就是合意的增速。增速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推动结构性改革和促进经济平稳转型。宏观调控的目标，必须是保持合理的、没水分、有质量、有效益、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经济增长，必须坚决纠正仅仅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单维度偏向。

2.调控取向更加注重区间调控和精准调控

转型阶段，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各个经济主体对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更不明朗，就要充分发挥调控规则的“指示器”作用。区间调控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相机和规则相结合的调控方式。合理区间的上限是守物价稳定，下限是守就业稳定。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之内，就让市场主体自主调节，预期管理明确，规则传递清晰。但如果经济运行滑出了区间，就必须要从供需两端精准发力，适时适度地实施逆周期调控。

3.调控工具更加注重创新和动态调整

转型阶段的宏观调控兼顾多重目标、面临多重约束，必须不断丰富和创新政策工具箱，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留足后手。结合税制改革、支出结构优化、政府间财权事权重新划分和改进政府债务管理，不断完善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和总量调节方面的功能。通过创新流动性供给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构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兼顾合理流动性供给、政策效应精确传导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多重目标。通过加大简政放权、加快创新驱动、促进高水平开放，不断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4.调控机制更加注重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调控机制是否顺畅，取决于是“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如果不能在维持宏观稳定的同时，促进微观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宏观调控的效果将难以持续。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取向，不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各类主体公平竞争，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双向开放水平，寓改革于调控当中，不仅可以打通政策传导的梗阻，增加宏观政策的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进一步激发亿万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竞相涌流。

5.调控决策更加注重国内协调和国际协调

宏观调控要实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多重任务，涉及多种政策工具和多个职能部门，必须加强中央各个部门、中央和地方之间协调，注重政策操作方向和松紧程度的搭配，促进货币、财政、就业、金融、产业和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与此同时，随着各国经济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资本、技术、人才、货物、服务和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更加频繁，国内外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共振的特点更为显著，过度依靠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效应日渐凸显，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必须要注重加强多边和双边的协调，完善主管部门参与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机制。

6.调控落实更加注重预期引导和市场沟通

转型阶段，经济运行的内外部环境非常复杂，做好预期引导和沟通工作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预期管理做得好，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需要提高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透明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进一步完善重大政策出台权威解读机制，丰富解读渠道。主动回应社会重大关切，及时澄清模糊或不实信息，防止和化解舆论误导和炒作。

7.调控底线更加注重风险防控和底线思维

历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教训都表明，经济系统的自我纠错和稳定机制也会有失灵的时候，危机的演变逻辑并非线性，也可能不会按照事前演练的蓝本展开。宏观调控要健全重大风险的监测评估，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科学性和准确性，完善风险预警和反应机制，消除经济运行存在的潜在重大失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总的来看，“一个核心问题”“五项原则”和“七大支柱”相辅相成，构成了转型期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框架，也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在转型期调控实践当中的创新与发展。调控的核心问题，相当于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方向盘”。通过设定合理的增长目标，避免其他经济体转型时期的错误调控倾向，更进一步凝聚发展和改革的共识。调控的五个原则，相当于精准控制中国经济运行的“刹车、油门”。通过完善调控策略、丰富调控手段和拓宽调控空间，解决转型期间常面临的，而且可能顾此失彼的两难多难问题，保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调控的七个支柱，相当于优化和升级转型宏观调控的“传动系统”。通过完善目标、取向、工具、机制、决策、落实和底线等调控的关键环节，增强宏观调控的方向把控、系统谋划和落实执行能力。只有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从战略设计到战术执行，从理论发展到实践丰富，从长远谋划到短期应对，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才能保证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持续健康平稳的发展。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国研中心学史讲堂（4）
中国经济时报09-13 00:05侯永志 贾珅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数代中国人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正在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伟大民族，中华文明是辉煌灿烂的伟大文明，中国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后，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没落和封建王朝的闭关锁国，中国被世界现代化的浪潮甩在了后面。1840年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炸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国家蒙受屈辱，人民蒙受苦难，文明蒙受灰尘，社会危机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此成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这些斗争因为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引、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都始终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矢志于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的先进分子继续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新途径。1917年，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中国的先进分子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唤醒了沉睡的古老中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就义无反顾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顽强奋斗，成为人民解放和民族振兴的主心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经过28年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任务，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时期，党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和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从“一五”计划开始，党领导全国人民投身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我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在工业领域，我国实施了大规模投资和建设。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不仅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教育医疗领域取得的成就更为令人瞩目，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增长。这一时期，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下，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与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总结国内外正反两个方面的基础上，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为实施这一战略，我国开始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在对内深化改革的同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整体看，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实现了明显快于改革开放前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也遭遇巨大困难。在重大历史关头，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断取得新成效，农业基础地位继续加强，传统产业得到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大力度推进了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同时，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跨境流动规模显著扩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也稳步增长，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到2000年，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这段时期，我们夺取了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重大胜利，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困难，使我国在全球率先走出困境并实现较快发展。经过10年发展，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6位跃升到第2位，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从刚刚跨过低收入门槛线提高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城镇化率接近50%，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领域实现一系列重大突破。经过这10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又迈上了一个大台阶。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提出，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同时提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现代化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对新变化、新挑战、新任务，党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党中央高度重视创新发展，强调创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强力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使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元，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增加一倍，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与此同时，推动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使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突破、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从2021年开始，我国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新阶段的现代化挑战更严峻，任务更艰巨。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早日实现！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发展和实践探索
国研中心学史讲堂（5）2021-09-20 13:22

