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编制资源是重要政治资源、执政资源，机构编制工作在加强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建设、深化机构改革、优化党的执政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完善党和国家机构法规制度，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提升机构编制工作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是继承和发扬党管农村工作优良传统、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确保新时代农村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机构编制资源是重要政治资源、执政资源，机构编制工作在加强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建设、深化机构改革、优化党的执政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完善党和国家机构法规制度，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提升机构编制工作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机构编制工作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完善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提高效率效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和组织保障。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机构编制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组织部、编办要协助党委抓好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加强配套法规制度建设，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会议指出，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是继承和发扬党管农村工作优良传统、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确保新时代农村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强调，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加强党对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集中精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加强农村党的建设，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服务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更好服务群众，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书——解读《“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06-03 09:47本文转自【新华网】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新华社记者周玮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2日公布，未来五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绘就蓝图。文化和旅游部政策法规司、公共服务司、产业发展司、资源开发司相关负责人就这一规划进行深入解读。

全面推进“一个工程、七大体系”

锚定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提出到2025年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根据规划，“十四五”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的重点任务是全面推进“一个工程、七大体系”：实施社会文明促进和提升工程，构建新时代艺术创作体系，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体系，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完善现代文化和旅游市场体系，建设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交流和旅游推广体系。

政策法规司司长张永新表示，《“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集中体现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要举措等，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书。

努力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

“十三五”期间，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四梁八柱”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更加健全。

公共服务司副司长闫晓东说，“十四五”时期，将努力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机制，引导优质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更多向农村倾斜。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营造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高品质文化空间，支持公共文化机构优惠提供特色化、多元化、个性化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健全支持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引导群众文化活动与时俱进，推动内容和形式深度创新。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数字化发展。推动公共文化场馆智慧化运营，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智慧应用场景。
——强化创新示范，调动激发基层内生动力。完善示范和试点机制，引导形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创造的新格局新风尚。

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催生新发展动能

“十三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繁荣发展，2015年至2019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2.7万亿元增长到超过4.4万亿元，年均增速接近13%，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3.95%上升到4.5%。

产业发展司副司长耿军说，“十四五”时期，我们将以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催生新发展动能，加快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接下来，文化和旅游部将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上云用数赋智”。推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支持各地制定消费促进政策和举办消费活动。促进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深化文化产业国际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产业合作。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特色化旅游需求

旅游是幸福产业，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旅游产品多样化、高品质、特色化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资源开发司司长单钢新说，“十四五”期间，我们将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坚持旅游为民、旅游带动，坚持科技赋能、创新驱动，不断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

在大众旅游方面，“十四五”时期将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旅游产品体系，加大国家文化公园、红色旅游、乡村旅游、体育旅游、冰雪旅游、海洋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新产品开发。推动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扩大假日消费，满足大众旅游需求。

在智慧旅游方面，将推进智慧建设，深化“互联网+旅游”；打造智慧产品，让旅游资源借助数字技术“活起来”，积极培育“网络体验+消费”发展新模式；加强智慧管理，推进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常态化；提升智慧服务，推动智慧旅游公共服务模式创新；加强智慧营销，建设网上旗舰店和便捷的营销网络。


专家研讨丨数字乡村建设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
06-03 22:39人民智库官方帐号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当前，我国乡村建设、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其中，数字乡村建设是通过发展数字乡村经济、建设数字乡村社会、开展数字乡村治理，以数字化转型驱动乡村生产方式、乡村生活方式和乡村治理方式发生变革。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坚实保障，可以促进乡村发展难题的解决，切实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饶静认为，数字乡村建设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其不仅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基础保障，而且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市场和需求，并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程名望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然而，我国目前仍然面临着数字鸿沟、农村人口结构不合理和农村居民数字信息素养欠缺等方面的挑战，对此，需通过制定一系列相关公共政策予以应对。

数字乡村建设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有何重要意义？

1、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保障。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以及人居空间三者融合发展并进行数字化转型，从而有效保障粮食安全、水土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形成良好的人居环境，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保障；
2、有助于形成强大有效的市场供给。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穿透经济循环中的堵点，使劳动力要素畅通有序流动，形成强大有效的生产供给体系；
3、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市场和需求。可以利用财政投入进行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催生大量的经济新业态，推动乡村产业重构，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推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进一步形成；
4、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快形成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保障。

