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会挂到何时？
邓小平的回答令人敬佩！
史评 09-15 13:23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1980年8月21日，国际知名记者法拉奇，在几经努力后，终于争取到了在人民大会堂采访邓小平的机会。而在采访开始之前，来到中国的法拉奇对一件事疑惑不已，此时的北京已经大变样了，街上没有了毛主席的画像，只有在天安门上还保留了一幅毛主席像。
对于这一奇异的现象，在采访刚刚开始之时，法拉奇面对这位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便立刻抛出了一个犀利的问题：“天安门上悬挂的那幅毛主席像，还要挂多久呢？”

听到法拉奇的这个问题，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十分紧张，可接下来邓小平的一句话，却让以犀利出名的法拉奇对他赞赏不已。那么，邓小平究竟是如何回答的？而法拉奇为何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

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毛泽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每一次紧要关头，毛主席都能够力挽狂澜，带领党和人民走向正确的道路。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毛泽东认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道路上所暴露的问题和不足。
在八七会议上，他提出“枪杆子出政权”，只有我党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够进行深刻的革命斗争。随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组建自己的工农武装势力，这对于以后的革命斗争意义重大。
1935年，红一方面军历经磨难到达了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重要的会议，重新审视了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的经验与不足之处。

面对中国革命未来将何去何从，毛泽东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到了红军如今所处的境遇，提出了重要的军事战略部署，他指出中国与苏联国情不同，我们应该独立自主地走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道路。
这次会议使我党开始意识到国际共产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差异。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挽救了正处于生死攸关之际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部队，从此我党开始走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以他长远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军事部署能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撼动的作用，为我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新中国成立时当之无愧的最高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的画像便被悬挂在了天安门上，供世人瞻仰。细心的人们会发现，无论从天安门广场的哪个角度来看，都能感觉到毛主席亲切的目光。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幅毛主席像历经风雨沧桑，却依旧鲜艳如初，见证着中国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1966年，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我们遭受了一些挫折。可无论遭受了什么挫折，人们都十分相信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曙光，于是人们自发开始在家中和街道两旁张贴毛主席画像。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尚待提高，物资缺乏。人们为了倡导节约的风气，纷纷穿上了耐脏耐磨的蓝色、灰色布料所做的衣服，还喊出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口号。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就是：满大街张贴着毛主席像，街上的人们都是穿着满身补丁的旧衣服。
随着人们毛主席像的狂热追求，一些生活用品上也被贴上了毛主席像。1969年，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不能搞形式主义，如果不能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即使张贴再多的毛主席像也是徒劳。

根据周恩来的会议报告内容，中共中央做出了批示：各种物品包装一律不准印毛主席像；各级领导在引导群众时要注重精神宣传，不能追求形式主义。
这份《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经出台，各级政府便迅速着手调整宣传的方式和手段。一时间，毛主席画像从各个办公室、街道、教室等公共场所被摘下来。墙壁上粉刷的大红标语也被刮掉。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改，中国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了，可是那些希望看中国笑话，打压中国的居心叵测之人，便一直抓着中国在进行经济建设时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不放，一直密切的关注着中国的一举一动。
1980年7月底，一辆吊车和一辆卡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拆除了人民大会堂前边的那副毛主席像。这件事情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国内的百姓也越来越关注中央的态度了，而国际上有一些国家甚至还进行大胆揣测，认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有大动作了。
面对国内外的关注，中共中央再次下发了关于毛主席像的文件。这份文件中明确指出，在公共场所挂太多的毛主席像，不仅会显得很不庄重，而且也不利于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形象。

国际知名记者法拉奇对中国十分好奇，如今看到邓小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似乎中国也要经历一次苏联的老路，她想要采访中国的领导人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当她得知意大利总统将于九月份访问中国时，法拉奇再也按捺不住自己，请求让总统当中间人，让自己一同前往，到北京访问邓小平。
在法拉奇的央求下，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亲自给中国大使馆打了电话，在电话中佩尔蒂尼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卓越，法拉奇作为一名国际记者，非常想要采访一下邓小平，询问一些关于改革开放的问题。

邓小平深以为然，改革开放确实为新中国带来了新鲜血液和新的生机，我国历经沧桑巨变，国内风气逐渐好转，此时正需要一个机会，重新改变国际朋友对我们的刻板印象。
这个号称是“世界第一女记者”的法拉奇，虽然语言犀利，但是她却与那些居心叵测的同行有所区别。无论受访人进行了怎样的回答，她都会据实报道，这一点令邓小平十分欣赏。

况且如今意大利总统亲自提出了这个请求，邓小平便答应了接受法拉奇的采访。经过充分考虑，双方决定把采访日期定在8月21日。这件事情迅速引起了国际上的轰动。要知道法拉奇作为“国际政治采访之母”，正是凭借她在访问中总是提出尖锐的问题而出名的。

法拉奇在采访时用词直率，堪称轰炸机般的追问，常常会使受访人不知所措，即使是纵横世界政治舞台的基辛格也被她问得慌乱不已。大家纷纷议论着，中国的这位领导人将会在法拉奇面前出现什么“糗事”。
得到采访的应允之后，法拉奇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北京。昔日的中国满街都张贴着毛主席像和标语，如今她一路走来却没有看到。而且街上的人们所穿的衣服，款式也逐渐变得多彩丰富时了。看到中国的这些变化，法拉奇心中对中国的这位新一代领导人更加好奇了。

采访如期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举行，按照惯例，我国《人民日报》等报社也派了记者前来参加这次采访，但是法拉奇却提出要进行专访，拒绝与其他记者一起采访。听到法拉奇的要求，邓小平便示意其他记者暂时离场，118厅中只留下了邓小平、法拉奇、外交部的钱其琛、翻译员施燕华和一名记录员。

采访正式开始了，法拉奇抛出的诸多问题都被邓小平一一解答，似乎一切十分平淡。正当大家十分疑惑时，法拉奇再次发问：“过去中国到处都在张贴毛主席像，可是这次我来北京却只看到了在天安门上的一幅毛泽东画像。请问，这幅画像，你们还会挂多久呢？”