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不断升华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注重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叶兴庆 殷浩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不断升华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注重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发展和实践探索，对于我们在新发展阶段接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上迈出艰难步伐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农业、怎样建设现代化农业进行了积极探索。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按照毛泽东指示，1966年7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部署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直到1977年1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仍要求进一步修订和落实农业机械化规划，保证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个时期，党对农业集体化、机械化格外重视，对农业水利化、化肥化也倾注了很大心血。

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上实现历史性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业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深刻反思，作出了新的全面部署。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明确要求“精心地作好分阶段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划”，农业、林业、农垦、农机、水利、电力和化工部“要根据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密切协同，在1980年内，分别作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全面的长期规划”。邓小平强调，“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邓小平还从经营体制的维度前瞻性地提出了“两个飞跃”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个时期，党已将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拓展到农业科技、经营管理等方面。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农用工业的发展，切不可放松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节水农业”“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互相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必然要求农业科技有一个大的发展，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江泽民反复强调，“要强化科教兴农，优化内部结构，走贸工农一体化发展路子，逐步实现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低效农业向高效农业的转变”“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增强农业自我发展能力，增强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和科学化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这个时期，党从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经营方式创新等维度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六用三化”全面阐述了农业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实现途径，即“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胡锦涛从实现科学发展的高度，作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他明确指出，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他强调，要把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主线，“处理好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系，把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到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农业竞争力上来”。这个时期，党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更加注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

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上实现历史性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把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从2014年起，连续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农业现代化写入文件标题，强调“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加快形成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新格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行了系统思考，多次作出重要论述。在国家现代化建设整体布局方面，他强调，“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薄弱环节是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农业现代化内涵方面，他指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要用现代物质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服务农业，强化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良种化、机械化、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水平”“要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方面，他强调，“要加快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发展现代畜牧业、园艺业、水产业，发展高附加值、高品质农产品，发展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业，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在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方面，他强调，“按照增产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调的原则，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安全环保法治化，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充分利用现代农业科技手段，生产出满足人民需求的高产量、高品质、生态化的农产品”；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方面，他强调，“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要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形成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产业化水平。”

四、继往开来，在新发展阶段接续推进农业现代化

纵观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发展和实践探索，在强调农业现代化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符合我国国情等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在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路径、着力点等方面则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农业现代化内涵方面，从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到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产业化，再到规模化、绿色化、信息化、多功能化，反映出党对现代农业本质特征的认识深化。在农业现代化外延方面，从突出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变革，到重视经营管理和资源配置优化，再到强调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系统构建，反映出党对现代农业关注点的不断演进。在农业现代化目标任务方面，从农业增产的单一目标，到高产优质高效的多元目标，再到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复合目标，反映出党发展现代农业理念的不断升华。

在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党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发展和实践探索为基础，准确认识和深刻把握农业现代化的内涵特征，继往开来，接续奋斗。

一要着力推进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新发展阶段所要建设的现代化农业，应当是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上，现代种植业、畜牧业、园艺业、水产业充分发展的农业，品质优良、附加值高、产业链条长的农业，比较优势突出、主导产业鲜明、集聚效应明显的农业。彰显这种内涵特征，需要优化农业产业门类结构，在种植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提高畜牧业在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尤其是要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和经营主体层面推进农牧结合、种养循环；需要优化农业产品品质结构和价值链结构，着力发展高品质、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着力延长农业产业链条，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合作社或龙头企业为牵引、农民分享更大比例增值收益为目的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需要优化农业区域结构，按比较优势原则科学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构建特色产业集群，释放农业集聚效应。