数字乡村建设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存在哪些挑战？

1、数字鸿沟问题成为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的制约因素。农村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成效，并可能导致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内部出现更大的贫富分化；
2、农村人口结构给数字乡村建设带来挑战。现阶段中国农村地区的现实情况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在农村人口结构中仍然占据较大比例，新形势下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也为数字乡村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
3、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不足会降低数字乡村建设的福利效应。数字技术的扩散对于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具有不确定性。农村网民很容易受到网络负面信息或虚假信息的影响，为数字乡村建设以及社会和谐构成隐患，也会给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带来挑战。

更多精彩观点

01.数字乡村建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意义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培育大规模完整的内需体系来夯实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并通过稳定的国内经济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其中，数字乡村建设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以下作用和意义：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保障。

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以及人居空间三者融合发展并进行数字化转型，即通过科技创新，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以及生态保护进行深度融合，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形成高质量且稳定的生态系统，从而有效保障粮食安全、水土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形成良好的人居环境，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保障。

有助于形成强大有效的市场供给。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但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经济，在城乡融合发展以及整体经济运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堵点。数字乡村建设能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科技创新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打通农业生产中的堵点，改变中国农业竞争力弱、资源消耗大的现状，助推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在市场供给方面实现突破。

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发展生态经济以及休闲文旅产业，形成农村经济新业态，突破产业瓶颈、加强创新供给，进而有效提升供给能力。数字乡村社会的建设致力于提供城乡统一的智慧公共服务，这提升了农村人口的幸福指数，也为农村劳动力供给提供了良好条件，使劳动力要素畅通有序流动。在数字乡村治理方面，数字技术助推构建农村宅基地、建设用地、农业用地等资源资产的数据管理平台，畅通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资源资产要素流通渠道，穿透经济循环中的堵点，形成强大有效的生产供给体系。

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市场和需求。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资源一直是我国拥有的巨大优势，但乡村的市场资源仍处于较弱的地位。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首先可以利用财政投入进行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市场需求；
第二，数字乡村经济的发展会催生大量的经济新业态，推动乡村产业重构，激发产业发展活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
第三，乡村居民可以运用数字技术，通过电商平台购置商品，使得乡村居民的消费产品种类越来越丰富，消费方式的网络化程度逐步提高，消费层次稳步提升，内需潜力得到有效释放，有利于推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进一步形成。

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治理有效：

一方面，通过开启“互联网+党建”新模式，乡村基层党组织以在地化为基础，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战斗力和凝聚力，增强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工作的能力。同时，乡村基层党组织通过线上平台建设，丰富了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方式，可以有效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和需求，提高及时精准回应群众需求的能力。数字乡村建设也为基层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新路径，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升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

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法律服务”，数字乡村建设可以帮助农村居民了解、学习法律知识，增强其法律意识，加强法治乡村建设。另外，通过乡村文化数字化建设，可以有效宣传乡村文化成果、促进乡风文明。由此可见，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可以加快形成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保障。

02.发展数字乡村经济，推动农村产业升级

数字乡村经济内涵丰富，包括农业生产、乡村旅游和文化产业、生态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乡村经济新业态等。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并不是要大力推广“植物工厂”等智能化生产车间，而是要在现有水土资源以及生产力的基础上，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包括农业生产基础数据库建设及应用、农业生产及装备智能化发展、数字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和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系统等。

其中，农业生产基础数据库建设是重中之重，包括通过航空遥感、无人机等技术，监测土壤墒情、病虫害、水情水文，建立智慧农田和水利调度管理系统；通过物联网等技术，建立农业投入品（种子、农药、化肥、农膜）的登记、追溯和监管智能数据系统等。农业生产及装备智能化发展包括数字种业、大田作物精准播种、精准施肥施药、精准收获的技术应用；设施园艺、畜禽水产养殖智能化应用；北斗导航助力农机作业、物联网监测农机深松整地以及农业机器人研发应用等。数字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私人定制”农业气象土水数字信息分析和科技咨询，提供生产方案、病虫害防治、播种和收获等个性化生产性服务。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分析检测、农产品自动化分级包装、智能温控冷链物流技术应用等。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系统指提供重要农产品生产供应、市场价格、供需监测预警等大数据服务。

乡村空间不仅包括农业空间，还包括生态空间和人居空间。因此，数字乡村经济也包括生态经济和文化旅游休闲经济的数字化应用和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数字生态经济指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实现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以及耕地质量的数字监测和评估。在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中，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建立生态保护地区和受益地区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在森林、草原和湿地等地区的生态补偿过程中，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周边居民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在乡村空间中，农业的绿色健康发展和生态功能的高质量实现，为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和文化产业提供了基础。同时，随着“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及“算法”技术的运用，发展出了“直播带货”“村居民宿”等农村经济新业态。