法拉奇再次语惊四座，钱其琛等人的心情变得十分忐忑，他们不知道邓小平将作何回答。因为当时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探索，不可避免地走了一些弯路，如今国内正值改革之际，刚刚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他的举动将受到所有人的关注。况且前一段时间，人民大会堂前边的毛主席像刚刚拆除，便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应，大家都在看着中国将会走向何方。

听到法拉奇如此询问，邓小平心中了然，他面带微笑地回答：“过去是因为毛主席像悬挂得太多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这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因此才会拆除部分地方的毛主席像。”
邓小平接着说到：“但是在天安门上的那幅毛主席像，将会被一直保留，永远不会被摘下来。毛主席对于中国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中国人民将会永远把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接着追问：“那天安门上之前挂过的那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画像，是否被保留呢”这句话似乎是在单纯的询问画像问题，但是对于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新中国来说，更像是一句灵魂拷问：你们还会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邓小平显然是明白了法拉奇这个问题背后的真正用意，他笑着回答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只有在重大节日才会挂出这些画像，如今我们会继续按照传统，在重大节日将这些画像挂出来的。”

法拉奇听到邓小平如此机敏而又客观的回答，不由得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刮目相看。他们的采访一下子变得和谐友好起来，前前后后进行了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

邓小平在3天之内接受了法拉奇的两次采访，面对法拉奇的询问，邓小平都能够进行客观、冷静、全面的回答，这给法拉奇留下来十分深刻的印象。

采访结束后，翻译员施燕华来到法拉奇的住处，协助她整理采访文稿。法拉奇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多次对施燕华说：邓小平是一位伟人，他每一个回答都非常真实，我非常喜欢他。
最终这次采访的文稿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上进行了报道。邓小平以幽默风趣的回答，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国的崭新风采，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这个东方国家。

而关于天安门上的那幅毛主席像，值得一提的是，它并非永久不换，为了保持毛主席画像的色泽与观感，我国委派了专职人员，负责绘制毛主席像，每年在国庆前夕都会对天安门上的主席画像进行更换。
而今，毛主席像在天安门上永葆鲜艳，正如当下的中国，久经磨难却依旧屹立。


党史百年·天天读（二十）
政务：2021-04-04 16:48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重要论述

1942年4月4日，朱德在军政学院第一队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强调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性。讲话还指出：政治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不仅简单地从政治上来动员保证，而且能够照顾到军队中的物质生活。

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提出要实行“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他指出：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1986年4月4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时，谈到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指出：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6年4月4日，江泽民会见《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实施十周年工作会议代表时提出，要始终突出自主创新。他指出：发展高技术，要始终突出自主创新。只有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们才能减少对技术引进的依赖，提高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我们要立下一个雄心壮志，就是必须尽快地使我国摆脱高技术落后的局面，努力研究开发出自己的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努力创造并掌握好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努力建设强大的民族高技术产业。这是关系我们经济繁荣、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的战略之举。这篇讲话的要点以《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为题，收入江泽民《论科学技术》。

党史回眸

1947年4月4日－5月11日 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在晋南举行反攻，歼敌一万四千余人，收复县城二十余座，彻底粉碎了胡宗南、阎锡山两部的联防体系。
1990年4月4日 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
2013年4月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意见》。


党史百年天天读（二十一）
政务：2021-04-10 12:59

重要论述

1944年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七大的准备工作等。关于党的历史问题，会议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一）陈绍禹、秦邦宪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成立临时中央与召开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政治内容也不好。（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

1953年2月24日，毛泽东在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强调海军建设要自力更生，指出：我们国家穷，钢铁少，海防线很长，帝国主义就是欺负我们没有海军。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海军的建设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是不要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海军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但是不能强调海军特殊。我军的好传统不能丢。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他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他还说：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

2018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宪法的重要作用。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他指出，要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普及宪法知识，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营造良好氛围。宪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是实施宪法的重要基础。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意识，使全体人民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坚持从青少年抓起，把宪法法律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青少年从小掌握宪法法律知识、树立宪法法律意识、养成遵法守法习惯。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习宪法法律的制度，推动领导干部加强宪法学习，增强宪法意识，带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党史回眸

1948年2月24日－3月3日 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战役大捷，歼敌五个旅，共二万九千余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4月21日，收复被敌人侵占了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的延安。

1950年2月24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宣布从《通令》发布之日起，全国各地不许再有制造、贩运及销售烟土毒品之情事，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烟土毒品外，须从严治罪。对散存在民间之烟土毒品，限期交出，如逾期不交者，除查出没收外，并按其情节轻重分别治罪。对吸食烟毒的人，限期向有关部门登记，并定期戒除，如隐不登记，或逾期而犹未戒除者，则予以处罚。各级卫生机关，应配制戒毒药，宣传推广有效的戒毒药方，对贫苦瘾民得免费或减价医治。烟毒较盛的城市，得设戒烟所。到1952年底，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种植、制造、贩卖、吸食烟毒行为被基本禁绝。
1978年2月24日－3月8日 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这次大会的召开，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恢复和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1981年2月24日－3月4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陈云同志提出的执政党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对我们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2003年2月24日—26日 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
2016年2月2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201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


党史百年天天读 · （二十二）
政务：2021-05-10 18:56

重要论述
193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抗战形势问题。毛泽东作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指出：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役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张闻天发言指出：我看现在国民党军集中五十个师与日军决战，是很危险的。现在一般人有一种错觉，因胜利而轻敌。这是对日本不正确的估计。事实上国民党有人企图在相当胜利之下便进行妥协。我认为中日战争仍是持久战，这是确定的方针。现在须要全国一致坚持持久战，不要因为小的胜利而冒险。

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电报就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指出：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1954年5月10日，陈云出席全国各大区财委副主任会议并发表讲话。谈到我国工业化的特点时，讲话指出：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