二要着力推进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化。新发展阶段所要建设的现代化农业，应当是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设施和装备化水平高、旱涝保收的农业，科技成果集成化应用、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实现增长的农业，投入品和生产过程绿色低碳、可持续性强的农业，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生产经营智能化水平高的农业。彰显这种内涵特征，需要以土地平整、土壤改良、农田水利、机耕道路、农田输配电设备等为重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粮食生产薄弱环节、设施农业、丘陵山区特色农业等为重点提高农业全程全面机械化水平；需要以种业为核心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建立健全产学研推多方协作的技术集成创新推广体系，集成组装推广区域性、标准化高质高效技术模式；需要提高农田灌溉水、化肥和农药有效利用率，减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信息收集和处理体系，在生产管理、经营决策中广泛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

三要着力推进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新发展阶段所要建设的现代化农业，应当是在着力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基础上，土地逐步流转集中、经营规模逐步扩大的规模化农业，各类农户进行多形式、多层次联合的合作化农业，各类农户乃至合作社将独自开展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交由专业化、社会化组织完成的服务社会化农业。彰显这种内涵特征，需要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办法，发挥集体所有权在土地连片整治和宜机化改造、闲置和撂荒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组织协调功能，对承包权的权能进行适度调整、逐步淡化其财产权属性和社会保障属性，对经营权给予更加充分的保障、稳定租地经营主体预期；需要引导生产同类产品的农户开展产前产中产后专业合作，引导比邻农户自愿将毗邻土地入股开展土地股份合作，探索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需要以农机专业户或农机合作社、基层供销社、农资综合服务商、返乡入乡创业新农人等为主体，以提高联合收割机、农用飞机和无人机、烘干机等专用资产利用率为支撑，为各类农户乃至合作社开展托管服务，实现托管服务的规模经济。


伟大实践照亮科技自立自强道路
中国经济时报09-23 00:05国研中心学史讲堂（6）马名杰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科技工作伴随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调整，其重要性不断提升。百年间，我国能从一个科技基础孱弱的国家发展成为栖身创新型国家之列的科技大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始终坚持把科技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相结合，紧紧围绕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指导和引领我国科技事业持续创造辉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学习、应用和普及革命生产等相关技术，为新中国成立后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科学”口号贯彻到革命实践中。延安时期，为促进边区工农业发展、保障物资供应、培养科技人才，党中央相继创立抗日军政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科研机构，同时，广纳海内外专家到边区工作。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培育了一批知晓科技规律的干部，为接管改造“伪满”和原国统区科研机构，并建立新中国科研基础创造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领导我国建立了以中央和地方各级科委为主管部门的科技管理体系，以中国科学院和地方科研机构为主导的科研组织体系，以及以科技计划为核心分配科技资源的科研经费管理体系。这一时期，党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服务国家建设，将有限资源投入到战略性领域，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突破，奠定了我国工业技术基础。

改革开放使我国科技体系迅速得到恢复与调整。在党中央强力领导下，国家科委以及各级科研机构正式恢复，并启动制定《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开展科研责任制和课题承包制、尝试成果有偿转让等试点改革。伴随着我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科技体制改革几乎同步拉开序幕。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科技体制要从高度计划性体制向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的方向转型。我国科研体系响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大规模调整，扩大科研自主权、引入经费竞争、鼓励科研人员兼职、鼓励成果产业化等重要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在世界科技加速发展、国内外差距面临持续拉大的严峻挑战下，党中央将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发展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863计划”、“火炬计划”、国家高新区等一批对我国科技创新产生深远影响的政策相继落地。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步伐进一步加快，我国也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体系中。党中央及时响应新的形势变化，提出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以及2020年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科技发展和管理的理念更加创新和开放，发挥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相互作用，促进技术和人才的跨部门自由流动，对产学研合作予以更大支持，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等一系列新思路、新政策引导科技创新向能力更强、活力更足的方向发展。