03.开展数字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数字化指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乡村治理信息化、智能化和现代化。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应建立“县乡村组四级联动”的乡村基层治理数字化体系，涵盖党建、政务、宣传培训、社会治理以及资源资产管理等内容：

数字乡村党建指对乡村基层党员管理考核、教育培养和组织活动建设的数字化。数字技术可以有效管理党员，实现对于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的动态管理。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党建工作。

数字乡村政务则是在乡村空间中推动政务服务以及公共服务综合信息数据平台建设，实现政务服务评价和绩效监督体系的数字化，使办事群众可以实现“一网办理”，县级职能部门可以突破数据壁垒高效安全处理政务，乡村基层组织可以实现政务畅通并减轻其官僚化和形式化负担。数字乡村政务应以乡镇为核心，将乡镇建成服务农村居民的区域中心。

数字乡村宣传和培训是指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包括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乡村文化网络，实现民间非遗记录数字影像云端化以及农村人才培训数字化等。

数字乡村社会治理主要是指基层群众自治、社会组织管理、平安乡村建设和疫情防控等领域的数字化。通过平安乡村建设，特别是疫情防控实践，大部分乡村实现了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网格化管理机制、应急管理机制的“线上+线下”联动，提升了基层组织进行信息收集上传和具体行动应对的社会治理能力。开展数字乡村社会治理要继续推动数字技术应用于加强群众参与、深化自治实践等方面。

数字乡村资源资产管理是指通过建设并运用乡村宅基地数据管理平台、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信息数据平台、土地经营权流转拍卖平台等，实现乡村资源资产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推动资源资产高效透明管理。通过数字化治理，能够明晰农村集体等各产权主体的权益，有效保障农村集体及其成员的收益，从而推动城乡经济融合发展。

04.数字乡村建设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分支，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意义重大。作为典型的通用目的性技术，数字技术的潜能更多地体现在为其它领域的改进、开放和优化提供解决方案，并与各行各业构成紧密联系，实现传统产业链的改造升级。

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将信息技术深入渗透到农业生产与销售的各个过程，降低农业资源要素运行的交易成本，使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土地和农业资本得到有效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并扩大了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推动农业管理和生产方式不断创新，为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

此外，农业作为一种弱势行业，往往需要面临来自自然界和市场的众多不确定因素，而“互联网+农业”“智慧农业”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为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为突破农业技术瓶颈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此同时，由数字技术普及所推动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能够将农业生产、流通各环节与消费者和市场深度融合，减少了市场参与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强化了农业抗风险能力。

最后，京东、淘宝和拼多多等互联网平台的出现，有利于拓展农业销售市场、推动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有效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全面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05.数字乡村建设是农村现代化转型的新活力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史，传统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对当代农村的影响仍然深远，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和解放农民思想的重要障碍。数字技术的普及有利于促进现代发展观念的传播，打破由于制度因素和地理因素而造成的城乡分割格局，推动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引发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而由互联网普及所带动的数字化办公极大地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效率，同时，“电子政务”的发展减少了政府部门同广大农民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有利于农民群体积极参与到社会互动中，也有利于增强政府回应性，从而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人性化程度，增强农民的社会认同感和幸福感。

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提升农村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对进一步深化农业现代化改革大有裨益。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就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置（以下简称“三权分置”）作出进一步指示。“三权分置”是中国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对提高农业生产率、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户自身对政策的认知对于提升土地政策的实施效果至关重要，然而，由于农户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难以全面、客观和理性地理解土地政策以做出科学选择，使得新一轮土地政策面临执行障碍和难点。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村土地政策相关信息的广泛传播，有利于农户从多角度理解国家土地政策的制定初衷和目的。同时，农户也可借助互联网寻求社会支持，并根据自身状况进行科学判断，降低其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从而推动新时期农村土地政策的顺利有序实施。

06.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开展，并已取得初步成效，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术普及率稳步上升。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5.9%。而在智慧乡村、智慧农业以及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方面，数字乡村建设也已取得可喜成绩，例如，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在2020年达到1.79万亿元，而截至2020年6月，中国已拥有5425个淘宝村。

然而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仍然处于相对初级阶段，以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农村现代化转型仍然面临众多挑战和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数字鸿沟问题成为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的制约因素。