1986年5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时谈到中国的改革说：中国人太多，事情比较难办，再加上底子薄，所以我们确定的发展目标不能太高，要实事求是。“七五”计划不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主要目标是实现城市改革。现在看来，势头不错。发展要有后劲，后劲要从改革中来。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城市改革的同时，农村改革还要继续进行。农村改革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明显好了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村改革，普遍出现了农工结合的局面，大办多种经营和乡镇工业，容纳了剩余劳动力。这是我们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中国还有一个广阔的天地没有开发，就是第三产业。在谈到吸引外资问题时说：中国最近通过了《外资企业法》，就是为了吸引外资。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一个长期不变的政策，不仅要管这个世纪，下个世纪的发展也还得靠它。有人担心中国的法律会变，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投资没有风险，我们会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完善还可以补充。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郑州考察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时指出，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脊梁，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还有许多短板，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党史回眸

1924年5月10日－15日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五个月以来的成绩，指出了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共产党内出现的右倾偏向，认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外的复杂环境中，要认识巩固党的重要性。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这个政纲作为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经常地普遍地宣传和实行这个政纲来扩大国民党组织，加强左派，削弱右派，并批评前一段工作中对两派采取调和政策的错误。会议提出共产党自身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批评前一段“没有十分努力去吸收工人”的错误，并制定了加强党的工作的具体措施。会议指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建立和扩大工会的组织，发展劳动运动，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会议还按照不同情况，对在工会运动方面如何帮助国民党作出一些具体规定。会议根据同国民党右派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复杂情况，适当调整了党的工会活动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党在开展独立活动时不致受过分的束缚，能够保持有灵活机动的余地。

1927年5月10日－16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选出新的团中央局，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1978年5月10日 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此文。此后，在邓小平领导、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04年5月10日－11日 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这是建国以来中共中央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胡锦涛在会上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央从推进新世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对于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2013年5月10日 我国海军正式组建首支舰载航空兵部队。


党史百年•天天读 |（二十三）
政务：2021-04-21 17:18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津南法院特别转载《党史百年•天天读》栏目，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献，翔实记录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集中展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系统反映党的思想理论创立、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

重要论述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提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电报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与坚持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因此，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

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示提出：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此前，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1942年4月21日，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系统两千余名干部参加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整顿三风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要在我们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转变看问题的方法，分析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够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看问题。如果能够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我们就能应付各种黑暗局面，就能培养出大批能独当一面的坚强干部，迎接将来的光明。他还对各级干部对于整风的态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毛泽东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提出“团结一致，争取胜利”是这次大会的方针。报告回顾一八四○年以来中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斗争史和一九二一年建党以来的二十四年历史，指出：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二十四年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党内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决议案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这次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命令还指出：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可以按照《国内和平协定》的大意，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和平协定。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二十四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新闻稿指出：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这个命令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98年4月21日，江泽民在江苏省考察乡镇企业时讲话强调，发展乡镇企业是一个大战略。他指出：我国正处在加快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阶段，农村人口这么多，完全靠国家投资、靠城市吸纳来完成国家工业化是不现实的，必须走发展乡镇企业这条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搞现代化，发展乡镇企业是一个重大战略，是一项长期的根本方针。他谈到发展乡镇企业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后发展乡镇企业，不可能再走低水平重复建设、靠外延扩张的路子，也不可能单纯依靠国家给优惠政策，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走改革开放、体制创新、依靠科技、加强管理的路子，一句话，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这篇讲话的主要部分以《推动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他指出：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这篇讲话收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2017年4月21日，习近平在视察南部战区陆军机关时强调，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扎扎实实落实好军委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努力开创部队工作新局面。

党史回眸

1938年4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对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抗战以来的经验证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尽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和发展根据地。

1949年4月21日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20日子夜起，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一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1952年4月21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2007年4月21日－22日 以“亚洲制胜全球经济——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07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


【学党史 跟党走】党史百年天天读（二十四）
政务：2021-02-20 20:38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重要论述

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谈到民主对于争取抗日胜利的重要意义时指出：抗日和民主是目前中国的两件头等大事。目前中国主要缺少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另一面却多了两件东西：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只有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谈到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及其实现的艰巨性时指出：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但实现宪政仍然是大有希望的，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国家。这篇演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1942年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报指出：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已公布改造干部学校决定，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日内亦可公布。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近来已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延安在动员中。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

2000年2月20日，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使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也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把党建设好。这篇讲话收入江泽民《论党的建设》。

党史回眸

1936年2月20日 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战，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下，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但遭到阎锡山军队的拦击。红军英勇战斗，取得很大胜利。刘志丹在战斗中英勇牺牲。3月上旬至4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十个师的兵力增援阎锡山，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为顾全抗日大局，保存国防实力，履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5月5日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1982年2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指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是关系我们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实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4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

2000年2月20日－25日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强调，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5月8日—15日，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的有关重要思想。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应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

历史瞬间
1986年2月20日，陈云为祝贺我国第三颗通讯卫星发射成功给国防科工委题词。
1950年2月20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


党史百年天天学 · （二十五）
澎湃在线04-30 04:19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安泽县妇联开展“妇联带你一起学党史”宣传活动，将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献，翔实记录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集中展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系统反映党的思想理论创立、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

重要论述

193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口号是长期抗战。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办法，有它的积极意义——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同时也有消极意义的方面——可能被坏蛋利用为压制革命势力。我们的任务，是发扬它的积极方面，防止和阻止它的消极方面，使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

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时，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谈到团结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时，他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对他们的坏的一面作斗争，而且还给他们利益，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谈到与其他阶级阶层的联盟时，他指出：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用这种办法，可以把敌人变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与本国少数亲帝分子。对我们来说，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为了这个革命目的，党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在国际上也一样。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就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力量。最后，他强调指出：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参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抄经验是要吃亏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成功的经验在一国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国如果一模一样，不改变形式，反而会导向失败。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980年4月29日，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台制片主任鲍利等的电视采访时，谈到中国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对外政策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发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