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和要素成本的上升，增长方式迫切需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中央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着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围绕科技计划体系、科研经费管理、落实科研成果转化激励、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深入推进一系列重大改革。不断完善以“科创板”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等体制机制，优化创新创业支持政策，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和科研环境建设稳步推进，加速构建面向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等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新型举国体制。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科技创新制度更加合理，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加速转变，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产学研体系更加完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体制持续优化，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航空航天、深海潜水、天文研究、超级计算等领域完成了天眼、嫦娥、天宫等一系列全球领先的重大工程、先进成果，基础研究能力、产业技术水平、产业竞争力与创新创业活动等显著提升。面向“十四五”和中长期，在国内外科技创新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建立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时不我待。党领导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经验对深化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一是坚持自主与开放相结合，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中保安全。党历来重视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认识到，“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问题可能拖我们后腿”“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因而成为我国科技战略和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先进技术也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但学习而不依赖，在引进中消化吸收、再创新始终是科技政策的核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具体体现之一，就是国家在财政资金十分有限的条件下，长期投入科技研发，从而不断夯实我国科技基础，培育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在发展中不断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科技改革，根据发展需要不断调整改革重点。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等问题，提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我国针对科技计划体系、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等进行了多轮改革。2000年后，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科技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不断引入新理念，更好发挥政府和各类创新主体作用，促进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等逐步成为改革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强调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市场导向与加强顶层设计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是坚持优化政府科技管理职能，从管项目向聚焦战略与政策转变。随着我国从技术追赶向技术前沿迈进，政府集政策制定、项目选择、资金分配和项目管理等职能于一身的弊端愈发凸显。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与项目管理职能相分离逐步成为社会共识。党的十八大明确了科技主管部门负责政策制定、专业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管理的新体制，政策制定部门与执行部门的分离得以启动。相对分散的国家科技计划整合为五大科技计划。政府支持重点随着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从产品开发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转移，投入规模也不断扩大。

四是注重发挥地方和基层积极性，实行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改革探索。自下而上的改革试点是突破关键性体制障碍的重要手段。对一些争议较大或短期难以实施的改革或政策，首先在局部区域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比如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施科研人员股权激励和科研经费改革试点等政策，在省、市范围内开展“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等。高新区是我国在若干创新条件较好的区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组织创新。高新区模式的贡献不仅在于孵化和集聚创新创业企业，更重要的是，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背景下，探索创立了相对精简高效的“管委会”制度，为小区域内的创新创业活动营造较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实践表明，管委会制度对促进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是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解决好不同类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问题。对于主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且由国家主导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而言，强有力的高层协调机制至关重要。我国在“两弹一星”、三峡输变电工程、高速铁路等成功的技术突破中，来自中央高层的集中统筹协调至关重要。其特点是层次高、决心大、跨部门调动资源、组织管理得当、长期坚持，从而实现了产学研用高度协同，高效地完成各自负责的研究任务。对量大面广、主要面向市场竞争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主要发挥战略需求指引、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支持、优惠政策扶持等作用。把科技资源的土壤变得更加肥沃，“扶上马，送一程”，让优秀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做强、做大科技竞争优势。


深刻认识党领导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历程与经验
中国经济时报 11-01 00:09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国研中心学史讲堂（12）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基本遵循，体现着党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引领创新的导航作用。

王微

建党百年，是波澜壮阔、风云激荡、创造辉煌的一百年。回首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从一艘小小的红船发展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真正跨越，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在过去的这一个世纪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深刻地改变了党和国家的面貌。

纵观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程，从起步改革到加快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基本遵循，体现着党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引领创新的导航作用。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是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经济极其落后的局面和外部环境的严重威胁，我国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有限资金、物资和人才等各种资源要素集中用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对于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起到了历史性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使本应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

在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排斥和摒弃市场作用的发挥。尽管中央在向地方政府放权方面进行过很多探索，但由于这种行政性分权的改革，并没有改变原有的计划体制框架和经济制度基础，因此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正式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序幕。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自此，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讲话，深刻指出：“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一论断振聋发聩，不仅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和认识上的桎梏，而且成为指引改革开放实践的思想利器，推动了改革开放又一个春天的到来。当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这不仅反映出我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也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201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征程。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和新环境，特别是面对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旧问题和矛盾，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次市场的作用由“基础性”升级为“决定性”，不仅是我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在理论认识上的又一次重要升华，也是有效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的根本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

百年发展的实践表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转折，无不源于思想的不断解放，认识的不断升华，以及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解除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成功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开启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之路。理论的突破和认识的深化，不仅是我党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也是对时代发展要求的积极回应，因而可以有效引导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这也彰显出我党在带领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与担当。