自互联网技术诞生以来，数字鸿沟便成为社会各界诟病信息技术红利的主要视角之一。数字鸿沟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各群体在经济状况上的差异，从而使其在接入和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方面出现了差距。农村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成效，并可能导致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内部出现更大的贫富分化，即“马太效应”。中国地域广阔，区域发展差异明显，这决定了中国农村数字鸿沟现象的复杂性，其不仅体现为区域间的数字鸿沟问题，如东部和中西部，也体现为农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此外，数字鸿沟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维度的，即数字鸿沟不仅存在接入鸿沟（即一级数字鸿沟），也存在数字技术使用和网络信息鉴别能力等方面的二级或三级数字鸿沟。

数字乡村建设应该充分考虑中国农村数字鸿沟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扩大农村地区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覆盖范围和受众人群，降低农村居民接触信息技术的成本，因时因地制定相关信息化投资和干预政策，以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数字鸿沟。此外，应统筹全域信息化发展战略，完善各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共享机制，例如，要积极鼓励东部农村电商发展较好的地区向中西部农村传授经验，扩大并增强数字乡村建设经验的分享范围和强度。

农村人口结构给数字乡村建设带来挑战。

人口结构因素也是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接入和使用往往对其使用者具有一定的门槛。根据创新扩散理论，技术采纳者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来源于技术的复杂性，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往往更容易熟练掌握复杂的数字技术并利用数字技术指导其日常生产生活。同时，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数字技术更新换代速度较快，这对数字技术采纳者有了更高的要求，而教育资本是数字技术采纳者能够更快掌握并适应日新月异且复杂的数字技术的重要保障。但是，现阶段中国农村地区的现实情况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在农村人口结构中仍然占据较大比例，这就必然要求应首先做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提升工作以助力数字乡村建设。

另一方面，新形势下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也为数字乡村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前，老龄化是全球众多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老龄人口的增加可能会给地区“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带来众多不确定性。通常来说，与年轻人口相比，老龄人口更难适应复杂的数字技术。并且，老龄人口对快速更新换代的数字产品和应用的接受能力可能更弱，从而造成老龄人口中的数字技术普及率偏低。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60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比例高达46%，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明显低于非网民人群中该年龄段人口所占比重。

此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仍然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趋势，而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通常相对年轻且受教育水平较高，这使得农村留守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更加复杂。年轻同伴或亲属通常是老龄人口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群熟悉和使用数字技术的重要渠道，而由于农村地区很多年轻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使得留守的老龄人口接触数字技术的能力受限，这也会给数字乡村建设带来阻碍。

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关注到农村人口结构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潜在挑战，并做好相关的政策优化，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工作，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并做好农村地区的数字技术培训工作和信息化推广措施。针对农村老龄人口，应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设施使用环境，以使老龄人口更容易接触数字技术。此外，数字化产品的设计也应该考虑农村老龄人口的特点和需求，让老龄人口更容易使用数字产品。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不足会降低数字乡村建设的福利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丰富农村地区的物质资料并使农民富起来，也需要关注如何通过普及数字技术使农民真正幸福起来，并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然而，数字技术的扩散对于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具有不确定性。在有关幸福感的文献中，学术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个人相对收入对其幸福感具有决定性作用。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人们在缺乏客观评判标准时往往选择以他人作为比较对象来评判自我的状况或能力。

与前数字时代不同，数字时代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范围及强度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数字时代，互联网等新兴技术逐渐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方式，远程通讯成为可能，通过各类互联网搜索引擎、平台和应用程序等，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到世界各地其他人群的生活状况及相关信息，社会比较的范围和强度都在增加。但是，数字技术在扩大了社会比较对象数量和范围的同时，也可能会增强人们的物质欲望，从而降低其幸福感。此外，在数字时代，互联网使得每个个体都可以同时成为新闻的接受者、传播者和制造者，互联网使大众媒体更加“私有化”“多元化”和“碎片化”。而根据心理学和信息传播学中的负面偏见理论，受众往往对负面信息或新闻有更强的偏好，因而网民可能会更倾向于关注网络上的负面信息（如贫富分化、腐败、环境污染等），进而增强负面情绪，降低其幸福感。

对于广大农村居民，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他们对网络信息的鉴别和再加工能力有限，以至于现阶段很多农村网民对网络信息的处理还处于粗糙吸收阶段，缺乏理性对待网络信息并科学利用互联网信息指导其生产生活的能力。因此，农村网民很容易受到网络负面信息或虚假信息的影响，为数字乡村建设以及社会和谐构成隐患，也会给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带来挑战。

提高农村居民的信息化素养对高质量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大有裨益，且刻不容缓。特别地，提高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仍然是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技术采纳率，更有利于提高其信息化素养以充分享受数字乡村建设所带来的福利效应。