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率领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提出，各国共产党应根据各自的国情确定革命道路。他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的，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他谈到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的任务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01年4月29日，江泽民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要继续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加快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在全国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一流大学应该坚持正确的办学思想，注重形成优秀的办学传统，形成鲜明的办学风格，发展优势学科，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为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作出贡献。一流大学应该站在国际学术的最前沿，紧密结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依托多学科的交叉优势，努力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特别要抓好科技的源头创新，并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流大学应该成为继承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场所和交流借鉴世界进步文化的重要窗口，成为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的重要摇篮，努力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想，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一流大学应该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不断为祖国为人民培养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中国要实现繁荣富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要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必须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的人才。

2008年4月29日，胡锦涛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夫人及随行的访问团成员时，提出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十六字方针。他指出：两岸双方应当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切实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2016年4月29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唤起了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在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

他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国家总体目标和地方具体目标的关系。
他指出，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建设“一带一路”不是我们一家的事。“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要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我国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他指出，人文交流合作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社会基础。要加强同沿线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共同营造良好环境。要重视和做好舆论引导工作，通过各种方式，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传播好“一带一路”声音，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党史回眸

1954年4月29日 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印度政府代表团发表谈判公报，宣布双方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协商，签订了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此后，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申明上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一般的国际关系问题。次日，他在访问缅甸时，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发表《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2005年4月2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正式会谈。会后双方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是60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
2020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研究确定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学党史 跟党走】党史百年天天读（二十六）
政务：2021-02-22 12:22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重要论述

1948年2月22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发言人驳斥美国总统杜鲁门援蒋咨文的新闻稿时加写一段文字。这段文字的主要内容是：现在世界形势已变到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极端不利，而于世界人民民主力量极端有利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两年时间之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业已混乱不堪，并正在走向更大的混乱局面；而世界人民民主势力，则有极大的发展，并正在走向更大的发展局面。优势是在民主力量方面，不是在反动力量方面。在蒋介石匪帮发动内战以前，曾经得到美国帝国主义者四十亿美元的帮助，又得到日本一百万军队留下的装备，蒋介石自己有四百多万军队，所有这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比较起来，应该算得是优势了。然而仅仅一年工夫，人民解放军即已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个具体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单是金钱和枪炮的优势，单是物质的优势，不能算是真正的优势，而只有人心加物质的总和，只有掌握物质的人们，即是说，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吗？如果过去如此大量的美国援助不但不能使蒋介石匪帮得到胜利，而且使他们得到如此严重的失败，那末，五亿七千万美元的新借款又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呢？中国人民必须明白，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一定要作垂死挣扎的，我们必须准备坚持的斗争方能最后战胜他们。但是每一次卖国贼与其外国主人的丧权辱国的勾当，每一次美国反动政府给其中国走狗的新借款，已经激起并且还要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这种愤怒将转化为力量，加速蒋介石匪帮的灭亡。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谈话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75年2月22日，邓小平在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会谈时指出：制定一个国家的路线和政策，只能根据本国实际，别国的经验只能做参考。路要靠自己走出来。自己走出来的路是最可靠的路。根据我们的经验，从建国开始，就要确立自力更生的思想和路线。这条路线并不排除吸收必要的外援，但是要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会使建设更快、更扎实、更可靠些。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好国内建设。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9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布隆迪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布隆迪总统布约亚时，谈到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指出：我们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要我们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总有一部分人得益多些，另一部分人得益少些。这些问题我们要解决，也是能够解决的。

党史回眸

1952年2月22日 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实施纲要》是根据当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在总结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开始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的。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实施纲要》，8月9日公布施行。《实施纲要》明确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至1953年3月，全国已建立相当于县级及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地方47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加强了民族团结，激发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爱国积极性，推动了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步改变着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发展，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意义。
1974年2月22日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

1983年2月22日－3月2日 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了党校的改革问题，使党校尽快由短期轮训干部为主转向正规化培训干部为主，逐步实现正规化，为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干部作出新贡献。5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决定》提出，争取从“七五”计划期间开始逐步做到：凡是担任省、地两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必须经过中央党校培训；担任县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校培训；地市县级党委所管主要领导干部也必须经过地市县委党校的培训。
2011年2月22日－3月5日 因利比亚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分批组织船舶、飞机，安全有序撤离中国在利比亚人员（包括港澳台同胞）35860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
2017年2月22日 十八届中共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十八届中共中央共开展12轮巡视，巡视277个党组织，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2018年2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编制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要保持历史耐心，稳扎稳打，一茬接着一茬干，努力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历史瞬间
1938年2月22日，129师368旅两个团在井陉与娘子关之间的长生口设伏，击毙日军130余人。图为八路军在此役中缴获的山炮。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


党史百年天天读 · （二十七）
澎湃在线05-22 03:48

重要论述

194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的两项任务（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报告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直到现在都是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的。报告还谈到七大以后准备夺取城市的问题，指出：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谈到近期的国共谈判问题时指出：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任弼时作党的历史问题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从本日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结束。毛泽东的工作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952年5月21日—6月5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二年财政概算、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市场问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会议指出，我们的财政收支方针是“边打、边稳、边建”，由于朝鲜战场形势的变化，财政工作要放在和谈有可能拖延并能继续应付战争的基点上，编制今年概算要以建设第一，军事第二，行政第三。此后，“边打、边稳、边建”的财经工作方针，同“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设想有机衔接起来，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有步骤地建立起完整统一的财政体制。

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教授李政道和夫人时，谈到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建设指出：要解决具体问题，不要拖，拖是最大的官僚主义，财政拨款找万里。他对李政道提出的关于在国内培养博士后和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议，表示赞成，指出：博士后，对我来说是新事物、新名词，我第一次听到。成千上万的人回来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十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动站，要成为制度。主要是先定点，定了点后拨款，盖房子，买些必要的设备。看准了要行动。以后各行都可以参照这个办法，是使用培养，也是考核。

2014年5月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他指出，亚洲和平发展同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亚洲稳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亚洲振兴是世界发展之福。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亚洲地区形势主流。亚洲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亚洲地区安全合作进程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他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