二、改革开放的历程，是理论创新引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实现跨越发展的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党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围绕让市场发挥作用和政府转变职能，一系列改革方案和重大措施的陆续出台，推动着经济体制全方位、根本性变革，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让市场发挥作用，首要问题就是培育和发展壮大市场主体。为此，在逐步消减指令性生产计划的同时，国家逐步放开了对个人、集体、私营经济乃至外资的市场准入，大量城乡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得以迅猛发展；与此同时，通过放开经营自主权、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走向市场，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市场主体格局。目前，我国市场主体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50万户增加到1.2亿户以上，40多年间增长了200多倍。

同样，建立和发展市场体系也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我国市场体系建设从商品市场起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商品到要素、从封闭到开放的一系列重要转变，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位居全球前列的零售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劳动力市场等，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政府的作用也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已大幅度减少，更多转向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法律规范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已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职业资格许可大幅减少。同时，还取消、停征、减免了1100多项中央和省级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与此同时，继续深化价格改革，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基本放开了商品和服务价格，目前政府定价的比例仅有3%。与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由政府定价、仅有3%由市场决定相比，这两个3%，鲜明地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作用的转变和市场作用的不断升级。

三、解放思想、敢于担当，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无止境，改革永远在路上！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阶段，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这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并将其作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战略部署，充分展现了我们党根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实现共同富裕根本目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面贯彻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又一重大创新发展。

应当看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在不少市场能更多更好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市场还难以有效发挥功能，政府的有形之手有时还是管得过多、伸得过长。这与建设有效、公正、法治、透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全适应，与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因此，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就，止步现有的成绩，要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和部署，发扬扣扣子、担担子、钉钉子精神，勇往直前，攻坚克难，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藩篱，打破一些体制机制的桎梏，奋力夺取改革开放新胜利，在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大考中，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为此，要以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为重点，夯实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培育充满活力的多元化市场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是我党关于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重大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最新成果。“三个没有变”的承诺斩钉截铁、振聋发聩，这是党和国家的承诺，是党和国家的坚定意志。非公经济和民企的健康发展，既需要政府的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优化环境，也需要各类市场主体苦练内功，克服发展中的困难，不断提高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

要进一步加大市场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力度，使市场真正对要素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要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促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形成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度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现“法无禁止即可为”；要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要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要对价格体系改革，强调提出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价格要能反映供需、能体现成本、能及时调整、能引导资源的优化；要进一步加快金融、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等要素市场的改革力度，让市场能更加高效地配置要素和资源，能更加有力地促进创新创业，能更加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更好条件。应该看到，虽然简政放权取得不少成效，但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一些该还给市场的权力还没有完全还给市场，一些该还给社会的权力还没有真正还给社会，一些该放给地方和基层的权力还没有切实放给地方和基层。我们要在总结以往改革成果和经验基础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特别要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牛鼻子”，在打造简政放权“升级版”、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四、坚持党的领导,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政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完善的根本政治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制度根源。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不断完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强化改革落地见效，从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走深走实，未来也将使我们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充满活力地发展。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奥秘之一。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继续发挥好党的领导这一定海神针作用。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正是因为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允许有党内利益集团，所以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的领导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有顶层设计和贯穿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的保障，贯穿于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实施等各环节，可以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走回头路，不走邪路，也不走弯路。此外，党的领导也最强有力的监督，不断排除影响市场经济的各种消极因素。持之以恒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依规依纪依法查处资源、土地、规划、建设、工程、金融等领域腐败问题，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坚决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可以使所有市场主体都生长于同一片阳光下。

当前，我国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面向新阶段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新阶段的改革开放、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作出了全面部署。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改革开放再持续、再深化40年，我们的国家必将发生今天难以预想的巨变。让我们在纪念建党百年之际，畅想这个巨变，呼唤这个更加伟大的变革！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中国经济时报 11-08 19:19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现代化进程中，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理念，不断健全生态文明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之路。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对推进绿色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确立了系统完整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绿色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对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注与探索从未间断、一脉相承。