2019年5月21日，习近平在视察陆军步兵学院时强调，办什么样的院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办学育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他指出，学校是立德树人的地方，必须坚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要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把政治建军要求落实到办学治校各方面和全过程。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要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一切办学活动都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要把握现代战争特点规律，把握陆军转型建设要求，做到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要加强顶层设计和长远谋划，拿出科学的目标图、路线图、施工图，一张蓝图抓到底。

2019年5月21日，习近平在南昌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他指出，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做好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开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就做好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提出8点意见。一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推动制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二是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创新支持政策，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多鼓励原创技术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三是优化营商环境，对标国际一流水平，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四是积极承接新兴产业布局和转移，加强同东部沿海和国际上相关地区的对接，吸引承接一批先进制造业企业。五是扩大高水平开放，把握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优质产能和装备走向世界大舞台、国际大市场，把品牌和技术打出去。六是坚持绿色发展，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强化环境建设和治理，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七是做好民生领域重点工作，做好脱贫攻坚工作，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治理。八是完善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加大对中部地区崛起的支持力度，研究提出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加强统筹协调。

党史回眸

1927年5月21日 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1944年5月21日 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同志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并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2014年5月21日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持并发表讲话，强调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历史瞬间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


党史百年天天读 · （二十八）
政务：2021-05-23 14:55

重要论述

1947年5月23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李维汉转上海局、香港分局电。电报指出：现在全国人民的各种斗争，客观意义都在搞垮蒋介石统治。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要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同一天，周恩来又电指出：为了瓦解蒋介石镇压后方的力量，应赶紧进行青年军及宪警中的士兵工作，使之由同情学生要饭吃、要和平的斗争，进到其本身要求加饷退伍的斗争。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及各野战军负责人电，作出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电报指出：一野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电报还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1981年5月23日，邓小平会见北美、日本、欧洲三边委员会成员时谈到中国倡导精神文明建设指出：我们在充分注意满足人民需要，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注意政治思想工作，其中心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要在人民中提倡，特别是教育青年要有理想、有纪律、有知识、有礼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讲四美”。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就要使人们具有良好的精神面貌。

1984年5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时指出：我们建了四个经济特区，像你们的自由贸易区一样很见效。闭关自守解决不了我们的贫穷和落后。我们制定一个战略目标，是在本世纪末成为小康社会，人均八百美元。在那个基础上，再搞三十至五十年可以接近西方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争取和平，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我再加一句话，就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是发展起来之后，也是属于第三世界。那时也不会丢掉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发展起来之后更有条件同穷朋友合作，共同发展。

2018年5月2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是加强党对审计工作领导的重大举措。要落实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求，加强全国审计工作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他指出，要深化审计制度改革，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审计理念，及时揭示和反映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要坚持科技强审，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要加强对全国审计工作的领导，强化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领导，加快形成审计工作全国一盘棋。要加强对内部审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调动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力量，增强审计监督合力。

党史回眸

1951年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驻拉萨。
1985年5月23日－6月6日 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会议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
1991年5月23日－27日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学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历史瞬间
1949年5月23日，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国民党政府军队发起总攻，占领了黄浦江堤。


【党史学习特刊（二十九）】党史百年天天读
政务：2021-04-12 17:51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重要论述
1939年4月1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派大臣及大将到华北部署大的进攻，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1940年4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致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等电。电报提出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指出：国民党当局的政策是推动各中间派向我们斗争，使其两败俱伤，并使我们得罪各中间派，陷我们于孤立。因此必须采取如下方针：当中间派迫于命令向我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求得妥协；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协。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才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种政策的性质亦是对于其他中间派作警告，使其他中间派有所畏而不敢磨擦。中央军对我进攻时亦须同样采取上述方针。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传达并进一步发挥了三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报告还提出：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解除精神上的许多负担。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这篇报告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这篇报告和毛泽东五月二十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的报告合并整理成《学习和时局》一文，于同年七月发给各地，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对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指出：新中国三十年来，不论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但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说：我们的现行政策基本上还是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可以说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还是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当然在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时，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具体问题。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同欧洲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就是根据这个思想。我们总结了我们的经验，认识到不发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太快。这个谈话的一部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为《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第二部分。

1987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时，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出：我们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是政策对头，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走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这个政策几十年不变。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中国后退了，要改变政策了，这是乱猜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要变，人民不会赞成，违背人民意志的事，绝对不会成功。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有时放得多些，有时要收得多些，这是很正常的。看到我们在某一领域里收一下，就说我们改变政策了，这是一种误解。在谈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作用时说：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和支柱。第三世界虽穷，但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不能小看自己。中国是真正的第三世界。我们在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做一些试验，对整个第三世界有益，这也是我们的义务。在国际资本垄断整个世界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发展起来不容易，要打入国际市场很不容易。

1998年4月12日，江泽民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并中央军委各同志的信中强调，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他指出：领导干部加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党领导着十二亿人口的国家，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推进改革和建设，不讲政治不行。当然绝不是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去讲政治，我们要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坚持和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讲政治要具体化，要落实在行动上，要贯彻到各行各业和各项工作中去，不能只喊空头口号。清谈政治，误党误国。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从事政治工作还是从事经济工作或别的工作，都要做到红与专相结合，都要讲政治，都要向群众做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管理工作。这封信以《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2008年4月12日，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二〇〇八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要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他指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起来，就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着力发展、以人为本、促进和谐。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生机活力，真正做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2018年4月12日，习近平在出席南海海域海上阅兵时强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坚定不移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善于创新，勇于超越，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他要求海军将士们，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坚定理想信念，弘扬光荣传统，努力锻造听党指挥、政治过硬的海上劲旅。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型作战力量，着力构建现代海上作战体系，努力增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和水平。全面落实战斗力标准，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时刻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决捍卫国家权益，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党史回眸

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
1986年4月12日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1990年4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开放方案。上海浦东新区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新区。此后，天津滨海、重庆两江等新区陆续批复设立。到2018年底，全国共设立19个国家级新区。
2018年4月12日 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展示人民海军崭新面貌，激发强国强军坚定信念。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

历史瞬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所在地商务印书馆遭到袭击，大楼上弹痕斑斑。


党史百年天天读（30） 政务：2021-04-15 17:14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重要论述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我们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各地革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兵士要暴动起来，打倒反动军官，自动对日作战，成立工农红军。

1944年4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周恩来发言指出：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毛泽东指出：这次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表示我们想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示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与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感觉我们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盟。对英、美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二十九日，林伯渠离开延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1947年4月15日，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54年4月15日，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将第四条中“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量的保证”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要实现经济发展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篇谈话的主要部分以《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7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前总统、南方委员会主席尼雷尔时，谈到南北关系问题说：目前世界上带全局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人类要发展，不解决南北问题不行。现在的趋势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发展中国家不摆脱贫困，发达国家要发展也会遇到障碍。解决的办法是南南之间发展合作，加强南北对话。只有在南方国家自己发展的基础上，这种对话才比较容易。

2011年4月15日，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二〇一一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阐述了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开放包容的学习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亚洲精神。他指出：亚洲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始终以不屈的意志和艰辛的奋斗开辟前进道路。亚洲人民勇于变革创新，不断开拓进取，探索和开辟顺应时代潮流、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亚洲人民既弘扬自身优秀文化传统，又广泛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促进了亚洲和世界共同发展。亚洲人民在掌握民族命运的斗争中曾经并肩战斗、风雨同舟。随着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亚洲人民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推动共同发展，共建和谐亚洲，要尊重多样文明，促进睦邻友好；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全面发展；分享发展机遇，共迎各种挑战；坚持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安全；倡导互利共赢，深化区域合作。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他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党史回眸

1937年4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9年4月15日 经半个月的国共谈判和分别交换意见及与各方磋商，中共代表团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中共代表团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除了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外，还要求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就地停战。至此，它自己揭穿了“呼吁和平”的假面具。

1954年4月15日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1997年4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正式确立土地用途管理制度。2006年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

2006年4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指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继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我国新阶段总体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14年4月15日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历史瞬间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


党史百年天天读 · （三十一）
政务：2021-05-27 18:18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重要论述

1951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听取陈赓、解方关于朝鲜战场情况汇报时，谈话指出：
（一）志愿军总的政治任务是轮番作战。打法上同意彭德怀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在夏秋冬三季内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
（二）应加强政治工作，使全体干部和战士对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但同时应指出胜利条件，强调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三）组织上完全同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高效率”的原则。
（四）入朝部队六个月左右换班。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谈话中提出现在的局势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谈话指出：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就不可能改变局势。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81年5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时说：我们政治上强调民主和法制。只有加强民主和法制，才能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在全国形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我们才能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总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立足于自己。我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要使我们摆脱落后的状态。

1996年5月27日，江泽民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实现我国跨世纪建设蓝图的关键措施，这是中央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而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历史的必然抉择。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还受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比较低，以及资源、人口、环境等方面问题的严重制约。在国际经济竞争和国际关系中，我们既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优势的压力，又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能否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将决定我国未来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重大作用，大幅度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

党史回眸

1949年5月27日 第三野战军解放我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第二野战军集结于浙赣线进行战备休整，随时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反击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上海地下党组织在配合人民解放军中起了重大作用。30日，中共中央祝贺上海解放的电报中说：“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匪破坏计划大部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上海前线人民解放军、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和上海全市的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1953年5月27日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向党中央呈送他1953年春带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调查后写出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几年来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和经验，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将其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最有利于将私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调查报告还指出，随着企业的改造，这些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得到改造。这个报告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63年5月27日 国务院发布施行《森林保护条例》。
1985年5月2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教育体制改革的措施、步骤和目的，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2011年5月2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历史瞬间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歼灭退守上海的敌军15万人，解放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


【党史百年天天读】（三十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建设的展开
2021-09-09 17:59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建设的展开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

旧中国经济本来极其落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战争更使它遭到严重的破坏，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紧迫任务。党和政府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方针，全力恢复国民经济。

农业方面，党在发扬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逐步推动个体农民之间的劳动互助。国家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增加，并集中力量治理了淮河和修建了荆江分洪、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等骨干项目，初步改变了旧中国江河堤岸年久失修、水患频繁的状况。各地还大力整修水渠塘堰，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4万吨增加到16393.1万吨，增长44.8%。

工业方面，重点放在恢复国计民生急需的矿山、钢铁、动力、机器制造等行业和主要化学工业，同时恢复和增加纺织及其他轻工业生产。在地区分布上，以恢复东北工业基地为主，同时兼顾内地工业，有计划地新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到1952年底，主要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产量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交通运输业方面，国家用于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共17.7亿元，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22.6%.基本恢复了原有的铁路网，重新连接华北和华南。完成了穿越大西南腹地的成（成都）渝（重庆）铁路和西北地区的天（水）兰（州）铁路的修建。成渝铁路是清末就筹款准备兴修的川汉铁路的一段，拖了近半个世纪未能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两年就建成通车。国家还新建和改建了一些主要干线及县、乡级公路，全国公路通车里程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50%以上，通往“世界屋脊”的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于1950年开始兴建。1954年12月，贯通“世界屋脊”的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

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是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经过几年的努力，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流通领域的主渠道。到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包括各种门类的统一的国营商业体系。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后，为解决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导致的问题，政府采取扩大对私营工厂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以提高农村购买力、调整税收负担、适当收缩国营商业、教育私营企业工人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等措施，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使私营工商业得到很大发展。

经过全国人民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新中国成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多。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增加，收支平衡。城乡人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国营经济比重上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工业生产力的地位得到加强，现代工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为我国开始由农业国逐步转变为工业国打下了基础，进而确保了整个国家经新民主主义稳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除旧布新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在到来，其他各方面的建设都有相应的发展。
文化建设，一是要适应和推进政治变革，二是要适应和推进经济建设。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党领导了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掌握舆论工具，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指导地位。在接管城市中，把作为舆论宣传、大众传播重要工具的报纸、刊物、电台、通讯社等文化事业，完全置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为系统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51年至1953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三卷，1955年开始翻译出版《列宁全集》，1956年开始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教育改革方面，除了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反动政治教育，使马列主义教育进入学校外，还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解决教育向广大工农群众打开大门的问题。针对旧社会劳动人民难有受教育机会的状况，党和政府确定了“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二是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1951年底至1953年，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幅度扩大招生，适应了工业化建设对专业人才的急迫需要。