在革命时期，植树造林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早在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制定的《土地法》中提出山林分配方法，对茶山和柴山的分乡耕种、竹木山权属、竹木出卖和收益分配等作出规定。1930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的报告中指出，椴田之所以容易发生水旱灾，是因为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此时中国尚处于农业社会，绿色发展主要是顺应“靠天吃饭”的农耕生产方式要求，也蕴含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朴素思想。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开展增产节约、植树造林、污染防治等生态环境保护行动，工业化进程中的绿色发展拉开序幕。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工业化起步，生产原材料极度短缺。党中央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这蕴含着节约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绿色发展理念。当时水土流失和生态脆弱问题严重，国家高度重视植树造林工作。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在同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和批示中，有近百次谈到林业问题。在江河生态治理方面，中央把治理水患摆在突出位置，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根治淮河”等号召，国家大力发展水利事业。从1960年代开始，工业生产导致的废气、废水、废渣等问题开始出现，毛泽东提出要对各类废弃物实施“综合利用、化废为宝”。1973年8月5日至20日，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32字方针，审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揭开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1974年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1978年3月5日修订的《宪法》指出，“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从改革开放至1990年代初期，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增大，我国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依法推动绿色发展。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改革开放激发了全社会经济活力，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对资源环境造成了更多更明显的压力。邓小平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1983年3月，邓小平在参加义务植树时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正是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为应对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等问题，我国将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1983年在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正式明确提出。依靠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在这个阶段得以快速发展。1979年制定了《环境保护法（试行）》，1980年代陆续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逐步形成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国家于1982年组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设环境保护局；1988年成立独立的国家环境保护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也是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经验和能力都不足，没有及时和有效控制住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20世纪90年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发展进程加快。199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然而，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党与时俱进，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996年7月15日-17日，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保护环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会议确立了环境保护要坚持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重要原因之一是长江流域森林乱砍滥伐造成的水土流失，中下游围湖造田、乱占河道。在全国抗洪抢险表彰大会上，江泽民指出，要“自觉去认识和正确把握自然规律，学会按自然规律办事”。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是这个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对于粗放式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江泽民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这个阶段，我国大力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鼓励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领域的技术创新；在依法治国方针的指引下，制定修订一批资源环境法律。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将中国的绿色发展推上新台阶，通过转变生产方式，从源头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21世纪初，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正式写入党的文件，以人为本推进绿色发展。进入新世纪，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消耗巨大、污染排放居高不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指出，“严峻的环境形势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的治本之策。要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理念和实践进一步丰富。这个阶段，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地、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中央继续完善有利于资源能源节约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完善环境污染监管制度，建立健全生态环保价格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使得绿色发展进程前所未有地加快。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特别是2020年党中央提出，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充分显示了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环境就是民生，青山也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等重要论述，已成为全国人民践行绿色发展的指引。

2018年5月18日至19日，第八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持之以恒探索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要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探索绿色发展道路卓有成效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截至2019年底，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降低48.1%，提前完成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2020年1-11月，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87.9%，全国地表水Ⅰ至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82%，都超额完成了既定目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2020年在全国9个省区继续开展民生关切点入户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对目前生态环境状况表示满意，认为“生态环境在改善”的受访者持续增加，我国环境质量改善得到了城乡居民的认可。中国积极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出世界领先的太阳能光伏、风力发电、电动汽车产业，不但正迅速推动中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化、低碳化，而且通过新能源产品出口，帮助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之路。从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看，世界上那些先行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后期或者工业化完成后才开始系统全面地治理环境污染和修复生态，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之前都经历过持续的污染和许多重大环境污染事件。20世纪40年代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50年代英国伦敦雾霾事件、日本的水俣病事件，60年代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Cuyahoga河着火事件，昭示了要治理环境污染需要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的历史过程。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相对较早认识到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行动，从立法约束、行政干预、经济激励、社会动员等多方面发力，形成全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修复生态的合力与氛围。虽然中国也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严重环境污染，但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比较看，中国在较低人均GDP水平下实现了经济增长与传统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PM10的脱钩，传统污染物排放的总量自2015年开始持续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全国生态环境质量开始持续好转。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最先开始制定和实施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的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以来的三个五年计划，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大幅度下降。

中国走绿色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的成效，正显示其世界意义。中国绿色发展的成果，不仅改善了中国人民的民生福祉，而且正从多方面显示其世界意义。中国制造业的绿色化，为全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价廉物美、对环境污染最小、碳足迹最低的现代工业品，提供了巨大的消费者红利。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为全世界提供绿色低碳的能源产品和解决方案。国际能源署在最近一篇报告中指出，中国对低碳技术的贡献，尤其在太阳能光伏领域进步带来了成本大幅度下降，且“改变了世界对清洁能源未来的看法”。

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世界各国于2015年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了历史性的《巴黎协定》，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新阶段。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双碳目标”提出及其后一系列新排放目标的提出，加快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步伐，推动了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后绿色复苏新议程。

2021年10月在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习近平发表了主旨演讲，进一步阐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习近平的这次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中国领导人的发言，特别是关于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闪光思想，在与会者中引起巨大反响。

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现代化进程中，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理念，不断健全生态文明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之路。中国以对全球绿色发展的贡献，展示了其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角色。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