文艺工作方面，继续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还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为繁荣我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生活，创作出一批以革命战争、社会改造为题材，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的优秀文艺作品。

科学工作方面，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央要求，以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指导建立地方科研机构，同时发展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科研机构，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到1955年底，全国科学技术人员已达40余万人，专业科研机构超过800个。这支力量在国家各项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医疗卫生工作方面，党和政府提出了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农村、城市街区和工矿企业，普遍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以及各种专业防疫机构和防疫队伍。同时，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城乡落后的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了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党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1951年9月，北京大学12位著名教授响应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京、津高校随即开展了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同年9月2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勉励一切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后来，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大多数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肃清封建买办思想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从而由民族的、爱国的立场前进到人民的立场，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

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特别是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央军委系统总结了同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的经验，推动人民解放军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逐步实行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
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实现诸军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是建设现代化国防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条件。遵照中央军委指令，人民解放军进行大幅度精简整编。同时，对军队领导机关的组织编制进行调整，在原有陆军的基础上先后组建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等军种，以及炮兵、装甲兵等各兵种领导机关及其所属部队，人民解放军初步发展成为军兵种较为齐全的军队。

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1954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布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挥人民解放军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为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提高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195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审定了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安排。1955年1月，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毛泽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历史证明，重点突出尖端技术的发展，是一项很有远见、很有胆略的战略决策，对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国际局势总的趋向缓和，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估计，1956年3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首次明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人民解放军执行战备任务和进行军事训练指明了方向，使军队正规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

为了给国内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党要求在外交方面展开积极的工作和斗争。
为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我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表述后来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突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在国际社会中被普遍接受，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朝鲜停战以后，亚洲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是，美国不仅不想从朝鲜半岛撤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且其海军舰队继续盘踞在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并企图从印度支那地区扼制中国。这种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1954年4月，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卓越的外交斡旋，促使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法国从越南、老挝、柬埔寨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独立地位。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增强了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在会上鲜明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受到与会各国的赞同，打开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促使中美两国于1955年8月开始大使级会谈。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和外交斗争，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联系，显示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到了较为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加强党在全国执政后的自身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党十分重视在执政条件下党组织自身的建设。1950年5月，针对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党内一部分人滋长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严格地整顿全党的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

1951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整顿，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对每一个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和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整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经过整党，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增强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同时，各级党组织积极而又谨慎地发展新党员，党员人数由整党前的580万人发展到636. 9余万人，党的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总的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的精神面貌是比较好的，继续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中央从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以来形成的坚强团结，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条件下继续保持下来。一个坚强团结的党，一个为党所确定的正确目标而一致行动、努力奋斗的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各项工作取得顺利进展的最重要的保证。


党史百年天天读 · （三十三）
澎湃在线06-02 07:27

重要论述 1925年6月2日，周恩来向黄埔军校学生作题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讲演。讲演着重论述了军队的性质和组织，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

1945年6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毛泽东指出：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会议在听取并讨论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时，毛泽东指出：选举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才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所有同志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总有一天还会出来。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

2004年6月2日，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我们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依靠全党全国人民思想认识的普遍提高，依靠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措施，依靠科学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也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我国科技界和广大科技人员要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科技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更要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起到先锋作用。

他指出：要从科学的角度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且涉及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自然界的复杂关系，涉及人与经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我们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从多因素、多层次、多方面入手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自然形态的大系统。我们不仅要从科学理论上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而且要从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各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方面来确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周密的科学解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他指出：要在全社会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

2020年6月2日，习近平主持专家学者座谈会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要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时刻防范卫生健康领域重大风险。只有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他指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要立足更精准更有效地防，在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功能定位、提升专业能力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他强调，要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之急，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提高评估监测敏感性和准确性，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实时分析、集中研判的能力。
他强调，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经验，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方式方法，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

党史回眸

1949年6月2日 解放军攻占崇明岛，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京沪杭战役是渡江战役的第三阶段，战役目的是解放武汉、上海地区。

1996年6月2日 国家重点项目秦山核电站二期主体工程开工。工程设计装机容量为两台65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总投资148亿元，电站设计寿命为40年。2004年5月3日，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2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中国内地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管理和自主运营的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全面建成投产。

历史瞬间

1931年6月，红七军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兴国县，编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


党史百年天天读 · （三十四）
政务：2021-06-04 17:18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重要论述

1947年6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共中央局、战略区领导人电。电报指出：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过去需要破坏的铁路，现在一般地已无此种需要，相反，如果现在还不停止破坏铁路，我们就将做出错误。因此，从现在起，除作战时因为战术上的某些需要，我军所到之处，对于铁路员工及铁路上的铁轨、枕木、路基、桥梁、涵洞、车站设备等项，一律加以保护，并劝告人民一律保护。此外，对于一切普通公私建筑物、道路、桥梁、矿山、工厂、机器、军用或民用物资，均照上项原则，除战术上必要者外，一律重申禁令，不得破坏，即使暂时可被敌利用，亦不要破坏。

1950年6月4日，毛泽东审阅、修改刘少奇准备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并致信刘少奇，对土地改革和划分阶级中涉及的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区别与联系作了阐述。信中指出：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中，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具、牲畜等。粮食是农民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我们将从地主手里没收的粮食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列在一起称为生产资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粮食具有资金的性质。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佃农对地主的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是生产关系。过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这封信和毛泽东修改的两段文字，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并阐述了军队精简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他谈到中国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指出：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他谈到军队建设问题指出：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这篇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6年6月4日，江泽民在河南省考察农业和农村工作时讲话提出，要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对农业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体系。他指出：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外情况表明，在这个阶段农业往往容易被忽视。发达国家在经历这个发展阶段时，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农业衰退，农产品主要依靠进口，等初步实现工业现代化后，再回过头来支持和加强农业；一种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农业，不仅防止了农业的衰退，而且使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我国是一个大国，有十几亿人口，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绝不能削弱，而只能加强。要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在农村经营体制上，要全面、深刻地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对于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要坚持长期稳定，又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和提高。要通过不断探索，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对农业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这篇讲话以《加强农业基础，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为题，收入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党史回眸

1925年6月4日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创刊，由瞿秋白主编。这份通俗的政治性小型报纸，每天出版8开4版一张。《热血日报》在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及时宣传报道上海和全国各地反帝反封建的群众爱国运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战斗性的同时，还注重文章的通俗性、群众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让一般的工人和市民群众都能看懂。《热血日报》只出了24期，6月29日就被租界巡捕房查封而停刊。它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83年6月4日－22日 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邓颖超为全国政协主席。
1997年6月4日 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随后，科技部组织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又称“九七三计划”）。
2019年6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

历史瞬间

1925年6月4日，为加强五卅运动中的反帝宣传，中共中央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


党史百年•天天读 | 第三十五期
政务：2021-05-12 11:11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津南法院特别转载《党史百年•天天读》栏目，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献，翔实记录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集中展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系统反映党的思想理论创立、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

重要论述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郊外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军事指挥的认识，研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危急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1980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卡拉汉时，谈到中国四个现代化目标指出：我们是讲实际、从实际出发的。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不同于包括你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中国人口太多，要达到你们那样的现代化，人均年收入五千至七千美元，不现实。所以，我们提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平均每人年收入达到一千美元，变成“小康之家”，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他谈到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达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还要继续执行现在的在道义上、政治上帮助第三世界的方针政策。中国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1984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尼日尔国家元首、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孔切时阐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指出：中国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概括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反对霸权主义。第二，维护世界和平。第三，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不反对霸权主义，和平就靠不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使世界不得安宁，美苏两家不管哪一家得分，吃亏的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维护世界和平问题指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我们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只要欧洲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

党史回眸

1958年5月12日 第一辆“东风”牌国产小轿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出产，标志着我国汽车工业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此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技术水平再上新的台阶，成功地制造出我国第一辆“红旗”牌轿车。

2008年5月12日 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我国组织开展了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夺取了抗震救灾斗争的重大胜利。

历史瞬间
1931年3月，国民党政府调动2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图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发出的作战命令。


【党史百年天天读】（三十六）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
澎湃在线 09-19 15:55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各方面工作的艰难进展

1966年，正当我国克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此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到1968年9月，全国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无政府状态。10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使得各方面工作有了明显起色。1973年8月召开的十大继续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的十大以后，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使身处反复动乱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

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考虑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由于“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累积发展，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最终酿成了内乱。

“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人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对“左”的错误的斗争直没有停止过。正是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一定进展，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但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文化大革命”初期，动乱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系统未被打乱，特别是五年调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所以1966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仍然取得比较好的成绩。1969年以后，随着国内局势稍趋安定，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着手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他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加强了对经济的计划管理。1969年的国民经济扭转了前两年连续下降的局面而有所回升。1970年经济建设中，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重点是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全面铺开，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迅猛发展。到年底，当年经济指标以及“三五”计划主要指标大体完成。
1971年，我国开始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忽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矛盾，继续追求高指标，经济建设的冒进之风有增无已。1972年至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3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在此期间，我国第一次把人口控制指标纳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制定了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文件，陆续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对我国此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三线建设成果引人注目。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提出三线建设问题，随后三线建设开始启动。1970年7月至1973年10月，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铁道兵指战员和铁路工程建设人员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克服重重困难，相继建成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此外，在建和建成的大型企业还有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等等。在金沙江边，建设者“三块石头支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依靠人力搬运成千上万吨的大型机械，终于建起“象牙微雕”式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三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设施相继建成。196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经过改造的宝成铁路成为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1974年，我国建成大庆至秦皇岛的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道。

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于1975年11月发射成功。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功提取出一种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1973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
科技战线上的这些重大成就，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战略防御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邓小平后来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成就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排除干扰、共同奋斗的结果。

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工作受到干扰冲击。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这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提供了机遇。经过多方面努力，到70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打开新的局面，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
局势转变的关键一环，是中国同美国关系的缓和。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维持它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要应对苏联的挑战，迫切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应对苏联当时对我国安全所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国家统一大业，要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需要缓和同美国的关系。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表示有意改善中美关系。1971年4月，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出人意料地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消息震动了世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这是中国外交战线的一个重大胜利。从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9月25日来华访问。中日双方于9月29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到1973年底，我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发展。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改善和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另一个显著成就，是发展了同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形成又一个更大范围的建交高潮。中国先后同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这些国家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国真诚维护并努力促进这些国家之间的团结，为打破大国欺侮小国、富国压榨贫国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奋斗。
还在7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估计。他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对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发挥过重要作用。7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0多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我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前提，打下了基础。

1975年的全面整顿

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
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等等。
整顿铁路部门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党中央于1975年3月5日作出决定每桌中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并派出工作组，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在一些单位撤换一批派性严重、不停捣乱的坏头头，平反错案，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

这期间，党中央在组织工作中采取一些重要举措，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使被打倒的老干部尽快恢复工作。军队整顿在解决“肿、散、骄、奢、惰”，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落实干部政策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文艺工作方面重新强调党的“双百”方针，解除对一些优秀作品发表和演出的限制。特别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在工业、科技领域系统地提出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确立正确政策的要文件，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经过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照“四五”计划基本完成。邓小平后来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6年1月8日，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怒。自3月下旬起，各地群众冲破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锋芒直指“四人帮”，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
1976年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逝世。
1976年9月9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党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深思虑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遭到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自己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以未曾想见的形式，暴露出当时党和国家在体制、政策、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正如邓小平总结1957年以来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了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我们党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提出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个步骤，进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两个阶段；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尊重价值法则，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